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妍杰访谈：“家庭革命”影响了今天家庭生活的诸多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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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2020-09-07 10:04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在近代中国，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看重的温暖港湾，忽然失去了它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救国兴邦的桎梏，是一个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 从清季开始就有人提倡“毁家”，入民国则“家庭革命”的口号一度广泛传播。家庭特别是所谓“大家族”式的家庭，成为需要改革甚或废除的负面旧象征，甚至出现“万恶家为首”的极端说法。

近日，《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刊行，作者赵妍杰尝试抛开各类前提、假设和标签，尽量多地从家庭本身出发，重新审视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国的走向。澎湃新闻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妍杰，请她谈谈与社会常理相悖的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

赵妍杰

澎湃新闻：您本科学位论文就是研究“家庭革命”，回北大读博士后学位论文题目仍然是“家庭革命”。为什么对这个题目保持了这么长久的兴趣？

赵妍杰：现在回想起来，北大历史学系的培养方案是相当完备和严密的。本科第一年是读史报告，第二年是读论报告，第三年是学年论文，第四年要求每位本科生都写一篇像样的学年论文。这个训练对于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兴趣也渐渐培养起来。

2003年非典那年，罗志田受邀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我是2004年春天选修了罗老师的课程。罗老师的课让我深深地领会到历史学的魅力，现在仍记得老师在四教教学楼上写“奔竞”两个字时的情景。那次课上我经常向老师请教，很想请老师指导毕业论文，我记得拟定了大概七八个题目，请老师帮忙定夺，老师说就做家庭革命吧。于是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后来保送攻读硕士学位，我写的是《家事与国事：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论，1895-1930》。

去美国读硕士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美国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家庭，特别是19世纪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家对于中国的观察，这方面我有不少草稿，但是牵涉较多，只能今后单独成文。家庭革命是一个吸引我的问题，罗老师常常让我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家庭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家庭的存废成为问题”？我觉得一直没有解开心中的疑问，就一直做下去了。

澎湃新闻：家庭革命的发生处于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家庭为何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

赵妍杰：您提的这个问题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的前提要了解“重家”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核心观念，那么以家庭为革命对象正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动。对于这个根本变动如何解释、理解就是我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最开始的时候家庭被问题化的原因很多，甲午战败的挫败感和焦虑感，几乎可以用天崩地裂来形容，后来又有了对革命创造美好未来的憧憬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家庭革命号召者最先并不是从劳动人民开始的，而是从读书人和知识分子开始的。这和罗志田老师说的“道”的解体有密切的联系，人们各道其道，各行其是，家庭革命者多数是相当自信的，玄想出一个完美社会，进而为之奋斗，也为之沉醉。

总体上看，提出“家庭革命”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或者还有别的原因）：第一，空间上看是西方的冲击，近代中国的读书人看到一种新式家庭生活、新式的社会组织，以前的“天经地义”就变成中国的、过去的了，本应是社会重心的读书人处处羡慕西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西方看成中国的未来，但是也有反西化、反传统的思想倾向，认为通过努力可以创造完美社会。第二，时间观念的改变，这一点拙作中处理不多。进化、进步是一个核心的观念，这一思路明确了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认为人类可以不断进步成完人，人类社会也可以进步到完美社会，这部分我可能将来还需要处理。第三，国家、个人、社会的崛起。寻求富强是很多近代读书人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为了形成现代国民国家，就需要打散传统的束缚，特别是家族的束缚，再凝聚到国家层面。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家庭革命者认为家庭压制个人，要从家族、乡土、甚至家庭本身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不想做家庭成员，而想做社会的一份子。五四运动后，“造社会”的思想倾向特别有吸引力，青年们想打造一个理想的自由、平等、互助的社会。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传统的家人与现代的国民、公民和社会成员之间冲突和调试吧。今天早上和邹小站老师聊天，他说很多关于近代中国的很多研究都是从国家视角理解的，而不从家庭的角度，其实家庭这个视角很能带来新意。

