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一）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是上世纪中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一次极其重要的论战。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之罕见。不仅如此，而且最后竟发展到了极端残暴的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地步。现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论战的源起及其演变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据论战双方见诸于报刊发表的文章和有关史料的记载，这场论战的源起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中国正处在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之中。马列学院学员在学习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占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要求教师对“思维和存在的同—性”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语言还是恩格斯的语言，做一明确说明。一位教师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理论，是恩格斯的语言，不是黑格尔的语言。随后，这位教员又去请教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艾也回答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原话。”杨献珍时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为了掌握学院的教学情况和学员思想，他经常深入到课堂去听教师讲课。他在听了这位教师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所作的解答后，对这位教师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是黑格尔的观点，不是恩格斯的语言。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和存在是一个东西，思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思维。彻底的唯心主义也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恩格斯在这里是引用黑格尔的话，不能把它解释为唯物主义。后来，艾思奇又说，这个命题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但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理解。杨献珍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如果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哲学史上传统的命题，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岂不是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一身二任吗?岂不成了斯芬克斯似的人面兽身的人了?因此，他肯定地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语言，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唯物主义是不同意这个命题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更不会同意的。

    马列学院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观点。
    1958年和1959年，安徽省的哲学工作者郭月争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于世诚分别在《哲学研究》第一期和《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原理吗》的文章。郭月争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称：“我之所以写这篇短文，是因为有些哲学著作中几乎不采用这个哲学用语，甚至有些哲学家怀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基本命题。我以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最概括的表述，应该运用这个哲学用语并对它的内容进行研究。”文中以不容置疑地口吻说，恩格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归结为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是简洁而准确的。他紧接着尖锐地指出，有人说“什么叫‘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认为肉在水中的影子与狗口中的所衔的肉是同一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于世诚的文章则针对郭月争文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批评。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原理，它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还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述和《费尔巴哈论》的上下文，“可以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而且只能当作唯心主义原理去了解，它绝对不是唯物主义的原理。”

    于世诚的文章随后被转载于1959年11月号《哲学研究》和1960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第一辑上。同时并分别加了编者按和编辑说明，表示希望大家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展开讨论，并说进一步开展这个讨论，对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元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郭月争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文中，关于什么叫“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述，即认为肉在水中的影子与狗口中所衔的肉是同一的东西的观点，无疑是对杨献珍的一种不点名的指责和批评。因为，1955年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的杨献珍(后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在给马列学院学员讲授《什么是唯物主义》时，即明确地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为了使学员形象地明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表象和内涵，他还在讲课时，特地讲了两则寓言故事，其中一则是小学《国语》课本上的《狗子过桥》的故事。故事说，有一条狗叼着一块肉，在走过桥上时，忽然看到水中的狗也叼着一块肉，这条贪心的狗便丢掉口中的肉，去抢影子里的肉。结果是不仅嘴里的肉丢掉了，水影中的肉也是无影无踪。杨献珍说，马赫派有一句有名的话：“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条狗也是这样认识的，它把那块肉在水中的影子当作了一块真正的肉。这条狗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可是它却上了它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当，自己欺骗了自己。

    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看到于世诚的文章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说：谁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的，谁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就是一种反动思想。康生的这一论点传到了于世诚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后，人民大学认为于世诚的文章与康生的论点相悖，便对于世诚展开了批判。一天，时任人大副校长的胡锡奎来高级党校看望杨献珍。杨、胡二人谈起了当时哲学界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杨说，于世诚的文章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学校对他进行批判是不对的。为了说明于世诚的观点没有错误，杨献珍还从书架上将1957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4卷拿出来，将第六章第二节指给胡看。胡看到列宁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的反动理论”后，回到学校便让学校有关部门停止了对于世诚的批判。

    与此同时，安徽有关方面看到《哲学研究》转载的于世诚的文章后，认为郭月争犯了错误，准备对他展开批判。康生获悉此事后，立即给安徽省委打电话说，郭月争的文章是正确的，不许对郭月争进行批判。从此，哲学界在康生的指挥棒的指挥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即成为钦定的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谁若不同意这个论点，谁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谁就是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康生一贯善于制造是非、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他在看了杨献珍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后，完全无视杨献珍在文章中对两种范畴的同一性所作的区别和论证，特别是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论证，硬说杨献珍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康生为了取得毛泽东对他的支持，一天，他趁毛泽东游泳之机，别有用心地走到毛泽东身边。他既不把杨献珍的稿子拿给毛泽东过目，也不将双方争论的原委报告毛泽东，便问毛泽东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根据他《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答道：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随后，康生便四处散布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由于康生偷换概念，以致问题的提法变了，问题的性质和内容自然也完全改变了。杨献珍听了这些传言，大感意外，因为原来争论的焦点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不是同一的，是不是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争论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可惜的是，杨献珍的文章被陈伯达、康生剥夺了发表权，没有人知道杨献珍真正的立场和观点，只得任凭陈、康两人及与他们相同主张的人使用那些有利于他们的材料来攻击自己。

论战的时代背景及双方的不同观点

    也许“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战在初始阶段还带有些许学术探讨、理论之争，但这种争论在那个时代，时隔不久就完全演变成了愈来愈复杂尖锐的简单、粗暴、惨烈的政治斗争。

