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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1 03: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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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关於审干、抢救运动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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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审干运动迄今已经过去整整半个多世纪了,当我们的思绪从历史与情感的海洋里回升到现实与理智的岸头之後,我们的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带著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们试图对这场像“阳光下的梦魇”一样的运动进行理性的审视,我们尽力避开感情的迷惑,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这场运动放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进行多维和立体的思考。思考的首要问题则是审干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混淆的是非,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思考也许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偏差,就会给读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与我们写作此书的初衷出现南辕北辙的尴尬。
0 J% {$ r/ R, }% A0 E 李维汉(罗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回忆与研究》下)中写道:“延安审干是整风运动的继续,但实际上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阶段。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审干则是康生企图制造一场错误肃反,肆行‘逼、供、信’的抢救运动。”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整风和审干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维汉的结论,应当说是有一定价值的。将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这个相互衔接的运动进行质的分离,这个著眼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我们认识这两场运动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李维汉对审干运动的定论,似乎缺乏公允与科学,带有明显的简单化和过多的感情色彩,这使得我们难以苟同。胡绳牵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延安整风运动是这样评价的:“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上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前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对审干运动,本书则是这样描述和定性的:“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做了过份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是在整风运动中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由於抗日根据地处於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所花的力气又不多,所以在开展肃反工作中,未能准确地认识敌情,实事求是地从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由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②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思考整风和审干之间的关系,这个结论也许就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认识。正是基於这一认识,我们才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错误称之为“阳光下的梦魇”,实质上也就是我们对这场审干运动的总体认识。阳光是永久的,梦魇是暂时的;阳光是必然的,梦魇是偶然的;阳光是整体的,而梦魇则是部份的。
* L2 p$ a, g. S4 i! u 伴随著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第二个问题则行云流水般地涌入了我们的脑海。整风运动的出发点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系统清理以王明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严重“左”倾错误路线。可是为什么整风运动一进入审干,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左”倾错误就骤然堂而皇之地回潮,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路线又一次受到严重的亵渎。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考从时间的纵线上再往下延伸,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将是几何级数增长。延安整风运动最伟大的成就是从思想、理论、组织上把中共从“左”倾路线的泥潭中解救出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革命的巨轮犹如滚滚长江之水,一泄千里,势如破竹。然而,共和国建立之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犯过右的错误,但正如陈云所言:“左的错误是我们党在建国以来所犯错误当中的主体错误。”③“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王明的“左”倾路线几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向全面的崩溃,如果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力换狂澜,彻底批判和清理这条“左”倾路线,中国革命绝对不可能“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同样是这个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领导集体,却在建国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左”倾思想,直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回归,几乎葬送了由他们亲手创建、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谆谆告诫全党:“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两,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④这是一个以无比沉重的代价所换得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而问题在於,我们前面所一再提出的命题——在反“左”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後来却为什么又不自觉地向“左”的路线回归?解决这个命题,对於中国共产党是至关重要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从“左”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但是“左”的错误还会不会回归?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小平同志之所以在他最後的政治交待“南巡讲话”中提出主要是“防止‘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很自然,要防止“左”,首先要搞清产生“左”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那么,延安时期的整风和审干是否可以成为洞悉这一问题的重要著眼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徐特立将延安审干运动与封建思想联系起来的思路,对我们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据师秋朗所著的《现代圣人徐特立》一书记载:抢救运动以后,有一天,在边区教育厅工作的辛安亭去见徐老,谈起审干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时,徐老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特别长,资本主义来得很晚。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它的民主、自由是反封建的,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家长作风的。可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发展,对封建的东两还没有彻底破除,就反封建的彻底性说,我们还不如人家。人家的封建残余很少,我们却大量存在,在党内还残存著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两都不是民主的表现,都与封建思想有关。”⑤
' R, ^+ G% U1 Z9 x& y- v 这是我们解开延安审干运动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钥匙。% w9 P- w# a2 D% @7 c
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肃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延安审干和肃反都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所谓群众运动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目的,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声势,持续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习等活动。按其性质可分为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学习运动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最高代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条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荣辱与共、血肉相连。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发展生产和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和方法之一。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群众运动蕴含著强烈的非理性、非秩序的危险因素,一但失控,特别是被阴谋家所操纵,那将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延安的审干和肃反之所以造成如此的局面,成为“阳光下的梦魇”,起码可以这样说,群众运动特别是被阴谋家康生所操纵的群众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中浇油的恶劣作用,但其罪责则不应当也完全不能由群众来负。再则,审干特别是肃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是完全不能成为一种运动特别是不能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来开展的,应当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本书前文曾谈到的蒋南翔在1945年就抢救运动给刘少奇的那封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的阐述。- D* N4 e: V& e' A# N
