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知青的故事

－－作者：邓一光


1974年3月，我从重庆第一中学高中毕业，那时我17岁。一个月后，我和几万同龄人一道，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坐着大卡车下了乡。我们在卡车上一路唱着：“……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伤心，别难过，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四川省开县铁桥区立新公社永合大队第三生产队，从此便在那里度过了5个年头的知青生活。在我下乡之前，开县已接受了3批数千名重庆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1966年、1968年和1972年下乡的，我们称他们为老知青。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老三届，同时又是有过辉煌经历的红卫兵。在我们一生中，他们给我的教益最多。我在这里记下的，就是他们中间3个人的故事。

邹眉

邹眉是1968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

邹眉长得眉清目秀，胖胖的，皮肤白细，剪短发，说话轻声细气，言行举止中透露着高雅的教养和书卷气。

邹眉不是我们大队的知青，我们只是一个公社，相隔有20里路，她同我们队一个名叫杜晓玲的女知青要好，常来，我们就熟悉了。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认识时，几个一同下乡的男知青正在打一个农村青年，邹眉坐在门口和杜晓玲说话，她当时就轻声细语地指责我们，我们几个男知青都是部队的孩子，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又见识过重庆武斗的枪林弹雨，崇尚武力，一群十六七岁想做英雄的小青年，被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子指责，虽说指责是轻声细语的，总归是不高兴。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发誓要打遍天下的我们却没有发作。大家都坐在我的茅草屋前，一边弹六弦琴一边唱歌，先是我们唱，后来邹眉也唱。她会唱的歌很多，不仅仅限于知青歌和当时流行的歌。唱着唱着，大家都不唱了，听邹眉一个人唱，到后来连六弦琴和口琴都停了下来，因为无法为她伴奏，就听她一首接一首在那里唱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歌曲。那天晚上星星很多，月儿很亮，山脊上刮过一阵阵清风，我们谁也不说话，在地上坐了很久很久。

邹眉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总轧钢工程师，一位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在中国冶金行业颇有名气，前后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5次。本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却去说江青的坏话，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于是邹眉和她的3个哥哥便先后下乡当了知青。后来我们见过这位不会说话的冶金专家一次，那是我们都回城之后。有一次邹眉和她父亲一起到我家来玩，我的父亲请他们父女俩吃饭，饭是在馆子里吃的，其中有一道菜是炒嫩蚕豆，等大家都吃完饭准备起来离去的时候，冶金专家发现盘子里还剩着十几枚豆子，便又坐下，毫不拘泥地拿起筷子把豆子一颗一颗全吃完，这才起身离去。

邹眉是一位非常可爱也非常令人尊敬的大姐，在我们相识的几年中，她一直关心我、帮助我，给了我很多指点。她懂的很多，是那种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女知青。每当她到我们知青点来的时候，晚上我们总要坐着说很长时间的话。话题多是不限定的，她给我讲中外历史、讲天文地理、讲古代文学、讲中外名著讲生命的奥秘、讲生活小常识……她总是慢声慢气地娓娓道来，一点也不急，语气中没有大跌大宕，如梦一般让人觉得美妙无穷。我们队离区里很近，每个星期邹眉都要到区里来赶场，她总是头一天收了工以后赶到我们队里来，于是每个星期我都能从她那里听到美丽的故事，这几乎成了我迷恋不已的必修课。我真是佩服她极了！我那时就想，她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她那个又黄又细的短发下的脑袋里，还会装着一些什么呢？

邹眉的与众不同，除了她的教养和渊博的学识外，还有她心态的平衡。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有几个是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抱怨命运，在我认识的知青中，不抱怨命运的只有邹眉一人。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命运的坏话，也从来没见过她多愁善感，她总是给人一种博大和安宁的印象，和她在一起，你会老想着这个世界的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

