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人民日报》批判吴晗文字一组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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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抗议对农民群众的污蔑 刘兴隆　郭乾　王开山

提要　我国农民富有坚强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吴晗一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美化帝王将相，诋毁农民群众。解放前，他辱骂农民起义军是“流寇”、“乱民”、“暴民”、“盗贼”；解放后，他胡说强调农民起义，就是把历史弄得“漆黑一团，灰溜溜的”。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坚决抗议吴晗对农民群众的污蔑。

在解放前，吴晗同志以“民主斗士”自居。一九六一年，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但我们读了吴晗解放前后的大部分著作以后，不禁满腔怒火！原来，吴晗是这样的恶毒，把农民群众污蔑得一无是处，简直是十恶不赦。因此，我们作为贫下中农的儿子，社会主义时代的大学生，有义务告诉全国贫下中农，让他们知道，这个打着“人民代表”旗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污蔑了他们一些什么！
解放前，辱骂农民群众，反对农民战争，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服务诋毁农民的革命性，胡说农民为统治阶级当奴隶出于“自愿”，农民的性格是“忍耐苟安”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为了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找合法根据，吴晗却说，不！“农民是最能忍耐最驯服的”，他们可以“自愿”为统治阶级当奴才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写的《明代之农民》一文中还说，农民的“美德”是“最驯良，最肯对国家尽责任”。在同年发表的《元代之社会》一文中，他从故纸堆里终于找到了一条“历史根据”。他说，“据元史世祖纪，成宗纪及刑法志的记载”，有一些农民，他们为了“投靠”贵族、地主以“保全生命或避免徭役”，因而“自愿为奴”。基于农民“最驯良，最肯对国家尽责任”的“德性”和精心搜寻的“历史根据”，吴晗在一九三六年写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明确地规定：负担“国家赋役的绝大部分”是农民“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且“除他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纳的赋税以外，他们还应当替贵族和地主们尽一部分责任”。这就是说，农民有义务替统治阶级做牛做马。一句话，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天经地义，农民群众做牛做马理所当然！这就是吴晗的反动逻辑。
吴晗为了本阶级的需要，极力诋毁农民的革命性，说农民是一堆“没头脑”、“没大出息”的人物，“除了种庄稼，有力气以外”，别的什么都不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过平安日子”。活着是农民的“本分”，“吃苦也是本分”。他们“最好的德性”，就是“忍耐苟安”。这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性，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贫下中农的形象是相距多远啊！毛主席说，贫农最革命，他们是“革命先锋”。但是，吴晗却偏偏要说农民群众不但能够“忍耐”，而且还有一种“苟安”的本性。我们不知道，被封建统治阶级从骨头里榨出油来的老百姓，他们凭什么“苟安”呢？是象吴晗的家里一样，凭“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吗？凭“近三十亩左右的水田”吗？凭“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谷子的租子”吗？按照我们父兄的经历，按照我们在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所见所闻，我们只知道每一个从旧社会出来的贫下中农，都有着一部悲惨的血泪史。伴随着他们的汗流尽，血榨干，也各有着一部悲壮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他们从来不象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说的，“农民甘心”受地主的“压迫”和“庇荫”那样下流！他还说，农民“连这庇荫也不能得到”的话，“结果只能逃亡，变成流民”。好象得到这些“庇荫”的农民，他们之所以有一线“生路”，是穷人沾了富人的光。但每一个饱尝过旧社会辛酸的贫下中农，都知道给地主扛活的滋味是什么，给地主当丫头的滋味又是什么！可见吴晗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老爷式口气是何等荒谬绝伦！
上面已经说了，吴晗在《历史中的小说》一文里说，农民除了“忍耐苟安”的“德性”以外，唯一的希望是过平安日子。他以农民起义所带的宗教色彩为据，说“农民是不很能了解政治革命的意义的”。只要有关于如何有好日子过的说教，农民便“自然死心踏地的信仰，一致加入去追求这理想的乐园”。好象农民群众也象剥削阶级一样，唯利是图，整天价想着发财，成了财迷了。他还在《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污蔑说，要农民“来参加革命，也非加上一些宗教的或迷信色彩的外障”来吸引他们不可。
尽管吴晗说农民“最大的希望是过平安的日子”，也说农民“最好的德性”就是“忍耐苟安”，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始终不曾有过“平安的日子”过，也不会有平安日子过。吴晗对农民这种“忍耐苟安”的“好”德性的“夸奖”，也是不能当饭以充饥，当衣以御寒的，他们仍要斗争，仍要反抗的。但吴晗又拿出了一种虚无的、概念式的理论来安慰农民了。这就是他竭力吹捧所谓“清官”、“好官”“包龙图”、“海青天”，并污蔑农民“喜欢”“清官”、“好官”，“热爱”“包龙图”、“海青天”。他在《历史中的小说》一文里说：“老百姓”“一遭了不幸的事，非打官司不可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象包龙图那样的清官，能一是一、二是二，把案子断清楚。只要不受冤，不吃亏，也就心满意足，愿意这好官永远不离开”。在吴晗笔下的农民就是这样的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包龙图”、“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这除了说明吴晗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替封建统治阶级充当喉舌以外，又能说明什么呢？农民群众是决然不会相信有什么“清官”的，因为他们受尽了剥削，受尽了压迫，他们所遇见的官吏，不管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也不管是姓张姓李，他们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得出这样一条真理：“天下乌鸦一般黑”。要解放，要自由，必须起来斗争。

恶毒地污蔑农民起义，含沙射影替蒋介石统治服务

为了配合蒋介石企图消灭工农红军的反革命活动，吴晗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毛泽东同志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之所以要起义，要革命，完全是地主老财、乡官恶吏这些吸农民的血、吃农民的肉的黑心鬼逼出来的，完全是吃人的旧制度造成的。但吴晗却不以为然，他在一九三七年写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说农民起义是由于人口“飞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够分配”所引起的。从这个荒谬的逻辑里，可以看出吴晗的地主阶级本性是多么鲜明！唯恐人们说农民起义是他们的老祖宗逼出来的。
农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境地，为了寻求光明，于是便揭竿而起，象暴风雨一样，横扫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平日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下子化成力量。他们所到之处，烧官府，杀官吏，开粮仓，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农民的这种举动，我们说“好得很！”但吴晗却感到深恶痛绝，他在许多著作中，辱骂农民起义军是“流寇”、“乱民”、“暴民”、“叛乱”，是“盗”、“贼”、“匪”、“寇”，他们的领袖是“暴民领袖”，是“野心家”。一九三四年，正是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时期，为了从历史上替蒋介石提供“剿共”经验，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文。他说，明末的教训是“当时的统治者”大意了，把农民起义看成是“疥癣之疾”，“高枕而卧”，料想不到农民起义军“一有了势力”，竟来“夺取政权”。他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提出了两条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一条是，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时候”，统治集团要“联合起来”，不要“勾心斗角地互相计量”。另一条是，施行“抚恤”，从根本上堵死“致乱之源”，以免“自掘坟墓”。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晗对农民起义所怀的刻骨仇恨，和对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革命的心理了。
农民起义杀了一些官吏，赶跑了地主，分得了一些土地，但吴晗对这特别看不下去。在《朱元璋传》里，他把农民军写得比官军还凶恶。他说：“红军攻破城池，各将领大抢一顿以后，又把满城男妇虏获，闹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起义军“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和人民作对，失尽了良心”，使老百姓“实在没法子活下去”。他还污蔑起义军内部是乱哄哄的一团糟，成不了事。在《朱元璋传》里，他说：“濠州有五个元帅，一字并肩，没有头脑，谁也不服谁，谁也支使不了谁，闹得乱烘烘，不成个体统”，“没有大出息，成不了事”。
后来，他在《朱元璋的统治术》里，还恶毒污蔑农民起义的动机，说农民“苦战了十几年，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为作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荫子，大庄园，好奴仆，数不尽的金银钱钞，用不完的锦绮绸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更是吴晗所坚决反对的。他在一九三四年《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文中，赤裸裸地说：明王朝的灭亡，“与其说这是流寇的功绩，还不如说这是古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自然崩溃为比较妥当”。按照吴晗的这种说法，任何统治阶级都是可以“自然崩溃”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也没有一个统治者是由于“自然崩溃”而滚出历史舞台的。没有李自成进军北京，崇祯皇帝是不会上吊的；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蒋介石的青天白日旗是不会被人民踩在脚底下的！正象毛主席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所以吴晗的反动说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的辱骂和他的一系列谬论也是极其荒唐可笑的。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过去了，几十年的国民党统治也过去了，我们革命人民一向是被反动统治阶级骂惯了的。但是，辱骂怎能挡住历史的车轮，唾沫星又怎能淹没旭日东升的光辉！革命毕竟成功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大众也毕竟站起来了。当然，在这些牛鬼蛇神还没有根本绝迹的时代里，我们时时刻刻还会听到辱骂的。
解放后，丑化农民群众，反对农民战争，美化帝王将相，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反动观点　分毫未变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中国劳动人民出了苦海，见了青天。吴晗对人民的胜利怀着刻骨的仇恨，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变天。解放后，吴晗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顽固地坚持解放前的反动观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对农民群众、对人民胜利的仇恨。一九六二年，他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辱骂“贫雇农出身”的农民，“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把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写在历史上，就会沾污历史，就会使历史失去光辉。在他看来，只有地主阶级的皇帝、宰相、将军、“清官”，这些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只有唐太宗、朱元璋、海瑞，才有资格写在历史上，才会使历史增添光辉。否则，就是“取消历史”。他对农民起义深恶痛绝。一九六一年，他在《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许多历史教材“强调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深为不满，胡说什么“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个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在他看来，农民起义打倒封建王朝，是大逆不道，是造反，是黑暗；只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血腥统治，才是历史上的光明。在地主阶级被打倒在地，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他歌颂帝王将相，宣扬封建主义毒素，其目的就是在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就是为了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刮起一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

在《海瑞罢官》中污蔑贫下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公社化

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被人民踢出历史舞台。吴晗对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依依不舍，于是“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剧中的海瑞，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也就是吴晗自己的化身。在这里，吴晗打的旗号是“为民请命”，他竭力把自己一伙人装扮成一个“强哉矫”的“为民请命”的“英雄”。吴晗妄图使人相信，他“为民请命”，就是为贫下中农“请命”；他反乡官、搞退田，就是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的，为贫下中农着想。因而，他在剧本中大唱特唱“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方能使民安”的调子。在他看来，我国贫下中农在前几年困难时期是要求退田和反对基层干部的。事实果真象吴晗所说的那样吗？错了，完全错了。我国广大的贫下中农，都是党和毛主席从苦海里救出来的，他们与党有着亲密的血肉关系，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的恩人是谁，不但他们自己不会忘，而且他们还把这些告诉他的儿子、孙子，要他们的后世都不要忘。在前几年国家困难时期，正是贫下中农和党的基层干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打退了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坚持了公社化的道路。但是，吴晗却根本无视这些事实。为了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硬要强迫农民喊出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心声。要说对农民群众的污蔑，这就是最大的污蔑。
现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过去的吴晗，还是现在的吴晗，都是恨透了农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的。他对农民群众作了最大的丑化和污蔑。他一边吃着农民群众风里来，雨里去，一把汗一把泥生产出来的粮食，一边恶毒地咒骂着农民。
我们三个都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我们不能容忍吴晗对农民的恶毒的污蔑，我们更不能容忍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动立场和思想。


196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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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历史做政治交易的人 严平

吴晗这位“历史学家”对历史可不象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是“客观”地进行研究的。他凭自己主观的需要，篡改历史材料，使历史为他所用，以达到他卑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吴晗的“古为今用”应读作“古为己用”，他是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
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四三年吴晗用《说士》向蒋介石献媚，借说古代之“士”，毛遂自荐，向蒋帮乞求官爵。同样一部《明太祖》，就因吴晗的个人需要不同而几经变化。一九四三年，由于吴晗要讨好蒋介石，这本书就把朱元璋吹捧了一番，甚至把朱元璋美化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这本书被吴晗略加改头换面，变成了《朱元璋传》，突然大骂起朱元璋来了，据他说这是为了影射蒋介石的，云云。这是多么令人恶心！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到了他的手中，竟然成了他的政治“股票”。随他之所欲，他象变魔术似地把历史变来变去。管你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吴晗只知道利用历史为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服务。他原来是一个靠历史做政治交易的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市侩。
解放后，他的这种“品性”并没有改变。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他连续写海瑞、廉颇等古人，指桑骂槐，骂党，骂社会主义，为被“罢”了“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在《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九六○年第六期《新建设》）中，他更明目张胆地借研究于谦之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冤”、“表功”和呼吁。
在一九六○年，吴晗特别抬出了于谦这个人来，加注“国防部长”，夸他领导的“北京的保卫战”的功勋，突出地描绘于谦“不避嫌怨，有意见便说，有些作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他，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谦的更恨他”。他感叹于谦之被“罢官”、“罢帅”并被英宗杀了，别有用心地说：“广大人民是深深悼念于谦的”。他又借太监兴安之口说：“这人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那儿能找得这样的人！”他甚至还描述于谦死后，新皇帝继位，如何向于谦在天之灵道歉：“当国家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先帝已知少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吴晗最后大声喊口号：“广大人民永远纪念这个保卫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按照吴晗历史上一贯对待古人的“古为己用”的逻辑来看，他搬出这个“民族英雄”而大呼于谦被“罢官”、“罢帅”之“冤”，宣扬继位的皇帝后来如何向这个“国防部长”道歉赔不是，我们是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吴晗露骨地替当时被党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呼吁！
综观吴晗自一九三○年来投靠胡适后的三十余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他在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的精心教导下，练就了一套利用历史来反共，反人民，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吹捧美蒋主子的本领。应该说，吴晗是承受了胡适衣钵的真传弟子，他不是什么“历史学家”。现在看来，他不是更象出卖祖宗、叛变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历史的民族罪人——胡适吗？他还有什么资格以“历史学家”自居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歪曲、篡改、利用历史的市侩而已！吴晗在这一点上，又同国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多么相象。如众周知，赫鲁晓夫之流不正是歪曲利用历史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勾当吗？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今天，我们对于象吴晗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确是不能不提高警惕的！

1966.4.22



农民看透了“清官”的反动本质
史耕

最近，我们西北大学半耕半读历史系部分师生在西安市郊区六村堡公社的中官亭、后所寨、西席、东席四个生产大队，就“清官问题”向农民群众作了访问，同他们一起进行了讨论。还有一些同学在自己家乡兴平、长安等地的农民群众中作了访问。贫下中农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出发，具体而又深刻地揭露了“清官”的剥削阶级本质，与吴晗同志的观点形成尖锐对立。
农民在“清官”问题上的鲜明阶级立场
农民在“清官”问题上阶级立场鲜明，是非观念清楚，所举例证真实生动。广大贫下中农对“清官”的看法同吴晗同志完全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揭露了“清官”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
“清官”忠于皇帝，是穷人的死对头
在我们了解到的材料中，揭露“清官”反动本质的很多是民谣。它们反映了农民群众在世代阶级斗争实践中获得的明确结论。有的面对着熟悉的乡水唱出：“清水河，向东流，当官的是穷人的死对头。”有的说：“为人不坐官，坐官都一般；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来换去害穷人。”
许多农民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官”是完全忠心于皇帝的。后所寨大队老贫农王斌说：“说起‘清官’，你说他‘清’，他是对皇帝清，是为皇帝办事的。”有的还说：“哪里有穷人的官，哪里有穷人的法；王法王法，王订的法。法是王订的，官是王给的，不为王办事就当不上官。王法本身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清官’也都是忠臣，忠心皇上。‘明君’也喜欢忠臣。”谈到包拯的时候，大家列举了好多包拯镇压农民起义效忠皇上的故事。后所寨党支部书记萧德明说：“包拯的乌纱帽是封建朝廷给的，人民起来反抗，乌纱帽也就戴不牢了。他就不让反。”在农民看来，忠皇上和爱百姓是水火不相容的。一首歌谣说得好：“‘包文正，面发青，忠皇上，爱百姓’，谁信这，鬼念经。”
“清官”和贪官同样残酷剥削人民，
“清官”用木刀杀人，贪官用钢刀杀人
在谈到“清官”和贪官的区别的时候，贫下中农说，“他们是一路子贼寇”，“一混子贼”，他们的统治手法不同。“贪官用钢刀杀人，这是活剥皮；‘清官’用木刀杀人，叫人活受罪——死呢死不了，活呢活不旺。”
“清官”和贪官都残酷剥削人民。后所寨大队贫农王生发说：“当官是为了刮钱，旧社会谁见过不爱钱的官。当官的吃好的，穿好的从哪里来？每年每月要弄多少银子！官再‘清’，出去还要坐八人大轿。家里还有奶妈、丫环、书童一大堆人，咋能使唤得起这些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钱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咱穷人的！”有的农民还揭露了“清官”在名利关系问题上的本质，指出“清官”为民只是个虚伪的幌子。后所寨大队贫农王新说：“‘清官’为百姓办事是杨六郎杀娃——做样子哩。有人贪利，有人贪名，有了‘万民伞’，就能升官发大财了。”中官亭大队贫农青年冯俊合说：“过去当官的，与老百姓的位置就不一样，他们要刮钱，要升官，绝不会为广大人民服务。”他们认为“清官”的取财手法更阴险，更狡猾。为了得到更多的财，他们首先取名，门面装饰好了，官升高了，钱就更多了。有些村子的农民列举出解放前本村的地主捐钱修庙宇、盖学校的事例，说明他们只是为了骗取荣誉、多发横财而已。农民说：“别再提那一伙子为民办事了，只是为了给自己弄点油水。”
“断案公平”，这是“清官”论者着力宣扬的一点。但农民是怎样评论的呢？后所寨大队贫农史兴元说：“当官的都是官官相卫。”他们对流传的“清官”故事和戏常常提出疑问，不相信有这种事。许多农民举出了亲身的经历来揭露“清官”“断案公平”完全是虚伪的。兴平县南位公社南位大队农民边巡巡说：“在旧社会，我和地主打了几十年官司，把一份家产卖光了，结果还是坐庭子。前前后后，没有见过有一个‘清官’。”长安县引镇公社姚家寨大队有个贫农叫张文山。祖父手里，他家的全部土地就被地主霸占了，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告状，总是挨板子，输官司。到了一九四五年，张文山听说衙门里来了个新老爷是“清官”，又去告状。这个新老爷确实没有打他的板子，却欺骗他，假装答应“以理公断”，叫他回家等着。可是，张文山等了一年又一年，一直没有消息。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倒了地主，张家三代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张文山也才彻底懂得了剥削阶级的官都是穷人的死对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真理。
在旧社会活了几十年，没见过啥“清官”
农民群众对“清官”的另一些议论，从另一个角度透露出问题的实质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一问到“清官”，农民就会举出从戏文、故事中知道的包拯、吕蒙正、王震等名字来。但是一接触到他们在旧社会的经历，他们就否认“清官”的存在。老贫农王斌说：“我在旧社会活了几十年，还没见过啥‘清官’。”贫农王生秀说：“古时候有没有‘清官’咱没见过，咱只知道蒋匪的官瞎得很。”他们说：“反正咱没有见过啥‘好官’。”他们对“清官”传说提出疑问：“戏上的包公成辈子放粮，为什么天下穷人老没吃的？我看放粮是哄骗人。”有的群众叙述了旧戏上的一些“清官”故事，认为这些故事都不合情理，不过是编戏的人哄骗穷苦农民，叫他们安心等待“清官”，不要反抗。
农民为什么对“清官”的本质看得这样透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农民，剥削阶级国家的官吏都是他们的死对头。那些捏造出来骗人的“清官”形象，一触及阶级斗争的实际，立即被碰得粉碎。
从整个调查到的材料看，农民明确地指出了“清官”和贪官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魔王，“清官”的作为与人民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清官”是剥削阶级的双重欺骗工具
也有一些农民看了“清官”戏，听了“清官”故事，认为封建社会里有为农民办事的“清官”。他们经常提到旧戏《调寇》中的寇准、《打镇台》中的王震、《秦香莲》、《铡包勉》中的包拯等作为“证据”。
怎样看待农民中的这类看法呢？我们和贫下中农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从现象上看，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离现在远的时代的“清官”，有人相信。第二，越是看旧戏、旧小说多的，听说旧书多的，相信“清官”的就越多。第三，老年人比青年人相信“清官”的多一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页）我们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上述现象的特点，就会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农民中存在着对“清官”问题的模糊认识，是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剥削阶级欺骗宣传的遗毒。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在凭其国家机器对农民施行暴力统治的同时，又总是特别重视推行愚民政策，进行欺骗宣传，把封建的国家机器打扮成超阶级的东西。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反对农民革命的一个重要手段。资产阶级也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了这一手。我们和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讨论“清官”问题的时候，大家指出，这种欺骗宣传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在不涉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事情上，有意做一些“好事”，装出“铁面无私”的样子，拿来给人民群众看。这是在政治斗争中进行欺骗。二，但是，剥削阶级无时无地不在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可以用来为自己装样子的“好事”实在太少。他们又特别绞尽脑汁伪造历史、虚构故事进行欺骗宣传。这是在思想斗争中进行欺骗。“清官”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进行双重欺骗的工具。
作为政治斗争中的欺骗工具，“清官”是反革命软的一手的具体执行者。这批人最忠实于剥削制度和整个剥削阶级，他们为了剥削制度万世长存，为了自己沽名钓誉，升官发财，进行各种欺骗活动。他们在任期间，有意作一些“好事”，如修桥、铺路，疏通河道，断些无足轻重的案子等。离任的时候，又纠合地方上的绅士、地主搞“万民伞”、“留靴”等鬼把戏。我们在农村听到这样一些故事传说：有人说，有一个“清官”看到一条河道经常淹死人，就发动民工修起了一座桥。有人说，有个县长断案清，他断案的时候，把农民和市民都请来，叫他们站在大堂两侧观看。据说，果真有穷人打赢官司的事。可是，都是些什么案子呢？一个地主的眼镜被卖柴的穷人撞打（破）了，县长没叫穷人赔。我们了解到的几个案子都是类似情形。
这就是所谓“清官”为百姓办的“好事”。这些传说的可信程度都是极小的。我们就是把这些传说当成实有其事来看，也不难看出“清官”进行欺骗活动的实质。修桥出的是群众的力，花的是群众的钱，换来的是自己的好名声，这完全是拿被剥削者的血汗骗人。拿了一副眼镜之类的案件，当众审理，显示“清官”作风，岂不可笑！更重要的是，“清官”们所做的这一切“好事”，全都有利于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撞不着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丝毫实际利益。
作为思想斗争中欺骗工具的“清官”，完全是剥削阶级伪造出来的虚幻形象。封建皇帝看到“清官”在麻痹人民革命意志、巩固封建秩序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欺骗作用，对“清官”大肆表彰。特别是在他们死后，赠给他们种种称号，渲染他们的“嘉言美行”。封建统治阶级又特别利用他们垄断文化知识，把持宣传机器的条件，通过他们的文化人，塑造“清官”的虚幻形象，把“清官”说得“清正廉洁”、“明镜高悬”、“执法公平”、“铁面无私”。一整套二十四史，为大大小小的“清官”写史立传，大量的旧小说、旧戏剧齐声为“清官”唱赞歌。上自封建皇帝，下到封建文人，一齐努力，把他们炮制出来的“清官”的虚幻形象灌输到群众头脑里去，其目的就是要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相信：灾难只是个别贪官污吏造成的，遇到“清官”就会有好日子过。
这种虚幻的“清官”形象，不仅与真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根本不同，就是那些所谓“清官”的实际行为，也是比不上的。它是被无限美化、高拔了的，因而它的欺骗作用更广更深。作为双重欺骗工具的“清官”，在思想斗争中的欺骗作用，对统治阶级更为需要，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毒害更深。随便问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农民，他都可以给你说上好多关于包公的故事及其它一些公案小说和旧戏。正是这些，给农民灌输了毒素，使一些人受到了迷惑。
说到这里，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远离现代的“清官”，往往有人相信；为什么看旧戏、旧小说多的，听旧书多的人，往往相信有“清官”；为什么老年人比青年人相信“清官”的多一些。我们的结论是：群众中存在的对“清官”阶级本质的模糊认识，是剥削阶级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进行欺骗活动造成的。农民中对“清官”有模糊认识，并不能证明“清官”就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正好相反，它证明了“清官”在维护剥削阶级利益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欺骗作用。
（原载四月十九日《陕西日报》，本报有删节）

196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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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出于谦来干什么？ 张静如　彭万春　曲家齐