问题很清楚,群众运动不是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能拿它去开,盲口地去硬开,锁不仅打不开而且还会毁了钥匙。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後,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今後不再搞有组织的群众政治运动,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延安审干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7 w6 ?5 [, a& c3 x i 毫无疑问,康生对延安审干运动的灾难应负有不容推卸的罪责。他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浑水摸鱼,推波助澜,用罪恶的伎俩将延安审干运动引向了令人发指的歧途。但是後来历史一再重复的类似现象提醒我们,为什么总不能有效及时地去制止这些荒谬的发展?文化大革中康生和江青为了将刘少奇置於死地,又一次成功地使用了延安审干时期的卑鄙手段。所谓刘少奇的“罪证证料”关键的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丁觉群的证据,证明刘少奇1927年当了内奸;再一个关键性的材料就是需用潜的证明材料,证明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过。这两个材料都是康生的“杰作”。⑥/ K6 {) {4 ~; b& h! M9 |
丁觉群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後来脱党了。建国后作为民主人士在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江青就下令将丁觉群抓起来,进行逼供,要他证明刘少奇1927年当了内奸。开始他还能顶住,说1927年的时候,“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工作过,我是在市党部工作,刘少奇同志是在总工会工作。我们只有工作联系,没有其他的关系,所以我不能随便揭发”。专案组将情况报告给康生、江青、谢富治,结果江青大发脾气。於是,康生就亲自给专案组出点子,教逼供的方法,结果专案组用康生提供的逼供方法很快就使丁觉群就范了,丁觉群无奈地写了揭发材料,做了伪证。事後他又後怕了,於是写信给专案组,信中说:我写的这份材料是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请专案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好好分析。结果专案组将他叫去批判了一顿,不准翻案,後来丁觉群又一次写了翻案材料,结果又挨了批。最後专案组严厉警告他,再这样下去要考虑你和全家人的性命。这一吓,丁觉群就不敢再翻案了。这份伪证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了打击刘少奇同志的重型炮弹。6 d. `9 |, Q ~0 R
孟用潜是全国合作总社的领导,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他是省委委员,1929年与刘少奇一块被捕,一块出狱。“文革”中他被抓起来,专案组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坚决不同意,顶得很厉害,按当时专案组的讲法,叫做拒不交待实质问题,态度十分恶劣。专案组将情况汇报给康生、江青。康生又将延安审干时的逼供办法教给专案组,专案组用康生的办法对孟用潜采取了车轮战。十几人围成一圈,七嘴八舌,七拳八脚的直逼供七天七夜,连续审讯,不许孟用潜睡觉,最後孟用潜终於垮了,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写了伪证材料。事後他就开始写翻案材料,到“文革”结束前,共写了20份,但写一次挨一次批斗,翻案已是不可能的了。就是用这样方法搞到的材料,将刘少奇,这位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在堂堂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使其遭受残酷的迫害,最後竟死无葬身之地。这不仅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且十分耐人寻味。不仅刘少奇冤案,还有1962年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件及小说《刘志丹》事件、1966年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1967年的“新疆叛徒集团”案件等等都是由康生一手策划的,这些所谓的案件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王子宜、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等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干部身陷冤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折磨,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更有许多人死於非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损失。康生一生谲谪波诡,在中国政坛决策圈内耍阴谋、搞诡计,游刃有余,连连得手,最後竟寿终正寝,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残酷的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从个人品质的偏狭视觉走出,从体制上去深入思考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的关系,其至把康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也许会使读者得到更大的收获。8 e. E _, N) C; M9 r, ?/ L
1966年到1976年,在世界经济腾飞跃进的黄金时代,我们泱泱中华大地,却是逆世界潮流而行,发生了一场摧残文化、摧残思想、摧残文明、摧残人性,而张扬愚昧、张扬暴力、张扬迷信、张扬丑恶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从现象看,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与延安的审干运动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毫不夸张地说,延安的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完全是二十二年後那场演遍神州大地的大悲剧的彩排和预演。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仅仅是现象上的相似还是本质上的相同?是质的差别还是量的差别?- t0 E+ H( k7 E5 C9 @* K6 ?
1936年9月,尼古拉·叶若夫接替G.G·雅哥达当上了前苏联保安机关首脑,日益加剧的30年代恐怖这时临近了高潮。在1937年2—3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和叶若夫报告说揭发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著社会主义接近最後的胜利,阶级斗争必然激化。这种说法证明日益加剧的恐怖是有理的,於是便正式给叶若夫的暴行开了绿灯。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工商界领导人以及科学家和艺术家,遭到了逮捕和处决。⑦$ U3 R) M4 h% W- x4 K8 A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教授1968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仅仅在1936年至1939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多万人被逮捕,而在这些人当中,只有5万人获得释放。⑧" N! {' C! j1 }% W2 F. `% H
赫鲁晓夫在谈到当时的大规模杀人情况时说:“据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⑨沙乌米扬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里程碑上》证实了这样一组数字,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1996名代表中,有半数以上(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到逮捕。⑩
: k9 @( S, ~6 f2 ^5 J 前苏联3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令人恐怖的“巴塞洛缪之夜”,并在短短的两年内便有上百万人头落地,摧毁了前苏联社会整个精华呢?除了斯大林错误的指导思想外,下面的两件事,也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 Q! f, V- Q9 {' O9 R8 | 1934年12月,S.M·基洛夫在莫尼尔宫被人杀害後,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没有经过政治局批准,就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别尔·叶努基签发以下指示:
0 V& d" T; \9 M7 L L, [ (一)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罪行的罪人。
, ~0 I4 A2 m) @ O( A( A, ?5 I (二)各级法院不得以为有赦免的可能性而推迟执行对这类罪犯所判处的死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请。* Z* E W! p- G! Z/ o/ ?9 R2 J4 U
(三)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以後立即予以执行。(11)
. q: w- I$ ]- m& I- d 就是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基洛夫法”的法令,使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军队杰出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成千上万的苏联社会精华,在经过“莫斯科橱窗式的审讯”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了。一位遭受过这种不幸的列宁格勒的同志,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也谈道:“现在这样的审查程序迫使被告说假话,不仅给自己编造罪名,而且给别的无辜的人编造罪名”。(12)
7 {- [+ L) n/ h* O7 Y* A 30年代恐怖行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卡冈诺维奇在1937年3月10日的一次铁路积极份子会议上宣称:“我无法想象有哪一个铁路管理局,哪一个交通系统没有渗进托派和日本破坏份子。”随後仅铁道部就有八十三名领导干部被逮捕了。(13)
* R$ D: x/ {2 U; H6 l9 g6 O Y' n" ~ 延安的审干运动在残酷性和范围上是不能和前苏联30年代的肃反相提并论的,但在主导思想和方式方法上,却存在著令人惊异的相似。这一切又说明了些什么呢?
