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欣：“文化将军”陈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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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的军衔是周总理授予的，勋章由毛主席颁发。由于他是当时军队文化工作者中唯一的将军，人们因此称他为“文化将军”，他就是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陈沂。《往事》特邀91岁高龄的陈沂之妻马楠女士，为您讲述陈沂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她与陈沂相濡以沫的岁月。

从天上掉到地下
　　1958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醒目地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总政治部把陈沂放在照妖镜下，假左派，真右派，真假大白”。这里提到的陈沂，就是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左派”的“文化将军”陈沂，他也是1955年授衔时唯一一位从事军队文化工作的将军。
　　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后的第22天，1958年3月23日，陈沂被下放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郊区的园艺站进行劳动改造，打击之沉重对陈沂以及家人不言而喻。然而最初，陈沂很不服气，他在会场上对宣布处分的人说：“你们开除了我，我自己没有开除。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陈沂深感遗憾的是，在他总政文化部长的岗位上，一是没有把三大战役的剧本写出来，二是“军人之家”未建设好（主席已批了三千万元），三是没有建成解放军交响乐团。最后，陈沂向到会的同志拱手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应该说，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陈沂个人的悲剧。庆幸的是，他没有对悲剧命运屈服，他曾说：“我就是种地，我也要种社会主义的地，我没有关系。”他也曾对爱人马楠说：“我们决不能死，死了就什么都说不清了，我们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坚持到底。”
　　对于陈沂离开家去齐齐哈尔时的情景，马楠仍记忆犹新：“1958年3月23日，这个日子对我而言太深刻了，当时走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前一夜我们都没有睡着。第二天早晨，他们临时给我们找了一个非常破的汽车，我们母子四个人，前面坐了一个校官，就押送陈沂出境，到火车站。到了车站，我和孩子也跟着上车，我当时感觉到特别难受。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临下车的时候，他抱着我，吻了一下，然后我就下车了，他怕我难过，于是他就把脸转过去。等到车开了，铃响了，我就跟孩子跟着列车跑，直到列车走远了，我才带着孩子回家。回到家里后，我才发现此时家里已经被抄得一塌糊涂，后来孩子也抱着我哭，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好，变化真的是从天上突然掉到了地下。”

昔日峥嵘岁月
　　在漫长的北去行程中，有哪些话，哪些情景会让陈沂心潮澎湃呢？其中，他一定会想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那一幕，那蓝色的将帅服，那是中南海怀仁堂最不同寻常的一天。
　　“我记得授勋那天，陈沂高高兴兴地去中南海怀仁堂。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们在那里济济一堂，接受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和重任。后来周总理指示，把将帅们的夫人都接来参加宴会。我去了之后 ，看到陈沂穿着军装，特别神气。那个军装很漂亮，海蓝色的，金色的肩章，帽子上也全是金丝，金光闪闪。后来陈沂就牵着我的手，到后花园去聚餐。当时我们非常高兴，那时候的陈沂应该说是到了人生的顶峰了。”
　　陈沂，1912年出生，贵州遵义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沂原名余立平，笔名陈毅。中共党内一度有“大小陈毅”之称，后为与陈毅元帅避免重名，改名为陈沂。抗战时期，陈沂曾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冀鲁豫日报社长兼总编、八路军115师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陈沂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他也是解放军首任文化部长。1955年授衔后，陈沂一直奋斗在军队的新闻、文化第一线上，他还创办了《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画报》。尽管1957年“反右运动”席卷整个中国大地，陈沂却是公认的“左派”，因为毛主席曾多次当众讲他是“左派”。
　　一次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讲，“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拥护马列主义的是少数，反对马列主义的也是少数，大部分是中间状态。军委陈沂他们是‘左派’。”然后，毛主席就问：“陈沂到了没有？” 坐在后排的陈沂马上站起来说：“到！”主席指着陈沂说：“他们是‘左派’。”
