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岸：评汪晖《世纪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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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今日推送石岸书《重返20世纪：试读》一文。作者将《世纪的诞生》视为汪晖三十年来思想探索一以贯之的见证，尝试提出三个问题作为阅读此书的引子，包括“何谓‘20世纪的诞生’”，“如何把握诞生的‘20世纪’”，以及“有可能经由‘20世纪的诞生’来思考‘21世纪的诞生’吗”？“短20世纪”是“革命世纪”，一系列事件包括十月革命、五四运动都构成了“20世纪”诞生的标记。为了把握“20世纪”的复杂性和新颖性，汪晖挪用和再造了一系列概念和命题，例如“短20世纪”、“薄弱环节”、“置换的政治”等，这种及物和在地的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品格和政治潜能。朝向当下，我们仿佛再次置身于历史的大变局之中，2020年将会是开启“21世纪”的历史时刻吗？此书能给的经验是，重返“20世纪”的诞生处，我们或许能够把握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不同历史段落中的自我重复。

此文由保马网络首发


重返“20世纪”：试读《世纪的诞生》

文/石岸书


也许阅读汪晖的《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的合适方式之一，是首先将此书理解为汪晖30年来思想探索的一个见证。此书最早的一章完成于1989年，分析五四运动的“预言与危机”，最晚的一章发表于2018年，则是论述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预言与危机”——当30年来产生于不同情境下的文章汇集在一本书时，人们或许会惊异于这种思想探索的一以贯之。

汪晖最初以研究鲁迅和五四运动作为他探索20世纪的开端，而标志着汪晖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则是以论述20世纪的终结为主要内容。此后，汪晖不断地往返于世纪的诞生处与终结处，竭尽全力探索20世纪的复杂性。作为“20世纪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世纪的诞生》正是汪晖系统地总结他对20世纪的思考的成果之一。该三部曲将与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道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探索的序列。

或许可以用三个问题作为引子来尝试着阅读这本书：何谓“20世纪的诞生”？如何把握诞生的“20世纪”？有可能经由“20世纪的诞生”来思考“21世纪的诞生”吗？

第一个问题，何谓“20世纪的诞生”？

在汪晖的论述中，“20世纪”并不仅是一个纪年的同质化概念，“20世纪”更主要地诞生于一种对时势的主体性把握。这一时势正是19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升级为帝国主义，以强大的金融系统、工业组织和军事体系将全球构筑为一个边缘依附于中心、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的世界体系，中国身处其中，时刻有沦为边缘、殖民地的危机。当清末的有识之士如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鲁迅等不约而同地把握住这一时势的根本性内涵，并由此生发出重新确定历史方向的集体意志时，“20世纪”便诞生了。因此，“20世纪”的意识是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指认，是在一种“同时间性”的意识中将中/西、传统/现代诸种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都纳入到自身内部，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关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判断与意志。“20世纪”的诞生，是一个挪用并创造前史的过程，也是一个置换和再阐释他者的历史的过程，更是一个以断裂的方式创造独特性和以反抗的方式重构普遍性的过程。

对于汪晖来说，“20世纪”是“短20世纪”。“短20世纪”本是霍布斯鲍姆的概念，意在从欧洲的视野出发，以1914年“一战”爆发为开端，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终点。而汪晖则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挪用和再创造了“短20世纪”的概念。在他看来，“短20世纪”是“革命世纪”，它发端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即亚洲，它的主要内容是“亚洲的觉醒”特别是中国革命，“短20世纪”以辛亥革命的成功为其标志性开端，若按照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中的说法，“短20世纪”终结于1989年。

不过，此书所涉及的“20世纪”的诞生，还包含着一系列事件。不只是辛亥革命，至少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也都构成了标记“20世纪”诞生的事件，对这三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理论思考也构成了此书关键的四章。据齐泽克说，事件是“超出了原因的结果”，换言之，“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正是这样的事件，它们“超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逻辑和“稳定架构”，从而开启了“20世纪”。离开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理解，我们的确无从把握“20世纪”及其诞生。

正是因此，对这些事件的纪念也往往是一次次重新理解、想象和建构“20世纪”的学术-政治实践。每逢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都是“纪念史学”重新涌动的时刻，也常常是“告别革命”的呼吁和宣判响起的时刻，是“后悔史学”一次次自我重复的时刻，最后，也往往是这些标志着“20世纪”诞生的事件被回溯性地撤销的时刻。

置身于如此情境之中，书中关键的四章分别作于1989年五四七十周年、2009年五四九十周年、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和2017年十月革命百周年之际，勉强地说，这也是一种纪念史学。然而，与“告别革命”的纪念史学截然不同的是，汪晖的历史-理论介入，却构成了一次逆流而上的挑战，是力图恢复这些“20世纪”得以诞生的事件的“事件性”意义的行动，即力图将这些事件所具有的截然不同于19世纪的新颖性内涵揭示出来，并确认它们之于革命的“20世纪”的开端性意义。例如，正是辛亥革命“将民族运动与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及国际革命关联起来”，从而明确地区别于此前的革命，才是“革命的‘短20世纪’的真正开端。”（此书第172页）五四运动的意义也不在于它是激进主义或现代化的源头，而在于五四运动所展现出的与19世纪以来逐渐确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相决裂的“觉悟”，在于五四运动是一种创造新的政治、新的文化和新的主体的运动，正是这种新政治、新文化和新主体，开启并赋予“20世纪”以全新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方向；重要的是，这种新颖性绝不只是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这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五四论述的常见特点），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言，相对于西方19世纪的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和文明形态而言。这一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才具有促生“20世纪”的事件性意义。