/ t4 l7 U7 t2 _# f5 {/ s& Q 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做报告时,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要从错误出总结经验,给人戴过帽子的同志,以後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後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吃过这个亏,以後要谨慎。(14)可是,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当年整过人或者被整的人,也包括毛泽东都把这个告诫当做了耳旁风,真正吸取教训的是少数,而且差不多无一例外地被戴上或“又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婆婆整媳妇,媳妇熬成了婆婆又去整媳妇”,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究竟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是文化上的回归还是体制的欠缺?. p/ t, Q5 T ~$ f" i; y7 A
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深思的问题。回顾一下那位如今被人们揶揄地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的柯庆施的经历,也许很有助於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 v+ y: d& I+ a" ^5 g5 c
本书在“8月15日《决定》:未能纠偏的纠偏令”一节中,曾提到过柯庆施,那时他正在停职受审,任弼时前去看望他时,他“正苦著脸低头摇著纺车”,看见任弼时向他走来,“连忙尴尬地站起身,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应该说,他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左”的错误的受害者。然而1955年,当他就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到1965年4月9日因病突然去世,这十年,他却以“左”的发狂的行为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扶持了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过“大写十三年”的“左”的文艺方针,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力支持叶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特别出格的是,他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讲的一段“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l- }' b: V+ d3 i8 C7 R
由此,柯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那个揶揄的称呼“上海的那个好学生”就源於此。他的政治生涯从此而如日中天。继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後,1958年5月,党的八届四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同年4月当选上海市长,成为继陈毅元帅之後上海市的第二任市长。随後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加官进爵,显赫一时。而他的诀窍就是一个“左”字,“左”得出奇,“左”得可憎。1 D2 \( {# B0 f+ l# ^% R
其实论革命,柯庆施的资历是很深的,他是安徽省歙县人,生於1902年。1920年,年仅18岁,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俄语的柯庆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职工运动。1921年秋赴苏联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夏回到上海,参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团中央工作。同年,刚刚20岁的柯庆施就加入了成立刚一年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随後他担任过一系列比较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南京市副市长等职。这就是柯庆施在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之前的大概经历。可以看出,他在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之前,虽然资格很老,但却一直未能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层,党的“八大”以前就连中央委员也没当选过,更不用说政治局委员。其政治上的“腾飞”,的的确确是在上海,是在张春桥成了他的智囊,是在他竭力推行和发展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之後。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的确如此,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著“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重点;1957年的反右,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左”的政治风浪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一步步地走向政治权力宝塔的顶层,的确令人深思。应该说,柯庆施同他所扶持起来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有著本质的区别,我们没有理由说他是个阴谋家。虽然他全力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道火线。但他在“文革”前夕去世,因而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以後的那些罪恶活动。而就个人品质而言,他也没有张春桥、姚文元那样阴险、歹毒。年轻的时候甚至还有几分憨厚。这一点,从丁玲所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便可得到印证。
* b: S' W- F; s( h& [ 丁玲在文章中写道:“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我们是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座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过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 d8 ^ s/ h- h( M/ E( C7 ^ 叶永烈在《张春桥传》中也写道:“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著毛泽东语录。床头放著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著‘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0 l. {7 X/ S, e6 r 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著很深的革命资历,人也并不阴险歹毒,受过“左”的迫害,却又因竭力地执行和发展“左”的路线而名声鹊起、官运亨通,他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更多更深。
/ V8 t# r8 ] f7 ~5 [ 一位在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竟有三十多年是戴著各种各样的“帽子”而为党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延安审干运动的发生有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社会成份不同,因而在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上有著深刻的矛盾。所谓社会成份不同,一类是工农干部,实际上多数又是农民干部。他们掌握著边区实权;第二类是从边区以外来延安的青年知识份子,他们出身不同,但都是有抗日爱国、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意识,这些人在当时延安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15)
& q+ ^8 F, Y. Y “这两类干部在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利益关系的区别和矛盾,是造成审干运动一系列错误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16)0 N/ p1 X% d9 l9 g
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以至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後,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批知识份子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抗日救亡工作,给共产党输入了一批新鲜的血液。但是,由於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关门主义的深刻影响,党内有不少人特别是有一些高级干部存在著恐惧知识份子、排挤知识份子的心理;有不少的地方党组织明确拒绝吸收知识份子入党,给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直接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於是,1939年12月1日,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於吸收知识份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份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7)将知识份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都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基於这一认识,《决定》指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份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份知识份子吸收入党。《决定》最後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於知识份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18)对於高度集中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决定》无疑是广大知识份子进入根据地、进入共产党的有效通行证。事实上这个决定做出之後,共产党的确是敞开了胸怀,无条件地大量地接纳了知识份子。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成了中国一切爱国的有正义感的知识份子向往的圣地。在通往西北黄土高原的那些荒凉崎岖的小路上,一群群、一队队穿著西装短裙、戴著眼睛、提著书包的青年男女,在当地老百姓诧异的眼光中,说诚笑笑地走向高原腹地的那个破旧不堪的小城——延安。