　　还有一次是1957年10月，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剧团访问中国。有一次毛主席去天桥剧场看他们演出，陈沂的座位在5 排1 座，毛主席的座位在6 排1 座，陈毅和苏联大使尤金分坐在毛主席的左右。毛主席进场时，全场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陈沂正好和主席对面。那天陈沂穿戴整齐，佩戴将军军衔。毛主席一见陈沂，没和别人打招呼，就走过来拉着他手，说：“陈沂同志，你翻身了!” 陈沂一时没明白过来，只听主席又说：“这几个月，‘右派’整得你好苦嘛!” 毛主席指的是前段时间部队的几个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遭到社会上的一些人的批评，被说成是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御林军”。陈沂回答道：“是主席的‘六条标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帮助了我翻身。”毛主席笑了，然后说：“是啊！你不懂呀，毒草总是要出来的，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让他们出来嘛。出来就锄嘛，锄了还可以当肥料! ” 陈沂确实当时不懂主席的用意——“引蛇出洞”。后来毛主席坐下来，跟陈毅介绍说：“你认识他吗？ 他是军委文化部长陈沂同志，他们是‘左派’。”陈毅笑着说：“认识认识，我们常打交道，我们是老朋友了。”
　　既然毛主席曾多次当面说陈沂是“左派”，为何后来一下子打成了“右派”？第一个原因就是全国的“反右”大形势，整他的人，就利用了这个形势。第二个就是陈沂性格耿直，喜欢什么就说什么，这有时候就非常容易得罪人。举个例子：空军英雄张积慧打下了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解放军画报》收到这组照片，请示陈沂要求向外发稿。新华社同解放军画报社有一条协议——军事方面的照片由解放军画报社交新华社发。于是，照片送到总政主任办公室，有位副主任就不同意对外发稿，原因是害怕引起美国人抗议。陈沂不同意这种意见，和他说理，但他坚持不发。陈沂便决定把这组照片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见后批示，立即向国外发。周总理的批示，大长了国人志气，打击了敌人气焰，这本是一桩好事，但有人却大为光火，说陈沂这个人就是爱钻空子。后来把这作为陈沂“品质恶劣”的证据，加以批斗。
　　陈沂最终被划为“右派”的导火线是“天津讲话”。所谓“天津讲话”是陈沂应第四军医大学领导的邀请向全校师生作的一个即兴发言，中心是军队中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要师生们对“鸣放”不要有顾虑，是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精神，加以阐述的。后来，有些人就找到陈沂“天津讲话”的录音断章取义，删去正确的话，拼凑拢来，编造出几条罪状，打印成《陈沂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录》，组织一批人揭发批斗，剥夺陈沂申辩的权利，按对抗性矛盾处理，又几经周折，才报经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批准，最终把陈沂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和军籍。陈沂也是当时军队系统中级别最高的“右派”。那些人还说：“要不是‘反右运动’，还整不了陈沂呢！”

从将军到园艺工人
　　1958年3月25日，陈沂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到达了齐齐哈尔郊区。昔日叱咤风云的将军，开始学着做一名普通的园艺工人。这一年，他46岁。
　　陈沂来到北大荒，总政只发给他每月28元生活费。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陈沂而言，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准突然下降，带给了他很大的经济压力。齐齐哈尔市委曾向总政建议，希望给陈沂十三级的工资待遇（原来是七级）。然而却没有得到总政的同意，只把陈沂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三百多元寄来，算是对齐齐哈尔市委的回答。
　　陈沂平生在穿着、饮食方面的要求并不高。到了园艺站后，吃的是大锅菜、窝窝头，为了力争群众化，他很少上街。站里给了他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子，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他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衣箱和一包书，加上一个小收音机。晚上，陈沂就依靠十五瓦的电灯看书、写字，或听收音机，了解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候，陈沂也会心情不好。自问一生追求革命，忠诚于党，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怎么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越想越感到委屈，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住在隔壁房的一位老花工就过来安慰他：“老同志，您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花工哪里知道陈沂的一腔委屈呢!
　　陈沂这段时期的劳动、生活、工作、读书、思想等情况都活生生地反映在他和爱人马楠的通信中。为了激励丈夫好好劳动，正确看待逆境中的困难，放眼光明的未来，马楠每隔两三天就给陈沂写一封信，一写就是四五页纸，这给困顿、寂寞中的丈夫极大的安慰和力量。马楠在给陈沂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最亲爱的丈夫，我们在战争年代是共过患难、同过生死的战友。你知道，忘记过去，忘记过去，这是使自己愉快起来的最好方法，要学朱总司令‘肚量如大海’。每一个伟大人物的发展也都不是一帆风顺。”
