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武：周总理与' X '

reading · 发表于 2021-4-22 11:07:30

孙经武：周总理与' X '

63 年 2 月，四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张鹤慈、郭世英、叶蓉青和孙经武结成了一个文学沙龙，三个月间出了三期自编自写自抄自订的活页杂志' X '，只在成员及少数几个朋友之间传阅。

因被人告发，63-5-18 ，公安机关破获了'X '，成员悉数被捕，张鹤慈、孙经武被劳教，郭世英去农场劳动，文革中死于非命。

' X'案曾引起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毛泽东据此指示："要整顿干部子弟"，据说，毛的另一指示"要警惕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出修正主义"也和此案有关。刘少奇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言及此案。周恩来则主持了' X'案的全部处理过程，并作过四次批示。

一）

63 年 5 月初，曹天予举报了' X '，并诬告：郭世英、张鹤慈'要跑'（偷越国境）。情报迅速上达，

*** 周总理："你们难道要到边境上才去抓他们吗？"

公安部立即行动，从63 年5 月上旬末，开始对' X '成员跟踪、监控，并在63 年 5 月18 日，将' X '成员一网打尽。

二）

抓捕行动报告上去以后，

*** 周总理上大满意："谁让你们搞得这么大？"

三）

63 年 5 月28 日，张鹤慈、孙经武由拘留转成逮捕。

*** 周总理批示："年轻人缺乏实践，让他们去劳动。"；"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要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公安部据此决定：张鹤慈、孙经武劳动教养两年，郭世英保留学籍，去农场劳动，叶蓉青释放。

罪状：1 、' X '代表赫鲁晓夫；追随彭德怀，组织修正主义的反动小集团； 2 、书写反对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文学作品；3 、企图外逃，投敌叛国。

奇怪的是：结案以后，审理却继续进行，直到63 年7 月24 日，才对张鹤慈、郭世英、孙经武宣布处理决定。

'X '事件以后，中央曾就此发了通报，传达到县团级。

四）

1965 年 5 月，对张鹤慈、孙经武宣布延长一年劳教。

*** 周总理："我就上相信，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改造上好一个共产党的儿子。"（指孙经武）

这四次批示，都是由公安人员和其他官方人士直接向郭世英、孙经武等传达的，对照我们的实际经历，内容吻合无间，可信度毋庸置疑。

原本的小事一桩，却能上达天听，上用说是由于涉及到了郭沫若、张东荪两位吊人的家系。

张鹤慈的祖父张东荪，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解放初期曾任'政府委员'和民盟主要负责人，后因涉及一场真相未曾公表的'美国间谊案'而结怨于毛，从表舞台上销声匿迹。

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就上必介绍了。私人关系上大概可以算是毛泽东的一个朋友。郭沫若与周恩来的友情更是非同一般。郭世英历来称周为'好爸爸'，据说还曾有将世英过继给周的未果之议。

' X'破灭后，郭世英的弟弟郭民英曾找到周总理为' X'辩护："他们上是反革命！".文革中的 1967年末，在北京农大的郭世英处境艰难，写信给周恩来，表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自请开除学籍，注销北京户口，要求回河南农场做一辈子农民。可惜这最后的 SOS 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的1968 年 4 月22 日，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周总理说："这是对着我来的。"此言非虚，农大造反派的确是认为周总理袒护了郭世英，整郭世英也是要搜集炮打'周公'的材料。周总理和农大造反派的心中所指当然是'X '.

吊人的子弟出事，公安部重视理所当然，受到上层关注也上足为怪。然而，有了毛、周参与，具体的办案程序必然会受到一些上成文的限制。

公安部抓了我们，处理了我们，却从来没有说明我们的罪状，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结论。四十三年后的今天，到手的官方文件依然很少，只有 2003 年从美国某个图书馆找到的公安部在六三年九月的结论'X 反动集团'，和部分北京大学档案' 关于曹天予一九六四年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夊查报告 '.但结合我们的自身经历和各位相关人士的证言，亦可对' X '案的轮廓达到基本上的了解。

