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棵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 1966.4

reading

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棵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
高炬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革命战争是极其伟大的，它闪耀着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灿烂光辉，充满着惊天动地的英雄人民的英雄业绩。这是举世无比的宏伟而豪迈的英雄史诗。我们的作者，应当把表现革命战争，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塑造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当做自己的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黑线的影响下，在反映军事题材作品中，却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影片《兵临城下》（改编：白刃、林农，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就是极为恶劣的一棵。这部影片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歪曲了解放战争的历史。作者不去塑造解放军的英雄形象，却不遗余力地去描写敌人，歌颂敌人，美化敌人。作者不去写革命和反革命两个力量的最后决战，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恣意地宣扬阶级调和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对于这样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是毒草，就要铲除，就要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
站在什么立场，歌颂谁？反对谁？这是检验每个人革命或不革命的主要标志；也是我们评价文艺作品第一位的标准。影片《兵临城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歪曲历史，大力美化和歌颂了反动的国民党军队，恰恰在“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兵临城下》描写的是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上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故事。影片描写的主体是国民党杂牌军三六九师的几个反动头目。关于国民党地方势力派和杂牌军的性质，毛主席早就讲过：“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②。毛主席在讲到敌人内部矛盾的时候指出，他们之间“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③。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这种矛盾是可以被我们所利用的，但是对他们的矛盾绝不能估计过高，更不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矛盾上。
《兵临城下》的作者完全背离了毛主席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国民党杂牌军的反动本质，不但丝毫没有揭露，相反的，却拼命地加以美化和颂扬。影片没有着力表现敌我矛盾，没有描写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敌军濒于覆灭的狼狈处境和其内部“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却用大量篇幅，突出描写了国民党嫡系部队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突出了杂牌军受歧视，受排斥的一面。把作为反动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国民党杂牌军，写成了受欺侮、受凌辱的“被压迫阶级”了。影片歪曲现实，欺骗观众，好象真正的坏蛋只有胡高参和几个特务，国民党杂牌军的头目都是“心地善良”、值得同情的“好人”。这样，作者就和国民党杂牌军坐到一条板凳上，为这个反革命军队写书立传，成了他们的辩护士和代言人了。

《兵临城下》不让革命的工农兵在舞台银幕上唱主角，而是把国民党军队当主角，把反革命的军官当作英雄好汉，让他们霸占了我们的舞台银幕。广大工农兵群众看了《兵临城下》，愤慨地说它是：“满台国民党！”这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

《兵临城下》精心刻划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三六九师师长赵崇武，另一个是这个师的团长郑汉臣。他们是国民党匪军的高级和中级军官。他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他们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许多年，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罪行累累的。这是他们的本质。他们历史上犯下的罪恶，是任何时候都抹杀不了的。在我军沉重打击和政治争取下，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争取他们率部起义，允许他们将功赎罪。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他们所应走的最光明的一条路。

《兵临城下》是如何描写赵崇武、郑汉臣这两个蒋匪军头目的呢？作者完全避开了他们反动的、本质的一面，却大力渲染了他们的所谓“光荣历史”和“优秀品德”。影片吹捧赵崇武二十年前就有志于革命，说什么连我军都要“珍惜”他在“北伐和抗日战争期间，这两段光荣历史”。我们不禁要问：赵崇武二十年当中做了些什么呢？难道他没有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难道他没有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他如果不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于蒋介石反动政权，怎么能爬上师长宝座？影片对于这些为什么避而不谈呢？影片还着重宣扬了赵崇武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原突围”中立过所谓赫赫战功。但是，国民党的所谓“中原突围”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④。所谓“中原突围”就是这种狼狈败退的一部分。他们只顾自己逃命，把大片祖国河山和亿万祖国同胞丢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对国民党犯下的这种滔天罪行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颠倒黑白，把它当作国民党的光荣历史加以歌颂，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对于敌军团长郑汉臣，作者同样丝毫没有触及其反动阶级本质的一面，却以赞美的笔调，精心描写了他“顽强不屈”的性格和不甘凌辱、勇于反抗的“大丈夫”风度。甚至连他那一身江湖气，连他在被俘后对待我审讯人员的那种傲慢态度，作者都是带着浓厚的兴趣细致地加以刻划的。我们不禁要问：一个罪行累累的反动军官，被俘后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趾高气扬，这难道也值得赞扬吗？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不也是清清楚楚的吗？实际上，反动透顶的蒋军军官，最贪生怕死。作者的描写完全是有意给敌人涂脂抹粉。
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⑤作者的立场，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作品中怎样写敌人，怎样写我们，写什么，不写什么，渲染什么，回避什么，这不是什么表现技巧问题，这是作者的根本立场和态度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在写敌军的时候，抽掉敌我之间主要的、本质的矛盾，突出敌人内部次要的、非本质的矛盾；在描写敌人时，避开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集中力量描写和渲染他们的“光荣历史”和“优秀品德”。《兵临城下》的作者，就是运用这种手法，美化和歌颂了敌人，把本质上同样是蒋介石反动政权支柱的国民党杂牌军，写成了“受压迫阶级”，把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蒋匪军官，塑造成了完美的“英雄”。试问：作者这样做，究竟居心何在？

