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力高端发小纪事——刘源、杨帆及其他（上、中、下）

Gowest · 发表于 2022-1-25 00:58:26

高端发小纪事——刘源、杨帆及其他（上） (2019-05-01 17:37:33)下一个
高端发小纪事

——刘源、杨帆及其他（上）

作者：劳力

一

我的童年记忆，在1956到58年间逐渐清晰起来。

那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北京西单以西的长安街，是在1956年延长的，拆除了中间的一片民房，旧刑部街居北，报子街在南，拆掉的是两条胡同的南北各半。于是，隔着新形成的西长安街，剩下两侧的“半壁江山”遥相对望。一些年后我得知，路北有家王姓大宅，门前挂着“洁如幼儿园”的牌子；正对着路南也有家带汽车库的大宅门，是京剧泰斗马连良的府上。到1958年，路北的一排房都拆了，开始建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听说王家带头搬离，没有要拆迁费，主人董夫人搬进中南海去跟女儿住了。而路南的民房却一直保留下来，奇迹般地直到如今。

我依稀记得拆房修路的情景，那应该是坐在人力三轮儿童车里，透过后厢玻璃看到的。1958年的事对一个孩子是如此地刺激，以致到老不忘。大人孩子都可以大胆地爬上房顶，终日敲脸盆挥竹竿，目的是把麻雀吓死，这叫“除四害”。小学校的南操场上堆起了“土高炉”，火光映红了夜晚，把各种家用的铁器烧成铁疙瘩，这叫“大炼钢铁”。马路上游行的人群挑起的横幅上写着：“英国佬从伊拉克滚出去！”我还不认识“滚”字，心想什么叫“派出去”？

我坐儿童车是为了去上幼儿园。报子街南边，与之平行的一条东西向胡同是手帕胡同，里面藏着一所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她始建于清末，曾经附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所以旧称师大二附小。1956年我5岁多，好像是通过了考试，插班进入实验二小幼儿园的中班，天天乘人力儿童车上学，拉车的我们叫他孙叔叔。两年后民族文化宫开始大兴土木时，我家原来在二龙路租住的院子被征用，后成为“二龙路人民公社”的驻地。我家就搬到了手帕胡同，与实验二小近在咫尺，虽属被动的迁移，也是主动的择邻。父母的用意是，以后我和妹妹就都能进名校了。要问有多近？小学在手帕胡同34号，我家的门牌是甲33号，之间只隔一个门，小孩子自己走也没问题。我家的房东和中间这个门都属名门，那要留待另文再说了。

幼儿园生活的细节已经淡化远去，只记得是在校园西部的三个旧式平房跨院里，环境优雅，老师温柔。到1958年初，是我们在幼儿园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点名选人，从两个大班里各挑一半孩子，合成一个试验班，目的是试验教学刚刚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现在查字典后面的附录，能看到汉语拼音方案是1957年11月国务院通过，1958年2月全国人大批准的，这时间正好对得上号。原来我们这40多个孩子，组成了全中国最先学习汉语拼音的试验田。

记得拼音方案的大挂图贴在教室后墙上，有别班的老师路过看到，说这很像英语嘛。暑假里，有消息说曾经打算派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孩子去上海，示范推广汉语拼音教学，已经通知了家长，后来又因故取消，没有去成。那年我还代表学校，参加过一次旗语通讯比赛，就是操场上两边相距很远，一人站立挥旗并识读对方所发字母，我蹲在地上记录字母并立即译为汉字，比谁的速度快、错误少，我们是胜出的。因为这样的“童子功”，我的汉语拼音基础打得十分扎实，至今写文章玩微信，输入纯熟。9月开学，这个实验班的原班人马被免试保送升入小学，也就是从西部移到了东部校园。

90年代的实验二小校门。

小学生渐渐开始懂了一点事，知道班里有几个同学的家里与众不同。家里住在中南海的有两人，刘元元和朱援朝。本来刘元元的父亲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就在我们上一年级的下学期，1959年4月，他当了国家主席，委员长换成了朱援朝的爷爷。再过些年我才知道，刘元元的妈妈也是师大二附小出身，她就是马路北边王家大院的女儿，所以后来，王夫人把她的三个子女（差点四个）都送进了这所小学，也就不奇怪了。有一次，她把陶淑范校长和几位班主任老师请去中南海里做客，普通的小学老师能到国家主席的家里受接见，当然荣耀之至，却又不便张扬。到我升到五或六年级的一个冬天里，在图书馆楼后面北操场上泼出的冰场上，我曾见到王光美夫人带着一家人来玩，包括她的母亲董老太太和最小的孩子小小（后改名潇潇，就是她没来得及上实验二小）。

除了他们两个，班里还有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副委员长黄炎培的幼女黄丽丽，部长级的子女还有几个，就不必说了。薄熙来比我们高两届，而后来成了作家兼音乐家的刘索拉（其父刘景范，副部长，刘志丹胞弟）要小几岁，与我妹妹同班。还有个女生马小英，家里并非高干，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孙女，家就在不远的报子街上。现在说起来都是名门之后，但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怎懂得高低贵贱之分？

分别50多年后的2018年，我去沈阳，偶然因故拜访高崇民先生的后人，他曾是张学良的秘书，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忽然发现接待我的大姐名字，与我一位小学同学很相近，一问果然，姐俩都是校友。她妹妹高及春，当年班里一位普通同学，其父竟也是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副主席啊！

这小学并不是专为高干子女办的，当然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或平民子女更多，约占三分之二，因为聪明和学习好而考入，所以我才能混迹其间，与他们作同窗。譬如，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的儿子王行，也与我同班，他在几年后很惨痛地失去了妈妈。在我印象中，校领导和老师对各种出身的孩子都一视同仁，对高干子女并没有明显的优待，内部可能有所掌握，但不能让孩子们感到差别。应该感谢这所名校的基础深厚，师长们见多识广，坚持有教无类。做学生干部，臂上戴几道杠的大多是平民子女，是听话、表现积极并成绩好的孩子们，高干子女基本上没有担任学生干部，他们大多成绩中等，有的还比较差，甚至是调皮捣蛋。朱援朝曾经被多次罚站，他到教室后面还不老实，双手抓住挂衣钩“打鳔悠”，老师也无奈他何。

二

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都知道刘元元的家庭背景，但是在学校里他并没有太特殊，只不过回家是进中南海，暑假里能去北戴河而已。一开始，他们上下学也是坐那种人蹬的儿童车，是特殊的一辆可以直进中南海去。稍大些有一段时间他住过校，到周末才回家。小学生住校的名额是极为有限的，还要派专门的老师照顾起居。在这方面对高干子女有所倾斜，应该是他们的家长希望其子女过集体生活，培养独立的能力吧。看得出，刘家的家教是很严的。

忘记了是在二年级或三年级时，有一次刘元元说起他的家庭成员，说他的大哥三十几岁，妈妈是四十几岁。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哪懂得其中的复杂关系，立刻算出了这道减法题，童言无忌，不解地问道：你妈妈只比哥哥大十岁？刘元元登时大怒，对我当胸就是一拳，我倒退几步，痛定思痛，把这一拳记了一辈子。