继《海瑞罢官》出笼以后，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又抛出了他的《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为什么这个时候，热心研究海瑞的吴晗同志又突然对于谦发生了兴趣呢？吴晗同志向来是主张“古为今用”的，那么我们就要问问吴晗同志在这个时候抬出个于谦来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宣扬了些什么东西。这篇不到一万字的文章，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平淡地描述了于谦的生平，但是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吴晗同志着意渲染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吴晗同志自己加的注）于谦是个一心为人民的人，给国家“立了大功”。文章说，于谦为官“清正”，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比如，于谦巡按江西的时候，“发见有几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给平反了”。又如，于谦作河南山西巡抚的时候，“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骑马到处视察，所到地方都延请当地有年纪的人谈话，了解地方情况，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负担、痛苦，该办的和不该办的事，发现问题，立刻提出具体意见，写报告给皇帝，遇有水灾、旱灾，也及时上报，进行救济。他对地方的情况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时，因之，得到人民的歌颂和支持。”文章分析说，于谦所以能办好事，是因为先得到英宗和“比较正直”的“元老重臣”三杨的支持。后又得到景泰帝的支持。在皇帝的支持下，于谦升为兵部尚书，领导了“北京的保卫战”，“保住了北京城”，“立了大功”。文章力图使人相信，这位“国防部长”“生性朴素俭约”，“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
第二，“老百姓虽然很喜欢”于谦，“权贵”们却因为他妨碍了自己争权夺利，所以“恨死了他”，处处反对他，并且在英宗复位后杀害了他。明显的结论是，由于英宗昏庸，于谦才被坏人害死，这是一件大冤狱。
第三，最后胜利的还是于谦。吴晗一方面力图使人相信，于谦虽然死了，“广大人民”却“深深悼念”他；另方面还告诉人们，到了宪宗的时候，于谦终于被恢复了“名誉”。
那么，于谦究竟是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物呢？我们认为，只要不带什么偏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一下现有的历史材料，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过明朝“国防部长”的于谦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巩固明朝反动统治服务的。他同所谓“权贵”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无论哪一方都丝毫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于谦之死，从人民的立场上看，根本没有冤与不冤的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吴晗同志却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官书”的观点极力美化于谦呢？是偶然的吗？是毫无目的的吗？完全不是。要想弄清事实的真相，必须从政治上寻找原因，从阶级斗争中去跟踪追击。
正如许多同志已经正确指出来的，吴晗同志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始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写了《海瑞骂皇帝》，借海瑞之口大骂我们敬爱的党中央，鼓励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罢”了
“官”，于是，吴晗同志就赶紧写《海瑞罢官》，歌颂他们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鼓励他们
“失败了再干”。到了一九六一年初，党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力图歪曲党的八字方针的实质。他们诬蔑过去党的路线错了，胡说什么八字方针就是用来纠偏的，从而散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是错误的，必须翻案。于是，“翻案风”就越刮越凶。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同志感觉到只是抛出《海瑞罢官》还不足以适应这种“大好形势”，特别不足以说明刮“翻案风”的前途。于是，吴晗同志就又苦思苦想，终于找出个明代的“国防部长”于谦来帮忙。六月，吴晗同志自己写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十一月，在吴晗同志主持下，《中国历史小丛书》出了《于谦》；接着一些人响应吴晗同志的号召，写文章，出小册子，形成大讲于谦之风。
吴晗同志花这么大力气宣扬于谦，究竟怎样为其政治上的需要服务呢？说穿了，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吴晗同志在这里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要有海瑞的“失败了再干”的精神，而且还要象于谦那样，“不怕烈火焚，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间”；不仅活着要翻案，就是死了也要让自己的儿子翻案。吴晗同志还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民是“很喜欢”你们的，人民对你们念念不忘，你们的“政敌”都会“先后失败”，你们的“名誉”终究会“恢复”，最后胜利是属于你们的。吴晗同志的全篇文章都是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壮胆，要他们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继续向党进攻，乘机大闹翻案。
第二，吴晗同志在这里力图使人们相信，我们敬爱的党象明朝的“权贵”一样，是个争私利的集团，而象于谦一样的“为国为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成为“权贵”的眼中钉，所以才受批判，才被罢官。吴晗同志竭力渲染这一点的目的，不过是妄想煽动人民起来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进行反党活动。
第三，这篇文章是吴晗同志直接向党的挑战书。文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说他们是象于谦一样的“清官”，是“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的人，是“立了大功”的人。党不仅不重用他们，反而罢了他们的官，这是天大的错误。吴晗同志要挟党赶紧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否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吴晗同志是搞历史的，最善于用历史的比拟为现实服务，经常以这种手法达到其政治目的，并且自以为非常巧妙。但是，只要我们剥开了他的画皮，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吴晗同志在《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中，妄图利用于谦煽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以改变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这种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嘴脸，必须彻底予以揭穿。


彻底清除吴晗对我们的毒害
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董薇园　焦黄先　任惠元 郑秀梅　马霭云

一九六一年正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国际上阶级敌人大肆反华，国内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笼，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十分激烈，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这关键时刻，吴晗以一个“权威者”的姿态，伪装出一副“关心”青年进步成长的嘴脸，到处演讲、写文章、著书立说，充当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急先锋。
吴晗在许多文章中，大肆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教育战线上出现了一股逆流。一些人“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个人名利思想，又重新抬头。吴晗也站出来，拍手叫好。他说什么“这半年多来，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学生……都用功读书，这股浪头可真大”。又说：“一浪催一浪，后浪催前浪，劲头越来越大，滚滚滔滔，无穷无尽”，“这真是学术文化界的大好形势”。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吴晗所指的浪，不是为革命读书的浪，而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浪；也不是为党的事业而勤学的浪；而是为个人成名成家而“关门”勤学的浪；也不是为人民利益而求知的浪；而是积累资本，向党讨价还价的浪。由此可见，吴晗的所谓“浪”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一股逆流。
吴晗在一些文章中，还说什么“青年们参加了很多政治运动”，但是“书读得不够多，也不够扎实”。他还特别恶毒地指责青年们“教学经验少，研究工作还没有入门，其中有的连工具书也不会用”，“一不老、二不专、三还不成家”。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否认政治运动的伟大意义，反对青年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吗？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吴晗的论调完全是和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的。
吴晗为了使青年步他的后尘，还要青年们埋头于故纸堆中，通过“三勤”即“勤读、勤抄、勤写”成名成家。吴晗所说的“三勤”，实际上就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就是反对知识分子参加政治运动，反对理论学习同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实际相联系，反对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尤其恶毒的是，吴晗向青年们公开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他狂妄地叫嚷：“人要掌握环境，而不能被环境所支配”。这就是煽动青年们不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为了成名成家不惜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九六三年二月，吴晗还跑到我们学校作报告。吴晗在这个报告中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私货。他说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过三关：文字关、理论关、专业关”。他还别有用心地说，“抓紧每一小时进行学习，化零为整，浪费时间就是一生中的损失”。为了提供样板，吴晗特意介绍了他自己就是利用空余时间写出了二十万字《学习集》的所谓经验。当会上有同学问他是怎么写文章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因为当时我太穷了。”你看，赚钱就是吴晗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指导思想和巨大动力。
当时，由于我们阶级觉悟不高，自觉不自觉地受了他的影响，以为现在关键的关键是努力读书，业务上要过好三关，因此，有的同学整天热中于找资料，抄卡片，真是勤抄勤写，忙个不停。有的同学把古今中外所谓名人刻苦学习的故事收集为一个小册子，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在资产阶级浪头的冲击下，没有站稳脚跟，喝了几口苦水。
在这紧要关头，党和毛主席再一次敲起了警钟，指出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指示我们到实践中去，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锻炼成长。我们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先后参加了两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半年下乡的教育实习。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在和贫下中农“三同”中，在贫下中农革命品质的感染下，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学习了许多在学校里根本不可能学到的东西，真正学到活的马列主义，开始懂得了：知识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我们学到的知识应该还给劳动人民、为人民服务。在革命实践中，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象吴晗那样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和获取名利的资本就是对劳动人民财富的掠夺，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背叛。
现在，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反对掌握专业知识。为了革命而发奋读书，这是党和毛主席向来就提倡的。而吴晗要我们认真读书过“三关”的政治目的在于反对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这是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服务的。
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吴晗对我们的毒害，坚决不走吴晗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要更加坚决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到农村中去，到半工半读的学校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坚决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暴露“黑暗面”的幌子下
楚瑞杰　陈琳国

一向把帝王将相说成是历史的“光明面”，反对“刻划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的吴晗同志，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到暂时困难的年月中，一反常态，突然对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有了浓厚的兴趣，悲天悯人地关心起他从来不放在眼里的“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的“贫雇农”的生活来了。你看他对统治者有多“愤慨”，对人民有多“同情”！
请看看吴晗同志写了些什么吧：
隋焬帝大业七年，“田地无人耕种，很多都荒废了。加上又闹灾荒，粮价飞涨，百姓活不下去了”。
况钟的时候，“这个时期的全盛都只是表面上的，内部却包含着严重的危机。”“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
海瑞的时候，“土地更加集中了”，“农民的土地被地主侵夺，沦为佃客、庄客，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大地主的兼并，官吏的贪污，倭寇的侵略，使得农民生活日益困苦。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景象，骨子里却蕴藏着被压抑的千千万万农民的愤怒，一触即发。”
于谦的时候，“于谦被派巡按江西，发见有几百件冤枉的案件”。
在吴晗同志的文章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即是，不再一一列举了。历史“光明面”的捍卫者忽然变成历史“黑暗面”的揭露者了，多么矛盾，多么不调和的现象呀！其实，吴晗同志又何尝愿意在他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但是这时，吴晗同志有着一种不便明言的特殊需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了。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一日千里的大跃进。“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是何等壮丽的情景，何等的英雄气概！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党和三面红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对个别的缺点加以任意的歪曲、夸大，而对于伟大的成绩却熟视无睹，一概否定。不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并未得逞，他们的进攻彻底失败了，党和人民“罢”了他们的“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打退了，阶级斗争却依然继续进行，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仇恨的人把自己隐蔽起来，伺机而动。在我国暂时困难的时期，他们以为机会来了，就配合着国际上的反动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尽量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以图东山再起。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吴晗同志才大谈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其实，他绝对无意于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面，而是以此为幌子，来影射着社会主义社会，影射着党。他采用了隐晦曲折、指桑骂槐的手法，把社会主义社会描写成为一片悲惨、阴暗的景象，以便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吴晗同志暴露“黑暗面”的目的只是在于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暂时困难的原因归结为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从而把矛头指向了党和社会主义，指向了三面红旗。
了解了这点，我们也就懂得一向把帝王将相说成是历史“光明面”的吴晗同志，为什么在前几年忽然大谈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丑相
刘宗明

吴晗同志在他的许多文章及剧本《海瑞罢官》中，拼命吹捧海瑞。一部《海瑞罢官》，写了几年，七易其稿，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呢？我们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英雄”形象。
请看，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前，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骂党中央，但吴晗同志还觉得骂得不够痛快，叫他笔下的海瑞出来“骂得非常之痛快”。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之时，自命“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击败了，有些人觉得完蛋了。可是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却是“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战斗”。有的人被“罢了官”灰溜溜地下台了。可是，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却是“傲骨依然在”，“并不屈服”，丢了官，也要杀他几个人出气。甚至高声大喊：“我海瑞丢纱帽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这样一个海瑞形象，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吗？不正是敢于“豁出去”和我们拼的反动分子吗？不正是死不低头认罪，反革命到底的“英雄”吗？
吴晗同志努力塑造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形象，正是要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树样板，指方向，怎么能说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吴晗同志号召学习海瑞，就是要每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海瑞赛着干，赛着反党、反人民。这正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服务，又怎么能说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呢？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还说他“政治上的立场是站稳了的”。我们要问问吴晗同志：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攻击三面红旗之时，你却大写“退田”，宣传“单干”。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之时，党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你却叫喊“家家穷得干干净净”。党号召我们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你却号召人们要学反革命的“傲骨”。如此种种，说明你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了呢？
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确实是“有血有肉”的。这说明吴晗同志的感情和这个“海瑞”太一致了。吴晗同志不过是借海瑞之口，抒自己之情罢了。
对于吴晗同志的花招，我们是分得清，认得明的。我们愿意告诉吴晗同志，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命根子，任何人想损害党的一根毫毛，我们都不能答应。如果吴晗同志继续象海瑞一样，“失败了再干”，我们一定和你斗争到底。


撕破“清官”的画皮
解放军空军某部战士　李庚辰

看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心都要气炸了。吴晗同志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借古非今，逼得我们不能不站出来坚决地反击了。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海瑞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清官”，说他“清廉正直”，“反对”坏人坏事，“支持”好人好事，等等，又号召人们“研究海瑞，学习海瑞”，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海瑞，这个封建帝王的忠臣孝子，地主阶级的奴才走狗，难道能是离开这个规律的超阶级的人物？不！他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只能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服务，而决不会“为民请命”，决不会代表劳动人民说话。不管吴晗同志如何挖空心思地替海瑞涂脂抹粉、吹破牛皮，关于“清官”的评价，我们工农兵群众是自有见解的。
就以我家为例吧。解放前，伪保长姚克温狠施毒计，一次抓走我家赖以维持生活的两个壮丁，还把那一点可怜的所谓“壮丁安家费”也侵吞掉了，逼得我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爷爷气愤不过，就不顾一切去找伪保长讲理要人，结果，又被他一脚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抬回家以后，爷爷伤病贫愁，不久即含冤死去。后来，奶奶听一些人说伪区长是“铁面无情”的“青天”，就抱着满腔希望跑到伪区部喊冤告状。不想这个“青天”大老爷，官官相卫，不但不判伪保长非“法”抓人、侵吞壮丁“安家费”，竟说我家破坏兵役、无理取闹，连拖带拉地把奶奶赶出了“公堂”。看吧，这就是被吴晗同志说成是全心全意为百姓办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清官”，这就是他们的“为民请命”！请问吴晗，你到底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说的什么话？
人们不禁要问：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卖劲地宣扬一个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清官”呢？撕破画皮来看吧！原来吴晗同志并不是由于发昏糊涂了，而是有他非常恶毒的政治目的的。他借海瑞之口，为当时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撑腰打气，借海瑞之口发泄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气。
告诉吴晗同志，我们工农兵被象你这样的“历史家”愚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思想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了理论，有了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你借海瑞之口大骂我们党、大骂社会主义，正好再一次说明了党的英明正确，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美好。和你的愿望恰恰相反，我们将更加拥护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
（摘自四月十七日《湖北日报》）


那一“流”的“敢”？
张金城

吴晗同志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那些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我写剧本，看来也属于‘敢’的一流。”不同的阶级对“敢作敢为”有不同的理解。无产阶级理解的“敢”，是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敢于批判历史上一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陈腐思想，敢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创造崭新的历史。而吴晗同志所理解的“敢”，究竟属于那个阶级、那一“流”呢？他以自己的言行作了回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一“流”。
当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时，他不是敢于站出来擂鼓助威，一迭连声地叫嚷“骂，骂，骂”，
“骂得好，骂得痛快”么！当党击退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撤了他们的职，他不是敢于为这些人请命，骂党残害“忠良”么！他不是敢于为这些人打气，要他们不要泄气，失败了再干，把“乌纱帽”再抢回来么！当我们用毛泽东思想重新研究历史，恢复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歪曲的历史本来面目，而把人民群众当成历史的主人时，吴晗同志不是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必须坚决反对”，否则历史就“几乎成为漆黑一团”了吗！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时候，吴晗同志不是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大力主张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并且要将它们“移用在今天”，“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吗！当他感到这些“理论”在群众中的影响还不够大的时候，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同志，不是敢于“破门而出”、修改七次，写出了他的《海瑞罢官》么！……吴晗同志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就是企图用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来复辟他们那失去了的资产阶级的“天国”，创造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
他写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乍一看，似乎很缺乏“勇气”：不敢触及问题的实质，不敢承认已经在剧本中充分反映出来了的一系列错误思想。但只要细一分析，就发现这种“不敢”只是一层外衣，它是吴晗同志“敢作敢为”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他以“不敢”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为掩护，替自己百般辩解，以退为进，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坚持错误、拒绝革命的“勇气”，不是的的确确也“属于敢的一流”么？这种“勇气”，说穿了，就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性。
（摘自四月十六日《陕西日报》）


替谁喊冤叫屈？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　
邢云龙

在《海瑞罢官》问题的大辩论中，吴晗同志作了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挖空心思地替自己辩护并进行反扑。他口口声声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对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当前的五类分子，怀有强烈的憎恨，能够划清界线”。
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果真是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了吗？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判断一个作者的政治立场，不是看他说得如何漂亮，而主要是看他的行动（作品）代表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对谁有利。《海瑞罢官》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呢？这个剧本在演出后深受一些四类分子的赞扬，这是我所亲见亲闻的。当时我们长宁区有个反革命分子看了《海瑞罢官》的剧本，洋洋自得地称赞说：
“这是多么好的一篇文章！”他看了《海瑞罢官》的戏以后又赞不绝口，到处宣扬“这是一出多么好的历史戏，我举起双手赞成”。还有一个特务分子因反革命罪行被送去劳动教养，他的父亲在一九六二年也抬出海瑞来为这个特务分子翻案，在要求“平冤狱”的“状纸”上面公然写道：“在现世除非海瑞重生，方能昭雪，否则就此埋送。”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对吴晗同志万分感激的声音，这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喊冤叫屈向我们反扑的声音，这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借尸还魂的咒呓声音。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所唱的“冤狱重重要平反”，竟然得到阶级敌人如此热烈的拥护，这岂不是证明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嘴，唱着同阶级敌人同一个曲调吗？
再以吴晗同志在剧本中所讲的“平冤狱”来说吧！他费了那么多的笔墨，把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描写成为劳动人民的“救星”，这难道是“对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划清界线”了吗？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他们不但不会替劳动人民“平冤狱”，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劳动人民冤狱的制造者。吴晗同志所以捏造海瑞“平冤狱”，无非是污蔑“今不如昔”。我们坚决要揭露他的这个阴谋。谁都知道，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本没有什么“冤狱”。那么国内有没有人喊冤叫屈呢？有，那都是些顽固不化、坚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他们幻想海瑞重生，替他们伸“冤”。吴晗同志竭力宣扬海瑞，还要我们向封建官僚海瑞学习，他的用心是非常恶毒的。如果我们公安人员真的向海瑞学习，去为反动阶级“平冤”，那岂不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的天下大乱吗！
我们广大公安人员坚决要同广大人民一起，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拔掉这棵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摘自四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从爱皇帝到骂皇帝
天津第二印染厂　李培江

我听过吴晗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他说：“不能一见到历史上的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等，就笼统地喊打倒，大骂起来。我们不能无是无非的谩骂。我们要骂落后的，打倒落后的，绝不许连进步的也骂，也打倒。”还说什么“每一个皇帝只要能使国家的政治上轨道，老百姓的生活安定，生产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就是好皇帝”。
看！吴晗在天津贩了多么大的毒！他的阶级调和论多露骨！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他对帝王将相的感情有多深！他为皇帝大喊大叫，让人民别打倒他们，好象帝王将相也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好象只要有个好官、好皇帝，社会就会发展，人民就会幸福！真是白日里说梦话，故意颠倒黑白。翻开旧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看看，那朝那代不是统治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时那刻没有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阶级斗争！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皇帝。什么人说旧社会好？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不是劳动人民。吴晗同志说他们好，说明吴晗和这些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吴晗想抹煞尖锐的阶级斗争，让我们不要打倒帝王将相，世世代代当牛马，简直是痴心妄想！吴晗同志贩卖的完全是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
在吴晗的报告里，通篇讲的是帝王将相的功劳，好象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使生产发展和提高。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上一切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生产斗争的经验都是劳动的结果。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帝王将相只会剥削人民。我们决不允许吴晗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
从吴晗在天津的报告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眼睛里只有帝王将相，根本没有劳动人民。一九五九年，一贯对皇帝歌功颂德的吴晗忽然骂起皇帝来了。这怎么解释呢？我们把它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看一看，就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了。吴晗同志“骂”的正是我们党。那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我们伟大的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一向爱皇帝的吴晗竟大骂起皇帝来，而且“骂得非常之痛快”。只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一看，一下子就可看出其中的阴谋。不是海瑞在骂皇帝，是吴晗含沙射影，借古非今。历史上的海瑞并没骂皇帝，是吴晗骂了我们敬爱的党。
作为一个工人，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我们要站出来，维护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紧紧掌握住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把那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妖魔鬼怪统统扫清！
（摘自四月十九日《天津日报》）

196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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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同志为胡适传宗接代 徐非光　劳鸿起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把希望寄托在我国的青年一代身上，千方百计地在青年当中散布他们的毒素，扩大他们的影响，“育种”、“选苗”，为他们寻找继承人。作为胡适的“得意门生”的吴晗同志，当他“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也没有忽略这个重要的方面。他一面连续抛出《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毒草；一面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老左派”、“老前辈”的外衣，从事多种活动，极力毒害青年一代，企图要我们的青年，离开党和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道路，变成胡适的“徒子徒孙”。我们广大青年，必须彻底揭露吴晗同志的恶毒阴谋，坚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引导青年追逐名利，死抠书本走“个人奋斗”的道路
我们不会忘记，一九五九年之前经常流露出“寂寞”之感的吴晗同志，一九五九年后，却突然变成了“大忙人”。忙什么？首先是忙于写文章，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为了写《海瑞罢官》，他不惜“七易其稿”，可谓不遗余力。其次，则是忙于报告，讲课，对青年放毒。几年来他风尘仆仆，出入高等学校，又是做报告，又是讲课，并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就是忙于出书。一九六一年出了一本《春天集》，隔了刚刚一年，《学习集》又出笼了。当时他对自己的“多产”是颇有点踌躇满志的，说他写这些东西“不怎样苦，相反很高兴”。得意忘形，跃然纸上。于是经过伪装的胡适的货色，便大量放了出来。
吴晗到底向我们的青年灌输了些什么货色？在他的文章中对青年谈得最多的，就是要青年不要关心什么国内外大事，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不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而是号召青年钻到书本中去，钻到史料中去，钻到故纸堆里去。
吴晗同志经常摆着“权威”的架子，给青年解答问题，提出“忠告”。且看他的“答案”和“忠告”。
怎样学历史？他说：“答案只有两个字：读书”。
学习的方法是什么？答案是：“三勤”——“勤读、勤抄、勤写”，要“时时翻阅”“记得牢靠”“打基础的书要读得熟，读得专；基础外的书要读得多，读得广”。
怎样写文章？答案是：“三多”——“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首先是，多读书”，这样就可以成为写文章的“妙手”。
史和论怎么摆法？答案是：“先学历史，后学理论。”
知识分子最缺乏的是什么？答案是：“书读的不够”，“知识贫乏”，“研究工作没有入门”。“这是问题的症结”。
学习的途径是什么？答案也只有“一条”，“向有这门知识的人学（按，即向吴晗同志这样的“权威”学），向有这门知识的书本学”。
为了不冤枉吴晗同志，我们必须指出，吴晗同志并没有忘记“教导”我们的青年要“联系实际”，要“实践”，但是怎样“联系”法呢？吴晗同志告诉我们：“学了数学，在懂得一个公式之后，就必须加以演算”，“多做习题”；“学物理、化学，要在实验室作多次试验”，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过程”。
请看，这就是吴晗同志向我们青年提出的“读书之道”。
吴晗同志并不以发布口头的宣言为满足。他懂得，要青年跟着他走，还必须有一个活“样板”。在吴晗同志看来，现成的样板是胡适。但是此人早已被中国人民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再拿出来不免大煞风景、招人掩鼻。理想的人物还是吴晗同志自己。一方面他是胡适精心培养的标本，得到胡适的真传；另一方面他又有“老左派”、“马列主义史学家”的迷人外衣。于是吴晗同志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一年他把《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推荐给我们的青年。一九六二年又对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谈个人奋斗的秘诀。在这前后，他在不少高等学校的讲话中，也不只一次地散布了自己的个人奋斗史。
吴晗同志散布的个人奋斗的秘诀到底是些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从成名成家的目的和“个人的兴趣”出发，“钻到浩瀚的史料堆中去”，抓住可以成名成家的线索，“寻根究底”、“跟踪追击”，“下苦功夫”，写出专著论文，得到“权威”、“专家”的赏识和栽培，就可以一举成名。他总结自己个人奋斗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这就是说个人奋斗，就是他成名成家的根本秘诀。

吴晗同志宣传的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些东西胡适在几十年前早就讲过了。早在五十多年前，当中国人民奋起反对袁世凯签订的卖国契约二十一条时，胡适就在一九一五年发表过“致留学生公函”，提出“我们的职责是学习”，阻止留学生参加爱国政治运动。当中国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又号召青年，要“独坐图书馆”，说什么“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因为读书“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怎样读书”的文章，宣传什么“为学要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要学生“什么书都读”“中国字的一点一撇都不可放过”。当时他的目的就是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赶回课堂，搞什么“整理国故”的名堂，来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现在我们党和毛主席号召青年，要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革命学习，吴晗同志却要我们的青年为成名成家而研究历史。毛主席号召历史研究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吴晗同志却号召从“兴趣”出发而研究历史。毛主席号召搞社会科学的同志，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滚出一身泥巴，吴晗同志却要把我们的青年拉回到故纸堆里。按照吴晗同志的办法，只能培养出一些无用的书呆子和市侩，变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俘虏。
煽动青年反对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诱骗青年跟着他一道兴风作浪
在吴晗同志大量的谈读书和学习的文章中，有两篇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一篇叫《大家都要补课》，一篇叫做《说浪》，都选入了《学习集》。这是直接对党放出的两支毒箭，用意险恶，对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
在前一篇文章中，吴晗同志提出了一个“填平空白时期”的号召。什么是“空白时期”？根据吴晗同志的说法，近年来“青年教师们很紧张，他（她）们大多数是解放后任教的，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但是许多青年教师书读得不够多”，“他们一面在加紧学习，一面也不免流露出焦急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同情并且一定要全力地给以支持的。”接着，他又谈到了他自己，“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期间，就没有能够系统地读过书，做过研究工作”，“建国以后，这十二年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或多或少受到了教育”，“但是，认真有系统地读书和做研究工作，怕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吧”，于是他有了“空白之感”，他要大家补课，来“填平空白时期”。

看呀！吴晗同志多么关心和体贴青年！他不仅完全“理解”青年的心情，而且“一定要全力地”支持他们的要求，他简直是在“为民请命”了。但是，吴晗同志所说的“空白”，究竟是什么呢？意思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青年：你们书读得太少了，知识太贫乏了，“一不老，二未专，三还不成家”。原因是什么？就是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阻碍了你们成名成家。问题很明显，吴晗同志的目的是企图以所谓“空白时期”，煽动青年们对政治运动的不满和厌恶，诱骗他们起来向党进行斗争。填什么“空白”呢？这也不难找到答案。吴晗同志说，一九三七年以后，没有好好地读书，不言而喻，只有一九三七年以前才是他读书的黄金时代，而那个时候恰恰是吴晗同志拜在胡适之流门下受教的时代。原来如此！所谓“补课”，就是要我们回到三十年代去，补吴晗同志向胡适学习的那一课。吴晗同志装出“关心青年”的样子，说穿了，这不过是“鳄鱼的眼泪”，能骗了什么人呢？

我们的青年是需要补课的。但是我们知识青年最缺的课，并不是吴晗同志说的那些东西。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几次大斗争：如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判胡适胡风的斗争，对于杨献珍、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以及文艺战线上的其他斗争，不是造成了什么“空白时期”，而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填平”了这些阵地的“空白”，问题在于这些阵地我们还“填”得不够，以至象历史学这样的阵地，至今还在象吴晗同志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威”手中霸占着，这个“空白”，我们无产阶级一定要去“填平”。我们青年一代的身上也存在着“空白”，但并不是什么书读少了，恰恰是书读得不少，而读得不对头，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越读越蠢。我们最缺乏的正是阶级斗争的课，生产斗争的课，和工农群众结合的课，这个“空白”是非“填平”不可的。我们要补的，恰恰是吴晗同志认为要反掉的东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吴晗同志欣赏的正是“沉舟”和“病树”，他却要把这些东西推荐给青年，并要我们当做“补药”来吃，我们决不上当。