% y. V" \8 I! T% E0 {, }# I 延安骤然增多的知识份子,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即知识份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矛盾。本来,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份子》一文小,对知识份子与工农干部的关系已做了辩证的阐述,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份子化和知识份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9)然而,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形成的恐惧知识份子、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没有也不可能随著中共中央对知识份子政策的改变而立即烟消云散,加上知识份子与生俱来的那种“就是想把自己和一般大众作为不同的存在而区别开来”(20)的坏毛病,也使他们看不起工农干部。由於社会、阶级、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就全人类而言,知识份子与工农大众的隔膜是一种普遍现象,相互之间的沟通有著巨大的障碍。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在他的著名作品《安娜·卡列妮娜》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转向西欧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列宾(地主)召集他的农奴,要把土地分给他们。可是农奴们却不知所措,大惑不解,谁也不敢接受土地的赠与。他们不能理解主人的真正动机,无法相信他的真诚。另一方面列宾也无法理解农奴们的拒绝与无动於衷,终於大怒,结果这项工作只好不了了之。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却要打破这种隔膜,实现这种沟通,而沟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实现知识份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其实质是工农群众对知识份子的同化,也就是解决知识份子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自己为例,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的阐述:
0 M7 o! e5 [; ?: U7 L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份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份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乾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份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21) B; u' m1 Z) J9 B. p5 z8 {0 L; ^+ d7 W
从知识份子本身的缺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的角度讲,毛泽东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两方的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毛泽东有著异曲同工之妙。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在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题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录中说过:“本来,所谓知识份子是以民众生活为舞台才能使其知识或智慧发挥作用的。因此,如把一般民众比作根的话,那么知识份子就是由那里开出的花。”因此,汤因比也认为:“任何一项职业,凡新参加脑力职业的人都应当保证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榨取自己的同胞,而是要为他们服务,应该把为民服务的义务放在高於为自己和家庭谋生的位置上。不是为了最大的利益,而是为了尽力的服务——这才是脑力工作者的目的和应为之献身的理想。”(22)1 ]7 o6 z) J: L* j( c2 Y
共产党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要求知识份子工农化,以至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党中央认为,由於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党内带来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普遍存在,因此需要整顿。这也是符合事实的,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我们认为,知识份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份子化是同等的重要。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互为依存,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无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农利益的最高代表,是为著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奋斗的政党。而在剥削制度下,工农大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统治阶级彻底剥夺了他们的人权。因此,他们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工农干部从总体上讲,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朴实,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勇於牺牲的献身精神。但他们同样具有许多不容忽视的缺点,他们简单、粗暴、狭隘,缺乏教养甚至愚昧,他们同样给党带来了封建残余和小农宗法意识。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改造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工农大众化的同时,却严重忽视工农干部知识份子化,甚至有意无意地抬高工农干部,以至於要求知识份子在生活方式上也与工农同化。到“文革”期间,这种状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老粗”竟成了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封建思想和小农宗法意识的改造,纵容和强化了工农干部本身的缺点;另一方面也使知识份子处於完全的被动地位,最终成为了“臭老九”。因此,延安审干运动的重点就自然成了知识份子和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工农干部的狭隘与无知,也使他们对知识份子和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存在严重的偏见。他们认为,光是口头上说而没有实际行动的知识份子没有推动历史的丝毫动力,“知识份子能干什么?”这是他们普遍而真诚的怀疑,其至於认为知识份子天生就是革命的投机份子和异己力量。由於有这样的认识,再加上他们中许多人的愚昧和缺乏教养,使延安审干运动出现了那麽多荒唐、滑稽、残暴,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这在本书中有大量的描述,相信读者都有深刻的感受。
. C/ V6 `/ J7 {% \- N4 v( h 建国以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於党对知识份子实行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特别是在具体执行中的极“左”做法,使党内长期存在的恐惧、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社会思潮。知识份子完全成为被打击、遭屈辱的对象,对於中华民族、对於中国共产党、对於中国人民以及知识份子本身都造成了具大的灾难,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知识份子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充份肯定了知识份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申了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这个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党中央还在1982年明确提出了“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份子政策,社会的天平终於开始向代表著先进生产力的知识份子倾斜。重提延安审干运动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党中央制定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政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充份地证明这个知识份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 T8 c! A. S! c9 } 我们曾经幼稚过,但今天不能再幼稚;我们曾经盲从过,但今天不能再盲从;我们曾经迷信过,但今天不能再迷信。未来需要的是成熟的开拓者,而历史则是我们成熟的催化剂。
/ }8 W, N# Y J+ H ①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转引自《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 W/ @, j& w& g1 W2 w5 S ②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3 o% E9 A" F- }, j/ C ③ 转引自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延安大学党委宣传部、整党办公室1985年10月翻印(内部资料)。
1 w' c H% S4 o0 a! X5 k( }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 r# b+ ?# i% N) \% o$ V0 E0 e% g7 s ⑤ 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红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8 k: u. L' E- y7 L3 }9 ^4 u* w