可能也是在三年级时，语文课上学了一篇《一身是胆》，是歌颂刘少奇在1923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的故事。我们几个同学商议，要改编成话剧，我是编剧，主演当然非刘元元莫属。演到刘代表与矿务局长谈判为工人涨工资，矿方说没钱，刘元元设计的动作是一脚踢开柜子露出钱来，质问这是什么？我当时想，哪可能这么便捷，这是不是太儿戏了？此戏后来不了了之，没有演出。

那时的国家典礼或外事活动上，经常有少年儿童献花的节目，这光荣任务往往派给我们这个名校。获选者是最可靠的红二代，或者美貌可爱的女同学，我无论从出身到外貌都不合格，自然是无缘的。1961年七一开纪念建党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刘元元为毛泽东献花，据说那次差点就是他给父亲献花，临时调了一下。这场景被记录在一张正式发表的官方照片上。

有一次，刘元元因为什么事到我家来，我家不是离学校特别近吗？屋里摆着一对我父母从旧货商店买来的沙发，当时这在一般人家是罕见的。他用了在语文课上刚学到的一个词，反其意而用之，说我家是“败絮其外，金玉其内”，意思是从外面看比较破旧，室内布置尚可。这应该是对我家家居布置的高度评价了，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呀。我的姥姥得知了他是谁，大为惊讶。

1963年12月，是毛主席的70大寿，那时这个日子还属内部的秘密，不公开。我们已经上六年级，发自衷心地要为领袖祝寿。创意是做一本纪念册，每个同学自写自画一页，共48页，装订成册，用大红缎子软包做封面，请学校里教书法的贾一之老先生题写的金字：“献给敬爱的毛主席”。我在班里作文和美术都是最好的，此才不用，更待何时？我仿照当时发表不久的照片《东方红》（袁毅平摄）画了一幅水彩画，表现天安门日出，在朝霞满天的空白处写了一首颂诗——相信我这一页是全班里最出彩的了。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如此祝寿，与别人不同之处，是班里就有后门信使，有信心一定能上达天听。在12月26日之前，请刘元元把祝寿册带进中南海去了。第二天班主任霍老师郑重地让他向全班汇报，他说交给主席住处的叔叔了，叔叔说一定给主席看。

三

我就是在这所小学里，经历了三年饥荒。在北京不至于饿死，但有很多大人因缺乏营养而浮肿。我们那时在小学的食堂里包伙吃午饭，地点就在东楼的地下室里，经常吃粗粮和干菜煮的汤，印象中很不好吃。刘元元也跟我们一起吃这样的午饭，而且他还住校啊！（多年以后我看到材料说，困难时期有人建议让刘家孩子回家吃住，条件能改善一些。但是刘少奇不同意，要让孩子们从小吃些苦，过百姓的日子。）但薄熙成不是这样，每天中午，他家有个警卫员到学校门口，送来午饭，我看见过一次包子。他家不住中南海，而是在西城区的按院胡同，不算太远，而且他家有三四个孩子同在一校，送起饭来效率高。

有一件我和薄熙成共同经历的事，被班主任霍懋征老师记录在她的《班主任工作札记》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1963年，是斯大林过世10周年，报纸上已开始连续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称为“九评”，其中有一篇《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这些孩子，并不了解斯大林做过些什么，也不记得1956年曾经否定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只知道现在批判赫鲁晓夫，赫否定斯大林，斯就是伟大的革命领袖。12岁的男孩子们也要关心政治，该怎么纪念斯大林呢？薄熙成从家里拿来一幅斯大林丝织画像的镜框，可算相当精致。镜框藏在教室里柜子后面，霍老师发现了却不动声色，午饭后特意到教室外隔窗观察。她文中记录了看到的细节：“果然他们在黑板上挂起了斯大林同志的照片，四周画着松柏装饰的花圈。东边画上天安门，西边画上克里姆林宫，上面写着‘斯大林伯伯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在老师的讲台上摆好三堆粉笔，作为香炉，插上了三根香。香炉前放好一堆供糖。孩子们都围在台前磕头，你也磕，他也磕，表现得非常高兴。”肯定，这黑板上的画出于我的手笔，我说过在班里我的画最好，到现在还记得怎么画天安门和克里姆林宫。霍老师认为纪念斯大林是件有意义的事，问题在于摆供、烧香、磕头，孩子们从哪里学来这些封建迷信的动作呢？

她没有批评，却正面引导。下午一上课是读报时间，霍老师先为斯大林评功摆好，又肯定了我们对他的纪念，然后话锋一转：“可是有一个问题，斯大林伯伯是个马列主义者，他不信神，他是个无神论者。你们今天这样做，好像把斯大林伯伯当作庙里那个泥菩萨一样，向他烧香、磕头，如果斯大林伯伯今天在这儿，他看见你们这样做，是不会同意的。我们纪念斯大林伯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可不能把他当泥菩萨看待。你们今天的纪念会，想得好，画得也好，做得也好，就是这一点不好，你们说应该怎么办？”于是我们自己动手把香和供品拿掉了。她又启发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孩子们纷纷表态，只占用了十几分钟时间，开成了一个严肃隆重的纪念会，唱国际歌……。如此评价斯大林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谁也不能超越，但对这件事的处理，体现了霍老师典型的教育方法，即肯定为主，正面引导。

多年以后，在海外，我给一个有心人讲过这个故事，他把它写进了《中共太子党》书里。

四

班里还是平民子弟为多。那时候不懂得阶层划界或人以群分，但是孩子们玩得来、结成伴的事实结果是，类似家庭出身的孩子们交往最多，最容易成为朋友。与我最玩得到一起的，是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杨更（他后来改名了）、张小宝、印红标等。当然，那个年龄的男女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

我跟杨更之间交往最为密切。这一是因为住家都离学校不远，二是两家的家长都在西城区的教育界工作，三是学习成绩都较好，属于聪明孩子，四是我们俩都喜欢相声，曾经搭档登台。

杨更之名，常令同学们想起一种小食品——羊羹。他身材瘦高，曾患小儿麻痹，在肢体和动作上稍显遗迹。他家住学校东南方向的涭水河胡同，有人就将其戏谐音为“瘦腿核”，与他打趣。我常去他家玩，知道其父母离婚了，他跟着妈妈过，妈妈好像是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师。他的姑姑更有名些，曾经是北平地下党，叫杨荣梅，化名于力，时任西城区教育局长。于力的儿子宋保红也就是杨更的表弟，后来也转学到了我们班。

杨更很愿意拉着我，一起做作业，一起玩游戏，业余爱好也一致。按照他多年以后对记者的回忆，他的成绩总是班里最好的，藐视一切人。但是根据我的记忆，除了我的语文肯定更好，作文的范文比他多以外，我画画和写毛笔字也都是全班第一，这应该能得到班里同学的证实。在五年级，我当了中队长，班文体委员，杨更好像是小队长吧。其实半个世纪之后，比这个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把话扯回来，后来我渐渐地想躲避他，因为他太强势，要我服从他，包括意志上和动作上，都让我感觉受了欺负。想躲却又躲不开，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

