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锡刚：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人民日报》上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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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人民日报》上的林彪

　　　　　　　　　　　　　　　　·冯锡刚·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出人意外的是，与毛泽东并肩站立的不是刘少奇，而是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原先居于末位的林彪。新闻报道中，原先排列第二的刘少奇落到第八，林彪成为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一切似乎突如其来，其实却是草蛇灰线，有迹可循。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其回忆录中提供一则重要的史料：１９６５年秋，周恩来看望病疗中的王稼祥，透露高层人事将有变动，毛泽东的接班人或将是林彪。因为是孤证，笔者对此一直信疑参半。信的是，朱仲丽以其特殊身份，似非空穴来风；疑的是，１９６５年的王稼祥早已非复三十年前长征途中为毛泽东所倚重的“三人团”成员之一，虽仍为八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却因所谓提倡“三和一少”而遭责难，已赋闲，为刘宁一（实际是康生）所取代。事涉最高层的核心机密，以周恩来的审慎，“透露”一说颇可质疑。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在林彪已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情况下，周恩来确曾说过，林彪多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到１９６５年已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然而，这只是回顾历史过程，解释既成事实，意在宣传林彪，无关乎泄露天机。

　　但是，林彪“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说法确实在１９６６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关于林彪的几次十分鲜明和突出的宣传上得到了印证。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辟出通栏大标题：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多么新鲜而醒豁的标语，不能不引起关注时政的人们的思考。三天之后，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刚刚闭幕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通栏大标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指示。报告的开篇即以楷体字全文标出林彪关于政治工作的五项指示，其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旬，林彪提出“以五项指示为１９６６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并迅即以电话报告记录的形式呈报毛泽东。相隔不数日，毛即批示“同意五项原则”（“指示”升格为“原则”）。林彪在听取总政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工作的汇报后，强调“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心是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这就有了１月２２日的通栏大标题，有了１月２５日的五项指示的全文版。

　　《人民日报》这年的元旦社论以《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为题，然而在随后的宣传报道中却并未以此为主旋律，显然，当下最须突出的政治，并非“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局，而是业已揭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在１月间，负有重大使命的江青专程从上海去苏州探望林彪，提出要召开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打算邀请部队有关人士参加（一年后，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称此行意在“请尊神”）。林彪自然心领神会，在接待江青的次日即郑重告诫总政负责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得到林彪的支持，江青在２月间，用将近２０天的时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指定由与会的部队文化官员写出座谈会纪要。３月１７日，毛泽东审阅《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笔在标题上添加“林彪同志委托”六个至关重要的大字，并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写。江青立即致信林彪，传达毛的指示，强调召开座谈会是“根据你的委托”“此件建议用中央军委名义”。林彪奉此“最高指示”，即于３月２２日致信中央军委常委，强调“这个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和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此番运作，４月１０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以转发中央军委文件的形式，向全党下达林彪致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４月１８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详细传达和阐述了纪要的内容和精神。文坛泰斗郭沫若也正是在听了纪要的传达之后，即席发表震惊世人的检讨，认为自己几十年来所写的几百万字的著作“没有一点价值”，痛切地表示“要全部把它烧掉”。又是中央军委的文件，又是解放军报旗帜鲜明的社论，林彪治理的解放军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

　　如果说不了解内情的大多数国人对于这番奇特的景象尚难察见玄机，那么５月上旬，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则以“有林（彪）无刘（少奇）”而为世人瞩目。

　　在１９６０年６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抵制苏共对中共的攻击，自此即成为“反修”斗争中中共最为亲密的战友。谢胡此番率党政代表团（副团长卡博正是当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中共的阿方团长）于４月下旬访华，大庆、杭州、上海，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满城花雨。集会声讨苏修，欢宴盛赞友谊。中枢要员，悉数出场，刘少奇主席在五一之夜与谢胡同桌而坐，观赏节日礼花；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亲自陪同北上南下。如果说有什么小小意外的话，那便是与阿方有直接交往、活跃在国际“反修”第一线的彭真（当年率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未见踪影，这大概也让深怀战友情谊的卡博感觉困惑和遗憾吧。５月１１日，在发表联合声明和签订各项经济援助协定之后，谢胡一行满载而归。刘少奇率中枢要员亲往机场送行。整个接待过程，规格之高，为多年来所少见。并非巧合的是，也正是在谢胡返程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毛泽东于５月５日会见谢胡一行的消息，并配有大幅照片——毛泽东笑容满面，与同样笑容满面的谢胡并肩而行。消息相隔六天方予报道，且有意隐去会见地点和时间，这些不合常规之处，颇堪玩味。最吸引国人眼球的是，陪同毛会见的要员，除了见报率很高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竟还有极少公开露面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在刊登会见消息和照片的下栏，开始以两个半版面的篇幅全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１０日发表的姚文元《评“三家村”》（这篇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并另取标题的檄文，以专机运送北京，直接送达京西宾馆，使正在此地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人手一份）。毛会见谢胡的另一幅照片刊登在第四版的头条通栏（光明日报等全国大报则在头版同时刊登）。照片显示，自右至左依次为卡博、谢胡、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林彪。毛泽东手持烟卷，翘着右腿，侧向谢胡，侃侃而谈。倘按严格的礼仪，毛左侧应依次为周、林、邓，但人们更关注的是林彪略显拘谨的形象——身着毛服而非军装，未戴帽而露谢顶，双腿并拢而双手相握置于胸前，脚着松紧鞋而非惯常所见的皮鞋。