　　当时，陈沂认为自己最多呆三年，就可以回到党内、军内。不久，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特地去看陈沂，他说：“你太天真了，你不懂党内斗争的复杂性，起码要准备10年，甚至20年。” 陈沂说：“要得了那么长吗？王震说：“你不懂啊！”

“平反”一波三折
　　陈沂被下放到齐齐哈尔郊区进行劳动改造不久，妻子马楠便带着三个儿女从北京调到哈尔滨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哈尔滨离齐齐哈尔近多了,一家人可以有短暂的相聚。
　　1961年，陈沂劳动改造已满三年，他写了自我检查。省委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定为行政11级，分派到省文联、省作协任副主席。
　　1962年6月22日，哈尔滨的男女游人成群结队，正是消夏的好时光。陈沂为了看望爱人和孩子，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傍晚时分，陈沂和马楠沿着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而行，快走到松花江畔时，忽然迎面驰来一组车队，向南而去。陈沂突然脑子里一闪，脱口而出：恐怕是总理的车队啊! 马楠还没有来得及说话，车队已经飞快地驰过去了。4年来，陈沂历经磨难，但他依然坚定地相信他没有错，相信党总有一天会重新接纳自己。他从报纸上得知周总理近日正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来大庆参观。在北京时，他与总理经常见面。可是现在，他是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周总理还会见他吗? 他和爱人马楠一直到晚上才回到家中。
　　刚一进门，孩子就埋怨他们这么晚才回来。说省委交际处来电话说中央有位客人要见爸爸，不久他们就开车来了。孩子领着来人到处去找，就是没找着。交际处的同志只好回去。临走留下了电话。陈沂立即回了电话，不多时，交际处的车来了，把陈沂和马楠接到了107招待所。此时，周总理正在参加舞会，他的秘书马列在门口等陈沂夫妇。马列认识陈沂，见了他就说：“陈部长，你到哪里去了? 总理派人找了您好久。”说着把陈沂夫妇引进舞厅。总理一见，立即停下跳舞，把他们拉到一个长沙发上坐下。周总理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你这些年受苦了。”握着周总理的手，陈沂感动得说不上话来。原来，车队走在街上时，是邓颖超在车上看见了陈沂，说那不是陈沂同志吗? 总理一回宾馆，就派人去找。
　　总理让服务员端来茶水，又问陈沂抽不抽烟。陈沂向总理简单地谈了这几年在下面的情况，总理认真地听完了，说：“在上面工作一段，又到下边去工作一段，将来再回到上面来工作，工作做得会更好一些。”总理又问：“最近毛主席讲了司马迁的故事，你知道吗? ”陈沂回答：“我听了一点儿。”总理把声音提高了说：“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个骨气吗? ”总理的话说得陈沂浑身热血沸腾。
　　周总理问陈沂这几年有没有回过北京？“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是否了解？并告诉他应该回北京去看看首都这几年的变化，看看老首长、老战友。这时又有人来请总理跳舞，总理便拉起在一旁聆听的马楠去跳了一曲。跳完了，总理又拉着陈沂继续谈话，直到深夜11点陈沂夫妇才告别总理，回到家中。
　　第二天，周总理接见陈沂的消息便在哈尔滨传开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点拨，像一阵甘霖滋润着陈沂的心。1962年冬春之际的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不久，在这次大会上，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得到反思和修正，主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清新风气正在传开。不久，陈沂创作的《白山黑水》被准许登载在《解放军文艺》上，这可以视为一个信号，离给他彻底平反不远了。总政治部已经组成了调查班子，重新彻底查清陈沂的问题。
　　但谁也没料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陈沂的“平反”问题被搁置起来。黑龙江省决定撤掉陈沂文联主席的职务，另外分配工作。陈沂听说哈尔滨市正在双城县搞农业机械化试点，他感到自己在黑龙江搞了三年农牧业，对农业机械多少知道一点。于是他就去找老朋友——时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希望能去双城拖拉机站工作。任仲夷很支持，经市委研究，派陈沂去双城，还给了个站副站长的头衔。
　　1965年，陈沂在黑龙江省双城拖拉机站已经工作了三年。这位1955年的少将，“文化将军”，已经年过五旬。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老战友王震那句“要等十年，或许二十年”的话正在应验着。陈沂已经习惯了命运的起伏。谁能意料，1965年对于自己不是又一个平平常常的年份。11月初的一天，双城县接到省委通知：立即调陈沂回省委，限定11月5日以前去报到，县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立刻派车送陈沂回哈尔滨。
　　事后得知，是罗瑞卿向毛主席讲了陈沂的事情，主席说：“陈沂是老同志，应该给他更多工作，怎么还在乡下？他家在哈尔滨，应该调回了嘛！”但是事情的发展真的是变化莫测。不久，罗瑞卿在12月的“上海会议”上被批判。调陈沂回哈尔滨的指示是罗瑞卿传达的，因此陈沂的希望再次破灭，他又回到了双城。
　　直到1966年3月，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肖华找中组部下文，哈尔滨市委决定调陈沂任市二轻局副局长，并由该局党委恢复其党籍问题。陈沂于同年4月30日报到上班，当了17天的副局长。未等恢复党籍，“5·16”通知下达，“文革”开始了，陈沂平反的梦想又一次被狂风暴雨击得粉碎。

难逃历史浩劫
　　1966年，“文革”的狂风暴雨一下子席卷全国大地。这一年，陈沂54岁，距离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已经过去8年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陈沂一家几乎人人遭难，真可谓“在劫难逃”了。无休无止的抄家和批斗成了全家人至今对那段岁月最深刻的记忆。更不幸的是，1968年，陈沂与马楠分别被捕。