打倒“四人帮”以后，邹眉的父亲从牢里放了出来，冶金专家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77年春季招生时为女儿搞到一个重庆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招生指标。那一年的老知青中通过招生招工回城的有不少，其中有一名男知青叫陈泽诚。陈泽诚和邹眉是一个知青点的，下乡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有很深的派性芥蒂。下乡8年当中，他们出入一个大门，在一个灶房里做饭，却从没说过话。陈泽诚的父亲是特殊钢厂的一名老技工，他给儿子弄到的是本厂技校的招生指标。本来政审体检过后就准备回城了，家当都送人了，谁知后来出了问题。按照招生规定，技校生年龄不得超过25岁，而陈泽诚刚好超过了，也就是说，他不符合招生规定，不能被招生回城。陈泽诚是条铁打的汉子，当年武斗时他冲锋陷阵，枪林弹雨中都没眨过眼睛，但知道因为超过了年龄不能回城时，他当场就哭了。在农村熬了8年，眼看有了一个回城的希望，却又破灭了，这个打击对谁都是致命的。邹眉知道了这件事，是她同派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战友告诉她的，那人说，活该他陈泽诚倒霉！邹眉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跑了几十里路到公社，找到公社知青办民主任说，她愿意用她那个重庆大学的招生指标换陈泽诚的技校招生指标，她年龄不满25岁，而大学则不限定25岁，这样两个人都可以回城，但她不愿意和陈泽诚说话，所以请民主任做个中间人，帮助两个人互换招生表格。听到这件事，所有人都震惊了，不要说两个人因为观点不同整整8年没说过话，就算是再好的朋友，那个年头，谁又肯用一个大学指标去换一个技校指标呢？当然，最震惊的还是陈泽诚本人，我没有看到他当时的表情，但我能够想象，那份重庆大学的招生表，不仅改变了陈泽诚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事后邹眉非常平静地对我说：一张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事谁都会做的。

邹眉回城后到技校读书，我们常有来往。第二年高考制度改革，邹眉报了名，她报的是一所重点大学，名字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名牌大学，在四川省也就招两三名。我们都知道，像邹眉这样底子厚实的人，考上大学几乎用不着费多大力气。高考一共两天，第二天，我正在家里看书，我那时白血球骤然减少，正在家里养病，邹眉来了。我很吃惊，问她怎么没有去参加考试。她说她耽搁了，早上去考场的路上遇上一场车祸，一位老太太被车撞了，躺在路上没人管，她看不下去，就把老太太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时，再赶到考场已来不及了，她还说，昨天考的那两门没考好，所以也不遗憾，等来年再考吧。我听了，也无话，总是有些替她抱屈。我们大院有一个老红军的家属是重庆市招生领导小组的，她也认识邹眉，这事过去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她告诉我母亲，说后来邹眉考过的那两门卷子找出来了，单科成绩是重庆考生的第一名，谁都不明白这个考生为什么不接着考下去，若考下去，只录取一名也会是她。我听了这话，良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把这事告诉邹眉，她却很平静，没有丝毫的失落感。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重庆，从此与邹眉断了联系，只知道那个时候她已经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因为有规定，中专和技校生毕业后工作不满3年不得考大学，她打算直接考研究生。我离开重庆后，经常想起她，想她给我的那许许多多的教益，想她怎样从容平静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的想象中，如今她恐怕早已在国外读完了博士后，但不管如今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个世界在她眼中，永远都是美好平静的。

鲜玲

我是在下乡的第一天，生产队的老乡接我到队里去的路上见到她的。那时我们刚涉过一条小河，在河边穿鞋子，她背着一捆柴禾从小路上走来，柴禾很重，压得她气喘吁吁。她穿了一身很旧的男式咔叽布中山装，袖子和裤腿都绾了起来，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单薄而孤独。接我的老乡和她打招呼，叫她“老鲜”，她便站下来，和老乡说话。她脸上带着一丝麻木的、似有似无的微笑，那微笑很忧郁，从此便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鲜玲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我下乡那一年，她已下乡6年了，年龄该是20出头。她是一队的，和我们三队只隔一条小溪，她那个队只有她一个知青，知青点在一座名叫七子梁的大山脚下，孤零零的，是两间干打垒的土墙茅草屋。

鲜玲是我们公社最漂亮的女知青，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的漂亮是一种忧伤的、孤独的、遭人非议的。她是独生女儿，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父亲是大烟鬼，新中国成立后被关了起来，后来被政府镇压了。我后来想，她父亲恐怕还有些别的什么问题，否则光是吸鸦片，怎么也不至于被弄到挨枪子的地步。她的母亲早年是怎么生活的不得而知，但后来丈夫被枪毙后，为了养活尚未长大的女儿，这个未亡人做了暗娼，为此文革期间在街道里遭过不少罪。这些事，都是后来我当上了基层干部从组织那里了解到的。

