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驹：１２军安徽军管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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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鼙鼓动江淮——１２军安徽军管纪实

刘家驹

　　文革进入第二年，造反派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实施全面夺权，上海首先掀起“一月风暴＂响应。《人民日报》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新飞跃，进入了新阶段，“将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是转折点。好些省的造反派紧随其后，声势越闹越大，变文斗为武斗，纷纷采取武装夺取政权。四川、贵州、湖北、广西，枪声骤起，安徽对立的两派，也在淮南、蚌埠、芜湖、安庆摆开了战场。黑云压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

　　华东是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地，几千家急待安徽的煤炭发电，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驻苏北的１２军入皖全面军管。并任命１２军军长李德生兼安徽省军区司令，接管安徽省的军管会。军委又升任李为南京军区副司令，令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听命李德生统领。李像当年朝鲜战争出任上甘岭前敌总指挥一样，以战斗的姿态排兵布阵：用属下的第３１师，在进入安徽的津浦铁路线上，一个连进驻一个车站，南来北往出入境的客货列车，都要上去一个荷枪实弹的战斗班保护。

　　芜湖到安庆是长江水运的要冲，由第３５师把守航道，每艘客货船都派出一个武装排护航。第３４师全力集中在淮南煤矿的十个矿区，每个矿放一个营，干部战士都轮班到井下掘煤的掌子面抓革命促生产，确保每天产煤两万吨送往宁沪杭。马鞍山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是国防工业的急需品，不得须臾停产，从车间到班组都有军人跟班。大别山里给未来战争储存大量战备物资的几百座库洞，是我军的“小三线”，由省军区的独立二师组成几十支警卫分队去看管。城市交通、治安、基层企事业单位新建革委会，均由省军区的独立一师管制。仅几天时间，８万人民解放军遍布安徽城乡，一个士兵管控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班长行政一家千人工厂，佛子岭水库、皖西林场、九华山庙宇、黄山景区都列入了军管，军人无处不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人政权展现在江淮大地上。生产恢复了，交通也通畅了，而社会秩序却无法安然，两大派依旧是枪炮相向。毛泽东有自己的高瞻远瞩，把武斗看成是未来战争的排练场。

（一）

　　安徽的武斗，是从１９６７年元月造反派夺了省委大权开始的。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一派坚决反对，认为夺权不搞大联合是好个“屁”，人称“屁派”。为了雅俗共赏，各自名为G派和P派。

　　省军区反对夺省委的权，造反派指责他们是保护省委书记李葆华的“一小撮保皇派”。复员军人组成的红卫军冲击省军区，军区抓捕了红卫军头头千得水，刑讯至死，毛泽东震怒，１月２１日致信主持军委的林彪，批评“军队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指令他派兵“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把军委以前下达不介入的“五条禁令取消作废＂。林彪立即重新制定了８条，命令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四月，中央文革在解决安徽问题上又发出了文件，强调军队支左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得乱抓人……

　　８月４日，１２军部队进入安徽指定的各个地位，李德生率军部住进合肥的园林式宾馆稻香楼。李找来两派头领、革命干部、新闻记者、群众代表座谈，他向与会者宣读了中央对安徽的处理政策，表明１２军支左的态度。李说，１２军是毛主席派来的（他给大家亮出了毛泽东签署的军委命令）。主席讲，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认为，G派、P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令，双方放下武器，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三结合”的新政权。我们保证对G、P两派一碗水端平……。李说的意气风发，以为像对自己部属一样令行禁止。他不懂得，两派的厮打已红了眼，都自认为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渴望自己的枪杆子能打出个新政权，平起平坐就是搞阶级调和。况且，两派在争斗的战场上已有几百人牺牲，几千人流血，不报仇雪恨，死者不瞑目，生者也无地自容。他们对李德生的口谕根本不予理，８月８日，两派在合肥又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搏斗。

（二）

　　傍晚时分，合肥城北突然枪声骤起，我从枪声的密度和使用的枪种判断，相当于营的战斗规模。枪声就是命令，我分管的宣传车即刻出动。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有二十多人跳上车，车行一路，高音喇叭喊话一路：＂我们是６４０８部队（１２军的代号），是毛主席派来的，坚决反对武斗。”

　　广播车循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流弹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嗤嗤掠过。我站立在车厢前头眺望，看到六安路路南一家机关大院楼层的窗口，和路北的市立第六中学的屋顶上，都有沙袋垒成的掩体，射孔内的火舌正在喷吐，相互对射的机枪、自动枪在入暮的天色下，像无数的火绳在空中飞舞。

　　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我们跳下了车，进了路南的机关大院。院落很大，已挤满了人，我发现坐在地上的，是些被反绑的学生，一见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都放声哭喊开了：“解放军啊，快救我们，他们要杀人啊！”
　　我问一个持枪的看守：“他们是哪一派的？”看守回答：“P派的。”
　　“你们抓了多少人？”
　　“一百多吧。”
　　“怎么处理？”
　　“带回总部。”“总部在哪里？”
　　“合工大。”（合肥工业大学，G派的大本营）
　　这时，一个头头站立在场地中央发话：“马上撤走，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

　　在头头的指挥下，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退下了弹仓的子弹，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俘虏排着队，在吆喝声中被押出院的南门。

　　楼上G派的战斗成员，正被我们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我跟前，用手指做了个V字。小青年告诉我：“有人被打死了。”

　　他带我来到大院的东北角，这里有个石灰坑，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我让小青年放下枪和我一起各拽一只脚，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尸体浑身是石灰浆，白糊糊的，在夜色中，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小青年说：“我们G派攻进这座大院，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

　　围观的人告诉我：死者是P派的敢死队员，外号叫小福子。

　　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我顾不上处理尸体，领着我们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穿过马路，跑到了枪响的六中教学楼跟前，屋顶上的枪声停了，有人向下喊话：“解放军同志哟，快救我们！”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两头的楼梯间正烧起大火。我近前一看，烧的都是课桌、椅子，我认定是守楼P派搞的防御性措施，自己放的火。

　　我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掏，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忙活了一阵，终千掏开了一个通道，我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二楼没人，又上到三楼，也未见到人影。我仰头向屋顶高喊：“解放军来了，你们都下来！”

　　稍停，顶层的天窗洞开，探出个脑袋来，说：“我们下不来，还有负伤的。”我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叠在一起，我爬上天窗，到了屋顶的平台，一伙人都拥过来紧紧地搂住我，感激之情变成了一片呜咽。

　　我安抚了他们一阵，清点了人数，一共１５人，手中都有枪，其中躺下的三人腿和胳膊负了伤。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
　　头头说：＂一百多。”
　　“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
　　“他们刚撤走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支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上，刚才枪响，可能是退路被G派切断，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

　　我马上站到屋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这里有伤员。”

　　回过头，我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送下天窗，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我和小青年聊起，他是六中高二学生。他告诉我，他们参加战斗的都是成分好，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

　　我问：“为什么都挑成分好的？”
　　小青年答：＂亲不亲，阶级分，成分好的有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
　　我又问：＂誓言有些什么内容？”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
　　“你们刚才还在喊救命，为什么不打到底，杀身成仁？”
　　小青年有些发窘，说：“让你们来解救，就是要得到你们的保护，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再战斗的。”

　　我在想，年轻人思想如一潭清水，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他们都会义不容辞去赴汤蹈火。

　　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伤员送到楼下，我看了看表，已过９时。返回时，我特意让宣传车从市中区穿过，合肥最热闹的长江路，见不到车辆和行人，街灯清冷，已是一片萧疏。

（三）

　　第二天，我们把两派武斗的战况向李德生作了详尽的汇报。李说，派战打开了，天天都在死人，必须要两派马上交出武器，释放俘虏。

　　他要我们去找两派头头吹风，先礼后兵。

　　晚上，我随刘参谋来到P派的武斗指挥部，地点在民政局的大院内，总指挥叫程明远，民政局局长，他早在１９３１年就是合肥县党的书记，红军干部。

　　P派指挥部警戒森严，我和老刘到达民政局门前，哨兵用手电对我们从脑袋晃到脚下，验明正身才放进大院。在办公楼前，一个彪形大汉在等候，在他引导下，我们走过长长的过道，两侧房间是审讯室，从一扇虚掩的门能清楚看到审问者在吊打俘虏，殴打声伴着惨叫声撕心裂肺。

