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反省历史能否“宜粗不宜细”？

reading · 发表于 2021-11-3 04:28:04

章立凡：反省历史能否“宜粗不宜细”？
　——我学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心得　

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有无禁区，据说是没有的。但好像又有一条线，涉及“反右”、“文革”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书籍，需要经过“审读”才能出版。而查阅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历史档案，据说也会有行政级别和政治面目的限制，与“儿童不宜”的规定相似。理由据说就是——小平同志讲过“宜粗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既然是“宜粗不宜细”，何苦又要“审读”呢？不免令人时常陷入某种困惑。

　　一 “宜粗不宜细”是针对特定任务讲的

　　带着问题学习革命领袖的教导，一定要学原著，这是大家早就懂得的。找来邓小平著作一学习，就真相大白了。

　　仅就我所见，有关“宜粗不宜细”的原话，主要有四段。一是1978年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上，首次提出：

　　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1]

　　二是1979年9月1日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

　　历史公案，不要匆忙去搞，那时有那时的条件。如对台湾的统一战线，那时就提不出来。和平统一是中美建交后才提出来的，以前双方都打炮。那时的统一战线问题要按照那时的情况、条件去检查，不要急，晚两年回答怕什么?你们提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想法好，现在应更多地解决现在的问题。[2]

　　三是1980年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过：

　　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3]

　　四是同年3月19日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4]

　　第一段话是主张从大局出发，抓紧时间对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不搞“非毛化”，肯定“反右”的必要性，承认有“扩大化”。后来起草《决议》，也基本上是按照他这次讲话的要点为基调。第二段话是针对统战工作的历史评价说的。过去提出的方针政策，已不适于变化了的形势，因此主张对过去的方针政策“要按照那时的情况、条件去检查”，而“现在应更多地解决现在的问题”。

　　后两段话是在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之际，针对总的历史问题和起草《决议》的特定任务讲的。《决议》本拟写两万五千字，完稿时连同标点在内，总共34，086字，要以这样的篇幅高度概括总结1949-1980年的三十一年间的若干（不是全部）历史问题，并在全党取得共识，只能是“宜粗不宜细”，快刀斩乱麻。邓小平完全清楚：“宜粗不宜细”不适合“具体的案子”，虽然起草工作中“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结束”，但“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他把这种议论限定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同时也意识到“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

　　这四段话总的思想是大处着眼，不纠缠历史旧帐，着重解决现实问题。因为当时历史公案堆积如山，一时难于清理，只能先“弄清大是大非”。但他并没有拒绝科学地分析历史，总结错误的教训，更不是一笔抹杀历史。

　　二提出“宜粗不宜细”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宜粗不宜细”的操作性理论观点，需要放在当时的复杂历史背景下作分析。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和蒙昧主义，以及两个“凡是”的束缚，如何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引导中国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将工作重点转移的经济建设上来，成为邓小平思考的首要问题。

　　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将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要告别社会现实的政治创痛，就必须对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文革”的历史作出客观评价。

　　在1979年春召开的理论问题务虚会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思想交锋，但并未形成结论性的共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非毛化”的社会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上。

　　为回答这些问题，统一思想，自1979年11月起，中共中央便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对于决议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总的要求以及写作方法，谈了三条指导性的意见：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向前看。他指出：“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5]

　　同年8月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邓小平提出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6]

　　在同年10月4000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稿的20天讨论中，有人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干脆不要写；有人认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要严重；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说来说去说到底，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品质不好；也有人说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人负责。针对这些看法，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的谈话中说：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7]

　　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他提出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从政治全局上来考虑的。这也是他作为大政治家和中国执政党领导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提出“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决议》中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而言。

　　当时负责《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曾说过：“要考虑到党内有各种感情，各种要求，要找到这中间的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基础上来说话，使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8]这段话，可视为对“宜粗不宜细”的一种诠释。

　　三邓小平设立过历史禁区吗？

　　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主张，在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这个主张是否等于设立了历史禁区？答案是否定的。

　　早在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当时中宣部负责人谈话时，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同年8月19日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10月3日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又提出：“现在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9]

　　这些话既是针对现实问题的，也是针对历史问题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设立禁区的主张，也被他应用到《决议》的起草工作中。

