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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1 03: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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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张宣、刘培植:不随波逐流的硬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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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审干特别是後期的抢救运动,在延安明媚的天空上弥漫著“坦白光荣”、“特务如麻”的氛围。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市民或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取信於组织,或忍受不了无穷无尽的精神与肉体折磨,或出於不可告人的投机心理,或仅仅为了吃上一碗“鸡蛋柿子面”,或什么也不为只是随波逐流地纷纷承认自己是“特务”、“汉奸”,但也有一批人,傲立於浊流之上,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不论经受多大的磨难,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志不移、腰不弯,表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可悲可叹的是,这些同志在以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无一例外地遭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被抛进灵魂的炼狱。这里我们所说的张宣和刘培植就是如此。
3 ?; H) S6 _4 M% b! ~7 _9 h. e 张宣,1938年在四川大学,他站在了鲜红的“镰刀斧头”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并成为中共成都市委年轻的书记;1943年,在延安西北党校,他成为四川“红旗党”的大特务之一;1952年,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撤销了院长职务;1959年,在西北大学,他被划为右派;1982年,他出任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84年,他光荣离休。1988年9月23日,在延安凤凰迎宾楼我们采访了他,他用浓厚的四川乡音,缓慢而沉重地追叙了在延安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後来我们又看到了他发表在2000年第4期《红岩春秋》上的长篇回忆文章《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现摘录如下:
[( \' s8 \% S- ~ 1941年夏,我受南方局派遣回延安後,以十分欢欣鼓舞的心情投入党和同志温暖的怀抱。开始是治好了我从蒋管区带来的浑身疾病,接着进了中央党校45班学习两个月。当年8月,我被分配到西北党校当教员。1942年春,“整顿三风”(说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歪风)开始,党校的文化课暂停,我转而指导学员进行整风学习。2 h4 I& O, Q8 y9 K
在西北党校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四三决定”转入工作检查阶段以後,中央党校和西北局两个方面都派高级干部来帮助工作。西北局派来的是白栋才,中央党校派来的是张平化和孙志远。这些人到五六十年代,都是有点名气的省级干部。我们——真诚希望按照整风精神搞好工作检查的同志们,对於上级派来这些有经验的老干部,是欢迎的。在召开检查工作的全校大会以前,我们认真搜集、整理和编写了几本材料,提供“学委会”参考,并择要在一间展览室陈列几天,帮助大家准备意见。
; Q, G- P1 `& [" P+ k3 I% \' _4 \* t4 e4 h 全校大会在1942年12月初一天的上午召开了,几百师生员工的宽敞的第二层窑洞前平地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张同舟先请张平化讲话。张平化石破天惊地宣布:今天的大会要揭露一个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就是张宣。接着孙志远讲话,“介绍”我的“特务历史”和“罪恶”。全场哑然了。我感到脑子嗡地一声响,头晕眼花,完全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完全出於意料之外。接下来自动发言的是苏华、金铁群,然後是李景膺讲话。我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我在近27年的人生中,还没有遇到过如此明目张胆欺骗群众、颠倒黑白、倚势压人的大规模丑恶行为,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思想加入共产党以来,从来没有设想过党内会有这么一种荒唐的冤案。
* g& E, L* U8 ^1 l 不容我细想下去,我得把这些记录下来,我要反击。但是,我被拉到台前,站着,人家要我“坦白交代特务身份”。我告诉大会,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简要叙述了自己清清白白的26年历史。於是,在少数人一阵乱吼之后,主席宣布上午休会。下午继续开会,人家已经布置了发言“控诉”我的人,说我来到西北党校就“大肆破坏”,“摆出知识份子老爷的架子,借检查工作来反对党校,反对边区,来欺负工农干部和边区人民”。他们说,这是国民党反共的最新一种方法,这证明我是一个地道的特务。批斗一阵以後,再次要我“坦白交代”。我再次说明真相,包括我过去的历史和我所参加的西北党校工作检查的真相。几个人又起来狂吼一阵。接着又是那种反历史、反事实、返逻辑的“批判”,整整搞了一下午。+ H, `0 k _* j) m- p
从这一天起,我就失去自由了。身藏武器的便衣跟着我。我的窑洞被彻底搜查了,我的一些政治、历史、文学书,几个笔记本和一摞文稿,特别是我到延安一年半以来所记的一厚本相当坦白、详细(包括我和S恋爱过程)的日记,以及几十封S的信和不多几封朋友来信,连同所有的纸、笔、墨水,一齐被搜走了。' H/ ~6 J7 F/ D( x- k; a4 y: H
晚自习时,我被带到旁边的一个窑洞,张平化和几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桌边,张平化说,由於我白天在大会上“不坦白”,现在他们这几个组成一个“突击队”,夜间来“帮助”我,非到我“坦白”不罢休。他说,他和孙志远是由中央党校派来的,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依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不怕敌人不投降;但是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即使是国民党特务,也在挽救之列。中国的事总是人多一些好,何况我还只有二十几岁,还是大学生,争取过来可以对人民有用。他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我只要交代特务罪行,特别是交出特务组织,就是转变了立场,站到党和人民一边,我就得救了,共产党会欢迎我的进步,化敌为友,我的前途还是光明的。1 F# a; @: P2 b5 |3 b( m% B
我对张平化说,你的发言很好,但用在我身上“牛头不对马嘴”。我是一个赤胆忠心的革命者、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你那些歪曲事实的发言不能改变事实的分毫。另外几个人立刻嚷叫起来,威吓我“死到临头,还不知悬崖勒马”,“难道要给蒋介石殉葬?”这一夜就在反反复复的“批斗”和“反批斗”中度过,直到鸡鸣天晓。
; x9 A# |+ p- ]! K7 V/ o' ` 24小时没有睡觉了,但第二天早饭後又是大会,下午继续开会,晚上仍是与“突击组”通夜周旋。“突击组”的领导人换成了孙志远,显然张平化要睡觉了。他们用“车轮战”对付我……48小时过去,车轮转了两圈,但大会小会都没有从我这个清白的共产党员身上压出半个“特务”来。第三天主持大会的人是西北局稳重老成、颇受尊敬的宣传部长李卓然。大会采取了新战法:让我把从青年时代起的历史逐年逐月向大会报告。会场上从第一排起,远远近近有几个显然是布好的棋子一样的“批判”者,从我的叙述中抓问题,质问,批判,简直类似审讯。李卓然很少说话,只在大会休会前向我进行了一番“攻心”劝说。第四天李卓然不来了,大会仍然如法泡制。我在72小时未得睡觉之後,打起精神扛住这个“车轮”,,经过这两天的大会,我的自叙草草结束了。说“草草”,是因为那些“批判家”总是在能表明我革命生涯的地方显得十分无兴趣,不耐烦,就粗暴地打断我的叙述,命令我转向他们似乎感到将有所获的地方。一个人的潜能有时是难以估计的,我又精神抖擞地迎战了第五、六天的进攻。144小时不眠了,几百人的声势,中央党校和西北局的权威,老手们的谋略,先锋们的呐喊,不分昼夜地向我进袭,都无法把谎言变成事实,无法把依靠事实的强者变为弱者。他们再一次修改的战法又是什么呢?在白栋才的主持下,大会“重点进攻”我历史上的几个所谓“关键问题”。他们臆想的这些“关键问题”是:1.1934年我加入“新列宁主义党”;2.1935年我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学生暑期军训;3.1937年我和朱若华、刘子文、侯野群、邓名方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4.1939年我回南方局前後的一些经历;5.1941年以来西北党校的工作检查。
+ ~2 r& L7 G9 l& U. g1 W# ^ 据他们的分析,我1934年起成了“托派份子”;1935年又是国民党“复兴社”或“CC特务”;回南方局,向组织“敲诈”了40块钱,离南方局后把自己的党的关系介绍信交给了特务机关;然後1941年就再次混入边区进行“破坏”,并在西北党校“发展特务组织”。看过我的回忆录以前部份的人,一定会因这些“批判英雄”在“大胆假设”方面所创造的狂想纪录而哑然失笑。他们失足的原因不仅在於无知,更在於千方百计要绕过真相,只图“圆梦”。
+ U' x. T6 Q% M# i I1 P/ n 张平化、孙志远完全不了解我为什么那么理直气壮。有一天晚上,斗争疲劳之际,他们也放松下来同我闲谈(也许是另一种侦查吧)。张平化说:& i8 `3 J0 S+ r# i, c: N* w
“我和志远同志都是出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的人,现在为什么好像有一点斗不过你呢?……你的反革命立场就那么硬!”/ M6 \+ z0 j- N& G9 }( I+ \
我回答说:“一个人的立场能不能坚强,要看他是否依靠事实,相信真理。反动派之所以硬不过共产党,原因就在於他们害怕事实,雠视真理。我的立场是建立於客观事实和真理的基础上,所以它是无比坚强的。你们总想要推翻事实,击破真理,这样,你们又怎样能硬得起来呢?”