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说相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短暂宽松的几年里，相声比较繁荣，广播里常听，西单附近的北京曲艺团还有相声专场演出。小孩子善于模仿又记忆力好，听两遍就学会了。记得我俩在一起说的都是模仿名家名段，那时还不会自己创作。我觉得自己比较全面，说学逗唱都不差，而杨更只能说，还时而口吃。但是因为他天生强势，我本性低调，所以我只好给他捧哏。

在一次班级的特殊活动中，杨更居然冒名顶替，扮演了相声名家侯宝林，我给他捧哏。这个“局”还是我作为中队文体委员，跟班长一起设计出来的。

那是1963年4月，全班去春游颐和园，班委会事先进行了精心策划，我和班长余心乐还提前一天去探路预埋。霍老师也在她的书中有详细记述。先是三个小队分头按路标搜寻登山，在完成多种“军事”任务后，于佛香阁会师。在山顶休息时，各小队分别作诗记趣，以文继武。午餐后，忽有消息说侯宝林伯伯恰在附近，要与我们联欢，派我去接。我陪着身着长衫戴礼帽墨镜手拿折扇的假侯宝林从山路上摇摇摆摆走来，夹道欢迎的同学们才发现这长衫客是同学杨更扮演的。我们俩真的说了一段相声，当然是他逗我捧，不知期望值甚高的同学们有多么失望。而杨更第一次过了一把明星瘾。

在霍老师的门下，我们班搞了几次比较大的活动，令人印象深刻。一次是与偏远农村的孩子通信，他们表达的羡慕之情，使我们认识到城乡差别，认识到珍惜首都儿童的幸福。一次是学雷锋时，《中国少年报》发了一个专版介绍我们班，大标题是“为革命自觉、认真、刻苦地学习”，引来全国各地的很多关注。还有一次开主题班会，大家集体作文写成墙报，设想几十年后，每个人成年后在做什么？我被设定当了作家，给我的头衔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这是我们当年空想出的一个名目，谁知道如今真有所谓“鲁奖”了）。这个预言也不是完全不靠谱，我当时的作文很好，后来上大学读了中文系，做过报纸的文艺编辑。可惜半路撂荒，一事无成，如今提起，怎不愧煞！而杨更呢？好像给他安排的未来是曲艺家协会主席吧。（哈哈，姜昆那个位子！）

到了六年级再写作文，题目是设想未来的自己，那已经是学雷锋之后的1964年了。有的同学还写要当科学家、工程师，我却与时俱进，反其道而行之，设想自己当了拖拉机手，开着联合收割机在大平原上收麦子。这作文受到老师表扬，在课堂上宣读。其实我当时心里就明白，当农民是很苦的，我并不准备真的实行。所以那样写是时代潮流，官样文章。我很惭愧，在13岁时已懂得写假话来取巧了。

五

我们在1964年夏天小学毕业。毕业前夕，各班在校门口的花坛和影壁前拍合影，掌镜的是很有名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他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刚刚随总理访问过14国，大名经常出现在报纸照片的下面。他之所以能屈尊来给我们小学生拍照，是因为他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

毕业前要报升中学的志愿，曾经有几个男生约定报同样的志愿，方式是四指握拳而大拇指向上，一个叠一个，宣誓似地说：“四、八、三十五”，意即按顺序报这三所中学。但是回家以后，我父母嘀咕了很久，精心研究的结果，让我改报四中、师大一附中和三十一中。这些志愿都要报到霍老师那里，她根据对每个人的了解给予评估，如认为不妥会提出建议。我的志愿霍老师立即认可，没有二话。后来得知刘元元所报的三个志愿与我完全一样，且只有我俩一样。我父母身在其中，对北京市的中等教育界非常熟悉，而他们的见解，竟与刘元元的妈妈王光美女士完全相同，这也值得自豪一把了。

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是全市统一命题，我的语文考试几乎得了满分，只因一个笔误错字被扣半分。而数学被扣4分，记得很清楚是最后一道应用题问还剩多少，我审题不细，少减了一步。监考的是教历史的于老师，她在我旁边站了半天不走，分明是暗示，我怀疑有错，却始终没有检查出来，收卷时于老师提起卷子看看最下边，摇头叹息，为我惋惜。

暑假里，我们这些毕业生都在不安地等待录取通知书。某一天，某老师让我妹妹叫我去学校，就在进校门右手的传达室里，提前透露录取结果。那老师手拿一个表格，折起名字来给我看，说是八中。其实她是逗我呢，那是挨着我学号的另一人。我说不对，我没报八中。她这才揭底，说祝贺我如愿考上了第一志愿北京四中。那时的我十三岁，闻言很冷静，竟未表现出大喜过望，让那老师惊讶于我的少年老成。听说那年四中的录取分数线是194分，我考了195.5。

刘元元、薄熙成和杨更也都上了四中。我们这个班共48人，竟然有10个男生一齐考上北京四中（另有记载说是13人，不确，有可能是同年级四个班考上13人），而女生考上顶尖的师大女附中者是两个。据说四中初中那一年共招生260人，被我们一个班占去了将近百分之四，而全北京市的小学毕业班可能上千，有的全校也考不上一个。毕业前夕，我获得了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状，我班同时获奖者有五人，是张小宝、印红标、邵公寅、杨更和我，不知为什么全是男生，还没有一个高干子弟，我们都上了四中。我相信，在霍懋征老师长达60年的教学生涯中，这是值得她骄傲和终生不忘的一个班。

在离校前夕，把少先队的队表发回本人手里，以便带交给中学转关系。我见到了刘元元的表，是三年级入队时用铅笔填写的，家长父亲刘少奇，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他用橡皮擦了，改为母亲董朴（王光美在四清工作队所使用的化名，董为其母姓），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他连名字也改了，把元元改成了源源，后来简化为一个单字，应该是离开中学以后的事。还有好几个同学也同时改名，大概从小学入中学，是个改变小名的恰当时机。张小宝改名张帆，杨更改名为杨帆，他们俩不约而同，女生里也有几个改名。

刘源源的考分是个谜。暑假里，当卷子已判完，录取还没进行时，某老师告诉他，按成绩上第三志愿没问题，第二志愿有点悬。但是最终他上了第一志愿（这个疑惑，后文还有旁证）。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高干子弟只有到了他这个级别，才有可能受到一点照顾。

1979年实验二小70周年校庆，王光美重返校园，刘源在第二排。新华社记者的摆拍。

王光美、刘源与老校长陶淑范、汪琪合影。1979年9月。作者摄

（未完待续）

绿珊瑚2020-11-17 18:34:34回复悄悄话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住时经常见到和蔼的陶淑范陶奶奶
林海平兔2020-11-17 17:00:31回复悄悄话回复 '四钟五院' 的评论 :