　　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工作的谈话，前后有十七八次，显然是很过细的。他虽然提倡“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对“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不“向后看”。他认为“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并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0]。他提到的主要错误，包括大跃进、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1963－64年的两个文艺批示、1964－65年间在“四清”中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等等。而且这些错误，显然都是不利于“团结一致”的。

　　邓小平在指出有些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又指出其他领导人的责任: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1]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还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惟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12]

　　根据邓小平上述表态，不仅毛泽东的错误可以讲，其他领导包括他本人的错误也都可以讲。非但“文革“不是禁区，“反右”、“大跃进”等历史问题也都没有禁区。邓小平在“反右”时是总书记，他没有否定“反右”，但承认“扩大化”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有人据此议论他还不够实事求是，因为有统计，“右派”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属于错划；也有人根据这一点，将这段历史设为禁区或半禁区。其实古今中外，见仁见智评说历史，原本平常之事，没有“绝对权威”，要凭证据说话。如果对此专辟“一言堂”，反倒会瓜田李下，授人话柄。

　　一提过去的种种错误，马上会有人抡起“反对抹黑”的棍子挥舞，但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他的原话是：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3]

　　且不论历史有没有党性、党史能否替代当代史，“抹黑”系指“违背历史事实”的“写过头”情况，则是显而易见的。抹上去的“黑”，与毛泽东客观存在的历史错误是两回事。对错误“毫不含糊”、“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决不等于“抹黑”，更不是不许讲真话。

　　邓小平还毫不含糊地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是制度问题，并剀切分析了导致“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若干制度弊端：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14]

　　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5]

　　邓小平总结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6]并小心翼翼地将毛泽东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他对历史人物毛泽东的解析原则，显然不是“宜粗不宜细”。

　　“宜粗不宜细”地对某些历史问题作出高度概括的结论，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历史问题积重难清的特定背景下的特殊过滤方法。而这些历史问题的产生，恰恰是长期禁锢思想、压制民主，拒绝梳理历史情结的恶果。起草并通过《决议》，目的就在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

　　四“宜粗不宜细”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吗？

　　正如邓小平所说，《决议》是从政治上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政治框架，有具体的针对性以及现实上的可操作性。它既不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也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范畴，更不是历史研究的普遍规律。历史既然是科学，就不可能是“宜粗不宜细”的。这就有必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加以正本清源。

　　邓小平主张：“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17]历史的科学属性决定——必须严肃细致地向后看，才能高瞻远瞩地向前看。秉笔直书不仅是传统史德，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反，“为尊者讳”就不是实事求是。历史研究的分析方法从来都不是“宜粗不宜细”，而只能是邓小平所主张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对于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分析错误的原则:

　　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8]

　　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不可能是“宜粗不宜细”，有别于党政领导“讨论当前工作”时“议论过去”的工作模式和操作方法。议论可以是感性的，但研究必须是理性的。如果历史学者不能为社会提供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不利于政治家的当前工作的决策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

　　翻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直接与《决议》有关的文字就有十八篇。这位身为《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党史权威，在历史问题的叙述、界定和细节把握上一丝不苟，词斟句酌。《决议》的高度概括性，正是建立在对历史严肃细致的科学分析之上的。

　　他在1979年12月13日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起草文件和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回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三十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三十年历史的读本提纲。[19]

　　他不但将起草文件和研究历史加以区别，还指出历史与史论的不同：

　　有些问题要作一种历史的判定还是比较费事的。这同写历史相当不同。历史上有些重要问题，这里涉及不到。有些问题这里说，历史书上不必详细去讨论。历史不是史论。中国过去出了一些史论家，但他们写的毕竟不是历史，这是两回事。[20]

　　对历史评论是一件事，解释是另一件事。如果不能回答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决议就等于不做。[21]

　　对于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胡乔木在赞同“宜粗不宜细”的前提下，也是主张客观分析、秉笔直书的。例如“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他就指出：“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对于有人提出的“十年动乱”这个名词，他认为：“这不好，动乱没有政治含义。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22]又如谈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从这次会起，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将来这样写出来，当然对我们党的历史很不好看，对毛主席也很不好看。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既然要写这个决议，这一笔就不写不行。[23]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有一个篇目——《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不可能是“宜粗不宜细”的。他在这篇谈话中指出，发生个人专断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旧的没有摆脱，新的没有成熟”[24]。针对毛泽东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观点，他分析说：