: [$ ` {, t" A5 B: b9 ? 张平化立刻面色阴沉地说:“那咱们看谁能硬到底吧。”% Q* P% V ~+ @: ^
斗到第八天了,西北局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高岗亲自主持斗争我的大会。我作为“特务”的身价竟然被提到这样的高度,我是未曾料到的。我照例站在台侧,高岗一上来,把灰军帽往後一推,露出满脸的大麻子,同时右脚一抬,踏到准备他坐的凳子上,就宣布:“张宣是混进党十几年的国民党老特务。”(事实上,我才26岁,入党也不满5年。)他又重新“点戏”,要我报告我历史上的几个“重点”。我便一桩桩、一件件叙述起来。高岗抓住几个他认为的“问题”大声地质问我,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急躁了,张牙舞爪,拿军帽扇脸。当我谈到1939年的重庆遗失党的关系介绍信时,高岗大喊:“详细讲!”我说,我因腹泻走进中山公园的公厕大解,起身时,藏在贴身短裤里的关系介绍信掉了出来,落入厕所水流中,来不及伸手抓就被冲走了。高岗立即兴奋起来:+ P& K% I/ c2 ~# z3 N% @) N9 Q
“张宣,你说说,贴身短裤里怎样藏关系介绍信的?”7 t3 W5 x; R8 A, e- z1 g( F
“短裤後面有一个小口袋,我把介绍信放在那个口袋里。因为那天——7月31日,是重庆的大热天,上身只穿一件汗衣,没有口袋,所以只能藏在这唯一的口袋里。”; _, h" \+ i+ t% C# u
高岗大喊一声:" N+ y7 x a/ @# i
“胡说!你不要期负我们陕北土包子!我高岗也到好多大城市转游过,在西安就住过,从来没听说贴身短裤後面还有什麽口袋!你这个特务骗得了谁!”
3 @& Z4 l+ [ `1 ~ 我说:“贴身短裤後面右边,的确有一个小口袋。”
3 u. l+ F2 g' Y9 g) I “放屁!”& f( h2 v/ Z% ~3 {! e6 D0 f1 r
在高岗的蛮横咆哮前,几百人的会场被镇住了,鸦雀无声。) \/ A1 ^3 a- I& h: E3 x
忽然人群中站起一个人,瘦瘦的中年男同志,一口浙江口音:! H' p& u! h7 s1 J2 L
“报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贴身短裤是有口袋。”
6 H$ K3 _# s1 R7 Q: [: { 高岗转过头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1 _* L" P( r! Q1 q5 f7 @% m D
“我叫朱助周,15班的学员。我穿过有口袋的短裤。”
1 S C; j% I6 Z2 b& @ 高岗当众出丑了。但他还是向我大大发泄了一通,最後宣布:
3 m: a$ J8 U* g2 Z, X h7 [ “我决定:张宣在明天拂晓前不坦白,就枪毙!”6 E6 a7 c3 Z1 d' x& v r
这个朱助周是我班上的学员,平时上课爱提问题,爱紧持意见,与陕北学员们老实敦厚、不惹人的性格不一样。由於他看起来似乎傲傲的,前任班主任对他的印象不大好。我也还来不及切近去了解他。看来,他真是一个有实事求是勇气的硬汉子、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他在大会上特立独行,主持了一点公道,但我替他捏了一把汗。後来,据西北党校的我之後关进保安处的同志说,朱助周发言後的当晚,就和我一样被“隔离审查”了。9 O- \: d0 b& B3 K7 N3 R3 b
第八个晚上的“突击”会,张平化、孙志远和李景膺都来了,阵容空前。显然,这是按照高岗的指示对我进行处决前的最後逼供。这次会上出现了新情况。张平化“打开窗子说亮话”:# j2 @0 d. p# |
“你的特务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处处用地下党来为自己辩护,这种手法应该揭穿了。告诉你吧,党掌握了充份的证据,证明你们那个四川地下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伪党,打着红旗欺骗青年上当的‘红旗党’。你们这些人伪装成共产党员,混到边区进行破坏,共庄党不会长期容忍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把你们这伙坏人彻底揭露出来。共产党对战场上的敌人有两条政策:缴枪不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对你们这些暗藏敌人也有两条政策:镇压和宽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给你指出了一条唯一的生路,还费了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来挽救你,你至今顽固抵抗,这是极端危险的。今天,高司令给你一个时间限制,这是对你的有力促进。我们这些人再用一个晚上对你进行最後一次帮助,但是时间很有限了,何去何从,你严肃考虑吧。”
9 L {! _+ P, r C 我听了这一番话,十分愤怒,即刻回答他:
7 a: z! h7 d/ t: G. f: ` “你们误解或诬蔑我个人,这还是较小的事。你们要否定和诽谤四川党组织,那就是犯罪!就是帮助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 ?& ~9 y* U% W
会场即刻炸开了。人们霍地站起来,伸出拳头,向我大喊。有的駡我“反革命进攻”,有的说我是“死特务”。这样语无伦次地叫了足有十分钟。然後张、孙等人坐下来。孙志远说:
* q2 [) o0 g9 [6 j# { “你现在还要顽抗,还在反攻倒算,这是我们意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什麽‘地下党’,什么‘四川党组织’,这招牌早被你们自己撕破了。你的上级邹风平就是一个特务头子!他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党校揭露,他自己也已经坦白交代了。他交出了你们这一帮特务关系,你张宣就是他下面一个重要特务。你休想抵赖了。你比你特务上级的反革命立场还硬,这对你没有好处。你再不转变,天一亮你为他,为蒋介石殉葬,但邹风平还活着,还会受到党的宽大处理。你才二十几岁,也太不划算了。”' m. c7 g" R D6 Q
我更吃惊了:中央党校已经在迫害我敬爱的革命引路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邹风平同志!这不是颠倒敌我的中央苏区肃反错误重演吗?这是一个对党、对革命事业十分严重的威胁。情况比这八天来任何时候都坏!