　　我问引导：“你们审问的是些什么人？”
　　引导说：“昨天俘来的。一般的小萝卜头都关到了农学院，在这里关的都是好派的大头目，程司令要亲自审问。”
　　“你们这样的吊打不好吧？”
　　“对这帮人可不能温良恭俭让，他们抓住我们的人，整的还惨，阶级斗争嘛，不能心慈手软。”

　　我们上到楼的二层阳台，见到一个光头大肚像罗汉般的人物，正躺在席子上摇动着蒲扇，见我们来了，才缓缓地坐起来。他就是程明远，这个当年在鄂豫皖拿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战士，现已掌握了P派的百万武装力量。我们刚到他跟前，他身后就闪出十多个提着自动枪的卫士，对我们虎视眈眈。程没让人给我们设座，老练地摇动手中的蒲扇一言不发。

　　老刘蹲下身躯对程说：“程司令，李主任问候您，让我们来传达他对两派的希望和要求。”
　　程司令很敏感，说：“你们来就是要我们缴枪，是吧？“刘说：“我们不会偏向哪一派，将来会在规定的地点让双方同时放下武器。”
　　程马上说：“这是李主任的意思，还是中央的指示？”
　　刘说：“中央早在解决安徽问题的文件中说过了。我来之前，李主任请示了中央，中央要求你们交出武器，释放俘虏。”
　　程说：“康老表态了吗？”
　　今年初，程明远首先起来造省委的反被捕，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保护了他，程对康有感恩之心。刘说：“李主任请示过康老，康老同意的。”
　　程说：“既然中央文革有指示，我们坚决照办。”程又反问：“你们对两派有些什么武器都清楚吗？”
　　刘说：“我们刚介入支左，确实不清楚，我们可以向你们作出书面保证，如一方留下一枪一弹，我们就要追究领导者，他们必须承担欺骗中央的责任。”
　　程说：“马上要我们交出武器，可能办不到，我们还要开会研究。”
　　刘说：“李主任说，只给两派２０天的期限。”
　　“同志哥，”程明远带着几分傲气说，“缴枪给你们不光是合肥，我们P派要在全省统一行动，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下面有数百万人，百万条枪，又分散在１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通知，要说服，得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工作啊。”

　　程司令当年在鄂豫皖苏区，手下兵力是一支３０多人的小游击队，如今已雄师百万，武器又精良，他最懂得政权只能来自枪杆子，放下枪杆子，靠吐唾沫夺权，是竹篮子打水。

　　刘参谋进一步告诉他说：“各县市都有部队的人，我们有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行动，下面的工作由我们派人去做。”刘站起身来又说：“就这样定了，我们告辞，请司令保重。”

　　刘参谋在我们中间都叫他刘铁嘴，在返回的车上，我说：“老刘，你那张嘴起到了一个师的作用。”刘嘿嘿一笑，对这伙人，就是要靠吹靠唬。

　　地头蛇到底斗不过强龙，一个月后，程明远还在拖着，我们以叛徒罪（他在１９３２年被捕过）把他逮捕下狱。

　　就在见程明远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到G派设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指挥部。一位分管军事的头头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事。工事地面有，屋顶上有，战斗队员都在工事里严阵以待。头头告诉我，他们的工事都是请复员军人来设置的，每个工事设计费给５０至３０元不等。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干？G派人数最多，难道就没有军事人才？”
　　头头说：“我们参加战斗的成员，以学生为主，还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五类家庭的坚决不用，使用解放干部也是如此，凡有涉嫌走资派的都不启用。”
　　“那为什么？”
　　“将来大联合、‘三结合’会处在有利地位。P派的人大都是政治上不干净的，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出生地富或和国民党沾亲带故的。”

　　这位唯成分论的头头还告诉我：“G派在全省五千万人中占多数，新生政权应以我们为主。我们不排斥P派，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大联合、‘三结合’。”

　　强烈的权力欲促使这位头头不识时务，“三结合”后，造反派的头头大都被逐出领导班子。

　　１９８０年代末，有人来京告诉我，这位G派头头在深圳买下不少原始股，已是千万富翁，他敢向身边的人说，修正主义才是我向往的道路。

（四）

　　就在合肥“八·八”事件的同时，淮南的两大派数十万人马，在八公山下列阵，决定打一场小淮海。当年谢安和符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我到淮南时，武斗已停下来，葱郁的八公山看不到草木皆兵，浩荡的淮河上，也不见血流漂忤，这里绿水青山依旧，到处却是一片死寂。

　　３４师师部驻老市委的权力中心洞山镇，接待我的是支左办公室主任李科长和张干事，他俩向我介绍了淮南的情势。

　　淮南煤矿有１０个矿区，分布在１５０平方公里的一块淮河冲积平原上。文革开始，５０万矿工因夺权分成两大派，３４师到达淮南之前，大小战斗己打了十余次，就在我来淮南的前三天，两派正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从洞山到田家庵的十多公里地段上挖壕筑垒，准备展开一场生死决战。师领导分头劝说已不奏效，师长张季伦集合全师一万人，亲自带队插到两派几十万人正待厮杀的阵地前沿，组成一道人墙，一边手摇语录本，一边高喊口号：停止武斗，和平谈判！这场面十分壮观，很具有威摄作用，谁敢开枪射杀解放军呢。两派在我们强大的和平攻势下，撤离了战场。此举还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

　　李科长赞扬师长的坚毅果敢，他更欣赏两派的武装力量，建制都是按班排连营团师兵团编成，战斗成员是工人，骨干是复员军人，号令统一，步调一致，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样式。

　　他要我去见见P派头头张家祥，他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侦察排长，复员回到淮南开了家大车店。文革开始，他第一个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公安局抓了他，放出来又上北京冲中南海，他用红卫军的旗帜在淮南已聚集了数十万人马，身边有四个精锐的战斗团，依托农村为根据地，随时准备打进淮南。

　　张干事对张家祥的看法决然不同于科长，他说：“张家祥匪气十足，他们一伙打砸抢烧淫掠，无恶不作，要是让他们来坐天下，我们就得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李科长用电话通知了P派，要他们对我做好安全接待，又用他的工作车把我送到长丰县（水家湖），这里是南去合肥，东到蚌埠的铁路交叉点，P派的部指挥就设在县郊的一家拖拉机厂。接待我的是P派总指挥部的李参谋长，他人很瘦小，脸上有枪伤，约５０开外的年纪，话语练达，不卑不亢，还保持军人的仪态。让我惊讶的是室内的布置，几乎和我们师作战指挥所一个模样，墙上有巨幅军用地图，图上标识清晰，用红蓝纸条区分出两派的军事分界线，双方防区还注记有番号和兵力。房间的一侧有五部电话通向外界，几个守机的女孩子在记录通话。屋中央七八平米的沙盘内，微缩的地物地貌十分精致。

　　参谋长把我让到会议桌前坐下来，一位似参谋人员的过来为我沏茶。参谋长自报家门，姓李，原是晋冀鲁豫军区七纵的，和我们１２军前身六纵曾在攻打羊山集时并肩作战过。那是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宋瑞珂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坚守羊山，六纵攻击了三天，伤亡了三千人才爬上羊腰，七纵上来继续往上攻，代价更惨重。这位李参谋长当时是连长，连队给打掉了一半。他形容是踩着遍山的尸体上到羊头的。

　　地上死人的脑袋，像地里长的西瓜，一不留神就让你踏上一脚。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我是敬佩的，１９５４年，他从副营长的职务上转业来到淮南。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昨天我为党的事业活下来了，今天我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党文化”的传承，让他还存留有一颗忠诚毛泽东的心和坚定的战斗精神。