澎湃新闻：罗志田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文学也是可以改变历史认知的”，他以巴金的《家》为例，阐述其对“东方主义”对影响。《家》的影响在其付梓之时对进步青年有何影响？对后续研究者又有何影响？

赵妍杰：我书中讨论文学的部分不多，不过这个方向很值得研究。对于没有经历大家庭生活的现代人，他靠什么理解大家庭呢？答案可能就是文学，可是文学又恰恰在家庭革命的潮流中生成的。




巴金创作的小说《家》显然是受到了五四时期家庭革命的影响。他说自己是“五四的产儿”，此言不虚。我记得也有人回忆说读了巴金的《家》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作品对后续研究的影响也很大，Oga Lang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专门讨论巴金的书，书名是《Pa Chin and His Writing: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我记得高彦颐老师对五四时期形塑的妇女形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认为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其说它是“传统社会”的本质，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这也提示我家庭革命形塑的旧家庭形象可能与实际生活存在巨大的鸿沟。近些年古代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解构着封建专制大家庭的刻板印象。不过对我而言，这一家庭的负面形象如何形成就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澎湃新闻：以现世眼光看来，家庭革命中的很多口号都非常激进，比如“万恶孝为首”，然而这些口号为何一呼百应，甚至变成了“进步”的观念？

赵妍杰：余英时先生对近代中国的一个大判断是“激进化”，罗志田老师的概括是“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家庭革命恰恰就证明了近代中国有多么激进，而人们的情感在家庭革命的冲击下如何失去了重心。

例如，康有为较早就说：“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情志相合，乃立合约，名曰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现在看起来都非常激进的口号在五四前后非常流行，比方说废除婚姻，男女相悦则合，不相悦则离。再比如恋爱自由不仅意味着可以同时一男一女，也可以多男多女，几乎超越了古今中西，那时的新青年是什么新奇追随什么。

茅盾在小说《虹》中虚造了一个新式妻子和旧式丈夫的家庭，有一个情节是丈夫为了讨妻子欢心去书报亭把带“新”字的杂志都买回家。“新家庭”本身就有吸引力的，“新”裹挟了很多理想的因子，而旧家庭的罪恶是现实的、能感受到的，不是所有人都能预知新的罪恶和问题，这自然忽视了旧的价值与新的罪恶。

家庭革命对青年人有吸引力，或许是因为传统无法应对现实的复杂性，丧失了解释力和追随者，而新家庭的图景晰明了，自然能吸引青年的信仰。家庭革命者既要废除家庭，自然看到了不少家庭的问题，但是却忽视了家庭对于社会、种族、个人、国家诸多层面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而在不知不觉中，家庭革命的号召者和追随者进一步塑造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

澎湃新闻：“家庭革命”的观念源头来源于西方，当时西方的家庭观念如何？在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废家”论者？这明显跟西方的家庭观念不同。

赵妍杰：这是我一直想借助世界史研究来回答的一个问题。近代中国很多问题都可以用西潮的冲击解释，但是什么样的西方、怎样冲击中国产生了家庭革命的观念却是不太容易用简单的西潮冲击来敷衍过去。

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以重视家庭为特色，尽管现在的研究也在突破这一点。但是绝大多数现代西方人并未考虑是否保存还是废除家庭这类根本问题。在西方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家庭大体上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石，基本没有出现大规模毁弃家庭的行动。但是西方的家庭生活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之下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动，例如家庭的规模的缩小、工作和家庭的分离以及越来越强调婚姻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其实，19世纪西方离婚的案例非常少，西方家庭的变动应该把握两个时间，一个是一战后，另一个是60-70年代的女权运动，这两个关键的转折之后西方人也在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家庭。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家庭变动在西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和中国的家庭革命在短时间内速变很不同。当然，我们对西方的复杂性要充分认识，意大利和美国就很不同，法国和英国也不一样。例如在中国社会主义者大都支持女权，但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反对女性有选举权，因为他们觉得女性信仰宗教的比率较高，不利于左派的选举成功。