鲜玲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她身材匀称，在中学读书时跳过“白毛女”和“吴琼花”，受过业余舞蹈训练，下乡以后，她便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公社每年都要组织文艺汇演，当时我负责抓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鲜玲因为有一技之长，就由她来编导节目和演主角。有一年，大队为了在公社汇演中夺魁，打算排一出大戏，当时的大戏，有8个样板戏放在那里，因为除了鲜玲，谁也不会跳足尖舞，伴奏也是问题，所以到后来就决定排《沙家浜》，鲜玲演阿庆嫂，我演刁德一，另一个男知青演胡传魁，其他的人，也各有分工。就演戏而言，鲜玲无疑是内行，她对排演非常认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教我们，唱词如何，身段如何，台步如何，说得很详细。当时我们大队1968年下乡的知青只剩下她一人了，其他都是1972年和1974年下乡的。我们这些知青，大多不喜欢鲜玲，觉得她出身下贱，又有些清高（后来我想，原因应该还有一条，就是她长得太漂亮），所以排演起来，都不与她配合，大家都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候弄点小把戏来哗众取宠。这样排演起来，既不严肃，进度又慢。鲜玲很生气，但大家的故意她是知道的，纵有千般委屈也说不得，在那种气氛下显得很孤立。有一次，两个男知青恶作剧，故意把她教的身段变成痴残人状，逗得大家嘻哈乱笑，气得鲜玲流着泪一甩手走了。我当时有一种“叫你教戏是看得起你，你有什么资格拿捏”的想法，当即叫人撵上去通知她，如果她不立刻回来老老实实教戏，就扣掉她的工分，并且以阻挠和破坏宣传队工作罪处理。当时为了在公社汇演中夺得名次，大队给每个宣传队员每天10个工分的待遇，一般女知青在生产队干再重的活也只能拿到七八分，有的还只有五六分，没有工分，口粮分不回来，就得饿肚子。我这一招，无疑是杀手锏，不一会儿，鲜玲果然乖乖地跟着那人回来了，红着眼圈，又教大家排戏。

我们就这样排练下去，练得黑汗直流，到公社演出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公社汇演时，我们大队的《沙家浜》被排在头一场。演到“胡传魁的队伍进村”一场戏时，本来有这么一段：刁小三追一名村姑上场，两人围着春来茶馆的桌子追逐绕圈，刁小三欲夺村姑的包袱，村姑说：“你为什么抢包袱？”刁小三说：“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呐！”便扑上去做抢人状，村姑惊呼：“阿庆嫂！”阿庆嫂便出来解围。这段戏是过场戏，不难，谁知演到这里的时候，扮演村姑的大队书记的女儿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假戏真做了，抱着包袱死也不肯松手，刁小三夺了几下硬没夺下包袱来，众目睽睽下有些慌了神，就小声对她说：“你快松手呀！”“村姑”仍不松手，还回头扯着喉咙朝后台喊了一句：“阿庆嫂，快来帮忙！”逗得台下的观众一阵哄笑。

好歹把这一段对付过去了，戏继续演下去。演到《智斗》一场时，其中有这样一段：刁德一命令手下人抓了一些渔民，逼迫他们下湖捕鱼，以诱使藏在湖中的新四军伤病员走出芦苇荡。阿庆嫂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心里很着急，一个人在台上，有一大段表白心理斗争的唱词，最后阿庆嫂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草帽，急中生智，将草帽丢进湖里，刁小三、胡传魁等人以为有人跳水送信，冲上台来朝水中开枪，枪声示警，打破了刁德一的计谋。当时鲜玲一个人在台上唱着她那一段很长的唱词，我们这些演刁德一、胡传魁、刁小三、刘副官的都站在台后，一边扯着喉咙喊“我们不去！”“我们不下湖！”“谁不去就毙了谁！”之类的后场效果，一边说笑着准备上场，负责管声响效果的是一位本地知青，他太紧张，当他看到“阿庆嫂”从墙上取下草帽时，鬼使神差地跳将起来，将几枚电炮砸在地上，电炮“砰砰”地炸响了，我们听到枪响了，也没弄清台上的情况，糊里糊涂地冲上台去，高喊着“有人跳水！”纷纷朝水里做射击状，而这个时候，“阿庆嫂”人还在台上站着，正在唱“风声鹤唳，引诱敌人来打枪”。台下的观众立刻哄闹起来，有别的大队的知青，这时就站起来大喊：“抓住她！抓活的！她是地下党！”弄得我们在台上站也不是，退也不是，尴尬万分，就这样，一出好端端的样板戏，给我们演砸了。