　　正说话间，有人来报：“张司令到！”出于礼貌，我随李参谋长到门厅前恭候。

　　放眼一望厂门口正跑步过来一支步伐齐整的队伍，都着一身军装，肩持自动枪，头上戴着俨如钢盔的矿工帽，一到办公楼前就自动分列两旁。张司令出现了，他从侍卫的行列中大步走过来，尾随他身后的是一个女兵班，人人腰上别有５９式手枪，身着灰色军装，红色娘子军模样。张司令来到我面前，参谋长迎上前介绍说：“这位是６４０８部队的首长，从合肥来，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看望您的”。张家祥威严的脸上现出笑意，伸出的右手只显露出两根指头，他的傲慢让我激灵了一下，我很快恢复常态，伸出手握了握他那中指和食指。他没有谦让就先进了屋。落座后，李参谋长可能见我有些不愉快，忙给张司令做了补白：“刘同志是李德生主任身边的高级参谋，是来了解两派情况的。”我无须辩说这种虚妄的身份对造反派有着特殊的作用。

　　我马上说：“我带来李德生司令对张司令的问候。”我有意把两位不相称的司令的称谓并列，给对方一种满足感。
　　张家祥微微起身说：“岂敢岂敢，祝李司令身体健康。”

　　我开始介绍合肥的武斗，用劝导的口吻，希望淮南两大派都放下武器，听从中央部署，搞好大联合。张家祥没有正面回答我，大讲淮南你死我活武斗的来龙去脉，说P派已伤亡好几百人，此仇不报对不起淮南的革命群众，还向我表示，他有决心把G派赶出淮南，赶过淮河，政权必须用枪杆子取得。

　　我来这里仅是观察些感兴趣的人物，没有带来官方解决派性的任务，面对这位眷恋战场的P派头头，只是逢场作戏的说说。

　　我问：“你们将怎样执行中央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
　　张说：“江青同志最近有个讲话，主张文攻武卫，江青的话代表了毛主席，现在阶级不分，阵线也不明，怎么能联合？”
　　我说：“你们这么打下去，谁也消灭不了谁，后果是什么？”
　　张提高了嗓门说：“我们不是打了２２年的战争吗？外打小日本，内打老蒋，后果就是革命者的胜利。我请您转告李主任，淮南炮轰派（G派）举手投降，我就交出武器。”他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出一股杀气。
　　我又问：“你要打进淮南，你准备出动多少人？”“四个兵团，一百万人！”

　　张家祥利令智昏，他在向我吹嘘他握持的军事实力，我再和他对话也无意义。告辞时，我调侃地说：“安徽风阳出了个朱皇帝，你要是像你老乡一样，中国就归你了。”
　　“哪能这么说。”他不懂我的挪榆，还谦让地说，“天下永远是毛主席的，我是他的马前卒。”

　　有评论家说共产党能冲杀的军事干部，大都出身游民阶层，张家祥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一类型。三年解放战争的生生死死，他成了我军的侦察排长，造反半年，混成了十万造反大军的总司令，为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又在奋不顾身。如果他脑袋稍微有些清醒，收敛却步，大联合时，也许有他淮南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高位，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走上了断头台。

　　我在淮南待了两天，到各个矿井去转了转。炮轰派十分注重政治影响，他们的旗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一切听从部队的安排。”以此得到了３４师官兵上上下下的好感。我看到井上的机械修理车间、发电厂井下巷道的运输，掌子面的掘煤都有人在生产，军人在跟班，确保了每天两万吨煤的生产。

　　第三天，刘参谋突然来淮南，他才是真正代表李德生来的，李德生得到淮南武斗的新动向，张家祥已秣马厉兵，即将攻打淮南。去年张率军攻进淮南，洗劫了市委大楼，损失尚小，这次要是打进去，死人多且不说，各个矿出不了煤，华东三省工业停产的后果不堪设想。

　　李德生派出刘参谋是来劝谕张家祥的，同时要求３４师防患于未然。张师长十分警觉，马上调动两个团，在进入淮南的大通矿一线部署了一道阻击P派进攻的防线。

　　我关注战前的未雨绸缪，跟随刘参谋去了水家湖。

（五）

　　这里已呈现出一片出征前繁忙的景象，在火车站的各个附线停车道上，七八列运煤的车皮里已挤满了整装待发的战斗人员，大约有两万来人。车皮里的斗士们，一见军人到来，马上举枪对空鸣放，枪支如一片森林，似在向我们显示力量。

　　刘参谋令小车开到正待出发的第一列车的轨道前停下来，他跳下车，对着列车上的人高喊：“我是６４０８部队的刘参谋，我恳求你们通通下车，不要进入淮南！”
　　坐在车头的张家祥从车上跳下来，指着刘参谋：“你是什么人？敢来堵我的车？”张见我站在刘参谋身后，缓了缓口气说：“我们是回老家闹革命，保证不打第一枪。”
　　刘说：“你们回去可以，等全省的造反派都交完枪，再回去也不迟。”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战士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给炮轰派赶出来的，要回去恢复自己的家园。”
　　“不答应也要执行，这是中央的命令！”
　　“你说的中央不是毛主席的，是刘少奇的。”张态度转为强硬，他转身一挥手：“车开过来，向淮南前进！”

　　车头喷发出一股白烟，突突叫了两声，拉响了几声尖利的汽笛，车轮启动了，缓缓地从铁轨上辗过来，顶住了我们的小车。刘参谋气急了，喊道：“张家祥，你有本事从我身上辗过去！”他走到小车后的轨道中央躺了下来。

　　这下把张司令给镇住了，他没想到世间上有比他更不要命的人，猛然间，他恶向胆边生，高喊：“开！压过去！我的命抵你的命！”

　　刘参谋横躺在轨道上，闭着眼，火车头挤兑了小车两下又停下了，正在这时，李参谋长出现了，见我也在现场，知道刘参谋有来头，知趣地附在张家祥身边一阵耳语，张愤然地走开了。李参谋长过来蹲下身子对刘参谋说：“请起，请起，我们让火车停下来，有话到我们指挥所去说，你是军人，躺下影响不好。”

　　刘坐起身来说：“那请你们武斗兵团通通下车，列车开到附线，我们不进你的指挥所，就在这里谈。”刘很有心计，这是他和造反派打交道积累的经验。

　　在李参谋长的张罗下，两万多战斗员骂骂咧咧下了列车，张司令再没出现。

　　刘告诉李参谋长说：“我们在大通矿部署有两个团，谁先动武，我们就还击谁。”

　　这话有绝对的威慑力，军人出身的李参谋长懂得，一群乌合之众，是不可能撼动正规军的。李参谋长表示立即罢兵。

　　刘参谋原是我０４团的作战参谋，朝鲜战争历练了他一身是胆，这场淮南的大规模武斗给他单枪匹马制止了。李德生进一步作出部署，交枪的同时，清理两派的坏头头。

　　当时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查出的坏人数以万计，淮南的张家祥首先被清理出来。第二年，军管决定枪毙他时，我特地赶到淮南去看他，为他“送行”。

　　张被关在田家庵我１００团司令部驻地的后院，是团的金干事陪我去见他的，金让看守（团警卫排的班长）把张从小屋里放出来，没有给他带刑具，我和他站在院中央说话。

　　我观察他身体依然很壮实，没感到死刑对他的威胁。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
　　张点了点头。
　　“你知道自己的下场吗？”
　　“知道，定了我死罪，已上报中央了，等待吃枪子。”张面对自己的结局很坦然。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犯罪，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的，罪行是他们强加的。”
　　“我看到了你的罪行，说你在卢桥拖拉机厂抢了十多公斤铂金，枪杀了六条人命。”
　　“抢铂金是下边人干的，已如数交还了。杀人是在双方枪战中打死的老百姓，谁杀的，不清楚，都算在我的头上了。”
　　“你的手下还奸污了上百名妇女，是事实吧？”
　　“吹牛不犯死罪，梁山泊好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我的旗帜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张家祥是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兵，绝不会让我的战士去干这种伤夭害理的事情。”
　　“你是总指挥，你就得承担首要责任。”
　　“你们怎么说都占理，就是为了要我的命。我告诉你，枪毙我那天，我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他已视死如归，毛的革命路线把他举向浪尖，现在又跌到谷底。明天，他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我向他挥了挥手算是送别。