另外，中华民国赋予女性选举权是较早的，我记得看一本传记其中就提到英国人听说中国赋予女性选举权，有保守的议员就说野蛮如中国才赋予女性选举权。可见，中西、文野在女权问题的复杂互动。大体而言，受西方冲击，中国传统的正统衰落，异端兴起，加上西方进化、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碰撞而形成近代中国的废家论，一旦形成之后，又有其生命力，熏染了不同的时代潮流，影响了追随者的人生履迹，进而形成一股力量。

澎湃新闻：前一段网络上对冠姓权讨论激烈，“家庭革命”时期对冠姓权有何讨论？

赵妍杰：虑姓的问题也是萦绕在家庭革命者心目中的问题。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是没有姓的，每个人都独立生活在一个无伦理的社会，生活的场景就在人本院、胎教院、公立育婴院、公立怀幼院、公立蒙学院、公立小学、中学院、大学院、公立医院、公立养老院、公立恤贫院、公立养病院、公立化人院。“盖有姓即有亲，有亲即有私，其与天下为公之理最碍，故必当去姓；各人本院皆有甲乙号，每度因人数多寡而设院，院室各有号以某日生，即以某度、某院、某室、某日数成一名可也。”

这类想象彻底颠覆了家庭育子的模式，让生产以前、降生以后、接生命名、抚养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彻底社会化了。这也从根本上切断了人类最坚固的父母子女关系。五四后，不少逃离家庭的青年都宣称要废姓。例如天津觉悟社、北京工读互助团、武汉的利群社、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都曾有过废姓的举动。到1930年代立法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是否要姓，如果要，是从父姓还是从母性。可以说，在家庭革命的洪流中既有废姓的讨论，也有废姓的实践，但是需要注意这些是局部的、激进的。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澎湃新闻：“家庭革命”似乎只是进步青年在新式报刊杂志上的讨论，它对于青年人的实际行动到底有多大影响？

赵妍杰：这是我面对最多的质疑。不过，言说也是行动的一种，怎么说、怎么想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何况家庭革命的讨论后来进入了教科书、宣传、立法、文学等领域，这也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家庭革命的影响是相当广泛和持久的，不过他对实际行动的影响不是像政治事件那样立竿见影，但是这个影响确实巨大持久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婚姻的意义从仰事俯育的责任变成了爱情的满足。理想的婚姻变了，导致了理想的丈夫、理想的妻子，乃至理想的人生、理想的社会都幡然改变了。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便不愿意接受父母代订的妻子，或者要对父母包办成婚的妻子提出离婚。严复的女儿本来安排给熊纯如的侄儿熊洛生，但是严复就遭遇了准女婿的家庭革命，这桩婚约最后以解约告终。高君宇受家庭革命的影响就曾写信给自己的岳父要求离婚。

其次，家庭革命对社会、政治走向的影响。前几天听了许纪霖教授的报告，他把家庭革命者如何转变为真正的革命者讲得非常清楚了，脱离家庭、反抗父权、寻找父亲一样的革命领袖，这一系列提高挈领的看法让我豁然贯通。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实际行动的复杂性，有些青年可能是烦闷一下、写封信给报纸，但是在现时中也忍受了父母的安排，比方说谢冰莹的二哥，想离婚、想革命，好像都没成功，因生病去世了。实际影响要细细解锁才能勾勒出整体的画面，而知识阶层观念的变动是一点点渗透向全社会渗透。我最近在整理《祁景颐日记》，他就注意到留学法国的李莹伯表弟与易女士结婚，“闻系自由结昏，家中均不赞同，莹伯留欧多年，颇近新文化，宜乎如此也。”另外，我看到不少山西各地的方志，就发现1930年代末婚姻礼节发生了很大变动。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梳理的。

澎湃新闻：“家庭革命”的城乡差异、老幼差异有多大？

赵妍杰：近代中国的城乡差异越来越大。受西方影响较少的乡村会变化比较少，还是按照习惯、风俗来过日子。其实，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思考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大多数是按照社会习俗和传统来生活。但是受西化影响较多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恪守传统了，他们一方面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猛烈的批评传统中国的腐朽落后。大体上受新教育成长起来的青年发生了变化，但是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定型了，两代人想要的生活不同了，长幼冲突就有可能发生，但是也有可能是年长的人不得不因应这个时代潮流。

