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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英:“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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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3 20:55: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 年 07 期

内容提要:
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实践与理论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加强“文革”口述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研究者与当事人互动性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证的长处。


      一、成绩与不足
      目前已经出版的“文革”口述史著作,大部分是以人物为中心①,也有少部分以事件为中心②。综观这些著作,成绩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挽救了一部分“活”史料
      到2006年,“文革”开始已有40年,结束也已经30年,曾经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一般来说, 1966年应在13岁以上)大部分已经或是即将步入老年,如果不抓紧时间记录和整理有关“文革”的口述史料,那么,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离去,势必会留下永久的遗憾。正如《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的“出版说明”所指出的:“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例如,“文革”时期风华正茂的浩然,由于中风,到郑实为其采写口述自传的时候,不但已经不能续写其第四、第五部自传体小说,甚至已经“无法长篇大论地讲故事”,还常常因为想不起当事人姓名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中[1] (p.356)。在这种情况下,26万字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史料价值也相当高。
      2.资料搜集较为全面
      口述史著作的访谈范围往往比较广泛,例如《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不仅访谈周扬,还采访了夏衍、名乙、于伶、萧乾、吴祖光、张光年、林默涵、李之琏、梅志、贾植芳、陈明、丁一岚、王力等,这些人“或是友人,或是亲属,或是同事,或是部下,或是宿敌”[2](p.331);采访对象的全面性,使得这本口述史著作持中而不偏颇,成为各方当事人都比较认同的一本好书。《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也是如此,“本书的回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家属的回忆;二是老舍生前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局当事人的回忆;三是其他与此事件相关的当事人的回忆”。访谈对象不仅有老舍的亲朋好友,也有当事人,如草明、浩然、侯文正、郝希如,甚至包括当时在场的一个女红卫兵[3](p.2,p.7)。在做口述访谈的过程中,往往还会有文献史料的收获,如舒乙、林斤澜、柯兴、侯文正都同意将自己的材料和文章收入该书,萧军的女儿萧群还将其父从未面世的两篇珍贵史料交给采访者,供其使用。
      3.写作过程比较严谨
      以《中国知青口述史》为例,作者的工作分几个步骤:第一步是根据对象拟定采访大纲,进行实地采访;第二步是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第三步是对原始稿进行加工,“因为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表述能力相差很大,叙述重复、时间倒置、记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这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尽量保证口述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它做必要的整理,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和次序上的调整;史实的核对和简单注释;对全文作分段处理,加小标题和提要;为了阅读上的便利,还删去了访谈时的全部问话和插话”;第四步则是“把初步修订稿与本人核实,做必要的补充修改,撰写采访前记,在此基础上形成定稿”[4](pp.8-9)。
      写作过程往往是艰苦的。沈国凡在谈到他采访王文正,写作《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时说:“每写一段文字,我都要反复地查看王老提供的原始资料。为了史料的真实性,一些重要的地方,我都请王老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书面的文字。书稿完成后,又打印出来请王老核对,逐一地过目,并得到他的确认和肯定。”[5](p.317)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这项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实践与理论的脱节:
      1.混淆回忆录与口述史,名实不符的现象较为突出
      关于什么是口述史,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强调研究者的作用,认为口述历史必须建筑在对访谈资料深入的考证与研究之上;如果缺乏访谈者的研究加工,不仅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单纯口述史料不能成为“口述历史”,即便受访者和访谈者的对话记录也不能算是口述历史。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较多。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p.414)杨祥银也认为,口述史学是“对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学科”[7](p.38)。另一种看法认为,口述史是分层次的,不仅包括经过访谈者考证加工的口述历史著作,还包括口述形式的回忆录与自传,以及建立在访谈者与受访人对话基础上的访谈录。杨立文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8](p.120)但即使从第二种较为宽容的看法来看,口述史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从内容上来说,口述历史主要是指亲历者或知情者自己写作的历史回忆录,但又有别于回忆录,它是由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在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9](p.236)
