张博树：从高中政治教材编写看“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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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政治教材编写看“党化教育”

张博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前后两个文本之比较分析
二、从教材编写过程看知识分子的心态
    高中“政治教育”历来是中共党化教育的重镇。2004年3月2日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根据这个标准，从2004年秋季起新设计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将与高中其他学科在部份省（市、区）进行实验。高中其他15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已于2003年由教育部颁发，政治课的课程标准是颁布最晚的一个。

    出于偶然，笔者于2004年2至5月受邀参与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组织的高中政治课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从中了解到高中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的情形。据我所知，这个“课程标准”从起草到最后定稿，前后共有13稿之多；先前的“征求意见稿”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并体现在若干课程的设计中，但最后的定稿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党化教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比较这些不同文本，将有助于了解威权主义条件下中共党化教育面临的困境和实施过程的某些新特点。此外，参与教材编写使我有幸结识了一批同行，并在第一现场观察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种种心态。如实记录这种心态，从威权主义知识社会学的材料积累和学科建构角度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前后两个文本之比较分析

    笔者比较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先后两个不同文本，一个是2003年12月的“征求意见稿”，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一位官员证实，这是第八或第九稿，另一个是2004年3月正式公布的定稿。这两个文本都有“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4部份。“前言”说明“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

    关于“课程性质”，“征求意见稿”说：“本课程是一门对普通高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思想政治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提高参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弘扬民族精神，扩展国际视野，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而“定稿”说：“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从后者的党化教育的老套子中可以发现，前者中“扩展国际视野”一语在“定稿”时被删除了，删除这句话的意义将在下文讨论。

    关于“课程的基本理念”，“征求意见稿”的表述如下：“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统一；2、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与鼓励学生自主成长相结合；3、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4、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定稿”的文字如下：“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2、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3、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4、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5、建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征求意见稿”中第一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统一”在“定稿”中变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而第二点“注重思想政治方向教育与鼓励学生自主成长相结合”，在“定稿”中变成了“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在中国的威权主义条件下，语言运用（特别是正式文件中的语言运用）早已成了一门“艺术”。“征求意见稿”中第一点把“坚持”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相提并论，这里的“适应”可以被解读为对“坚持”的静悄悄的修正；而“定稿”的提法把“坚持”和“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把握”往往就变成了对“坚持”的变相辩护。“定稿”对第二点修改的要害则是删去了“鼓励学生自主成长”这个令人振奋的提法，代之以一个老掉牙的陈旧命题。

    下面着重讨论一下“课程设计思路”，这个部份在“征求意见稿”中本来蕴含了极有价值的改革空间，却被定稿“枪毙”了其中的最辉煌者。

    与以往高中政治课的安排不同的是，新推出的“课程设计”采取模块建构，全部课程分为4个必修模块、6个选修模块，学科范围明显扩大（原来的高中政治课只有必修课，没有选修课）；模块内容相对独立，模块之间不存在前后承接的逻辑顺序（据教育部基教司的有关官员介绍，这种模块安排意味着新教材强调学生的生活逻辑，而不再强调学科体系和学科的知识逻辑，以与大学教育相区别）；教学课时也比过去有所压缩，每个模块36学时，2学分，这样必修课的总学时减至144，低于旧的高中“课标”政治课的156总学时。

    在“征求意见稿”中，必修课各科的名称是，“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思想政治4（生活与哲学）”；选修课各科的名称是，“走近经济学”、“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思维与创新”、“生活与法”、“现代社会与伦理”、“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其中必修课的4个模块可以不必探究，因为不管如何强调“生活逻辑”，这些课程里一党专制的主旋律是含糊不得的。令人感兴趣的是6个选修模块的设计。这6门课中，除了最后一门代表了典型的党文化外（据说这门课是为中学生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设计的），其余5门课为真正的知识传授和人文教养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空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走近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两门课。“征求意见稿”中“走近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设计如下：