我下乡的时候，在1968年下乡的知青中，有不少人在谈恋爱，生活困难，没有依靠，精神苦闷，看不到希望，这些都是恋爱的外在因素。特别是女知青，身单力薄，做不动活，大多还要受到性骚扰，处境都不佳，如果谈个对象，有个主子，有个依靠，生存就有了多半保障，也会少许多麻烦。我们大队有两个1974年下乡的知青，一下乡就“合并同类项”，可鲜玲作为1968年下乡的老知青，却始终没谈对象。据我所知，当时有不少别的大队或别的公社的男知青很想和鲜玲谈，也都试探过，可都被鲜玲拒绝了。那个时候选择对象，男知青的条件一是漂亮，二是能干；女知青的条件却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象要能够保护自己，至于别的什么，都可以忽略不计。来打鲜玲主意的，多是一些在当地有点能耐的男知青，就鲜玲那种处境来说，找一个对象确实对她的生存状态有好处。但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谈。鲜玲不谈对象，影响则更为不妙，在大家眼里，她身上总有一种不干净的神秘。关于她的传说也不少，说得最多的是每年春节回家探亲的事，当时知青春节回家，都要往家里带一些土特产，一来城市物质匮乏，这些东西带回家，能使家里的春节物资丰富一些；二来也能向家里表示自己生存环境的宽绰，让家里放心自己。老实点的知青，靠的是自己的勤扒苦做，差不多从家里一回乡下就开始攒这些东西了，比如鸡蛋，自己喂两只鸡（喂多了不行，一来没粮食喂，二来也不许，是资本主义尾巴），下了蛋舍不得吃，留着，到一定的时候拿去和老乡换成新鲜的，一点点集到年底。野一点的知青就偷，看着该回家过年了，找两个风高月黑夜外出收罗叫“夜袭队”。总之都有办法。鲜玲穷，没有任何接济，挣工分连口粮都挣不齐，每年春节回家，她都背着一只旧军用挎包，挎包里装一套换洗衣物，就这么上路。当年从开县回重庆，得走一天山路，两天水路，路费大约得20来元钱。鲜玲分明是没有路费的，她不和大家一起走，独自背着挎包上路，也不知是靠什么回的重庆。有人就说，她是“混”回去的，还编了一些活灵活现的故事。那个“混”字，夹杂了许多暧昧的色彩。我当时是相信这个说法的，所以愈发瞧不起她。

1977年我们县的1968年老知青大量回城，鲜玲也是其中的一个，但她既不是招生，也不是顶替父母，甚至没有回到重庆。她出身不好，家里只有一个没有工作又遭人鄙夷的老母亲，她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回城机会，只是被招工到开县城里当工人。但不管怎么样，她毕竟是得到了一个逃离苦海的机会，可以想象，那些日子她是怎样的快乐。那一天晚上，两个招工的男人到一队去找她，敲她独自在山梁下的门。她不开门。两个招工的男人很生气说，我们是来给你送表填的，你把我们关在外面像什么？你再不开门，我们可就走了。她在屋里不说话，就是不开门。等那两个人悻悻地离开后，她就开始放声大哭，一直哭到第二天早上，队里的农民叫不开她的门，怕她想不开，跑来找我，我跑去之后，才知道这件事。



鲜玲终于走了，终于到县里当了一名工人，那年她大约24岁，在农村已待满了整整8年。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她们一队有一个本地女青年告诉我一件事，说鲜玲在队里的时候，常叫她陪她睡。晚上知青点的大门用一个大木棒顶着，鲜玲晚上睡觉从来不脱长裤子，裤腰用一条结实的麻绳系得死死的，而且，她的枕头下一直放着一把菜刀，下乡8年，鲜玲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太大，我当时像是傻了一样，完全说不出话来。直到如今，我的脑海里仍不断出现一个为吸毒而被枪毙的父亲，一个为养活孩子而卖淫的母亲和一个用麻绳系死自己腰带整整8年的女儿的形象。我为我所做过的事忏悔。

从那以后我一直再没见过鲜玲，不知她如今生活得怎样。最近舞台上又开始重演样板戏了，也不知她是否会带着她的孩子－－如果她有孩子的话－－一道去看。她坐在台下，心里会想些什么，脸上是否还会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但是我想，如果上天公平的话，她从此该再用不着穿着长裤睡觉了，而且枕头下也该再没有菜刀的影子。这是一定的。

杜晓玲

杜晓玲是重庆印染厂的职工子弟，初中毕业生，1972年下乡，那年她16岁。

杜晓玲长得单薄清秀，有一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一双很大的眼睛，眼睛有些凹陷，都说她像印度女孩，我没有这种印象，只觉得她那双眼睛目光极深，看你一眼，你就会感到有两道冰一样的寒光穿透你的灵魂。

