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驹：１４军血洗沙甸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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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族的恩仇——１４军血洗沙甸乡

刘家驹

　　《炎黄春秋》２００７年７月号刊载：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一文，作者周康，是参与惨案善后处理的地方干部，不足４０００字的文章只是简述了事件的经过，对惨案的骇闻，仅用几句话带过，也许作者至今还心存余悸。因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１４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任何人、任何新闻单位要揭露“伟大长城”的丑恶，历来为天条所不容。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多有风传。我的听闻来自参与者，算得上半个知情人。出于良知，我不揣冒昧，给周康先生的文章补叙一笔，只求给这段历史再除却一层积垢。

（一）

　　沙甸惨案发生的时间是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９日。这年９月，昆明军区文化部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邀请《解放军文艺》光临，编辑部派我去昆明。《解放军文艺》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天独厚，被奉为专政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教育阵地。全国数十家文学期刊大都因“滑进了修正主义泥潭”（毛泽东语）停刊，专业作家成了“牛鬼蛇神”（北京作家浩然例外，钦准他可以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扶持军队的业余作者担当时代大任，便成了我军各级文化部门和我们编辑部的神圣使命。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这是毛泽东教导的。这一时期的军队青年作家，大多是从文学学习班里生产出来的。每次学习班的开办，我们都要十分认真地从部队基层挑选出思想红、作风好、能提笔的苗子，政治上还得要求没有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家庭的牵累。这些半路“出家”的年轻人，都有着满腔的豪情，为写出一篇作品使出吃奶的劲，掉下十斤肉也在所不惜，他们渴望冲上《解放军文艺》，只要发表一篇，接踵而来的殊荣就是立功受奖、入党提干，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总政有两位副主任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从士兵升到上将的）。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从一个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用不着多么艰辛的跋涉。有“师父”引路，有政治保障，成长之路简便快捷。我们有一套最基本的“育人”办法，用毛泽东的语录作引子，让作者在语录下套进一个自己亲闻亲见的故事。比如，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让作者找来一个专门利人的人和事写成故事。又如，“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就让作者找来十件八件好事堆到一个人身上，编织成作品。我们学习班制造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大都是短小的千字文（一个观点、一个人、一件事），政治立场鲜明（今人称之为形象地图解毛泽东思想）。那些年，我们差不多年年如法炮制。在全国独此一家的《解放军文艺》，从１９６６年发行１５万册，到１９７５年上升到１２０万册。

　　我们还带业余作者到韶山、井冈山、延安写出了《红太阳颂》《井冈山颂》《延安颂》等豪情万丈的专集发给部队，成了红彤彤年代全军广大干部战士阅读的“马太福音＇。

　　不是我故意扯远了话题，这些背景不言说，是无法解读沙甸惨案迄今还不能公之于世的原因。

（二）

　　昆明军区文艺创作学习班的宗旨是“高举”“紧跟”，歌颂我军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涌现的好人好事。比如，云南少数民族有２６个，军队支左是怎样执行民族政策的；对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是怎样一碗水端平，支左不支派的；对来自边防的作者，则要求他们着重反映戍边部队是如何打击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

　　学习班第一个动作是在作者动笔之前，由组织者进行题材把关。先让学员开怀大讲自己支左的经历或见闻，他们来自第一线，收罗了一肚子的奇闻逸事，我们编辑部要求题材具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品位，故事要新鲜，最好是闻所未闻；主题思想要高，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一人讲完了，让大家公议，先是政审，符不符合｀三突出”“三过硬”；再看故事的生动性，能否形成一篇作品；如果不足，大家应出以公心，给英雄人物设计，思想境界在哪里闪光，该说些什么像样的豪言壮语。

　　当作者写出一稿二稿之后，再由大家献上自己生活中的积累，帮助添枝加叶，涂彩贴金，力求英雄人物高大完美。最后由主持人组织文笔优秀的作者深加工之后，才送到我们手上做出用或不用的决定。上品，就带回编辑部发表；次品，由军区自已出集子。

　　我们如此的“创造性”，是把千百年来的人们对文学艺术的个体劳动，改变为合作化生产模式，还看成是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一场革命。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绝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只有形象地演绎它，才能体现“为工农兵所有”，“为工农兵所用”的最高指示精神。

　　在学习班大摆题材的过程中，一个来自丽江边防部队的指导员说，我有一个尖锐的题材。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下，他讲述他们连三班在执行夜间巡逻时，是怎样在江边的竹林里，抓住刘少奇的女儿带着丈夫、老公公准备偷越国境的事。他们还从老公公的内裤里搜出一份缅甸地图。审问时，对方怎么也不肯露身份，只要求和省革委会主任周兴通话。第二天，省革委会要我们派车押送他们到昆明。好久，才从昆明传来话说，我们抓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可能是刘平平）。

　　故事就这么简单，大家要他讲细些，没有了，主持人发亮的眼睛顿时失去了光泽，叹着气说，一个头号“走资派”的女儿叛国，是震动世界的新闻。可惜，可惜，没枝没叶的，要构成一千字的文艺通讯都不成，算了吧。

　　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１４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他唯唯诺诺地问了一句：“我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他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主持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打死打伤敌人１３００多人……”“你别说了。”主持人带着惊恐的声音制止，一脸严肃地说，“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会场气氛一下僵冷下来，教导员红着脸低下了头。

　　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三）

　　沙甸是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１５００多户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文革第二年，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叫“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八派），另一派叫“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最初两派各自通过游行示威、喊口号、贴大字报，以文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宗旨。很快，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出面表态，认定八派是革命组织，炮派是保守组织。支左的部队倒向了八派，参与八派在全省追穷寇，围剿炮派的活动。沙甸造反派一直受八派打压，他们自然站到炮派一边来保护自己。

