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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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

金春明


熟悉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刘少奇是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但很长时间里，这个问题是不能研究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种种莫须有的大罪名之后，这个问题的研究更成为一大禁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最深刻的转变，从此结束了曾在长达２０年的时间里笼罩全党的只有一个人代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只是一个人的智慧结晶，只能学习一个人的著作，只能宣传一个人的思想的不正常局面，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全的科学的轨道。

这一党的历史上最深刻的转变也创造了一种可能：彻底清洗掉泼在刘少奇身上的一切污泥浊水，把一切诬蔑、诬陷、伪造的罪名全部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所明确指出的：“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议肯定：“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这就为我们客观地公正地研究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课题，提供了可能性，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毫无疑问，刘少奇是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卓越领导人之行列的，而且在这个行列中又是位居前列的。一位美国学者在一本研究刘少奇的专著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在比四分之一世纪还要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作为党内和政权机构内的一个建设和稳定的力量在起作用。与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不同，他们只是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起着显赫的作用，而刘的经验则体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方面，诸如工人运动、群众运动、地下组织以及游击根据地等等方面。”【注: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页。】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刘少奇不仅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工人运动、红区和白区等等多方面实际工作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巨大的精力从事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创造工作，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他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如《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试办托拉斯》等，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智慧光芒，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是这些重要的理论贡献，使刘少奇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上处于一种不容忽视的显著地位，吸引着人们去学习、研究。本文并未企图对刘少奇的理论贡献作全面的完整的论述，而只是从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这一论题的角度，对几个问题谈一点研究心得（关于他对党的建设方面的独特贡献将另文论述），以就教于同行专家和读者。

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并系统论述其主要内容的理论著作，首推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在１９５０年由人民出版社作为单行本发行时，由作者改名为《论党》，以下均称为《论党》）。

这本科学著作的产生，客观地说，也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从写作过程本身看，在刘少奇主持下，有若干助手协助他；而在正式向党的七大报告前，又经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集体的认真讨论和通过。从更广阔的视角观之，它又是在延安整风中兴起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热潮的科学总结和最高理论成果。作为这部著作政治基础的，则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也是打破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使越来越多的干部和党员从切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英明和正确，从而自觉地兴起了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热潮。在这个宏大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交响乐队中，刘少奇处于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他先后发表的《答宋亮同志》、《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文章，十分引人注目。在后一篇为纪念建党２２周年而写的文章中，刘少奇鲜明地论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１页。】，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的代表。他号召全党，“应该用心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００页。】。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稼祥、陈云、陈毅、罗荣桓、李维汉、叶剑英等党的负责人和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等，也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论党》正是这场不断深入的学习高潮在理论上的集中概括和总结。

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组织报告共分９个部分，其中第２部分科学地全面地概括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

首先，《论党》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的全局高度，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３页。】。不过这个历史任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完成，“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创造出来”【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３页。】。创造新的革命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困难的事业”。“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就必须解决许多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问题。“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其次，《论党》给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定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６页。】这三个定义的论述方向和基本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个定义，着重从总体上论述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致性和继承关系。第二个定义，侧重在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地区和民族特点。第三个定义，侧重在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和意义。可以说，第一个定义是主定义，第二、三是辅定义，一主二辅，互为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定义。

再次，《论党》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当时概括为九个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

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的概括，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三十六年后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六个方面和活的灵魂三点的主要内容概括，应该说是更全面、更科学、更完整的。但从历史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去考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的概括必然要高于先行者，而先行者从无到有的第一次概括，其创造性的功绩是绝不能抹杀的。

最后，《论党》阐明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号召在全党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刘少奇说：“我们党的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３、３３５页。】这一科学预言已被抗日战争及其后三年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实。