⑥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 I; j* V& z0 O/ F/ k8 l
⑦⑧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 y) p% P' o+ ^ ⑨⑩(11)(12)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
0 ]' q! n! l5 n9 r, O, c (13)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 P; J: i2 e4 t
(14) 《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3 {8 |6 x) ^/ p* w9 u (15)(16) 1988年9月23日张宣访谈录。
% [ j X* U% X2 n) s6 F( } (17)(18)(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s; d* C/ }& ~8 W- ~6 T* s
(20) 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 K5 X7 t: ^0 w1 I T( @) e8 [ (2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6 N8 Z+ W. d) w4 L. N& o
(22)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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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记5 C- C& x1 w0 q" 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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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z* a' V# x' o- x 说实话,这是一部难产的书。从动议到出版已整整二十年。
6 P* d# | s- H" d 二十年,对於人类历史来讲,也许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对於一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於一个人的命运而言,那就完全可能是沧海桑田。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进入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最好时期,我们两位作者见证并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然而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也使我们从英气蓬勃、满头黑发的青年人,变成了老成迟暮、两鬓染霜的中年人。其间,我们不仅为自己艰苦的劳动成果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感到愤懑、无奈与失望,更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深处的疼痛,不能使人感知或者不愿让人感知而痛心疾首。这一切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和事业。更令人心酸的是,我们的作者之一高浦棠先生,一位思想深邃、才思敏捷,成就卓越、正当盛年的知名学者,却在这本苦苦等待了二十年的著作即将出版的时候,身染重疾,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一年有余,他正在用顽强的毅力和病魔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期望续写生命的奇迹。回顾二十年的历程,令人感慨万分;追忆本书从动议到出版的坎坎坷坷,更使人内心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知我者,谓我忧患,不知我者,谓我多事。而我心日月可鉴,为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再风雨飘摇,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处不再有疼痛,我们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何足挂齿!) I- ]- S( L( w( N7 j1 o; K2 r$ Q
早在1987年,我们两位作者参加了《延安大学校史》编写工作。在编写大量历史档案、撰写《延安大学的整风运动》一章时,发现延安整风运动後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竟有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故事,这引发了我们想写点东西的念头。最初我们并没有成书的打算,初步设想写一部中篇纪实文学。有了这个设想,我们便开始了更广泛的资料收集工作。
% _& J! P0 ?- _ 1988年9月,延安大学举行隆重的50周年校庆活动,校庆期间,一下子从全国各地回来500多名延安时期的老校友。我们俩一边搞接待,一边夜以继日的采访。在采访的近百名“老延安”中,凡谈到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时,都无不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同时,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聚集到了我们的笔记本上。2 G4 N# k- s- ~
校庆结束後,我们很快将其中有系统的东西整理成长达8万字的文稿,几经周折,山西省作协的大型文学期刊《黄河》主编朱珊湖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文稿。翌年的3月底,负责此搞的编辑秦臻先生来信说,稿子决定刊发在《黄河》1989年4期,让我们两位作者尽快来太原改稿。当时延安大学的经费很紧张,但时任学校科研处处长的杨文选教授,还是破例提供了差费,使我们的太原改稿得以顺利进行。0 F$ l ^; V4 j2 s$ R
到达太原,我们被安排在山西饭店。除秦臻先生经常来谈修改意见和过问吃住情况外,另有张发、郑义、阎晶明等当时已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看望我们,他们认为,此稿刊发後定会引起轰动效应。对於我们两位正在三十岁上下,刚步入学术领域不久的青年教师来讲,这样的鼓励,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受宠若惊的情形下严格按照编辑的意见改好了稿子,就在这时,“六四”事件爆发。事件平息后,全国上下的宣传导向迅速起了变化,但稿子仍然以《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为题,如期在《黄河》第四期发表,当时署名为高杰、路平。稿子刊发後,虽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效应,但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隔不久,我们曾向《黄河》编辑部索要《黄河》第四期,编辑部告诉我们编辑部已经没有一本存书,时隔20年後,我们又意外地在互联网上看到热心的读者将这篇旧文贴在了网上。2 }- y- x: a7 y3 G' M: t7 H
我们始终认为,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乃至50年的历史进程,“储存着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社会的历史遗传密码”(朱鸿召:关於建立“延安学”的学理依据,《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由於长期受极左思想和情绪的深刻影响,造成了在中共延安十三年历史的研究中,至今仍存在着许多学术禁区和思想禁忌。审干与抢救运动的研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要么是抽象否定,具体遮蔽;要么是整体肯定,部分否定,或者把全部责任一味推到康生身上,这样简单化的处理,使得其历史真实面貌至今仍扑朔迷离,若隐若现。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场运动的真实面貌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展现出来,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立场,探幽发微,剔伪存真,以解读这一“历史遗传密码”。而这一“密码”的完整、真实、全面的解谈,对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和瓦解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极左路线及其思想基础、思维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起历史与现实的多元联系,从而达到以史为鉴、开拓美好未来的最终目标。; D# B/ P9 v. K3 }
基於以上认识,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和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决定将《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扩写为一本专著,并强化其学术性。到1994年初,我们这本书的初稿完成,大约20万字。可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时国内出版界的形势,已经不能使像我们这样的书籍顺利出版。尽管我们所找的出版社,不论是责任编辑,还是总编、社长主观上都很乐意使这本书得以出版,但却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於拍板出书。即使是这样,我们仍未放弃,而是更注意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当事人与知情人的采访。据我们粗略估计,就有关延安审干抢救运动,先後接受过我们采访的总人数,当不下200人。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学术性。" U" L9 b7 w7 S4 Y9 `
此後,我们又得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凌敏先生,华夏出版社副社长陈泽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圣元先生、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崔宪涛先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曹利群先生等热心人在出版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多项重要职务的老延安李锐先生曾过目了本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给予了支持。但这些努力,都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促成本书的出版。& f4 P' l: S2 `& C ]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现任上海市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朱鸿召博士,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女士。自从我们认识朱鸿召博士以来,他对我们的书稿出版一直十分开心。1999年冬天,当他得知书稿还在我们手头压着的时候,便告诉我们,过一段时间会有消息的。果然,新千年的春季上班第一天,我们便看到朱鸿召博士的来信,信中称他已於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谈妥,出版一套“走进延安丛书”,并将我们的书稿列入出版计划。" w* \' \# v+ ?- ^% x