      但是,在当前的“文革”口述史领域,将回忆录与口述史混为一谈的现象却较为普遍。例如《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一书,虽以“口述实录”命名,却“主要选材于已公开出版或发表过的回忆录和具有研究性质的回忆文章”[10](p.1);甚至就连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也是“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笔者认为,即使为了保存史料,也不能将亲历者自己动手撰写的回忆录列入口述史范畴,这不仅是不严谨的,而且对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
      2.视角单一,采访对象侧重于政治人物及精英人物
      由当事人口述、研究者笔录的口述史方法,使得访谈对象更加多样化,最大限度地赋予底层民众阐释自身历史的权利。“在更多的时候,它所关注的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1](p.121)。但是当前的“文革”口述史却未能充分发扬这一优点,仍将访谈对象主要定位于政治人物及精英人物。以“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为例,虽然开宗明义即指出,采访对象既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该丛书的作者;但是从该系列已出版的五本著作来看,口述者分别是汪东兴、吴德、汪文风、师哲、王文正,没有一位是“普通老百姓”。
      不可否认,曾经参与重大事件决策的领导干部、精英人物的记忆对“文革”史研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人物由于社会地位特殊,文化水平较高,因此对他们来说,口述史并不是自我表达的主要渠道。正如舒芜所说:“本来,我平生经历中稍稍有点意思的,大概都写过回忆文章了,这里实在没有多少新材料。于是以意为之地发挥‘口述’二字的特点,散漫谈之。”[12](p.1)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在“文革”时期大多遭受过迫害和不公平待遇,访谈过于集中于这些人,不利于克服当前“文革”口述史实践中过于浓厚的悲情色彩,使人们一提到“文革”,就联想到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和社会状况的混乱无序。事实上,“文革”不仅包括1966~1969年极其严重的政治动乱时期,也包括此后的调整及相对稳定阶段;不仅出现了大量非法迫害、关押、虐待、驱逐现象,也存在吃喝用度等正常生活。正如姚力指出的,我偿不应“大肆炒作”“文化大革命”的“凄惨往事”,以至于“将口述史与野史秘闻相等同”,“这种对口述史的误解和误导,不但违背了历史学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大义的基本原则,也使口述史变成了商业营利的工具和别有用心者的枪口”[13](p.99)。
      3.缺乏研究意识,深度利用不足
      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不同的。“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而口述历史,“从它的功用来看,它不仅仅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而且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14](pp.98~99,p.105)。因此,一般的访谈资料还不能称之为口述历史,“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15](pp.91~92)。
      然而,目前的“文革”口述史著作,大都是加了前言和后记的访谈资料集。口述者的回忆与叙述占了主要位置,访谈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置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确定主题、圈定范围及提炼内容、安排结构、剪裁材料等前、后期工作上。正如许福芦总结的:“先录音,大体由我按照预设的目标提一个框架式的主题”;“而后从盒带上扒出文字,再行整理。所谓‘整理’,不过是材料取舍、稍加结构而已。初稿我是用方格纸抄出来的”;“于是先生就动笔作些增删,我再把增删稿打印出来,还请先生看,又有小的增删,如此再三。我的任务除了体力劳动之外,主要精力放在结构和语言上面”[12](pp.378~379)。
      当前“文革”口述史再现与揭示的历史事实,往往在文献史料中已经多有涉及,未能充分做到以其“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实际上,“文革”史中还有许多问题是现有文献史料所未曾触及的,亟待我们研究。从宽度上看,“文革”期间的婚姻、家庭、性伦、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文化传播和娱乐休闲的方式,以及体育、艺术等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还极为不够。从深度上看,“文革”期间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意识形态大力强调阶级斗争,同时借助个人崇拜不断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但是这些斗争和运动的影响范围、程度、方式到底怎样?具有不同文化理念和人格结构的普通人群对上层意志的响应度到底有多大?这些传统文献史料所不足以支撑的领域,才更应该是口述历史发挥其自身价值的地方。与此同时,强调对口述史料的二次挖掘与深度利用,也在于记忆的不可靠性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含义。因为根据口述人在口述过程中的特有的行为,例如有意或无意的隐瞒、曲解等等,我们可以分析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发展史与转变史。
       二、遵循规范与发挥优势
      当前的“文革”口述史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口述历史的相关要求与规范,充分发挥口述历史的优势,为“文革”口述史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充分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多样的优点
      首先,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应该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既有重要历史事件或重大历史活动的亲历者或目击者,也应该包括更广泛的群体——那些不能或不愿采用书写手段表达自己的群体;虽然没有政治决策权,但这个群体对于社会政治也有自己的认识,而且他们的认识以及行动直接影响着政策能否执行、执行得怎样;他们的生活、感受与评判,同样应该是“文革”史研究不可忽略的内容。