　　屋漏又逢连阴雨，沙甸周边的几个县市参加炮派的干部，被当地的八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他们看好这里是避难之所。早在１９６９年，因为这里的造反派整死整伤了一百多人，中央就关注过沙甸，作出过批示，并要求军队和造反派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因此回民的信仰又得到保护，这５００干部多数是回民，他们以为沙甸是自己活命的保护伞。

　　那年月，国家法令、政策约束不了地方当权者的，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有军队的支持，强制沙甸造反派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１４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蒙自街头示众。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谭甫仁被暗杀后，周兴当上了省革委会主任，他十分重视沙甸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示蒙自革委会，一是要成立鸡街地区民兵指挥部，监控沙甸“回民支队”；二是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支援沙甸的炮派，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枪声惊动了中央，中央责令云南省革委率红河州、玉溪、建水、文山、蒙自等州市县革委和沙甸民兵团代表等３４人到京，听候中央裁决。

　　代表们是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７日到北京的，中央要省革委开会协商自我解决问题。会开了三个月，为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天天扯皮，省市县革委都是穿军装的，他们站在八派一边压炮派，说炮派保皇，首先要低头认罪。炮派代表说我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你们划线站队是错误的，首先是你们应认罪。中央看到省革委断不了阋墙事，再拖下去武斗会继续烽起，对中央不利，决定快刀斩乱麻，由王洪文率陈锡联、华国锋等十多位中央领导人集体到会，端平一碗水。王洪文严厉批评了双方的派性，宣布：军队撤离包围，双方都交出武器，取缔武斗组织，三个月内成立新结合领导班子。

（四）

　　省市革委会代表回到云南，八派各级组织不接受中央的决定，他们认为革与保势不两立，和炮派绝不能平起平坐，无法组成领导班子。省革委会又不敢公开检讨，发出的自我批评，只是在省市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中传阅。蒙自的八派组织更加我行我素，喊出：中央决定是修正主义货色，我们才是真正的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派，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八派不取得胜利决不收兵！

　　１４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民兵说，要交两派一起交，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沙甸民兵组织不信任军队，省市革委的掌权人都是拿枪的，从未对他们有过公正，八派打击炮派，军队暗中出谋划策，还提供武器，现在要他们手无寸铁，坚决不答应，沙甸的数千群众把部队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中央闻讯，紧急召唤省市革委会和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蒙自，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八派群众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人武部和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如果当时１４军冷静些，想到对方还是人民，用循循善诱的思想政治工作去打动对方，让双方坐下来，后面的那场惨剧就不可能发生，而此时此刻，几部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围着村子转，２４小时喊话不断：不缴枪投降，死路一条！并宣传省市革委会缉拿反革命的通令！

　　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鸡街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１４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１０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关押审讯。解放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复出。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至１０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上，决定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让位给了邓。党政军的要职都集中到邓一人手里。这是邓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政治巅峰时期。他一上台，马上抓全军、全国软懒散的整顿。

　　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１４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五）

　　１４军干部战士已深深地陷入当地的派性。文革以来，他们一直站在八派一边，视炮派为敌人。军队是开打战铺的，时下有中央的批准，军委的命令，周兴的坐镇指挥，这支部队自上而下掀起一股“同仇敌忾”的士气。甩开膀子干，既能扬军威，又能出恶气。

　　７月２９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对沙甸等８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在解放战争中，１４军的军师团指挥员都是逐鹿中原的干将，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以为打几枪放上几炮，“敌人”就会乖乖地缴枪投降。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战场报复是８月１日凌晨开始的。４８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际，大地在颤抖，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１５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１０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癞痢，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仗，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团长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上千发炮弹直泻６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先头步兵进村，和残存的民兵展开逐户逐房的争夺，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冲锋枪声响至中午时分才停歇。幸存的受伤的回民们在瓦砾中呼喊、叫骂，战士上去就是一枪，让他们去了天国。

　　狗不叫了，鸡不鸣了，村庄死了。

　　后续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救助伤者，抬走死者。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进裂……

　　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生命不息，斗争不止。

　　每个村边的空地上，摆满了尸体。

　　１４军的领导来到现场，指示每具死尸用五丈白布包裹火化，不得外传受伤的送部队医院。

　　部队历来善于把丧事办成喜事。参加平暴的连队，进行了个人和集体的评功授奖，大摆庆宴。此时１４军领导，慈心大发，命令参战部队都放下枪，集中到沙甸大队安营扎寨，为回民同胞重建家园。

　　半年后，幸存者从医院支着拐杖、坐着轮椅归来，见到列祖列宗留下的陈年老屋没有了，布满在废墟上的是数以百幢的崭新瓦房，房舍宽敞耀眼，屋前屋后牛圈鸡笼齐全。街头巷尾铺上沥青，地已秋播，全由部队包干，每家每户都发放了慰问金，救济粮。

　　伤残的回民们望着眼前的一切，一张张木讷的，涂满泪水的脸上，突然间释放出一片呜咽，声震山野。

　　１０年后，云南炮派的大头目，我军参加第一届全国英模大会的女战斗英雄涂勋，来京找我。文革中，她遭到八派的追捕，坐了５年牢，她此次晋京是找门路向中央申诉。她向我叙述了炮派的遭遇和沙甸惨案之后，她心底像是积累多年的岩浆进发：“人民的军队为什么要屠杀自己的人民？！”


刘家驹：《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美国华忆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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