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纪念傅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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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曾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作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这两本书的中译本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美学界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 C& J/ w& U% m9 {: ?' T9 K& }　　 周锡瑞与傅高义的交往始于1970年代。在他看来，傅高义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是将观点不同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在表达明确信念的同时，力求促进对话，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对立。（译：皇甫峥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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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3 h4 P% r# e& }" k* G6 L　　 20世纪70年代初，我是俄勒冈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也是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即CCAS）的积极成员。CCAS是一个亚洲学者的联盟，我们因为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似将其合法化的西方学术研究而走到一起。在中国研究领域，这使我们与最重要的学术经费和会议资金来源——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组织下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即JCCC）发生了冲突。在许多CCAS成员的眼里，JCCC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资助我们反对的一批资深学者和保守派的学术工作，因此CCAS主张学者抵制JCCC。1973年，傅高义在纽约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开启老一辈学者和年轻学者之间的对话，以及对近代中国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有不同看法的人之间的对话。他邀请了我后来在UCSD的同事Paul Pickowicz（毕克伟）和我在纽约与JCCC的成员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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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仍留有厚厚一摞当时的通信，记录了我和毕克伟为讨论是否要参加这次会议的辩论，而这也成为我与傅高义的第一次会面。在纽约，我见证了傅高义为他毕生致力的目标做出的努力：即是将观点不同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对这次会议本身的印象不深，但它似乎解决了一些我们想通过抵制来解决的问题，减缓了紧张气氛。傅高义的协助沟通，使我这样的年轻学者们在这个领域的老前辈中第一次感到舒畅与坦然。

3 V- N& C' @1 O4 z4 r/ w　　 他长期并且努力地将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中日战争的目的，即是要促进多方对话。作为极少数能读懂、会说中文和日文，并且写过有关两国的重要书籍的学者之一，傅高义希望对中日之间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当时，两国的民族情绪日益抬头，在公共教科书中如何撰写中日战争的争论成为两国间的政治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力图促进学者们进行冷静沉着的对话，希望能就中日战争的基本叙事达成共识。

% N+ Q. {( X) w) U　　 我也多多少少地参与了这两项工作，印象中它们是傅高义成为该领域里重要的人道主义力量的典型例子。他坚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以展开对话的价值。也许在抗战这样复杂的历史课题上，他做出的努力颇有些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武。毕竟，两方都有持续的激进情绪，而且两国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要对七十年前那场残酷的战争达成共识难如登天。但在我看来，傅高义更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虽然明知自己的工作是徒劳的，但仍坦然地直视它，并在反抗的努力中找到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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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高义对亚洲研究领域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包含了明确的分析论点，其中许多观点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日本第一》这本书中提倡美国可以向日本的产业政策学习，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探讨了毛泽东之后中国南方新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在《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与毛泽东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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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q; R" i0 R) ]　　 他的每一本书都很有影响，但也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作为一个学者，我也许会同意这些对傅高义的批评。但最近一位中国同事给我发来了一段傅高义的一篇很受欢迎的采访录的节选，里面写道：“我在写作的时候要考虑的是：不希望在措辞上惹麻烦，但是又要正确。你知道，正确的写法可以有好多种。这里面是有技巧的。当然，我并不是想骗人，但我不想激怒什么人，所以用的字句要合适、正确，又不让人反感。”在我看来，傅高义的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事也是出于这种态度，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表达明确信念的同时，可以促进对话，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对立。

　　 近年来，每次我去哈佛大学，总要找机会到傅高义在萨姆纳街的家中拜访。通常都是即兴拜访，打一个电话之后就过去，他总是亲自接电话，有时他的夫人夏洛特（我60年代在哈佛-拉德克利夫的同学）也会和我们一起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总是离不开现代东亚的历史和政治，当然，他对我的工作也饶有兴趣，谈起来不输于他对自己研究的热情。在这些谈话中，我深深体会到傅高义的知识广度，以及他驾驭复杂、有争议的问题的思辨性。对傅高义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对不同观点的探讨和辩论，也在于欣赏人类状况的多元化和我们对它解释的多样性，这种精神显然也表现在他对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学生的热情款待。我希望，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这种精神将在剑桥和全球各地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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