第二个问题，如何把握诞生的“20世纪”？

汪晖致力于理解“20世纪”的复杂性、独特性和新颖性，并为此挪用和再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命题，例如“短20世纪”、“薄弱环节”、“置换的政治”、 “思想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作为异物的‘20世纪’”、“五四启蒙运动的态度同一性”等。可以看到，这些概念和命题是竭尽全力把握“20世纪”的结果。这种把握的艰难在于，它必须穿越无数的意识形态陷阱、叙事圈套、政治正确和理论教条才有可能实现。可以理解，汪晖单枪匹马地深入“20世纪”所挪用和再创造的这些概念和命题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临时性和尝试性，它们或许是不那么确定和边界清晰的，却是及物和在地的，是深入复杂、独特而新颖的“20世纪”所凝结成的、远未定型的历史-理论总结。就此而言，这些概念和命题与已然规范化、抽象化乃至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威权主义、集权政体、专制统治等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品格和政治潜能。

理论品格的不同的根源，在于这种思想探索首先是反规范性的。汪晖的论述所展现的方法是，不是将二元对立的诸范畴，例如帝国-国家、政党-国家、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政党-群众等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性认识框架，并由此出发框定和封锁历史经验，而是一开始就将这些二元结构视为问题，视为“20世纪”的产物乃至始料未及的后果。例如，在那些已抽象化的自由主义的表述里，政党-群众的关系被固化为对立关系乃至被替换为公权力-公民的关系，再反过头来以这种固化和替换后的关系模式审判革命的“20世纪”。但汪晖认为，中国革命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是，经由人民战争的改造，政党成为了“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所谓超政党要素，是指共产党与大众运动、建国运动、军事斗争和生产斗争相互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使得它不只是一个先锋党，而且也是一个大众运动。”（该书第408页）这就是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政党与群众是处在运动状态中的，两者的边界一度消泯在作为大众运动的“党的建设”之中。就此而言，政党和群众的关系的清晰界定乃至结构化，正是“去政治化”的后果。

对政党-群众关系的讨论引导我们进入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解释和总结。在汪晖看来，“是从书本上去解释，还是从具体的经验出发进行总结，这是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该书第396页）这就是说，不是仅仅着眼于革命原则，而是聚焦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具体性，不是从规范性论述出发批判革命实践的错误乃至所谓的“失败”，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勘探出复杂具体的历史境况，并思考深嵌在这种境况中的历史经验的理论化可能。在这意义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探讨不可能是一种规范性的推演，而只能是一种在地的理论总结，这种理论总结并不在于它是自洽的（它正好充满了矛盾乃至自反性），而在于它是复杂、独特而新颖的，还在于对它的把握必需深入到“20世纪”的具体历史脉络中，一旦脱离乃至否弃这一理论所得以生成的历史，这一理论总结就只能被误解为“终结的历史”中的过时产品乃至废弃物。

从规范性认知转向历史性探索，这是生成真正的理论性的第一步，是真正理解“20世纪”的复杂性、独特性与新颖性的第一步。这种转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放，一种从审判“20世纪”的位置中挣脱出来的解放。从审判者的位置解放，意味着从审判者所凭恃的居于自明地位和霸权位置的规范性概念系统和认知框架中解放，简言之，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思想解放”自1978年以来，已成为描述改革实践和当代思想探索的一个前缀性的关键词。在改革初期，“思想解放”首先意味着，在全球资本主义已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历史时刻，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在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中开创一个“新时期”。而在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当知识界“左右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刻，正是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呼吁知识界继续“思想解放”，在这里，“思想解放”意味着进一步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以便继续突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僵化的二元论，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重新展开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认识与探索。当汪晖在《世纪的诞生》中再次提出“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时，我们的确可以将其置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解放”的传统中理解。

第三个问题，有可能经由“20世纪的诞生”来思考“21世纪的诞生”吗？

汪晖提示我们，“20世纪的诞生”关系到两个层面，首先是“世纪”意识的普遍生成，其次是标志性事件的爆发。那么，是否存在使得“21世纪”诞生的普遍历史意识和标志性事件？

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的序言中，汪晖曾认为，1990年代的开启标志着作为革命世纪的“短20世纪”的终结，因为“9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新将作为外部的社会主义体系卷入内部的历史节点，是重返“漫长的19世纪”的产物。支撑这一判断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与这些历史进程相伴随的、弥漫于全球的“历史终结”的历史意识。而在《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一文中，汪晖指出，中国似乎终于走出了“90年代”，因为中国逐渐展现出“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支撑这一判断的，则是2008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危机和中国崛起的有目共睹，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逐渐播散开来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共识。

