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身处大时代，却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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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浮琪琪

时代变了。

1978年之后，特别是1992年之后，我们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见证了科技、互联网造就的一个个经济神话。开放、创新成为时代精神，中国如何融入世界成为重要命题。我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推崇自我奋斗，阶层逆袭，享受持续性的人口红利和消费升级，参与卓有见识的公共表达和精神生活。在积极向上的氛围里，我们目标明确，崇拜强者，鞭策自我追求梦想，向上流动，努力成为精英的一分子。

近几年，经济放缓，创新低迷，贫富差距增大，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症候，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存发展成为重要命题。我们经历中美贸易战和世界性疫情，担忧经济冲击与政策变动，忍受封锁隔离与消费降级，参与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围观偶像幻灭与精英坠落，深陷虚拟世界与精神危机。

人们推崇的社会价值变了，社会情绪、社会思潮也在裹挟中不同以往，变得分化、割裂。人们从热衷看《小时代》转向在各种主旋律大制作中感受民族命运与家国情怀。曾经令人崇拜的偶像、精英，一个个坍塌幻灭。我们一面心怀“星辰大海”，一面悲观忧虑，沉默不语，一面极致理性，保守内卷，一面沉溺网络，虚空躺平。

这个时代怎么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些变化寓意着什么？我们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

错位：“大时代”里的“小时代”心态

《社会创新家》：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我们身处的环境，可以说是从一个关注经济、个体发展的充满烟火气的“小时代”迈入一个诡谲莫测的“大时代”，社会呈现的问题更宏大、虚浮，生活被各种大变局、大政策影响。您怎么理解这种由小向大的转变？

许纪霖：从小时代转向大时代，对这种说法，我是有限认同。什么是大时代？鲁迅先生曾讲，不是生就是死，这就是大时代。大时代牵涉历史大转型、生死存亡，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捆绑，人们关心国家、民族与整个世界的命运。小时代不同，更像是一个太平盛世，人们可以不关心国家、民族与世界，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能活得岁月静好。

从这种意义上讲，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前几年，算是一个小时代。过去二十年里，中国迎来一个和平期，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闷声大发财，更关心个人的命运，关心个人如何向上流动，不想也没有兴趣关心更宏大的问题。近几年，自中美贸易战以来，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阶段，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大时代。

在这个大时代，很多人陷入迷茫，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过去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的确定感，对只要努力学习、工作、赚钱就会变好的笃定全然消失。如今，各个阶层都有一种迷茫感。

《社会创新家》：在这样一种时代转向中，人们一方面似乎越来越沉默了，公共表达、公共生活愈发稀少，但另一方面似乎人们也很关注家国大事，心态似乎是“星辰大海”，吊诡的是宏观上对国家发展十分乐观，同时又对个人生活十分悲观。您观感是怎么样的？如何理解这种复杂性？

许纪霖：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也包括年轻一代，是很分化的。

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包括大学生或身处职场的白领，他们虽然身临大时代，但还是还秉持一种小时代的心态，导致一种错位。在他们看来，个人与国家、民族似乎是两张皮，不像过去几代人那样，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捆绑得那么紧，也不像过去几代人对家国天下有很多忧虑与关怀。他们对宏大叙事，对中国与世界的大问题没有太多兴趣，比较沉默。

新的一代“小粉红”，他们认同中国，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上一代人是“红旗下的蛋”，但这代人，我将他们形容为是“国旗下的蛋”，成长于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是“天然红”，但这种认同，更多地是情感上的，比较少理性的成分，因为他们接收的资讯比较单一，在同一个频道。

在地域分布上，“小粉红”北方比南方多，内地比沿海多，小镇比城市多。他们不怎么沉默，表达热烈，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但吊诡的是，同时也对个人前途充满担忧。一边为明天的饭票发愁，同时又热烈欢呼孟晚舟归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不相干的两个世界，是两回事，个人与国家、民族更是两张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那些在城市生活的人，包括大学生或身处职场的白领，他们对政治或宏观叙事兴趣不大，是比较沉默的状态？

许纪霖：这些人普遍对政治比较冷漠。我与大学生、青年教师交流过，他们其实也不是全然的冷漠，他们内心是有焦虑的，对国家大事，有点关心，而那种关心却又不真切。我经常听到这么一句回答——“关心有什么用？”这句话几乎他们的口头禅，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做事准则，只有当他们觉得有用，才会投入精力，如果觉得没用，就不会关心太多，更别说付诸行动了。