是的香慈始于香山，毛占创办人熊希龄双清别墅后入城。。。

刘迪是我所识同代人最为出类拔萃的，他成小平头始于救陌生人，海归子离世竟无身份证。。。

有幸识他者常感慨他好得不可思议，我想和小学教育肯定有关。真希望校友多了解他。。。

我和他并不很熟，但他真正震撼了我的生命。。。容我留悼念如下。。。

哭刘迪

一一过平

青春五台
晋北八载
平头刺头
三十五年。。。

侠义灵隐
一代辉煌
千古遗憾
地平天安
四钟五院2020-11-17 16:33:28回复悄悄话回复 '林海平兔' 的评论 :
不知道刘迪。香山慈幼院是在白堆子吗？后来叫立新中学？
林海平兔2020-11-17 13:44:30回复悄悄话你知道比你高一年的刘迪吗
就是1976 年通缉2 号小平头。。。

通缉1号是扬眉剑出鞘王立山
他在香山慈幼院比我低几年。。。

我和你同年入学也幸学拼音
比我高一年姐姐乱拼才明白。。。
地球人三世2019-05-03 17:04:22回复悄悄话四钟五院博主就是作者劳力吗？
TakeMyTime2019-05-02 11:23:34回复悄悄话谢谢分享
注册很麻烦2019-05-02 09:21:52回复悄悄话只要是真实的记录都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值得流传，谢谢分享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386/201905/613.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2-1-25 01:03:53

高端发小纪事——刘源、杨帆及其他（中） (2019-05-02 08:47:30)下一个
高端发小纪事

——刘源、杨帆及其他（中）

作者：劳力

六

正如改名一样，小学升初中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个时期也是刘少奇主席及其全家命运的转折点。在我们等待进入中学的那个暑假期间，1964年6至8月，刘源的父母奔波巡视，在14个省市宣讲“桃园经验”。9月1日，就是我和刘源同时跨进北京四中校门那天，刘少奇批发中共中央文件，把“桃园经验”推向全国。这些事，发生在江青参政之前。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刘源源在那个暑假里去下连当兵，去的是中南海警卫部队，一直延续了三个暑假（1964至66年）。

1965年8月刘源源当兵时向父亲汇报。王光美摄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上中学不像小学那么离家近了，我开始骑车上学，一路上经过西单、西四和西什库教堂。记得刘源源也是骑车上学了。

那时四中每个年级有六个班，四个班学英语，两个班学俄语。最初我被分到学俄语的六班，但那时中苏两国已经尖锐对立，九评连连发表，再过一个多月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还学俄语显然没有前途。我妈妈当时在西城区某中学当教导主任，为此去找同级熟人——四中的教导主任屈大同，把我换到了英语班初一（二）。妈妈说屈主任当着她面打开了新生名单，上面登录着每个人的入学考分，只有刘源源名字后是空白。

初一（二）班已经有了刘源源、薄熙成、杨帆和邵公寅，这样我就继续与他们四人同班。从1956年幼儿园始，至1968年底各奔东西，我们五人连续12年都是同班同学，也算一段奇缘了。我的小学同学还有王伟思、王者曦在三班，印红标、张帆、石城在四班。

开学伊始，学校领导把我们几个小学同学找去，很严肃地说要为刘源源保密，不能说他父亲是谁，我们都作了庄严承诺。记得这密保了不到一年，后来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学校是全市招生，同学里既有住中南海的，有出于部长级或高级知识分子所住独门独院的，有普通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像我这样的，也有南北城偏僻胡同里的贫民子弟，上下纵贯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对我来说，因为在小学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同学结构，所以一点也没觉得奇怪，对高干子弟也没有仰视之感。我们二班里还有个家庭特殊的同学，是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也叫晋美。后来的校史里说，文革前的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学校。

我的语文仍然好，很受老师的赏识。一次写作文，某同学写了句“红旗越飘越鲜艳”。语文老师廖锡瑞指出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旗的颜色只可能越来越淡，学生不服争辩起来。后来“文革”一起，这成为廖老师的一大罪状。听说廖老师原来在上海做过地下党，与某些头面人物有上下级关系，不知为什么落魄至此。

在两年里，数学课我们只学了初等代数，几何没有学过。第一年开了生物课，第二年学了一年物理，化学是一天也没有学过。我在数理化方面的缺陷，可惜终生不能弥补了。

我因为喜欢吟诗作对和写字画画，所以得了个外号叫老秀才，这外号在那个年代纯属贬义，有抱残守缺、封建落后的意思。几十年后，薄熙成见面还这么称我，让我想起很可能就是他起的。

跟我同样喜欢诗文书画的，是平民子弟郑宝生。我多次去过他家，是在崇文区三里河，那里是北京外城，比之东西城要等而下之。据说家里是“吃瓦片的”，即出租房子的房主，革命使家道破落了。郑宝生的家庭和刘源源比起来，就是北京社会阶层的两极。偏偏他们俩会于同班，而刘源源也是从小习画的。有一次两人打起赌来，赌的题目是画家黄胄姓什么，郑说其本姓梁，刘说就姓黄，赌的标的是黄胄的一幅画，由我做中证人。郑宝生书画知识丰富，但毕竟是间接得来；而刘源源却直接认识本人，黄胄是他的家庭美术教师，每周末进中南海教课。所以刘源作为黄胄的学生，比赵忠祥早得多。刘源说：如果我输了，从家里他送我的挑一幅就行；如果你输了，拿什么赔？所以这个赌局，显然是不平等的。这输赢在当时没有定论，如果在今天，上网一查便见分晓。黄胄本名梁淦堂，生于河北蠡县梁家庄，写《红旗谱》的作家梁斌就是他的堂兄，所以堂弟为堂兄的小说画了全套的插图。在没有网络查询的当时，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刘源源向黄胄本人求证。他大概回去问过，却不再提了，也就没有兑现。

七

北京四中老校门，东向，建于1931年，拆于1985年。

回想起来，我们那短短两年的中学生活，已经并非正常，似乎是山雨欲来了。入学不久就开始搞“四清”，对初中生就是正面教育，在我们教室的后墙上，贴着大张印制的“二十三条”的全文。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哪里知道这就是毛主席对刘主席的反击？就连在同一个校园里，发生在高中生中的风波，我们也不知情。1964年底，隐隐听闻市委派来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要在学校领导中搞“四清”。次年暑假后一开学，学校的书记兼校长换了人。新来的女校长杨滨，在延安上过陕北公学和抗大，据说叶群是她参加革命的见证人。她在四中当了不到一年的校长，却挨了两三年的斗，真是调不逢时。

后来的校史说：1964年12月到1965年8月，“四清”运动使学校教学受到了一定影响。再查资料方知，原来是有敏感好斗的高中生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信，状告“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严重问题。那时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惶惶然自顾不暇，火速派出了工作队。八个月的“四清”并没有查出大问题，只是调换了一把手。这样的结果使那些始作俑者的“左派”高中生不满，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1965年国庆前，学校组织游行排练，是和平鸽方队，每人用手帕包着一只鸽子，到广场上特定的时间地点施放。不知道为什么不带我玩，我只能眼巴巴地旁观人家操练。那是大乱前的最后一次游行。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爱看报纸上的文史文章，比如戚本禹的忠王李秀成投降考和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不知深浅的初中生还以为可以随便找靶子来批，1966年初，我和郑宝生从图书馆的旧杂志里找出来曹禺、梅阡、于是之合著的话剧《胆剑篇》批起来，写成文章。郑甚至拉着我，找到曹禺在东四十条的家门口，想当面质问剧作家，终于因为我的畏缩，没有敢进去。