二

从延安时期一直到进北京前，是刘少奇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理论思维高度一致的时期。这一时期，刘少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著述最多，被毛泽东采纳吸收的也最多。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讲话中很少引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话，但却几次引述了刘少奇的话，这是比较罕见的。这一事实是很难用同乡、同学、老战友之类关系去解释的。基本的理由只能是两个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是相同的。共同的观点和历史上遭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相似经历，很容易使党的两位领导人心气相通，产生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高度一致。

但是，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会随着物移境迁而发展演化，特别是在历史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产生不同见解是正常而普遍的现象。１９４９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一年。在党和人民面前摆着三个重要的大转变：一是革命道路的大转变，从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逐步转变为城市领导农村；二是工作重心的大转变，从武装斗争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革命性质的大转变，从民主革命逐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面临这样的空前大转变，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在共同坚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分歧，提出一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和方法，应该说是自然的难以避免的事情。

刘少奇在基本的方针路线上，同党中央、毛泽东是一致的。他是忠诚而努力地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但是，刘少奇是一位有相当马列主义水平的，有丰富实践经验，而又善于独立思考作出自己判断的领导者。他很自然地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中有些是同其他领导人不一样的。从建国前后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确定的这段时间里，刘少奇在下述六个问题上强调和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强调在转变关头要加强马列主义学习，善于独立思考，既不搞教条主义，也不要搞经验主义。刘少奇说：“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因此，他特别强调：“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３３７页。】他举例说：“搞资本主义那是右，马上搞社会主义那是左”【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４１３页。】。要克服这个困难，就要学习马列主义，独立思考。

第二，明确提出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建国后的中心任务。刘少奇在１９４９年６月写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明确认定：“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４１４页。】稍后，在对团干部讲话时，他说：“大的运动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的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这反映了他当时的认识与主观愿望。为什么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刘少奇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一个是经济落后，现代化工业很少，生产力很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问题已解决，因此，要集中一切力量，“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做好这件事，才能使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认为发展经济这件事如果做不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４２６页。】

第三，对新中国经济发展步骤，提出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的设想。刘少奇在１９５０年写的一份手稿中，设想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大体上要经历四个步骤：首先是恢复经济；其次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次，以更大的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重工业的基础；最后，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器化”【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页。】。这是同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苏联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斯大林公式不同的，很可能是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独立见解。可惜，这份手稿当时并未发表，刘少奇本人以后似也未再坚持这个主张，因而鲜为人知。现在收入了《刘少奇选集》，为研究中国工业化道路这一历史课题，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第四，反对很快向社会主义转变，认为过渡时期长些有好处。不主张建国后马上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也是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还明确讲：“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页。】。但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强调得最突出的，则是刘少奇。早在１９４８年，他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向及性质的问题》一文中说：“过渡时期是十年到二十年，这个长了有好处，因为中国落后，长了才能建设好。”１９４９年４月，在天津市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１９５１年５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他说：“经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后，才能考虑何时进入社会主义，但也许还不能作答案，要看工业的成就。”隔了一周，刘少奇在政协的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作报告，更加强调工业化后才搞社会主义。他说，“将来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但是现在不搞，而且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百分之十，要发展到百分之四十、五十，哪怕你跑得怎么快，总还要十年、二十年。”类似的话还讲过多次。当然，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并经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公布后，刘少奇就不好再讲什么了。

第五，主张先工业化然后搞农业集体化，认为用合作化防止农村两极分化是空想。刘少奇一贯认为实行农业集体化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革命，只有具备了可以在农村中大量采用机械耕种的条件，才能搞农业集体化，转变早了是不对的，没有机器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在１９５１年５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批评了主张在农村通过组织合作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同年７月，他批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以动摇私有制基础，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报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以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由于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面批评了刘少奇，并把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工作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离开全国工业化的水平而超前地迅速发展了。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党的会议上是作过检讨的，农业合作化在全国的迅速完成，似乎也证明刘少奇的观点是不对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往往是曲线的。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常常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社会历史实践，才能最后作出公正的结论。今日回头看４０年前的这场争论，应该说，刘少奇的观点是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更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六，明确提出“民主化”的口号。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基本纲领和目标，也是对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争取民主主要还是一种奋斗目标，那么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实现民主就成为一种现实的任务。建国后不久，刘少奇就在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上，强调地提出了实现国家民主化的任务。他说：“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经济事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注: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６０页。】。这是一个十分鲜明而大胆的口号，可惜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经验，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６０页。】这可以说是对刘少奇观点的肯定，也是一种继承和发展。