是枪杆子解决问题，还是阶级调和？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⑥《兵临城下》既然是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理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革命原则作为指导创作的最高指示，让人们通过艺术形象更加深刻地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懂得枪杆子的重要。但是，《兵临城下》恰恰在这个“革命原则”的问题上，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宣扬了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
从影片里，我们完全看不到武装斗争的作用，完全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完全看不到枪杆子的巨大威力，当然也就完全看不到敌人的被迫起义是由于武装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虽然用敌人的口气宣告“兵临城下”，影片一开头，虽然也安排了我军包围敌占城市的几个镜头，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从影片所显示的敌人的精神状态来看，孤军被围的敌人，根本没有什么兵临城下的感觉。不论是从作者所描写的那喧闹的庆寿筵席上和豪华的舞厅里，或者是从敌人谈笑自若的态度上，以及神采飞扬的演说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丝毫也看不到已成瓮中之鳖的敌人在我严重的军事打击下，所必然产生的那种惊慌、绝望、悲观、沮丧的失败情绪。不仅杂牌军的头子赵崇武对形势估计得颇为乐观，说什么“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而且连那三次被俘的“小个子兵”，不是依然愿意回到被围的“孤城”去吗！这哪里有什么“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这岂不正是向人们宣传，什么军事打击，什么枪杆子威力，在敌人面前，都是毫无作用吗！

我们强调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枪杆子的威力，丝毫也不意味着忽视从政治上争取瓦解敌军的重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争取敌军起义或迫使他们投降。但是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种争取，只有当敌人完全处于我强大军事压力之下，才能充分发生效力。同时，这种争取，仍然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曾经指出过的：“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⑦因此，作为文艺作品来表现争取瓦解敌军的题材，不仅要正确处理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关系，同时，还必须正确地表现出我军争取瓦解敌军仍然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然而，影片里的我军联络部长不是对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在敌人面前低声下气，处处是以阶级调和代替斗争。他丧失立场，敌人立场却是坚定的。被俘的蒋军团长象英雄一样宣称：“不成功便成仁，要杀就杀，要毙就毙！”他就赶忙陪上笑脸，说什么“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放你们回去”。在敌军师长赵崇武面前，他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对敌人提出警告，晓以大义，而是和敌人称兄道弟，握手言欢，吟诗叙旧，苦苦乞求，甚至从政治上迎合吹捧敌人。这哪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的影子！这不是十足的阶级调和又是什么呢！