有了新的切实的希望,我们长长出了一口憋了近10年的气……於是,我们鼓起马拉松赛路上最後冲刺时的干劲和勇气,将前几年收集到的新资料再做整理,将原来20万字的书稿,扩充到二十七八万字。$ K |$ M/ n; N+ a
“走进延安丛书”的其他几本书都如期出版了,但我们的这本书由於前面同样的原因,又一次流产了。% {6 Z; V& C9 |9 o4 M! w
虽然书稿不能出版使我们非常的沮丧,但万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结识了一位新的热心朋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吴晓梅女生,她充满热情地接过了促成本书出版这一漫长旅程的接力棒,千方百计地帮我们寻找本书能够出版的途径,甚至已促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我们签订了本书的出版合同。尽管后来许多努力都失败了,但我们仍然充满着感激。最后她帮我们联系到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从支持文化积累和求真存史出发,当即对我们的书稿表示了接受的出版意向,但是其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吴晓梅女士为此又做了很多感人的努力,直到2008年4月,本书的出版才最终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我们接到吴晓梅女士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上海办事处姚女士的通知後,复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本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校订充,更重要的是,将一些重要史实和内容补充了进去,使本书更为全面和翔实了,形成了现在这本书交付出版。0 S0 o2 V" W% d7 X
这里,我们真诚地感谢该书形成和出版过程中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我们的朋友,特别要感谢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众多老前辈,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本书绝大部分内容。现在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不能和我们分享本书几经周折终於能够面世的喜悦。在这里,我们只能衷心地祝他们安息!, A/ Z" O4 O! c9 q) b: {
我们深知,从更高的要求而言,本书还缺乏材料的完整性、论述的逻辑性与思想的深刻性。我们还是期望这本书有一天能在大陆出版,届时在支持我们的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下,我们会尽全力弥补上述缺憾,使本书更加完美与成熟。) M; w5 F- T% t% r9 g: @
最後,我们想用朱鸿召博士的一句话来结束全书:我相信,清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 m1 {3 i/ @8 l6 E7 l: P
曾鹿平' F3 j3 R7 t. E, L* M
2008年5月18日於西安" o7 y2 [5 O% b" W6 k2 U% ]
6 O3 ]0 G1 R( ?, J7 }2 W
附录一:主要采访对象简介
* E1 ?, f9 \5 J. z0 p. o! M: m高浦棠 曾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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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 [! j1 n0 I7 ]9 z; l$ j; x (以前体字姓氏笔划为序)) z( K% L! \: z9 w
马逢臣:男,1927年生,陕西子洲人。整风期间在绥德师范学校上学,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2000年3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R u- E% `& w; m
王 昆:女,1925年生,山西人。歌唱家。1939年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一直在晋察冀边区活动。1944年随“西战团”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东方歌舞团团长。1991年10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Y5 u* O% R* \; o, d
王 真:男,1908年生,泰国华侨。1940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後分配在中央警卫团担任文化教员。整风运动期间在中央警卫团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1959年受到迫害,1970年在中联部干校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地区退养。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 C( Y+ P i. A 王云风:男,1912年生,山西原平人。1938年到延安,在抗大学习,1940年从鲁艺文史研究室调到边区师范任教,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安外院、西北大学任职。离休前任延安大学顾问。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s- Z" X( T* C% W7 @+ u* C \7 ?# t
王嘉仁:男,1916年生,江苏淮阴人。1939年来延安,在陕北公学当教员,1941年被调到延安大学给吴玉章校长当秘书,在延安大学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离休前任江苏淮阴市政协副主席。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M4 \1 J% e2 v! ~' [8 E
王德芬:女,1919年生,四川人,作家萧军的夫人。1940年到延安,在边区文抗工作。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 L7 W3 H" O+ J2 y. e 公 木:男,1910年生,河北逐鹿人,诗人。1938年到延安,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1941年任军委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整风运动期间调鲁艺文学系任教,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中国作协文讲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作协吉林分会主席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6 u/ Q, A- n6 r& ?$ S+ b 艾 青:男,1906年生,浙江金华人,诗人。1941年到延安,在延安文抗从事创作并当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5月调鲁艺任教,在鲁艺和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88年12月和1991年11月,两次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s4 n3 q. g0 L8 c! a! c 白炳文:男,生年不详,陕北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师范上学,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5 J" O) A; L. s6 Q
白焕如:男,生年不详,陕西清涧人。整风运动期间在绥德师范学习,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长期在延安地区工作,曾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等职。离休前系延安地区卫生局局长。1988年9月,在其延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4 Q# n. O/ P8 V5 G' F. Z* n: _
刘 熾:男,1921年生,陕西西安人,音乐家。1936年底参加抗战剧团,一直随红军总部在三原、泾阳一带演出。1939年进入延安鲁艺先学习后工作。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先後在北京、沈阳等地工作,曾任辽宁歌剧院副院长、中国煤矿文工团总团长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h- c) o3 u/ ]' a
吕 璜:女,1920年生,四川成都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安吴堡青训班、陕北公学、边区保安处学习工作。整风期间一度曾被关押在西北公学。建国後在广州、北京等地工作,曾任全国妇联部长。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R7 s- }! a& ~; w) O2 n3 g3 [ 华君武:男,1915年生,浙江杭州人,漫画家。1938年底进延安鲁艺,先当学员,後当教员。整风期间一直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M; K6 j ?) v
师秋朗:女,1924年生,陕西韩城人,师哲的女儿。1939年到延安,开始与母亲一起在安塞县侯家沟门区小学任教。1940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北京工作,1983年在北京工业大学离休。1988年9月、1997年9月,两次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M3 y) b+ U- ]- G0 S9 i2 X7 O& u
刘培植:男,1917年生,陕西宜君人。1936年6月奉调回延安,先後在中央统战部、联络部工作,在中央党校学习。整风运动期间又一次奉调从西安回到延安,先後在中央调研局、留守兵团司令部和警备三旅(三边司令部)工作,并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东北行政区林业部长、农业部国营农场总局局长、农垦部部长助理、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4 N6 h. O) x" [! c