我最近刚读完《沈锡庆日记》，他是清末革命党徐锡麟的表侄。在1931年1月4日日记中，他记录了一封写给弟弟的信。他说：“弟已行年二十，依旧礼应行正冠，依新法已届成年。无论新旧，皆重自立，宜有室家。……唯以现世潮流，婚姻为个人之自由，不妨自主，故特先征同意。如吾弟拟从旧式，即如兄从前办法。自当由二哥做主，照旧办理。如吾弟拟从新式，即自由结婚。亦当预先说明。”还有很多例子可以看出家庭革命对家庭内部父兄与子弟、夫妻、母子关系的冲击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前几天仲伟民老师也提示我看看家庭革命者到了晚年对此问题有什么转变，将来我可能会单独写这方面的论文。

澎湃新闻：“家庭革命”可以视为近代中国女权的滥觞吗？

赵妍杰：号召家庭革命有一个原因是认为传统家庭压制妇女，要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要打破这个压制力量。可以说家庭革命参与了近代中国对女权观念的形成以及女权运动。这当然解放了女性，让女性在教育、职业、政治等领域拥有有所建树的机会，但是却否定了妇女们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责任。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激进的读书人认为只有打破家庭才能保护女权。实际情况是儿童公育、父老公养实现不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可能依旧存在，所以女性在家庭中的贡献被大大的低估和否定了。城乡、老幼、男女的问题缠绕在一起，使得家庭革命在社会的表现非常复杂多元。究竟如何理解平等？平等真的意味着女性像男性那么生活吗？女性自身价值是否应该得到认可？

澎湃新闻：研究“家庭革命”对于现实世界有什么意义？

赵妍杰：改变生活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有人重视经济、政治等等因子，我觉得思想塑造行动，行动改变生活。家庭革命体现了近代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社会结构崩散，它既加速了传统伦理观念的解体，也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家庭革命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家国观念。我想若将来有机会致力于国民革命时期家庭革命转变，或许更揭示家庭革命对社会带来的更广泛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家庭生活的诸多面相恐怕不少源自于家庭革命，包括我在书中处理的自由恋爱、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等等。

婚姻观念的改变引起的连锁反应是为什么结婚、和谁结婚、以什么形式结婚等等问题，这既困扰着当时的新青年，恐怕也是现在不少青年的困惑。谢觉哉很早的时候就预言了家庭革命的影响，他说：“从人种生存上观察，夫妇关系不确定，非避妊即弃儿。”现在避孕和弃婴的常见也反过来证明家庭的不稳固。家庭不稳固最大的受害者除了当事人之外就是老幼了，翻开新闻常常能看到弃婴的事件发生，不能不慨叹现代人真得意味着家庭观念淡薄吗？

家庭革命的另一个后果可能是老年人地位的下降。家庭革命的一股力量是支持小家庭的成立，因此作为媳妇的责任在减轻。媳妇责任的下降结果必定使老年人的照料成为问题。陈独秀五四以后就说本来是让孝道扩充到社会，结果社会上却多了不少丢弃老母亲的人。老年人地位的下降也相当复杂，例如城乡、男女、贫富不同阶层的老年人地位不同，最极端的表现可能是农村贫困中的老年妇女。回过头来看，家庭是照顾孩子和老人的基本单位，是人们生活的港湾，家庭如果出了问题或者不够稳固，幼无所教、老无所养恐怕会造成让人难以忽视的社会问题。最近在看张东荪的资料，他有一个观念很有价值，他说现代人应该从自利的我向自制的我转变，这对于当代社会无价值。阎云翔老师关于乡村私生活的变革的研究，吴飞老师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都不断启发我思考家庭革命对于现实世界影响。若从更长的时间看到“亲亲”这个重要的传统中断之后，对社会和国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家庭暴力、社会冷漠和社会冲突等等。这也让我进一步反思家庭革命所开拓的生活知否值得过？美好生活究竟是否以家庭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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