; j& D: D5 L) s& u9 z2 j+ k! \ 张化平又来“开导”我了:“不讲别的,就讲你这几天的自我暴露吧。一个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人,听了你所吹嘘的‘地下党成绩’,就不能不认定这个所谓地下党,正是一个特务伪党。共产党不能不问: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在白区内大发展吗?共产党内能够是学生占多数吗?党的市委(按,我曾任成都市委书记)能够由像你这样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大学生担任吗?提拔你这样一个特务到领导岗位的人,他不是特务是什麽?邹风平和你,和你们一群人一样是国民党特务。到现在为止,区别只是,邹风平和一些人已经坦白,而你是死到临头还在顽抗!”! I$ W" {/ g, ]3 b9 K
自从高岗以枪毙胁迫我以来的十来个钟头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临死不说别的话,只喊两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让他们带着枪杀共产党员的血手去面对未来的人民审判吧。但是,现在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情况,需要我确定新的策略。在党和抗日事业面临党内这种极大危险的开头,我个人的生死荣辱变成次要的了。
7 _4 r6 O) F9 H4 c 我当然绝不相信风平同志这位革命硬汉子已经“坦白”,卑贱地污辱自己是什么“特务”,地下党是什么“红旗党”,诬蔑自己的亲密战友关系是什么“特务关系”。如此背叛真理和党的利益,他是绝对不会干的。但是,风平在中央党校已经处於与我相同的境地,这大概不是假的了。张平化、孙志远这两个由中央党校派来的大员,没有中央党校领导上的授权,也不会在这里泄露这一非常惊人的内幕。
1 j4 r1 E, G. e% B 我的思维活动飞快地进行:从内部破坏党、迫害共产党员的巨大阴谋已经开始。但是共产党人既不会被国民党和日寇杀绝,也一定不会被内部的敌人消灭。党和人民是会永生的。现在,必须有人起来抵抗。斗争刚刚开始,任务重大,前途也长。我不能死!我要争取活下来,为保卫党和革命而斗争。
. D) z' Q4 T& y& g% g$ H 我伸手取来他们让我写“交代材料”的纸和笔,说“我交代”。就在两页纸上,完全按照大会批斗的几个重点和孙志远“教供”的提示,写下来交给他们。眼鼓鼓盯着我写的张、孙就拿去一张张传看,张平化站起来:“这不就好了吗?只要你立场转过来,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嘛。我们欢迎你的初步交代。”并和我握了手。孙、李也说了欢迎的话,还说这样一来,西北局和党校的同志都会高兴,他们对我的“帮助”到底没有白费。他们又说,明天我可以休息了,组织上会对我实行优待,实行宽大政策,鼓励我“继续进步”。天已微明,他们如释重负,嘱咐我回窑睡觉,才走散了。
, O, G8 S6 O1 p 192小时没有合眼,和床久违了,倒上去很快睡着,但不久就被人摧醒,原来是公务员送饭来了。雪白的饃,黄黄的小米稀饭,炒得很香的洋芋丝……原来是“小竈”伙食,为了优待“放下武器的敌人”。我暗笑了一下,就吃起来,但从心理上说,这饭很不是滋味。放碗后,白天我只是睡,让他们不要叫我吃午饭。晚饭是榆林大米饭,炒肉丝,鷄蛋汤。很久没有吃这样好的饭了,可以说到延安以来,接连两顿吃好饭,还是第一回。( J0 r. n g: u6 [, M, E
晚饭後,我俨然自由人似的到近处转悠。看见一孔窑里灯光较亮,人影幢幢。走去一看,原来是干部们举行文娱晚会。这八天也苦了这些陪会的同志们,应该松弛一下了;也该庆祝一下斗争取得“战果”。当我走到门口驻足观看时,被一些人发现了。有人喊:“张宣同志唱一段!”好些人鼓掌。我忽然似乎忘记了八九天来的遭遇,信步走了进去,站在门内,向同志们唱了起来:1 G0 O/ ^7 S7 o' Z2 Y6 Z* E" {3 T: N
谁原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 @# C) g2 f$ f
深深压抑着的悲愤之情,借着这个为亲爱的同志们歌唱的机会,突然喷发出来了。我的歌声比平时格外高亢雄强,自己听了也很受感动。当我唱完,得到同志们热烈鼓掌的回报,正想向人丛深处寻觅我万分思念的S时,我那位九天来形影不离的便衣同伴扯着我的衣服,要我出去。我意识到,我跑到“宽大”的边缘上了。歌曲虽然是两位知名的共产党员(诗人田汉和音乐家冼星海)作的,但它此刻的矛头却不是指着一般的旧式封建势力。
p5 g( t6 l6 N. p: U$ T9 B 回到窑洞,我思索了天明至天黑这十几个小时内感触到的事情。第一,向群众强制灌输的对我的“敌情观念”并未奏效,同志们对我仍保有亲切的感情;第二,高岗之流还未做好杀的我的舆论准备,不过是一种“假枪毙”式的虚轰;第三,可耻的收买对我的灵魂是难堪的侮辱,我厌烦透了。我的“假投降”为我争取了休息时间和感知的物事,这个代价已经太大,我必须恢复我自己。% m7 z* s, T+ s
这天晚上,我向他们要来了纸笔,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V' O" o0 n* D# ^8 S, |
烦转 中央党校P同志
6 {) \, V0 l8 [1 R1 n3 C 你们伤害同志和诬蔑我党地下组织的错误作法,是严重违反党纲党章、民族利益、人民愿望和党员意志的,必须停止,以便恢复整风精神和党的团结。中央苏区内自相残杀的痛苦教训,也够使你们清醒了。如今革命刚有了大发展,为什么你们又要从内部开刀呢?
9 S" L3 M$ e( R( D: I 请你回信,即致9 I* X( {( S. d$ F8 ~
敬礼!
/ L. `- ?5 | t 张宣
; h9 _& k) n: B) z7 ^ 次日一早,我请来了张平化、孙志远,把信交给他们。张、孙看了信,大喝道:“你翻案!,这是严重问题,后果由你负责!”
+ }& v# Y! T; l% W' K 我平静地说:“危害党内团结,这是你们要负的责任。”
0 V0 A2 G ^; G* d" m3 D- k 一会儿,李景膺涨红着脸跑来,眨着小对眼宣布:撤消对我的优待,把我在窑洞里禁闭起来。那位“便衣”此刻从腰间掏出带着红绸尾巴的驳壳枪,命令我把窑洞内仅有的被、褥、枕头卷到一起,抱到空窑放下。我窑内只留下一张空床,上面堆着冬天我上山割来垫床的白草;一张小桌和一个小凳,是为看守我的人用的;还有一个石头火盆,为他烧木炭取暖用的。武装看守大约是三个人,昼夜轮班。他们坐在我的座位上,枪握在手中,枪口对着我,我除了经他们同意可以出外在近处山沟里大小便以外,只能整天靠墙站着。但是我的一种“天赋人权”恢复了;晚上可以睡觉。看守人监视着我,从空窑洞里抱回我的卧具,按规定时间早早睡下。天明後,我又得卷起被褥送回空窑。吃饭,恢复“大竈”;一个瓦盆装上小米乾饭,盖浇水煮菜。从“小竈”改回“大竈”,我心里感到舒坦,有一种无负於时代的自豪感。从此没有人找我开会了,我一天站了睡,睡了再站。不闻足音,不知世事,不记年月。虽然日夜相对两人,但没有对话。不知彼此肚里想的什么。
; C {3 s$ e4 _2 O! m* K; u 过了一些日子,大概是1943年1月或2月的一天,李景膺带了两个人进了我的禁闭室,把一张纸递给我,说:“呐,P同志给你回了信,你看吧。”信上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你目前处於极严重的开头,不要侥幸。只有实事求是向党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才能得到宽大处理。我刚看完,李景膺就夺过信,走了。P似乎比高岗多少文明一些,但实质是一样的。他们一时不会杀我,但还会搞一些名堂。
: h% o9 e3 p3 c' _8 k* I2 @ 这样,我只有青灯和武装看守作伴,每天十几小时靠墙直立,像鱼一样沉默。如果说,12月是大轰大嗡,极动无静;那么现在就是无声无息,极静无动,日子也是一样不好过的。
* ^8 ^$ Z, L$ [% ~9 I& } 首先,我需要肢体的活动,否则就成植物了。为止,我用意念引导自己,从头颅向全身扩展活动。我站在那里,别人难以看出我的头在扭,肩在耸,臂在屈伸,手在握放,腰腿在轻移,脚板也在前後起落。偶尔,看守似乎觉察有点异样,喝一声:“不许动!”我这才得到少有的出声说话的机会,回答说:“我没有动!”我的这种貌似不动的运动法,几十年後才知道,还有点合乎气功要求呢。在当时,它肯定是对我保持健康有益的。, X1 f+ l$ g6 O; h
其次,我更需要思维和感情的寄托。开始的办法是回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资本论》(某些章节),接着是默想中国通史、各省地图、战区形势,再後是背诵古书、古诗词乃至佛经。最後就编起诗来了。我只在四川大学听过几堂诗词课,读小说中也知道些做诗常识,但很少认真做。这时却是内心感情汹涌,鼓荡欲出,无暇问它像不像诗,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些句子。
8 E P* w. \+ I! D, Z" P. J* v 吟成一首,当时背得,但腹稿多了,隔了几天,就容易忘记。在这没有纸笔也不许出声的角落里,我只能每天把已吟成的诗在心里挨个背诵多遍,然後再做新的。从1943年1月到3月,大约做成了二十来首吧。
4 E$ S# C1 y; r6 H9 z! D6 o 后来,由於张宣拒不坦白,西北党校将其作为大特务送往陕甘宁边区侏安处监狱,这些我们在前面已叙述过了。
% I; M( d" ]% ~ 刘培植,原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陕西宜君县人,1932年,16岁的刘培植在黄陵县龙坊镇找到红军并加入共产党,随後参加了陕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土地革命。1935年夏,陕甘苏区发生错误的“肃反”,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经济建设科科长的刘培植,因偷偷给已被关押的习仲勋(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送了一条毡绒毯子,受到当时“左”倾路线领导人的诘难。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後,刘培植受党派遣,长期在东北军搞统战和兵运工作。1943年,又被派任警备三旅(三边司令部)任联络科长,并以“朱总司令代表”的身份去内蒙和宁夏,与国民党内蒙司令奇玉山和宁夏马鸿奎谈判。抢救运动中,他在三边分区被打成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始终末承认。抗战胜利後奉调东北任辽北省社会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全国解放後,历任东北行政区林业部部长等职。50年代初由於在三反运动中“刀下留人”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而受到高岗的打击,由於高岗背後做祟,刘培植被调到农业部任党组成员、国营农场总局局长。1956年,农垦部成立,刘培植调任农垦部部长助理兼机关党委书记,1957年反右运动时,由於刘培植在农垦部坚决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抓不出右派自己成了‘右派’”,并且是全国农垦系统右派份子的“总代表和总後台”。①在被批斗数十次後,撤职降级下放到双桥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1月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调任中国农科院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在农科院又遭到残酷的打击,家被抄光,连一个床一个板凳都没留下,全家席地而睡一年,本人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腿上血迹斑斑”。②後又下放河南安阳“五七”干校劳改。1978年9月,彻底平反,被安排到农业部“任第十五位副部长”。③1982年,刘培植退居二线,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最活跃、提案和发言最多的委员之一。! R8 o& L: J" i$ Z* h! G; w8 G% p