　　第二天，市军管会在大通矿召开临刑前的万人声讨大会。张家祥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被３４师警卫连的一个班带到一座石矸子小山跟前，他仍然昂着头，没有下跪，我们的一位警卫排长用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解放战争中，他的战友大都倒在中原战场，文革的这场搏斗，他也是在浴血，他得到的不是光荣牺牲，而是对罪犯的处决——排长扣动了扳机，枪声响处，脑浆进出，张家祥一头栽倒在矸子堆里。

　　淮南平静了，大联合的权力却集中在军人手里，造反派都回归矿井工厂他们得到的报酬就是努力干活，高产出煤。

　　历史不会对张家祥作出真实的结论。４０年后，刘参谋对我说，我们是为了淮南的社会安定，不考虑法律程序，杀他是为了儆猴。

（六）

　　与此同时，芜湖的两派正打得火热。李德生带着苏参谋去了，他坐一辆苏式吉普车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车头上有好几处弹孔，制止武斗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两派头头都把精力集中在战场，根本不理会李德生上门传达中央的紧急指令和苦口婆心的劝说。实力强大的“三筹处”，把“联总＂赶出了芜湖，一万多人去了上海、南京流浪，两千人上北京告状。李德生求助中央，康生出面把军代表和造反派的头头５０人召到北京谈判，周恩来到会讲了话，强制两派签署协议，保证“不打架”“不抓人”，被打出芜湖的“联总”由１２军保护回城搞大联合。

　　“联总”要报仇雪恨，集中了一千多人到滁县琅琊山建立了武装训练基地。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葱葱，当年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就在这里写出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欣赏山清水秀。明朱元璋选择它是做夺取政权的根据地，他从这里练出了精兵打倒了元军。造反派向往历史重演，他们找来一批复员军人担任骨干，在峰回路转的山涧安营扎寨，为杀回芜湖展开了大练兵。

　　３５师师政委赵元昇告诉我，为说服“联总”回芜湖，他们派出了２０多人的工作组到琅琊山。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真有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的阵势，沿山沟溪边几百座小茅屋，住的战斗组织一律按军队编制，军事管理，三餐野炊，２４小时作息的号起号落，射击训练，土工作业，战术演习都有统一的进度。＂卧薪尝胆”“杀回老家去”“练兵场就是战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牺牲＂等巨幅标语，用石灰刷在石壁上。

　　为迎接工作组到来，他们专为工作组安排了训练成果的汇报表演。那天，演示场地设置在一条山沟里。第一组出场是几队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她们用立跪卧三种姿势快速射击山缝或树丛间的人像靶，命中率达９０％。第二组为了体现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展示的是在山野战斗的技能，一百多人同时攀缘十多丈高的悬崖。只见他们一手抓住葛藤，贴身绝壁，一手在半空中举枪指向山上的活动靶，枪响靶落，让打过仗的行家们也禁不住拍手叫绝。

　　最后摆出了营进攻的战术演练：三个连成品字形交替掩护攻击前进，射击、投弹、拼刺动作规范，不亚千部队用郭兴福教学法教练出来的战技水平。

　　基地头头们骄傲地说，他们已具备打回老家的实力。

　　工作组赞扬他们的训练成果，是我军名副其实的后备兵员，也推心置腹的劝导他们放下武器，平心静气地坐下谈判，搞好两派大联合。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开导“联总”终千有条件地接受了工作组的意见：两派放下武器必须在行动上对等；确保“联总”人人生命安全。回芜湖后，住地由军队派兵２４小时保护。接受他们中间热爱解放军的年轻人入伍。

　　这天晚上，醉翁亭下开起了联欢会，有歌有舞，每个节目都是对伟大领袖的歌颂。女孩子联唱的《心中想念毛泽东》，如泣如诉的歌声，工作组为之动容。一个小青年唱起《红灯记》“狱警传”片段，有板有眼，声音高昂，感情深厚。宣传科长最为感动，招来小青年询问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小青年十分敏感，第二天交来一份他咬破手指写的血书：“参军报国！”

　　赵政委对这场精心安排的晚会评价说，如果要动员他们上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就是战前最生动思想政治工作。

　　这支武斗组织在工作组带领下回到芜湖，又在部队的保卫下在大街上示威游行了一圈，　他们在P派群众欢呼中得到了满足。

　　庆幸的是，他们不是用枪炮杀回老家，否则这千把人肯定会抛尸芜湖街头。

　　李德生从北京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泽东接见了他，毛对李和平解决芜湖事件很感动，并教导说：“明其为贼，贼乃可服。”

　　这是《汉书》上的话，意思是制止了武斗，别忘了阶级斗争，还要向群众公布坏头头的罪恶，群众对党的怨恨才会得到消除。

　　这正是毛的高明之处。

（七）

　　八月下旬，安庆G派集结市下属八个县的十万民兵把这座江城团团围住，声言不投降就破城。P派一边倾城坚守，一边向省军管会告急。李德生迅即组成工作组前往解围。成员有１２军副政委宋佩璋，副军长李长林，司令部政治部各出一名处长再配上参谋、干事、助理共七人，干事就是我。

　　李德生召集我们开会告之，安庆武斗大乱难止，两派背后都是军队的人在组织指挥。城郊有十多家大工厂是海军、空军的军工企业，工人都追随G派，手中武器全由军队工厂和人武部供给。G派庞大的兵力是民兵，班排连营的骨干几乎全是复员军人，总指挥是转业到地方的一个师参谋长，他是经历过抗日战场的老兵。P派也不弱，它的核心力量是由南京军区第二工程团、军分区独立营，和市民、学生混编成的２０个战斗营，他们在安庆城内筑起街垒，高楼墙垛都设有工事。这场攻防战要是拉开架式打开来，安庆将是人亡城毁。李德生看到了它的巨大危害，亲自出马，控制住这场正在燃起的战火，从源头给以扑灭。

　　李德生带领我们赶赴安庆。他在安庆已布下了１２军的０３团，他知道，仅靠两千人的武力是镇不住造反派的，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所以派出一个高级别的工作组，意图是用组织和行政首先束缚住军队这只看得见的手。

　　我们工作组一行进入安庆外围的月山，就看到公路上岗哨密布，山头上到处是堑壕和掩体，这里已是G派的前线。到了安庆城下，我们进入了P派的防区，到处是明碉暗堡，掩体全是用沙袋垒成，战斗员们脸上都布满硝烟，蹲在工事里转动着两只眼睛盯住我们。十多间房屋余烟未烬，像是刚刚战斗过。城门口有几个P派的联络员，他们过来查看了我们的车辆，确认了是１２军的工作组，才热情的引领我们入城。满街是放置的路障和街垒，我们的车从他们跟前走过时，P派的战斗员都跳出工事，举枪高喊：向６４０８部队（１２军代号）致敬！向６４０８部队学习！

　　０３团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地，地点是人去楼空的专区行署。我们还没解开被包，李德生就告诉０３团团长，说他马上要见当地友邻驻军领导和两派武斗的总指挥。团长熟悉两派和各家驻军，半个小时就在电话里安排就绪。会见地点设在临江的一座大楼上，那里是两派交火的前沿，团长已派出了警戒，保证来人的安全进出。

　　我们随李德生来到这座四层楼房。站在楼顶，滚滚长江一览无余，楼下是一条沿江的长街，没有行人，街角街口都是砦障，各个住家的楼房窗户里还伸出黑森森的枪口。我陡然间想起６０年前（１９０７），徐锡麟在这里起义，枪杀巡抚恩铭，当时战斗的仅是几百人，如今已是数万武装对峙。我是战争的过来人，知道一场蓄势待发的惨烈战火即将点起，战前的沉寂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找来谈话的头面人物都是单独进行，由团长引领。第一个上来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宗书阁。他是李德生的老部下，一见到李忙举手致礼，李像对其他对老部下一样，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我要你来，是要你约束你们在安庆的几家工厂三万多工人，让他们必须执行军队的统一号令，不得和地方造反派搅和在一起，发放的武器立即收回，也不要再支援地方造反派任何物资，这是我代表军委和南京军区给你下达的命令。”