《说浪》，可以说是前一篇的姊妹篇。解放以来，我们国家一直处在革命的时期，革命的浪，一个接一个，浩浩荡荡，无情地涤荡着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吴晗对这个是一概不感兴趣的。他别的看不见，到一九六二年，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读书的浪，勤学的浪，求知的浪”。当我们在向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斗争时，他不叫大好形势，可是在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大举向党进攻，学术、艺术界牛鬼蛇神大量出笼的时候，他欢呼了：“这是学术文化界的大好形势”。
吴晗同志欢呼“读书的浪，勤学的浪，求知的浪”，欢呼“学术文化界的大好形势”，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看准了社会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大闹“翻案风”、“单干风”的时机，也想在文化学术战线来一个里应外合，互相呼应，掀起一个反动的逆流，来冲垮教育大革命的堤防，冲垮意识形态领域大革命的堤防，冲垮共产党对这些领域的坚强领导，从而动摇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他特别向青年来讲这个问题，则是想从这里突开一个缺口。可惜的是，吴晗同志所欢呼的所谓“浪”，只不过是长江大河中的一股逆流，吴晗同志想引诱新中国的青年跟着他一块兴风作浪，也只能是白昼作梦。
号召青少年学习古人的“美德”，引导他们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以来，我国广大青年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跟着党走，他们中间出现了象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这样的英雄人物，广大青年把他们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可是吴晗同志对这种情况却大不以为然。他向我们青年提出了“向古人学习优良美德”，继承封建道德的号召。他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到处宣传、大声疾呼。他的触角不仅遍及高等学校，而且伸到中学生和小学生那里去了。这些年来吴晗同志打着普及历史知识的旗号，利用他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便利条件，企图把这个小丛书当成他散布反动思想的阵地。他自己则亲自为这套丛书写了《海瑞的故事》，把自己的反动思想，用通俗读物的形式，直接推荐给我们的青年。
这还嫌不够，他还要把它的反动思想传给我们更年青的一代。一九六二年，他又对儿童读物感到兴趣了。就在这一年，他连续针对着少年儿童写了好几篇文章，一篇叫《写给少年作者》，另一篇叫《谈历史故事》。在前一篇文章中，他直接号召少年儿童“成名成家”。说什么“要知道成一个‘家’，光靠一篇文章是绝对不行的”，“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必须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规定”了编写儿童读物的“原则”。什么是对儿童“有益”的读物？答：要能“从中学取智慧、勇敢、勤劳、顽强不屈、发明创造等美德；从中学取造词、缀字、作文；从中吸取知识”，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把要少年儿童学取的“美德”，作了进一步发挥，这就是：一、“不畏强暴，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二、“不顾私情，一心一意做好工作”，三、“机智勇敢，有胆量，动脑筋”，四、“勤勉好学”。我们教育少年要有鲜明的阶级观点，要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要为革命而读书，吴晗对于这一切，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而是大谈其抽象的勇敢，机智，勤学，这是为什么？吴晗同志这里要向少年儿童散布的东西，不是恰恰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要告诉人们的东西非常类似吗？只要看清了《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那么他对少年儿童所说的话，也就不难看得一清二楚了。吴晗正是利用了一种隐讳的方式，向少年儿童灌输反党的毒素。他的居心之险恶，也正是在这里。但是，方法虽然“巧妙”，却不可能逃过中国人民的眼睛。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吴晗同志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充当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不会睡觉的，他们不仅热心地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在下一代的身上用功夫。从这些事实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对青年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进行教育革命的伟大意义。此外，我们也不能低估吴晗同志所散布的影响，有必要对他在青年中散布的东西，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消毒工作，坚决打退他在这个领域内对我们的进攻。



粉碎吴晗毒害青年的阴谋 北京大学法律系　
李成义

吴晗同志毒害青年的手段是极其险恶的。他惯用的伎俩，就是鼓励青年要敢于“成名成家”，以便成为象他那样的资产阶级“专家”。他号召青年向他学习，学习他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
他的经验又是什么呢？就是他大量推销的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要加倍地读书，多读书，老老实实地读书，认真地读书”，“书念得越多越好”，等等。总之，千万不能离开“本本”，只要读书，不要实践。只能钻到研究室、图书馆里，绝不能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不能参加阶级斗争。他要我们青年读什么书呢？毫无疑问，不是读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书，不是读革命的书，而是“深入到资料中去”，钻到故纸堆里，“老老实实地”读古书，读吴晗之流的资产阶级文人所写的书。
吴晗又告诫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吴晗还进一步给青年指出，要成名成家，还必须“人要掌握环境，而不能被环境所支配”。这是什么话呢？这就是要我们闹个人主义，要我们不去服从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看来，吴晗对青年人“成名成家”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了。
我受过吴晗的骗，中了他的读书第一、成名成家思想之毒。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在高中一年级念书的时候，看了吴晗一些文章，就产生了一种“成名成家”的念头。同时从吴晗的文章中，我也找到了成名成家的“唯一道路”。当时我认为，吴晗的文章对自己是“雪中送炭”，从中得到“鼓舞”。吴晗不是口口声声地说成名成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吗？于是，我那台为自己将来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发动机”，便高速度地旋转起来，加班加点，转个不停。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考上高等学府。嘴上说的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实际上只做了一种准备。我拼命读书，思想改造就自然而然地放松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不进去。就是学也是走走形式，以表示进步。
到了大学以后，这种为个人名利地位而学习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克服。最近，在学校开展的人生观教育运动中，我大胆地暴露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暴露以后，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一分析，自己大吃一惊，高叫一声：“危险得很！”这是关系到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我要告诉吴晗同志：你要我们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办不到！我们是党培养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教导下的青年，我们一定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吴晗向我们散布了什么毒素？
中央民族学院学生　白正顺（傈僳族）　杨必繁（白族）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吴晗同志曾以中国历史学家、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的身份给我们作了题为《当前史学的发展和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里只谈谈吴晗同志是要我们怎样学习古文及其恶劣的影响。
吴晗同志要我们怎样学习历史呢？
吴晗同志说：“古文是打开祖国历史宝库的一把钥匙，不懂古文就根本谈不上学习和研究历史。因为除了部分近代史和现代史之外，所有的历史书籍资料都是用古文写成的，而古人的语言又和我们今人的大不相同，因此要看书，要收集资料，要研究历史，就必须先掌握古文。然后才能打开浩如烟海的祖国历史宝库。用什么方法可以掌握古文呢？我看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读、多背，花上一两年的时间，狠下苦功夫，从《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中选出不同类型的三四十篇文章，拼命地背，不要放过一字一句。这样，就可以掌握古文的规律，就可以阅读其他古典文献资料了。”
我们班里的同学，古文基础比较差，在吴晗同志的欺骗之下，曾一度掀起了找古书、买古书、读古书、背古书、抄古书的热潮。为了找到几本古书，有的同学还利用假期回家的时间，从广西、云南、青海、贵州等地，找回《幼学》、《四书》等一大堆古书。经过一番辛苦和“奔波”之后，几乎每个人都弄到几本古书了。不少同学为了不“落伍”，整天蹲在图书馆里死啃古书。有的同学甚至把三分之二以上的自习时间都用来学习古文。
当然，我们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学习古文。对于学习历史的人说来，掌握一定的古文知识是必要的。我们跟吴晗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学习或者多学少学古文的问题，而在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中究竟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以古文挂帅的问题。吴晗妄图用古文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正充分暴露了他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他想借此诱骗广大青年离开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钻进他所布置的迷魂阵里去。并且，古文并不是没有阶级内容的简单的文字组合，而是封建文人写的反映其政治立场、表达其思想感情的东西。因此学习古文，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批判地进行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为谁学习古文，为什么学习古文，才能进得去，出得来，不致于迷失方向。吴晗向我们鼓吹“不放过一字一句”“拼命地背”，其居心就在于要把我们引入歧途。在吴晗同志的诱骗之下，我们一些同学确实拼命地背，“不要放过一字一句”地背了。例如学到《李自成传》时，对于封建史学家对李自成“……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这样的诬蔑，也未加批判地背诵。对于当时崇祯皇帝处于农民革命战争的包围之中而发出的哀叹“……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也照样背诵。阶级观点，阶级感情，日益淡薄。
这样，我们有些同学曾一度被吴晗同志牵着鼻子走路，整天钻在古书堆里，进去了出不来，对于政治理论学习产生了厌倦情绪，把劳动和社会工作看作是一种累赘负担，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这就是吴晗同志“教导”我们的结果！
现在我们认清了，这是吴晗同志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手法，是吴晗同志毒害青年的一种手法。对吴晗的言行，必须予以回击。我们要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吴晗的反动立场和思想。


吴晗的杂文——向党进攻的短剑
华健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不仅“破门而出”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了许多篇历史论文，而且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认为那几年是个“杂文的时代”，所以大写特写，其中收入《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的就不下百篇。他利用这种“短小犀利”的文体，说长道短、谈古论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恣意的攻击和谩骂。
如果说历史剧和历史论文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长矛，那末，杂文就是他腰中的短剑。
就吴晗同志的杂文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的确是很“杂”的，正所谓“左顾右盼，什么都想摸一下”〔注〕，但是“杂虽杂，也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借古非今”，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现实放冷箭。正如许多同志已经指出的，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发动进攻所写的《海瑞骂皇帝》，就是一篇充满了敌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其实何止此篇，早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两个月，在另一篇杂文《阵图和宋辽战争》中，就开始骂起来了。如他说：“打败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观主义皇帝所制阵图的罪过”，“相反，不凭阵图违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败仗”，这里就已经贯穿了“骂皇帝”的主题。在同年五月发表的题为《人和鬼》的杂文里，吴晗同志又“借鬼讽人”，大骂所谓“活鬼”。例如：什么“死鬼虽然不存在，活鬼却确实有之”啦，什么“青面獠牙吓唬人，鬼头鬼脑的摆弄人”啦，还有什么“摆出鬼架子、鬼威风”啦，等等。经这一形容，真有点可怕，似乎吴晗同志仍然生活在人吃人的旧社会，而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这篇杂文里分明有股子“恨气”，“有根刺”“想朝什么地方戳它一下”！
吴晗同志写这些杂文时的“心情”是披露过的。他在当时写的《一个倡议》的杂文里就说过：“骨鲠在喉，非吐不可是消极的”；积极的则是“高兴得有话想说，非说不可，非写不可”，“不写，很难受”。在这种“心情”之下，写出了上述那样冷嘲热讽，指桑骂槐的东西，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以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打退了，于是吴晗同志对“罢官”和“翻案”的题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什么“海瑞罢官”“周忱罢官”“于谦罢帅”“廉颇罢帅”“斛律全家族的冤案”“胡惟庸的冤案”等等历史的僵尸，都陆续地搬了出来。与此同时，吴晗同志还以保护“新生事物”的面目，大反起所谓“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青年们树立“骨气”，埋头古籍去“寻根问底”。他在一九六二年夏天所写的一篇叫做《说谦虚》的杂文中，就曾经声色俱厉地指斥那些压制“新生力量”的人，并为所谓“异端”争取合法地位。他指控这些人的罪状是：
“他们满足于已有的知识、经验，满足于当前的环境，对新生事物的出现，一看脸孔蓦生，不是采取怀疑的态度，不加理睬、不去注意，就是大喝一声：哪里来的异端！一棍子打死。这样的例子不胜举，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有不少科学家认识了真理，并且坚持了真理，结果被过去愚昧的统治者
杀死、烧死，他们的学说、著作也被禁止、焚毁。”题目明明是《说谦虚》，忽然一下子又转到迫害科学家上面去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难道过去的统治者杀害那些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就是由于他们态度不够谦虚吗？显然不是。吴晗同志在这里使用他惯用的手法在借题发挥。他接下去说：“但是，人可以被处死，书可以被烧毁，真理是杀不死、烧不坏的，不但一直流传下来，而且愈来愈发出灿烂的光辉。”原来他说的根本就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和《海瑞罢官》里所唱的什么“海瑞罢官姓名香”、“阴谋倾陷理不当”是同样的调子，仍是在为那些所谓“蒙冤受害”、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叫屈、鸣不平。只不过他又把“海瑞”换上了“异端科学家”，因而也就更加恶毒地把党影射成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了。
有什么样的实践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理论。——正象配合《海瑞罢官》、《李慧娘》的出笼，吴晗同志曾经先后写了好几篇谈论历史剧的文章一样，为了给他们的杂文建立一点“理论”根据，以便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自由市场”，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又抛出了一篇题为《多写一点杂文》的杂文。在这篇杂文中，吴晗同志俨然以鲁迅先生继承者的姿态大声疾呼，号召作家们“抓住问题”“对症下药”“多写一些杂文”，并且把二十多年前臭名昭著的所谓“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理论”，又搬了出来。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假借了一个由头提出质问说：
“不知根据什么理论，似乎有人说，而今不是杂文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不可以有杂文呢？
我看，不但可以有，还应该多写才是。”
为什么要“多写”杂文呢？他的解释是：因为我们需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种需要却没有得到满足：“一篇杂文发表了，这个提意见，那个忙于辩解，另一个则认为作者有意中伤，这样做的结果，杂文被扼杀了。”大家都知道，谁也没有提倡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用杂文笔法。而且，既然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也就要允许别人的反批评，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扼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杂文”同“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必然的联系。吴晗同志这里所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借以掩藏他要用杂文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本来，关于所谓“还是杂文时代”的“理论”，早已有了定论。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针对着这种“理论”的发明者反党分子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之流，进行过彻底的批驳。毛主席在当时就指出，这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他说：“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指出：“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毛主席在这两个“讲话”中，早已把什么是“杂文的时代”，什么是“鲁迅式的杂文”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了。这种科学的论断，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妨碍了某些企图假借鲁迅先生的名义，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的人的手脚，所以他们就对毛主席这部伟大的历史文献，产生了极端的仇视。因此，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再地提出“还是杂文的时代”、“还是鲁迅的笔法”，来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而吴晗同志恰恰是在全国文艺界欢欣鼓舞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还悻悻然地质问“不知根据什么理论，似乎有人说，而今不是杂文的时代”，矛头不是指向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应该知道，“杂文的时代”这个词儿在文艺斗争史上已经成为“黑暗时代”的同义语了，它和杂文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倡多写一点杂文和把我们今天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杂文的时代”，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解放以来杂文的创作并不冷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利用它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事业，提高人民觉悟”，曾起过显著的作用。当然，在吴晗等人看来这些都不能算杂文，因为他们所要的“杂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才又提出什么“而今”是“杂文的时代”云云。
说到这里，吴晗同志可能要辩解：我也说过“我们的时代不是鲁迅的时代”，因而要“区别对待”呀，“我们斗争的对象是针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呀，只不过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呀。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尽管吴晗同志确曾说过“区别对待”一类的话，但他那许多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呼冤的杂文作品，却有力地证明了他对党的领导对革命的人民，不是进行什么善意的“自我批评”，而是恶意的中伤。许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总是以冒充革命阵营内部“自我批评”的姿态来对革命进行袭击的。吴晗同志的杂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说到“翻案”，《多写一点杂文》本身就是一篇翻案文章。不是吗，已经时过二十年，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把那早已被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使用得破烂不堪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的武器重新捡了起来，找出种种理由加以提倡，这不正是要为这种“理论”翻案吗？这一点除了表明吴晗同志在那几年已经“翻案”成“癖”，同时也说明文化学术园地里的毒草，不管新的还是老的，本都是一条蔓上的植物，所以，它们的“理论”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
按说，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有一些妄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拉着历史倒退的人，偏偏要重复地去扮演历史上已被人民唾弃了的角色。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好用吴晗同志谈论“活鬼”的那篇杂文中的一句话，再还敬给吴晗同志，那就是：
“大喝一声：你是鬼！揭穿他，让人人都知道，这是鬼！”
〔注〕《春天集》序。以下引文均见吴晗同志
《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不另注明。
196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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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 江西省赣州专区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调查组

提要　兴国县的实地调查，弄清了海瑞在当地任知县时的若干历史事实，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海瑞的真实面目，彻底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海瑞在兴国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用阴险毒辣的手段，镇压了好几起农民起义，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地主阶级对海瑞颂扬备至。而在人民的心目中，海瑞则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

吴晗同志等“清官”论者以海瑞为榜样，连篇累牍地宣扬“清官”的功绩，竭力为“清官”争历史地位。他们的立论不过是依据封建文人根据统治阶级利益所写的史书。这样的立论，符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呢？为了弄清是非，最近，我们组织了一些同志到兴国县实地调查（海瑞于一五六三——一五六四年在此做过一年多知县）。通过访问群众，查阅地方文献，我们初步找到海瑞在兴国活动的线索。这些线索帮助我们弄清了一些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

“为人民办事”的真相

海瑞到兴国的时候，正是当地农民群众受到日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时候。“赋役日增，民多逃窜”，城外每走三二十里间，只有“寥寥星居，不及十余家”，“人丁凋落，村里荒凉”①。有些农民已经起而反抗，组织了起义军。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刻上任的海瑞，据记载，他做了这几件事：整修“万松坝”，垦荒移民，丈量田亩，“平均赋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件事的真相吧。
万松坝，又名春口坝，在兴国城南潋水转折处，长五华里左右，据说，原来有十余丈宽。原坝是海瑞之前的兴国知县卢宁在任时修筑的。海瑞到兴国后，加以整修，并要老百姓在坝上种松数千棵，名为“海松”，以后就把这个坝称为“海松坝”。
据《潋水志林》记载，海瑞走后不久，农民就在坝上种植甘蔗，“坝湮溃不存”。清康熙年间，兴国知县黄惟桂又强迫农民修复，农民起而反抗，“弗即工”。黄惟桂用残酷手段，“亲自督工”，坝勉强修复。但“黄去，民复决之”，坝又平毁了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修筑万松坝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农民坚决反对，而海瑞和其他封建官吏却十分醉心于这一工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修坝对农民有害无利。因为修坝之后妨碍坝内农田的合理灌溉。《潋水志林》说明，农民决坝的目的是为灌溉坝内数十顷的薯田。修坝之后容易造成坝内的内涝灾害。当地群众反映，这段坝修起后，每逢雨季，坝内积水无法排除，内涝成灾。
地主对修坝却十分拥护。因为海瑞修“万松坝”，主要是为了“风水”。据说，在潋水转折处如果没有一片树林把“水口”挡住，城里的万富之家的“福气”就会流走。晚海瑞四十年到兴国做知县的王芮在他的《海忠介公祠堂记》中说：“海公植树松春口坝以培风气。”③清人张参鲁还为此写了一首《万松歌》，歌序说：“形家谓其地宜高耸，海公汝贤来作令，尝课民栽松数千本以当之。”歌中的一联是：“前人栽此蓄深意，风气完萃屏障纡。”④地主阶级选“风水”，择“福地”，乞灵于杳杳中的神灵，梦想着自己对农民更残酷的掠夺。海瑞修万松坝，正是为了迎合地主阶级的这种心理，以求得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此外，海瑞修坝的目的还在于为自己沽名钓誉。栽松是为了在兴国留下自己的名字。类似的一件事是：他在离开兴国之前，还要农民在靠近“万松坝”的一条小溪——程水旁栽了些柳树，称为“海公柳”。在小溪旁栽些柳树，对生产毫无意义可言，和万松坝的栽松一样，只是海瑞沽名钓誉的手段，是他为自己垒砌起来的向上爬的阶梯。
这就是“万松坝”的真实历史。要修筑这样一条十余丈宽的堤坝，不知有多少农民被侵夺了田地，不知有多少农民为地主的利益付出了无偿的劳动。修起坝，栽了松，农民的生产受到损害，生活更加困苦了；地主获得了“福地”，心满意足。而海瑞则在鲜血淋淋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博得了封建文人的一片赞扬。在这片赞扬声中，也加入了“清官”论者的一支颂歌：海瑞“为人民办事”。
关于垦荒移民，性质更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群众反映，海瑞确曾让农民在县西北开垦一些荒地，但荒地开垦之后，海瑞就宣布：这片土地是奖励求功名——读书人的，求得功名者可得之。兴国城郊有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余福桂说：“海瑞专门和有钱有功名的人打交道，开发了些荒地，但我们穷人是没有份的。”千万农民辛辛苦苦开垦的土地，一下子落入了地主豪绅之手。得了官、发了财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海瑞的帮助下霸占了这片新开的土地，而垦荒的农民则成了新的佃户。垦荒是海瑞费尽心机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想出来的一种极为残酷的掠夺、剥削农民的方法。
这还不是海瑞垦荒的最终目的。垦荒移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
在《兴国八议》中，海瑞明明白白说：垦荒移民如能实现，“不数年间南赣无余地，村居联络，可以挟制诸巢之寇。吉安等地无余民，衣食不窘，可无为逃流为盗贼之忧”⑤。一句话，垦荒移民是为了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给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仅仅能维持生命，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而对于已起来反抗的农民，这则起了制约的、镇压的作用。看，海瑞为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筹划得多周到！他的一切措施，进攻的矛头都直接指向农民群众；而我们的一些“清官”论者还在为他的这些措施叫好，说他是“为人民办事”呢！
丈量田亩，“平均赋税”，这也是“清官”论者一再宣扬的海瑞的“功绩”。海瑞到兴国之后，确实急急忙忙地丈量了田亩。但这到底为了谁呢？只要举出一条材料，就可以得到答案。据张尚瑗《海瑞传》记载，海瑞到来之前，兴国“县例，佥粮户之富者当柱头，公私用度皆取焉，至是革除”⑥。原来丈量田亩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把他们理应负担的部分赋税进一步加到农民身上。何况在丈田的过程中，地主豪绅贿赂乡官，从中营私舞弊，结果地主的许多土地成了免交赋税的黑田，赋税摊到了农民身上。丈田的结果，是更加残暴的榨取农民。
这种做法，海瑞是终生奉行的。直到他后来家居时，他还对他家乡的地方官献策，主张通过丈量田亩，把汉族地主应该负担的部分赋税，加到兄弟民族贫苦农民身上去。在地方官学他的样丈田之后，他就致书赞扬说：“今其后民田得以分其粮于黎而轻，是以虽彼富家私己亦合声称便。”⑦
把丈量田亩减轻地主赋税、加重农民负担，说成是“对农民有利”、“为人民办事”，这岂不是颠红倒白吗？
以上的几件事，说明海瑞处处从地主阶级的利益着眼，如何帮助地主压迫、剥削农民，是他的施政措施的出发点。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他根本就置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哪儿来的“为人民办事”呢？在海瑞眼里，敢于起来反抗的农民是“匪”，是
“盗”，是“黩悍刁民”；还没有起来反抗的农民是地主阶级理所当然的牛马，又哪来的“同情”，哪来的“爱民如子”呢？他在兴国时曾写过一首《恤农诗》，诬蔑农民是：“劳而不怨奔如马，贪且无能拙似鸠。”⑧在这位地主老爷的眼中，农民群众只是“劳而不怨”的牛马，如同笨头笨脑的“鸠”一样，是一群天生的奴隶。看，他是站在地主阶级一边，还是站在农民一边，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为人民办事”，这是“清官”论者加在海瑞头上的大慈大悲的光轮。而海瑞自己，在如何对待农民这个问题上，却是十分明白的。他从他的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出发，本能地意识到他和农民是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仇敌。他骂他的一些不敢和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同僚说：“儒者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所用之。有贼临城行冠礼者；有一筹不展、抱守忠义、俯首就戮者。圣人原无此等道理，原无此等忠义也。”⑨真是愤激填胸，摩拳擦掌，和农民不共戴天。“清官”论者细读海瑞的这段话，是能够清醒清醒头脑的。
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视农民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海瑞的这一阶级本性，在农民起义面前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他在兴国的短短一年多时间，用阴险毒辣的手段，镇压了好些山寨的农民起义，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据记载，自唐初直至清末，兴国的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历代的统治阶级，有的用血腥屠杀，有的用欺骗、分化、软化等阴险手段，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革命镇压下去了。据《潋水志林》记载，嘉靖四十年（即海瑞来兴国做知县的前一年），兴国县城被农民起义军围攻，地主官僚无法对付，后来上面派了很多兵来才使“巢贼”“败走出境”⑩。海瑞吸取了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也曾使用十分卑劣的欺骗伎俩，屠杀兴国的革命农民。
当地群众说，海瑞到任时，兴国有四个农民起义的大山寨，即：崖京（崖石寨，在今樟木公社境内），鲤省（鲤婆寨，在今江背公社境内），樟府（樟石寨，在今长岗公社境内），宝县（宝石寨，在今崇贤公社境内）。（另一说是十八营寨，而以上述四寨为主。）他们的主张是济困扶危，劫富济贫，专门打击远近的地主豪绅和万富大商，不动周围农民群众的财物。地主富商恨之入骨，而农民群众则十分拥护，常常在营寨遇到困难时凑些钱粮上去接济。海瑞一到兴国后，了解到当时各山寨力量十分强大，更兼悬崖峭壁，地势险要，海瑞手下只有二百五十二名兵丁?，用武力是镇压不了的。因此，他便制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据一些前辈说，海瑞曾扮成算命先生，上山在山寨王面前花言巧语，取得山寨王的信任。于是，他和山寨王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了解了各营寨的兵力情况。后来，他派人到赣州府南赣提督吴百朋那里请兵，预先布下陷阱，以给母亲做寿为名，约请各山寨王下山给母亲拜寿。有的山寨王对海瑞有怀疑，不肯下山，海瑞便在他们面前对天盟誓说：“如若害人，身分四劈”。于是，他们信以为真，被骗下了山。他们一到县城，便被海瑞预先埋伏的人马抓起来了。当时，有的山寨王责问海瑞：“为什么不守诺言？”海瑞竟狡猾地拿出一个米升，用刀将米升劈成四块，说：“这就是我所说的‘身（升）分四劈’。”结果，他把这些山寨王都杀害了。另有一个山寨王名叫宋乃登的，海瑞早觉察到这人精明能干、坚强勇敢，骗不了他，就无耻地采用美人计的办法。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婢伪称自己的女儿嫁给宋乃登，骗取他的信任。当诡计得逞之后，他就借岳婿关系请宋乃登下山拜寿。当宋乃登走到城南“懒人桥”时，忽然伏兵四起，这个山寨王也被捉杀害了。海瑞诱杀了各山寨王，并把他们的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全县的地主豪绅富商张挂红灯来庆祝，海瑞也因此立了大功。
当地农民群众世代相传的这个传说虽然在若干细节上说法不一，但诱杀兴国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件事是一致的。这说明在农民群众的心目中，海瑞是一个极其阴险狡猾的刽子手。下面一些书面材料，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据《潋水志林》记载，海瑞到兴国的前一年，兴国发生了较大规模农民起义。虽“壬戌奉诏会师二十万分为七哨大剿”?，但要全部“剿”尽是不可能的。海瑞在《兴国八议》中提倡垦荒移民时，说明他的目的之一是要“挟制诸巢之寇”。《兴国县志》引《赣州府志》（谢志）称：海瑞到兴国后，就“悬赏捕盗”?。这就证明，海瑞到兴国上任时，兴国确实有农民起义，而海瑞也确实想方设法进行了镇压。
又据《潋水志林·吕云传》称：兴国“吕云，……邑诸生，……嘉靖间尝以荐就吴督府百朋聘，指画方略，平峒冠三巢”?。三巢是指当时活跃于广东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的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军。兴国的农民起义，就是与之相联的一个部分。（据群众说，农民起义军的营寨里有些领袖是广东人。）吴百朋，就是海瑞一到兴国之后匆匆忙忙向他上《兴国八议》，提出“挟制诸巢之寇”的那个南赣提督。他于一五六三年巡抚南赣，是镇压赣南和广东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黄秉石在《海忠介公传》中提到海瑞“以犒军功，升户部主事”?。所谓“犒军”，指的就是犒劳吴百朋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兵。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赣南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是联合行动镇压农民起义的。上自督府，下至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出谋献策，有的调兵遣将。海瑞在兴国镇压农民起义，只是这一镇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一个部分的直接指挥者。
还有一条旁证材料，这就是海瑞自己的言论。一直到海瑞回乡家居，他一辈子都未停止过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乡居时海瑞手中没有掌握军队，不能亲自去进行血腥屠杀了，于是为地方官出谋献策，写信给陈南川，教他如何屠杀起来反抗的农民：“盖海寇与山寇不同。山寇有巢穴，海寇无定所，大兵一集则将飘然远去。故海边之善击贼者不与贼较多寡大小，而惟伺其便，……诱之伺之，千方百计。”?这“诱之伺之，千方百计”，就是海瑞在兴国诱杀农民起义领袖的最好供状，难道还需要什么证明吗？
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的形象。难道这样一个形象不是历史的真实，而统治阶级捏造出来的“打击豪强地主”，“为农民平反冤狱”的那个假海瑞，反倒是历史的真实吗？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采取反革命的两手政策。海瑞为了维持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采取的所谓“剿抚兼施”的政策，不也正是这种反革命的两手政策吗？
不知有多少革命农民牺牲在这个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而“清官”论者却把这样一个刽子手，描绘为保卫农民利益的“卫士”，是农民的“救星”。这不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为封建统治阶级帮腔吗？
下面，我们请“清官”论者看一看那个死去的阶级是怎样歌颂和美化他的忠臣孝子海瑞的，而人民群众又是如何来形象地描述海瑞的。看一看，比一比，弄清自己和谁一个调调。