刘培植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9次被国民党当局捕扣、坐牢,与敌人斗智斗勇,九死一生;在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他又先後4次遭受审查,遇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严厉的处份,身心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摧残,而这一切又始於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请看他在回忆录《铁骨春秋》中,对这不堪回首一幕的追述:+ c3 U5 @1 k. D# m/ n
我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接受了组织上对我的审查。由於我参加革命后,9次被捕、被扣;同时在东北军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所以同东北军官兵打交道很多。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是必要的,我接受审查。但是,在审查我的历史时,完全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人毫无根据地怀疑我被捕叛变,说我是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还说我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作地下党工作是“红旗党”即假共产党,简直是诬陷和莫须有。既然组织有怀疑,我就本著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上讲清楚这9次被捕、被扣的经过和在东北军工作的情况。
8 T t' m# j! M2 A( M 对别人诬陷我的罪名,我不承认,我说自己没有问题,於是便对我进行“抢救”。由一位坦白“好”的同志带领21位同志,对我进行围攻,搞推磨战术,七天六夜轮番逼供,使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几次昏倒又被扶起,但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复兴特务”。我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在敌人面前不屈服,不出卖组织和同志,视死如归;在自己人面前,对那些没根据的怀疑、诬陷,同样不应胡说八道和屈服。这是我在这次“抢救”中奉行的信条,也是以後历次运动中所奉行的信条。7 E5 d" C5 X1 C: ?
轮番逼供无效,他们又拿出新的办法一一诱供。这种方法并不新鲜,对我这个多次被捕、被扣的共产党员来说,在敌人那里我已多次领教过了。遗憾的是我们的同志也学会了。有位同志手里拿著一份电报对我说,刘澜波已经在党校坦白了,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特务头子,直接领导你。他们企图制造假情况诱骗我承认。对此,我非常气愤,把电报夺过来一撕,坚定地说:“老子不是!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监狱里立场坚定,我的历史一片光荣。”" B0 O$ D- n( h5 K2 t7 K% P- _- P/ Q
他们又假说中央来了电报,是中央某领导和王明发来的,说什么:“只要你坦白,党就信任你,只说一个是字(指复兴),就让你当分区地委书记。”我气愤地说:“封官许愿,这是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怎麽能用到我的头上?我是共产党员,怎么可以为当官就胡说?!我若假坦白,就是欺骗党,我不能这样做。”
5 W Q5 {- Y% o 逼供、诱供、封官许愿这套办法,都被我顶回去了,但这些人还不甘休。最後召开紧急会议对我进行恫吓,要枪毙我。当著大家的面我慷慨陈词,并念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大意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刑场、法庭和战场上对敌斗争有功,回到党的怀抱应当受到安慰和鼓励,但有时还会被误解,蒙受冤枉,自己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经得起委屈和冤枉,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少奇同志的这些话讲得好极了,使我懂得在受冤枉时,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党,经受住考验。, z. a- P) g: K- A% b
我想,一个党员要经受两种考验,一是对敌斗争的考验,一是党内斗争的考验。前一种考验是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是直接的、光荣的,思想上没有负担;後一种则是曲折的、委屈的,思想上很痛苦,负担重,有说不出的苦衷,因为自己是被自己的同志和组织误解了。一个党员光有同敌人斗争的锻炼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能够经受住党内斗争的锻炼。只有两种锻炼都经受住了。才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 q- i0 E# `; ?/ N8 T' m 在紧急会议上,他们拿我当敌人,把我推来推去并威胁说:“胡宗南要进攻边区了,你这个死特务,想里应外合?你不坦白就枪毙你。”
V" H1 X6 o5 a% k! m9 j! m C 有人拿来绳子说,不坦白,就捆起来枪毙。我气极了,把绳子抢过来,挂在脖子上大声说:“枪毙吧!我是共产党员!”
. S/ g# q/ P- n: i5 t% I 到会的同志大惊失色,靠近我的人也暗中同情。这时我又说道:“同志们,我没有问题。过去在敌人面前,敌人说我是共产党,这是真的,但我绝不能承认;现在,在党的面前,说我是特务,这是假的,我也绝不能承认。这就是我对党的忠诚老实态度。”7 p; ~2 ]+ m e. [/ E0 O
这一席话当时感动了许多同志。紧急会议上宣布停止我的自由8个月,我被关在一间黑屋里纺织。劳动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是劳动人民家里长大的,我爱劳动。只有那些整天想著法整人的人,才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纺綫我比别人纺得多,最多时一天纺羊毛线3斤2两、棉线半斤。8个月的关押过去後,又要我去开荒,我欣然前往。我不畏艰苦,拼命干,一天开荒1亩8分2,最多可开2亩6分地。因为开荒积极,成绩显著,还特意奖给我一些猪肉(那时吃到肉实在不容易)。开荒告一段落,又叫我去盐池打盐。赤脚下水捞盐,水中有盐茬,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事的各种劳动,就如同我参加革命从事的各种工作一样,实在很好地锻炼了我。* T w# M' H$ F8 I: l3 C/ n
1944年冬,我参加了大练兵运动。组织上为了考验我,要我带工作队负责7团1营工作,具体到2连去当见习指导员。在基层正值连队开展冬季练兵。队伍成份复杂,各种兵都有。为了搞好练兵,我和全连战士除了学会各种军事动作外,还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分别对老兵、新兵、弱兵、笨兵、病兵、逃兵、俘虏兵等8种兵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完成了1营和2连的练兵任务。因我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中有创造性,总结出如何对8种兵进行思想教育的经验,组织上给我发了奖状。
9 d( V, y, k$ `, X+ C9 L, @& \ 从进整风训练班到参加劳动和工作,对我的审查前後搞了两年多时间。
% W: k' O5 P" [2 ]- K 甄别工作一开始,三边地区召开了甄别大会。200多人推翻了自己的“假坦白”,这些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因此怨气甚大,牢骚满腹,埋怨组织,忌恨整过他们的同志。在三边地区整风中我是唯一没有承认自己“罪行”的人。有些被冤枉的同志,认为我受的委屈最多,要我同他们一起去找组织发牢骚。他们估计错了,虽然在这次“抢救”中我受了打击、迫害,但我不埋怨,因为党组织毕竟纠正了错误;能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这是党成熟的标志。我在大会上发了言:
. ^0 j9 D f5 D0 x, r3 e, r “同志们,党审查我们是必要的、应该的,尽管方式方法不妥,但可以理解。现在我们不能怪党,相反要怪我们自己……”
0 [$ M/ k; \' j+ @ “怪我们自己什么?”有人不解地问。
+ L# A1 D+ A" K% N2 l7 X! y6 u# m “怪我们自己经不住考验,一有压力就胡说,这不仅给自己抹黑,也给组织添了麻烦,把事情弄复杂化了,希望以后要吸取教训。”
4 ^$ t3 D Y2 B, F 这些相劝的话,有的同志听进去了,有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记得当时司令部的一位科长,认为我不应该讲这种话,当时就在会上生气地对我说:“共产党整你整得最厉害,你还替共产党说话,我对你恨之入骨。”
; u; f& w1 A# t8 ?4 f: B0 r4 a 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培植同志的态度是对的,大家不要埋怨党……”在别人“假坦白”的时候,我抵制;在别人埋怨党的时候,我站出来维护党。组织对我下了正确的审查结论:历史清白,政治坚定,整风时态度好。这里说的态度好,就是指实事求是,没有胡说,也没有埋怨党。後来总政治部甘泗淇同志(副主任)向我道了歉。④3 I# Z' l0 o' Y7 F
①②③ 刘培植:《铁骨春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 G q3 B. L V ④ 刘培植:《铁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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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w8 i' ^" s" m5 b1 |" q* {第二十三章 高岗:抢救运动中一个特殊的角色0 f9 D8 D" N" n5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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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 X- f. F/ A; G2 u6 ^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1905年生於陕西省米脂县武镇乡高家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母亲去世。作为脚夫小商的父亲,似乎比普通陕北农民的眼界略高一档,他没有让自己已经失去母亲的孩子学农务耕,而是倾其积蓄让高岗走一条读书人的路。# _. ]- h/ J3 y0 _: F, k: p1 u, o
大约在十三四岁的时候,高岗被父亲送往远离家乡30里开外的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儒家经典教义对高岗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凭著他的聪明才智,他不仅能将教科书中的词义章句背得滚瓜烂熟,课余时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动了许多非份之想。据说这位山野乡村来的学生,身体结实,体内蕴蓄著一般孩子所无法相比的充沛的生命力。与同龄儿童玩耍,他总是把桌凳垒得老高老高,自己坐在顶端,高高在上,让其他人作他的下属。每当这时,课堂上学的礼仪规矩早已被他抛向九霄云外。3 J8 y: H2 w2 x0 X: ?