      其次,不能满足于口述史料“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文革”牵涉整个中国社会,对它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其中既有封建主义的个人崇拜,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既有对个人利益受损的不满,也有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既有实实在在的利益驱使,也有无私无畏的信仰追求。在搜集口述史料时,要关注不同层次的问题。
      总之,口述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即在于:它同时可以具有多重关照意义。在进行“文革”口述史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整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也要重视微观的个案研究;要突破“以政治和精英人物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拓展视野,增加层面,真正实现“文革”口述史研究的多样化。
      2.充分发挥口述史研究者与口述者互动性强的优点
      口述史是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有助于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不仅可以促使口述者追溯、挖掘已经淡忘和丢失的记忆,更有意义的是,还可以促使口述者和研究者增加反思的角度及层面,对双方原有的思维架构和认知内容产生校正作用[16]。可以说,口述史最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包括研究者与口述者)的共同参与与密切合作。
      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协助口述人确保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虽然大部分口述者能够做到不故意歪曲史实,如同萧乾先生所说的:“快90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沧桑,是非曲直,也没什么可遮掩的……这里,我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17]但是在口述过程中,仍然会出现讹漏、遮掩、美化或丑化等等偏离史实之处。正如郑实、傅光明所遭遇到的:“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3] (p.4)这是因为“文革”口述史有其特殊性。在动乱年代,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做了与道德标准相悖的事情,虽然事过多年,一些口述者仍不能或不愿坦诚面对当时自己的错误作为,加之人们在感情体验上更容易记住被害而不是加害的经验,所以难免产生偏离史实、回忆失真之类问题。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在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上,运用成熟的采访技巧,小心谨慎地加以规避、提醒、引导和纠正。
      研究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保证真实性的同时,从搜集到的口述史料中整理和发掘出更深层次的价值。人总是在个体差异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决定个体的行为表现,不同的人受个人经历及性格特征的影响,面对的社会状况、拥有的社会机会和受到的社会限制是不同的,所以口述史料往往是个人的、感性的、零碎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搜集“文革”时期口述史料时,既要充分尊重口述者的表达权力,又要避免“量”的重复,从实现社会历史、社会结构背景与个人生命史相结合的高度,发现口述史料中具有整体特征的、典型的、规律性的东西,使搜集到的史料能够全面、准确地展示历史的多个侧面和整体演进过程。
      3.充分发挥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的优点
      强调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是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优秀的口述史著作决不会是访谈资料的单纯堆砌。曾经成功地为胡适、李宗仁撰写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14](p.105)至于他写的《胡适口述自传》,“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18](p.2)。目前面世的“文革”口述史著作也有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互证的意识,但参考范围往往比较狭窄,有时仅仅局限于口述者提供的部分文件。我们认为,研究者不仅需要收集、阅读、甄别相关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报刊、传记等等,也要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如果访谈对象较多、口述史料较为丰富,还要注意口述史料与口述史料之间的互证、补充与订正研究。
      总之,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访谈工作和研究工作相互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将口述方法引入“文革”史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挖掘更多的史料,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文革”,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关照意义。

      注释:
      ①如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主编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主编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等著作。还有一些关于知青群体的口述史著作,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王江主编的《动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以及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等。
      ②如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包括汪文风的《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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