地主眼中的忠臣，农民眼中的禽兽

为了麻痹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了欺骗广大的人民群众，地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的利益说成是所有阶级的共同利益。在“清官”问题上，他们玩弄着同样的手法，捏造出一个体现阶级调和的所谓“清官”，然后把它描绘成降福给一切阶级的“恩人”。
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末尾有一首诗：“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就是这种传统手法的集中再现。
“清官”果真是人民群众封的吗？人民群众果真对“清官”无比留恋和怀念吗？不，这是捏造，是歪曲。“清官”是地主阶级封的，只有地主阶级才对他留恋和怀念。
海瑞死后，岭北副使龚道立下了一道命令，在兴国盖了“海公祠”。?祠建成后，“邑之缙绅谓宜有祀”?。兴国的地主阶级为
“海公祠”的定期祭祀筹集了数十亩田为基金。海瑞之后的一些到兴国来的官吏，还在衙门附近辟了专室，挂上了“学海堂”的金字招牌。
到了康熙年间，兴国的地主阶级把“海公祠”改为“海黄祠”，同时纪念黄惟桂。黄惟桂是个什么人？他是个镇压农民起义的有名刽子手。他在任兴国县令期间，全力以赴地镇压当地的农民革命。群众说，有一次他带兵去攻打农民起义的营寨，被农民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农民起义军追到城里，他躲在“海公祠”横梁的扁额背后，才逃脱了人民的审判。在兴国地主阶级眼里，黄惟桂和海瑞一样，都是他们的“汗马功臣”，都是一样值得纪念的。
地主阶级的纪念海瑞，至此还没有结束。历史总是以它发展的事实，无情地嘲笑一切丑恶的东西。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兴国县长廖上璠，在兴国城里修了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个屠杀了许多革命群众，在兴国搜刮地皮的反动派，也要人们学起海瑞来了。这真是无独有偶。历史把“清官”、刽子手、贪官污吏，把一切反动派归聚在一起，合成一个形象。这岂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
地主阶级对海瑞和海瑞对地主阶级是这样地深情，那末，“清官”是谁封的，是谁竭力宣扬的，还不明明白白吗？
兴国农民对海瑞的看法与此相反。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海瑞是猩猩生的，他半边没长毛，是人的样子；另外半边长毛，是猩猩的样子。这个故事当然不会是事实，但它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爱憎和他们对海瑞本质的认识。它隐约而确切地描绘了海瑞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他其实是禽兽。
当地群众还反映，人民群众谁也不去祭祀“海公祠”，祭祀海瑞的是地主官僚富商。解放前受了迷信思想影响的农民，也只祭“土地”和“娘娘”庙。
历代的地主阶级及其文人，为他们的忠臣孝子、即所谓“清官”，撰写了大量的传记，编了无数的诗歌、戏剧、故事，建立了许多庙堂和牌坊，目的在于欺骗人民群众，用以掩盖整个地主政权的反动实质。我们有些“清官”论者的调子，听起来不也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叫喊很和谐么！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兴国人民的心目中，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而统治阶级捏造出来的那个“清官”，是个假海瑞。历史上本无所谓“清官”。农民群众从阶级斗争实践中明白这样一个真理：地主阶级是决不会发善心的，如果要地主阶级的官吏来为农民办好事，那是白日做梦。这本来是十分明白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怎么能够认为，在充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上，会有地主阶级派出它的代表——“清官”，降福给农民呢？“清官”论者拿
“清官”作为沟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桥梁，必然会把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成是一部阶级合作、阶级调和的历史。
“清官”论是历史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我们在兴国调查的历史事实，对“清官”论者是一个很好的驳斥。阶级斗争的历史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

①②③④张尚瑗主编《潋水志林》卷一二、卷一、卷二○、卷二六。⑤《海瑞集》第二○三页。⑥《潋水志林》卷五。⑦《海瑞集》第四五九页。⑧《潋水志林》卷一六。⑨《海瑞集》第四四二页。⑩参见《潋水志林》卷一四。?参见《海瑞集·留丁壮文》。?参见《潋水志林》卷一四。?同治十一年《兴国县志》卷二二。?《潋水志林》卷七；同条见《兴国县志》卷二五。??《海瑞集》第五五四、四一三页。??《潋水志林》卷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为谁提供“理论”武器？
伍世荣

吴晗同志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论”：他说封建社会中，有这么一批官僚，他们的一些作为，既“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这是一个什么“理论”呢？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两者绝不能调和。吴晗同志却硬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农民的阶级利益相“一致”。这是彻头彻尾的阶级调和的理论！
吴晗同志的这条“理论”，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早就说过：“文明底基础既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那末……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别一个阶级的灾难”（《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无不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的正确。就拿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所讲的明代来说，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当时富人“有公侯之资”，而一般贫苦农民则过着“为狗彘之食”的悲惨生活。农民终年劳动，吃不饱穿不暖，粮食都被官府和地主搜刮去了。他们之间的利益怎么能够“一致”起来呢？
远的不说，就拿我们四川解放前的情况来看。大邑有个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大家都晓得，刘文彩过着奢侈豪华、荒淫无耻的生活，每天除了山珍海味以外，还要七个奶妈专门挤奶来喂养他，抽人血液滋补他。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就是建立在农民白骨堆上的“天堂”，对于刘文彩来说是“天堂”，而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就是吃人的“地狱”。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吴晗同志为什么硬要把它们扯在一起，说农民的阶级利益可以和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一致”呢？
吴晗同志不是口口声声要讲历史真实吗？你为什么连这些起码的常识和活生生的现实都不顾了呢？你究竟是什么居心！
吴晗同志不是口口声声讲“历史实际”是为“当前的实际”服务的吗？那么，你这种歪曲过去的历史实际，来宣扬阶级调和论，究竟是为什么样的现实服务！
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趁我国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刮起“单干”、“自由化”、“翻案”和“三自一包”的黑风。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向工人宣传：“资本家是靠勤俭起家的”，“资本家与工人是一家人”，等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也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向农民鼓吹“现在集体化了，大家都靠工分吃饭，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有的还利用封建宗族关系，说什么“大家都是一个祖宗，哪里还有什么阶级界限”。有的还用认亲戚、打干亲家等手法，拉拢腐蚀干部和贫农下中农，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进行复辟活动。在这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吴晗同志极力宣扬这个反动理论，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给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提供“理论”武器。
（摘自四月二十一日《四川日报》）


粉碎吴晗的猖狂进攻
应天仇

几千年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来解释历史，从而歪曲了历史的。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才由无产阶级第一次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旧史书有一部分是具体地记载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的，但又无一不被剥削阶级的观点所驾驭所歪曲。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拨开这个迷天大雾。
《明史》就是清朝三代皇帝纠集许多封建文人编修的，它处处美化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人民。《海瑞传》也绝不例外。传文开始，写海瑞“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海瑞为封建皇朝筹谋划策镇压人民，编史者赞颂，这是公开站在封建统治立场上了。海瑞行一条鞭法，要大地主退回部分土地，要惩治个别乡官，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欺骗人们以增加皇朝收入，巩固封建统治。不过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除去“杀鸡取蛋”的手段外，还有个“养鸡取蛋”的手段，而“取蛋”的本质是共同的。可是，过去的编史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掩盖了阶级实质，伪说成那是为了贫民的。今天的吴晗同志也跟在他们后面，把海瑞同样地描写成和农民“鱼水情深”、“患难与共”的人物，把农民写成了软弱、愚昧、逆来顺受、不思反抗的愚氓，写成农民只要靠了封建的“清官”大老爷就可以“丰衣足食”“永享太平”。而当时历史最本质的东西，即农民在追呼敲扑、科敛横溢的严重压榨下，到处爆发农民起义的事实，只字不见了。《海瑞罢官》那里还有一点点称得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呢？
吴晗为什么这样歪曲历史，抹煞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歌颂剥削阶级分子的“丰功伟绩”？这不能不是在文艺、历史领域中剥削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进攻。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这种进攻。
（摘自四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反动的“骨气”
郑铁纲

吴晗在他的《谈骨气》中大谈特谈剥削阶级的“骨气”、“大丈夫”、“英雄气概”等等，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做“大丈夫”、树“英雄气概”，要“威武不能屈”，并且指点他们要有与人民顽抗到底的“骨气”，要“抱有正确、坚定的主张，始终如一地勇敢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遭遇任何困难，都压不扁、折不弯，碰上狂风巨浪，能够顶得住，吓不倒，坚持斗争”。他还进一步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人的子孙”，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当代有“骨气”的人。
吴晗所大谈特谈的“骨气”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在《谈骨气》中也泛泛地谈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但是在谈论具体问题时，他根本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谈骨气，而是不分阶级地把无产阶级的骨气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骨气同一起来。我们说，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骨气，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骨气”。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
“骨气”是坚决与人民为敌，顽固地走他们的反动到底的老路。这是和我们无产阶级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骨气是截然不同的。而吴晗在一九六一年却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歌颂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骨气”。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面前，在全国人民的革命威力面前，失魂落魄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遇到了“困难”，吴晗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指出，要“压不扁、折不弯”，要“顶得住，吓不倒，坚持斗争”，那怕“历尽艰难困苦，失败了再干”。
我们说，当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遇到了“困难”，那就是他们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们遇到了全国人民要社会主义、要三面红旗的“困难”，遇到了不能使历史倒转的“困难”。在这样的“困难”面前还强要有“骨气”，这就是自觉地与人民为敌到底，就是决心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吴晗还鼓吹一种“反抗”、“抗拒压迫”的精神。我们都知道，我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打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根本地改变了我国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我们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除了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以外，举国上下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谁压迫谁的问题。吴晗所鼓吹的“反抗”和“抗拒压迫”，除了对社会主义进行污蔑以外，则是别有用心的煽动和迷惑群众，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是再也没有吴晗狡辩的余地了。
从《谈骨气》这篇文章来看，吴晗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地进攻，这是吴晗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掩盖的。吴晗挖尽心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劲打气，和党和社会主义和全国人民唱对台戏，污蔑伟大的党和三面红旗，这就充分地暴露了吴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治立场。
吴晗极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劲打气，只能是枉费心机，丝毫挽救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败的命运。吴晗只能叹息他所支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没有“骨气”罢了。这真是使吴晗大失所望。正象毛主席说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主席诗词《满江红》）历史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失败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吴晗注定的命运，因为历史不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伙伴们所能扭转的，历史将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摘自四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办不到
冯君实

吴晗同志大写历史小品，从大将军、宰相到小州县官，凡历史人物身上有一点可以利用来借题发挥的，绝不放过。一向标榜尊重史料的吴晗同志，竟不择手段把《三国演义》中关于马谡的事也当史实来用。不过从写于谦以后，吴晗同志兴趣忽然从“清官”转到“良将”身上。一九六二年三月，发表《赵括和马谡》，说赵国因为把“富有军事经验”的廉颇从前线召回，换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赵括为帅，结果被秦打败。要人们重温“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害人、害己、误国的教训”。同年六月发表《〈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颂扬一个镇压各族起义起家的军事贵族斛律金“生性质直”，“善于用兵”。他儿子斛律光“生性谨慎梗直”，由于触犯了“昏庸无能的皇帝”和遭到“小人”的陷害而被杀害。吴晗同志这些文章是针对谁呢？我们知道，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和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都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吴晗同志这里所指的是谁也就很清楚了。吴晗同志用含沙射影的手段，诬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又企图吓唬我们党，要党接受“教训”，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放弃社会主义方向，正是使用了吴晗同志在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多写一点杂文》中所说的“冷嘲热讽，指桑骂槐，隐蔽曲折”的手段，是“无妨狠一些，越狠越好”。而对于所谓被“迫害”者，寄予了无限同情，这正是对于在现实斗争中彻底被人民唾弃，对于卷土重来完全绝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情。
（摘自四月二十日《吉林日报》）

196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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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蒋家王朝的策士、美帝的帮办 黎斯群

提要：吴晗的四十年代的历史，贯串着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黑线。在抗日战争后期，吴晗继承了文化买办胡适的衣钵，向蒋介石上疏对策，要蒋介石及早扑灭革命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吴晗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鼓吹“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自由世界。

吴晗丑恶的政治历史，始终贯串着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黑线。在四十年代，他已有了一套反动的理论、信条，并且干了不少罪恶的勾当。必须剥净他的画皮，使其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同蒋介石一唱一和，坚决反共反人民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民主力量的再上升阶段。当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①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妄图把中国人民推向黑暗的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则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路。
就在这个阶段，吴晗一再向蒋介石上疏“对策”。他的策论所禀的旨意，就是蒋介石的遗臭万年的《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说：
“三百年前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
吴晗立即根据这个“受策察问”的题目大做文章，写了《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和《论晚明“流寇”》。他的对策是：应当接受“历史教训”，“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及早扑灭革命力量。
《中国之命运》说：
“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吴晗立即写了《论社会风气》。作为对策，他写道：
“特殊时代精神，社会风气”的形成，“大体上似乎与小百姓无干，治天下者的作用也只是推波助澜，主流实实在在发于中层的士大夫集团，加以上层的提倡，下层的随和，才会蔚为风气，滂薄一世。不管历史对所‘尚’的评价如何，就主流的发动而动，转变社会风气，也就是所谓移风易俗，只有中层的士大夫集团才能负起责任。”②
大家看，蒋介石和吴晗的君臣之间的倡随，何等上下相融，契合无间！
《中国之命运》说：
“我们要……树立民众的信仰，恢复政府的信誉，必须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能秉承国父的遗教，实践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
吴晗真是不辱君命，立即根据这个题目，写了《说士》。他的对策是：
“士原来受文事武事两种训练，平时治民，战时治军，都是本分。”
“士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受特殊的教育，在平时是治民的官吏，在战时是战争的主力。”③
大家看，吴晗的“文士”、“武士”、“平时治民”、“战时治军”的对策，岂不是应蒋介石察问如何树立“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的信仰，来卑躬献计么？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反革命的“扫荡”战争，那是要靠“武士”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实施反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改造风气”，那是要靠“文士”的。吴晗的“士”论不仅借历史谈现实，而且直接颂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的大功，他的对策中就明明白白地说过这样的话：
“七年来的艰苦作战，文士不应独居其功，大功当属于前线流血授命的武士。”④
可见，“文士”“武士”云云，谈的不是历史。所谓国民党的“七年来的艰苦作战”，是对谁“艰苦作战”呢？对日寇吗？不是。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一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这里的“艰苦作战”显然是对共产党，是三次反共高潮！所谓“前线流血授命”，“前线”在哪里呢？在沦陷区的边缘吗？不是。吴晗在论明代“流寇”的危机时特别指出“西北”字样，这里的“前线”也暗示陕甘宁！
吴晗的这几篇策论，颇有其联贯性。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讲“文事与武备相应”，“总望我国学者，务使学术切于人生日用，文化归于建国的基业”，企图通过当时“复兴关”法西斯训练的方法，把中国推向黑暗的路。吴晗即承此旨意，脱颖而出，大谈“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必须文事和武事并重，必须政治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是全国所应全力以赴的课题”。他向蒋介石既献“用全力来消灭‘流寇’”之策，又献依靠“中层士大夫集团”来“转变社会风气”之策，而归本于“文士”、“武士”的“特殊的教育训练”和“特殊的精神训练”。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吴晗的策论并不完全是他的“创见”，所谓对“士”的“特殊训练”，即继承了胡适的衣钵。
“特殊训练”，这个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反动气味的用语，正是胡适的旧语汇。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就已这样教导过他的门徒吴晗：
“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
“这种领袖人物的训育的来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阶级（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门阀，如日本的贵族门阀，如欧洲的贵族阶级及教会）的特殊训练。”⑤
吴晗毫不隐避，直接抄袭了这个反动理论来向蒋介石献策，他说，“士在政治上社会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在四民之中独享教育的特权”，“不但受特殊的教育训练，也受特殊的精神训练”，“在这两种训练下，养成了他们的道德观念——忠”。⑥
胡适又说：
“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⑦
根据胡适的真实思想，对这段话加以解释，那就是说，新式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必须受充分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现代训练”。
吴晗没有忘掉师教。当蒋介石高唱“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的调子时，吴晗的对策中所强调的是士大夫在“特殊训练”下所养成的“道德观念——忠”；而当蒋介石在美国主子指使下要妆点虚伪透顶的“民主”门面时，吴晗便搬运“充分的现代知识”、“充分的现代训练”，在《论民主政治》、《报纸与舆论》等文中大肆宣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且明确提出，“就今天中国而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民主，……主要的根据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吴晗所讲的作为“转变社会风气”之枢纽的“中层士大夫集团”，即胡适所讲的“领袖人才”；而胡适所讲的“领袖人才”的“特殊训练”，又是美帝国主义一贯主张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精神方面的控制”。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当时美国总统西·罗斯福的信中就已鼓吹“通过对中国领袖们在知识和精神方面的控制而将中国的发展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⑧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也公然宣称：美国“要训练不仅是教会的领袖人才，而且还有国家的领袖人才。”⑨可见，吴晗的献策中大谈“特殊的教育训练”和“特殊的精神训练”，其立论是渊源有自的，是从美帝国主义到胡适那里一脉相承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切反动文人和策士总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受过清华大学的“现代训练”、受过大文化买办胡适熏陶的吴晗，在向大地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蒋介石上疏对策时，不能不在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观中表现出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复古主义相为结合的反动说教。

仰承美帝国主义鼻息，妄想走“第三条道路”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种中国之命运展开了决战。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挑动了内战；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当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⑩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科学预见。
就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吴晗四出奔走，活跃起来。他仰承美国主子的鼻息，使劲叫嚷内战的责任应双方分担，以配合美帝国主义“调解”的阴谋。他高唱“中间阶层”决定一切，率先倡导走“第三条道路”，鼓吹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自由世界”，以适应美帝国主义大力扶植“第三者力量”的需要。他重弹士大夫的“道德观念——忠”的老调，要人们接受“考验”，为美蒋反动王朝殉葬，妄图阻挡革命车轮的前进。在《论新基础》一文中，吴晗虚张声势，提出所谓“中间阶层”的政治方案。究竟什么是“中间阶层”呢？他说：
“中国的人口假定有四万万五千万，中间阶层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参加这新基础，坚强这新基础，任何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任何困难是可以征服的。”
这里，吴晗把“中间阶层”吹嘘成为了不起的神奇力量。然而与吴晗一起讨论“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费孝通却泄了他的底。所谓“中间阶层”其实既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谓“中间阶层”，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始终想在中国培植”的一小撮“一无力量”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即“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
费孝通是这样泄漏天机的：
“在本质上，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要维持国民政府的，……如果共产党真有获胜可能的话，美国必须设法阻止这战争的进行，以避免这样的一天；美国始终想在中国培植中间阶层，——第三者的势力，可怜的是中国第三者一无力量，美国也知道中国第三者无力，唯预备在建立第三者政府以后，再以大量贷款给予，俾借此以养成其力量。”?
费孝通把所谓“中间阶层”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而且他的消息是确有依据的。
让我们再听一听美帝国主义的招供。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美总统特使马歇尔在离华声明中，呼吁“朝野的自由主义人士”出面领导中国政治，认为“此种自由主义人士为优秀人物之集合”，应使之“居于领导地位”。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
“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作者注）内部的进步分子以及在政府外部的许多同情者，若我们表示有意帮助他们，将得到巨大鼓舞，并且，根据我的意见，他们将成为核心，我们很可以通过他们逐步实现我们对于中国的目的，以及对于世界的这一部分稳定的目的。但是若无我们这种援助，他们看来没有多大希望，而我们的政策上的任何权威性的表示，都将是很有力量的。”
艾奇逊的白皮书对司徒雷登的这一方面活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与中国政府领袖的会谈中，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了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人士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的势力，并推行基本的改革措施。人们感到，中国政府只有经由这种行动，才能成功地迎接中共的挑战，才能防止浪费自己的资源，才能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援助。”
一九四八年，司徒雷登鼓励“中间阶层”的“自由主义人士”出来组织新党或团体，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余曾称中国目前面临如此最严重之情势时，凡爱其国家者尤其曾受教育之爱国人士，似有一极大机会与责任，以群策群力研究何者为国家之问题，且唤醒并指导全国人民，俾使渠等得以实现民主政府，……余以为此辈人士可组一新党，而对政府作建设性之批评，亦可组成若干团体，以倡导若干有关改革之主张及进步之运动。……美国人民对此期待颇殷，俾其援助可得到最大效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还在“鼓舞”“中间阶层”，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扶植吴晗所谓的“中间阶层”，对它寄予极大的希望。
这个“中间阶层”，完全不是什么“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而是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吴晗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狂妄地要把这一部分人组织起来，聚集成一股反动的社会力量，他这样大喊大叫：
“要建立一个以召集国是会议为中心的人民推动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潜在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组织，……在今天是必需的，应该使其立刻现实存在的。”?
吴晗在这里，比过去的“士”论更变本加厉，不仅用它来向美蒋反动派献策，而且已经坐不住、等不得，公然号召“立刻”成立“组织”，建立“力量”。
列宁说：“任何政治危机，不管其结局如何，也都会带来好处，因为它能使隐蔽的事物变为明显的事物，暴露政治上活跃的力量，揭穿各种欺骗和自我欺骗以及空谈和虚构，明显地指出‘事物的真象’，并且可以说是用强力把它塞进人们的头脑。”?事情正是这样。革命愈发展，美蒋统治王朝的危机愈深化，吴晗的反动政治面目就暴露得愈清楚。到了美蒋统治王朝濒于灭亡的前夕，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里没有什么“反对派”可建立，也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走。在这个尖锐的问题前面，吴晗作了怎样的选择呢？
吴晗的选择写在《论士大夫》一文中。他说：“士大夫是站在人民普遍愤怒与专制恐怖统治之间，也站在要求改革要求进步与保守反动之间。用新命词来说是走中间路线。”?但是，吴晗不能不意识到这种“中间路线”已经很靠不住，真正的“考验”来临了。他假借历史，列举了两类士大夫。一类是“反正不管谁上台总有戏唱”的，典型的例子是《贰臣传》首列的钱谦益，还有侯恂、阮大铖、吴梅村；另一类是“为了他们的信念，为了他们的阶层利益，为了他们所保卫的特权而死”的；例如范滂、陈蕃、颜真卿……一直到杨继盛、杨琏、左光斗、史可法、谭嗣同。吴晗认为后者“都是士大夫，虽然失败，是有骨头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是忠于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的。”这里，再一次出现士大夫的“道德观念——忠”的反动调子，但已经不象过去向蒋介石上疏对策时那样欢欣鼓舞，而是充满着阴暗的色彩。
吴晗接着警告说：
“当两个朝代交换，或者是社会有很大的改革的时候，往往是对人的一种考验。现在恐怕又是到了一个考验的时候了，这考验包括你也包括我。”?
这篇文章是一九四八年春吴晗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一九四八年，美蒋反动派的败局已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已接近全国性的胜利，这不是什么改朝换代，也不止“是社会有很大的改革”，而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吴晗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这样的两种士大夫的“历史教训”，其反动立场难道还不够露骨吗？吴晗在这里向“中间阶层”进言：坚持美蒋反动派的“信念”，维护大地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的“阶层利益”，保卫这个阶级的“特权”，作好精神准备，为垂死的美蒋统治王朝殉葬，而勿列入《贰臣传》！
四十年代的吴晗，早就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看过去，想今天，六十年代的吴晗出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好、翻案，并不是偶然的，而显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根源。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二五——一○二六页。
②《历史的镜子》第一——二页。
③④⑥同上　第六三——六八页。
⑤⑦《独立评论》第十二号。
⑧明恩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第二一四——二一五页。
⑨《爱丁堡大会文件集》第三卷第四二七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三——一二四四页。
?《谈美国对华政策》，南京《新民晚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论新基础》，《民主周刊》第十五期。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七一页。
?《皇权与绅权》第七十页。
?同上第七三页。