或许正是这种非份之想,促发了高岗一意求新、竭力改变现状的最初的革命愿望。“五四”运动後期,高岗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响应新文化运动在陕北大地的广泛传布,高岗与王东皋、曹动之等人带领横山一高的部份学生闹起了横山县历史上少有的具有革命色彩的学潮。他们利用罢课方式,强烈要求校方领导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改变奴化教育体制。横山县当时还属陕北传播新文化的边缘地带,陕北革命的中心最早在绥德和榆林。1925年秋,高岗转入榆林六中求学,後又考入榆林中学,很快便加入了榆林地方上最革命的组织共进社。* G- v* O, t1 n2 t
应和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普遍的习武风潮,1927年高岗考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同年由史巍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春,高岗与同乡学友高鹏飞在西安市贴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主张,并为共产党地下武装秘密运送枪械弹药,被敌人发觉後,遭到通缉追捕。幸由共产党员、原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通知党组织,使高岗乔装改扮,星夜离开西安回到横山。高岗脱险了,但通知他离开西安的史可轩却遭到敌人的残杀。回横山後,高岗并没有被一时的白色恐怖所吓倒,1928年秋,他又与陕北党组织负责人马明芳取得联系,并一同在横山、响水等地成立通俗讲习所,宣讲农民运动理论,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减租抗捐,使毛泽东於南方发动的农民革命运动在陕北得到了有力的响应。1928年,正是陕北大旱之年,夏天成片成片的庄稼被晒死,秋後颗粒无收。但官绅不顾农民疾苦,仍想方设法蚕食鲸吞救灾粮款。高岗对此切齿痛恨,在武镇、响水等地组织农民清算了劣绅刘尚和、曹思潮的罪行。接著,他又辗转於佳县、吴堡一带,组织农民演阵练兵,引导启发他们奋起反抗,投身革命。
1 w5 N0 l$ V2 b n$ g 1928年,震惊全国的渭华起义失败後,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相继作出决定,派大批共产党的骨干力量打入国民党地方军队,搞兵运活动。是年冬,高岗打入井岳秀86师驻守延安的高双成旅,任团副,由於鲁莽从事,被敌人发觉,在同乡连长韩文明的帮助下,逃回横山。' G' Z! O, Y2 p
1929年春,为免遭当局逮捕,高岗与武善扬转向甘肃活动,再次被敌人发觉,幸蒙老师李文清设法保护逃走,摆脱了敌人追捕。高岗和老师李文清逃离甘肃後,辗转来到西安,与杜斌丞取得联系。杜原为高岗榆林中学上学时的校长,高岗到西安之际,杜担任陕西省政府清乡局局长。在杜斌丞的帮助上,高岗以合法身份被派往延安县,与王兴中、张可立共同担负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达的帮助建立膚施县(即延安县)党部的重任,被委任为县党部委员,作干事工作。% B! o5 ? |' L
当时,延安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县委组织,革命活动也比较活跃。但由於工作需要,高岗的党员身份这次一直没有公开。这时,高岗的哥哥高崇义也已参加了革命,成为地下共产党员,来到了延安。党组织安排高崇义在延安街道上开了一个客店,起名为“崇义客店”。共产党延安县委的主要工作活动场所就是这家“崇义客店”。共产党内的那些“游人”、“茶客”便经常出现在这家客店里,不时地酝酿著打击国民党县党部的重要方略。
6 q$ U2 W' K3 m6 U j- M7 L 其实,在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要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是比较困难的。共产党延安县委组织延安四中学生分别於1929年春夏之交和夏秋之交搞了两次夜间突击撒传单、贴标语的宣传活动,均引起了官方的震惊与恐慌。第一次事发後,县党部派高岗与张可立到四中追查。高岗假应其事,巧妙地瞒哄了国民党县党部,并使县党部罢免了四中反动校长徐绍林的职。第二次事发後,敌人在没有查清事由的情况下便先行逮捕了四中学生代表、地下共产党员韩俊杰和王化成。在敌人严刑拷打下,韩、王二人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招供投降。在此情况下,为救韩、王二人出狱,高岗在县党部上下活动,广泛传扬这是一起冤案,冤枉了好人,同时策动当地驻军长官向县政府提出警告,不许对青年学生施行酷刑,不能把学生当作土匪强盗进行严刑逼供。在各方努力下,这两位学生(共产党员)终於被释放了。# r% o1 c7 H7 R( q# A& U$ X2 s
高岗参予的延安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兵运工作却再一次遭到失败。1929年夏,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之後,军委书记刘志丹来到延安,召集李含芳、王之环、高鹏飞、高岗、高崇义、冯世光等军运工作负责人,在“崇义客店”开会,一方面听取军运工作汇报,另一方面指示要把学运工作转移到军运工作上来,并要求延安的同志积极准备在高双城部发动兵变,以建立革命武装。
$ Z" _+ J0 T3 H" P9 ~ 同年秋,井岳秀86师军官教育团在榆林开办,延安高双城部的一部份党团员离延赴榆参加学习,高岗继续留延安工作。就在这时,由於乡绅告密,国民党横山县党部逮捕了高岗的叔父高仆奎、高仲发作人质,强令他二人写信招降高岗。高岗接信後愤然大怒,将信撕毁说:“难道我革命半途而废,再去当反革命?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高岗经受了一次家庭伦理道义与革命大义的严峻考验。接著,高双城部营长、地下党员李含芳叛变,致使王之环、王彩云夫妇被捕就义,延安地方、军队党组织遭到破坏。高岗被迫离开延安,去了西安。
3 j! P `6 s6 V9 L 从1930年春到1931秋,高岗一直协助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宁夏、甘肃一带搞兵运工作,曾担任宁夏苏雨生部王子元团学兵队分队长和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发展和培养了许多党员骨干力量。学兵团结业後,高岗一方面继续开展秘密兵运活动,一方面担任刘志丹、谢子长与陕西省委的通讯联络工作。6 Y% C; I; t, ~) q
1931年冬,陕北游击队(前身为晋西游击队)在华池县南梁地区汇合,高岗等人亦很快从甘肃宁夏一带汇聚到陕甘边南梁地区,成为後来红26军的骨干力量,几支力量汇合後,最先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接著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宁游击队”,高岗任游击队二大队政委。从此,高岗一直是这支红军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在此期间,高岗身为红军主要领导人,却犯了几次难以令人饶恕的错误。. {( X7 `5 N8 Q2 M7 c, y% o7 N4 A# S1 {
1931年12月起,陕甘游击队在半年时间内东征西战,迅速壮大。1932年6月,当陕甘游击队取得反“围剿”胜利後,即转入攻势,决定向宜川、韩城一带发展。6月3日,游击队制定了强袭宜川临镇的作战计划。战斗打响後,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大队政委高岗,在压制敌军反突击的关键时刻,带领19人临阵脱逃,致使第二大队全綫溃乱,造成整个战斗的前功尽弃。战斗匆匆结束,向来很少发火的总指挥刘志丹万分气愤,马上派人四处寻找高岗,准备立即枪毙。但此时高岗早已逃之夭夭。於是游击队党委马上开会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军籍,总指挥部并下令通缉高岗,以正军法。
3 d9 s% i/ C6 o# h! o$ A 说来也凑巧,高岗的临阵脱逃的地名就叫临镇,於是高岗成了西北红军战史上“临阵脱逃”的真正典型,被人们广为传笑。* f8 ~9 Y$ N" _$ l2 S) r
据说高岗虽然体格健壮,为人鲁莽,但一遇打硬仗,便往往有怕死念头萌生。此前3月间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在一个村镇上合围了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敌人眼看就要被围歼,在这关键时刻,高岗的阵綫却内部慌乱了,高岗自己吓得四处乱跑,敌人乘机冲出包围圈逃跑了。: ^, h8 C2 c# l( w* r
这次高岗临阵脱逃後,於当日在延安与延长交界地带的安沟镇稍沟村,遇到了高朗亭率领的“陕北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军”。双方约定西去甘肃正宁县,等待陕甘游击队的归来。然而,当部队西进途中,於6月21日在保安县东条岭与敌人遭遇时,高岗却率原带的19人又一次临阵逃散。战後,高朗亭所部返回延川、清涧一带,高岗则避於过去相识的保安地方武装郑胜德处,郑担心高岗有变,将高岗及随从人员的枪械全部扣压。6月底,高岗浑身空空如也,徒手归队。陕甘游击队党委姑念他能自动归来,改变了原定的通缉镇压决定,重新给予他撤销二大队政委职务的处份,下放他到基层连队当战士。