　　宗副参谋长身材短而圆，他一边擦拭头上的汗珠，一边嗫嗫嚅嚅的承诺：“我做工作，我做工作，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深知，李的话如斩钉截铁，不容有回旋的余地，在解放战争攻打大杨湖的恶战中，他的团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还突不破口子，李德生命令他带上炊事班和能走动的伤员也要突进去。用宗副参谋长的话说战争就要靠死磕才会有胜利。

　　李德生又告诉他，“在安庆我派出了领导小组，你都熟悉他们，０３团又是你带过的，你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向他们提出。”
　　宗副参谋长表示：我会全力以赴。

　　临走，宗副参谋长和我们一一握手，他拍着团长的肩说：“我们都是老庚（同龄人之间的亲切称呼），有事就关起门来说。”

　　送走了宗，团长带来东海舰队的后勤部副部长。尽管南京军区管不了他们，一见面，李也是像对宗副参谋长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已瘫痪，许司令给造反派赶进了大别山，军委任命我为军区的领导又接管安徽省党政军的全权，安庆不能乱，如长江航运中断，华东地区老百姓的吃穿用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军委要我明确向你们表示，军工企业不得参与地方造反派的武斗，只能在自己院内闹革命。收缴你们发放的武器，你们必须立即执行。”

　　这位副部长一边听李的说话，脸上的愁云越聚越密。他也是抗日老兵，虽不是李的老部下，深知在军事首长面前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最后表示，坚决服从军委决定。

　　他是下基层巡视工厂的，不想介入派性，蜻蜓点水就开溜，团长约他来，是想给他脖子上套根绳索。他是老后勤出身的部门首长，政治能力远不如宗副参谋长，造反的工人派性一发作，连老爹老娘也不买账。团长说他怎么也有几十年部队斗争的经历，又有来自军委的巨大压力，责任感会驱动他去找出路应对各种困难。

　　接着G派的作战总指挥来了，此人中等个头，４０多岁，粗眉大眼，一股虎气，步态有军人气息。他原是我２０军６０师的师参谋长，１９６０年代初转业到安庆来当粮食局长的。他身着汗衫，短裤，头戴钢盔，身后还跟一个班的贴身警卫，都携有长短家伙，他一见李德生，不卑不亢的致举手礼。李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总指挥很健谈，告诉李，他是１９４０年在苏北入伍的兵，参加过苏中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眼下安庆市和属下八个县G的派民兵都归他指挥，八个县的P派都被他统帅的G派武装包围，只要他一声令下，指日就可进入安庆城。

　　李德生平静的借着他的大话问：“你们得了安庆，安徽其他区还有P派的几百万人，又有湖北｀三新＇、｀三钢＇的支持，他们都来对付你，你怎么应对？”

　　这位总指挥没有品出李德生说话的滋味，仍然高声大气地说：“了不起就三分天下。毛主席就高兴天下大乱，他老人家的斗争哲学是用大乱来达到大治的，我们坚决的紧跟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到底。”

　　李德生说：“你们有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农民的造反派不得进城是中央的明确规定，谁要不执行，一意孤行，我们就坚决制止。我来这里就是要求你们交出武器，和P派一起解决你们的夺权问题，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没问题。”总指挥表态干脆，“我们的武器已清点好了，说交就交，不会留下一枪一弹的，绝不违抗中央的命令。”看得出他比一般人富有社会阅历。他知道，派战不会持久，收了枪炮他还有个自身的出路问题，李对他单独召见，认为是时运已至。多年来，党内不少人已练出人身依附，就是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总指挥最后说：“只要李司令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我是坚决拥护中央的。”

　　当他离开时，由我送下楼。他向我表白，人多势众的好派在安庆地区就是放下武器，政治上依然是绝对优势。

　　楼下街道两旁都是他的警卫分队，显然是担心李德生摆下鸿门宴。见总指挥平安下楼上了指挥车，百多名警卫才放心地爬上了四辆卡车尾随，向东郊飞奔而去。

　　已到中午时分，安庆军分区宣传科的杜科长来了，他是P派的总司令，轻装简从，只带了个警卫。他一见李德生就掀开衣襟撩起裤腿，露出浑身累累的伤痕，含着泪控诉军分区对他惨无人道的刑讯。李安抚他一阵说有血债的，我们都要算账的。李问他P派的现状，“你们武斗的力量有多少？”
　　杜科长答：“有２０个战斗组织，１３０００多人，南京军区的工兵二团３０００人和军分区独立营５００人是P派最有力的后盾。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P派几乎没有战斗力，比起G派，P派人数上差了一百倍。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武装斗争的。”

　　李又问：“听说你们的武器还是新式的，谁提供给你们的？”
　　杜科长毫不讳言：“我们的武器确实精良，都是武汉｀钢二司＇造反派车载船运支援来的，全是汉阳兵工厂制造，有的还没有装备给部队，如５７式冲锋枪，１９６２年出厂的火箭筒，都是最新式的。”
　　李说：“他们给了你们多少？”
　　杜说：“我没有计数，都发给了个人，仓库还存放了一批。各县的P派组织只要提出要枪要炮，我们都给予支持。”杜科长的表述是坦率的。
　　李告诫他：“军分区抓你是错误的，中央已为你们做了组织纠正，你现在仍是个军人，应听命军委。大联合是中央的大方向，你要让P派放下武器，要是再打下去，想从战场上得到胜利，两派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还首先要问罪于你这样穿军装的人，你要三思。”
　　杜科长似乎已悟出李谈话中对自己有利的成分，说：“大家坐下来平等的谈判，这是我们P派的共同愿望，有你李主任的支持，我坚决拥护，坚决听从你的命令。”

　　最后来的是军区工程兵二团政委，李德生直截了当的命令他，马上把工程团撤出安庆市区，支左干部也撤离。政委两眼发直，半晌才说：“我们和P派一直战斗在一起，已亲密无间，再说G派正在攻城，让我们离开，干部战士不会同意，造反派更不会答应。”
　　李说：“恐怕是你们舍不得，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给你们７天时间，撤不走部队，就撤你们团长政委的职”。
　　政委汕汕地说：“我回去先开个会传达你的指示，再……＂
　　李不由他分说提高了嗓门：“我是军区副司令，我是代表军区向你下达命令。”他缓了缓激动的情绪说：“毛主席在处理芜湖问题时教导我，要我公示坏头头的罪行，我不希望看到军队有坏人，你们的派性已陷得很深，再不拔出来，你政委就要承担起违抗中央指示的全部责任。”李又说：“P派的安全由我们０３团全力负责，G派已向我作出保证，不再攻城。”
　　政委无话可说，在威严的顶头上司跟前，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向李表示：“我三天内撤走，不会留下一兵一卒。”

　　李德生像是在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指挥，抓住了安庆的主要矛盾，制服了两派运筹帷幄穿军装的人。当天晚上，他又风风火火回了合肥，由我们７人小组留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八）

　　当晚，宋佩璋给我们作出分工，由政治部徐处长带上李助理进驻G派，司令部韩处长带上我到P派，任务是监控武斗组织，为收缴武器宣传群众做好舆论准备。

　　P派武斗指挥部在百货大楼的顶层，我和韩处长带上自已被卷，住进了他们的隔壁，老韩几乎２４小时和杜科长形影不离，我就着手处理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一、验尸。市人民医院存有几具武斗死亡的尸体，法医要我去处理。存放在医院地下室的尸体，大热天，没有冷冻设备，满地浇井水降温。房间虽大，一股腐尸味袭来，让我干呕了一阵。我掀开盖布，死者是个年轻人，腐味让人窒息。我向医院工作人员要了一瓶酒，洒在毛巾上把鼻嘴捂住。尸体有两处是子弹洞穿，一处在头部，一处在胸口，我用手指去触动尸体的腹部，轻轻一碰就是一个窟隆。尸检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拿来死者登记表，无名无姓，只知他的身份是一名勘探队员。我当即签署火化，骨灰保留。他们已为文化大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往后会有谁来奠祀他们的英雄壮举？

