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尚廉：大饥荒中宣城县非正常死亡数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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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中宣城县非正常死亡数字惊人

－－作者：熊尚廉




一、宣城县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数字惊人

宣城县（1987年撤县设宣州市，2000年撤市设宣州区），位于安徽省长江以南，地腴物丰，素为鱼米之乡。可是就在这样的鱼米之乡，据公安部门年报数字，1958—1960年分别死亡12667人、25446人、82773人，共计120886人，即便死亡最少的1958年也比此前几个年份的死亡人数多出一倍还不止；而1961年省工作组向省委报告的死亡数字，自1959年至1961年1月的两年零一个月中，全县死亡138065人；而1961年2月上中旬县委和县人委召开全县五级干部会议期间，社、队填写，会议工作人员汇总的1959年至1961年1月死亡数字，则为138606人（1959年死亡55569人，1960年死亡81961人，1961年1月死亡1076人），（注1）绝户达8466户。（注2）上述死亡数字虽有差异，但都很惊人。由于死的人多，加之外出逃荒的，使宣城县人口从1958年的657544人到1960年底降至497000人。（注3）由于人口骤减，很多村庄被毁（1961年2月统计有460个村庄成为无人村），20多万亩良田抛荒（注4），万户萧疏。

宣城县1960年人口死亡率有几个说法：一，档案记载死亡率达145.99‰；二，《安徽省志·人口志》载宣城县1960年死亡82773人，死亡率为147.26‰，列全省第三位（注5） ；三，《宣城县志》记载“1960年的自然增长率为－205.8‰”（注6），死亡率还应加上出生率，则死亡率超过205.8‰。宣城县这几年死亡的人中，大多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的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死，或因饥饿引发的各种疾病而死。据安徽省公安厅1979年编印的《安徽省人口统计资料（1949—1978）》记载，宣城县1950年至1953年人口死亡率分别为7.12‰、7.01‰、7.13‰、9.60‰。（注7）公开出版的省公安厅提供的人口统计资料，则记载宣城县1954、1957、1962年的死亡率分别为18.78‰、10.92‰、10.27‰。（注8）据《宣城县志》记载，1959年和1960年虽有些小旱、小涝，但基本上属于正常年景。正常人口死亡率如以灾前的1957年计算，则1959年至1961年1月两年零一个月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2万人。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与绩溪县1965年全县总人口121307人差不多。如果再加上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则比绩溪县1965年全县总人口还要多出几千人。

据1961年2月全县五级干部会议期间社、队干部填写的统计数字（见上页），周王、向阳、水东、团山4个公社1960年死亡人数分别为10000人、6418人、6810人、4495人。而据公安部门人口年报（档案），上述4个公社1959年底的人口分别为58887人、37907人、32296人、33018人，1960年底的人口分别为33018人、27018人、27543人、18249人。按这些数据计算，4个公社1960年的死亡率分别为217.61‰、197.70‰、227.61‰、175.35‰。

周王公社的周王大队，原有总人口4605人，1959年、1960年和1961年1月份分别死亡763人、1197人和8人，计死亡1968人，无人村1个，绝户158户。向阳公社峰山大队，原有总人口2200人，1959年、1960年和1961年1月份分别死亡135人、750人和2人，计死亡887人，无人村2个，绝户69户。