我们把批判《胆剑篇》的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就天天盼着登出来。天天都见不着，耐不住了，就打电话给报社催问，反正电话号码在报纸上印着呢。记得就在二校门洞里拨的公用电话，报社接电话的听说我们是中学生，就推说只能跟领导谈。谁知怎么那么巧，正好这时副校长刘铁岭从身后经过，我们就抓住他来接听，他听说是《人民日报》的电话也不敢怠慢，于是电话两端都被我们搞了个一头雾水。没想到将近20年以后，我也到《人民日报》工作了，还就在文艺部的评论组，我也处理了无数的群众来稿，才深知要是小小老百姓想批谁就批谁，报纸照登，那还不乱套了！

几位校友包括后来的文化名人北岛（赵振开）、陈凯歌都回忆到，文革前夕四中校园里气氛诡异，越是高干子弟越衣着破烂，在雨雪天气里磨练意志，以显示艰苦朴素，革命彻底。而实际上他们在结成高傲的联盟，以区别于平民。日渐自觉与成熟起来的中学生与小学孩子们不同，高干子弟与平民的差别和冲突，已经在暗地里涌动着了。

八

就像是闷了很久的天终于下雨，突然有一天“文革”就开始了。记得是5月30日晚8点广播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了大字报。几天后校领导靠边站了，团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学生领袖孔丹、秦晓等人主动地站出来领导运动，似乎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批判的题目是现成的：刚过去的“四清”难道不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保护吗？我们几个发小同学响应号召，把小学毕业时获得的奖章证书扔进了垃圾桶，那可是北京市级的优良奖章呀。

眼看着中学里热火朝天，怎能忍小学里死水一潭？几个实验二小毕业生一核计，认为有责任回小学去煽风点火，就在教室里干了一个通宵，合写成一张大字报，批判小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还点了霍老师的名。记得领头倡议的是薄熙成，参加者有杨帆、印红标和我等，是我用毛笔抄写的。天亮后几个人一起回小学去张贴，地点选择在我们六年级的平房教室对面，霍老师还在那个教室里任教，其实就是冲着她来的。霍老师看见了我们，就招呼小学生们帮助大哥哥打下手，我们却不好意思与她搭话。待大字报贴上墙几张，霍老师看见自己被点名，她只好黯然离去。

四中校友彭世强记忆速写：老校长室。废除高考倡议信发表后，在这里接待外校声援。

6月中旬，发生了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呼应倡议，为进行文革而暂停、推迟高考，进而极端化为废除高考制度的事。具体过程据说是这样的：高三（五）班的薄熙永告诉同班的孔丹，听说中央有精神要推迟高考，我们何不采取主动，写信要求？另据当时初三的校友黄其煦（笔名唯一）回忆，他当时在校门口传达室听到了高三（五）班某人给女一中打电话，内容是因为四中高干子弟众多，为避嫌请女一中同学先首倡，然后四中再附议（见唯一：《我在故宫看大门·旧事重提：“废除高考制度”》）。如果此说属实，那废除高考上下呼应的运作过程就更清楚了。于是孔丹、薄熙永代表全班写了信，两人来找我们班的刘源源，请他带交其父，这是一条“通天”的捷径。高考离我们初二的学生还很遥远，所以刘源源只是一个带信的配角。刘家有规矩不准孩子带信，所以刘源源不敢当面呈递，只是把信悄悄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这信无异于送到手上的一棵救命稻草。6月18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信登上了《人民日报》，同时还公布了中共中央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一时间四中成了一个八方瞩目的中心，很多别的学校到四中来响应支持，老校长室前的平台成为热闹的舞台，孔丹等在此接待八方来客，像节日一般热闹。我那时离高考还有四年，所以对废除高考没有切身体会，只觉得痛快，没感到痛苦。待稍长才能理解，正在积极备考的高三学生，是怎样的心情，那是理想的幻灭。

工作组进校后，想是为了息事宁人，便于管控，把我们学生送到昌平农村去参加麦收劳动。7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突然命令我们收拾行装，连夜步行，披星带月走回学校。第二天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那天在台上刘少奇讲话，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毛泽东突然从幕后走出来，不说话，只挥手。两个主席形同陌路，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然后北京市的中学里就彻底大乱了。8月4日，四中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游斗校领导和部分教师20多人，那天我在场是旁观者。第二天，师大女附中就发生了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恶性事件，不知男女两名校接连发生的两场武斗之间，是否有引发和响应的关系。客观地说，在这一场难以阻止的群体性大乱中，孔丹等人有意识的控制，确实发挥了作用，减小了危害。这就是男四中与女附中的不同，是孔丹等人与女生领袖的不同，恐怕也是一般男生与女生的不同。即将成年的男生固然身高力大，但总不忍对妇女和老人往死里打的，何况是对与父母同源的老革命呢？

在这个阶段，因为被认为出身不太好，我未能参加什么组织，8月18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盛会”也没有去，也许我根本就不够资格，没有通知我。第二天看报纸，人人都注意到林彪成为唯一副主席，刘少奇地位大降。那时刘源源正最后一次下连当兵，他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就在第二天8月19日，四、六、八中三校联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界的所有领导，以及三校校长。这就是后来陈小鲁道歉所提到的那次批斗会，在开会时被斗者受到殴打。那天我是后排观众，远远地看着台上，就像是看戏的感觉。

接下来几天，在学校的宿舍小院里举行辩论会，辩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上台要先报出身。像我这样的似乎先天就矮人一截，只好抽身退避。

8月25日，孔丹、秦晓与陈小鲁、董良翮等四、六、八中的同类红色子弟们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孔丹任司令，秦晓是宣传部长。他们自视高人一等，要管理整顿普通红卫兵那些群氓。后来看到的材料说，江青等人在直接鼓动清华、北大附中的海淀区红卫兵造反（反刘少奇），而西城区的“老兵”们则被周恩来利用，做了些维护秩序的工作。原来出身阶层和地域分布，都影响着政治态度的分野。

西纠当道的时候，我在小学旁边的四合院里，经历了两次抄家。我妈妈正在另一所中学里被关押批斗，1966年8月是红色恐怖笼罩北京，也是我家的至暗时刻。

九

1966年10月初，《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老兵”开始失势，前几个月里受压者反而抬头。仿佛是阶级关系的大颠倒，高干子弟的父辈很多成了走资派，本人也被指犯了错误，而长期被“入另册”的平民子弟，却以造反派的面目翻身出气了。

于是我们也能以红卫兵的身份，出去参加大串联了，免费坐火车，全国随便周游。待11月下旬回到北京，学校里已是群龙无首，各自称王。大约是在12月里，显赫一时的西纠已经解散，其成员“老兵”们又组成了“联动”，他们要维护受冲击的父辈们失去的利益，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冲击公安部，所以受到镇压，变成了挨整的。听说孔丹也被捕了。