为什么宣扬《三字经》
余章瑞

一九六二年，吴晗同志发表了他的《谈〈三字经〉》。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同志对《三字经》赞扬备至，并为它的被冷落叫屈。
吴晗同志认为《三字经》有许多优点，“内容非常丰富”，是“小型中国通史”，“小型百科全书”。而且思想内容也是好的，教育意义更是大的。他说：“这书主张人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而且提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都是有道理的。”
吴晗同志列举了种种理由，推崇《三字经》，号召大家继承《三字经》的传统，学习《三字经》的优点。
吴晗同志提出的这个读经论，使人颇有“面熟”之感。原来这并不是他的新发明，而是“五四”以来文化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右派一脉相承的东西。不过吴晗同志在新的条件下，不得不伪装得更巧妙一些罢了。
早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九一九年，胡适为了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些附和的人纷纷发表议论，说什么“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一九二五年九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夕，孙师郑等发表了“读经救国”论。同年十一月，当时的教育部部务会议决议，规定小学生自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每周一小时，直至高小毕业。一九三三年，读经的嚣声刚刚过去，所谓“第三种人”之一的施蛰存又劝青年读《庄子》、《文选》、《颜氏家训》了。这一回不是挂起堂而皇之的“救国”的招牌，而是说只介绍给青年作为“文学修养之助”，“道德修养”之助。大家知道，这时候，正是国内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展开“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的时候，“第三种人”大肆宣扬读经，让青年到故纸堆中去觅字汇，去修身养性，其用意当然是十分反动的。
吴晗同志的新读经论，正是胡适、孙师郑、施蛰存等人的反动主张的继续。“五四”运动以来的有关史实告诉我们：每逢天空出现暂时的乌云，阶级斗争深入开展的时候，反动的复古的思潮总会重新出现。这正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三字经》果真是如吴晗所吹捧的那样一部“好书”吗？不，绝对不是。
一、《三字经》开宗明义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怎样看待善同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离开人的阶级差别而讲什么人性本善，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对劳动人民布设大骗局。根据“性本善”这个“理由”，凡是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起义、抗争，等等，就都是恶的了，都是由于“苟不教，性乃迁”之故。这种超阶级的性善论，正是毒害劳动人民斗争意志的麻醉剂，而吴晗同志却说：“这书主张人性本善”，“是有道理的。”
二、《三字经》宣扬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九族十义。它教人“首孝弟，次见闻”——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是首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它教人事事忠诚于封建宗法制度：“君统臣，父领子，夫率嫔”，“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弃。”“此十义，人所同。”它是一本彻头彻尾宣扬和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的书。
三、《三字经》教人热中名利，致力于仕途显达。它告诉人，只要勤学苦练，就有出头之日，就可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如：“头悬梁，椎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愈于后”。它是一本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书。吴晗同志曾向青年们宣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不难看出，他所贩卖的成功秘诀，正是《三字经》中大力鼓吹的这一套。
再说，《三字经》是不是一部“小型的中国通史”呢？不是。《三字经》叙述了一串封建王朝的名称和沿袭，但远没有把封建社会的历史叙述清楚，更不用说叙述正确。请看：“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究竟给人什么丰富的内容？“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究竟给人们多少历史知识？以往有多少劳动人民读懂过它？今后谁还能从它获得什么历史知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人们不禁要问：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提倡《三字经》？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提倡《三字经》？二十年代的读经救国论者，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不是不知道《论语》何尝感化过德国兵，《易经》不能咒翻潜水艇，不过是“在硬化的社会里”，“故意妄行”罢了。那么，六十年代新读经论者的目的何在呢？它仅仅限于要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念“人之初”吗？
《谈〈三字经〉》一文，出现在一九六二年，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九六二年前后，正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大肆反华，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分子趁我们遭受暂时困难而企图复辟倒算的时候。吴晗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他进行复辟活动的大好时机到来了。于是他怀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的仇恨，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出一支支毒箭，《谈〈三字经〉》就是其中的一支。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重新统治人民。对此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把光明和黑暗颠倒了
刘春环　梅玉兰　王福扬

什么是历史的“光明面”与“黑暗面”呢？吴晗同志说：“有些书也写统治阶级的活动，但只讲其黑暗面，不讲光明的一面。”“……结果，除秦始皇而外，象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个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在吴晗看来，所谓的“光明面”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康熙等地主阶级头子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统治；“黑暗面”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歪曲。吴晗认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任何一举一动都是“伟大”的，他们的“良政”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封建的御用文人所大力吹捧的什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就是封建社会的“光明时代”之“杰作”。吴晗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声嘶力竭地炫耀封建“圣祖”们治天下的“丰功伟绩”；这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替谁呼吁？岂不是很明显了吗？究竟封建统治阶级在历史上形成了怎样的
“光明面”呢？请看，十三陵的修建过程是一部怎样的劳动人民血泪史吧！
修每一座陵都需要大量的粗三尺半、高三丈的楠木，楠木采自四川原始森林。采木时经常入山一千人，出山还剩下五百人。修陵还需用石料，每运一块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石料，就得用十六轮大车，二万民夫，二十八天才能从房山运到北京，这是最短的距离。至于要从千里之外运送建筑材料时，冬天还要用泼水铺冰的方法一步一步拉到北京。据说，永陵每日用四万民夫，修了十二年。修完后，嘉靖皇帝还不满意说：“我的陵就这样吗？”大臣们慌忙逢迎回答：“不，还有一道外罗城呢。”君臣一问一答，给劳动人民增加了多少负担和痛苦啊！统治阶级生前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死后也想富贵万年，害得劳动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当地一位社员说：“为了埋皇上一把臭骨头，得换走几万条人命啊！”毛主席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地主阶级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罪状罄竹难书，揭露还揭露不完呢，有什么可值得歌颂的呢？
谁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万里长城、大运河、敦煌壁画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推翻了蒋家王朝，是人民斗争的结果。
在革命的年代里，广大的劳动人民是革命先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在短短两个月的半农半读中，我们亲眼看到，他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广大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不但是阶级斗争的中流砥柱，而且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英雄。他们发扬了大寨精神，挥动铁臂翻大地，开山劈岭斩江河。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不管吴晗怎样狂热地为帝王将相高唱赞歌，劳动人民的历史，决不允许吴晗沾染，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


吴晗站在哪方面？
戴东生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吴晗同志究竟是站在哪一方面呢？
旧中国，人民饱受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而沦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地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可是吴晗却拜倒在反动政客买办文人胡适的门下，为学者教授成名成家的个人奋斗目标而费尽心机。
十年内战时期，吴晗又借古喻今，提醒刽子手蒋介石不要把工农红军看成是“疥癣之疾”，要“以抚济剿”，为国民党反动派消灭革命武装而出谋献计。抗日战争时期，吴晗置民族危亡而不顾，极力吹捧美化和追随蒋介石，想以此博得反动统治阶级的青睐以求得一官半职。更可恶的是，他还以明朝灭亡教训为鉴，进言蒋介石“用全力来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武装。
解放战争期间，吴晗竟以所谓“人民”的资格，诬蔑中国人民神圣的解放事业是“两党打仗”，“人民受罪”。反之，对于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杜鲁门、马歇尔之流，他却备加赞赏，诚心诚意地表示决不忘记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
事实表明，中国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所进行的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时期内，吴晗并没有站在人民的方面，而是自始至终站在三大敌人方面，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事实上的御用文人向革命人民进行猖狂进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吴晗就是对我们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
还在我们建国以前，他就说过：“我们得学学”美国的“民主方式”。他曾经幻想建设一个“自由世界”。吴晗的“理想”破灭了。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对此，吴晗同志不无饮恨。
俗语说，纸包不住火，疮总要流脓，牛鬼蛇神在气候土壤适宜的时候总要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正当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向党进攻之时，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毒草就相继出笼了。吴晗借古非今，他通过古人之口大骂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党。吴晗所歌颂美化的正是我们所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们要正告吴晗：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今天的工农兵，今天的革命人民，已不是你心目中的无所作为的“小百姓”了，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我们是走定了！我们有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做武器，就一定能够彻底揭穿你的反动嘴脸。

196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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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解放军某部　李庆
吴晗在学术界中打起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旗，著书立说，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前几年更“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嚣张之极的进攻。
吴晗为什么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反党呢？
这是由吴晗的反动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毛主席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我们认为，吴晗正是这样的人！最近报刊上刊登的吴晗在解放前后的言论，雄辩地证明了吴晗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更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六十年代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决非偶然，正是他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请看：在三十年代，在日寇侵华、民族存亡危急非常的时候，吴晗在干什么呢？他钻营于胡适之流的门下，恶意辱骂抗日救亡运动，为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效劳。他积极响应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反动主张，并且身体力行。胡适叫他“治明史”，他就一头扎进故纸堆，考证什么明太祖的生母，写什么《胡惟庸党案考》。这种对民族利益漠不关心的人，他身上有丝毫革命气味吗？
在蒋介石极力赞扬明朝皇帝朱元璋，有意把自己比作朱元璋时，吴晗就连忙大写什么《明实录》、《明教与大明帝国》、《明太祖》等等，不一而足。他把朱元璋说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借以把蒋介石捧上天。
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武装时，他就大写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经验教训，影射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是“流寇”，要蒋介石吸取明王朝覆灭的教训，“用全力来消灭‘流寇’”。这种为蒋介石反共罪行出谋划策的人，还居然自称拥护共产党，“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这不是公开的骗人吗？吴晗“站稳了的”是反共的立场，而不是其它。
全国解放以后，吴晗丝毫也没有改造自己的思想，他一直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大肆反党时，吴晗又抬出明朝的地主官老爷海瑞来，不惜篡改历史，射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几根大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铁一般的事实，吴晗休想赖掉！它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清吴晗原来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是反动阶级的“权威”，是他们的代言人。他研究历史不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而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是用来亲蒋、崇美、反共的！
在一九六一年前后，我们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存在暂时的困难的时候，世界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狼狈为奸，撤专家、撕合同、搞反攻，侵略我国西藏……搞得嚣张一时，天空上出现了几片乌云。国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乘机疯狂地向党进攻，闹得似乎不可一世。一切反动的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的。在这时，吴晗就以为天要变了，时机到了，于是
“破门而出”，高举黑旗，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但是，吴晗想错了。历史是不依照吴晗的妄想而发展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吴晗只能扮演悲剧的角色。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那种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东西，我们看得够多的了；那些借古骂今的东西，我们看得够多的了；那些不自量力，疯狂反党的东西，我们看得够多的了！我们的人民，是饱经风雨的人民，任何风险都吓不退我们！我们亲身体会到，只有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才能胜利。吴晗的反动东西休想在我们这里通过，吴晗休想挖掉社会主义大厦上的一粒砂子。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有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近几年来，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觉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懂得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吴晗就有那么两套伎俩，没什么了不起。不管他对自己的反动言行，怎样百般狡赖，掩盖，甚至反咬一口，我们是看得透的，我们是斗得倒他的！不是吗？吴晗那套反动的东西一露头，就遭到亿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痛歼！大家群起而攻之，吴晗的反动思想休想找到寄宿躲藏的地方！一切反动的东西都将被消灭，我们一定要粉碎吴晗的猖狂进攻！
历史的列车正在隆隆前进。吴晗的反抗不过是螳臂当车，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只有党才是人民的救星
沈阳水泵厂工人　何恩普

吴晗同志把海瑞说成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这种无耻谰言的目的，是把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寸利必得、敲骨吸髓的反动本质加以美化和赞扬。我说吴晗同志是在撒弥天大谎，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海瑞是封建阶级的忠臣孝子，他只能替反动统治阶级卖命，而决不会为人民谋幸福。
我出身在雇农的家庭里，祖父、父亲都给地主扛大活。一九四一年，祖父和父亲在内蒙古老家给地主唐镇海扛活，借了地主的粮，春天借二石，秋后得还三石。秋后地主一看我家还不起粮，就硬把母亲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猪抢去了。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祖父带领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一家姓袁的地主扛活。一天，祖父和一个姓刘的老大爷在野外给牛割草，碰到了两个持枪骑马的警察，这两个警察无缘无故叫爷爷跪下，一连几枪把爷爷和刘大爷都打死了。然后又把河坝上的一个人打倒，就扬长而去。
在旧社会有冤没处诉，有理没处讲。正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哪有替穷人说话的地方，哪有替穷人讲话的人。爷爷被警察无缘无故打死，父亲也没有地方去说理，去告状。到法院有人家坐着的地方，没有咱站着的地方，那时不但不能告，甚至都不能声张，要是叫那两个警察知道了，还不得给你来个斩草除根哪！在旧社会，哪个农民告状有好下场。咱村老杨家，被土匪打死好几口人，东西被抢了，女儿被糟踏了，可是本村大地主高老荣因跟土匪有勾搭，说老杨家偷了土匪的枪，硬逼着老杨家把枪交出来。老杨家到县里、到省里去告状，告来告去，自己受了刑，还坐了一年牢。出狱后全家就到外地逃荒去了。旧社会就是官官相护，哪有什么替老百姓说话的“清官”？
一九五一年，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我父亲回到老家，到了县公安局，局长亲切地拉住父亲的手说：“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人民政府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没过几天，人民政府就逮捕了杀害我祖父的反革命分子，不久就依法把他枪决了。
没有我们敬爱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到现在我也无处伸冤。吴晗捧出了“海青天”来，想让我们把为大地主阶级服务的大官僚当做“救星”，真是妄想！吴晗，我就知道伟大的党和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才真正是我们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被剥削人民的救星。你想让我们忘记过去的苦吗？想叫我们青年接资产阶级的班吗？吴晗，你这是白日做梦！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能辨别是非，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决不上你的当。



一定要算清这笔账
解放军某部　高先乐

我看了《人民日报》上揭露和批判吴晗的材料后，进一步认清了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我决不能容忍，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
过去，我对 不了解。在这次大论战中，我才认识到原来吴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真不愧为资产阶级的一名忠实走卒。
看问题要从历史看现时，现时看表现。把吴晗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清楚吴晗的真面目。
早在三十年代，吴晗就拜倒在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脚下。那时，凡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而吴晗却闭眼塞耳，掩门“攻读”，对国家存亡安危置之不顾，反而大肆宣扬其恩师胡适“读书救国”的反动理论，企图阻止人民的爱国运动。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时候，吴晗又不择手段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这一切说明，吴晗过去的历史是一部迎合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革命需要的历史。
尽管吴晗过去做了不少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但是我们伟大的党和人民是宽宏大量的，欢迎他站到人民这一边来革命。因此解放后，无论在政治地位上或生活上，党和人民都给了吴晗相当高的待遇。党和人民对他是仁至义尽了。但吴晗又是怎么样呢？他不但“不以德报恩”，反而“恩将仇报”。解放十六年来，他顽固不化地拒绝思想改造，仍然坚持他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与党和人民相对抗。他以“史学家”、“史学教授”的身份，打着“研究历史”的招牌，恶毒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党的庐山会议前后，吴晗更接连抛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等一系列的文章，先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呐喊助威，接着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加油打气。
在六十年代的今天，吴晗仍然“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这并不奇怪，这是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现在，吴晗做了贼不认赃，在事实面前还想狡辩。但是，历史最能作证，吴晗想混过关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和吴晗算清这笔账，不算清楚决不罢休。


吴晗同我们两条心
昌平县南口公社太平庄大队贫农　吴长生

这些天，看到报上揭露的吴晗的许多材料。他尽说旧社会好，污蔑新社会，反对共产党。我越看越生气。他说什么过去有“好官”，也有“好皇帝”。这真是怪事儿！我在旧社会受了几十年压迫、剥削，也没有听说哪一个皇帝好，也没有碰上一个好官儿。别的我不讲，只讲讲过去的“好皇帝”、“好官儿”，看一看他们究竟是怎么个好法？
皇帝今天看不到了，我只说现在看得见的东西。就拿十三陵来说，大家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了吧。这是“好皇帝”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你看它的工程，是多么浩大。从皇帝一落生，就要修坟，一直修到他死。也不知花了多少钱。这钱打那儿来的？都是我们穷苦兄弟的钱，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十三陵里，埋了多少金银财宝供皇帝死后享受。说是有“好皇帝”，“好皇帝”就办这个事儿！
我们再拿万里长城来说，它是世界上的一件伟大工程。修建万里长城，得多少人劳动，搬砖弄石，黑夜白天干活，才能修起来。历代帝王修建长城是为什么呢？还不是这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防范另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的侵略。天下穷人是一家，人民是不要互相侵略的，也不要长城。当然，长城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同时，长城是我们劳动人民控诉帝王将相的罪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长城是我们祖先尸骨堆起来的，泥浆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的。这都是帝王将相逼的。
过去当官的也都跟帝王是一道苗，他们一样喝劳动人民的血。他们抱皇帝的腿，骑老百姓的头，都是些臭东西。就说老包吧，也是喝劳动人民的血，是皇帝佬的忠臣。说他好，他有哪一点好？怎么他不反对皇帝？净编着法儿为皇帝效忠，他什么时候为人民办过好事？官们都是为了升官、发财，怎么能为穷人办事！他们好比木匠的斧子——一边砍，净砍我们穷人，刮我们穷人的钱。过去我们村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受压迫。伪政府依田亩数派款，穷人的地土薄，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地主的地土厚，一亩地打几百斤，可穷人和地主照样交款，少拿一点也不行。官们要果子，不问你有没有果树，交不上就不行。穷人吃大亏。你见过哪个官见老百姓穷，发点款救济救济？哪个官让村里的穷孩子免费上学？他们就知道喝穷人的血！
帝王将相都是地主，都是剥削阶级统治者。说到老根，从他们落生那天起就算沾着“福”了。他们就是什么“王爷”，什么“公爷”，什么“少爷”，他们的“福”就是喝我们的血！这些王爷崽子，长大了怎么能替穷人说话？清朝时候，我们这一带都是皇家的“旗地”，我们只有扛活的份儿。王爷腿子来收租，从高级的皇家王爷直到低级的狗腿子和小渣渣子地主，都是敲穷人的骨髓，吸穷人的血。举个俺们砍柴禾的例子吧，一个棒劳力起半夜到二十里外的山里砍一百斤柴，背回来就得一天，第二天背到昌平去卖，那些收柴的“官”，狠命压价还不算，还要在秤杆子上扒你一层皮。当时是十六两一斤，他们就用十八两一斤的秤收，结果干了两天，买不了一升棒子！上到皇帝，下至小官渣渣子，哪一个不勒索压榨我们？我们穷就穷在这儿。
在旧社会，我们压根儿没碰上过“好官”，也不相信那套鬼话。那些地主官僚弄得我家逃荒要饭，我两个弟弟送给了人，妹妹当了童养媳。要有“好官”，为什么还那么穷？现在生活好了，是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把大大小小的地主官都打倒了。
吴晗为资产阶级说话，仇视我们共产党，仇视我们贫下中农。他说海瑞骂皇帝。海瑞是谁呢？海瑞就是他。如果我们都信任他，跟着他走，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步去？只会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这是要我们走回头路，还让我们当牛当马呀！吴晗虽说有点文化，会写文章，但他的心多毒啊！
吴晗这些人说旧社会有“好官”、“好皇帝”，海瑞是“清官”，都是胡说。他们谈论这些，要看他们的根底是什么，站在那一边。他们这些人都是金里生银里长的，过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跟我们被党救出来的人的感情就是不一样。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人，替地主、资产阶级说话，同我们两条心。他们想让我们再去当牛当马，办不到！



兴国县工人农民批驳《海瑞罢官》
江西省历史学会

最近，我们在兴国县（海瑞曾在该地当过一年多知县），组织了部分工人、农民和老革命同志座谈《海瑞罢官》。会上，大家义愤填膺地对吴晗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海瑞罢官》是一棵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钟起松（县人事局干部，原苏区兴国城关区委书记）：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们贫下中农要坚决铲掉它。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前，大讲海瑞“骂”皇帝，说海瑞骂得好，骂得痛快。在八届八中全会后，又大肆宣扬海瑞罢官后的“刚直不阿”。一骂二罢，这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也是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美歌。号召他们继续斗争，以复辟资本主义。吴晗说要向“海瑞”学习，实际上是要人们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学习，学习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吴晗的用心多么恶毒呀！
黄邦湖（五里亭公社五里亭大队社员、贫农）：在一九六一年我们国家暂时困难的时候，吴晗大讲什么“退田”、“平冤狱”，配合资产阶级、四类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海瑞罢官》中说海瑞把地主的田“退”给农民，说这样人民有好日子过。这是要我们人民公社“退田”给地主、富农，实行单干，复辟资本主义。吴晗说海瑞“平冤狱”，这是要为四类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为他们“请命”。吴晗的言论和当时的四类分子和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叫嚷一样。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吴晗的反动言论，我们要坚决反击。
刘逢棋（五里亭公社党委副书记）：吴晗的“退田”，目的是要恢复单干，复辟资本主义。说“退田”是假的，蒋经国过去在赣南也花言巧语地叫嚷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其实，在蒋经国统治赣南的黑暗时代，地主的田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剥削愈来愈重，农民生活愈来愈苦。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是光明大道。吴晗想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搞垮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妄想，我们坚决反对。
地主官僚修水利，富了地主，苦了百姓
芷兆良（五里亭公社五里亭生产队会计）：海瑞搞了一点水利，也是为了更多地剥削农民。因为田是地主的，农民种地主的田，收成多一些，地租就增加，农民得不到什么利益。
崔忠让（城关镇被服厂工人）：吴晗说海瑞修过水利，对人民有利。海瑞修水利，不知道要人民出了多少钱，才搞起一点点水利。水利是劳动人民修的，功劳应该是劳动人民的，不能记在海瑞的功劳簿上。海瑞在兴国修过“春口坝”，在“坝”上栽松树，完全是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保持城内地主官僚的“风水”，人民劳命伤财，没有一点好处。
邹成裘（长冈公社长冈大队社员、贫农、原苏区长冈乡党支部书记）：修水利是为了地主多收粮食，榨取我们更多的血汗，修好了，有利还不是归地主富农，吃亏的还是我们农民。自己带米去上工，吃没吃，钱没钱，在旧社会，天是地主的天，地是地主的地。吴晗把对地主富农有利的事，说成对人民有利，这是颠倒黑白。
钟起松：旧社会的官修水利是名，喝劳动人民血汗是实。国民党统治时代，说要修东坑子水库，要我们“捐”钱。“捐”了钱以后，又要征工。总是我们贫下中农受罪。结果水库没有搞成，当官的却发了财。
“告状”不是阶级斗争，只有革命才是出路
刘焕绍（长冈公社敬老院会计、原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宣传员）：吴晗说，告状也是阶级斗争，告了状农民可以得活路。这是瞎说。在旧社会农民到哪里去告状？告天天不应，告地地无门，有理无处伸。旧社会只讲钱，不讲理，钱多没理也有理。听老人说过一个故事：过去有两个人去打官司，一个给县官送了条鲤鱼，鱼肚子里装满了“花边”（即银元）。第一次过堂，他就赢了官司。另一个人不服，知道了这情况，就给县官送了条狗去，在狗肚子里塞“花边”，银元更多。再过堂时，县官就判送狗的人有理，判他赢了官司。这时，送鲤鱼的人急了，就说：“老爷，老爷，要照鲤（理）判呀！”县官说：“照鲤判！照鲤判！你还不晓得狗肚子里的事！”官府衙门就是镇压和勒索人民的工具。在旧社会，穷人有理无处伸。只有起来革命，打倒官僚、地主阶级，才能扬眉吐气！
刘建珩：（长冈公社敬老院院长、贫农、原苏区红军模范师兴国五团副政委）：清朝时，我们这里有个姓邹的军门，霸占了一个姓卢的农民的土地，那班专靠打官司发财的讼棍就挑唆卢去打官司。结果卢把田坎、屋脚都卖光了，土地还是被邹军门霸占了去，姓卢的农民还被押起来了。
“为民伸冤”完全是骗人的。
钟起松：吴晗要我们向“清官”跪拜、叩头，就是要我们不要革地主资产阶级的命。俗话说：
“穷人拜富人，尽拜不起身。”你越是低声下气去哀求，他越是不理睬你，越是压迫、剥削你。贫下中农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才有出路。
“除霸”是假，靠霸、扶霸、为霸是真
钟月明：吴晗说海瑞为百姓“除霸”，这是胡说。海瑞本身就是个霸，是地主恶霸的头子。毛主席说：“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要除霸首先要除掉他自己。他们自己是霸，同时他也要依靠恶霸，如果把土豪恶霸都除掉了，他靠那个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根本谈不上海瑞会除什么霸。
刘金莲（长冈公社社员、贫农、原苏区长冈乡妇女自卫连连长）：过去的县官都是靠封建地主办事的。官吏和土豪劣绅穿的是连裆裤，勾勾搭搭，联合在一起统治人民。土地革命时，我们兴国人民有首山歌，唱道：“一要打倒恶贪官，贪官做事民不安；大小事情到他手，跟着土豪劣绅转。二要打倒恶土豪，土豪做事挖灶头”。所以我们搞革命，就要把官老爷和土豪劣绅一齐打倒。
黄邦华（兴国城关镇贫民）：吴晗说海瑞反对地主恶霸，为人民“伸冤”。我就不相信。我小的时候（还是清朝），看见一个农民被恶霸打死了，他的亲戚朋友，抬着尸体到衙门前告状。县官出来验尸，东摸西摸一阵，用脚将尸体一踢，就走了，什么事也没做。打死人的恶霸没受一点处罚，被打死的人的冤也没有伸。我不相信旧社会的官吏会“除霸”，会为人民“伸冤”。
刘建珩：旧社会就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哇事，老百姓哪有哇事的权利。兴国县过去有“四大金刚”（四个大地主恶霸），衙门里的事，就是他们说了算。到了他们手里，我们有理也变成无理。
“清官”是笑面虎
刘逢棋：海瑞是一个阴险恶毒的封建地主官僚。吴晗说海瑞是“清官”，这是骗人的。“清官”是笑面虎，是封建地主阶级用以欺骗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就以解放前自己标榜为“清官”的反动派蒋经国来说，就可看出“清官”的反动本质。据说，解放前不久，蒋经国为了装做“好人”，他在伪乡政府看到伪乡长抓壮丁，就当着壮丁面，骂伪乡长，还把壮丁放回去。但是，等壮丁走后，他就马上叫人把壮丁抓回来。我看，海瑞是和蒋经国一样的笑面虎。
郭莲香（五里亭大队团支部书记）：我不相信旧社会有“清官”。吴晗说海瑞不贪污，为人民办好事，这是要蒙蔽人民的眼睛。我们晓得，地主和地主官僚都是吃人老虎，那里有不吃人的老虎呢？解放前，我父亲曾给地主种过田，地主连饭也不给吃，他的生活还赶不上地主家里一只狗。地主家的狗也没有好的，那里有什么“清官”。
谢远盛（兴国城关镇蔑器厂工人）：说封建社会有两袖清风的“清官”，这是假的。过去当官就是为了拿钱，为了名利，拿不到钱就不当官。海瑞不但要钱，还屠杀劳动人民。我听我父亲说过：海瑞来兴国后，装做一个算命的，花言巧语与全县的十八个寨的农民起义领袖结拜兄弟，后来，请他们来吃酒，把他们灌醉了，海瑞就把他们杀了。并在县衙门的楼上挂起十八个红灯，表示庆祝“胜利”，也是对人民的威吓。从这个民间传说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清楚地懂得海瑞是人民的敌人。可吴晗同志偏偏说海瑞是“清官”，什么“站在人民一边”“为民作主”，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大肆歪曲、捏造吗？我们知道，海瑞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是保护地主利益的忠实走狗。我们劳苦农民群众与地主官僚海瑞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决不能“合二而一”。
崔忠让：吴晗说海瑞是“清官”，“为民作主”，给农民“平冤狱”，打官司“站在农民一边”。这是代表地主、绅士说话。只有地主、绅士才叫封建官僚是“清官”。我们劳动人民认为封建官僚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罪首。没有一个封建官僚不刮钱、不欺压人民群众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也是如此，那里是“为民作主”，“站在农民一边”呢？！
万才仁（长冈公社长冈大队社员、贫农、原红军某部连长）：吴晗说海瑞是“清官”，几好几好，我就不相信。我今年六十八岁，一代代传下来，我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清官”。旧社会是无官不贪，不要说是一个知县，就是一个保长，他也仗势欺人，敲诈勒索。蒋经国过去在赣州当“专员”，也说什么反对贪污，自称是“青天”。但他自己就是一个大贪污头子。反对别人贪污，还不是为了自己腰包能装得更满一些。劳动人民还不是一样的受压迫、受剥削。国民党的县官也是一样，进进出出都要坐四人抬的大轿，带上百余人，几十条枪，走到那里都要大摆宴席。他们的钱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