    “1. 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经济学（简述斯密的生平及学术经历，阐释他提出“看不见的手”和“国家守夜人”作用的思想；了解李嘉图成长为经济学家的经历，概述其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理论；简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过程，认识其阐明“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讲述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革命生涯和友谊，理解《资本论》的问世是他们共同心血的结晶）。2. 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经济学（简述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标志着传统经济学的终结；列举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史料，印证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讲述“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成功事例；解释“凯恩斯革命”的涵义，知道凯恩斯经济学说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始）。3.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分析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提出“马克思的降世”，揭示他们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原因；评议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经济学的交锋，说明他的学术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解释加尔布雷斯为什么享有“畅销书作者”的声誉；概述阿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与发展）。4. 风行于当今时代的经济学（评述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风靡世界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结合诺思的学术经历，概述他研究的两个“基本经济学原理”；评析卢卡斯对经济学的看法；了解斯蒂格里茨的学术和实践经历，概述他的主要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上的革命意义）。”

    “征求意见稿”中“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的教学内容设计如下：

    “1. 形式迥异的国家和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比较民主共和制、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的区别，说明政体与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明确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比较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理解国家形式既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又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列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迅猛发展的资料，归纳国际组织的不同类型，说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2 英国：“君主立宪制”与“议会之母”（简述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的缘由，描绘英王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明确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描述英国区域政权的组织状况，说明英国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分析英国政党竞选的实例，归纳英国内阁的构成及主要职权，说明英国责任内阁的作用；3. 美国：“联邦制”与“三权分立”；简述美国总统的职权，解释美国被认为“开创了总统制先河”的缘由；解析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归纳美国联邦制的特点；简述美国国会的构成和职权，解析美国政府、议会、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讲述“驴象之争”的典故，结合实例，概括美国两党制的特点和问题）。4. 法国：独特的“半总统制”（解析法国总统的职权及其与内阁的关系，比较法国总统制与美国总统制的异同；简述法国议会的构成、职权，说明其与英国议会的区别，探讨法国议会的作用；了解法国党派的现状，分析法国多党制的作用与问题）。5. 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归纳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料，评述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职权和作用，表明联合国是当前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引述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规定，列举联合国的活动资料，说明联合国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解析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缘由，说明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角色和作用）。6. 欧洲联盟：显现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角色（归纳文化、历史和地域等因素，理解欧盟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概述欧元、欧洲议会的诞生，以及欧洲联盟有关机构的设置，解析欧洲联盟的性质，探讨其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凡了解高中阶段中共党化教育以往历史和教学内容的人，看了这两个新课程的设计都会有为之一振的感觉。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也被长期剥夺了正面、系统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主张的机会，社会处于极度封闭的状态。事实上，这种封闭和信息、知识封锁，正是毛泽东与农业乌托邦幻想相结合的极权主义政治得以肆虐一时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国际社会的主流文明及其建构原则却一直未能纳入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公共教育部份（在中国，这个部份被称之为“政治课”，其实，它的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公民教育课”）的教学视野，这显然是威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之一。

    可以说，把“走近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纳入高中“政治课”教学系列是一个重大突破，尽管它们仍然是“选修课”，在课程的具体设计和教学内容安排上仍存有某些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如“走近经济学”中关于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关于“马克思的降世”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与发展”等内容），但新“课标”所要传达的意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要使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公共“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让千百万中学生系统地了解国际社会主流文明的建构原则。从启蒙角度看，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制度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他几门课的“课标”也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同样精神。

    然而，后来公布的“定稿”对这两门课的设计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走近经济学”中关于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介绍，除保留凯恩斯部份外，被全部删除，却用大量篇幅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内容，课程名称亦被改为并不贴切的“经济学常识”；而“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也压缩了原“征求意见稿”的课程内容，加上了“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一章，课程名称则被改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为何如此修改呢？教育部基教司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解释：部分专家认为“走近经济学”的内容太多，学生没有时间学，与大学有关教学亦有重复之处，现在的讲法容易形成“夹生饭”。其实，这个说法亦是亦否。作为选修课，学生和教师本来就有选择的自由，“多”与“少”并非没有取舍的空间；只要合理确定知识介绍的层次递进关系和方法原则，“夹生饭”问题完全可以避免。经济学模块作如是改变，显然还有未能明说的原因。至于变“西方国家形式与国际组织专题”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内容上也作出重大调整的缘由，教育部的官员说的很直白、很干脆：“西方国家形式”删掉一部份，就是怕学生西方的东西学多了，会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好；原来的“征求意见稿”体现国家意志不明确，经过部长办公会讨论，认为必须体现、加强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有了现在的更改。如此就不难理解何以在“定稿”的政治课“课程性质”中要删掉“扩展国际视野”一语了！