那么，2008年是否可能标志着“21世纪”的诞生？身处前所未有的2020年，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体系、国家治理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层面的原有模式，中美“新冷战”的局势也日甚一日地清晰起来。我们仿佛再一次置身于历史的大变局之中。那么，2020年又会是开启“21世纪”的历史时刻吗？

无论如何，重返“20世纪”的诞生处，我们或许能够把握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不同历史段落中的自我重复。如上所言，思考“20世纪”诞生的前提性历史条件，便是列宁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20世纪”的历史意识首先便包含着对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把握。可以说，不理解这一世界体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存在，就难以理解“20世纪”诞生的意义。

在中国崛起挑战全球霸权秩序、中美“新冷战”疑云密布的历史时刻，汪晖一再确认这一世界体系构成了“20世纪”诞生的历史前提，这或许并不是随意言之。一定程度上，“21世纪”如果存在使它得以诞生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它和“20世纪”一样，都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的形态出现，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则以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正如大卫·哈维所言，“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两者同样基于统治的“领土逻辑”和剥削的“资本逻辑”。意识到并且一再地确认这一历史前提，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于想象和探索中国道路的独特未来，或许依然具有首要的意义。这即是说，在战略性和理论性地思考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时，也许应该将这一历史前提确立为基本出发点。或许，这种意识的普遍形成将定义“21世纪”的历史意识。

探索“21世纪”的诞生，另一值得参照的是“20世纪”的诞生与新的理论认识的密切关系。在汪晖的论述中，“世纪”意识还包含着突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意志与探索。这种探索从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开始，进而探测出这一体系的“薄弱环节”。“薄弱环节”是体系的脆弱之处，孕育着“超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逻辑和“稳定架构”的可能性。然而，“薄弱环节”并不全然是客观存在，毋宁说它首先是理论认识的结果，是革命理论家如列宁、卢森堡和毛泽东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和理论质询的产物，其次在实践上则是革命主体释放能动性所产生的空间，而这一空间也将促生更具革命性和在地性的理论认识。要言之，“薄弱环节”首先是从革命理论的角度获得把握的。

可以说，“世纪”意识的生成便是革命性的理论认识形成并普遍地内化为世界观的过程。前文所说的对时势的主体性把握并由此生成的重新确立历史方向的集体意志，经过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和“薄弱环节”的分析与探测，进一步具体化为革命的理论，从而“20世纪”的革命性首先得以理论性地确立。事实上，汪晖的确认为，“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该书第41页）

如果“20世纪的诞生”值得借鉴的话，那么“21世纪”的诞生或许同样依赖于一种新的理论认识的生成。使得“21世纪”真正诞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意识，唯有化合并促生出一种新的理论认识，才能有效地想象和描述“21世纪”。李陀在最近的访谈《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中敏锐地指出，随着新冠疫情、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崛起等新的历史状况的凸显，“从20世纪沿袭下来的许多观念/知识/理论，用来认识当下的现实，还是否够用和有效，就成了需要最先考虑的问题。”的确，“21世纪”的诞生如果是可能的话，那么必然意味着旧的理论认识的危机和对新的理论认识的迫切需要。没有这种新的理论认识，就难以有效地把握21世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也难以从中再次发现“薄弱环节”，正如没有帝国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把握和发现20世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非均衡性”与“薄弱环节”。

从汪晖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这种新的理论认识生成的可能方式，那就是重返“20世纪”。所谓重返“20世纪”，首先意味着停止将“20世纪”视为可以居高临下或后见之明地随意审判的客体。“告别革命”之后，以自由民主的名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或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审判“20世纪”的言说可谓数不胜数，其后果是逐渐虚化了“20世纪”的历史，从而也就漠视、曲解和抹煞了“20世纪”的复杂性、独特性和新颖性；作为“异物”的“20世纪”如同肿瘤一样被割除，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被极为顺滑地嫁接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化叙事之中，并冠之以“500年共同道路”的“美名”。在这种情境下，如果要寻找新的理论认识的灵感，首先需要重新确认“20世纪”作为“异物”的形态，重新确认“20世纪”与资本主义的“19世纪”的格格不入。

其次，重返“20世纪”意味着将20世纪中国确立为“思想的对象”，确立为“我们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和未来的视野。”（该书第4页）当“20世纪”不再是被审判的客体而是对话的对象，它将如地心引力般吸引我们不断重返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重返它的夹杂着血与火的创造性，更重要的是，重返它得以诞生的初衷：对资本主义的“19世纪”的抵抗与突破。一旦如此，“20世纪”将成为为现实和未来提供不竭的灵感的源泉。新的理论认识不可能无所凭借地创造出来，作为革命世纪的“20世纪”依然包含着丰富的经验，足够为想象和描述“21世纪”提供必要的灵感。一旦我们将“20世纪”确立为“思想对象”并重建与之的对话关系，新的理论认识便可能孕育其中。

“21世纪”的诞生或许有赖于我们能否真正重返“20世纪”。这首先是一个宏大而艰巨的历史-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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