我和杨帆、郑宝生等几个平时合得来的平民子弟，成立了个战斗队，占了校长室背后的一间小房，门口贴上我写的三个字叫“卫东彪”，是模仿毛、林字体。我们有一台油印机，有时自编自印传单去散发。我既能撰写又能刻印，是干这事的主力。

1967年1月某天傍晚听到个消息，说是王光美刚刚被清华诱捕抓走了，事发地是北京第二医院。我们立即赶到位于西长安街以南绒线胡同里的那个医院采访。因为刘源源和他的几个姐妹都是我的同学或校友，所以觉得自己也是内部知情人。医院里的目击者向我们讲述了事发的过程，是清华的学生们先控制了刘源源和他的姐妹，带到这医院给中南海里打电话，谎称姐姐刘平平（师大一附中学生）遇车祸伤重，冒充医生说手术要家属签字，骗王光美出来就擒。当时令所有人感到吃惊的是，刘少奇本人也受骗到场了，毕竟他爱女心切。后来王光美回忆道：“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然后王光美被抓走，刘少奇返回。我们当时只顾挖到了独家消息的刺激，却没去想这绑架孩子诱骗家长的事有多不地道。回校后立即写了“智擒王光美”的传单连夜印出，天亮时散发到街上。

在家境大变后，刘源变得沉默寡言，消沉避人。大约就是在这前后，刘源无法回家住到了学校里，北岛曾回忆与他住过同一宿舍。有一段时间，刘源占据了教室楼楼梯下斜角的杂物间，铺床被子暂且栖身，而那里无窗无灯，原本是放扫帚墩布的地方。他带有一台牡丹牌8402八管半导体收音机，是文革前国产最高档的，能听中、短波两个波段。批判他时也成了罪状——你要听什么台？1967年春天，有一次列队外出游行，大家齐呼打倒他父亲的口号。刘源源也在队伍中，我走在他的侧后方，看见他抬了抬手，不知是否张嘴了。

十

1967年3月开始军训，北京卫戍区派到每班一个战士，担任排长。4月3日和4日中央首长接连两次接见北京市的中学生代表，两次的讲话基调不同，显然第二次是纠前一天的偏。但是不同立场的中学生各取所需，就分成了“四三”和“四四”派。我们所在的“新四中公社”，属温和的“四三”派或自称四三点五派,是最大的群众组织，成员上千，占全体学生的四分之三，再加上观点温和不激进，所以受到军训团的支持。现在想来，这样的政治观点，与四中平民学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都是相适应的。“新四中公社”掌了权，我们班的杨帆当了校革委会委员，作为初二的低年级学生，这是很难得的。

这时，孔丹等人更加受到压制。秦晓在回忆文章里记录了一个细节，十分传神：“抓孔丹挺有戏剧性。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院里与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儿，他长得瘦瘦的，像只螳螂。他本来冲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一下愣住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载《暴风雨的记忆》三联书店2012年版）这明明就是杨帆嘛。

那一年，四中的各派办过几份报纸，无论是贵胄平民，立场左右，都能显示出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文采。那一年，“新四中公社”组织了合唱团，演唱从《长征组歌》改编的红卫兵战歌。我在里面唱男高音声部，在北京展览馆和太庙里的正式剧场演出。那一年，高二的戴士和在老校门内新砌起的影壁上，画了大幅油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背景是鸟瞰的华夏大地，满壁云烟。不久后有女三中来找，欲请戴士和去合作壁画，他不在，就有人推荐我去顶缸。女三中校址是明清两朝的历代帝王庙，就是梁思成要求保护过街牌楼那个地方。女学生们要在庙门前巨大的古迹影壁上作画，主其事者叫聂鸥，这巨画工程后来可能没有完成。多年以后，戴士和与聂鸥都成了知名画家。

就是在这样的平民子弟短暂掌权，而杨帆进入校级领导层的背景下，似乎是阴差阳错，我被任命为初二（二）班的“排长”（就是班长）。

这时要复课闹革命，却是学生上讲台。我的语文好，就安排我讲语文课，讲的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我搜集了很多资料，认真做了准备。那天刚开讲不久，突然教室门被推开，班主任老师王兆骥进来打断了我，说有急事必须立即走，把一教室同学晾在了那儿。我被带到了校革委会办公室，就是后来重建了的旧式厅堂老校长室。见一个高个儿中年人穿便衣，自我介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说是我班的两个高干子弟及其哥哥，嗨，我就直说了吧，是刘源源、薄熙成和大哥薄熙永犯了刑事的案，已经被拘留了。现在是来调查，要求学校配合，介绍情况。我和王老师口头谈过以后，让我们在记录上签字还不算，还要蘸印泥按指纹，这可是平生头一次，当时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据公安局的人说，这哥三个在北京呆得心烦，想去外地游玩避风，但是免费的大串联早就结束了，钱不够，就起意抢劫。某天深夜，他们在玉渊潭公园抢劫了一对情侣，两人对付男的，一人控制女的，劫得手表等物品，后被公安局侦破抓获。这情节如今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那是在文革乱世期间，北京青年之间的斗殴和打劫并非鲜见，只是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特殊，“公子王孙”沦落至此，令人慨叹。他们的案子肯定要汇报到中央，正是要给他们的父亲定罪的时候，所以要严办。过了几天，我们又按照要求整理出文字材料，班主任王老师带着我一起，骑车去中南海西门，进传达室内汇报此事。几个月后，薄熙成被押回学校，在大礼堂（即饭厅）开批斗会，不知为什么另二人未到场。批判稿是我起草的，但是我很不想上台当面去念，毕竟我们从小同学多年，比别人更近一层。正好王老师自告奋勇上台宣读，我这个学生等于给老师当了一回秘书，乐得猫在台下人群中做个听众。我们这位老师是1965年才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身强体壮，那时还年轻气盛，想积极表现一下，也可以理解吧。

校友彭世强记忆速写：北京四中大食堂。它也是大礼堂，在此开过批斗会，也是老兵合唱团武斗的现场。

（未完待续）

passerby20162019-05-02 17:29:36回复悄悄话I can only say that most people, including the "brightest", cannot think independently. How many intellectuals refused to leave Peking in 1949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 propaganda.
passerby20162019-05-02 17:11:43回复悄悄话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whe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tarted. I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when my female teacher was detained and beaten by the students. Since then I never believed the government, the party, the leaders, the newspaper or the broadcast again. I was afraid the bad luck may one day came to me. I thought the teacher was completely innocent and mistreated. I saw the evil in some people's heart even they looked harmless most of the time. How come those brightest youngsters who were admitted by the best school in China like the author didnt see this, when I did? they were much older and more matual. I suspect most of those people either never taught or lost their moral standard. the author reported his friend (Liu Yuan) to the authority and later drafted the critique without facing significant danger.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386/201905/1109.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2-1-25 01:10:00