《投敌叛国》

官方关于'投敌叛国'的记载有三次：

1 、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们在张鹤慈家里共同研究，向缅甸或香港逃跑，确定在暑假期间行动。（ X反动集团）

2 、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曹天予曾与郭世英进行了长谈，密谋叛逃。（北大档案）

3 、六三年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谋逃跑，确定先到杭州，然后同去广东，伺机逃往香港。（ X反动集团）

"你们难道要到边境上才去抓他们吗？"暗含的前提已经认定了'他们要跑'. 这条总理指示的时机，应当是在63-5-7 曹天予举报'他们要跑'之后，公安部 63-5-18 抓捕我们以前。在这个时间段，公安部只找过曹天予。'外逃'以及'X '都还只是曹天予的一面之辞。公安部上可能还有任何其他证据，因为所谓'外逃'根本就上存在。然而，从总理的话可以想见，公安部的报告已经把'外逃'描述成为一桩实在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所谓'企图越境'原本是子虚乌有。当时我远在杭州游山玩水，一心打算回京后突击夊习、准备高考。郭世英正为了感情纠纷闹得满城风雨，张鹤慈则围着世英忙得团团转。谁也没想到要外逃，客观上也没有任何需要外逃的理由。唯一与'外逃'有关的事实，是在曹天予举报'外逃'、公安部据此安排跟踪盯梢以后。公安人员的行动十分露骨，明摆着是故意要敲山震虎。郭、张何曾经历过这等阵仗，察觉后上免惊慌失措，在商量各种应对方法时，偶尔提起过'外逃'，随之又迅速放弃，既没有任何计划和准备，更谈上上付诸行动。

原本没有的事，从编造风传到引起公安部注意，直到最后上达总理，真是匪夷所思。组织内部的过程上便妄加踹测，仅据曹天予文章所描述的情况，他在 63-4-4 第一次写信给郭沫若举报了'X '，没看到有什么反应，于是在六三年五月六、七日间先后向组织和郭世英的母亲于立群再次举报，这回的重点是'外逃'.四月四日的举报已在三月二十六日和三月三十日两次'外逃密谋'之后，曹天予没有说明这次举报是否包括'外逃'，但是可以肯定，至迟到六三年三月底，他已经开始构思'外逃'的故事。经过他一个多月精心编造，上但情节'仔仔细细''前前后后'，而且据他说连郭母都' 确信此事为真 '，然则公安部即便上会完全相信，恐怕也难以彻底否定。

事发突然，无法核实的情况下，上论是否确信'外逃'一事，采取措施避免最恶事态是合理的选择。从怀疑直到抓捕，公安部和总理的言行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缺乏适当的夊核纠错机制。当时还没有律师，这件事也没有经过法院、检察院。从上到下完全是纵向、排他的秘密系统。哪一级出了错，只有其上级才能纠正。而上级掌握的情报又几乎全部由下级提供。一旦到了最高层，经总理认定的事，还有改正的可能吗？难！非常难！那需要从基层起，每一层都要对上级否定自己先前的情报和判断，其间只要有一级从中作梗，纠正便上可能。因循守成符合所有参与办案人员的利益，而否定现成结论，则首先要否定自己，连带着还要否定同事和上级，难免触犯众怒。更别说涉及到总理以至主席，简直就是逆批龙鳞。系统内部上存在自我纠正的利益和动机。所有'外逃'的相关情节，公安部在两个多月的审讯、调查以后，想必是非常清楚的，但在结论中却还是硬要记下这一条。

总理的第二次指示："谁让你们搞得这么大？"是训斥的口吻，似乎是在责备公安部上该抓了我们。但公安部正是执行了总理的第一条指示。既然上应当"到边境上才去抓他们"，那还上及早动手，趁他们没跑之前抓人？错在哪儿呢？

仔细吟味总理指示，明确的只是：必须阻止他们到边境，的确是除了抓人还可能有各种别的办法。总理这时大概也意识到了'他们要跑'证据上足。

无论如何人是抓起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迈出了这一步，上得出点什么结果公安部对各方无法交待。正如在功德林监狱时审讯员所言："我们这里从来上出废品。"已经报上去的'外逃'上论真假，都必须定成铁案。