　　二、遣返战俘。P派把俘获G派的人关在一所小学里，宋佩璋要我找来两派的头头，双方谈妥无条件交换被俘人员。我的任务是把P派的俘虏带出城去，换回G派的俘虏。我来到已停课做战俘营的一家小学，看到被俘的男男女女关在十几间教室里，有的坐地靠墙，有的躺在书桌上，有伤口疼痛的在不住呻吟。我找到学生模样的战俘营营长，他给了一摞纸的名单，我点了点数，２４３人。我把俘虏查看了一遍，有２０多人腿脚受了枪伤，严重的是骨折裂，有的大腿骨露出，腿肌血肉模糊。我要营长派人把重伤员马上送院，营长怎么也不干，我只好叫来０３团的一个排自制担架，把２０多名重伤员抬到市人民医院。余下的两百多人，由我领着，打上一面红十字旗，出城走了三公里，来到一家砖瓦厂，这里是G派设置的交换地，他们把战俘关在十几座砖窑里。我清点了人数，９５名，凡伤重的，由没负伤的抬着、背着、搀扶着原路回城。刚进入市区，霎时锣鼓、鞭炮齐鸣，欢迎人群的口号声响彻街头巷尾。P派的几个头头站在台阶上向被俘者发表的慰问词，满口是“血债血还”“战斗到底＂的檄文，俘虏们感动得清然泪下，高呼口号回应。

　　我没想到头头们在挑起派性，又把仇恨火焰燃起，我马上跳上台阶，高声对大家劝说：“请造反派战友们一定要冷静，把你们要回来，不是再让你们枪对枪地打下去，是为了和平，不要再计较前嫌了，齐心协力地搞好大联合和‘三结合＇……谁胆敢动你们身上一根毫毛，我们人民解放军就和你们战斗在一起……＂

　　大街上的众多亲属战友都围过来安抚俘虏，我也为自已完成一项光荣任务感到欣慰。

　　三、释放夏司令。安庆军分区夏司令是个老红军，５０多岁，已是一头白发，造反派叫他夏白毛，他支持G派，整过杜科长。我们来之前，P派一支小分队夜袭军分区，把夏司令绑架了，关到一处库房的楼上。宋佩璋己关照过P派放人，要我去接回夏司令。程卫东是安庆一中学生，P派的一号勤务员，由他带领我来到藏人的仓库，路上，我问程卫东：“你今年多大了？”
　　程答：“１８岁了。”
　　“这么年轻就当了P派的一把手，除了打仗，你还得管全市的经济、行政、治安，是吧？”
　　“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都是杜科长在操持。开会我只表个态，讲话稿都由他们拟定。”
　　“那你不成了傀儡了？”
　　“不能那么说，杜科长在培养我掌权。”

　　我又问：“夏司令是老红军，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关他？”
　　程说：“他反对造反，还镇压杜科长。”
　　小程思想单纯，只会冲冲杀杀，如若权力再分配，肯定不会有人再把他高高举起。

　　来到仓库的楼上，一间小屋由两个造反派把守。我随程卫东进了门，夏司令一见我就下跪，我赶紧把他扶起。老头白发龙钟，衣冠不整，说话语无伦次，他边哭边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罪该万死……”我看他已经糊涂了，劝说了一阵扶他下楼，交给了军分区来接他的一个干部，并关照说：“夏司令回去以后，别上班了，在家休息。”

　　小程像是升起一股怜悯之心，说：“先送１１６医院（驻军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在那里多住些天。”

　　夏司令员送走了，程卫东像有准备地对我说：“你看不看我们的战备物资？”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物资是战备的？”
　　他把脚下的一块木地板掀开来：“你看看吧。”
　　我俯身一看，吃惊不小：几百平米的地下室堆满米面！我问：“有多少？”
　　小程说：“有１５万斤！”
　　“你们从哪弄来的？”
　　“粮食局仓库。”
　　“谁的主意？”
　　“杜科长，当年他大别山打游击，就这么储集战备粮的。”

　　我住的百货大楼顶层，有个宽敞的阳台，约四十平米，每天晚上，一群来自北京的学生喜欢在这里谈天说地。正是酷暑天，我弄来十几张凉席给他们过夜，一是预防他们挑动武斗，更想听听他们传播外界的小道消息。

　　他们中有北大“东方红”的，清华＂井冈山”的，还有“红旗公社”的。这帮人都自称是江青派来的，P派聘他们当了政治顾问，长住不走。我向他们打听全国的武斗情况，一个北大的学生去过重庆，他说，那里已进入了立体战争，除飞机没出动外，兵舰、大炮、坦克都用上了。“８１５”派追击“反到底”派到丰都，打死打伤几百人。刚从广西来的学生说广西造反派把俘虏罚跪在南宁街头，掰开他们的嘴当痰盂，让过路人往俘虏嘴里吐痰。

　　一个北京部队“新三军”的成员认为，全国的武斗发端于军队。这位学生讲述了今年５月１３日北京的军队造反派“新三军”“老三军”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大打出手的故事，对我说：“你们有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全国武斗是我们北京学生到处煽风点火引起的，其实是军队带的头。毛主席要军队支左，就是支持我们造反派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

　　这个年轻人所言不虚，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就是要用枪杆子改造世界。

（九）

　　１０月２日，天未明，安庆长江航运站一个年轻人跑来向我报告，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送来一船武器，正准备靠岸。听口气年轻人属G派观点的。

　　我和年轻人来到江岸的大堤上，果然有艘大型登陆舰停在长江的主航道上，舰身有海军军用舰艇D字头编号，尾舱顶上有人正打出旗语。小青年懂行，翻译给我，说对方带的武器量大，是箱装，接船提货要用起吊机。我马上让小青年找来一名会旗语的水手，用缓兵之计告诉对方，说我们正准备接船，要他们停一个小时再靠岸。回过头我立马去见宋佩璋。宋说，让０３团去处理，要他们坚决阻止船靠岸。我又赶到０３团团长住处通报，团长要派出一个步兵连，我说，最好把炮兵营也拉出去威慑一下对方。团长问我：“这是宋副政委的意见？”

　　我撒谎说：“我跟他说过，他要你决定。”

　　“好吧。”团长找来参谋部署。半小时后，１２门火炮的炮口高扬在长江的大堤上。我让旗语手警告对方，登陆船如靠近岸边３００米，驻军就炮击。

　　对方接到我们的信息，甲板上出现了一阵混乱，十分钟后，放下了一条小舢板，载上有十多个人向岸边驶来，靠到长江客运的延船边，我迎过去喊：“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一个中年人答：“武汉｀钢二司＇派来的。”
　　“你们来干什么？”
　　“支援安庆P派，他们正面临G派攻城。”

　　我把他一行１４人带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他们，“安庆的情势平稳，G派要攻城，有我们保护。谁先挑起武斗，谁就要承担责任！我是驻军代表，绝不允许你们的船靠岸。”

　　一个带队的中年人说：“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别说是解放军，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们。”

　　说罢，中年人把他腰上的手枪拔出，叭的一声扔到我的桌前，几个造反派跟着亮出了匕首，直直地插在桌面上。中年人傲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这种吓唬人的方式来自电影，纯属土匪的招式，他们以为我被震慑住了。我拿起中年人丢过来的手枪，是５７式的，和我佩带的一样，我用拇指压下卡子，枪管给弹簧弹出的一瞬间，我迅速抓住护壳，手一松动，枪给分解了，我把卸下的部件丢到桌上，全过程仅三秒，１４个人看我玩枪玩的那么谙熟，个个目瞪口呆，我说，“我打美国人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拿来打自己的同胞？”

　　他们中一个年轻人喊开了：“这个解放军是老保，是反毛主席的。”我说：“革也好，保也好，就不支持杀人。”

　　中年人见我不好对付，改口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军代表。”
　　“我们要见你们最高领导。”
　　我说“我就代表驻军的最高领导。”
　　“不对，”站在我身后的P派小头头说，“他们的最高领导是１２军的副政委宋佩璋。”我想，他们见不到我们的领导人是不会罢休的，我说“可以让你们去见见。”我带领一行人来到０３团团部。路上，我悄声问一个年轻人：“你们送来多少武器？”
　　“一千多条枪，三百万发弹药，还有十几门火炮。”小青年毫不避讳。
　　“谁要你们来支援的？”
　　“安庆P派已到生死关头，要我们来救急。”
　　“你们还动用了海军的登陆舰？”
　　“毛主席让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军代表特许的。”

