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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华国锋与九号院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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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9 02:57: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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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谓九号院“建立”,是在国家机关的意义上,即成立了九号院里的中央农村工作机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主导组建国家农委。九号院里的领导们常说:“我们农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2 O; P2 @7 E+ @$ O4 t7 C: K

# }/ B9 q0 m  ]' y   一 、院落格局沿革3 U6 c9 j5 @0 R' w1 n'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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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建筑群落的九号院,始建于明代后期,是一户皇帝外戚的住所。明朝覆灭时,院落已经有相当规模。1 j* Y7 C% w% z: 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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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院基本格局形成,是在清朝进入北京后的礼亲王时代。作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在清朝立国中功勋卓著,1636年被封为礼亲王,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首。所谓“铁帽子王”,是指亲王爵位可以为后人继承,即“世袭罔替”。清朝入关后,代善的礼亲王府属最早建立的王府,规模大于多尔衮的睿亲王府。按照清朝规制,王府建筑有既定要求,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官员住房标准。据资料记载,礼亲王府是完整的“三路五进”建筑,有房480间。按“三路五进”推算,王府内应有东中西三路院落各5个,也就是说15个院落,此外,还有后花园。老北京俗语称“礼王的房,豫王的墙”,意为礼王府以房屋多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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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九号院继续为礼亲王后人所用,院落的南部曾经租给华北大学作为校舍。新中国建立后,九号院一直是内务部办公地。文革后期,因为这里距离中南海很近,为国务院办公厅的部分机构所使用。1982年夏,本人进入九号院时,院里的国家农委刚刚撤销,代之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这时的九号院成为文物保护单位,风貌与当初已经大异其趣,但基本格局犹在。置身其中,诸多景物常引发院落中人的思古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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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冬国家农委迁入九号院时,九号院里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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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院北部,有三个独立院落,是当时三位中央领导人的家庭住所,其中最大的一个,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居住。华国锋从党中央主席降为副主席后,就是住进了李先念的这个院落。在华国锋住所的西边,是副总理姚依林的住所。中共十三大上姚依林成为政治局常委,依然在这里居住。1994年姚依林去世,这个院落经过大约半年装修,随后政治局常委宋平迁入。那时,我还在九号院办公,因为这个院落与我办公的二号院是前后院,装修期间,我闲来无事,时常进去看看装修进度。这个院落的西边,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住所。张劲夫与农村改革也有特殊渊源,在担任国务委员之前,他接替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另有一些突出表现。% e( T% a9 u2 X2 I  V6 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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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院东部,属于当时国家经委办公地。国家经委是工业经济运行管理部门,与西部的农委正好构成中国工业农业的完整管理机构。属于经委系统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也在这里,江泽民担任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时就在这里办公。朱镕基那时在经委,先后担任处长、局长和副主任,经委撤销时调任上海市长。当时,我们单位把我住的一个两居室,调换给经委办公厅的一位年轻人,在办理房屋交接的过程中,知道这个年轻人正在代理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秘书。: _6 R  H) p: j2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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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院西部,属于国家农委办公地。这部分包括:两个独立院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号院和二号院,主要由领导人使用;一栋三层办公楼(我们称为小灰楼),主要是一般工作人员使用;南侧一些平房,主要是车队、餐厅等后勤部门使用。现在我们所说的九号院机构,特指1979年到1989年之间这里负责农村工作的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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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5 H8 [- I5 f( a; o) J   二、领导班子: V  j" ~( s7 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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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院机构的建立与华国锋关系密切。其一,1978年12月下旬,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其二,国家农委的领导班子,是华国锋直接主导组成的,特别是直接提名了一二把手;其三,国家农委成立初期的工作,具体说是成立第一年的工作,可以说忠实地贯彻了华国锋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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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7 o) M! v5 D4 b9 z" c   一九七九年二月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产物。三中全会的议程主题是关于农业发展,会议原则通过了两个农业的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会议结束第三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这个机构的职责是,代表中央统领农口有关部门,用当时内部传达的话来说,“凡是8亿农民的事情,都要经过这个机构”。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农业萧条,大量人口不得温饱。王任重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进京,担任副总理分管农业,并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负责机构组建。1979年2月,国家农委正式挂牌。王任重第一个进入九号院办公。初期,国家农委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在和平里农林部大楼办公。后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部门从九号院迁回中南海,农委的工作人员也都进入九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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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执政后高度重视农业,这是至今都被领导层公认的。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的首要工作是发展农业,他选择了王任重来执掌中国农业的大局。王任重进京前,刚刚从省委第二书记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半个月,而他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也只有八个月,此前,他是陕西省农科院的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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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N: D+ _( k3 z   但是,在很多老干部看来,王任重的提拔并不算突兀异常。建国之初,王任重协助李先念治理湖北,32岁担任副省长,37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局管辖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等五省区。那时,王任重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青年才俊,很受毛泽东赏识。在那时的地方大员中,王任重以善于读书、富有文采而著称。文革中,王任重受到冲击,直至被关押,蛰居陕西数年,文革结束才被启用。九号院里的一些老同志说,王任重曾是华国锋的多年上级,两个人关系良好。因此,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华国锋提拔重用王任重。但是这并不过分,无论从政坛资望,还是个人信任,都是顺理成章的。还有老同志说,胡耀邦与王任重关系良好。1977年末,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后,王任重曾安排儿子找胡耀邦。王任重平反和逐步恢复工作,胡耀邦从中积极推动。同时,邓小平对于启用王任重担任副总理,也是积极赞成的。抗战期间,王任重属于邓小平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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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不能把很多精力用于农委,按照中央领导人兼任部门负责人的通常做法,国家农委还需要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同时是农委党组书记。因为农委需要协调统领农口各部门,即农业部、林业部、农机部、农垦部、水利部、气象局等,这位农委第一副主任需要有较高资历。很快,这个人选确定了,就是张平化。) {" T8 s' f3 _$ T)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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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平化也是与华国锋有特殊渊源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平化长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先是湘潭地委书记,后来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可以说,张平化也提携过华国锋。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把张平化调来担任中宣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因为“真理标准”讨论等问题,张平化受到批评,离开中宣部而到中央党校担任常务副校长。张平化到中央党校只有一个月,旋即调任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1980年1月20日,在农委党组民主生活会上,张平化总结到农委一年的工作,曾经谈到他为什么要到农委来。张平化说,离开中宣部到中央党校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并不愿意,因为不想继续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而愿意做比较实在的农业工作。为此,张平化给华国锋写了信,也找了王任重面谈,于是来到农委。. c0 S) Y( y0 H! f, t8 c8 H