　　如果把民主当作手段，不承认民主本身的意义的话，那么民主本身就不能保证。因为当作手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把人当作一种工具，把人看成物，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用这种理论，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反对不掉封建主义。[25]

　　胡乔木虽然主张：“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26]，但不是没有良知和义愤：

　　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27]

　　他在当时也谈到，有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背景分析和理论评论，“本来希望有人写文章，但没有人写。这次文件中要写，也不能长篇大论，还是要有人写文章，可以作为文件的补充”；他又提及许多在《决议》的篇幅中无法容纳的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涉及个人历史的如瞿秋白、李大钊、彭湃、李立三等，有些要另外作专门的结论，有些不需要涉及，在决议里不可能详细说到。”对于《决议》没有涉及的问题，“那只能在党史里去展开写，有些问题党史里也写不到，所谓是非自有公论，只有留待公论。”[28]他还提出：“党史上的秘密，经过一段时间，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减少，这是世界各国档案工作中的共同规律。”[29]

　　有鉴于此，胡乔木在负责起草《决议》的同时，催促1959年“庐山会议”的当事人之一李锐，“将这段史实尽快详细写出，否则，许多真相后代难以弄清。”[30]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初版内部发行以后，胡乔木对李锐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还表示再版应公开发行。[31]

　　另一位党史大家胡绳，在主持编写党史时，也是旁征博引，翔实有据。二胡在研究方法上都不搞“宜粗不宜细”，也未设立研究禁区。胡绳晚年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比起草《决议》的年代更为成熟和深刻。他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认为，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32]他根据掌握的大量史料，分析了毛泽东从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到后来反对“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走向对社会主义理解误区的过程，指出：

　　中国革命中有许多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33]

　　对历史的反思，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民主法制建设和学术繁荣。整个八十年代，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出版了与当代史、党史有关的大量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系列丛书、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甚至像王明、张国焘、李德、郑超麟、王凡西、盛钺等人的回忆录，也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为历史参考资料得以发行。

　　《决议》并不是对所有历史问题的结论。除胡乔木提到的几个人物外，还有不少党史上的悬案，例如AB团和“富田事变”、西路军是否执行了中央指示、“潘汉年、扬帆案件”、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等等历史事件真相，以及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张闻天是否担任过总书记、王实味是否为“托派”和“国民党的探子”、郭洪涛是否执行了打击刘志丹的“左”倾路线等等个人历史旧案，都是在日后的细致调研中逐步廓清的，有些问题至今仍有争论，有些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选集》和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内容及注释，但都无法成为禁区。

　　由此可见，包括中共中央已经写入或未写入决议的历史，在实事求是的大前提下，也不是不可以调查、研究。这些历史问题的影响都不及“文革”的错误大，何以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被《决议》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倒逐渐成了不许随便碰的历史禁忌？

　　五对待历史不能再搞“凡是”

　　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算了建党以来的教条主义错误。但教条主义阴魂不散，“左”的错误愈演愈烈。三十五年后痛定思痛，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教条主义的阴魂还是没有完全散去。有新错误才会有纠错的新决议，说明不是有了决议就永无错误，更不是有了决议就不许讨论历史，决议不应成为新老错误的挡箭牌。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之后，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34]他后来多次强调了“准确完整”的概念，主张“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35]。如今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也需要“完整准确”。不应将邓小平反对过的“两个凡是”，再强加到他的身上。

　　既然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认真研究以往的实践，才能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否则就会不断在实践中重蹈覆辙，继续遭受历史的惩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拒绝以史为鉴，甚至搞第三、第四个“凡是”，将永远无法到达真理的彼岸。

　　于光远撰文回忆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时谈到：“小平同志在口头上还说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要求过细，犯错误的人容易纠缠于一些细节，不能很好地从大处着眼，想通问题。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个话，以为我们不应该细致地研究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作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让后人不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是对‘文革’的历史不能这么说，更不能在工作上去作出这个错误规定。对“文革”的历史是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做。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36]

