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郑季翘与周扬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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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季翘是山西五台人，1912年出生，1984年逝世。他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投身革命后一直保持着浓厚的理论兴趣。1958年曾发表和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相左的文章《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被称为“南桥北翘”之争。

　　195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引进了别林斯基始创的“形象思维论”，认为人们认识现实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科学家主要用抽象思维，艺术家主要用形象思维。周扬是主管文艺的中宣传部副部长。在他支持下，“形象思维论”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主流观点。

　　1960年代，郑季翘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分管文艺工作，接触到形象思维论。他质疑：如果艺术家另有一个思维规律，毛泽东《实践论》中所阐述的人类普遍的认识规律何以存在？1962年7月，周扬到长春视察，郑季翘当面向周扬讲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周扬改变观点。周扬当时没有表态，却在沈阳一个座谈会上说，“斯基”是不能随便批判的。郑季翘理解周扬讲话所指就是他。于是，他在1963年2月写成论文《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文艺创作中形象思维论的批判》。郑季翘给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写信，并附上这篇文章。中宣部没有答复。郑季翘又向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讲了他的观点，得到支持。东北局书记处开会，吴德讲到这个问题，得到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的赞同。

　　接着，中宣部召开各大区宣传部长会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关山复问周扬对郑文有什么意见。周扬说，“季翘同志最好在肯定形象思维论的基础上再去批判，然后可以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关山复转告郑季翘。郑季翘认为周扬压制讨论，他的文章己没有发表可能。

　　1964年夏陈伯达到长春，郑季翘把文章给陈看了，陈要郑修改充实，寄给《红旗》杂志。不久《红旗》编辑部打来电话：“根据伯达的指示，编辑部向你约稿，望尽快寄 来。”1964年10月，郑修订了文稿，增加现代形象思维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和基础的论断。1965年1月，郑季翘打电话给《红旗》编辑部，询问稿子如何处理，编辑部回答：“稿子早已收到。按老夫子的意思是要发表的，但因中宣部方面有不同意见，所以没有发表。”同时，郑季翘请吴德将文章给彭真，想越过中宣部，得到中央领导支持。在吴德等支持下，论文1964年底在东北局政治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试笔初稿》上发表，作为密件发给省以上宣传干部阅读。

　　1965年8月，陆定一到长春，郑季翘去看望。陆定一说，“我路过沈阳，强晓初同志把你写的文章给我看了，我从来都是反对形象思维论的。”几天后，陆定一视察长影，在干部会上说，“形象思维论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

　　1965年10月，周扬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讨论郑季翘文章的座谈会，当面作自我批评，说：“季翘同志对你不起，处理你的文章我有官僚主义。”

　　郑季翘于1965年1月又完成第三稿，题目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1966年3月22日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有新的观点，新的创造。吉林省一个文教书记，写文批判形象思维论，写得好。当时有人说，郑季翘的文章不好懂，毛泽东说：我看很好懂。1966年4月5日，《红旗》第五期发表了郑季翘文章。

　　这时，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拉开。1966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于28日向党内公布了名单，并通知六个中央局各选一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东北局书记处开会，决定推荐郑季翘，于6月3日通知了他。

　　7月下旬，郑季翘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受到毛泽东接见，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对他说，中央文革人手不够，希望他留在北京工作。郑婉言谢绝，回到吉林。

　　他私下议论，“文化革命就是‘易储’”。“江青很傲慢，净教训人”。江青知道了，他被中央文革除名。

　　郑季翘一度受到冲击，1968年被结合进吉林省领导班子任省革委副主任、省委书记。他在位期间，支持过电影《创业》。文革后期被吉林主政者排挤出局。

　　1977年底，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其中谈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谈的，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这时，理论界有人想到了郑季翘，把他的文章和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捆在一起批判，并怀疑郑季翘能够当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因为江青赏识。宋任穷向中央有关领导报告，郑季翘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是原东北局书记处决定的。郑得以解脱。

　　1978年5月，郑季翘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书长。次年初，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答辩文章。其实，不论是否赞成形象思维论，都应在学术层面讨论。绑到意识形态的战车上，有害无益。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提出“异化论”，受到批判。1984年，他和郑季翘同住北京医院。在病房走廊里，他遇见郑的夫人华迦，问老郑对“异化论”问题怎么看?他为什么没有批判我呢?华迦说：“他批判你一回就够了，也不能总批判你呀?他不同意人人站队式的表态。他说，关于‘异化论’问题可以讨论嘛，真理越辩越明，应该以理服人，不能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以势压人的方法。”周扬很高兴，想与郑季翘畅叙。郑季翘突然病危，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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