    “定稿”的“经济学常识”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两门课不但在内容编排上，而且在叙述语言上，都有很微妙的变化。为了方便读者比较，也把“定稿”的这两个部份附列于下。“定稿”中“经济学常识”的教学内容安排是：

    “1．古典经济学巨匠的理论遗产（简述斯密所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阐释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简述李嘉图有关国际贸易中“比较成本”的理论观点）。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简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过程，了解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理解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意义）。3．走进现代市场经济（运用“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活动方面的重要实例，解释“凯恩斯革命”的涵义；了解西方国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模式）。4．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初期探讨（了解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阐释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有关论述；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理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阐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创新及其意义；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

    “定稿”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是：

     “1．各具特点的国家形式和国际组织（比较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区别，说明政体与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理解国家管理形式的多样性；比较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理解国家形式既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又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引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迅猛发展的资料，说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2. “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国和法国为例（简述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的缘由，了解英王在国家生活中的角色，明确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性质；简述法国总统、内阁、议会的产生及其职权，比较法国民主共和制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异同）。3. “两党制”“联邦制”“三权分立”──以美国为例（评述“驴象之争”的典故，结合实例，揭示美国两党制的实质；了解美国联邦制的特点；简述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分析“三权分立”制的实质）。4. “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归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理解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分析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阐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比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特点，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5．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为例（列举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阐释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评析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阐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解析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缘由，举例说明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角色和作用；概述欧洲联盟的诞生和发展，解析欧洲联盟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定稿”中，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组织的“性质”、“实质”一类又成了高中课堂上必须向学生灌输的东西，同时要让学生相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以体现中共一党专制的“国家意志”。

    现在再来看“课标”的两个文本对政治课“课程目标”的不同界定，这里明显体现了专制意识形态力量对改革意向的否定。“征求意见稿”对“课程目标”中的“总目标”的定义是：“本课程以加强高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任务。帮助学生学习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经历实践探索的过程，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定稿” 的定义是：“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应有的自主、自立、自强的能力和态度；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情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显然，在“定稿”中把党文化作为“总目标”的根本，与“征求意见稿”中淡化这类意识形态诉求形成明显反差。

    “课标”把政治课的“分类目标”区分为“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3个部份。在“分类目标”的“知识”部份，“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是：“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识；了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常识；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常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和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把握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而“定稿”的内容是：“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意义；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获得正确选择人生发展道路的相关知识。”两个文本比较的结果同样是突出了党文化，对“征求意见稿“中后两条的修改，尤其是删掉“现代社会”这个词特别显得意味深长。

    在“分类目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部份，“征求意见稿”与“定稿”的内容反差比较明显。“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是：“理解生命的内在价值，懂得生命的宝贵，珍惜生命和个人荣誉，维护人格尊严；热爱生活，亲近知识，亲近他人，亲近自然，培养高尚、丰富的生活情趣；对一切未知世界具有好奇心，尊重科学，培养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在勤奋学习、认真做事中磨砺意志，调控情绪，增强自我接纳水平，形成正确的自我认同；始终憧憬未来，对个人发展抱有信心，对未来职业选择抱有恰当心态；关注现代社会的变化，自觉遵循和维护社会秩序，积极思考、主动表达，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对祖国和人类社会进步抱有乐观态度，在尊重和理解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同时，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而“定稿”的内容是：“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祖国命运，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志向；关注社会发展，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诚实守信，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法制观念，培养公民意识；热爱集体，奉献社会，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倡导团结友善的精神；乐于学习，尊重科学，追求真理，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热爱生活，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热爱和平，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培养世界眼光。”“征求意见稿”的描述是现代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是“课标”文本中最为闪光的部份之一；而“定稿”则大多是了无新意的意识形态词句，笔者并不是说其中的内容都不对，而是说在专制主义语境中这些表述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涵义。“定稿”对“征求意见稿”内容的颠覆说明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现实，那就是专制主义力量仍然在阻止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民主时代要求的人格精神的构建。