196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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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吴晗的《投枪集》 史绍宾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吴晗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同时，又把他四十年代写的杂文编集成《投枪集》出版。
吴晗为什么选择庐山会议前夕抛出这批旧货并且命名为《投枪集》呢？他在《前言》里说：“我们当年的确这样想过，这样说过，这样骂过，这样斗争过，这一段历史，是值得回忆的，也还是值得年青的一代参考的。”在《海瑞骂皇帝》里，他颂扬海瑞那种敢“骂”的勇敢精神；在这里，他又毛遂自荐，要人们“回忆”、“参考”他自己“骂过”、“斗争过”的“光荣历史”，并且把这种“骂”的精神点化为自己的一杆“枪”，然后宣称：“有枪总得使，怎么办？放不得，投它一下如何，管它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于是，他就把这本杂文，命名为《投枪集》。
我们要认真考察一下，吴晗在四十年代写的那些杂文究竟是一杆什么枪？它在当时是投向谁的？他在一九五九年拿出来，又是投向谁的？

一个政治骗局

吴晗长期以来吹嘘自己四十年代的所谓“革命”历史，这是他招摇撞骗，反党反人民的主要政治资本。
其实，他所炫耀的“革命”历史，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从解放以来，吴晗就着手伪造自己四十年代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为了适应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他对自己历史的捏造，也逐步“升级”，一连串神话越编越离奇。到了现在，吴晗竟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民主革命时代的“英雄”。
让我们来排一个吴晗伪造历史的时间表：
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写了《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①，里面有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成年成月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教书的时候因为讨厌国民党腐败，不愿接触政治，自己专心于学术研究，一九三七年到昆明时，仍然抱这种态度。但自一九四○年以来国民党统治愈来愈坏，湘桂战役一败涂地，加之恶性通货膨胀，自己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天困苦，于是对国民党由讨厌到痛恨。”话说得多么漂亮，三十年代就“讨厌”国民党，四十年代以来又由“讨厌”到“痛恨”。
但是，事实证明，吴晗在三十年代“专心于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讨厌国民党”的表现，而是忠实执行胡适为国民党效劳的“科学救国”反动路线的表现。
不过，刚解放，吴晗伪造历史的胆子还不象后来那么大，还多多少少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消息。比如说，他对国民党态度的一些转变，主要是在湘桂战役以后，即一九四四年以后；原因则在于，“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天困苦”，不能再保持和“一般人”的不同，不能再“养尊处优”了。这时，他还不敢大肆渲染他对国民党究竟怎样“痛恨”。
到了一九五○年一月，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②，就升了一大级。他说：
在行动方面说，十年来是跟着进步力量走的，在紧要关头也没有吝惜过自己”。从此，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为了革命“没有吝惜过自己”的“英雄”。而且在文章中大言不惭地说，“我和一多”怎样怎样，把自己和闻一多相提并论，从烈士身上捞取政治资本。
一九五九年七月，吴晗在为《投枪集》写的《前言》里面，更升一级，硬把自己挤进闻一多、李公朴这些革命烈士的行列中去，说什么当时自己写的文章，刺痛了国民党，“要不痛，怎么会连李公朴闻一多这样的人也乱杀？”
我们要质问吴晗：闻一多、李公朴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英勇牺牲的时候，你在哪里？干了些什么？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③而你呢？要你与闻一多一起留下来，你却坐上飞机，去奔自己的“锦绣前程”。这叫做“在紧要关头，也没有吝惜过自己”吗？这样的吴晗，竟然把自己与革命烈士并排在一起，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吴晗为了抵制批判，进行反攻，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④把牛皮吹到了极点，公然说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这样，一个进行政治投机的流氓，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二十多年来站稳了立场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在上述一连串伪造历史的记录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骂皇帝》的同时出版的《投枪集》。《投枪集》收的几十篇杂文中，贯串着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吴晗正是要拿这些资产阶级的黑货直接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把它投向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把这几十篇杂文的原貌和盘托出，就会揭穿他多年伪装的进步面具。又要“投枪”，又要粉饰自己的历史，“怎么办”？于是，吴晗冥思苦想，“想了个把月”，精心制造了一个政治骗局。
骗局之一：吴晗说，“重温这些文章，大体上都是骂国民党的。”他这么说，是企图免除人们的怀疑，叫人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不仅如此，说穿了，这是要用骂国民党的话，来骂共产党，骂无产阶级专政。
骗局之二：吴晗说，“在当时情况下，行文时只能国民党和共产党并提，虽然语气有不同，中心论点有不同，但在提法上，只能这样说，不这样是发表不了的。”由于书中明明有着反共语调，要让人们一点不生疑惑是不可能的，吴晗又托辞于“当时的情况”。这就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并提”，乃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骂共产党，是因为“只能这样说，不这样是发表不了的。”为了能够骂国民党，不得不让共产党陪斩！其责在于环境，并不在他呵！吴晗用这种手法把他当年骂共产党的话公然重新拿出来，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骗局之三：吴晗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除个别地方文字上稍加改动以外，如满清一律改作清朝之类——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吴晗郑重声明这些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如果“以今天的看法来代替十多年前的看法”，那是“作伪舞弊”，“何苦呢，又何必呢”？这是他最后的一着棋，是一种政治骗子的手段。他以为，既然作了这样的声明，别人就不会想到这位自称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竟会上下其手，“作伪舞弊”，从文章里抹去一堆见不得天日的反动东西！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投枪集》和原来发表的文章对照，有许多重大的删改，改掉了许多露骨的反共、反革命的东西，绝不只是“满清”改为“清朝”之类的个别改动，更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吴晗究竟怎样篡改原文，其中大有奥妙，我们不惜篇幅，作了个校勘表，附于篇后，也算是“奇文共欣赏”吧！
骗局终难持久，谎言掩盖不住事实。
下面，我们就来剥开《投枪集》的画皮，看看吴晗的本来面目。

吴晗向国民党三上“治安疏”

《投枪集》没有收入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文章，这不是偶然的。吴晗自己也觉得，一九四三年以前，他对国民党死心塌地，一点“火气”、“辣气”都没有，拿不出装样子的“骂国民党”的东西来。吴晗怎样从不骂到骂，所谓“骂”又是怎样性质的骂，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写的《说士》、《论贪污》、《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三篇文章，勾画出了他的脸谱。
一九四三年，吴晗在国民党官方报纸《云南日报》上发表《论贪污》一文。如果我们把这篇文章和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大吹大擂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对比，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巧合”。
海瑞在《治安疏》里列举当时“不治不安”的情况是：“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吴晗则说当时“内政不修”的现象是：“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贪污。”
海瑞向嘉靖皇帝表白，他上《治安疏》的目的是为明王朝“求万世治安”。吴晗则向蒋介石集团表白，他所以写《论贪污》，是为了“翻翻陈账，看看历代覆亡之原，再针对现状，求出对症的药石，也许可以对抗建大业有些小补”，亦即帮助蒋介石总结统治的经验教训，使他免遭“覆亡”。
当然，海瑞是四百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僚，他向嘉靖皇帝提出的方案只能是“正君道，明臣职”，说来说去还是维持封建纪纲那一套；而现代的吴晗为蒋介石设计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蓝图，却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吴晗是希望蒋介石修明内政，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求得蒋家王朝的“万世治安”，自己也好“爬在桌子底下等啃骨头”。这是现代化的海瑞的“正君道，明臣职”。
在《说士》这篇文章里，吴晗征引“史实”，上及春秋，下迄近代，反复说明“士”（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重要作用。他说，士对“上层的贵族阶级说，是维持治权的唯一动力，王、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权立刻崩溃，连身家也不能保全。”他代表一部分想从蒋家王朝找出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当时“上层的贵族阶级”——蒋介石集团呼吁：“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并且说，“这是今后全国所应全力以赴的课题。”这是吴晗向蒋介石上的第二个“治安疏”。
但是，蒋介石这个寡头独夫，连一片小小的“民主布”也不想要，对吴晗的这个“治安疏”并不赏脸。吴晗的物质生活也每况愈下，教授的“身分早已经没有了”，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吴晗有点骂人了。
可是，吴晗并没有死心。一有机会，就要向蒋介石献策，希望得到重用。一九四四年，他三上“治安疏”，又在国民党官方报纸《正义报》上抛出了他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这篇文章开头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结尾又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吴晗翻来复去强调这一点，生怕蒋介石忽略了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
吴晗是怎样用“历史讽刺现实”的呢？
他借分析明末形势的题目，影射当时的现实：“国土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兵威所蹂躏”。为了加强暗示，他反复说“流寇纵横晋陕”，“流寇主力恣张晋豫”等等。很明显，吴晗是站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区等同起来，说什么国土沦于
“流寇”和异族。他要蒋介石接受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却用全力来扩充队伍”。要蒋介石指挥那些“按兵不动”的左良玉们，用“全力来消灭”被吴晗诬称为“流寇”的八路军、新四军。
《说士》、《论贪污》、《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这三篇“治安疏”，集中地反映了吴晗当时的政治立场。吴晗的老朋友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是“清官”，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是深知吴晗的，吴晗确实是蒋介石的“清官”。

第三条道路的狂热鼓吹者

一九五○年，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自我吹嘘，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以为共产党是对的，好的，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这就是说，当时他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在《投枪集》中，收进了他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写的《论中立》一文，里面五处提到：“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中间路线是没有的。”“绝对不站在中间。”“绝对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路线这一个名词。”
你看，当年的吴晗是多么革命，多么进步，多么坚定，多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对中间路线是多么深恶痛绝，连这个名词都要坚决消灭掉！
请勿上当，这是弥天大谎！
当年的吴晗是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最狂热的鼓吹者。正是他自己，以所谓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而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的代表自居，标榜中间路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
上面提到的五处反对中间路线的话，都是他“作伪舞弊”，在解放后的一九五九年，偷偷地添上去的。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早在一九四三年，在给蒋介石上的第一个“治安疏”——《论贪污》中，他就提出了最根本的政治主张：“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亦即把封建主义的社会改变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实质上，这只能是巩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这就是吴晗二十多年来一贯追求的理想。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针锋相对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个前途：一个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一个是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等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妄想充当“中间式的调人”、“相对的平衡的力量”，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进行政治投机，大捞一把。
旧政协协议签字以后，吴晗欢喜欲狂，说什么“远东的天际，逐露一线晨曦，中国新生了。”他以为国民党既然“承认”了各个政党的法律地位，今后就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用主义来竞争，来争取人民的信任，走上多党政治的常轨了。”吴晗是想用他的美国货，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共产党竞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炮声，使吴晗“中间式的调人”做不成了，于是，他鼓吹建立一种“新基础”。什么是他所说的
“新基础”呢？据说，它是“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人民利益的”，也就是超出国民党，又超出共产党的利益的。它的中坚力量，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吴晗这样的“卓越的民主斗士”就是他们的代表。吴晗宣布，它是“中国前途的引导者”。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有吴晗之流的所谓
“卓越的民主斗士”，才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所以他狂妄地叫嚷，“这力量的本身就是天平秤，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请看，吴晗鼓吹第三条道路，鼓吹中间路线，鼓吹建立中间力量，达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吴晗竟然在仅隔三年多以后的一九五○年，说自己当时早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这种撒谎的勇气，实在令人吃惊！
第三条道路实质上就是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弱，拿不出装样子的东西来骗人。他们为了鼓吹这条道路，只好到西方搬取救兵，极力宣扬英、美式的“民主”。吴晗也是这样。
吴晗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话，实在太多，只举一例，以见一斑。
一九四六年七月，他在《论法统》一文中，鼓吹学习美国“民主”的“榜样”。说：“以美国、英国的现实政治作准绳，故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次，每一次都由公开的合法的选举方法——故罗斯福总统所领导的党是执政党，他们由政纲政策，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几度执政的政绩，来要求选民的选票，和另一政党竞选。结果，选民果然选择了他们。罗斯福先生和他的党凭选民的选择取得政权，而且继续当政多年。
…………
是的，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的民主方式，美国的政府是全世界全人类所公认的合法政府，因为这政府是由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⑤
吴晗对美国的“民主”，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完全抹煞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把它描绘成一个“全民国家”。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⑥不管是罗斯福也好，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也好，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吴晗提出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相对抗的。
他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是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吴晗和他的恩师胡适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奴。
一九四六年一月，正当美帝国主义用极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的时候，吴晗和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肉麻地说：“我们在欢迎你的时候，心里又充满着惭愧。中国人民怎么不知道引起内战的，责任是全部应当由我们自己负担的？……我们……已尽力向武装冲突的双方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我们惭愧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家务整理明白，有劳我们的好友的斡旋；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我们并不袒护在野而有武力的共产党，我们也反对任何政党私有武力。”
“我们盼望国际的友人，为了世界和平，不但要劝阻国共交锋，而且能有效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主的助力。”“我们对于你的服务不但感激而且有信心，……敬祝你在历史上留下为我们后世子孙永志不忘的伟迹。”
吴晗虽然不敢把这封极端无耻、极端反动、见不得人、毫无民族气节的信收在《投枪集》里，但是，他的洋奴本性在这本集子里同样暴露了出来。
收在《投枪集》里的《正告赫尔利将军》的原文中，公然把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美国侵略军捧为“民主斗士”。
一九四六年六月，吴晗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居然恬不知耻地说，“只有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同年八月，他又向美帝国主义献策，要他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摇摇橄榄枝，多洒一点救济粉，说什么“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最好基础是衷诚的友谊，相互的尊重和基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国的门户是永远为真诚友人开着的。”⑦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七年曾经指出：“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⑧吴晗正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全心全意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

反共的老手

吴晗不仅从胡适那里继承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路线，也继承了他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思想。
一九三四年，正是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也正是胡适在报纸上大力向青年推荐吴晗这个标本的时候，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向蒋介石集团献策，用以抚济剿的办法来消灭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红军。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叫嚷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同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吴晗在这个时候写了《明太祖》（又名《由僧钵到皇权》，是《朱元璋传》的第一个版本），向蒋介石介绍朱元璋的反动统治“经验”：“禁止一切邪教”。说什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明太祖的先见，红军在西北的余党并没有完全消灭，过了四十多年又四处起事，……虽然都被政府用武力削平，却可看出这个时代里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历史上的海瑞向皇帝献了一个《平黎疏》，企图消灭当时的革命力量；现代的吴晗写的《明太祖》，实际上是向蒋介石上的一个新“平黎疏”，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是当时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反蒋还是假反蒋，是拥护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这是一个试金石。自称为“反蒋”的吴晗，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目前军事的症结在于国民党要共产党退出若干地区，共产党呢，表示有些地区可以撤出军队，政治机构则非保留不可。国民党呢，要一起撤退，不能保留。左说不拢，右说不拢，只好打了再说。”就是说，内战打起来，国民党固然有责任，共产党也有一份，如果共产党让了步，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就打不起来了。
这个只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吴晗，狂妄地以
“人民”的代表自居，反对人民革命战争，他说：“人民对于党争无兴趣，对以兵力解决党争则誓死反对”。他煽动“人民不参加，不支持内战，……全体人民起来消极的抵制内战。”他公开号召：“在这块大好河山的土地上，所有的士兵都放下枪杆，这一瞬间，中华民国就走上光荣和平的康庄大道！”
蒋介石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反对内战只能把矛头对准蒋介石。当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进行革命自卫战争的时候，任何一个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人，只应该全力支持人民的革命战争。而吴晗却要“所有的士兵都放下枪杆”，要“全体人民起来消极的抵制内战”，实际上是要人民在反动派的进攻面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不是蒋介石反动派的帮凶又是什么呢？
吴晗还积极破坏蒋管区人民反蒋的革命群众运动，直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上海十万人民反蒋大示威的前五天，吴晗在上海《周报》发表文章说，“假如凭一纸通电式宣言的呼吁，……就可以停止内战”，“假如游行示威可以遏止内战，……那末，过去有过多少次游行示威，……内战早该停止了。”说什么“光是喊一阵，跳一阵，动动笔，动动嘴是不够的”，想用他的所谓“长期性”、“建设性”的空洞口号，涣散人民的斗志，瓦解群众的反蒋运动。⑨胡适为了反对“一二九”运动，说什么“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过临时补漏救弊而已。”⑩吴晗在当年忠实地执行了胡适的反动路线，这个时候，为了替蒋介石效劳，又搬出这一套来毒害人民群众。
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怎么办？》一文中，要蒋介石抛点小恩小惠，做点“好事”，欺骗人民，挽救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他说：“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的满足是不费事的。……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是不愁人民不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吴晗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为国民党的“前途计”，说什么“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逃杨归墨，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他又说：“不能再打了！”“只有这样做，才是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民党之福。”?
这些材料已经足够说明，吴晗的所谓反内战是害怕共产党越打越强大，国民党越打越没落。他最怕的是共产党胜利。
说到这里，吴晗又会辩解说，我不是在一九四八年就到解放区去了吗？
问题不在于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许多曾经染上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向前发展，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逐步有所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对于他们的进步，人民从来是欢迎的。但是，吴晗和这些人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善观风色、见风转舵的投机政客。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已经在望，这时候，他和罗隆基勾勾搭搭，想以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身份，干政治投机买卖，同我们党讨价还价。他虽然到了解放区，但还死抱住他的资产阶级政治野心不放。这位自称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的代表，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并不心甘情愿，他进了解放区以后，“看见了‘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心里有点不习惯，总觉得何必也来‘万岁’这一套。”?吴晗就是混进革命阵营的脑后带有反骨的一个人物。
就在吴晗进入解放区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指出，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他们“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吴晗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终于公开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共老手的真面目，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出谋献策，为美帝国主义指引的第三条道路狂热宣传的一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枪，突然在一九五九年重新抛了出来，“旧枪新投”，这是为什么？
必须从当时阶级斗争的背景上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的夏天，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同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刻，革命的群众，按照党所指明的方向，高举总路线的伟大红旗，坚持大跃进、坚持人民公社，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群众伟大的革命创举，使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力量恐慌万状。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利用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和我们某些前进中的缺点，猖狂向党发动进攻。在这场进攻中，隐藏在人民革命阵营中的吴晗，迫不及待地上阵，充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的《海瑞骂皇帝》和一九六一年一月的《海瑞罢官》，代表了吴晗反党反人民的活动的两个阶段。《投枪集》，出版在《海瑞骂皇帝》之后，《海瑞罢官》之前。吴晗在紧张的一“骂”二“罢”之间，匆忙整理出版他的旧作，这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擂鼓助威，《海瑞罢官》是为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而出版在这两棵大毒草之间的《投枪集》，则是利用他四十年代的杂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政治纲领。这是用四十年代历史作烟幕，向党投出的一杆恶毒的黑枪。
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吴晗为《投枪集》出版写的“前言”里说，我的文章“都是有的放矢的”。这就是说，他出版《投枪集》，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的。
什么“的”？这“的”就是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请看，这本书里的“枪”：
“和历史上比较，‘家天下’变成‘党政府’，政府属于一人一党，财富尊荣威权属于一人一党”。?
“我们不能不指出，特别指出，人民的要求是废止一党专政。”“党和政分开，更和国分开。收起以党治国的招牌，……不但退出各级政府，也退出工厂，退出学校，退出铁路、邮局、银行、一切国家机构。”“实行还政于民，政党不再直接统治人民。”?
“你们所喜欢的一党专政，……我们也是深恶痛绝的。在你们的立场是‘民之所好不好之’，我们人民呢，‘政府之所恶深喜之’。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在这场合上，还不够显明吗？”?
谁都知道，在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上，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不是人民专反动派的政，就是反动派专人民的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吴晗的这些话，就在四十年代也是从美国贩来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在一九五九年，吴晗不加任何批判和说明，重新发表这些东西，则是利用它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用吴晗的话说，这就叫“指桑骂槐”。
甚至吴晗把他过去直接骂共产党的话也照样搬出来了。什么“人民受罪，结怨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什么“好战分子”，什么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只代表“党派利益”等等，所有这些反动透顶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图穷匕见。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在这里暴露无遗了。
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包庇吴晗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吴晗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推翻党领导的人民国家，企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他公然号召人们为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实现“自由世界”而奋斗。公然号召人们走美国的道路。
“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
“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注意：这人民是假的）的民主方式，美国的政府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合法政府，因为这政府是由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
“欧美一些国家人民所已经享受的正是我们今天所争取的，如思想言论身体出版旅行等自由，如选举权，如议会政治。”?
吴晗所要争取的就是这些货色，包庇吴晗的人，你们所要争取的，又是什么呢？
借四十年代的政治杂文，提出一个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纲领。这就是吴晗为什么要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猖狂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刻，迫不及待地抛出他的《投枪集》的真正居心。这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一切反动派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党和人民的力量。吴晗也不例外。一九五九年的夏天，中国的天空上出现了几片乌云，他就以为时机来到了，急急忙忙地投出了他那杆破烂不堪的黑枪，以梦呓般的语言，疯狂地为资本主义制度呼喊。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走向了他的反面，到头来，这杆黑枪恰恰投中了他自己，正是这杆黑枪，戳穿了他“民主斗士”的画皮，暴露了他媚美、仇共的黑心肠。
毒草不可怕，锄了好肥田。我们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吴晗的《投枪集》，希望人们，特别是年青的一代，认真地耐心地读一读这本书，看一看混入革命阵营的反共知识分子，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这是一部难得的反面教材，读了它，可以增长见识，提高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本领。

①《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第八期。
②《中国青年》一九五○年第三十二期。
③《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四九九页。
④《北京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⑤《投枪集》第一九五——一九六页，删去“全人类”三字。
⑥《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九页。
⑦《投枪集》第二二九页。
⑧《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五四页。
⑨《论反内战运动》上海《周报》一九四六年第四十二期。
⑩《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第一八二号。
?上海《周报》一九四六年第四十九、五十期。
?上海《周报》第四十二期。
?上海《周报》第四十三期。
?《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中国青年》第八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九页。
?《救灾必须停战》。《投枪集》第一一七页。
?《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投枪集》第八七、八九、九○页。
?《不提旧账和不提联合政府》。《投枪集》第八四页。
?《报纸与舆论》。《投枪集》第三四页。
?《论法统》。《投枪集》第一九六页。
?《论民主政治》。《民主周刊》（华北版）第十二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　　　