上述刘少奇的见解和主张，有的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采纳，溶入党的路线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之中，有的没有被采纳，有的甚至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有的问题他本人也作过检讨。不过，毛泽东的批评也好，刘少奇的检查也好，并不能成为判断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年——一九八二年）》，第１６２页。】。经过４０多年的历史检验，回头看刘少奇的这些主张，不难发现其中确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这些，为毛泽东思想在新阶段的光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三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陆上基本确立之后，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积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尽快把中国建设好，刘少奇的愿望同毛泽东是基本上一致的。１９５８年，在那个全党头脑普遍发热的“大跃进”年代里，刘少奇也没能例外，也讲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之类的错话。这说明既使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摆脱时代潮流的巨大冲击，也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不过，一个领导者的英明不在于不犯任何错误，这是不可能的，而在于能够尽早地发现错误，及时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并勇敢地开始新的探索。刘少奇正是这样做的。

１９５９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毛泽东本人提出的退居二线的请求，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新的工作岗位给予刘少奇更广泛地接触各条战线的实际的可能。在这样新的条件下，刘少奇本着“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４０３页。】的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探索和钻研，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刘少奇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新贡献，初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有创见。

众所周知，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科学概念的首创者，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但是，刘少奇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名著发表后，积极地投入了对这一新课题的研究探索，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他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认为一个是政治上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一个是经济上的，主要表现为分配问题。他又称前者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后者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些都是有相当道理，而毛泽东又没有讲过的。对于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但提出自己的理解，认为应当“强调同一性，而不是强调斗争性”。“不需要采取你死我活的办法，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解决”。如果处理入民内部矛盾强调斗争性，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激化，那就是错误的。后来的实践从反面证明，刘少奇的这个意见是对的。遗憾的是在整个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刘少奇的这种积极探索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第二，认为中央政策正确与否要在实践中多次总结，“三面红旗”也要允许怀疑。

所谓“三面红旗”，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是作为党的方针路线提出的，被认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具体标志，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贯彻。特别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中央负责人因为对“三面红旗”提出某些意见而被打成反党集团，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后，广大党员干部对“三面红旗”更是噤若寒蝉，不敢稍加议论。刘少奇对于“三面红旗”开始阶段也是积极倡导贯彻的，但很快就开始觉察到问题。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超出了当时毛泽东的判断和结论。例如，他认为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不能套用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公式。他指出犯错误有经验不够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３页。】。他还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５４页。】这些说明刘少奇是采取了比较客观的尊重实践检验的正确态度的。

第三，强调“大跃进”不能只靠群众的积极性，还要靠科技。

最早明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过毛泽东强调的侧重点，不是钻研科学技术，而是政治挂帅，又红又专。刘少奇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似略高于毛泽东。早在１９３９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刘少奇就说：“技术工作是有前途的，将来把敌人消灭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术工作为中心。”“大跃进”受挫后，刘少奇总结了经验，明确提出继续跃进的唯一出路是靠技术革命。他在１９６０年５月召开的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上说：“五八年和五九年是靠增加人和延长（劳动）时间实现跃进的”。“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是右倾。但劳动力没有了，物资也不够了，又要跃进，又没有人，那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技术，搞技术革命。”这样的认识在当年应说是出类拔萃的。