    从时代背景而言，这场论战发生于我全国人民思维方式正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极左思想所统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正被甚嚣尘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风所操控之时，以陈伯达、康生为代表掌控的思想意识形态、新闻媒体的竭力鼓噪与炒作，使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论以纯粹政治为坐标，以拥护不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反修防修”为准绳来裁判是非曲直。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尚处于百废待兴，物质生产力还处在极端薄弱、落后的时期。毛泽东决定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能按照原来制定的那套计划像“小脚女人走路”、“蜗牛那样爬行”按部就班地去进行，而应当扩大规模，加快速度，快马加鞭，高歌猛进。那么，如何扩大?怎样加快?面对生产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现实，就只能依靠意识形态、舆论宣传机器，借用精神生产力来充实物质生产力。于是，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国家政权对经济基础的作用的理论便应运而生。学术理论界中一些哲学家为了迎合当局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唯心的印证，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以证明思维产物的现实性。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此时便成了那些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盲目冒进，急功近利者发展经济的“同步加速器”。

    为了配合“大跃进”形势的需要，当时供职于我国第一大报的哲学家(后任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桌子的哲学》和《创世纪》两篇文章。《桌子的哲学》大意是说，造桌子的木材是物，但是谁把这些“物”拼成桌子呢?王若水认为拼成桌子的背后是意志，只有意志套于其间，才能成为桌子。《创世纪》一文，更充分暴露了王信奉、崇拜唯心主义的主观能动性，信奉、崇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

    对王若水等人无限夸大、竭力鼓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全能的、神通广大的、望不到边的等等唯心主义言论，杨献珍非常不满。他批评道，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主观对客观、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是受物质制约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望不到边”的、“全能”的劳动。“法力无边”的劳动是根本没有的。把人们的主观能动和其劳动，夸大为“全能的”、“神通广大的”、“法力无边的”(或者叫“望不到边的”)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谬论，这就是思维创造一切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过这种观点。

    然而，杨献珍的声音没有人听，反而落得挨批挨斗、横遭整治！
    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论战引向政治围攻、血腥迫害打响第一枪的，是关锋在1960年《哲学研究》第3期上，以化名撒仁兴发表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的文章。紧随关锋之后的是王若水。他在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一书的“再版序”中，指名道姓地攻击杨献珍说：“这本书初版后几个月，我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对杨献珍的错误思想展开了公开的批判。杨献珍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表明他是站在反对毛泽东同志立场上的。在1959年到1962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战期间，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从这里来反对‘三面红旗’的。现在已经很清楚，杨献珍在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的反映。”

    仅仅是关锋、王若水这些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所谓的哲学家发起的政治围攻份量，对杨献珍的冲击还不很激烈，是重量级的哲学家艾思奇站出来与杨献珍叫板对阵后，才真正将学术之争引向了政治斗争。艾思奇分别在1960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和1962年第5期的《哲学研究》上，先后发表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艾思奇除了重申王若水等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肯定了的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外”，还指出：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恩格斯、列宁保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保卫了辩证法。今天，我们研究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想，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正在思想方法的领域内到处破坏着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正确的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有利于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为了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必须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两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轰轰烈烈“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如何正确地反映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规律，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如何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运动转化为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这正是充分体现了思维和存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同一规律的空前辉煌的典型。不了解思维和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就可能在行动上犯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在实际上正是形而上学地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把存在看作和自己的主观意识没有分别的存在；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辩证法的人，看不见反映客观规律的指导思想可以通过运动的环节转化为惊天动地的强大物质力量，也同样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见《艾思奇文集》第二卷745—746页）

    艾思奇的“两论”不仅进一步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这场学术上的论争，强化成为政治问题，而且向世人亮出了杨献珍就是他们锁定的攻击目标。1965年5月20日，艾思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一文中，明白无误地指向杨献珍和像杨献珍那样没有投身于极左路线中的人。他说：“这条路线不但在敌我之间一分为二，在朋友之间也把最接近的朋友和动摇不定的朋友一分为二”。并警告说，“如果党容忍那些动摇不定的人，那么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不是分清敌友，而是敌友不分，或者在朋友中只是一味‘求同存异’没有斗争……就会把革命领错了路而使革命失败。”

    说到做到，艾思奇真的和他认为与自己朝夕相处、共事多年而“动摇不定的”杨献珍分道扬镳了。1966年3月他利用到湖南省给省直机关干部作《学习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之机，对杨献珍进行了猛烈地诬蔑、攻讦、辱骂、诅咒。在这场辅导报告中，不论他所讲的内容和杨献珍是否沾边，只要他认为需要，他就不忘把杨献珍拉扯出来辱骂一顿，以显示他和动摇的人壁垒分明，划清了界限。辱骂之尖刻，竟到了说杨献珍“用流氓口吻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的地步。”

    在艾思奇的鼓动和影响下，周景芳在1964年《哲学研究》第六期上发表了《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实质是什么》。周在文中指出：杨献珍现在挑起的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论战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同样的，他过去挑起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杨献珍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理论上，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问题的理解的根本修正，是要把辩证法逐出认识论，是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则是反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能动作用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1964年4月，杨献珍因在学校新疆班学员中授课时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以用‘合二而一’表达”而受到公开点名批判。8月4日，已被任命为党校副校长的艾思奇在全校员工大会上批判杨献珍哲学观点时，仍然全然不顾杨献珍《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文章中，除了阐释黑格尔理论中的同一性，即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外，同时还阐释了“矛盾的同一性”即辩证法的同一性这一事实，大加歪曲地说，杨献珍同志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符合”，按他的说法，连辩证的同一性也不能说……反对他的意见认为：同一性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即完全等同的意思。此外，还有辩证法的同一性，……把同一性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就可以肯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反对辩证法的同一性……就是反对《实践论》的思想。“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论与右倾机会主义又有联系。”

    在艾思奇批判杨献珍的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林枫向全校学员和教学工作人员郑重宣布：艾思奇同志的“两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结论”，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报刊一律不许刊登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文章。

    杨献珍不同意林枫的这个“结论”，认为“这是文化专制主义”。为此，他一直坚持他的立场、观点，并为之奋争到他生命的终结。

（转自《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萧岛泉）


原文连载于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