杜晓玲和我是一个知青点的，除了我们俩，还有一个叫邱义明的男知青。我们下乡的时候什么也做不好，记得第一次煮饭，不知饭该怎么煮，糊里糊涂在锅里放一碗米，加一碗水，架起柴禾就烧，结果饭成了炒煳米。后来杜晓玲不声不响地进来帮我们，教我们怎么舂谷，怎么筛糠，怎么做饭，以后索性做饭时多匀点粮食，我们两个男知青分下粮食就往她屋里一挑，在她那里搭伙，也就省却了做饭洗碗的麻烦。

杜晓玲不太爱说话，手却很巧，极会过日子。我们那里是山区，穷，没有几亩水田，大多是山区的瘦地，种小麦、红苕、豌豆、洋芋，全年全劳力的粮只能分到二百来斤，其中谷子和小麦最多只占三成，大多数时候是吃红苕和各种杂粮。杜晓玲会做很多种杂粮饭，如焖南瓜、焖胡豆、玉米面汤圆、豌豆窝头、红苕粥等。这些杂粮换着花样吃，倒也常有新鲜感。每次煮饭，她总是省了又省，而且吃饭的时候，她总是先让我们两个男知青吃，说我们的活重（其实她的活也不轻，而且还要负责做家务、做饭，我们只管挑水和去山上挑煤的事），说她的胃小，吃不了多少。她的单薄大概与这种节省有关，可惜我那时没心眼，只知道胡撑傻吃，根本没想到她那是想替我们省下两口。1975年，川东大涝，地里的庄稼全泡了汤。小春过后，青黄不接，农民断了炊，就组织起来到湖北讨饭。当时我接到任务，带一支农民队伍外出讨米，已经准备出发上路了，可县里召开三级干部紧急会议，没走成。当时知青大多有家里接济，每月寄个三块五块的，能买上十斤粮，日子好过些，但粮食仍然不够吃。我常外出开会，有不少会规定要带粮食，而且是细粮，这样没过多久，知青点那本来就不多的细粮就被我折腾光了。杜晓玲怕饿着我们两个男知青，就把洋芋种、红苕种这一类干粮做给我们吃，她自己到坡上去摘新鲜红苕尖回来就着玉米面煮糊糊吃，这样一直吃了20来天，把脸都吃绿了。我们看不下去，不让她吃那个，后来就和她抢着吃，她不让，说她胃不好，只能吃稀的，她管那种喝一口满嘴苦涩味和水腥味的野菜汤叫“黄金翡翠汤”，说皇帝想吃还吃不上呢。

杜晓玲只读了初中，那年头的初中生，水平大多不高，可她却非常爱读书，也许这就是她和邹眉关系要好的原因之一。她总是能弄到一些当时很难弄到的文学书籍来看，比如《牛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封神榜》、《铁流》等。队里的农活很忙，一般早上6点钟就要出早工，到9点才回家做早饭，夜里要干到天黑尽才收工。

我们的地大多在山上，收工后打着火把下山，等做了饭，收拾好，大多是10点钟以后了。那时杜晓玲才抱着书在煤油灯下读，有时候一读就读到半夜。那时煤油一毛八分钱一斤，我也是个夜猫子，有我们两个吃煤油的，一个月得耗去好几斤油。这大概算是杜晓玲唯一的奢侈了。杜晓玲读了不少书，一旦读到她喜欢的书，就推荐给我，我下乡时也带了一些“私房”书，我们就调着看。后来我们队里又来了一个县里的女知青，叫毛丽明，是公社知青办主任的侄女，她父亲有不少藏书，她送了我不少，这样我们的“粮食囤”里就有了不少收入，让我们那段时间又费了不少煤油。记得杜晓玲回城后，还给我寄来一本她手抄的诗选，字是抄在派工单上的，密密麻麻有十来万字，那集子我读了好几遍。