! c/ X; r7 ]8 s3 B3 i) J$ D 1932年7月,原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良被派往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左”倾路线从此逐步控制了陕甘游击队的行动方针。由於高岗最初参加革命在西安,後又担任过省委的交通员,所以省委方面的来人均对高岗比较信任。李良来游击队後,排斥原队党委,并采取不信任态度,私下成立了“秘密队党委”,高岗被组阁为“秘密队党委”委员,重新开始参予游击队的重大决策活动。一个月後,陕甘游击队在李良的指挥下惨遭失败,省委又决定调李良回西安,派谢子长任总指挥,使游击队又一次获得了转机,并迅速壮大起来。
4 c( q9 p7 ~: {7 b; F. B9 P9 p 1933年12月底,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二团,简称“红二团”,“左”倾路线的狂热推行者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担任了红26军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不顾陕北游击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强令红二团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伺机攻占西安。结果刚刚渡过渭河,便遭强敌围剿,红二团5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团部领导人被困在商洛山内,十几天吃不到饭,靠野果为生,刘志丹几次昏厥,王世泰用自己亦处於饥饿欲绝的躯体将刘志丹背出深山老林,化装後潜逃回照金根据地。9 u- w7 r5 ]' A& q4 n6 h+ h) T! H
然而杜衡却在南下途中带高岗等人事先跑回了西安。不过这次名义上并不是临阵脱逃,而是藉口向省委汇报回到西安的。就在红二团南下过程中,陕西省委派杜衡、贾拓夫、高岗领导了陕军骑兵团的耀县起义。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是老共产党员。骑兵团起义後,陕西省委负责人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召开会议,讨论起义军改编及以後行动计划等事宜。不料被敌特侦破,十几名特务包围了饭馆,袁岳栋、杜衡束手被擒,高岗、贾拓夫力战群敌,冲出重围。高岗化装成农民,摆脱敌人追捕,辗转回到陕甘边区。袁岳栋、杜衡被俘後很快叛变,设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连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破坏。贾拓夫被迫离开西安,去江西中央根据地汇报陕西革命斗争惨遭失败的情况。, P7 C5 j9 j0 Q, h& k w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事变後,高岗几乎成了陕西省委保存下来的惟一的领导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通令各地,悬赏5000元大洋生擒高岗,悬赏3000元获取高岗首级。而高岗脱险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後,正是陕甘边在省委遭破坏、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还未回),陕军骑兵团耀县起义亦遭失败的关键时刻,并在积极筹备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之际,高岗以特殊身份参加了这次在耀县陈家坡召开的会议。会上关於高岗的问题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一部份人认为高岗未带省委正式关系,脱险过程复杂,自荐军事特派员,没有根据,待查清事实真相後方能参加领导;一部份人认为高岗的问题是省委遭到破坏後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陕甘边特委可以作出决定,让高岗参加领导。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後形成了坚持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保卫照金根据地、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并决定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领新成立的红26军第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陕甘边各路游击队。高岗从此掌握了26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权。後来,刘志丹等人回到陕甘边根据地,红26军由团的建制升为师的建制,不久刘志丹接替了王泰吉的师长职务,高岗升任师政委。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集体领导下,红26军再一次迅速壮大,很快开辟了南梁及洛河川等大面积的红色根据地,并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 }. Y: |7 s& E 令人遗憾的是,高岗虽然身处红军最高领导要位,但却不能遵守最起码的红军纪律。仅1934年一年内,高岗就因作风问题两次犯错误,两次被撤职。1934年1月8日,高岗在甘肃正宁县战斗结束後,强奸了一位妇女,受害者告到了42师师党委,师党委马上开会决定撤销高岗师政委职务,下放到连队当兵。直到同年5月28日,才恢复了政委职务。
3 S6 }; M$ T! i) R' g 职务虽然恢复了,然而在作风问题上高岗却屡教而不能彻底改正。据说部队每次战斗结束後,高岗总要出去在就近村庄游荡一番。当然并不是去查看军事地形,用一句陕北土话说就是“串门子”(即搞女人)。为此,总指挥谢子长曾指著高岗的鼻子駡道:“你这个高麻子(高岗生来满脸麻点),狗改不了吃屎!”駡归骂,但高岗就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多数情况下,受害者或者愿意,或者默认,懒得去纠缠,因为当时除了红军有不强奸妇女的严明军纪外,其他任何军队的领导和士兵,玩女人就像吃家常便饭一样。高岗在这一点上,无疑和土匪及国民党军队没有任何区别。1934年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42师党委在南梁阎家窪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军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两块根据的军队联手合作行动问题。会上,高岗因犯作风问题,再次受到撤职处份,并决定送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後因谢子长受伤病情严重,加之战争环境紧张,刘志丹建议,留高岗在根据地工作,处以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份,以观後效。高岗经受这次处份,似有较大触动,三个月後如期恢复了职务。8 M' v" Z7 Z, s4 O6 \# ^
1935年2月,陕北特委与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来特委建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高岗担任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在刘志丹、高岗统一指挥下,陕甘边红26军和陕北红27军联合行动,携手奋战,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亲自布置的十倍於陕北红军的国民党军事“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原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并在原来基础上大大扩展了。# n2 p9 A8 O0 {+ U: E0 a
1935年9月,来自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与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组成红15军团,高岗被任命为军团政治部主任,与红15军团的全体官兵一起参加了反击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的第一次战役——劳山战役。在这场战斗中,高岗一改往日怕死情形,身先士卒,赤膊上阵冲杀,在整个战斗的六个多小时中,他一直冲杀在前线主要战场上,对鼓舞士气、带动士兵起到了表帅作用。後被传为高岗“赤膊奋战劳山”的佳话。
# A# B7 T5 q( Z7 A! y/ Z. } 劳山战役後,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推行极“左”路线和政策,酿成肃反扩大化,使原陕甘边根据地200多名地方和军队中高级干部遭到杀害,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80多名党政军高级干部蒙受不白之冤,被关进监狱。幸得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适时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危机。刘志丹、高岗等人相继获释出狱,恢复了工作。
C8 t2 j) C" h 1936年,高岗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暨内蒙古二路骑兵总指挥和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高岗为边区政府7名领导成员之一,担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兼保安处处长,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参议会,被民主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最高权力机关)议长。