, V  y; G+ H- e5 {2 Z( H; y8 Q+ r   与王任重一起来到农委的,还有李瑞山。李瑞山在农委副主任中排名第二。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李瑞山长期在湖南工作。当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时候,李瑞山是常德地委书记,后来两人都进了省级班子,都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那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文革初期,李瑞山从湖南调任陕西,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长达十年。1978年,王任重先是在李瑞山之下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半年多后李瑞山调回北京等待任用,王任重继任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在文革中执掌陕西,文革后自然多有争议,调回北京后新去处尚未落实时,王任重升迁回京,以副总理执掌农委,李瑞山随即加入。我在九号院工作时,听熟悉李瑞山的人说,当年王任重落魄时在陕西,李瑞山曾给予很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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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到任的副主任还有杜润生,在农委副主任中排名第三。杜润生晚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是被王任重动员来农委的。王任重受命组建国家农委,想到了杜润生,找杜润生谈话,希望他进入农委。当时,杜润生正在中国科学院担任秘书长。杜润生自己解释,王任重所以找他来农委,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杜润生对农村工作比较熟悉,五十年代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个是从个人关系来说,王任重对他也比较熟悉,因为建国初期曾共同在中南局工作过,彼此比较了解。在农委的副主任中杜润生虽然排名不高,但是实际负担的工作是最多的。, Y8 m' A  u' x/ b# K0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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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委还有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张秀山,一位是何康。张秀山到农委,应该属于老同志在政治上平反、安排工作性质。他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初期担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高岗事件后作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首受到处分,先是在辽宁一个农场当副场长,后来是沈阳农学院副院长。1978年初,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年末学习结束时,中央决定他留在北京工作。张秀山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根据多年来从事农业工作的情况,希望到农业部门工作”。于是,来到新组建的国家农委,分管林业、农垦和知青工作。2 a$ b% }9 Y. c$ P$ @' p9 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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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康是排名最后的副主任,是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担任农委副主任后仍然兼任农业部副部长。在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之前,何康长期担任位于海南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院长。没有信息显示他和王任重有较深的个人渊缘。他能进入农委班子,很可能是王任重从农委班子的结构合理考虑,副主任中需要有对农业系统比较了解的人。因为除了何康之外,所有农委领导都对当时的农业系统不够熟悉。何康还具有年轻化、专业化的优势。何康后来成为农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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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农委领导班子是副总理王任重直接操作搭建的。整个筹备过程中,杜润生在副主任排名中虽然位居第三,但却是王任重之下的关键性人物,他最早到位并直接负责筹建工作和分管机关日常运行。) Y) K( [6 M6 m+ ?; y: y2 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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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权力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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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一是建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二是撤销农林部,分别成立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和农机部;三是把水利电力部分成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根据中央安排,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农机部、水利部、国家气象局和国家水产总局等所有农口部门,由新成立的国家农委协调统领。6 l& J1 J9 f& J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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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农委成立之初,第一副主任张平化传达中央领导指示:“这是国务院下的小机构,凡是带农字的事情,八亿农民的事情,一律先到农委才能出去”。在工作程序上,所有需要国务院决定的涉农事务,都要先归口到农委综合协调。特别是,不同部门间意见不一致的事情,都要先经过农委协调,有关部门意见一致,才可以上报国务院,否则,国务院不予批复。与此同时,高层对于农委职能还有一个定位,就是核心工作是搞农村政策研究。  }. y2 m* f+ i& _7 M2 y7 U