二、非正常死亡数字惊人的原因

1.主要是因粮食极度匮缺。

粮食匮缺是因为浮夸风、共产风和县委主要领导弄虚作假造成的。1959年3月，宣城县委将全县粮食包产指标定为180000万斤，比1958年粮食实产的42999万斤增加了3倍多。（注9）1959年秋，午季和早、中稻均已收割，晚稻产量也已成定局，粮食产量和年初定的指标相差甚远。而县委主要领导为了凑足亩产800斤，于10月在合肥开会和有关领导一商量，将粮食产量上报为92000万斤，比同年粮食实际产量39610万斤多报了1.3倍，（注10）结果骗取了粮食“超纲要县”的荣誉。宣城县成为粮食“超纲要县”，粮食“大丰收”了，理应向国家多交粮食。当年县委就在全县征购了26072万斤粮食（包括县和各公社擅自征购的机动粮475万斤），卖过头粮16528万斤，相当于全县农村人口7个月的口粮，（注11）把群众的口粮、种子、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全部征购入库，致使农村自1959年冬至1960年春普遍断粮2个多月，断粮最长的社、队达3个月。（注12）1960年初，县委又将全县粮食包产指标定为160000万斤，下达给公社的任务是192200万斤，是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的4倍多。同时又提出：“在1960年全县14个公社普遍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对此，地委、省委都明确提出这种提法不妥。可县委主要领导却不理睬，后在2月召开的中共宣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提为“全县14个公社争取在1960年和1961年两年中分批完成向公社一级所有制过渡”。于是在这种穷过渡的口号下，大借支援协作为名，在全县大搞穷富拉平，县收社有，社收队有，队收社员私有，平调劳力、土地和各种物资，致使“共产风”日甚一日。据不完全的统计，上年和当年两年间无偿平调土地43584亩，房屋2051间，粮食、种子2800担。（注13）结果社员的粮、钱、家畜、家禽、农具、家具等都被“共产风”刮光。群众说：“共产风刮得鸡豚不留”。农民没有粮食吃，只得吃野菜、树叶、树枝、观音土及猫、鼠、蛇，后来这些东西也难以弄得到，有的社员就“偷杀”生产队的耕牛吃，全县被杀吃耕牛3646头。（注14）有的地方甚至发现了人相食的惨痛事件。据统计，1959年冬至1960年上半年，全县共发生86起吃人事件，被吃112人（具），其中有被杀吃的，有已死未埋被吃的，有死后已埋被扒食的，更惨的是有的吃自己的亲人。（注15）这些因饥饿煎熬而吃人的人，当时多数被诬为“政治破坏”或“偷杀耕牛”等罪名而被逮捕关押。在关押期间，有5人被活活饿死，有22人因挨饿和折磨而死。农民因饥饿造成干瘦、水肿、妇女病等各种病，且大量死亡，有的一家五六口人死光，亦有二三人死在床上无人埋，眼珠被老鼠啃吃，（注16）有的人倒死在路边。真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2.有的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也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

“反瞒产”，逼农民交粮，且任意批斗干部。1959年为完成征购任务，县委派大批干部下乡征购粮食。由于征购指标高，任务难以完成，于是县委主要领导就对下乡的干部说：“下狠心，不管什么粮食都集中起来。”连非耕地、自留地收获的粮食也宣布“纳入国家计划”，“不准私有”。并提出“内部扫除障碍，外部打击破坏。”（注17）还布置在全县大搞“反瞒产”，大搞假现场“反瞒产”会，并采取批斗、停职、撤职、关押的手段，强迫参加现场的干部报粮、交粮，有的甚至被逼回家自杀。仅水东公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就有32人被批斗，47人被撤职，28人被停职反省，68人被扣押，3人被逼自杀。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到油榨、水阳公社斗争了两个大队书记，批捕10人。（注18）两年在全县搞了5次“反瞒产”，在这种苛政高压下，社、队干部被逼弄虚作假，并逼农民交粮，否则就要挨斗或被关押。如有个公社连口粮、种子只收了130万斤，而公社领导被逼向县委保证可以完成180万斤征购粮，（注19）然后逼群众将口粮、种子和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都上交。农民就是这样被逼将手中所有粮食交光，全家断粮。农民称“反瞒产”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瞎指挥、强迫命令风盛行。1959年冬和1960年春，县委脱离实际大建溪口、泽田、柏岘、幸福、乌沙等水库和扩建佟公坝等大工程，共需要10多万劳力上阵。在修建过程中由于饥饿、冻、累，造成了很多民工惨死，据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有3980人之多，仅溪口水库一处民工死亡就达690人。（注20）

在“大跃进”年代，由于盲目大办各业，致使农民的积极性普遍受到挫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指挥生产，干部打骂人现象时常发生。据统计，1959年全县大队、生产队干部有10388人，有严重打人骂人的干部1614人，其打人的方法有打、捆、吊、冻、饿、淹溺、坐飞机等，千奇百怪。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折磨死。某公社书记有4条人命，某大队总支书亦有4条人命，还有一大队总支书记有8条人命，其中被他直接打死的有3人。（注21）

3.漠视群众，视百姓生命如草芥，且封锁消息，上级难以了解实情，县委的错误未能及时得到纠正，致使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1959年底，县委主要领导到双桥公社检查工作，公社副书记向他汇报本社正兴大队已死400余人和大量病人及严重断粮情况。这位领导不但不重视，反而在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这是找共产党算账，是坏人干的”，大家要“顶住这些消极因素”。县委主要领导到湾站、洪林、水东等公社检查工作时，饥饿的农民多次拦车求救，有的青年妇女解襟敞怀，出示瘦骨，以示被饿的严重程度。他却说这些人是“坏人”“疯子”。他还在全县医务工作会议上说：“现在病情多一点，死几个人问题不太大。”当农民大批被饿死时，他荒谬地对一些干部说，这是“正常现象”“社会发展规律”。尤其严重的是当宣城县农民发生严重病、死的时候，芜湖地委于1959年冬先后提出给宣城县1000万斤口粮指标和减少800万斤的征购任务时，却被这位主要领导拒绝了。同时，县委还隐瞒藏有475万斤粮食，但见死不救，一粒也不发给农民，也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因而造成人口死亡更为严重。（注22）而对反映饿死人的干部轻则斥责，重则批斗关押。团山公社领导曾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说，本公社人口已减少3000多。他即批评道：“你们团山经过几次淮海战役，死亡这么严重？”周王、水东公社领导也向县委汇报本公社死人情况，他批评他们“没有立场”“右倾，尽找消极因素”等。就连县委副书记陶大本因多次向县委汇报农村缺粮实情，被县委主要领导批评为“思想右倾”，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当时的宣城县，对于饿死人的情况实际上形成了五不准：不准汇报，谁汇报饿死人谁就是找共产党算账；不准调查，谁调查谁就是右倾；不准统计，谁统计谁就是尽找消极因素；不准讲，谁讲谁就是没有立场；不准写人民来信。