高端发小纪事

——刘源、杨帆及其他（下）

作者：劳力

十一

四中当时唯一的教学楼，1954年建，没有暖气。

1968年8月，学校里又来了工宣队，这是在清华大学发生了“7·27”军、工宣队进驻以后，在中学里的模仿。如果说原来的军宣队成员还是年轻纯朴、纪律严明的话，工宣队师傅们就只能说是没文化水平低了。他们是北京市汽修四厂的装卸工，扛大个的，忽然间被戴上了“领导一切”的高帽，却并不具备领导的能力。但就是他们，要决定我们这些学生未来的命运。

1968年的秋天，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中期的又一次整人高潮。短暂轻松了一两年的平民或知识分子，毕竟要复归于异类。突然有一天我父亲被扣在单位不许回家了，因为历史问题受审查。我知道排长当不成了，但没有主动去请辞。终于有一天王老师找我，说父亲单位来函了，我不能再担任排长。那天心情特别压抑，离开学校后，我直接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从纪念碑下对准旗杆沿着中线走向毛主席画像，心中暗自宣誓效忠。

这时候，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的浪潮越来越猛。1967年的11月走了第一批，去黑龙江兵团；1968年9月第二批去内蒙古；12月第三批去了山西雁北地区的山阴县，刘源源和与他赌过黄胄画的郑宝生都去了那里。但是我拖拖拉拉地躲着没去，他们走时，我填了一首词送别郑宝生，词牌是《八声甘州》，只记得结尾几句是：“容待文革二次，与贼寇、再见高低。后会有期。”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工宣队的师傅到我家登门动员。那天进门寒暄时，我顺口说：听说今晚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他接茬道：是啊，听说是关于上山下乡的。我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果然晚8点广播响了，那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次我必须要走了，是陕北的延安专区。

其实那时候的中学毕业生并不是都要去上山下乡，也有招工的名额，而这些机会总是与去边疆兵团或穷乡僻壤的农村交叉到来、轮番出现。这就更加强了扛大个工宣队师傅们定人命运的权力，胡撸你去哪就是哪儿。杨帆在这时候搬出了他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理由，留在北京进了工厂。

即将出发去插队之前，我去父亲单位，要求见爸爸一面，他已经被关“牛棚”几个月不准回家，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旁边有人监视，父亲被带进来，呆滞地看着我，父子对话简单而冷漠，说的都是官话。那个监视者不知是有意无意，抽身离开了几分钟。父亲突然直视着我说：“爸爸想死，你说我死不死？”我当时来不及犹豫，觉得脑子里打了个闪电，立刻回答：“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他沉默了，随之那监视者就回来了。我的这句话，救了父亲一命，没有把生离演成死别。那时我刚满18岁。

事有凑巧，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就是刘源后来上的学校——北京师范学院。

十二

我们是1969年1月下旬坐火车去延安的，连春节都没准我们在北京过。几个连续十多年的同学发小，从此风流云散，各奔前程。在将散未散之际，还有一个情节，掀起一个小高潮。

郑宝生和刘源去了山西雁北山阴县，我与郑保持着联系，从陕北到北京都经常通信。有一次他告诉我，冬天里别人都走了，只有他守在集体户里，室内气温是零下六度，没有火，他在呵冻给我写信。下面这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刘源下到底层农村，肯定更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老同学知识青年也负有监视他的责任，他的信件要被截留检查——这虽然不合法，却不足为奇。有一次他写信给北京同伙，要他们寻仇报复留在北京的“对头”，就是杨帆，“打断他的腿”。这信被同村的知青拆阅了，于是一边通知杨帆，一边向上级汇报，所以报复没能得逞，刘源大概又为此挨了整。据说此事被汇报到中央，江青曾直接过问。

几十年之后，我已记不清这场恩怨情仇的具体起因。按当时的观点看，当然是要报复打人者不对，但是将心比心，也能从反面推测出，对方会把人逼到了什么地步，方令他出此下策。本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十几年的同窗，何致于拼个你死我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我听说，杨帆为此事直接写信给江青感谢，是如此开的头：敬爱的江青同志，您还记得我吗？是您亲自派人保护我，使我免遭某人的毒手……

我和郑宝生的语文都好，两人曾经计议，想以那三年的风云历程为题材，合作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拉出了结构提纲，安排了人物设置，并写出了几个片段。记得杨帆也参与了一部分，试图以他作为原型来塑造主角。这小说近结尾处的一段高潮情节，就是在插队的陕北农村（更有革命意义），为了制止高层走资派子弟的报复，而翻山越岭，星夜追信的故事，当然不能按原事实写成是私拆了。这部“少作”，幸亏没有写成。

十三

此后几年，各位发小同学间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听说先后都回到北京，当了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时，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单位以超龄为理由，不准他参加高考。他直接给“邓叔叔”写信，才获得参加考试的资格。似乎是轻车熟路，尚记11年前，他亲手转递的废除高考信吗？这样，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学历史。

同一年，杨帆考上吉林大学学经济，印红标也上的吉林大学，张帆进入北京经济学院，我则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薄熙成没有考大学，他在北京市的工艺美术系统当干部，这是继承了他妈妈原来的工作领域。郑宝生留在山西大同，到文联任编辑。

大学期间，1979年9月实验二小70周年校庆，发小们得以再见面。从1949年以后，这是学校第一次为自己过生日。我当时是戴着北大校徽，非常骄傲地回去的。校园里的格局没有变化，但是为什么感觉什么都变小了呢？王光美作为校友出席上了主席台，当时她才刚刚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来几个月，而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刘源、薄熙成和张帆都来了，在外地上大学者缺席。我那天带了相机去，拍了几张黑白照片。

实验二小70周年校庆合影，1979年9月。前左二薄熙成，左三霍懋征，左四王光美，左五副校长汪琪，左六刘源，右一作者，上排左一张帆。图中有7位我班同学。作者提供

1980年，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学校园中，发生了前所未见的竞选。听说刘源参选了，他当时的竞选演说，后来流传了很多年。

转眼过了将近10年，1989年4月底，当北京的社会秩序还算正常的时候，时任北京市旅游局长的薄熙成作东，邀请小学同学到他治下的燕京饭店聚会，到了20多人。这是我们班毕业分手25年后的首次再聚首，那时大家都是38岁，有了家小，事业初成。刘源在河南被选为副省长，没能到场。在跟薄熙成握手时，我说多少年不见了，本是个虚话没指望回答。但他马上给出最精确的回应：是在1968年X月X日的批斗会上吧？倒令我不好回答，敢情他一直记着这个日子。那一次薄熙成说，他家原来在西城区按院胡同的院子后来让姚文元家住了，前后两届主人结果都倒了霉。原因可能在风水上，他看过一本风水书，“前不栽桑，后不种柳”，那院子里有桑树。当然，他是当笑话讲的。

这次聚会以后，同学杨帆发起调查，请大家写下对小学的感言。我在给他交了卷后不久，就出国了。两三年后在海外，有人给我看一本复印的书，叫《共和国的第三代》，作者就是杨帆。我看这书名字叫得很大，内容却是以我们小学这个班同学的经历为主要例证，还联系到杜勒斯的预言，归结到要保持江山永不变色，正对应着那个年代防止“和平演变”的时髦主题。我是真心地不敢苟同。