他们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于是选择逃避，选择犬儒。犬儒分为消极犬儒与积极犬儒两种。消极是完全没心没肺，积极的则认为与其关心一些无法着力的大事，不如做好实实在在的小事。青年学者想的是专注做好学术，职场年轻人则在业余的时候参与一些微观行动，比如环保、动物保护、公益慈善、me too运动等等。

当今中国是一个万花筒，每个人身处大时代，却又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

《社会创新家》:在大时代以小时代的方式生活，您如何看待这种选择？算是一种好的选择吗？

许纪霖：实际上，今天所有人的选择都是有限度的选择，不是说完全不能选择，没得选，还是有选择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受到限制的，并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是在各种压抑机制之下有限度的自由选择。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选择的条件和空间也不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想用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什么是最好的、应该的选择。诸如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啦，职场人士应该如何啦，这些空泛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统一答案的。这种一刀切的评判太苛刻，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好的做法是设身处地，从具体的空间中理解对方做出的选择，要以“他者”的心情、将“他者”置于他独特的环境下，去想象什么是更好的选择。不必自以为是，以自我代替“他者”，强人所难。

反作用：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

《社会创新家》：如您所言，虽然身处大时代，但大部分人普遍上还是小时代的心态，这种心态错位也加剧人们感到更多不确定和迷茫。为了抵御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年轻人推崇考公考编，甚至催生出流行语——“宇宙的尽头是考公。”您如何看待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这种趋同反应？

许纪霖：这些年局势变化使得人们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安全感变成一个首要的忧虑。过去几年，因为有某种确定性，很多人愿意创业，冒风险，探索自己人生的高点在哪里。如今，大家不是往上探究人生的高点，而是选择确保人生的底线，所以大多年轻人想找一个公务员或事业编。像今年，考师范的学生大增。

这些都是一种防御性的思考，过的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而是防御性的人生。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苟全性命于乱世”，大家做这种防御性选择，对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如果我是家长或考生，我大概也会做类似的理性选择。

真正要反思的是：每个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选择，结果却是社会上不再有人愿意去创业、创新、冒风险。为什么每个个人的理性选择，最终加起来却形成一个整体的不理性？这种集体的不理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压抑机制形成的？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这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

《社会创新家》：其实这种个人理性不仅应用在找工作，也泛化到恋爱、婚姻关系中。之前我们推崇自由爱情，如今婚恋上，年轻一代也越来越认可“门当户对”，甚至从地域、资产、是否独生等分门别类列表计算双方条件是否匹配，以此衡量一段情感关系要不要缔结，缔结后是否会导致阶层坠落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情感上的理性计算？

许纪霖：对我们这代人，婚姻一定是爱情的结果，爱情一定是情感投入，是脑子发昏，超越任何功利的。而当下年轻一代面对婚姻，甚至包括爱情，都持一种可计量的态度，这与我们这个时代推崇技术理性有关。这种理性是可计量的，预设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理性人，每一种行为，包括爱情、婚姻都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用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这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系统世界指的是一个市场和权力的世界，是可计算的、可控的，但是生活世界是一个伦理的世界，是人与人自由交往的世界，带有不功利的情感，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当下，系统世界殖民生活世界，甚至渗透到在我看来最神圣、最不功利的领域——爱的领域。

分裂：现实世界计算功利，虚拟世界追求神性

《社会创新家》：是的，当下很多年轻人面对爱情、婚姻十分现实主义。

许纪霖：年轻人把爱情和婚姻分得清清楚楚，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对这种计算，我持一种有条件的同情和有限度的支持，因为婚姻不仅靠感情维系，还需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是多重考量的结果。

但人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动物性，要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是基因的工具，另一部分是动物不具备的神性。所谓神性，是指人追求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一面。纯真的情感是人性当中神性的体现。这可以解释为何当人身处爱情当中，会产生与宗教类似的献身感、投入感。

当前世俗社会将人的神性——人性当中最动人最美好的东西——给消解了，剥夺了。人没有真正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魅力：既让你感到极端的快乐，又让你感到极端的痛苦。这不失为一种人生的缺憾。

《社会创新家》：对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神性部分的追求，如果没能在情感、婚姻上得到满足，还会投射到其他什么方面吗？

许纪霖：对神性的追求还会投射到对虚拟世界的痴迷上。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流行。他们对现实的人与事失去了兴趣，但对虚拟世界投入一种纯真的热情。