二、从教材编写过程看知识分子的心态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从事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研究，所以把这次参与“政治课”新教材的编写看作是一次现场观察威权主义条件下中国教育领域的众生相、体验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与中共党化教育的传统势力博弈的好机会。就个人而言，生平第一次参加高中“政治课”教材的编写，还有两个重要动机，一是希望为中学生作点什么（我承接的是“走近经济学”部份内容的编撰），再一个就是用编撰收入来支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我所接触到的编写队伍同仁、出版社负责人和编辑的一个共同心态就是，“如何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既定约束条件”是我们出版编写群体公开使用的语句，大家对其所指都心照不宣。同仁们很清楚地意识到，“约束最强的课程，也是贯彻公民教育理念最困难的课程”，这里当然首先指必修课中的“政治生活”和选修课中的“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后者在“定稿”中被更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且被调整为选修课的第一模块），这类课程向来是党化教育最集中的体现者。其他课程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同一问题，没有哪一门课可以完全摆脱官方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教材改编工作显然具有过渡性，不可能彻底；但我们希望尽可能做得好一些，让这套教材有更多的东西保存下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是大部份同仁具有的共识。

    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使用教材的“审定权”，一向由官方垄断。教育部有一个“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司各类中小学教材的审定。教材的组织编写和出版则长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一家垄断。这次新“课标”的推出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允许有条件、有财力的出版社参与新教材的编写，最终由教育部审定的教材也不再局限于一套。虽然这些教材依据的是同一个“课标”，但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却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为教材的编写者和出版者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大显身手的机会。就“政治课”教材的编写而言，这次有全国10余家出版社参与。然而，据知情人告知，最后的结果是，2004年夏教育部审定高中政治课教材时只通过了一家出版社的送审稿，包括我所参与的那家出版社在内的其余10多家出版社全部名落孙山，经济上赔了本；更为离奇的是，被通过的只是必修课的4门教材，6门选修课教材的审定不知什么原因被搁置。新教材将于2004年9月起在4个省进行实验，2007年全部推开。

    我参加的教材编写由外地一家出版社组织，编写组成员由北京和外地两部分人组成，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师，仅我一人来自科研机构，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约30岁，年轻人基本上都有博士学位，中年以上大多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出版社表示，之所以请大学教师来编写中学教材，是希望该教材能推陈出新，自成一体，不再照搬过去教材的思路。出版社特别强调，新教材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社会探究能力的培养，形式不必统一，以为学生创造主动的学习空间为标准。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出版社和编写组成员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采用主、副文搭配结构，主文要“科学、严谨”，副文要“生动、活泼”，课后练习的设计要有深度空间，案例要注意经典性和贴切性，等等。

    但整个编写工作遇到了诸多障碍。首先，有些属于“约束底线”的东西是无法突破的。比如，各门课（尤其是必修课）中都有一些体现“三个代表”之类党的意识形态的必须讲授的东西，或是有形无形中受其约束的东西。无论你想怎么淡化它，这种意识形态暴力事实上仍然存在。它对教材编写的约束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教材正文的阐释，还是课后练习的设计，都是如此。

    比如，在“走近经济学”第3课我曾经设计了这样一个课后练习：“中央电视台2004年初报导：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各用工单位累计拖欠民工工资1,000亿（全国民工约9,400万）。温家宝总理甚至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钱。组织一次社会调查（比如，到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了解民工的劳动和收入情况），看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生活有什么帮助。”这个练习的本意是提倡学生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学会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社会。但是，用剩余价值理论直接比照“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不仅无此先例，而且肯定无法通过审查。因为这道习题包含着一个潜台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19世纪的西方资本家至少要付给工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却有数以千万计的劳工拿不到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引证的材料出处也有足够的权威性，但这个课后练习几乎没有希望通过第一道“关卡”──这套教材自己的编辑班子的审查。果然，初稿“送审”后，一位受托参与审稿的中学政治课教师就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此类练习内容“与国家意志相悖”。显然，人们很清楚，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国度，是不允许把马克思主义的枪口对准自己的！

    写作者、审查者、出版者自己充当自己作品的“检察官”，这是中共自建立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来中国文人的常态。威权主义并没有改变这个现实，只是使它变得更为精巧。在这些场合，我们不但可以领略到仍然实实在在存在且发挥作用的专制主义的制度性钳制力量，而且可以体验到由于这种强制所产生的心灵奴役。事实上，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约束底线”的客观和主观基础。