尽管对饿死人不准汇报，不准写人民来信，但有良知的人是不怕扣帽子的，于是冒着各种危险写信向上级组织反映死人实情，以期帮助解决。而县委为封锁消息，通知邮电系统和各公社扣留所有寄往中央、省、地委的信件。据统计，从1959年2月至1960年6月，共扣留人民来信32件，县委又抽调18人组成“侦破小组”，对扣留和转回的人民来信进行“侦破”，其中21件被“侦破”。在这已“侦破”的21件中，逮捕3人，有位老中医被逮捕关押8个月；县委办公室一副主任被批斗5次，后送到工厂监督劳动；党校一干部经批斗被逼跳楼身亡，还被开除党籍；一位14岁的中学生被送往劳教；如此等等。（注23）

县委不仅对本县干群写的人民来信扣查，向上封锁实情，对省、地派来的检查组也千方百计地不让了解实情。1960年2、3月，省、地委先后3次派检查组来宣对死人、群众生活、劳力安排及缺少种子等情况进行调查，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布置用假情况、假材料欺骗检查组，而对检查组了解的实情向省委写的报告不仅扣留不给发出，还布置有关公社人员捏造假调查材料，诬告检查组有关人员，甚至不经省委同意，擅自停止检查组有关人员的检查活动。直到1960年9月，省长黄岩来宣检查工作，才了解到宣城县饿死人的实情。黄岩当即指示，停止粮食征购、外调，解决农村严重缺粮问题；同时向省委汇报，建议采取措施。1961年1月中旬，省委组织440余人的工作组到宣城县开展整风整社工作，揭批县委第一书记田照临、第二书记杨寒、县长张克林及常委石绍会、胡振强、杨鸿宾给全县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左”倾错误。（注24）在揭批上述人员的错误过程中，全县犯有类似错误的干部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深刻的认识。如某局一副局长在工作组办的整风学习班上说：“近两年来，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关心群众，而是残害群众……有人向上反映（饿死人），我就帮凶追究，打击报复……想想自己的罪行，连一点人性也没有。”县委书记处一位书记也在学习班上说：“过去由于我们的胡作非为，造成宣城人民的大灾大难，死去许多人，这真是血的教训。”（注25）

省委工作组在揭批田照临等人错误的同时，大抓群众生活，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一方面协调从外地调进粮食，还组织医务人员救治病人。自此，宣城县死人的情况得以逆转。

注释：

注1　宣城县经济计划委员会：《1959年以来死亡人口统计》（1961.4）（1957年县计划统计科并入经计委，1962年11月划出设县统计局）。

注2　中共宣城县委办公室：《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宣城（县）各公社、大队人口死亡统计表》（1961.2）。

注3、注4、注12、注24　中共宣城市宣州区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宣城县地方史》（第二卷），黄山出版社2014年6月版县志第79页、第303页、第185页、第304页。

注5、注8　《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第101页。

注6《宣城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注7　安徽省公安厅1979年编印：《安徽省人口统计资料》（1949—1978）。

注9、注10、注11、注21　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宣城县委：《关于宣城县整风整社工作的总结报告》（1961.8.2）第3页、第4页、第3页、第5页。

注13、注16、注18、注20、注22、注23　中共宣城县委：《中共宣城县委关于田照临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1963.8.17）第2页、第6页、第3-4页、第6页、第4页、第6～7页。

注14 中共宣城县委整风办公室：《被毁村庄及耕牛、农具等损失情况》（19612.6）。

注15　宣城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宣城县人吃人的惨痛事件的报告》（1961.2.9）。

注17　中共宣城委宣发（63）128号文件：《中共宣城县委关于田照临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1963.8.17）第3页。本文所写主要领导带引号的话原文就有引号。本文内凡有主要领导带引号的话均摘自宣发（63）128号文件，不再一一注明。

注19、注25　宣城县委工作组、中共宣城县委：《关于宣城县委整风学习班上的工作总结报告》（1961.7.10）第3页、第5～6页。

（作者为安徽省原宣州市史志办主任）


转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