比如饭圈现象就是这样，粉丝崇拜的偶像在现实中很遥远，但粉丝倾注大量金钱与情感。与虚拟世界的人物相比，现实生活中的人反而令人觉得索然无味，因为真实的肉身总是有缺点的，而有距离的偶像是心中的想象，他（她）是永远美好的，甚至是神圣的。

《社会创新家》：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理性运用得愈发极致，那整体上社会的发展方向会变得更加保守吗？

许纪霖：任何一种保守都以另外一种激进作为补偿。人们虽然对婚恋、家庭的观念越来越保守，不寄托浪漫的、不着边际的乌托邦的想法，但是人性是无法改变的，人性中追求神性的那面，总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饭圈女孩痴迷偶像，比如沉溺游戏、剧本杀等各种二次元虚拟世界而不可自拔，或者痴迷于经过美图、美拍软件美化过的自我的不真实世界。

在这些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扮演现实中无法扮演的角色，遇上想遇到的人，甚至可以编码、模拟、创造这些形象出来，这都是人对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神性的不可抑制的追求。

从这点而言，今天既是一个很世俗的时代，又是一个再魅化的时代，被赋予了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是过去所说的上帝或天命，而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同时又相当世俗，仍旧是以一种世俗的方式想象、编织起来。这个虚拟的、世俗的世界组合了人们对自我、对偶像的美好想象。这个世界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来被塑造，还可以通过人们的想象、参与来被塑造。

人们在现实世界十分功利、计算化，在虚拟世界追求神性满足，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这种分裂是以往不曾出现的，是网络时代带来的一种新精神现象。

新宗教：元宇宙塑造乌托邦式的超越世界

《社会创新家》：如果人们越来越习惯从技术塑造的虚拟世界中满足对神性的追求，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许纪霖：人与动物不同，人有另外一个世界——超越世界。高科技、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元宇宙，使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变得模糊。

（编者注：元宇宙，Metaverse，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是借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三维技术（3D）、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形成的虚拟现实的网络世界。）

元宇宙塑造了一个新的超越世界。这个超越世界没有神，是一个乌托邦，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乌托邦比真实世界更符合人的神性。人们在现实中留下的遗憾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补偿，犯下的罪孽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救赎。佛教所言的“亦幻亦真”的境界，以往只能在精神层面进入这种境界，未来可以将肉身、感官带入另一个平行的乌托邦世界，在元宇宙中实现人在现实世界无法兑现的欲望、梦想和逃离。

这种以元宇宙为核心的新科技，是一种新宗教——不是宗教的宗教，没有神的宗教。马克思形容宗教为“精神的鸦片”，具有极强的治愈功能，甚至不可替代。元宇宙具有宗教的特点。人越在现实生活中有挫败感，就越渴望逃离到元宇宙塑造的超越世界。这让怯懦的人变得勇敢，让沮丧的人变得快乐，甚至让社会因为有了虚拟的补偿机制和发泄机制，而变得稳定而有序，所有的越轨、叛逆、反抗都在虚拟世界那里得到了满足，在现实世界，每个人反而变成了规规矩矩的良民。

未来的新人类无法缺少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因为追求完美，追求对自我的超越，渴望超越世界，这是根植于人性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冲动。

《社会创新家》：对这种趋势，您持什么态度？

许纪霖：从上万年人类历史来看，人永远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哪怕最远古的人也有一种图腾和崇拜。过去，只有通过巫师，人才能与超越世界沟通，之后各大宗教创造与满足人的神性，提供了各种超越的乌托邦世界。到了20世纪以后，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让人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为之去追求、献身。

上个世纪末，当世俗的乌托邦梦想幻灭后，新科技创造了一个新的二次元世界，代替过去的宗教、革命，这是无法阻挡的。这个新世界有存在的积极意义，我期待，在这个新的超越世界里，既能超越现实的一些限制，也能保留人类美好的东西。我期待新科技创造的是一种寄托人的神性的蓝色乌托邦，不是彼此充满暴力冲突的、弱肉强食的不负责任的黑色乌托邦。

假如没有乌托邦，人们能承受现实的苦难。一旦新世界打开，人们看到第一缕阳光，在虚拟的乌托邦世界里面感受到美好，当返回到现实世界，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欲望在功能上得到了虚拟而真实的满足，而会变得更加顺从，但也会有人愈发感觉到二重世界的差距，而滋生不满，也许会激起改变现实秩序的愿望和行动，改造肉身所处的世界，使其变得更符合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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