在我认识的女孩子中，像杜晓玲这样与世无争的太少。我们队民风尚好，老乡大多对知青比较照顾，37户人家中，没有无赖和恶棍，大欺侮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利益分配上，老乡不喜欢知青在他们碗里争夺本来就不多的口粮，常爱计较。杜晓玲刚下乡时，生产队只给她评4个工分，我们队每个劳动日只值一毛三分到一毛四分钱，也就是说，她每天起早贪黑干十三四个小时农活，只能挣5毛钱。杜晓玲一点也不计较，默默地做活，一年到头从不请假，队里有别人不愿去干的活，一般采取包工分的办法，她便争着去做，到年头，她总能挣回全年的口粮款，还能分得三块五块钱的红利。队里看她一个孤零零远离家乡的弱女子，活干得不比别人差，心里过意不去，两年以后把她的工分升到五分半。我下乡后，当上了基层干部，为自己同一个战场的好友打抱不平，想把她的工分争到和别的农村妇女一样。那次队里闹得很凶，杜晓玲劝我别争，说只要能分回口粮就满足了。我那时年轻气盛，不听劝，闹到最后，差点和政治队长打了起来，后来还是把她的工分提到了七分半。为此我很得意了一阵。

和杜晓玲交往的时间长了，便知道她家里的一些事。杜晓玲父母都是重庆国棉厂的老工人，父亲是机修工，母亲是清纱工，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就入了袍哥组织，为人仗义，母亲也是姐妹伙的成员。家里有5个孩子，3个男孩，2个女孩，杜晓玲是老四，下面一个妹妹。她是家里5个孩子中最听话乖巧，同时性格又最温存的孩子，所以她父母最疼她。她父母关系不好，长年分居，她大哥不愿父母这样，从中调合，因此不被父母喜欢，15岁就单身外出找了一份工作。杜晓玲初中毕业后本来可以不下乡，当时有规定工人可以病退，她父母在一个厂，不管谁退，都可以让杜晓玲顶替。但是她父母积怨太深，想着对方都疼爱这个女儿，便把这看作向对方报复的机会，谁也不管她。她二哥三哥那时都参加了工作，都在谈恋爱，两个哥哥为了从父母那里弄房子和钱，都不愿得罪父母，对妹妹的事不闻不问。她大哥知道这事后，从泸州赶回重庆，苦口婆心地说服两个老人，劝他们能退一个，让妹妹顶替进厂。两个老人谁也不答应。杜晓玲跟着父亲住，有一天晚上，她睡在阁楼上，听大哥在楼下劝父亲，当时知青的问题很复杂，打死知青、强奸女知青、知青因疾病无人照料死在农村的事到处都是，而全国有关知青的恶性案子，以四川最严重。大哥把他知道的这些事都说给父亲听，大哥说着说着就哭了。大哥哭着说：“妹妹她还小，不能让妹妹下乡呀！那个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妹妹她会死在那里的！”大哥说着扑通一声就给父亲跪下了。可自始至终，父亲没说一句话。杜晓玲在阁楼上躺着，用被子捂紧嘴，生怕自己哭出声来。就这样，第二天，大哥带她去派出所下掉了户口，然后送她到了乡下。大哥在乡下陪了她十几天，直到嫂子拍来电报，说再不回厂，厂里就要开除他，他这才留下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千叮咛万嘱咐地走了。

我后来在重庆见过杜晓玲的父母，他们都是很好的老人，待人热情，两个老人都要留我吃饭，而且说到杜晓玲时，两个老人的言语和眼神中都充满了疼爱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疼爱的女儿去农村？

1976年春，我染上了一场恶性疟疾，病得不轻，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大队赤脚医生给我开了几片消炎药，一点作用也不起，我躺在床上打摆子，时冷时热，好几次昏过去。大队有两个男知青爬拖拉机到70公里外的县城买奎宁，一去就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参加了另一个公社知青抬尸游街的队伍，被抓起来关进牢里了。那些日子，全靠杜晓玲守着我，在我打摆子时为我生炭火，在我高烧的时候，又用红苕酒给我擦身子。我迷迷糊糊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她就在床边守了我半个月，半步也不肯离开。队里的老乡开玩笑说：“小杜，你们这么合宜，你干脆嫁给小邓做堂客算啰。”后来我的病渐渐好了，等到我的病好了，杜晓玲就病倒了。她是累病的。

我在农村5年中，有3次面对死亡，这是其中的一次。七队赤脚医生对杜晓玲说：“小邓这回恐怕跑不脱啰。”所以说，杜晓玲是我的救命恩人。

杜晓玲1977年招工进了城，最终还是她父亲退了，让她顶替进了厂，当了名挡车工。我后来到了武汉，前几年重庆方面有朋友来，说她做了质检工，又做了统计员，当上干部了，还是劳模，人也胖了些，嫁了个司机，生了个很漂亮的女儿。我猜想她是过得很幸福的，她那么善良，那么能干，性格又好，没有理由不幸福，只是不知道她如今还看书不？


本文选自《我们曾经年轻》，董宏猷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8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