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同学们天各一方，好在信息工具越来越方便，能不断得到发小们的消息。刘源的发展众所周知不提，薄熙成去经商了，把政界的前途让给了二哥。杨帆做了政法大学教授，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是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学校里个性十足，曾与学生发生冲突，人称“杨帆门”。他还是“乌有之乡”网站的主力，属“左派”大佬，在社会上十分活跃。印红标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在文革史研究方面用力甚勤，颇有建树。张帆赴美留学，曾在纽约市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后海归讲学，参与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研究院——他才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经济学家。而中学同学间联系很少，听说郑宝生后来也回北京了，在《中国煤炭报》做编辑。

2007年，刘源、薄熙成在薄一波追悼会上。

2009年，实验二小度过了她的百年大庆。2010年，我们熟悉的园林式校园被拆迁，因为它距离西长安街太近，大街的南面要建华能大厦，它比北面的民族文化宫晚了50多年。而马连良家和我家住过的四合院，奇迹般保留了下来。实验二小被迁移到新文化街111号，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仍是众生追捧的名校。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旧址无存，人物皆非。而北京四中的老校园，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拆除重建了，新建筑极有特色，堪称典范，可我竟然一次都没有回去看过。

霍懋征老师在这一年2月逝世，享年88岁。听说时任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她的葬礼。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到了八宝山，形成一次团聚。杨帆拉着刘源合影，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身在海外，只能遥寄哀思。

刘源与杨帆，2010年2月在霍老师追悼会场外。作者提供

2011年，小学同学们都60岁了，我在4月回国，终于再次欢聚一堂。此次距离上次1989年的聚会又是22年了。大家都老了，很多同学退休了。薄熙成来了，还是那么爱开玩笑；朱援朝来了，显得财大气粗，喊着为大家加菜；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没有来，留了信说是因公务不在北京。大家谁也不问这些年来的经历，不提事业发展官居何职，只叙旧情、祝健康。我与京剧世家的马小英合唱一段《沙家浜·智斗》。这一次杨帆对我说：“你文笔那么好，倒是写点东西啊！”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杨帆与人合作，刚刚出了一本书《重庆模式》，为我们那位老校友主持下的政绩，做出理论性的归纳。可是薄熙来本人在公开讲话中，并不承认有“重庆模式”。仅仅一年以后，形势大变，薄家出了事，我在网上看到杨帆又出面辩解，指责“极左派”，与重庆和“乌有之乡”作切割了。

也是在这一年里，小学同学朱援朝逝世了，刘源在总后带头揭露了谷俊山。时新的消息不断涌来，比如几位“红二代”对文革的反思道歉，比如官员腐败、大老虎被打的种种传闻，比如老百姓对权贵子弟靠父荫发财的强烈不满。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小学生活，才发现那小小校园也不是理想的伊甸园，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到中学就是风满楼头，雨骤风狂，是矛盾的大爆发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中学我们班的同学从来没有聚会过，连微信群都没有建。

我出身平民，或许是出于偶然，或许是非常幸运，得以与“公子王孙”为同学，甚至可称“陪太子读书”，能够连入名校，受到当时中国国内最好的教育。无论实验二小还是北京四中，我所在的学校和班级，都是特例，属于塔尖上的幸运儿，并不能代表中国儿童和少年的大多数。以此为案例去认识所谓“共和国的第三代”，显然有偏差，我不能认同。高干二代与平民子弟的差别，也许在小学时还不明显，那是被暂时掩盖着，但随着长大成人必然暴露扩大，以致形成尖锐矛盾。这矛盾在我们的中学阶段激化爆发，那当然有文革乱世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几十年后进入所谓盛世了，这差别和矛盾却始终鲜明，乃至愈演愈烈。正是旧已有之，于今为烈。

近日，老同学杨帆又火了几天，他主张要公开四十年来中国所有的博士论文以辨真伪，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为他，让我重新拾起五六十年前与发小们在一起的回忆，忍不住也重新审视了一番。我看见他自称：从小与刘、薄“三人一直要好”，如果没有文革，他“应在十七岁左右上北京大学或者公派法国留学”。见此言语，不禁莞尔。我若不说，其谁复知？于是就写下了这篇纪事。称他们为“高端发小”，谁曰不宜呢？

2019年4月末

passerby20162019-05-07 08:44:25回复悄悄话Some people thought it was ok that the teachers/principal who used to be well respected/loved got beaten to death in public, I did not, even when I was less than 10 years old. I was definitely in fear. I still recall my own mother talked about her well respected professor was beaten to death in his home in my neighborhood, she did not think it was ok. When I went to the middle school,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all the propaganda was bullshit.
四钟五院2019-05-06 17:46:03回复悄悄话回复 'passerby2016' 的评论 :
你把50年前和50年后混淆了，人是会变化进步的。
四钟五院2019-05-06 17:42:31回复悄悄话回复 'passerby2016' 的评论 :
那说的是1968年。那年你就要求一个中学生独立思考，这要求有点高。
passerby20162019-05-06 11:16:42回复悄悄话刘源，平庸maybe. He was not 在父荫的庇护下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His 官运 was blocked by his behavior in 89年. He supported Xi by fighting 谷俊山, but was kicked away afterwards by Xi. It was said there only two senior officers in the entire PLA who did not take a bribe - 刘源 and 刘亚洲
passerby20162019-05-06 11:03:30回复悄悄话刘源78年jointed the only real election. 89年supported students. Helped fellow student in college. In recent years, often organized and provided space for college student reunions. As the author pointed out, sometimes attended student reun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he author came from an intellectual family. Both parents were prosecuted during culture revolution. the author himself is among the brightest youngsters. Yet,
那天心情特别压抑，离开学校后，我直接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从纪念碑下对准旗杆沿着中线走向毛主席画像，心中暗自宣誓效忠。
Apparently, the author did not know how to think independently, even through he was a good writer. And he is still a good write as evidenced by the article.
二舅2019-05-04 14:57:43回复悄悄话倒是作者笔下的刘源，给人一种平庸，能力低下的感觉。他从小到老，除了少年时期在文革中吃了些苦，基本都在父荫的庇护下一帆风顺，官运亨通，直至官拜上将，当今社会不公由此可见。
二舅2019-05-04 14:45:53回复悄悄话扬帆在当今这种人人自危的高压政治形态下，还敢提出检视四十年来的博士论文主张，至少证明他有挑战专制的勇气，也有为朋友打抱不平的侠义，应该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TakeMyTime2019-05-04 07:09:38回复悄悄话不错！
清漪园2019-05-03 19:06:54回复悄悄话杨帆有才吗？我咋不觉的？
地球人三世2019-05-03 16:55:59回复悄悄话一介平民出身的杨帆那样张狂，是不是秀才茅坑里的蛆，也沾了一身贵胄子弟的味道？
清漪园2019-05-03 15:22:04回复悄悄话您这些发小真够高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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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 高端发小纪事——刘源、杨帆及其他（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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