) ^" g/ C2 N. V' j$ ^0 n) B- X7 C5 s, a   设在九号院里的国家农委,虽然行政规格很高,但是机构规模很小。从机构规模来说,农委内部只有四个部门,即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计划局、科教局,其中政研室配备人数最多,力量最强,计划局和科教局只有区区数人。到了后期,还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办。农委成立一年后,1980年1月办公会记录显示,不包括部级干部在内,局级及以下机关干部有5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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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m1 ~! p: j. L4 S( _   直到1982年春天撤销,农委是个不足百人的机构。农委的这种机构特点,是王任重主导设置的。在农委成立初期的会议上,王任重说,关于农委的职责权限,主要是“半实半虚”。他说,这个设计思路他曾经与华国锋谈过几次,得到了华国锋的明确认可。* P9 L7 |$ t/ b. o) M2 }/ V  j9 R

7 E/ T9 o7 `, o9 \   农委内部的领导分工也很别致。一般来说,中央部委内部的领导分工,都是一个副部长分管几个司局,但是在农委无法这样分工。农委有五位副主任,还有专职委员,但内部只有四个部门。在第一副主任张平化之下,农委四位副主任的分工不是按照部门,而是按照农村工作业务。李瑞山分管农业生产、杜润生分管政策研究和机关运行、张秀山分管林业和山区建设、何康分管科技教育和农业区划。如果对应到部门,杜润生一个人分管了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何康分管科教局,李瑞山和张秀山则共同分管一个部门。从实际运行而言,因为政策调研事情多,杜润生承担了农委业务的主体部分,同时,他分管办公厅,整个农委的日常运行主要在他的主持之下。至于李瑞山和张秀山,工作量并不大,更多时候是代表农委参加各种会议。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农委副主任似乎属于闲职。农委的主任办公会和党组会,通常都由张平化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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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2 [: s   一般情况下,王任重并不参加例行的农委主任办公会,通常他每一两个星期便会召集农委副主任的碰头会,或者在单位,或者在他家里,沟通情况,做一些原则性指示和部署。在一些工作人员印象中,王任重对于农委工作抓得细致认真,个人风格也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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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任重之后,万里兼任农委主任。1980年3月下旬,万里上任之初,农委领导层提出的工作设想是,农委主任办公会每周两次,一次纯粹办公,属日常工作,不听各部门汇报,不请万里参加;一次听各部门工作汇报,议决一些重要事项,请万里同志参加。但请示万里时,万里答复,因为中央书记处有会议,不参加农委办公会。万里兼任农委主任两年间,只来过九号院两次,第一次是1980年3月28日,来九号院与农委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听了一次工作汇报,第二次是1981年3月11日,来九号院主持农委党组会,对农口领导干部反对包产到户提出严厉批评,并要求农委领导干部大规模下乡调查。在九号院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印象中,万里似乎刻意与农委机关保持距离,是个高高在上的领导人。( @# i/ B% Z3 [: K* l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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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组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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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V" y, L, b7 p6 l+ w/ K5 b   九号院里国家农委的组建过程,显示出很强的人际网络特质,或者说,在中央做出机构组建决定之后,各种工作人员向九号院聚集,主要是依托人际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从领导层的组成看,具有很明显的王任重的个人色彩,基本都是围绕王任重的熟人关系展开。非领导层中也有少量王任重的关系。, {. W1 z5 Y+ B