附件

吴晗一九五九年编的《投枪集》是怎样“作伪舞弊”的？
吴晗在《投枪集》的前言中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除个别地方文字上稍加改动以外，如满清一律改作清朝之类——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作伪舞弊，何苦呢，又何必呢！”“要动笔改，可难了，……要改全篇中心论点，可不成。”总之是没有改，《投枪集》是按原来的面目出版的。
吴晗这些话，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有些东西，吴晗确实没有改，不肯改，死抱住不放，一直坚持到今天。这就是他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说它不对，是因为吴晗在撒谎。他为了更好地贩卖他那批资产阶级的黑货，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编集《投枪集》时，“作伪舞弊”，有许多重大的修改。哪些不改，哪些改，怎样改，这里面大有文章。我们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了一个校勘表，有些地方略加按语，以饗读者。
原文
“贪污的根绝，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的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
《论贪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云南日报》。
《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一九四六年版，第十五页。
《投枪集》文
“贪污的根绝，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不工作者不得食，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从依赖家长生活消费性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人人工作自食其力的生产性的社会组织，……”
《投枪集》第六页。
按：原来的目的很清楚：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改，资本主义的货色犹存，又点缀一些社会主义的词句，不伦不类。殊不知，这一来，正暴露他今天打起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继续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
“三百年前，当明思宗殉国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吴三桂的向导，占领北平分兵南下的时候，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升平，……夜以继日。他的父亲死于非命，元配离散不知下落，国君殉国，国土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兵威所蹂躏，……”
“三百年前，当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纵横晋陕，民穷财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
“三百年前，当外族铁蹄纵横河朔，‘流寇’主力恣张晋豫，国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时候，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坐观兴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乱，只要自己能保全实力，舍出一点贿赂当局，自然会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在这个看法之下，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却用全力来扩充队伍。政府也仰仗他全力对付‘流寇’，不肯调出来对付外敌。”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一九四四年，昆明《正义报》《新论衡》周刊第九期。
《历史的镜子》第九十九、一○一页。
“三百年前，当明思宗自杀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汉奸吴三桂的向导，占领北京分兵南下的时候，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升平，兴建宫室，大备百官，征歌选舞，夜以继日。”
“三百年前，当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民穷财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
“三百年前，当外族铁蹄蹂躏河朔，国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时候，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坐观兴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乱，只要自己能保全实力，舍出一点贿赂当局，自然会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政府也仰仗他对付农民起义军，不肯调出来对付外敌。”
《投枪集》第二十四、二十五页。
按：从删去的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吴晗当年写这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用“流寇”影射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替蒋介石出谋划策，用全力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吴晗反共、反革命的面目，跃然纸上。
“民主国家有一个特点，便是多党政治。在野的政党有堂堂正正批评政府的权利，倒过来，在野党执政了，执政党在野，同样保有这权利。彼此互相批评，互相责难，一方面有权提出以事实为根据的质问，被质问的也有义务提供解释的事实，是非曲直，取决于人民的舆论，舆论所表见的工具，最主要的是报纸。”
“几十年来我们沐猴而冠，事事学人家，学得都有点样子，例如人家有政府，我们也有，人家有委员会，我们也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政府是一元的，委员会是一元的，……”
《报纸与舆论》，一九四五年。
《历史的镜子》第三十四、三十五页。
“几十年来我们沐猴而冠，事事学人家，学得都有点样子，例如人家有委员会，我们也有，人家有政党，我们也有好几个，人家有报纸，我们居然也有几十百种大大小小的报纸。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委员会是一元的，甚至报纸也属于一元的，报纸的消息属于一元，舆论自然也无例外。”
《投枪集》第三十一页。
按：吴晗是用这篇文字恶毒地攻击党的绝对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政府是一元的”这句话，实在太露骨了，为了黑货能够出笼，只好“忍痛割爱”。
“朱明政权的被消灭，被消灭于这政权和人民的对立。杀鸡求卵。”
“在整三百年前，北平的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政府请勋贵大臣富贾巨商献金救国，……可是，结果，最著名的一个富豪出得最少，……人民虽然肯尽其所有报效国家，可惜的是他们早已被榨干了。”
“十七世纪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政府军包围，追逐‘流寇’，两个力量互相抵销，给关外的新兴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机，乘虚窜入，建立了大清帝国。”
《论晚明“流寇”》，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历史的镜子》第一○三、一○五、一○九页。
“朱明政权的被消灭，被消灭于这政权和人民的对立，剥削无度”。
“在整三百年前，北京的形势最紧张的时候，皇帝请勋贵大巨富贾巨商献金救国，……可是结果，最著名的一个富豪出得最少，……人民呢，早已被榨干了。”
“十七世纪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政府军包围、追逐‘流寇’，给关外的新兴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机，乘虚窜入，建立了大清帝国。”
《投枪集》，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页。
按：一九三四年，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文，向蒋介石献策消灭红军。一九四五年，他把这篇文章改头换面，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但仍留下一些痕迹。如劝蒋介石不要“杀鸡求卵”，即要他“养鸡取卵”等等。
“我们……也尊重真正美国人民大众的尊重民主自由的愿望，和故罗斯福总统的永不能使中国人民忘怀的可敬可感的努力，……”
“我们不但欢送曾经百战的民主斗士，英勇的美军回国，……”
“为了保持百年来传统的友谊，为了保持八年来对于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援助的充分供应的感激，……”
《正告赫尔利将军》，昆明《民主周
刊》第二卷第十七期，一九四五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
按：请看他本来的洋奴面目！
“至少要先做到行政的处分和取消禁令，前二项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学生自然复课，做到了其余两点，国家纲纪保持，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增加，如果政府真是实行民主，……保证人民一切自由的绝对尊重，获得人民充分信任和尊敬，
“我们……也尊重真正美国人民大众尊重民主自由的愿望。”
“我们不但欢送曾经百战的美军回国，……”
“为了保持百年来中美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为了保持八年来美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援助的感激，……”
《投枪集》第六十二页。
“至少要先做到行政的处分和取消禁令，前二项问题解决了，学生自然复课。如果政府真是实行民主，以人民为重，能够立刻停止内战，立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立刻组织联合政府，保证对人民一切自由的绝对尊重，那岂止解决那岂止解决此次的所谓‘不幸事件’，人民还敢以充分的信心保证此后不再有任何的类似事件发生。”
《论一二一惨案与纪纲》，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此次的所谓‘不幸事件’而已，还可以获得人民信任和尊敬。”
《投枪集》第七十六页。
按：这完全是一副蒋介石帮凶的嘴脸！吴晗急于投出黑枪，改得匆匆忙忙，还留下了这副嘴脸的轮廓。
“其次我们要不惮烦，不嫌费辞，再度向美国友人呼吁，中国的和平决定于美国人民。只要美国人民能够认识今天中国不幸局面之所以造成，立刻以全力制止美国政府，不许再供给武器配备，运输方便，以及借款等等于任何从事内战的国家，中国立刻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繁荣的道路，这不止是帮助了中国人民，不止是帮助了马歇尔特使，也帮助了美国人民，因为只有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谈判中的双方，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可耻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诺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上海《民主周刊》，第三十五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
“其次我们要不惮烦，不嫌费辞，再度向美国人民呼吁，中国的和平是和美国人民有关系的。只要美国人民能够认识今天中国不幸局面之所以造成，是由于美国政府直接操纵中国内战，只要美国人民了解这一点，立刻以全力制止美国政府，不许再供给武器配备，运输方便，以及借款等等于任何从事内战的国家，中国是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繁荣的道路的。这样做，不止是帮助了中国人民，不止是帮助了马歇尔特使，也帮助了美国人民，因为只有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保证世界的和平。
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可耻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诺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投枪集》第一二三——一二四页。
按：原来所谓反美的“和平斗士”，实际上是出卖祖国的掮客；所谓反蒋，实际上是反共。
“根据过去的史实，谁都知道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二十年的作战经验，……今天的共产党比之那时候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更强大了；国民党呢，怕不比那时候更强大，除了美国的片面支持以外，并没有什么可操的胜算。这样一个对比，不是很明白的吗？没有党见和私利的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国民党决消灭不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
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而且，退一步替国民党想，……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货再膨胀，政治更无办法，人民更痛苦，逃杨归墨，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
《论反内战运动》，上海《周报》第四十二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根据过去的史实，谁都知道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二十年的作战经验，应该明白过去在江西那一小块地区，共产党那末有限的一点兵力，围剿五次，苦战十年还解决不了。今天的共产党比之那时候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更强大了；国民党呢，怕不比那时候更强大，除了美国的片面支持以外，并没有什么可操的胜算。这样一个对比，不是很明白的吗？
同室操戈，人民受罪，结怨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而且，退一步替国民党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予与汝偕亡’的地步了。还要打内战，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货再膨胀，政治更无办法，人民更痛苦，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
《投枪集》第一三○——一三一页。按：这是吴晗反共、反革命的铁证。
“说英国，美国，糟了，民主国家的政争用笔争，用口争，谁的道理对，谁的话能兑现，谁得人民拥护，谁就得胜。根本没有这一套（按：指暗杀）。……”
《论暗杀政治》，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三期，一九四六年八月。
“说英国，美国，糟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争用笔争，用口争，谁的道理对，谁的话说得动听，谁能骗得了人民，谁就得胜，根本没有这一套。而且，相反，假如谁敢于用暗杀的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目的的话，这人一定被人民所共弃，除了毁灭以外，没有第二条路。”
《投枪集》第二一一页。
按：明明是美国式民主的贩卖者，现在涂上一点脂粉，企图把自己化装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者。但是本性难移，他还在美化美帝国主义。
“是与非之间无中立。”
“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也绝不可能有中立。”
“人民完全站在民主的一边，坚决的要求民主，实现民主，不中立，绝对不中立。”
“民主和反民主之间无中立。”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在人民的辞典中，没有中立这一个名词。”
《论中立》，《中华论坛》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四六年八月。
“是与非之间无中立，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民主和反民主之间是绝对不可能有中立的。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人民完全站在民主的一边，坚决的要求民主，实现民主，不中立，绝对不中立，绝对不站在中间。”
“民主和反民主之间无中立，绝对没有中间路线。”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在人民的辞典中，没有中立，也没有中间路线这一个名词。”
《投枪集》第二一八页
按：“是与非之间无中立”！吴晗的“是”是什么，“非”又是什么呢？“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也绝不可能有中立”！吴晗的民主是什么阶级的民主呢？吴晗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翼的民主，吴晗的“是”，就是“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吴晗的“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一个“中间路线”的鼓吹者，在解放后又给自己戴上坚决反对“中间路线”的桂冠，“作伪舞弊”的胆子可谓大矣！
“由于内战的扩大，使人民的苦难加重加深，……绞尽农民最后一滴血汗。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壮丁在前线相斫相杀，莫名其妙地死去。”
“民主在中国也象旁的东西一样，闹双包案了，有真民主，有假民主。人人自以为真，指斥对方的是假货，冒牌货。”
《怎么办？》，上海《周报》第四十九、五十期，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由于内战的扩大，使人民的苦难加重加深，都市中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工人店员失业，学生交不出学费失学，农村中又重新征购征实了；绞尽农民最后一滴血汗。”
“民主在中国也象旁的东西一样，闹双包案了，有真民主，有假民主。假的也偏偏说自己是真的。”
《投枪集》第二二四、二二五页。按：这就是所谓“中间道路”，“第三条路线”！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办法，第一双方都把军队撤开，把有争执地区转变成非军事区。第二由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参加者英美苏三国或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步骤，在这些地区以民主方式产生地方联合政府。
或者有人会说这样来是招致国际干涉，有失国家体面。
那末，我们要问由美国一国来处理中国问题，是不是够体面？
而且安理会是国家之上的一个组织，在法理上，就是在面子上，都不会有问题的。
这样办，内战可以停止，至少可以不致扩大。”
《怎么办？》。
“为什么不可以先在这些有争执的地区，先搞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办法，第一双方都把军队撤开，把有争执地区转变成非军事区。第二由当地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地方联合政府。
这样办，内战可以停止，至少可以不致扩大。”
《投枪集》第二三○页。
按：联合国的仆从！美国的奴才！
“那末，于此，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的满足是不费事的。至少，不要再做坏事，取消征购征实吧，……严办贪官污吏吧，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是不愁人民不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怎么办？》。
“那末，于此，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是容易满足的。至少，不要再做坏事。取消征购征实吧！取消特务机构吧！停止打风和杀风吧！收回封闭报纸期刊的命令吧！撤销中纺、中蚕吧！严办贪官污吏吧！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你们还会有前途的。” 《投枪集》第二三一页。
按：这也是向国民党上的一篇“治安疏”！
“第四，政协的解决对象因为组织成分的限制，着重在党派冲突的清除，质言之，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大串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人民本身问题的解决。把今天中国的严重局面单纯地看作只是两党之争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反之，今天的主要的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不能忍受反民主政权压迫剥削的问题，……质言之，人民对于党争无兴趣，对以兵力解决党争则誓死反对，相反的，人民要建立一个为人民自己服务的民主政府，来解除痛苦，提高生活。”
“人民的力量是潜在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组织，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中间群人民利益的组织在今天是必需的，应该使其立刻现实存在的。”
“这一力量的出现，它的使命不再是中间式的调人，而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对于党派的争执，……没有迁就没有敷衍，如是的民主的人民所喜爱的一切和相对的一切斗争。
……
中国的人口假定有四万万五千万，中间阶层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参加这新基础，坚强这新基础，任何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任何困难是可以征服的。”
《论新基础》，北平《民主周刊》第十
五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第四，政协的解决对象因为组织成份的限制，着重在党派冲突的清除，把今天中国的严重局面单纯地看作两党之争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反之，今天的主要的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不能忍受反民主政权压迫剥削的问题，是民主和反民主政权的选择问题，是人民自己要来行使主权的问题；质言之，人民要建立一个为人民自己服务的民主政府，来解除痛苦，提高生活的问题。”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组织，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人民利益的组织在今天是必需的，是应该使其立刻实现的。”
“这一力量的出现，它的使命不再是中间式的调人了，而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对于党派的争执，只有是非的标准，民主和反民主的标准，人民所喜爱或憎恶的标准，没有迁就也不许可有敷衍。
于此，这力量的本身就是天平秤，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自身作为法码，作为一个相对的平衡的力量。
中国的人口假定有四万万五千万，无党派的人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参加这新基础，加强这新基础，任何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任何困难是可以征服的。”
《投枪集》第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页。
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吴晗，自封为人民的代表，而把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排除在人民之外，这是何等猖狂！
“内战更扩大了，和平团结即使是口头禅也已被放进历史档案里去了。相杀相斫，轰炸，互相毁灭的双方都是中国人民，有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血、一样的服装，一样的头脑。积骸成山、流血成河、抓进抓出，杀人的是中国人民，被杀的还是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境况中来纪念五四，我们的心情是沉痛的、悲愤的。”
《论纪念五四》，《清华周刊》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内战更扩大了，和平团结即使是口头禅也已被放进历史档案里去了。
在这样一个境况中来纪念五四，我们的心情是沉痛的，悲愤的。”
《投枪集》第二六五页。
按：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吴晗不区别战争的性质，不区别共产党与国民党，说大家都有“一样的头脑”，笼统地反对战争。这是露骨地破坏人民革命战争，为国民党效劳。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六期）

196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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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是不拿枪的敌人
平顺县西沟公社西沟大队长　李顺达
“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在旧社会广为流传的谚语，自称“历史学家”的吴晗，你难道不知道吗？当我们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吴晗却把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挖出来搬上舞台，向人们宣传海瑞是个“清官”呀，“为民请命”呀！“为民平冤狱”呀……吴晗借海瑞的嘴，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使我们十分生气。这些天，我们西沟大队的社员开了讨论会。大家都说，吴晗用借尸还魂的办法，为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平冤狱”，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申冤”，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退田”。一句话说破，他就是不要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让我们放弃阶级斗争，让被我们打倒了的阶级敌人卷土重来。这个主意永远办不到！一千年不行，一万年也不行！
海瑞是封建帝王的忠臣，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官僚。可是，吴晗却说什么海瑞是个“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大丈夫，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一派胡言，是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极大侮辱。在旧社会，有多少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人无辜受害，含冤而死，有谁为人民“请过命”“申过冤”？人民与统治阶级向来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叫我们把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海瑞称为“海父”，是大白天作梦，是妄想！别的咱不说，解放前地主官僚剥削压迫我们的滋味是尝够了。我家祖祖辈辈的血泪史，我这辈子忘不了，我的儿孙后代也永远忘不了。
我家原在河南林县，家里人多地少，加上地主高利贷的盘剥，穷得锅底朝天。十一岁那年（一九二五年），我就跟爹爬上太行山，到晋城打短工。爹是个好木匠，整天干活，可连我也养活不住。那年头兵荒马乱，蒋、阎匪打狗咬狗的仗，我爹被抓去修城墙。监工的克扣工钱，硬说我爹欺骗官家，不给算工钱。爹跟他讲理，他们却把我爹赶出门去。我爹气极了，告到县衙里，谁知监工的早与县官把工钱私分了。我爹官司没打赢，反而落得个“贻误工程，欺骗官家”的罪名，被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年，我家逃荒来到平顺县西沟，租种地主的地。谁知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平顺的地主和林县的地主一样恶。春种秋收劳动一年，秋后交了租，就连冬天也不够吃。我爹为了找个钱养活全家，又二次到了晋城，谁知一去半年没个音讯。第二年，我才打听到我爹给财主“臭壁虱”打死了。原来爹给他盖房子，在算工资的时候，“臭壁虱”欺行霸市，一派无赖，我爹不服，和他讲理，就被“臭壁虱”活活打死。当时我也想去告状，可一想没用，去年爹打官司就没落得好下场，这次也不会有两样。妈对我说：“孩子，打落门牙和血吞，咱哭死，谁心痛，要记住你爹是怎样死的。只要咱娘儿有口气，就要给你爹报仇。”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逼得我一家走投无路，这血海深仇我怎能忘得了！阶级苦，民族恨，我们贫下中农体会得最深，该对谁爱，该对谁恨，我们的心里最清楚。吴晗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吹捧海瑞，为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涂脂抹粉，这只能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加暴露自己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一九六一年，当我国遇到暂时困难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演出了反华大合唱，国内的牛鬼蛇神也一齐出笼，刮起了“翻案风”，“单干风”。他们公开反对人民公社化，喊叫“土地放到户”。在这时候，吴晗为阶级敌人煽风点火，出谋献计，大叫大嚷，让我们把人民公社的“田”退给地主富农。他妄想使人民公社垮台，使我们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受吴晗他们这些反党反人民的“清官”大老爷的压迫和统治。吴晗为了挑拨人民和党的密切关系，编出一派什么“现在人民的赋役要比平常多许多”，
“弄的老百姓穷光光的”，等胡言乱语，来迷惑群众。人民公社真的搞“糟”了吗？社员真的是“穷光光的”吗？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我们西沟大队是一个山地方。全大队一千五百余亩耕地，就有四分之三的耕地，一亩分成七八十块，七零八碎地挂在山腰上。解放前，山上没有树，到处是一片荒山秃岭。河沟里没有水，到处是河卵石。下一场大雨，山洪瀑发，地冲房倒，人畜遭害。几亩薄地越冲越薄，这个地方也越来越穷。除几户地主、富农花天酒地，吃穿不愁外，百分之七八十的穷苦人吃糠咽菜，生命难保，不得不妻离子散，逃荒在外。解放后，尤其是公社化以来，我们西沟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集体经济的强大威力，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穷山沟，建设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前的干河滩，现在建成了三百亩粮田和二百亩苹果园，一万余亩荒山已长满了松柏树，几千亩荒坡也种上了牧草，基本上做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山变了，地也变了。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量达到了六百零一斤，去年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四百八十一斤，大牲畜和猪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社员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大队一千四百多口人，吃穿富裕，大多数社员家里有了存款和余粮。群众的生活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大了，这是很自然的事。两个社会，两样生活，我们贫、下中农心里非常清楚，决不容许吴晗胡说八道。
毛主席告诉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吴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吹捧海瑞。然而，海瑞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只能是一个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永远也变不成人民的“救星”。吴晗破口大骂我们共产党，也只会使党在人民心目中更加伟大。我们西沟大队社员都表示，坚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为革命种田，用科学种田，用尽快的速度把我们西沟建设得更好。我们要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世界革命，用实际行动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坚决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斗争到底，同代表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话的吴晗斗争到底。


我们决不走回头路
大荔县双泉公社南龙池大队贫农下中农协会主席　刘景亮

吴晗骂我们党，尽夸旧社会好。翻开我们贫农下中农的苦难史来看看，比较一番，就知道吴晗为谁写文章，写些啥文章！
在旧社会，我们受尽了苦。共产党来了，我们才翻了身。我们热爱党，吴晗却反对党，同党唱对台戏。党说：“人民公社好”，吴晗说：“退田才能使民安”，“不退占田不长久”。吴晗硬拆社会主义台。毛主席教导我们辨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的矛头，正好指向党和社会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吴晗不仅给右倾机会主义帮大忙，还给地富反坏各种牛鬼蛇神帮了大忙。吴晗说他写历史人物是“古为今用”，实际上是用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贫农下中农坚决反对。谁赞成？只有那一小撮牛鬼蛇神。
我们坚决不走回头路。看看旧社会里贫农、下中农受的什么罪吧！贫农社员董永淼，在解放前借了一石二斗粮的高利贷，以后把十三岁的妹子卖了，还了十石零八斗，十斤棉花，五块钱。可是，那个放高利贷的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又向董永淼讨旧债。董永淼说：“我才借你一石多粮，却还了你十石多粮，又给棉，又给钱，你算算还的超过借的多少倍了吧。”放高利贷的说：“你知道我的账咋算法，这叫‘驴打滚’，利没完，本还没算。”看吧！放高利贷的人多么恶毒！吴晗写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为谁服务？还不是为这些人服务吗？
我们贫下中农看到吴晗用他的笔来反党，非常气愤。我们听党的话，按党指示的方向，走得很对头。吴晗和那些牛鬼蛇神一样，对人民过的幸福生活实在不满意。他叫公社把土地放到户，实行“单干”。我们将粮养活吴晗，吴晗吃的有劲了，不做好事，却来反人民。怎么能使我们不气愤！董永淼说：“吴晗是狼，喂不饱，是吃了五谷，生六刺！”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吴晗就是这些毒蛇的一个代表。贫农社员龚辛年说：“吴晗真毒。他说旧社会好，好什么？我从山东随母亲要饭到陕西来。在旧社会，我们无吃、无穿、无烧、无房、无地，过的不象人的生活。现在要啥有啥。吴晗叫喊“退田”，这是叫我们走单干的回头路，我们决不走那路！董永淼气愤地说：“吴晗要反党，打起退田的旗号，就以为我们贫下中农会拥护你，那是妄想！我的命是共产党给的，不象你吃米就忘了我们种谷人。”吴晗看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起来，他也就摇旗呐喊。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胜利的、成功的总是人民。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过是灯蛾扑火罢了。
吴晗所反对的，正是我们所爱的。吴晗越是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越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站稳贫下中农立场，越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我们要发扬贫下中农革命的优良传统，握紧枪杆子，保住印把子，打击阶级敌人，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我们要更加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好生产，搞好一切工作。阶级敌人最怕的是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敌人越害怕，我们就越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过去学，现在学，天天学，永远学，学一辈子，用一辈子，为党工作一辈子，永远跟党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坚决打退牛鬼蛇神的进攻
天津车站“六号门”老工人　魏鹤林

我是北京铁路局天津站“六号门”的老工人。对于吴晗恶毒地诬蔑我们劳动人民，疯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行，感到十分气愤，我们要坚决给予反击。
一九四六年，吴晗诬蔑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怨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解放后，他又指责我们的许多历史教材“都强调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把“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使祖国历史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这充分暴露了他对革命的仇视态度。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又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出吴晗所说的是十足的反革命腔调。
我们为什么要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为什么要革命？因为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斗争，不革命，我们就得不到解放。就拿“六号门”来说，解放前，封建把头、官僚资本家对我们工人的剥削已经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工人每天要进行十几个小时的超重劳动，所得的装卸费，被把头剥夺了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工人一天得的工钱只能买二斤杂合面。在残酷的剥削下，工人吃不饱，穿不暖，成天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那时，我因为饿得支持不住，收了一把撒在地上的土糖，叫把头的腿子看见，送到警务段过电、灌凉水，折腾了一个多月，差点送了命。工人王波因为吃了一口生面，叫把头和日本鬼子给活活打死。冻死，饿死，卖儿卖女的事情经常发生。封建把头不仅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且和帝国主义、反动政府串通一气。他们豢养打手，勾结特务，残酷地统治和镇压工人，妄想叫工人永远给他当牛作马，任其宰割。解放前，在工人中流传着这么几句话：“要吃脚行饭，就得拿命换。”“下铺地，上盖天，头上枕着半块砖。”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工人不斗争，不革命，就没法活。为了翻身，为了解放，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坚持斗争，把头们疯狂叫嚷六号门上不挂几个脑袋不太平。看吧，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尖锐！我们能让阶级敌人宰割吗？
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九四九年全国革命胜利了。“六号门”的工人推翻了封建把头的统治，成了货场的主人。但是脚行把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通过种种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妄想复辟。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我们亲身体验到，阶级斗争忘不得，革命停不得。对于我们广大劳动人民来说，阶级斗争就是历史的光明面。无产阶级的历史，正是要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统治，记载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歌颂劳动人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吴晗反对历史写阶级斗争，吴晗尽力丑化劳动人民，美化帝王将相，充分暴露了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
吴晗借口反对“唯成份论”，极力反对用无产阶级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反对阶级分析，主张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评价来评价历史人物。为什么他这么害怕阶级分析呢？因为阶级分析是我们手中的照妖镜，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观察事物，不仅可以认清历史上帝王将相的阶级本质，而且也会照出吴晗这种人的真面目。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吴晗所崇拜的历史上的所谓“大政治家”，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蔓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的立场观点，和劳动人民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绝不能根据封建政治家的评论来评价历史人物，绝不能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历史。历史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
吴晗对劳动人民百般诬蔑，但对帝王将相却极力美化，极力歌颂。帝王将相是什么人？是大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剥削、统治和镇压劳动人民的罪魁，是劳动人民的敌人。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四十多年，根本没看见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清官”，没遇到一个把田退给农民的地主。相反，遇到的都是千方百计剥夺农民土地的地主，都是贪赃枉法、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坏官。一九四六年，搬运工人张庄印在车站为旅客搬运行李，把头马文元硬说车站的地盘是他的，不由分说，喝令打手把张庄印活活打死。张庄印的家属到伪警备司令部告状，马文元暗中打点，警备司令部推出了这件人命案不管。张庄印的家属又到伪法院告状，马文元贿赂了伪法官。结果，法官判决张庄印因病身亡，与把头无关。解放前的衙门是为有钱人开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穷人有冤无处诉。吴晗歪曲历史，宣扬
“清官”的德政，散布阶级调和论，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正告吴晗，这办不到！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修正主义趁火打劫，我们经济上遇到了暂时困难。这时，吴晗抛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吴晗借海瑞之口，拐弯抹角地污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
我们工人阶级，决不允许吴晗污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种种困难，使工农业生产进入了全面新高潮。现在，我们“六号门”货场也进一步实现了走行道硬面化，装卸作业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这些成就都是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是我们的领路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攻击我们工人阶级的命根子。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决粉碎吴晗的猖狂进攻。旧社会的苦我们受够了，谁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定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提高阶级觉悟，提高革命警惕，坚决击退各种牛鬼蛇神的进攻，象保护眼睛一样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


工农兵纷纷来信来稿
痛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自从报刊上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思想开展批判以来，特别是关于吴晗的反动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两批材料公布以来，本报每天都收到工农兵群众大量来信来稿。在来信来稿中，工农兵群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战斗，愤怒斥责吴晗的反动政治思想。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赢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必须彻底粉碎吴晗的猖狂进攻
所有工农兵来信来稿一致指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
《海瑞罢官》等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借海瑞的躯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并鼓励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失败了再干”。他们说：吴晗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阶级斗争。吴晗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狂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则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晗的立场、观点和工农兵的立场、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山西晋城矿务局凤凰山矿工人侯光兴来信说：“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等作品，露骨地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吴晗站在同我们敌对的立场上，他反对的，恰恰是我们热爱的。我们主张阶级分析，他用
“唯成分论”的帽子来反对它；我们要无产阶级专政，他要帝王将相、地主、资产阶级重新统治人民；我们要发扬共产主义道德，他宣扬腐烂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我们歌颂农民起义领袖，他歌颂海瑞、周忱。吴晗的观点同我们工人的观点水火不相容。”　　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工厂工人刘恒来稿说：“吴晗的思想，同我们背道而驰。我们要‘不忘剥削苦，牢记阶级仇’，他告诉我们受剥削也不要紧，有“清官”替我们作主。我们要走向社会主义，他要走资本主义。真是猖狂到了极点。我们要坚决打退吴晗的猖狂进攻。”
许多工农兵来信指出，吴晗是资产阶级代言人，是个死心塌地走胡适道路的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是一贯的。他们说：吴晗骂我们，不是偶然的。从《人民日报》揭发的两批材料来看，他几十年前就骂我们了，什么“流寇”啦，什么“一窝蜂”、
“鸟兽散”啦。他骂了我们三十多年，过去是明目张胆地骂，现在是含沙射影地骂。现在该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甘肃省天水市某厂工人马润和来稿说：吴晗以为他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事实，可以迷惑我们工人阶级，可是事情出于他的意外。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吴晗再狡猾，也逃不过工人阶级的眼睛。