　　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乃二十五年前事，是出于“那时有那时的条件”。他还说过：“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37]

　　爆发于三十八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其远因可追溯到四十七年前的“反右”。“文革”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摧残蹂躏，造成了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的广泛缺失，在今日之商品经济大潮中报应昭彰。“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腐败、造假、黑社会活动、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各种丑恶现象成为社会毒瘤，恶性安全事故此起彼伏，无不与“文革”造成的道德危机有关。“先进文化”对这样一场蒙昧主义浩劫的历史，难道至今还没有到痛切反思的时候？

　　“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对“文革”及其历史成因的清算是远远不够的。任何打着“宜粗不宜细”的旗号，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设立历史禁区的做法，如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反而会加重社会的不稳定性。

　　如果对往事并不调查，历史就形同“戏说”。既然能够给连篇累牍“戏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影视作品颁发许可证，为什么不能对过去某个阶段违反和破坏宪法的历史，作出客观严肃的的调查研究呢？当今中国是有宪法的、提倡“政治文明”的国家，“审读”有无宪法依据？总结违宪的历史教训，是否也违背宪法呢？宣传媒体纷纷攘攘为百岁老人巴金祝寿，可曾记得他十八年前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还停留在纸上？

　　在毛泽东、邓小平相继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重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扶持对宏扬民族精神、传统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等等。

　　这类正确的主张，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迄今，历任中共领导人都强调过，关键在于不要“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某些人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设立禁区，就不是“求真务实”；对于某些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采取封杀或变相封杀，而不是“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搞“舆论一律”，也不符合“双百“方针。这些做法究竟算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误读还是亵渎，只好一看素质，二看动机。

　　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都是无法抹杀的东西。真相就是真相，不许说不等于不存在。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当今这个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信息时代，已找不到一种封杀公众知情权的绝对手段。设立禁区只是一种短视的技术思维，而不是深远的人文思维。从历史看到未来，无论哪一种权势都难以封住史家之笔。政治家与官僚、政客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懂得敬畏历史，关注自己百年后的历史地位；后两者充其量学会了一些权变机巧，只看到眼前禄位。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8]从长远来看，包裹着的历史是一种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因为每天都有凝固的现实加入。历史情结越早梳理越有利，等到积重难返，蓄存的能量就会爆发，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就是一个明证。

　　现代化是一个精确的体系：工业化的标志是细化分工，现代农业是精准农业，国防体系容不得百密一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强调严密的科学性，文化艺术也要求出精品，法学界对以往立法的“宜粗不宜细”更是多有批评。要“与时俱进”地走向现代化，就无法拒绝“宜细不宜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鉴正误”。历史在前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宜粗不宜细”，请留在历史的坐标上吧！

　　2004年4月20日风雨读书楼同年7月11日修订

　　作者附识：过去见到某些文化产品有“儿童不宜”的标识，但其中内容不过是些常识，儿童不是不能懂。你越不许看，他越是好奇，非要看到才甘心。多少年来，总有人喜欢教农民应当用一种方式种地，不可以别种方式种庄稼；教知识分子要以这类方法治学，不许用那类方法做学问。我是一名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总是不免被当作儿童教诲。不过，“皇帝的新衣”也是被一名儿童说穿的，为说明一点常识，我今天只好当一次童言无忌的小儿。

　　[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2]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3]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4]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5]同上，第292-293页。
　　[6]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7]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5页。
　　[8]胡乔木：《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2、75、84页。
　　[10]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5页。
　　[11]同上，第296页。
　　[12]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13]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
　　[14]同上，第297页。
　　[15]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16]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17]《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66页。
　　[18]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
　　[19]胡乔木：《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42页。
　　[20]同上，第43页。
　　[21]胡乔木：《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22]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11页。
　　[23]同上，第113页。
　　[24]同上，第94页。
　　[25]同上，第94-95页。
　　[26]胡乔木：《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4页。
　　[27]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28]胡乔木：《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42、43页。
　　[29]胡乔木：《档案要为党史研究服务》，《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9页。
　　[30]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后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2]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3]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三期。
　　[34]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页。
　　[35]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3页。
　　[36]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37]《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2页。
　　[38]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来源:《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

friendsean · 发表于 2021-11-18 08: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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