6 k4 D$ p$ f( Y+ G- j! i+ ]( E   在工作层面,队伍的组建则略为复杂。农委一般工作人员的调集,主要是杜润生主持。工作团队的核心部分,是从农林部政策研究室整体划转。农林部政策研究室被撤销,从主任到一般干部共11人,集体进入农委。这些人是后来九号院的研究骨干,是起草几个农村改革文件的核心力量。其余陆续进入的人员,基本是依据领导层的人际网络展开。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骨干部分是来自五十年代原来中央农村工作部相关人员,那时杜润生曾是农工部秘书长。包括原来邓子恢的秘书等人,都进入九号院。新进的年轻人,除了大学生毕业分配之外,也有些是依托了上一辈的工作关系。+ m+ O4 l+ m7 f5 r  ?% I

. [, I8 h3 x; Y   人际网络在机关组建中的纽带作用,其实是八十年代政府运行的重要特点。那时候,政府人员中身份界限不清,人员准入规则不明,也没有后来的公务员考试,甚至干部与工人之间也没有明确分界。那时有一种干部身份叫“以工代干”,工人转干即可提拔,甚至工人身份也直接当处长。中央机关的人员流动,也是循着熟人网络展开,如同农民流动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在起作用。所不同的是,农民工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主要基于地缘、亲缘关系,而政府机关里这种非正式网络主要基于业缘关系,即在以往工作中结成某种渊源,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成为以后职业流动的基础资源。这种业缘关系的影响也延续到下一代。当然也有地缘,即因为同乡关系而进入政府。这种机关形成,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方政治的“分肥制”(spoils system)。八十年代的中央机关,人们工作干劲大,学习氛围浓,但是,机关运行的制度化水平低,规则体系也没有发育起来。就像刚刚经历了革命,很多工作都是从头做起,党政组织的制度化不足是重要特色。0 Y5 }" K3 X- F- l/ o# P/ \

; J* p; Y' q5 d, ?   王任重主持农委整整一年时间。1980年3月中旬,王任重离开农委转任中宣部长,万里接任农委主任。王任重这一年,应该说积极配合了华国锋的工作思路。尤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王任重主持的农委与华国锋保持了一致。从另外角度看,这也正是万里等对农委不满的重要原因。从一般工作来看,农委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在外部,即农委与农口几个部的关系不顺,与农业部、林业部、农机部等部门产生了诸多不协调。这个问题到农委撤销时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种关系不顺是农委在1982年机构改革中撤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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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X. w) r+ f- X" N$ f+ x3 L9 y' C   万里主管农业之后,农委工作机制发生深刻改变。九号院工作议程显示,1980年2月之后,华国锋虽然还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但实际上对九号院的工作已经没有重要影响。或者说,从这时开始,华国锋似乎已经淡出了农村政策的制定程序。% P0 [) ?9 \1 k0 v

. {  [9 b, d5 c4 Y3 p+ u   不论是当时来看,还是现在来看,国家农委的运行都不能算是成功。1982年春天那次机构改革中,中央决定撤销国家农委。改革以来中央层面已经有七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是第一轮。可以说,九号院里国家农委撤销,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随之成立,一定程度上是农委改换了招牌。对大多数原农委人员来说,虽然换了工作单位,但依然在九号院办公,依然做原来的工作。/ x1 \7 W# o! f2 B/ `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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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3月20日,张平化在参加了中央机构谈机构改革会议以后,在农委党组扩大会议上传达了高层的撤销决定,谈了自己关于农委三年工作的反思。他说:“原来的农委职能设计,8亿农民的事情都经过农委,事实上是难以运行的。作为农口各部门工作的综合协调机构,所有涉农工作经过农委,不仅农委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农委也就代替了很多部门的工作”。张平化举了一些经历过的事情来说明这个问题。如一些省份的边界农村不断发生用水纠纷,中央要求农委来处理,农委要求水利部解决,但是,水利部就是不处理,再推给农委,农委也没有办法;再如救灾工作,农委要出面听各部门汇报,还要出面与各部门商量解决,工作很难展开,等于取代了民政部的工作。张平化感叹:“农委本来可以做更多调查研究工作,研究政策,可以起更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农委被动得很,事情提到国务院,国务院批给农委,各部门也不能放开手脚。农委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7 D" p; s9 A  |+ p) 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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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党组会上,张平化还谈到:“农委值得称道的工作是调查研究,农委的强项和正业应该是做好调查研究。”“中央决定撤销农委,耀邦、紫阳、万里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随后,1982年4月新机构在九号院成立,由此,九号院结束了为期三年的农委时期,进入为期七年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 }9 R/ o  b; `9 i1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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