拆穿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手法
工农兵来信来稿一致指出，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吴晗通过杂文、戏剧等形式，“以古喻今”，指桑骂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必须拆穿吴晗的手法。吴晗抬出“清官”来，宣扬海瑞精神，企图模糊阶级界限，这是十分恶毒的。所谓“清官”，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头子有意布设的大骗局。
辽宁省锦州市女儿河造纸厂工人冯清江来信说：“吴晗硬说海瑞是站在穷人一边，替劳动人民说话的，这是撒谎。海瑞为封建地主阶级谋福利，给皇帝老儿卖命，他是剥削阶级的人，绝不会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包头市内蒙古一机厂工人范连仲来信说：“不管‘清官’、‘贪官’，他们都是官，他们的本质都是反动的。吴晗说海瑞‘站在人民方面，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这是睁眼说瞎话。海瑞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家伙。吴晗却说他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真是想只手遮天！”
辽宁省朝阳电业局工人孙志安来信说：“吴晗说海瑞不惜个人一切为劳动人民谋福利，这纯粹是对历史的歪曲。天下乌鸦一般黑，吴晗要为一般黑的乌鸦披上件五彩的外衣，是徒劳的。”
解放军某部战士王玉卿来信说：“我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清官’。‘清官’是反动剥削阶级抬出来的，是笑面虎，是腐蚀剂。我们今天要的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也只有在今天的社会里才会有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我们彻底打倒了封建剥削阶级，我们也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包括吴晗这样的人所散布的‘清官’的思想毒害。”

坚决驳斥吴晗污蔑劳动人民的恶毒谰言
工农兵来稿，还驳斥了吴晗污蔑劳动人民、歌颂帝王将相的谰言。黑龙江省桦南县农机厂青年工人田希全来信说：“吴晗说，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贫雇农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这真是莫大的污蔑！请问历史上哪一个工程建设、哪一项发明创造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正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前进。吴晗站在地主立场上，替帝王将相争地位。他要续的是剥削阶级家谱。”
河北邯郸兼庄公社王安堡大队知识青年李之枢来稿说：“数千年的中国史书，全是封建文人编写的。劳动人民被压制了几千年，人民群众在史书上被歪曲被丑化。一九六三年，一位老贫农双手捧着我们的村史，热泪盈眶地说：‘这才是咱贫下中农的史书呀！’我们今天无产阶级当了家作了主，就要用无产阶级观点重新写历史，把过去被象吴晗之流的封建文人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决不容许吴晗毒害青少年
无产阶级要培养自己的革命接班人，资产阶级也在千方百计培养他们的反革命剥削事业的接班人。吴晗就是大力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许多工农兵来信对吴晗毒害青年一代甚至少年一代的反动行为表示愤慨。
解放军某部战士张化荣来信说：“党和毛主席向来非常关心我们青年。毛主席把我们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说：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可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表吴晗也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吴晗到处毒害青年，散布个人奋斗，成名成家思想，要青年闭门读书，别参加政治运动，要克服一切困难，成为专家学者。一句话，要我们当资产阶级反革命接班人。告诉你，吴晗，我们青年决不听你那一套。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指引的方向，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河北省丰南县尖字沽公社下双坨村社员张贺彤来稿说：“广大青年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同工农兵相结合，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锻炼。这是‘好得很’。只有吴晗才骂我们，污蔑我们，说‘糟得很’。”
河北省易县广播服务部无线电修理工人王福林来信说：“吴晗毒害青年，要青年闹个人英雄主义，什么都得依着自己。不听别人意见，拒绝别人批评，就是‘刚直不阿’，‘有骨气’。”
内蒙古黄河工程局一处预制厂工人王允斌来信说：“我是一个产业工人，最最需要的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吴晗反对我们学毛主席著作，这正说明我们做对了，我们越要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许多工农兵来信，谈起在旧社会所受的剥削，所受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说明只有党和毛主席才是人民的救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才能有真正幸福的生活。
洛阳拖拉机锻造厂工人李来俊来信说：“在我们黄河北岸，解放前是白茫茫一片盐碱地，一棵庄稼不长，人民受灾受难。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挖河修渠，压住了盐碱，往日的荒凉白地变成了红土好地，绿油油的庄稼，真是河北变成了江南。我们由年年逃荒要饭，到如今的队队卖余粮，人人丰衣足食。这全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领导带来的好光景。吴晗妄想变天，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昌平十三陵公社西山口大队贫农刘德顺来稿说：“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走上了公社化的道路，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一想起单干那阵儿，心里就难过。毛主席把我们从火坑中救出来，我们贫下中农才真正挺起了腰板，过上了好日子。吴晗要想夺走我们的幸福，我们坚决跟他斗到底。”
锦州铁路局郑家屯铁路工人张广录来信说：“我在五六岁的时候，父亲被织布工厂解雇，全家四口人吃不上饭。母亲刚生下我的小妹妹，为了生活，就卖掉了亲骨肉，去给人家奶孩子。我九岁就给地主扛活，当牛当马。有一次起五更给地主烧饭，火从灶门着出来，把腿烧伤，到现在阴天下雨还难受。吴晗极为恶毒地要把我们朝资本主义黑道上领，我们要彻底揭露他的恶毒阴谋。”
解放军某部陈孝兴来稿说：“亲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心中的红太阳，伟大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命根子。我们打心眼里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三面红旗。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中国人民，不管他是文的、武的、公开的、隐蔽的，我们都要同他拼！我们要正告吴晗，人民的江山是铁打的，是反不掉的。既然你向全国人民发起了挑战，那么，全国人民必将奋起迎战，坚决同你斗争到底！”
广大工农兵来稿的显著特点是：阶级观点明确，政治热情饱满。每一篇都是爱憎分明，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思想的憎恨，充满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这些来稿都能抓住政治上的要害问题，一针见血地给以有力的批判。广大工农兵奋起声讨吴晗的反动言行，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斗争，这是我国思想战线上的一件令人兴奋的划时代的大事。

19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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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吴晗“民主斗士”的画皮
——评吴晗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
丁伟志　王正萍
提要　在解放战争时期，吴晗大写特写“反内战”的文章，一方面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开脱罪责，另一方面恶毒地攻击共产党，要人民解除自己的武装。当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崩溃的时候，吴晗站在崇美、反共的立场上，幻想按照美国的样子，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长期以来，吴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招摇撞骗，为自己制造了两套资本：一是标榜自己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接受历史唯物论”、“同情农民”的“进步学者”；一是吹嘘自己“二十多年来”，一贯是“反蒋”、“反美”的“民主斗士”。
吴晗是个很懂得政治的人，他又特别看重“民主斗士”这块金字招牌，企图以此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政治资本”。当《海瑞罢官》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被揪出来以后，吴晗除了打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幌子而外，也抬出了“二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作为抵制批判的挡箭牌，作为向批判他的同志们进行反扑的武器。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吴晗抛出了他的“政治资本”向我们挑战，那么我们就必须翻翻他的老账，特别是要翻一翻他经常夸耀于人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光荣”历史，剥掉这个惯于说谎的“民主斗士”的画皮，看看他的原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吴晗“反内战”，为谁大帮忙？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年代开始了。
这时候，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企图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一贯消极抗战，躲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跑下“山”来，妄想抢夺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在全国施行法西斯统治。美蒋反动派勾结起来，在高谈“和平”进行政治欺骗的同时，积极策划一场消灭中国共产党、屠杀中国人民的反革命内战。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采取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方针，一面向全国人民揭露反动派的“和平”阴谋，一方面进行充分准备，照着敌人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当美蒋反动派的阴谋进一步暴露之后，在蒋管区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气候急剧变化，也迫使一些过去吹捧蒋介石的无耻政客和文人，也急急忙忙换上了“反内战”的衣衫。一些抱有政治野心企图混水摸鱼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也
高喊起“反内战”的口号来了。
当时，吴晗也是一个活跃分子，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他大写特写了一批“反内战”的文章。但是，吴晗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内战”的呢？在“反内战”的运动中，他到底是属于哪一流呢？
为战犯开脱罪责，要人民解除自己的武装吴晗是以“第三者”的姿态，即超然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之外的“人民代表”的姿态，站出来讲话的。这个“第三者”的身份证，并非吴晗的创造，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抗日战争时已大肆活动，鼓吹组织“第三大党”。抗日战争结束后，这种“第三者”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成了颇为时髦的货色。除章罗而外，张东荪、储安平、费孝通之流，蜂涌而上，都唱起“第三者”的曲子来。他们的基调就是：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国民党是内战的罪魁，共产党也是内战的祸首；你们都是反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只有我这“不左倾也不右袒”的“第三者”。吴晗当时积极地参加了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翼政客的合唱队，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致旧政协代表的信里，把共产党说成同国民党、青年党是一丘之貉，并且以“人民代表”的口吻叫喊道：“你们的党史，你们的党纲，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我们人民，老实说，都不大感兴趣。”这些话，是很能代表他们这一伙“第三者”的腔调的。
这种论调，貌似不偏不倚，中正公允，骨子却是歪长着的。一谈到“反内战”，马脚就完全暴露了。吴晗的“反内战”代表作《论反内战运动》，就是一个标本。这篇文章写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即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的时候。吴晗在这篇文章中，尽情渲染内战是“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的谬论。他为“反内战”找到的理由是：“内战是全体人民最恶毒的敌人，内战窒息人民的生机，内战造成后代子孙的祸患。内战再不停止，中华民国不只是亡国而已，简直要灭种。”他给“反内战”设计的办法是：“全民休战，全民为内战而休业”，“还有，士兵放下枪杆”。
在这里，吴晗竭力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说成是违背人民意愿、违反人民利益的。他一再宣传，这场内战只是“两党打仗”，对手只是“国共双方”，“而完全漠视人民”，不但使人民“受苦”，而且会造成“亡国”“灭种”的结局。这意思是很清楚的：你共产党不是说代表人民以自卫战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吗？可我吴晗认为，这不是代表人民反对内战，而是发动内战反对人民。代表人民的，只有我们这些“第三者”。我们没有打仗，可见我们才是人民的唯一代表！
这种主意，也不是吴晗独到的创见。他们是有一伙人的。这些人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此呼彼应地唱出了这个调子。有个储安平，当时便把他们这伙人的这种主张，说得比吴晗更露骨一些，他说：“今日共产党……，不宜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实已颠倒本末。”说什么“我对于国民党之强欲以武力统治全国的论调，固然反对，对于共产党之以拥军自卫的论调，亦不为然。”从储安平，到吴晗，这一派叫嚣声，无非就是在制造舆论，妄图迫使共产党在反动派进攻面前，放下武器，束起手脚，任人宰割。
这种叫人民放下枪来的喧嚷，完全符合当时美蒋反动派的需要。那时候，蒋介石集团正企图借“军队国家化”的口号，诱骗和迫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缴械，以达到最后消灭共产党的反动目的。但是，我们党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党，是有了丰富斗争经验的党，蒋介石的这种圈套，根本骗不了我们。我们党揭穿了蒋介石玩弄的“军队国家化”的骗局，指出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即建立“联合政府”之后，才谈得到“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我们党向人民指出，要想制止内战，必须有一个条件：要力量。“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五九页）
针对我们党的这种方针，吴晗发言了，他说：不行，你们都要无条件“放下枪杆”来，不然，就必定要打起来，而打的结果，就必定“亡国”“灭种”。这完全是危言耸听！要打的，不是人民，不是我们，而是蒋介石。但蒋介石既然打过来了，就必须针锋相对地打过去，这样才会争取到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结局，相反地，不抵抗才是真正出卖人民。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美蒋反动派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的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五页）非常明白，吴晗是在用“国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这些帽子来恫吓和威胁我们，想让我们党对美蒋反动派无条件地退让。如果按他的主意办了，那结局，对蒋介石反动派来说当然是“光明的”，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当然只会是一个黑暗世界。
吴晗和他的同伙们貌似中立的“反内战”论，其反动实质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仅是在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开脱罪责，而且是在为蒋介石反人民反革命的内战扫清道路！

向蒋家王朝献“治安疏”
吴晗有机会就吹，把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骂国民党”的活动形容得活灵活现，真好象是一个有骨头的、时时处在国民党特务迫害中的、随时都有被暗杀可能的、英勇的民主斗士。其实，吴晗那时候，对蒋介石哪里有这份“傲骨”，有的只是媚态。他在大喊大叫反内战的时候，一有机会总是忘不了表白一下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活象海瑞向嘉靖上《治安疏》时那副奴才相。在《论反内战运动》那篇文章中，他说：“退一步替国民党想”，“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货再膨胀，政治更无办法，人民更痛苦，逃杨归墨，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不来的。”
一语道破。吴晗反内战的底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什么“第三者”啊，什么“人民代表”啊，完全丢得净净光了。什么怕内战会造成“亡国”“灭种”的危言耸听的把戏，也被他自行拆穿了。
原来所谓“第三者”，即处处为国民党如何“划得来”而精打细算的非国民党人！原来所谓“亡国”“灭种”，即“共产党的更强大”之同意语也！
吴晗当时亲蒋的政治倾向实在鲜明得很啊！哪里是什么民主斗士呢！
难道一个真正的民主斗士会对“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感到忧虑和惧怕吗？
吴晗那一伙人的内心深处，是极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成功的。当时，罗隆基说得很清楚：“国民党掌权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共产党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则各党派则更无立足之余地。故希望两党互相争持，不战不和，继续目前之局势，各党派始有抬头之机会。”他们“反内
战”，哪里是怕“人民受苦”，实际上最怕的，是共产党会因此而更加强大，蒋介石会因此而垮台。
吴晗发表的“为国民党着想”的议论，乃是呈献给蒋介石的锦囊妙计。
剥开皮来看，他无非是说：划得来，就打，划不来，就暂且不打，或者打得巧妙一些。他无非是说：打是可以打，但要注意时机，注意后果，注意方式，千万不要闹成个众叛亲离，把人都赶到共产党方面去的结局。
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忧心忡忡的心情，在写了《论反内战运动》五天之后，吴晗又迫不及待地再次发表文章向蒋介石集团进言。他说：“为一个有历史的政党前途计，为中华人民的前途命运计，为中华民国的历史前途计，不该再打了！”“只有这样做，才是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民党之福。”这倒是很合逻辑的，中国共产党更强大了，当然蒋介石反动派就没有前途了，“中华民国”就没有前途了，国民党就没有“福”了！当时的吴晗同罗隆基一模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同蒋家王朝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条绳子上。
又两个月，吴晗便把他这种为国民党反动派千秋万世造“福”的诚意，化作了具体的“奏章”。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吴晗写了一篇《怎么办？》。他写道：“于此，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的满足是不费事的。至少，不要再做坏事，取消征购征实吧，取消特务机构吧，停止打风和杀风吧，收回封闭报纸和期刊的命令吧，撤销中纺中蚕吧，严办贪官污吏吧，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是不愁人民不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你看，字里行间，贯注着多么真挚的感情，表现出多么强烈的一片耿耿忠心啊！
吴晗对于自己这副奴才相，总是费尽心机，百般掩饰的，但有时候不小心，也难免露一点尾巴来。一九五○年他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曾经对一种人的精神面貌作过如下描绘：“他们是依存于统治者的，统治者倒台，他们没有饭碗，‘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在这方面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替统治阶级找出理论根据，分得一杯羹，但是，他们又懂得杀鸡求卵的教训，总是劝主子有个长远的看法，留得青山在，慢慢来，这样，就叫做‘仁政’。对主子是一副奴才相，对老百姓是一副主子脸”。谁说吴晗的文章中没有一句真话，这段文字，不正是吴晗当年政治面貌的一个真实写照吗？

拜倒在“主子的主子”脚下
想做“奴才的奴才”的人，在“主子的主子”面前，必定愈加奴颜婢膝，丑态毕露。
吴晗“反内战”，既然是站在亲蒋的立场上，当然也必亲蒋所亲者，亲蒋介石的美国主子。
一九四六年一月，吴晗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便毫无顾忌地写了那封奴气十足、肉麻到令人简直无法卒读的《致马歇尔特使书》。
蒋介石当时发动内战的后台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是策划和直接参与这场反对中国人民内战的罪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并且派遣“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来作“调停”，那只不过是一条缓兵之计，是为美蒋发动全面内战制造烟幕，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
对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吴晗等人吹吹打打，大唱起颂歌来了。什么“我们多日忧患的心情一扫而清”，什么“民主的美国又一度坚强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它的信任”，什么“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什么“敬祝你在历史上留下为我们后世子孙永志不忘的伟迹”，这些令人作呕的话，堆砌满纸。
这是什么话？仅仅是失去骨气的颂词吗？不，它不只是对帝国主义分子的献媚，而且是，在为马歇尔来华鸣锣开道，在为美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当传声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吴晗等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在大挥美帝国主义的颂词中，夹上了一段攻击和咒骂中国人民的话。他们说：“我们在欢迎你的时候，心里又充满着惭愧。中国人民怎么不知道引起内战的，责任是全部应当由我们自己担负的？又怎么不知道我们的内战会威胁世界和平的？……我们惭愧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家务整理明白，有劳我们的好友的斡旋”。
这是什么人的口吻？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这是“高等华人”即“美国奴才”胡适之流的口吻！这是民族败类的感情！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莫大污辱！引起内战的责任，“全部应当由我们自己担负”！一句话，就把美帝国主义的罪责推卸得干干净净，同时也顺带把蒋介石的罪责推卸开了，一古脑把发动内战的罪名栽到了中国人民头上。
“我们的内战会威胁世界和平”！比“亡国”“灭种”论，
又有发展了。这又是在吓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你们千万不能动用武力反对蒋介石的进攻，那样会威胁世界各个帝国主义的“和平”，会引起它们的干涉的！
叫美国失望，也叫它的“好友”吴晗等人失望的是，中国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任何帝国主义骗不了，也吓不倒的。马歇尔来了，我们揭穿了他的和平阴谋并做好了一切充分准备。因此，当他们撕去面具，大打出手以后，得到的只是自食其果的下场。
看来，在美蒋反动派制定和平阴谋的日子里，不仅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吴晗等人对于“打”也是做过一些设想和安排的。在他们给马歇尔的这封信里，闪烁其词地写了一句：“我们盼望国际的友人，为了世界和平，不但要劝阻国共交锋，而且能有效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主的援
助。”哈哈，吴三桂的面孔露出来了，在请求美帝国主义“有效地”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了。不失所望，美国的大量的“经济援助”来了，飞机大炮来了，但结果呢，却由“运输队长”蒋介石转手“送”给了中国人民，吴晗之流的梦想完全落空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他还说：不打内战，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七月，他又说：“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停战第一。这不只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利益。”
这一系列言论，不是把吴晗亲美崇美的立场，暴露得再清楚没有了吗？原来这个一贯标榜民族气节的吴晗，当年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却是这样一个没有骨头的奴才！

“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一枕黄粱梦
中国往何处去？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政治斗争中最重要最尖锐的课题。当时，毛泽东同志分析这种斗争形势，指出：“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三○页）那时候，有一些资产阶级右翼政客，他们既反对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但又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已经大厦将倾，因此他们幻想美国能够“换马”，把他们扶上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时的所谓“中间路线”。固然，就当时倡导中间路线的人士而言，情况也很复杂，动机并不尽同，需要具体分析。但是，从实质上看，提出这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中间路线”的政治纲领，乃是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反动。“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当时，罗隆基、张东荪、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便是这种“中间路线”的狂热的鼓吹者。大量的史料证明，吴晗也正是这个集团的一名骨干成员。

美国牌的“自由世界”——吴晗的“理想王国”
一九四五年十月，罗隆基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拼命鼓吹，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大肆宣扬英美式的民主制度，说英美式的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有“良好的成绩”，把英美资产阶级的政权说成是“民意领导政治，民意指挥政治，民意支配政治”。
这时候的吴晗，在政治上完全是罗隆基的追随者，而他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歌颂，比起罗隆基来，则有过之无不及。
一九四六年的十月，这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的第三个月。如果说在这一年的一月间，即吴晗向马歇尔写信献媚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和平”“调解”的骗局还未完全被揭穿的话，那么，这时，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了。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以
“人民代表”自居的吴晗，却在燕京大学的讲坛上，大肆歌颂美国的“民主政治”，鼓吹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说它“比之林肯时代华盛顿杰菲逊时代的说法，意义上，内容上，更丰富更重要，比之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提倡，所喊出平等博爱自由也更向前迈了一大段，比之英国旧大宪章时代是进步得太多了。”
多么高明的见解啊！原来在吴晗的眼睛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不是反动了，却是“进步”了，还不是一般的进步，而是“进步得太多了”！吴晗不是标榜他从一九三○年以来就“无条件的接受历史唯物论”吗？这算什么
“历史唯物论”！稍微懂得一点历史唯物论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即使在它的上升时期，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这“民主”“自由”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不仅没有享受的权利，而且恰恰正是剥夺他们民主自由权利的镣铐。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资产阶级专政的腐朽和反动，较之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愈是变本加厉。毛泽东同志曾经对这种状况作过科学分析，他说：“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五○七页）
宝镜一亮，妖魔鬼怪就原形毕露了，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再回头来看看吴晗的说教，吴晗的画皮便揭穿了。这个所谓“民主战士”，他是这样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猖狂地和我们党针锋相对地唱反调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晗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的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时候，正是它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时候，吴晗却在中国人民面前，为美国牌的“民主”“自由”大做广告，这不是在死心塌地充当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义务宣传员和中国民族利益的叛卖者吗？
吴晗明确地主张中国要实行英美式的特别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世界”。他公然宣称：“就今天的中国而说，我们要实行的民主，第一要适合于这个时代，不是历史上的或十八世纪的，也不是什么未来派的，二十一世纪的，而是二十世纪，所谓人民世纪的民主政治，主要的根据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俗言也就是政治的经济的民主。”
他竭力宣传美国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合法政府”。他说：“故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次，每一次都由公开的合法的选举方法——他们由政纲政策，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几度执政的政绩，来要求选民的选票，和另一政党竞选，结果，选民选择了他们”。吴晗于是强调说：“是的，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的民主方式，美国政府是全世界全人类所公认的合法政府，因为这政府是由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
够了，他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吴晗的政治纲领。
在这方面，他比罗隆基讲得更露骨，更无所顾忌。罗隆基在宣扬英美的“民主政治”的时候，还假惺惺地承认“英美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也有他们的缺点”，装腔作势地说什么中国需要的民主，不是“抄袭模仿”的民主。可是吴晗却顾不得这些，而是赤裸裸向人们宣告，要完全按照美国的样子，建设一个“自由世界”了。看吧，连口号，也完全是美帝国主义一手制定的、臭名远扬的那个“自由世界”！从这里我们窥见了“中间路线”的内幕，也窥见了吴晗的灵魂深处。
对于一个亲美崇美的洋奴才来说，“月亮也是美国的圆”，对于吴晗来说，美帝国主义就是他心目中的“上帝”。

妄想做“决定一切”“执行一切”的“天平”
提倡所谓“中间路线”的人，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价，总是费尽心机来论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重大作用，力图把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成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主人。储安平曾经狂妄地说：“未来中国的安定和希望，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费孝通也叫喊道：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
处于领导地位”。
在这方面，吴晗也不甘落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发表了《论新基础》一文，大肆宣扬所谓“中间力量”决定中国前途的荒谬主张。他一面哀叹旧政协的“基础”的“不健全”，以至迅速被“冲刷掉”了，一面大声疾呼要建立所谓“新基础”。
吴晗所说的“新基础”是什么呢？他解释说，就是所谓“中间阶层”。他认为，共产党只是一个党派，只能代表一党的私利，而不能代表人民，代表人民只有象吴晗之流的“卓越的民主斗士”。在他看来，“人民的力量是潜在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组织，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中间群众人民利益的组织
在今天是必需的，应使其立刻现实存在的。”那末什么是“代表广大的中间群众人民利益的组织”呢？吴晗说，这就是“坚强的前进的勇敢的经过考验的民主党派、团体和无量数的卓越的民主斗士的共同战斗体。”一句话，就是象吴晗这样的亲蒋、崇美、反共的“民主斗士”组成的小集团。
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吴晗还起劲地鼓吹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决定中国未来前途的荒谬观点，说什么中国未来的前途，就寄托在一批“对现局有正确的理解”、“勤于学习能用脑子，也能动手”的一小群知识分子身上。
在这里，吴晗的反共反人民嘴脸，又一次暴露出来了。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可是标榜在抗战时期就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并且声称“读了觉得都很对，很痛快，极有理”的吴晗，竟然诬蔑中国共产党只是代表一党的私利，而不能代表人民，不能代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所谓“中间力量”。这样广泛的“中间力量”，却只能由吴晗等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代表。制造出这种谬论之后，吴晗就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起来，说什么他们这一伙人从此“不再是中间式的调人，而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了，说什么“这一力量本身就是天平秤，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而不是象
过去那样，自身作为法码，作为一个相对的平衡的力量。”
这是什么话？这是公然假冒人民的名义，和中国共产党争夺群众，企图抵制中国革命。这清楚地暴露了吴晗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野心。口号上他们标榜“中间路线”，实际上他们并不甘心做“中间式的调人”，不甘心做天平上的“法码”，而要做“决定一切、执行一切”的“天平”。他们下了决心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妄想凌驾于共产党之上担当中国前途的“引导者”。这就是罗隆基吴晗之流的政治路线。直到一九四八年，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罗隆基还企图顽固地坚持这条政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顺便说说，罗隆基把这种意思写成了一封密信之后，恰恰选了吴晗做他的使者，把信带给当时已到解放区的民盟中央，企图煽惑民盟采纳他们这条路线。看来，罗隆基敢于拜托吴晗担此机密重任，其中也很有些奥妙的。）
吴晗妄想把中国引导到那里去？那就是他所向往和主张的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专政。而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实际上只能“引导”中国走上美帝国主义附庸的道路。而这正是他们的美国主子所梦寐以求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侵略中国的失败命运，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扶植和利用一小撮“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出来为他们效劳。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司徒雷登在一次讲演中，就公开煽动所谓“自由主义”者出来搞什么“自由主义运动”。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又发表声明，宣称中国要“挽救目前局势，惟有赖于政府中以及少数党中自由人士之取得领袖地位”。一九四九年八月，艾奇逊在那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白皮书中，又提出了干涉中国的新阴谋，鼓吹什么：“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召募象罗隆基、章伯钧以及吴晗、储安平、费孝通这样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替它服役。
对于美国政府这种“重视”和“栽培”，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是感激涕零，并且寄予莫大希望的。罗隆基便曾经在司徒雷登面前，指天划日地发誓：“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是买民盟这匹马罢，可以保你赢回来。”
“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人民革命的风暴，迅速地摧垮了美蒋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而吴晗他们那一伙人的政治野心，也同时宣告破产，化作了一枕黄粱梦。
梦幻破灭了，但是资产阶级右翼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仍旧野心不死，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一九五七年，他们向党发动了一次猖狂进攻，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击下，他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一九五九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联合反华，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历史上一贯亲蒋、崇美、反共、反人民的吴晗，由于他长着花岗石的脑袋，顽固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满以为他的机会来了，便“破门而出”，披挂上阵了。他不仅抛出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这些大毒草，而且把当年反共、亲蒋、崇美的作品，也搜罗起来，出了《投枪集》，向人民群众散布毒素，再一次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向党和社会主义恶狠狠地投出了一枪。
枪是投了，但并未能损害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一根毫毛。而投枪者，却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政治教员。
对于投枪者，路也是有的，那便是向党向人民真正老老实实地缴枪。

196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