刘振旅:男,1919年生,陕西延安人。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市委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延安地委组织部长,延安行署经委主任、行署顾问等职。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 Q4 n- R, ?9 e; a2 K: a5 E 刘端芬:男,1909年生,河北枣强人。1937年底赴延安,先後在边区教育厅编审科、鲁迅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延安大学等单位工作。整风运动时期,任边区师范学校(延安师范)校长,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西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委文教部部长,陕西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2 S# [' K& c1 o) s. t3 h- @ 张 仃:男,1917年生,辽宁北镇人,工艺美术家。1938年秋到延安任教於鲁艺。1942年先後在青年艺术剧院、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并在青年艺术剧院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i3 X0 }, k9 P' N1 I! s, L9 ^3 d- f; y 陆 标:男,1932年生,陕西渭南人。1939年随安吴堡青训班到延安,先在中组部工作,1940年入自然科学院学习,在延大中学部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先後在辽宁省科委、中科院东北分院、大连物理化学所任职。1988年9月、1997年9月分别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 f: Q! a" U6 {7 h* v 阿 甲:男,1907年生,江苏常州人,评剧艺术家。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鲁艺评剧研究团和延安言平剧研究院工作,并在评剧研究院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 p- r) O7 a' { 孟 波:男,1916年生,江苏常州人,音乐家。1942年从新四军中调回延安,任鲁艺音乐系教员,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文联副主府等职。1991年12月在其上海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u I& N" f5 d7 b 陈 明:男,1916年生,江西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抗大、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工作。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在中国作协工作。1989年6月、1991年11月、1999年8月先後在西安、北京、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 r5 U" `9 H6 { 张 宣:生年不详,四川人。1938年11月作为四川青年代表赴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41年4月,受党组织调配,从四川回到延安任西北党校县级班和区级班班主任,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46年2月间,平反後调延安大学工作。建国後曾任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87年12月、1988年9月分别在西安和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 ~9 ^+ k. a: d; v# X8 G7 Y' a 李 锦:1914年生,陕西韩城人。1937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後到安吴堡青训班工作,整风运动期间先後在新文字干部学校、延安大学工作。建国後曾任陕西省高教局局长、陕西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l1 r" `0 P3 H( b! B% O' H: V
杜 夏:生年不详,山东牟平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鲁艺美术系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接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西北大学工作。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4 R4 }) ` f' K# c: H' \* S 李之钦:1907年生,陕西延长人。苏维埃时期,曾任延长县教育部长、陕甘省教育部长。整风运动期间在边区政府教育厅任国民教育科科长,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後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建国後曾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甘肃师范大学、甘肃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3 e7 d& E4 \4 p
李文辉:男,1923年生,山西人。1939年到延安,先後在陕北公学、新文字干校学习,毕业後到关中第二师范工作。1942年又回到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运动。建国後长期在甘肃省工作,曾任甘肃省人大秘书长、副主任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6 X4 t6 U6 L5 L( e7 G) f
武 衡:男,1914年生,江苏徐州人。1939年3月到延安,先在中央青委工作,1942年调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教员,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颇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l! P% }+ O3 V9 j 严文井:男,1915年生,湖北武汉人,作家。1938年5月到延安,先到抗大,後到鲁艺,整风期间一直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俊曾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7 j1 F9 T4 y8 ] ?$ V' r8 P
牟决鸣:女,何其芳夫人,1938年到延安。整风期间,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88年12月与1991年11月先後在其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6 e2 Q8 @* O% {2 k" Y+ L 何华生:男,1920年生,四川人。1940年来到延安,就读於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A* G7 t( i2 ~$ F 张世杰:生年不详,陕北人。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县裁判处(法院)任裁判长,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o3 K5 R/ W, }/ }0 c
张逊斌:男,1928年生,陕西子洲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上学,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西安外语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87年12月和1988年9月分别在西安和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s0 O) ~/ Y G: u# D) N 萧志秀:女,1921年生,湖北宜昌人。1941年来到延安,入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学习,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医科大学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在宜昌当小学教员。1988年9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X) I% a, C" a2 V. q' P' i/ }( R/ U1 d
杜鹏程:男,1921年生,陕西韩城人,作家。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及延川县农村工作。1941年调回延安大学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整风运动。建国後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理事、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y' A& {; \: G% |. [( w 李鹰航:男,1916年生,广东台山人,音乐家。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鲁艺、烽火剧团、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工作。在部队艺术学校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协广东分会主席等职。1991年12月在其广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x- e" s0 A$ Q5 c4 F3 s( ] r
迪 之:男,生年不诈,河北唐山人。1938年到延安,在青救三团工作,整风运动期间,在鲁迅艺术文学阬戏剧系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后曾任内蒙古艺术学校校长、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Z/ ^9 j; t+ k9 y7 k
林 维:女,生年不详,福建南安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青训班、抗大、中央党校等单位学习工作,并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G1 C" R7 X( b& z& f( _; g 林迪生:男,1903年生,浙江临海人。1936年来延安,曾任延安鲁迅师范学校校长,延安大学中学部主任、教干处处长等职。在延安大学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9 ?: [ H7 K! o7 Q9 x) [1 E3 f 延学斌:男,1927年生,陕西绥德人。整风运动期间在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上学,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长期在延安地区工作,曾担任延安县县长、延安地区行署工业局局长筹职。1988年12月在其延安由所接受作者采访。