在表现敌军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上，影片也处处是用阶级调和的观点代替了阶级斗争。毛主席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⑧但是，从影片里，我们却看不到国民党官兵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什么分歧，看不到国民党官兵之间、军民之间有什么阶级矛盾，当然更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了。看到的倒是小个子兵心甘情愿地背郑团长的老婆过河，说什么“郑团长平时对待弟兄们挺好的”；看到的是他们的部队抢了老百姓的粮食，居然受到斥责，并且奉令送还。影片如此明目张胆地为敌人涂脂抹粉，掩盖阶级矛盾，这哪里还有什么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影子！
在这部影片中，作者既然没有表现武装斗争的作用，没有显示出军事打击的威力，在争取敌军起义时，又没有表现出针锋相对的斗争，那么，矛盾又怎样转化、怎样解决的呢？作者异想天开地安排了一个离奇的情节，让蒋介石发来一封“剪除”赵崇武的密电，密电又恰巧落在赵崇武的手里，于是这个反共反人民二十余年的刽子手，就立刻决心率部起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就由于赵崇武的起义迎刃而解了。赵崇武也就在这场斗争中成为值得歌颂的人物。
假若有人认为，这只是在艺术创作中，过分追求所谓戏剧性，因而情节安排不当所造成的错误，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作者倾注了深情，精心设计了赵崇武这样一个人物，并且赋予他以解决一系列矛盾的关键性的人物的地位，绝不是偶然的。作者在这里硬要人们相信：在反动派内部，也存在着“好人”和“坏人”之分，因此，对待反动派，无须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只要听凭象赵崇武这样的“好人”，与胡高参这样的“坏人”之间的相互斗争，并且在斗争中由“好人”取得了主导的支配地位，那么，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就可以和平解决了。影片在这里所宣传的思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狂言滥语，说什么在美帝国主义那里，有“明智派”和“狂人派”之争，只要由“明智派”取得了统治地位，世界和平就可以得到保障，不是一个调门吗！
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还是突出资产阶级的人性？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在瓦解敌军的工作中，也不例外。在我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瓦解敌军工作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关于从政治上瓦解敌军的指示。《兵临城下》恰恰在这一点上，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⑨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心的向背。一切反动阶级所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也是和敌军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去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启发敌人官兵的觉悟，利用和扩大敌人的矛盾，就可以从根本上涣散敌军的战斗意志，破坏敌军的战斗力，促使敌人分化瓦解。
一部以表现瓦解敌军工作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把毛主席关于从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光辉思想，作为贯穿整个作品的红线。必须在所描写的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始终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但是，《兵临城下》根本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从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光辉思想。影片描写的我军联络部长瓦解敌军工作的指导思想，却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从郑汉臣的转变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郑汉臣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军官。他被我军俘虏释放之后，还决心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好好干下去。可是当他的老婆被蒋匪嫡系队伍的一个连长污辱以后，他就由坚决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走，一下子变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了。是什么力量促使郑汉臣转变的呢？影片企图使人们相信：促使郑汉臣和国民党反动派分裂的决定因素，不是我军政治瓦解的威力，乃是“辱妻之恨”。“辱妻之恨”不但成了郑汉臣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的原因，而且成了他政治立场发生根本改变的关键了。
郑汉臣在被俘时，对我军完全抱着一种顽固的敌对态度，后来，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军联络部长，并且还表示：“师长要是不愿意（指起义），我们团单独干。”在这里，又是什么力量促使郑汉臣完成由坚决反革命到投向革命这种变化呢？影片还企图使人们相信：决定因素仍然不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威力，乃是联络部长的“送子之情”。正是“送子之情”促使郑汉臣对我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坚决反革命到投向革命方面来。
仅仅依靠“辱妻之恨”和“送子之情”，果真能促使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军官，彻底悔悟，自动改变反动的政治立场吗？阶级斗争的现实，完全否定了作者的这种欺骗宣传。许多历史的经验证明：即使是经过斗争迫使敌人举行了起义，也“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⑩。但是，《兵临城下》却硬要人们相信：解决国民党的这个杂牌军队，不仅不需要军事打击，也不需要从政治上瓦解，只要依靠“辱妻之恨”、“送子之情”就行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他们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变而成为“革命党”了。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思想又是什么呢？
由此不难看出，《兵临城下》在表现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过程中，实质上却是在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它硬要观众们相信：我们和赵崇武、郑汉臣之间的斗争，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不需要军事上的打击和政治争取瓦解来解决问题。赵崇武、郑汉臣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毕竟也还是人。只要我们能“动之以情”，用“送子之情”去感化他，他就会感恩不尽，化敌为友；敌人用“辱妻之恨”去激怒他，他就会怒不可遏，化友为敌。这样，在影片的编导者看来，我们在敌军工作中，讲什么阶级观点，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战争的性质，什么战争的前途，等等，都毫无用处；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才是至高无上的万能法宝，才是解决一切问题、一切矛盾（包括阶级矛盾）的灵丹圣药。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修正主义的主要武器。毛主席早就批判过这种谬论。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现代修正主义鼓吹的这种抽象的人性，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在他们看来，凡是合乎资产阶级的思想、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就是合乎人性的，否则，就是违反人性的。说穿了，他们的所谓人性，不过是以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来代替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就是这种“人性论”的政治目的。影片《兵临城下》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来说，正是一服麻痹革命意志的毒剂。因此，我们必须戳穿它的欺骗性，并给以彻底的批判。
毒草出现是偶然的吗？
《兵临城下》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
《兵临城下》影片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从舞台搬上银幕这段时间，正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纠集在一起，掀起了疯狂的反华大合唱；在国内，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利用我国在经济生活方面遇到的暂时困难，刮起了一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就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文艺战线上大批有毒的坏作品纷纷出笼。在电影方面，除了《兵临城下》以外，前后还出现了《林家铺子》、《不夜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坏影片。《兵临城下》和其他一些坏影片，虽然题材不同，但它们的政治倾向却是相同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极力美化与歌颂资产阶级（或反革命军队，反动军官），宣传阶级调和论与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些影片的作者，虽然也披着“写阶级斗争”，“写资本家改造”，“写人民战争”等等的外衣，实际上他们是在贩卖自己腐朽、肮脏的资产阶级私货。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翻案、立传，为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开辟道路。
白刃同志写出《兵临城下》这样的坏作品，也不是偶然的。过去他写的《战斗到明天》、《小铁腿长征记》、《白鹭》等作品，曾因为有严重错误而多次受到过批判。但白刃同志不仅不接受教训，加强思想改造，而且还十分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抗拒改造。他不但自己反对和抗拒毛主席所规定的文艺方针，还攻击和污蔑别人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说什么“创作三件宝：英雄、乐观、党领导！”从这种恶意的嘲笑里，我们看到他对让我们时代的英雄——工农兵群众在文艺作品中作主角，对我们在文艺作品中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表现党的领导，多么反感，多么仇视！只要分析一下他写的那些作品，就不难看出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写敌人必然美化，写工农兵必然歪曲；二是只要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要冒出来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起兴风作浪，大唱反调。白刃同志写出了《兵临城下》，只不过是他的又一次拙劣表演而已。
《兵临城下》和其它毒草的出现，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修正主义思想的活标本，可以使我们长知识，开眼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在斗争中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提高我们的政治嗅觉，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从反面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兵临城下》既然放出来了，我们就要进行严肃批判。批判坏电影《兵临城下》和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搞掉文艺战线上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注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四一——七四二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八三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四八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四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六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四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九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七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一——八七二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原载《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 1966.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