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扎拉日记里的中国60年：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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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扎拉日记里的中国60年：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

澎湃新闻记者 杨宝宝

2017-04-18 11: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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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榕美(04:19)

4月16日，《乌扎拉日记六十年（上）》在上海图书馆“上图讲座·家风家训系列”举办首发式，吴联膺之女吴榕美（右）与熊月之（左）现场对谈。主办方供图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可谓波澜起伏，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恒河沙数。然而，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在大时代中成长？

《乌扎拉日记六十年》正是这样 “研究历史、政治、家庭、个人成长史非常难得的素材”。这本书的作者吴联膺从1933年18岁起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92年去世前。吴联膺出身满族贵族家庭，而书名中的“乌扎拉”正是他的满族祖姓。

“这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展现的是不普通的历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上海史专家熊月之表示，1933年到1992年，正是中国从民族危亡到全面走向改革开放的振兴时期，这本私人日记中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4月16日，《乌扎拉日记六十年（上）》在上海图书馆“上图讲座·家风家训系列”举办首发式，吴联膺之女吴榕美与熊月之现场对谈。作者的新四军老战友、子女亲属等也从各地赶赴讲座现场，见证日记首发。

日记出版纯属偶然

吴联膺日记的出版纯属偶然。2005年，担任上海市群艺馆活动部主任的吴榕美在策划设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听过太多次父亲讲述的抗战故事，吴榕美在策划展览的时候，想到了从父亲的日记中寻找线索。

部分日记原稿。本文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翻出尘封多年的日记，吴榕美惊讶地发现“其中记录1937年淞沪抗战的内容那么完整”。日记中真实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抗战的态度，“南京沦陷前他还记载，自己的妈妈听说中国军队打了胜仗，当天就多炒一个菜，听说中国军队输了就很黯然。”

日记中也记录了吴联膺在这一时期思想的转变，在路过先施公司被炸后、死伤很多平民而临时搭建在“华界”的收尸站时，他目睹成堆的残肢断臂深受刺激，最终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吴榕美受此触动将展览主题定为“抗战珍存——上海市民抗日战争时期图文资料藏品展览”，父亲关于“八·一三”事变的日记也作为展品展出。以这次展览为发端，她开始整理父亲的日记。

因为家事繁重、工作繁忙，吴榕美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才将父亲1933年至1950年间的日记整理完毕，在父亲百岁诞辰之际，集结出版了《乌扎拉日记六十年（上）》。

记录大时代里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吴联膺在历史中并不算个“大人物”，但他的一生经历可谓丰富。儿时吴联膺随为官的父亲在东海沿岸各地生活，青少年时期随长兄职位的迁移先后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各城市辗转读书，曾就读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得到过林风眠、潘天寿、刘海粟等名师指导。1939年，吴联膺毕业后即赴浙江天目山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无意中救助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被当局隔离审查，1943年历经艰险逃回上海。后经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抗日美术工作。1949年，他随部队渡江，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之后又曾在福州、武汉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在代前言中，吴榕美写道，“希望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样一个被同学、同事称为‘傻吴’‘玻璃人’‘透明人’的记录者的天真和坦荡。”

的确吴联膺在日记中记事毫无避讳，想到什么都写下来，这也让他的日记饶有趣味。既反映了历史，也充满生活细节。

吴联膺求学时在上海美专学校教室。

吴联膺于1933年3月27日写下第一篇日记，那时他刚刚18岁，“觉得人生每一天每一时，甚至每一秒钟都有记的可能，尤其在青年时代。”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在北平读书，像一个最普通的学生一样为月考发愁。

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日军战机首次盘旋北平，吴联膺在日记中写下：“五月十一日，飞机初次来北平纪念日（晨五时〇五分）。”

他在不同的大城市生活过，对各地的城市管理、风俗民情也比别人敏感，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对北京灰尘大感受尤为深切。而在苏北根据地期间，当地人一天只吃两顿饭，过年天不亮就起来吃饺子，吃完又去睡觉。吴联膺很不习惯，就把这些细节都写在日记里。

熊月之身为历史学者，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研究素材。吴榕美则从整理父亲的日记中，看到了家族的变迁，还“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的情感生活”。

吴联膺在新安旅行团队伍前。

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

《乌扎拉日记六十年》出版之前，吴榕美找到熊月之希望他从历史学的意义讲讲这本书。在编纂《上海通史》的熊月之见缝插针找出时间来看这本书，谁知捧起就放不下了，越看越过瘾，越看越带劲，最后他觉得，“作为学历史的人，一定要好好介绍这本书”。

吴联膺随部队南下解放上海时照片。

日记分为有传世意识的日记和没有传世意识的日记，熊月之认为吴联膺的日记属于后者，这也是《乌扎拉日记六十年》的价值所在，“有没有传世意识是鉴别史料价值的重要依据。胡适、蒋介石等人写日记的时候，就想着自己的文字有一天会被后人研究，所以写什么不写什么，已经经过了自我过滤。而这本书是一个没有传世意识的人写的日记。文采飞扬，用语考究，从1933年开始，一直到成年，都是想到什么写什么，高兴会写，暗恋女同学也会写，非常真实地折射了那个时代。”

熊月之把这本书称为“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首先，吴联膺是新四军老干部也是艺术家，但不是太大的官也不是著名艺术家，他反映的是离我们普通人比较近的社会层面。第二，作者本人空间移动很大，从北京到天津再到武汉……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他都栩栩如生地在日记中展现。他的社会地位在移动，从学生到文艺战士在到文艺干部，从校园生活到后来接触到陈毅这样的元帅，他的日记反映的社会面也很大，让我们看到广袤空间内的社会。”

吴联膺写日记的60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60年，而他活跃的空间也是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地区，熊月之认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平时不太会看到的社会面貌和人的心理变化，“是研究历史政治家庭个人成长史非常难得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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