: y9 p+ B/ \+ D# P 金紫光:男,生年不详,河南人。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抗大、鲁艺和中央研究院学习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後改为中央党校三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等职。1988年9月、1991年11月分别在延安大学和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3 \& G" [% m/ c/ m- t' v1 h5 M
周巍峙:男,1916年生,江苏东台人,音乐家。1938年在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後随团回延休整并再赴抗日前线。1943年率西战团全团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建国後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音协党组副书记,中国舞协、曲协副主席、文化部代部长等职。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u0 B7 p# w; }2 _ 胡 沙:男,1922年生,四川重庆人。1939年到延安入泽东青干校学习,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北京京剧院院长等职。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q0 Q( L( z0 Z$ f. T; v s8 W 草 明:女,1913年生,广东顺德人,作家。1941年到延安,先後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1943年整风期间,由於得病转到边区疗养院,後作疗养院的文化教员。建国後曾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後在北京从事专业创作,是历届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w2 K' t: U$ R2 ?/ q& _7 K: B 胡一川:男,1910年生,福建永定客家人,木刻家。1937年冬到延安,先後在儿童剧团、抗战剧团、鲁艺等单位工作,并多次赴前线作抗日宣传。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广东美院院长、党委书记。1991年12月在其广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y- d4 O, ?& f- R
欧阳山:男,1908年生,湖北荆州人,作家。1941年到延安。先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後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三部,随之在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整风後期又先後到边区文协和南区合作社(挂职体验生活)工作。建国後任广东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等职。1991年12月在其广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9 L7 O- G2 Y2 \1 u9 q
欧阳山尊:男,1914年生,浙江杭州人,戏剧艺术家。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边区文协、120师战斗剧社、联政宣传队工作,曾多次赴前线宣传演出。整风期间随120师战斗剧社集体从前线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w5 R( b" n, g$ j, r 赵超构:男,1909年生,新闻记者,1946年春夏之间随中外记者团来延安,在延安期间对谣传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丁玲等人作了详细采访。1991年12月在上海《新民晚报》社接受作者采访。0 a4 T* a. g' v, S$ b
莫 樸:男,1915年生,江苏南京人,美术家。1943年从新四军调回延安,在鲁艺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2月在其杭州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y4 E: v8 m8 R; x6 `0 p 凌 云:女,1921年生,上海人。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青训班、抗大、工人学校、120师358旅工作,并在120师358旅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A' Z1 U6 A3 ^3 P: Z
凌子风:男,1917年生,四川人,在北京长大,电影艺术家。1938年到延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并随团开赴晋察冀前线。1943年随团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 N* V8 x' C+ Y* Z0 M8 C- T 郭冰茹:女,1927年生,山西人。1939年到延安,先後在鲁艺、部队艺术学校、120师战斗剧社学习工作。1942年整风期间随战斗剧社从前方回延安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1997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R) O$ j: _$ d
徐经山:男,1925年生,陕西延安人。整风运动期间在边区师范学习,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等职。1988年12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 X4 T% ^# J5 q' B
贾治华:生年不详,陕西吴堡人。1929年3月参加革命,整风运动期间在行政学院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西安工作,离休前任西安仪表厂党委书记。1987年12月在其西安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s7 f7 F. @; {$ m8 ]+ g1 q
寄 明:女,1917年生,江苏苏州人,瞿维夫人。1939年到延安,先在女大学习,1941年进鲁艺当教员,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在文化部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室副主任等职。1991年12月采访瞿维时对其一并作了采访。
, c+ [% G5 l, ^8 d" f 黄 准:女,1926年生,浙江黄岩人,音乐家。1938年冬到延安,先後在鲁艺戏剧系、音乐系学习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1991年12月在其上海家中接受了作者采访。- _) S7 N% }' w4 O
富锦华:男,1926年生,陕西清涧人。接风运动期间在清涧县高杰村小学上学,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及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科长,共青团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88年12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1 m) P4 U+ j7 l 温济泽:1914年生,江苏淮阴人。1938年到延安,先後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工作。整风运动期间曾在延安大学、《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和任职。建国後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f, N: p' ~: B C$ d+ r* R$ o2 t K
蒋祖林:男,作家丁玲的儿子。整风期间在自然科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与抢救运动。1999年8月在延安接受作者采访。
7 ]+ t: H3 I7 k4 B. P& u& m+ ]' @" { 蔡若虹:男,江西九江人,画家。1939年初进延安鲁艺,先当学员後当教员。在鲁艺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91年11月,在其北京寓所接受作者采访。1 J- c2 U& s2 a& a" x9 C
翟定一:男,生年不祥,湖南人。1941年7月到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工作,并在此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k8 E5 ^% X8 ]; ]
黎 辛:男,1920年生,河南人。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底入鲁艺学习。1941年到《解放日报》社,直到1949年撤离延安,一直做报社文艺副刊编辑。建国後曾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离休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89年6月、1998年8月分别在西安、延安等地接受作者采访。
* w( q, Z' h: G; n. I 黎 杨:女,四川人。1940年到延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审干抢救运动。1944年毕业後,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建国後曾在矿山、军工、机械和造船等部门工作和任职。1988年9月在延安大学接受作者采访。
* \* T9 J9 n+ ^' o' M& y 翟 维:男,1917年生,江苏常州人,音乐家。1940年2月到延安,进鲁艺音乐系工作,并在此参加了整风学习与审干抢救运动。建国後先後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音乐创作。曾任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等职。1991年12月在其上海寓所接受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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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n W' O! ~% C& d( w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索引, D+ \, N" W! a8 }4 z
高浦棠 曾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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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N( { Q" C9 l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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