　　看来，各地的战火纷飞，陆海空三军大都成了造反派的后盾。

　　来到０３团团部，我先安顿他们坐到会议室。我当然不会去找宋副政委，只能让０３团领导出面处理。我来到政治处找到政治处主任徐贵，徐给我发火：“我们只管安庆，外来势力你们领导小组不管谁敢管！”我也发火：“这是宋副政委交办的，你不管就去给宋副政委说清楚。”

　　徐收敛了威风，只得跟随我来到会议室。我介绍：“这是安庆驻军的徐主任，你们有话就对他说。”

　　跟随来的有几个安庆P派小头头，都见过徐主任，一个头头发话：“他是个团政治处主任，官不大，不管用。”

　　我马上解释，徐主任是代表宋副政委接见大家的。十几个“钢二司”的造反派起了哄，骂开了解放军在安庆支右不支左。

　　我陡然想起一个救星来。他是康生的联络员，是康把他派到安徽来收集社会动态的，他原是上海警备区的文化干部，我们同行，又有交情，他调北京新华社后成了康生的耳目，我来安庆前，他告诉过我，有磨不开的事就找他。

　　我转身出了会议室，到隔壁的办公室向合肥通话，找到了这位联络员，他叫杨××。我向他通报了眼下紧迫的情况，他让我把“钢二司”的头头叫来接电话，我马上到会议室，告诉那位中年人说：“康老的联络员在电话里找你。”
　　他们不信，我说：“他人在合肥，要和你说话。”

　　他疑惑地来到办公室拿起话筒，对方声音很大，口气也大，说他请示了康老，要“钢二司”来安庆的人和船全部返回，不得留下一枪一弹。

　　这位头头从来未遇到这么个代表中央的人打电话提要求。他从对方那种首长口吻判断，不会是假的。他在电话里说，“我们马上开会，把你的意见传达给大家，听中央文革的。”

　　头头慑服了，放下话筒，转回会议室喊开了：“大家静一静。”等大家平静下来，他说：“刚才康老指示我们马上回去，如果安庆问题不解决，G派还在攻城，我会马上回来。”后面的话是他为自己下台阶添加的。

　　十几个造反派的气焰受到抑制，叫骂的声音放低了，一个年轻人说：“那我们先不走，就在船上等着。”
　　我马上说“请大家相信，我们在处理两派问题上会一碗水端平的。”

　　他们几个碰了碰头，决定撤离。我又送他们回到江岸。
　　P派知道了武汉来船被强令返回，把所有的武斗组织都荷枪实弹地集结到大堤上示威。当“钢二司”一伙人上了舢板离岸时，造反派的几千条枪高高举起，对空鸣放送行致意。堤内外响起一片枪声，

　　大江在震荡，我长出了一口气。

（十）

　　宋佩璋看到李德生在解决安庆问题时的擒王效应，一触即发的战争已缓行，他提出马上召开１０万人的群众大会，为收缴两派武器大造舆论。

　　我们充分考虑到两派的严重对立，一颗火星子就可能把战火重新燃起，会议组织必须慎密。宋佩璋提出：由０３团政委牵头，我和李助理、余参谋等人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班子。我们研究决定：

　　一、０３团全体出动担负警戒，维持秩序；
　　二、对与会的两派群众作出纪律规定，违纪者由头头承担责任，切实管好自己的群众组织；
　　三、凡是入场的都由支左干部带队；
　　四、大会由李副军长讲话。

　　我们找来两派头头宣布我们的决定，强调会议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规定双方不得携带武器入场；不得辱骂、呼喊口号攻击对方；不得散发传单挑动派性……还要求两派头头上台表态，讲话内容将印发全省，上报中央。头头们是敬畏中央文革的，都表示坚决执行我们的一切规定。

　　李助理勘察了会场场地，精心部署一个营在场外维持秩序，一个营在场内四围警戒，一个营组成丁字形人墙，隔出两派群众听会的位置。

　　他告诉我说：“但愿安庆从此无枪声。”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最不愿看到两派的流血厮杀。有一年他回家探亲，陪老妈去了一趟教堂做礼拜，回来后受到组织的警告处分，党员是不允许顶礼膜拜耶稣的。这次，他是本着博爱精神来安庆的。

　　仅两天，安排就绪。

　　开会的时间是上午，在高音喇叭播送《东方红》的乐曲中，９时整，G、P两派群众组织，各自从东西两个入口处进场到指定位置。李助理特别尽力，手提只半导体喇叭，把G派进场的人指挥得秩序井然。最爱找事的P派，也老老实实地听从军代表的号令，没有出现任何骚乱，两派都在显示政治热情和彰显自己的实力，十万人把偌大的广场挤得满满的。

　　大会９时开始，０３团政委主持，他用五分钟讲了开会的宗旨和程序。接着由两派头头上台讲话，他们都是照稿子念，遣词用句十分斟酌，高调地讲团结。各派还推荐了一名革命干部上台讲话，也是照本宣科，用语都是摘自报纸上现成的。轮到李副军长上台了，两派拼命鼓掌，像是在比拼他们对军队支持的热度。足足鼓了三分钟。

　　李一走上台就敞开心怀，没有一般人讲话的开场白：“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们造反派，别再打了，有什么鸡巴好打的。”

　　我一听心发紧了，安徽人都不懂“鸡巴”是什么意思。场内出现一阵嗡嗡声。

　　“为什么不把子弹留着去打蒋介石？你们你死我活的打了半年，今天你杀我一坨，明天我杀一你堆，杀来杀去都死光了，你们老子娘靠谁养去……“李副军长满口四川话，安徽人对他的方言似懂非懂。

　　李助理生怕大会砸锅，跑过来问我，你们怎么不给李副军长准备个讲话稿？余参谋也过来说：“是我忘了。”他转身对主持会议的政委说：“你想法先让副军长的讲话停下来，我们马上想办法。”其实我没有忘，我的注意力在台下，只要１０万群众和平共处两三小时就是胜利。台上的表态都是些形式。

　　政委很机敏，他站到李副军长身边对公众插话说：“我们李副军长是老红军，当年他就战斗在鄂豫皖苏区，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毛主席接见过他，说他了不起……，他是四川人，说话不好懂……＂

　　政委一边打圆场，刘参谋紧急的从他皮包里掏出一摞白纸，就动手起草李的讲话稿，他快速地写了两页开场白，我就快步送到李副军长手里，趁政委还在对群众说话之机，我嘱咐副军长说：“我们正在给你起草话稿，你就照着慢些念。”要是平时，李会不顾盛大场面大光其火的，这回他已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劲，不得不按我们抱佛脚的方式应对自己造成的“危机”。

　　我和余参谋你一言我一句凑句子，几句话就写出一页纸，我就不停地往李副军长那里送。他的嗓门大，念的一字一顿，很有气势。我们心中有个大纲，先让他讲中央精神，强调毛泽东对安徽问题的关切，第二层意思，就说我们６４０８部队（１２军）保证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端平一碗水，要求安庆的两大派放下武器，通过谈判促进新生政权的建立。

　　尽管李副军长念稿不成章法，群众知道副军长是老红军、工农干部，也都能平心静气的倾听。他一气念了我们写的五十多页讲话稿，念完还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结束，从此，我对余参谋的智慧很是赞赏，改称他余高参。

　　把打得分外眼红的两大派集合在一起，平平和和地相处了两个小时，成效迅速显现，群众对军队增强了信任，坚持打下去的两派头头，受到舆论的抑制。我们得出一条经验：要争取主动，就得学会掌握群众，运动群众。