　　会见的谈话全文未见公布，《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五卷在５月５日条下披露了部分内容，主题是“反修”。令人感兴趣的是以下一段文字：在讲到邓小平时，毛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这使笔者联想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典时的情景。毛向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依次介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核心成员，特意指着陪同访问的邓小平，说了一番诸如“外圆内方”之类的褒扬有加的话。相隔九年，在这样的场合，似乎更应介绍的是林彪（对客人而言，邓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共的国际“反修”斗争，阿方不会不熟知；论到战功，林更为显赫，又是连国人亦感觉神秘的人物）。遗憾的是，《年谱》未有只字涉及。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对于这样的《年谱》是难以要求全面客观的。

　　人们惊讶林彪在这样的场合公开露面的同时，不免会产生一丝困惑：如此重要的外交活动，作为主持中央一线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去哪儿了？

　　刘少奇正在北京主持于５月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专程从北京飞赴外地，陪同毛会见外宾；６月间，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专程从北京飞赴杭州，参加毛召开的会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在会上传达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及相关事宜，刘少奇主持通过未得与闻致有抱怨（“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改，这不是专断吗？”）却不得不同意的《五一六通知》。两天之后，林彪到会发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大念政变经，大唱领袖颂。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个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个长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主题报告，成为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动员令。林彪俨然成为了维护和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最权威的中央领导人。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其他中央常委诸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均作了程度不等的自我批评，陈云因多年病疗未与会，朱德竟因所谓“有野心”而成为批判对象。

　　自５月２２日起，连续数日，《人民日报》又将“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出；５月２８日起，更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中“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训条，以大号字体，制成专版，在头版头条刊出。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十分醒目。

　　如果说《人民日报》大事宣传四个“念念不忘”，因未标明原创者而令国人一时尚难知晓林彪的发明权，那么６月１９日在头版头条刊登林彪的《关于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则因署名而世人皆知。通栏大标题分为两行：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信件全文用大一号的楷体字排印，十分醒目。信的落款日期为“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１日”，公开发表已在相隔整整三个月之后，个中缘由，殊难猜测。这年二三月间，中央召开工业交通方面的全国性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听取汇报并作指示，但未作具体报道。林彪向未主持经济工作，以书信的形式向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发出指示，颇为突兀。

　　然而就信件的内容而言，却是其来有自。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中旬，毛泽东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呈送的报告为契机，指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检查“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工作”，并明确表示：“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接着，在１２月１６日（是日恰值总政主任罗荣桓病逝），就工业部门学解放军专门致信林彪等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常委，“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强调非如此“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信的结尾，毛异乎寻常地称赞：“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１９６４年新春伊始，《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全国都要学解放军》，详尽阐述林彪首创的“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的突出政治的治军原则。由此，开始了在国人心目中树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形象的历程。

　　有意味的是，也正是在１９６６年３月间，林彪还为学习焦裕禄题词：“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这一则题词却始终没有公开发表。究其原委，似乎在提倡学习焦裕禄“不合时宜”。焦裕禄以这年２月间《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而为世人熟知，而“县委书记”正是文革要整的“当权派”。焦裕禄诚然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光明日报在转载这篇通讯时便径直改为此题），所报道的事迹重在带领民众改造大自然以脱贫，这与文革的预期目标实为南辕北辙。可资比较的是，那时节刘少奇等中枢要员建议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却为毛婉拒，原因就是“不合时宜”。

　　在“五一八讲话”中，林彪引苏洵《辨奸论》“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而知著”数语，认为“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回头看许多历史现象，此语信然。然而现象又是纷繁驳杂的。这年７月下旬，刘少奇发表声明，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次日，《人民日报》头版登载首都百万人集会拥护的报道，是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的大幅照片。不数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主持起草全会公报的康生不明就里，致使毛泽东在送审稿上不得不删去“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一句。自这年初春起，康生即成为向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传达毛泽东关于文革指示的特殊人物。康尚且如此，何况他人乎。故《人民日报》在１９６６年上半年事涉林彪的宣传，确有“妙处难与君说”的意味。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０年第二卷第四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