　　马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那天被捕的情景：“被捕那天，我正在给孩子煮面条，此时陈沂已经在二轻局，被隔离了，不能回家。我就下了面条，叫孩子给他送面条。结果来了一帮造反派，翻箱倒柜大抄家，还写了拘留证要抓走我。我灵机一动，偷偷在女儿的手上写了几个字‘你哪儿也别去，防盯梢’。当时被抓的时候，我心里完全没有底，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子把我那个大包袱送到公安局，然后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监狱，‘啪’的一声，铁门一开，我被关起来了。”
　　事实上，在马楠被捕之前，陈沂也被关进了监狱。两人先后被关在了同一所监狱，但当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当时我在女监的一号，他在男监的四号，实际上，我们两个人相隔只有十二米，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彼此。后来是有一天晒被子，他看见我们家的一条军毯，他一看到，就知道这是我们家的东西，他才知道我被捕了。我后来知道他也在监狱，是因为有一次外调，外调的人把他的号码和我的号码拿错了。他拿给我的上面写着‘陈沂317’，而我是220，我就知道他也在监狱了。还有一次是我们两个提审。我们差点要碰面了，但是管我们的人立刻叫我转过头，面对墙壁，等到陈沂走过去后，才让我转过头继续走。”
　　当时监狱的生活非常艰苦。十三个“犯人” 住在一个仅仅六平方米的房间里。吃的是高粱米、苞米窝窝头、间或有一个粗黄的馒头，或一两顿三两米的大米饭。菜很单调，不是烂土豆，就是白菜帮，又老又硬，常带腐臭味。有一次，马楠他们的菜里发现一只死老鼠。为了保护身子，他们只得强咽下肚。由于营养差，活动少，加上不时的审讯，“犯人”们的身体都垮了，陈沂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副皮包骨头。监狱还规定，“犯人”们不但不准向外写信，连亲人探监都取消了。如果送东西来，看守只把东西转交，让犯人签个名字、不知送者是谁。有一次，马楠收到一块肥皂，她把肥皂反复看，突然发现侧边有轻浅的花纹，细看当中有“妈妈您好”四个字，周围是些用小针划的曲线。马楠马上认出这是小女儿西岗的笔迹，知道女儿还在家里，她放心了。陈沂与马楠在狱中这一呆就是一年零十一个月。
　　1970年，马楠与陈沂先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最后离开监狱的那一天，我把衣服都给了别人。后来我走都走不动了，浑身都是关节炎，只能慢慢地扶着一个大黑墙走出来。出来一看，外边两个人，大儿子我认识，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一看，那么高高的，白白的，我就问这是谁啊？我大儿子讲，‘他说是弟弟北岗嘛。’哎哟，我说他长高了，我不认识他，两年不到就不认识。”
　　后来陈沂和马楠才知道，孩子们早已于两年前，从市政府宿舍被撵到位于哈尔滨郊区的一处闲置的破院子里，因为这里住着市委书记、市卫生局局长等14户领导干部的家庭，为丑化、侮辱这些领导干部，造反派头目当时给这个大院起名为“黑帮大院”。“黑帮们”住的是简易房，地基严重下沉，窗户台与临街地面持平，室内阴冷潮湿。没有暖气、没有上下水、没有厨房，每户人口少者7人，多者10人。室内面积小的可怜，除了一个火炉子的位置外，只能放下一个木箱子，夜里把木箱、木板垫在潮湿的地面上，就变成全家人的睡床。当时，“黑帮大院”仅有的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安在陈沂家的墙体外，自来水一年四季地流淌，屋内潮湿的都长出了绿毛。“黑帮大院”只有陈沂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到晚饭后，邻家老小都会挤到他家看电视。为使大家全能看上电视，陈沂就主动把电视机搬到院内，供大家观看。夏季酷热难耐之时，全院老少都坐在院内乘凉。陈沂这时就发挥他博学幽默的特长，给大人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或谈天说地。就这样，陈沂一家人在“黑帮大院”一住就是11年。直到1977年12月30日马楠平反，这给一家人带来了一丝希望。

21年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1978年3月，马楠拿着陈沂写的申诉信，进京找到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完信，胡耀邦深深感叹道：“整整二十年，不容易呀，不容易呀，不容易呀。三个月内我给他解决问题，马楠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马楠高兴地回答道：“21年我都等了，不要说3个月了，再等半年也行啊！”
　　胡耀邦将陈沂的申诉信交到了邓小平的手中，邓小平立刻批给总政解决。不到一个星期，中央就做出决定，撤销陈沂以前的处分，恢复党籍、军籍与原定级别，建议由中央分配工作。1979年3月24日，陈沂终于平反。同年4月，陈沂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主抓意识形态工作。2002年7月26日，陈沂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生前陈沂经常感叹：“1958年下去，1979年平反，47岁下去， 68岁回来，这一呆就是21年。我一生中最好的工作时光都过去了。”也有人问陈沂对于这21年的苦难，是否有过埋怨？
　　陈沂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因为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党和国家的胜利我分享了，党和国家的失误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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