9 b9 ~) r/ Y& x6 i, G" `6 C 1936年刘志丹东征牺牲後,高岗成了创造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最主要领导人之一。当中共中央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作为抗日大後方和红色首府的时候,高岗因此也就从陕北走向了全国,他成了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前台人物,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等头衔足以说明高岗的显赫和重要。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岗便成了代表全国121万党员的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8 g2 Y& L% `/ K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率领一大批人开赴东北,与林彪率领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辟了东北解放区,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4 x- E6 t0 P/ r
全国解放以後,高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全国开始大搞社会主义建设之际,“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先者便是高岗。然而高岗却把握不住自己,再一次犯了错误。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时,高岗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x( ] k& M8 o$ [$ A* ~
总结高岗一生,其人生道路波折起伏,坎坷可谓大矣。细细体察,高岗的错误往往出现在他最显赫、最得意的时候。1933年红26军2团南下失败,他参与领导了耀县王泰吉骑兵团起义,使红26军得以迅速恢复,但他却在生活作风方面连续几次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1953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中央正待进一步重用他时,他却目空一切,想篡夺党和国家更高一级的权力,最後却落得个自杀身亡的下场。这些通过我们的叙述,已为人们熟知,但高岗在延安时期还有一段不为人们所知的历史:即1943年审干、抢救运劲中,他曾追随康生扮演了一个不很光彩的形象。- H K2 ~$ R6 L% O+ T
1942年4月间,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领导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专门成立了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与此同时,又成立了审委会,即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便在整风运动进行到一定时期,对所有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审委会主委中刘少奇担任,副主委有康生、陈云、彭真、高岗三人。高岗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与康生有了密切联系。
: K; H8 u* K U 1942年6月间,中央总学委又下设了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办和陕甘宁边区五个分学委,实际整风运动是以上述五个系统为单元来进行的。高岗当时集边区党政军最高权力於一身,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无疑是由他直接负责和主持的。这样,从审委会和总学委两条綫上,康生均成了高岗的顶头上司。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据好多人回忆说,审干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康生大搞逼、供、信,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时候,高岗在边区系统亦大搞逼、供、信,并以其边区保安司令的身份,曾几次决定对那些“顽固不化”、不愿坦白者下达“枪毙”的命令,①其实是用假枪毙进行威吓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在审干运动中的运用,其发明创造权,当属高岗无疑。每当此际,好多人因死亡的威胁,不得不违心假造,给自己戴上本不属於自己的“特务”帽子。
1 B9 n6 c% s4 T {6 J, L 除此之外,高岗对抢救运动的更大贡献是他将康生在延安对各类干部施行的种种抢救方式,推厂到了广大农村和农民身上,大批大批连“特务”的真正含义都不懂的农民被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区乡集中起来,进行“对牛弹琴”式的抢救,陕甘宁边区的山野乡村里,顿时失去了原有的安宁平静,代之而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诡诈、嫉恨、仇痛和不信任。假报私仇者有之,有意谋害者亦有之,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在每一个纯朴的农民心田里展开。最为突出的是绥德分区与延安县。* E6 ` L9 `: v" u
有关这两个地方开展抢救运动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有所涉及,这里应该著重指出的是:绥德地区的群众性抢救运动,高岗只是大致指导和间接参予,而延安县的抢救运动高岗则是直接插手了。1943年9月4日延安县蟠龙除奸动员大会上,高岗的生动讲演至今令与会者记忆犹新。
# {9 [) p1 W5 m 据当时参加过大会现还健在的老农们回忆,高岗中等身材,体格壮实,穿一身中山装,戴一副老式玳瑁眼镜。一些知情者则说,高岗性情急躁,近乎刚烈,且不善言辞。1944年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赵起构来延安访问时,曾专门采访过高岗,谈话间问他有关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问题,高岗往往辞不达意,不知所措。②但高岗毕竟经历了十多年的游击战争,也做过十多年的政治工作(他在游击队和红军中主要职务是政治委员),他非常清楚怎样对农民讲话。这一天,他的讲话是在台下一片“拥护高司令”的欢呼声中开始的。他首先简单阐述了共产党领导以来所带给农民的具体利益,似乎带有“信天游”中贯用的比喻语式,然後就开始一问一答。高岗说:8 B% T; I+ {# h3 w/ H4 ? M
“实行土地革命,做(得)不好吗?”6 y; |/ G5 e v8 u% w
“很好!”
5 s0 f3 f; V2 m “消灭土匪,做(得)不对吗?”" V* h+ |5 X. x/ X4 ~: _2 X2 Y
“很对!”
/ U2 c+ h1 n7 p6 D5 | “开展生产运动,难道做错了吗?”* B1 g, H' G5 i/ ?2 y! Y P: T
“不错!”* ?' l8 q; p. ^9 D- D* T. M
高岗借著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很快便把群众的情绪带到亢奋状态。而高岗则乘此机会,话锋一转问道:
& L, q. f4 s, t" U3 J& L0 i “像这样的好事,竟然有特务想破坏,他们该当何罪?”* m) @9 q- G t
群众万口同声回答道:3 y4 F* E! ^4 B H5 {
“拿起武器,打死狗特务!”
9 _$ }! p/ B# y$ h- } 等到群众情绪稍稍平静下来後,高岗接著用充满自信、充满热力的腔调一条一条地控诉“特务”在陕北的“罪行”。他的声音越讲越激昂,到了最高峰状态,突然伸手向旁边一指:
2 ^3 @. @$ y% S “那就是坏种黄流!”6 [2 H, w0 {- i) v$ ^
黄流是延安县最先挖出的一批“特务”中的典型。
$ H# V ^+ z& m) O 此时群众的情绪被高岗煽动得激动万分,已近乎疯狂,当听到高司令指著黄流在駡,他们立即应声高呼:
1 | V: u6 I0 M1 e “枪毙黄流,用矛子戳杀他!”( a: f% k c7 u: Q! W# M) h
随著呼声,群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几千支红缨枪一齐指向了黄流。* k. I- c8 L! A+ [
在此关键时刻,高岗话锋又陡然一转,要群众千万不要激动,黄流幼稚无知,既然已经知错认罪,只要他今天当著大家的面,坦白一切罪行,而且发誓不再做特务,大家就应该原谅他。常高司令提出这个处置办法後,台下又是一片呼喊声:
4 ^$ ]8 j/ {# p7 k+ T. i% s “再做坏事,都要杀掉!”