　　会后，武斗降温，却没有平静，两派依然在对峙，枪声天天有。

（十一）

　　安庆下属太湖县的P派，从造反开始就势单力薄，他们想在大联合中得到对等的席位，利用夜间突袭进城，包围了支持G派的人武部，抢走了全部枪支。人武部告急，驻G派的军代表徐处长，马上从０３团抽出一个连，由他带去太湖。P派见军队压境，仓皇逃离，徐带着连队一直追到湖北的宿松，打死打伤二十多人。

　　徐回到安庆就向宋汇报，我们也去听会，随同徐处长征讨的李助理放声大哭，他阻止自己连队开枪，徐处长骂他，说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韩处长当着宋佩璋的面也指责徐，说他不该动用军队力量去武力干预，杀伤了这么多人，破坏了大好形势。徐说，两派已有口头协议，必须执行令行禁止，谁乱来我就镇压谁。我们争执了半夜，用徐的名义向李德生发报，说这次镇压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李当即回电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我和韩回到住地，韩说看来又要大打了，我们管不住了，让老徐一个人去擦屁股。

　　一天清晨，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我迅速赶到现场。这里是城外，激战双方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土埂，都利用埂里埂外楼房的窗户为依托对射。这时，我见到一个身着军装的人，正站在土埂上高喊：“你们打吧，朝我开枪！”

　　他的军装已撩开，袒露出了胸膛。我从声音听出他是李助理，我放声喊他：“老李，你不要命啦，快下来！”

　　他不理会我，继续高声呼喊：“你们谁有种，就朝我这里打！”两边的射手们像是被他的行动镇住了，枪声稀落下来，我不顾一切地爬上了土埂，拽住他往下拉，他怎么也不干，我连推带操才把他弄下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哭开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打死这么多人谁知道？”我劝了一阵，他听不进，大骂中央出了坏人。我怕他骂娘的话给造反派听见，叫来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行署领导小组的住地，让他把心里话给宋佩璋说去。

　　我分别找两派的前线指挥调查，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打的第一枪，我发出警告说：“我还要查，查出谁，谁得承担责任。”

　　晚上，我去领导小组驻地看望李助理，他躺在宋副政委的床上，见了我，两眼愣愣的，我在他眼里仿佛成了陌生人。我连叫他几声都没回应，眼珠子一动不动，身体是僵直的。我出得外间来，宋佩璋正在和合肥通话，他在向军管委汇报今天的武斗情况，等他放下电话，　我才问：“李助理怎么啦？”宋沉静了好一阵才说：“他不能留在安庆，马上回合肥住院去。”在一旁的余参谋在我身边悄声说：“他精神失常了。不吃不喝，还尿在裤档里。”

　　我心里一沉，说：“他经历过朝鲜战争，眼前死几个人就承受不起了？”
　　余参谋说：“他从不杀生，见到死人几天几夜都不安宁。”

　　十分钟后，一辆救护车来了，车上有一组医护人员，七脚八手把李助理料理上车。他躺在车里的担架上，我给他拉了拉手，算是告别。

　　后来，我回到合肥去看望他，他人都瘦了一圈，语言正常了。他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让他转业，他选择去贵州山区，他的小舅在那里种植药材，他的后半生可以用药济世。

　　宋副政委很有耐心，穿梭似的找两派头头谈话，可相互的兵戎摩擦还是没有停止。我突发奇想，组织第三势力。我找来了以五纺兵团为首的１３个和G、P两派不同观点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他们属下有七八万人，知识分子多，要他们甩开两派先联合。这当然不现实。我在会上谴责两派的讲话，很快传给了G、P两派的头头，他们都来找宋副政委，指责我在釜底抽薪，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我向两派公开检讨，否则他们联合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宋批评我事先不请示，让领导小组处在被动地位。我说，我惹了祸，做了错事，我马上撤离。宋当即同意。

　　第２天，我离开了安庆，回到合肥。

（十二）

　　１０月下旬，李德生部署缴枪行动，两派武斗组织，在统一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当地驻军交出全部武器。我们在全省２１个市，５７个县收缴了２０多万条枪、数十门炮，弹药以亿万发计。热兵器的武斗得到平息。

　　一场动乱后需要持久的社会稳定，省军管会根据中央精神，发布“清理阶级队伍＂的命令。指出，武斗期间，社会沉渣泛起，它将危害新生政权，必须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和造反组织，都要从自己内部揪出坏人，凡是打砸抢的，杀人放火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反动思想言行又出身不好的，都得认真清理。仅半月之内，全省揪出各类“反动分子“十多万人，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专案组甄别。该管制的、该发配的、该判刑的、该绑赴刑场枪决的，都要及时处置。

　　１２月的一天，我到合肥市省的体育场去看公审大会，十多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押到后台，一个青年犯人被推下囚车就高喊：“冤枉，我没有罪！”几个战士跳下车把他按在地下，一个公安上来扳开犯人的嘴，另一个公安从口袋里掏出把钳子，伸到犯人嘴里夹住舌头，拉了出来，又从口袋里掏出根像筷子粗的竹签子，从舌头中间猛插下去，钳子松了，舌头给别在嘴唇外，鲜血不住地滴。犯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得，只能从喉管里发出呜呜的吼声，接着三个战士他拽起来连推带拉拥到主席台前和５０多个犯人跪在一起。

　　公检法的军代表通过高音喇叭宣布了１３个犯人的罪行，会场上响起震天般的口号声，接着有两个群众代表讲话，都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公审会开了一个半小时，１３个犯人用１３辆卡车拉着游街示众。然后又拉到东郊的刑场领刑。枪毙人是公开的，一人头上打进一颗子弹，暴尸三日。“反属”来领尸，还要交付一毛五的子弹费。

　　后来我打听到，给锁喉的犯人是地主家庭出身，罪行是攻击林副主席，说他秃头斜眉，像个奸臣。

　　到了１９６８年春，“现行反革命”杀得差不多了，又从劳改农场、工厂矿山的劳改队和监狱清出一批关了十多年的“老反革命”。中央强调，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国各省每月都要杀一批，保持镇压势头是最有效的稳定社会。

　　一次，我因正在筹建“万岁馆”有事要请示李德生，他正在公检法大楼开会。我跑去那里碰见了好朋友李练恒，他是公检法办公室主任，他把我带到会议室，在座的１２个军人都是公检部门的头头，我都熟识。李德生坐在首席，面前放列一擦卷宗，手里拿本小册子，正在发话。李练恒告诉我，李主任今天来这里，要由他来决定明天该杀些什么人。他面前的档案，是我们清出来的，有３０多份，都是准备二月份要杀的。李主任是来做最后的审定，只要他同意，我们就执行了。

　　此时，我看到他翻着手中的小册子，口中念念有词，——×××当过保长，思想反动，又调戏过妇女，可以杀。李又翻开一页，×××是书记长，罪恶不大嘛，是不是留一留，放到下个月再议。李用手指放在嘴唇上沾了一下唾沫，又翻开了一页，×××当过乡长，破坏统购统销，还贪污公款，这人也可以杀；×××地主，反攻倒算，搞过敲诈，可以杀……

　　李练恒悄声告诉我，他们在全省管的犯人有２０多万人，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白湖的劳改农场，就关了七万犯人，他去挑选过三百多可杀的供每月上报做备用。

　　我问李练恒：“你们每月上报多少？”
　　“三十多。”
　　“你们杀人的程序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让法院来审理呢？”
　　“我们公检法是三家一块牌子，一统天下，过去监督、审理、判决有分工，现在全由我们军队决定，李主任来只是复核，省人省事。”李德生给上刑场的人验明正身，是他每月例行的公事，差不多用了个把小时就圈点完了，这才掉过头问坐在他身边的公检法革委主任张铭法（张是３４师的政治部主任，去年介入公检法军管的），李说：“一共多少了？”
　　张主任记着数，回答：“有２３名了。”
　　李又问：“浙江这个月杀多少？”
　　“２７个。”
　　“江苏多少？”
　　“２５个。”
　　“够了，我们不要去超过人家，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执行死刑的２３人的名字都公布在《安徽日报》的头版下角，罪名是统一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清仓式的月月杀“反革命”，是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体现专政的威慑力，要让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李德生仅是提朱砂笔画勾的。


刘家驹：《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美国华忆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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