    编写工作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教材审查体制的官本位特征往往强化了其意识形态功能，并使教材改革的努力付之东流。据知情人讲，“六四”后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这次高中政治课新“课标”的“定稿”取代本来蕴含着极大改革空间的“征求意见稿”，是教育部部长办公会的决定。据教育部基教司的有关官员讲（这位官员应我们这套书的主编之邀向编写组成员介绍课标更动情况，其言基本属实）：部长办公会强调，高中政治课绝不是一门单纯的知识课，而是承担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教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不能与中央精神出现任何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是“课标”最终稿有较大改动的理由；原来的“课标”体现党的意识形态要求比较隐晦，出发点是想缓和学生的逆反情绪，部长办公会讨论时认为，这种作法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定稿”在意识形态表述上更加鲜明，用表态的方式说明课程的性质；学术中无定论的、或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肯定不能进教材；教材审查的3条标准（是否“超纲”“漏纲”、是否适合于教学、知识点布局是否合理），首重第一条；部里特别强调，政治课对一些基本的政治观点就是要灌输，这是“政治模块”各门课程的重要特点。有人问：“课标起草专家组是否换了人，由另外一组专家重新起草的政治课课标？”回答是：“并没有换人，还是原来那批专家写的，他们必须按照部里的意见进行修改。”

    在一党专制的运作体制中，有一个很奇特、又似乎很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执行者往往既是专制旨意的消极服从者，又是使专制旨意得以贯彻的积极使动者。“消极服从”意味着执行者内心对其执行使命的不完全认同；“积极使动”则是就其效果而言，不管“课标”起草组的专家们是否情愿，“定稿”毕竟是他们修改出来的。其实教育部的官员也同样如是。给我们“传达”教育部“精神”的那位官员一方面大谈“课标”修改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加上的东西不得不进去”，似乎颇有些无可奈何，他甚至谈到“作教材，怎么不让人家抓住辫子，是个技巧”，其内心所指，也已经十分清楚了。

    这种在权力面前双重心理、双重人格的存在是当今中国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时代，专制主义与乌托邦的联姻使大多数人对“革命理想”的认同比较真诚；未来的、真正的民主社会也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人们已没有必要屈从强权的压力。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消极服从”可以发展为一种反抗的艺术，“积极使动”也可能堕落为专制体制的自觉帮凶，这就看每个人的“道行”了。

    “定稿”出台后，我们这个编写班子成员的反应“非常强烈”，大部份北京同仁都认为这件事情再做下去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大家曾认真讨论了“何去何从”，但最后的意见仍归结为继续与出版社合作，把这套书编完。毕竟，中途“撂挑子”意味着违背与出版社的合约，不但会伤害与出版社建立的良好的信任关系，也会给所有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经济”和“收入”问题是教材编撰工作的第三个障碍，在当今威权主义条件下从事此类教材的编写势必使编写者经历利益驱动和学术良知之间的内在紧张。

    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一旦某家出版社的教材样稿被教育部看中、批准，将意味着出版社会财源滚滚。因此各“竞标”出版社都使出浑身解数聘请有名望、高水平的主编，组织高水准的教材编写队伍，最主要的当然是付给高报酬。以我们编写组为例，各课程模块的分主编只要拿出合格的样稿就可获得数万元报酬；若样稿通过了教育部的审定被定为正式教材，报酬还要翻几翻。大概编写外语或数理化之类教材的老师们不会有什么额外的精神压力，唯独“政治课”教材不同，在一党专制的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政治课”的许多内容并非科学，而是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是为论证当权者的权力合法性服务的。参与此类教材编写的人心里都很清楚。然而，既想挣钱，又想坚持学术的纯洁和公正，坚持对得起自己的社会良心，在编写“政治课”教材的实践中是很难协调一致的。遇到两者发生冲突、或有可能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威权主义借助金钱的力量使知识界就范，早已是普遍现象。在大学、科研机构里，只要承担了“主旋律”的“课题”，就有大笔经费，不少知识分子的堕落由此起步。不管是政治课教材编写中出现的利益与良知的冲突，还是权力利用利益诱饵对知识界的围猎，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那就是金钱在当今的威权主义社会里发挥着重要的、既通过经济领域本身又逾出纯经济领域以外的政治功能。

    中共党化教育的解构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是一个互动的、互为条件的过程。“解构”的真正前提是中共党化教育“底线”的突破，而这又有赖于民主化实质意义上的进展。当然，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推进必须建立在最广大的中国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而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在这个艰难而曲折的行进过程中，知识分子将会有所作为，他们的灵魂也将不断受到涤荡而渐次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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