7 b* ^. E! M' K( e m$ h- Y “坚决镇压顽固不化的特务份子!”* z. S- a5 }6 A W' T
在这个安排得十分得当的情绪氛围中,黄流似乎在一种强有力的情感逻辑驱使下,走上了主席台。紧跟黄流,还有几位农民也坦白了自己的特务罪行。
/ s+ o. Y/ `1 Z6 l5 q" U 高岗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出过国,但在万人大会上演讲,却有很强的煽动能力。我们把7月15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与高岗9月4日的演讲辞相对照,两人确实不分上下,而在效果上,高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Q* U2 N2 O9 ^- _: p0 j0 }) k' ]
蟠龙反特大会其所以如此成功,决非偶然。为确保大会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延安县委事前曾针对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差错,都预作了万全的准备。他们在9月初已弄清了28个所谓特务份子的犯罪事实,但这次仅选择了23人出席大会,并专门指定由黄流、崔树贵和鲁世增三人做坦白示范。据《解放日报》报导:这28个所谓特务之中,有少数几个人是9月初才认罪的。当时,为使他们能如期俯首认罪,县委一班人还曾亲自劝道了两个晚上,最後他们才勉强承认:是由杨志功拖他们滑进特务泥坑的。不过在认罪记录上,只有这一句含糊笼统的供词,再没有任何别的具体交待。
+ h5 H8 ~2 @+ B3 S 所以,在召开蟠龙大会前夕,县委是很有些担心的,主要担心大会上面对千万名热情洋溢的群众,他们选择出来的坦白模范会临时变卦,更害怕这些已经俯首认罪的人会闹翻供。因此,在9月2日,县委将所有的嫌疑份子集中起来,请西北局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高岗亲自谈话。/ }5 Q, j ~) {
高岗这次和这些特务份子们的谈话内容与他两天之後在反奸大会上的演讲辞内容大同小异,但谈话方式却极为特殊。他们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交谈的。高岗向所有的嫌疑份子保证:如果他们坦白,绝对不会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更令人可笑的是保证後,高岗还担心这些嫌疑份子不肯相信他的话,於是他又赌了咒、发了誓。这次秘密谈话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岗以互相劝说、互相影响为名,创造了一种极为宽松的谈话气氛,让所有的嫌疑份子放开内心的最後警惕,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自由交换意见。结果效果出奇地好。
! G/ {$ t' V) H0 K" R" i6 o/ u" `3 R 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嫌疑份子说:高司令已经赌了咒,我们还怕什么!其他一些在当时看来似有政治问题的人也因此而克服了内心恐惧,自动地坦白了;还有一些平白无辜的嫌疑份子,抱著纵然“坦白”了也不至於死,而不“坦白”反倒要活受罪的想法,也下定决心,按照上级的意思“坦白”了。' _; a! ^8 q( \; G) N
出乎嫌疑份子们意料的是,他们“坦白”後竟然受到了特别的优待。於是在自由交换意见的气氛中,每个“坦白”者又把自己的供词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以便更加吻合上级的意思,还可以避免前後左右出现矛盾而落个不老实的罪名。
. d4 M# ?( H0 ?4 g0 V 在高岗发誓赌咒劝道下,共有19个嫌疑份子彻底“坦白”了他们被特务“陷害”的经过。这19个嫌疑份子按出身分类,有6个贫农,2个中农,4个地主豪绅,6个二流子;按职务分类,有6个支部干部,5个小组长,8个一般群众;按政治面貌分类,有16个中共党员,3个非党员。19个人的供词有3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转摘如下:0 R8 x' [2 D( ^1 l. R
贫农张忠秀:我是牡丹区三乡支部书记。我上了杨志功坏蛋的当,在前年我是小组长,杨志功为了拉拢我,让我当书记。他先挑拨我们,把原来的乡长和支部书记告倒,就放了我、史云才、胡凤仪三人为支部书记。以後在徵粮工作中,杨志功又拍拍打打地抬举我说“老张能行,有办法,工作积极”,给我戴高帽子。这样就使我觉得杨志功这人很好。以後杨志功对我说:“不出两年,世事有变化,我有个秘密组织,你参不参加?要是参加国民党,将来就没有问题。”我也不懂什麽秘密组织,杨志功说好,就参加了。不料他以後叫我调查农村情形,我以为他是我们的上级,要我调查,我就给调查。今年春季,又要我给群众宣传说:“救国公粮不是16万石,而是20万石。延安还要扩六七百新兵,老百姓都要编队去运盐。”这些话我都照他指示的宣传了。後来,我们乡下逃走了四五十家人,杨志功又给我说:“你是参加秘密组织了,无论如何不敢漏了秘密。如果叫人知道了,不但共产党杀你,就是国民党也要杀你!”这时候,我知道不对劲了,但是我也不敢说。今天,高司令讲了党的宽大政策,我就敢说了。% U. k' q% f' C- ?
地主孙云清:我是牡丹区第四乡经建主任。在土地革命时,我出去垦地,杨志功来到我们乡上,也是常常用私情拉拢我,我也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以後,他说:“土地革命时,红军分了你五百亩土地,现在你还给八路军做工作,如果不分地,你靠收的租子,也就够活了。你看革命好不好?”又说:“世事不久有变化,胡宗南就要打来,你如脚踏两只船,两面合作,你就不会吃亏了。”後来,叫我调查乡上谁对革命不满意、谁受过革命的打击。他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地去搞。崔树贵还说:“杨志功劝我们暗杀人。”我不敢杀,唉!他妈的,杨志功把我害了,人家当特务赚钱,我还贴了许多东西。我说的具体,完了。# W% G4 h$ u3 k
二流子常玉清:我家住蟠龙市,老家米脂人,到蟠龙做些小生意。今年二月,杨志功到我家里来,住了半天,先盘问我的家庭情形,以后他就说:“革命不出二年,一定有变化,胡宗南就要打到延安来。八路军的区乡干部,都要杀头。”又说他有一个秘密组织,如果我参加了,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吃穿也不困难了。我以为杨志功是县上来的人,大约是真的,也相信了。还想吃穿不困难,他总要给我钱吧,或者,会给我点洋烟(鸦片)抽。前一番,县政府调我到川口禁闭,问我参加过什么组织,我死不敢说,心里还想杨志功是县上人,他总会放我出来的。今天晚上,我才知道杨志功是一个汉奸坏种,才知道上了他的当,从前曾经杀过人,对我救不了。有的事实都说了,大家看怎么办?③% _; @' l/ h) \8 o1 \2 ]
看来,这些供词证据确凿,铁案如山,然张忠秀的供词中“以前不敢说,今天高司令讲了党的宽大政策,我就敢说了”的内在含义,究竟指的是什么,还让人似处五里雾中。他是不敢交待自己的罪行,还是不敢假造谣言无事生非?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他们二人共同指控的“大特务”杨志功的履历,问题可能会不言自明的。
3 S$ K. }- t) ]3 k( \ 杨志功,延安县最先挖出的头号特务,具体结论是国民党和日本双料特务。但经查其历史,他可能和日本、国民党两方面都无联系。抗战前,他曾在山东胶济铁路做警察,这是他惟一可能和日本人联系的时间。不过他做警察的时间很短,没有多久就离职到其同乡当时任山东省长的韩复榘部下手枪旅工作,由於拳脚上有点功夫,枪法准确,深受上级的信赖。这可能又是他与国民党发生联系的机会。不过人们都知道,韩复榘是被真正的国民党镇压了的异己份子。令人更为疑惑不解的是曹轶欧最初指控他为日本和国民党双料特务,均未以此为据,而是根据杨志功和黄流在延安市委宣传科工作时写的几篇杂文内容断定的。
1 R9 `( Z0 ^ e7 d B 抗战爆发後,韩复榘以擅离职守罪(实际上是不听从蒋介石调动)被国民党政府枪决,杨志功也在此时流亡汉口,後经中共地下组织长江局介绍,不远万里,从汉口来延安入抗大职工大队学习,并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後又以成绩优异,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毕业後分配到延安县担任牡丹区宣传科长,第二年出任延安县委宣传部干事,黄流接任了牡丹区宣传科长的职务。由於这种机遇和关系,杨志功和黄流合作撰写了《牡丹区干部印象记》。这个“印象记”是由三篇小杂文汇总起来,发表在《边区群众报》上,其中第一篇《一个半干部》说的是牡丹区只有一个半干部可用,其他的干部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且没有工作能力;第二篇《五个乡长》说的是牡丹区五个乡长都有贪污腐化问题,不是吸鸦片,就是赌博;第三篇《上头难》描述做基层干部的困难,工作中经常要受官僚主义上司的批评,回到家里又要挨老婆的指责,说他们不顾家。内容是带著讽刺味的,但牡丹区的确因一些人的问题撤换过大批干部。, ]6 E' f2 [9 a2 c& |' r
根据上面情况看,杨志功、黄流都是外来的知识份子干部,而他们在杂文《牡丹区干部印象记》中所指责的则是本地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舞弄出来的笔墨,引起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无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与王实味事件颇为相似。王实味那样的大知识份子因写《野百合花》可以戴上五顶大帽,延安县给杨志功这位与王实味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戴上两顶帽子算是宽大了他。& E( z6 J" O, ~2 F
杨志功和黄流後来被证明是没有问题的,但高岗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是鲜明突出的。高岗的所作所为最迟可以在1943年7月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找到先例;而高岗於同年9月在蟠龙区创造的宝贵经验,後来得到康生的大肆赞扬,并被全面推广到了延安县以外的广大农村中。2 ^. ]0 I% {) a% J) }" G3 e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提起:1944年搞甄别时,绝大部份被抢救错的人都得到了平反,然而对造成堆积如山一样的冤假错案的人都没追究责任。甄别了在别人身上施行的错误,而不追究犯错误的人,这似乎於理不能讲通。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1945年召开的“七大”会议,康生与高岗则双双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康生在抢救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虽然在後来受到过一定的批评,但总的说来对他影响不大;而高岗此後则一直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的。
) P/ G: P; L# g; K. M. x ① 1988年12月采访刘振旅,1988年9月采访张宣。1988年9月采访康和厚记录中分别谈到高岗搞假枪毙的事。. g* z r9 ~4 q& Z% ?
② 参阅赵超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载《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4 ~ A! q' M0 x8 L- c+ x, z! Q2 t ③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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