第四，提出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经济，理应更多样灵活，丰富多彩。但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多年实践留给人们的共同印象是，可以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可以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但经济整体却显得呆板单调，物资贫乏，缺少活力。因此，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就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课题。刘少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在１９５７年５月对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讲话时强调：“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经济，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为增加社会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全民、集体、个人三种所有制要互相配合好；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部分生产资料可以成为商品；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可以补我们当前经济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指导我们搞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允许开私人工厂，允许雇工；还明确提出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等。这些言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加以“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罪名，但今日观之，其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

第五，主张试办托拉斯，取代政府的直接管理。

托拉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资本集中达到一定高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列宁曾称之为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因而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之特有物受到排斥。刘少奇则认为，托拉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使国民经济更有组织、有计划。他认为当时实行的政府各部门直接干预经济的做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办“联合公司”，“走托拉斯的道路”。６０年代初，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全国搞了十几个单位试点，但阻力甚大，不久以后又被“文化大革命”所打断。但刘少奇的主张对今日仍是有教益的。

第六，坚持按劳分配，认为可以搞物质刺激。

五六十年代笼罩中国的“左”倾思潮有一个特点，就是误认平均主义为共产主义。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名义下，否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把物质鼓励贬之为物质刺激。而刘少奇则大声疾呼，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他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教训时，明确宣称：“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页。】他公开主张：“物质刺激还是要一点啰！”“不要随便说计件工资是落后的。”“你生产多少东西，可以挣多少工资。”提倡要有奖励制度，“不要简单提不计报酬”等等。在这些谈话中，刘少奇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进行生产和各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资料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第七，提出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用。

农业合作化后，用什么办法管理集体经济，可不可以用包工包产，特别是包产到户的办法，一直是存在争论的问题。几起几伏，三年困难时期又尖锐提出，并在少数地区付诸实践。一直到１９６２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烈批判“单干风”，才被强制刹住。在这场争论中，刘少奇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克服困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他说：“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用。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这种认识，较之我们今天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是有很大差距的。但在当时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第八、提倡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

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的制度，也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注意，１９５８年就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实施。１９６４年，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党政负责人的赞同，在全国一些地方陆续开办了一批半工半读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试办工作被迫中断。主张合同工、临时工一事，还曾一度被江青等人诬为“推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刘少奇提出的办法今天看来不一定妥当、完善，但说明他当时已经觉察到我国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存在弊端，需要改革，而且试图寻找出解决的办法。那一度暂短的试办，也为我们留下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九，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提出一些正确的主张。特别是对修正主义要“反而不裂”的方针，引人深思。

６０年代，中国大陆周边的外部环境日趋紧张。北有苏联大军压境，陈兵百万；南有美国出兵越南，战火日益逼近我国南疆；西南部边疆也随中印关系的变化而紧张起来。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反攻大陆”的良机已到，加紧活动，威胁东南沿海。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成为紧迫而重大尖锐的问题。“左”倾思潮的膨胀，使一些人主张四面出击，多方树敌。中共九大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简称“打倒帝修反”）作为对外总方针，可以说是“左”到登峰造极了。而刘少奇在被打倒以前，在多种场合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尽了最大的努力。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分组会议上说：既然是修正主义，就必反马列主义，既然是马列主义，就必反修正主义。不过要注意方式，要慎重从事，作到反而不裂。分裂是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因此应注意团结、避免分裂。他认为：苏联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直到１９６５年，刘少奇还认为：苏联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党，现在也很难下结论。这与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把修正主义看作头号敌人，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看成头号坏蛋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刘少奇一直强调要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而且他主张到资本主义国家学科学技术，主张向日本、英国、法国派留学生，甚至可以花钱买技术，目的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考虑都是现实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可借当时这些主张很少被采纳。

刘少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位卓越领导者，作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已经载入史册。他那些探索性的实践和可贵的思考，尽管当时受到种种局限和阻碍而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甚至遭到误解，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沉重打击，但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蒙尘的珠宝在拂去灰土后，依然会放出耀眼的光芒。刘少奇的探索性实践和可贵思考，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一部分，作为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将永远留给后来的事业继承者作为借鉴，汲取教益，启发思考。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