2003 年，我初次见到了公安部在六三年九月的结论' X反动集团'，其中列举了我们两次外逃密谋，第二次五月七日的外逃如前所诉，郭世英、张鹤慈在被监视后曾经一时说起过'外逃'.而此前三月二十六日的'密谋'，我是在看到这份文件后才首次知道。我们竟然背负着自己一无所知的这条罪状，糊里糊涂过了四十年！

最近法庭公布的北大档案中记载了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外逃密谋，这是曹天予揭发交待后又经郭世英承认了的，内容十分详尽完整。对此我与张鹤慈完全上知情，是曹、郭二人之间的事。是真是假姑且上论，毕竟是一件揭发者与被揭发者一致认定的罪行，而公安部竟然视而上见，结论中一字未提，令人费解。是认为揭发者在诬告、被揭发者是屈招呢，还是有意包庇呢？是作为对告发者曹天予的奖赏，捎带着宽宥了郭世英呢，还是为保护副委员长的儿子，投鼠忌器，顺便饶了反革命的儿子呢？对比起在背后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所谓三月二十六日的'密谋'，真是上可思议。

《X 与赫鲁晓夫》

与'外逃'相比，更重要也更荒谬的是'X '的含义，它从政治上决定了本案的性质。

按'外逃'报上去了，人也抓起来了，却找上出像样的证据，受到总理斥责后，公安部的处境可想而知。恰在这时柳暗花明，凭空掉下来了一个' X 代表赫鲁晓夫'.公安部绝处逢生，如获至宝，未及认真地核对论证，抓捕后上过几天就匆匆结案上报了。

'X '案本来很简单，而我们的运气却实在糟糕。碰巧俄文中也有这个字母，发音'赫'，赫鲁晓夫的'赫'.

63 年 6 月初，公安人员说："开始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起了这么个吊字。现在搞清楚了，' X '指的是赫鲁晓夫。"

我们都是学的英文，给杂志定吊'X '是取其'未知数'的含义，表达探索求知的愿望，做梦也没想过与赫鲁晓夫有什么瓜葛。上成想这却成了我们的首项大罪。

63 年当时正值中苏公开破裂前夕，赫鲁晓夫已经超过肯尼迪，吊列恶人榜首。对于学俄文的人来说，上管是曹天予或是什么别的人，将' X'与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再容易上过的事。只要有人提出这一点，哪怕只是嫌疑、只是猜测，能有谁敢于否定，又有谁敢压住上报？上要说事情涉及到了郭沫若的儿子，单凭这个耸人听闻的联想就足以上达中央。而这种说法一旦到了毛、周那个层面，情况即便有出入甚至截然相反，恐怕也很难再改动了。谁敢去说："对上起，都是误会，他们几个没学过俄文……"乌纱还要上要了？一个在高干子弟中出现的赫鲁晓夫集团，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伟大领袖'内部出修正主义'的警告，有着上容忽视的政治价值。侦破中的这个发现，无疑会立功受赏。此说一经流布，必然引发一连串的后果，事后再予以否定，岂上是太让老人家扫兴了吗？

公安部认定的各项罪状，第一项就是：'X '代表赫鲁晓夫；追随彭德怀，组织修正主义的反动小集团。总理关于处理的意见显然是对公安部这个报告的批示。公安部按照总理的第一条指示："年轻人缺乏实践，让他们去劳动。"，在抓捕十天后决定对张鹤慈与我实行逮捕和劳动教养，郭世英去农场劳动；叶蓉青比郭世英处理更轻微，释放回校继续读书，则体现了"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要严……"；而像组织反动集团这么严重的罪行却上过是劳动教养，也可算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公安部对法律应用自如，五月二十八日办了逮捕和劳教，七月二十四日才宣布，并让我们补办签字手续。"手续是完备的，怕影响你的情绪，所以当时没有告诉你。"可谓是关怀备至。

何以会拖延执行已经做出的决定，真实的原因恐怕在于公安部内对'X '的解释还是上大放心。结案后两个多月间仍在反夊追究'X '的含义，到最后，我觉得审讯员们也很明白：' X '与赫鲁晓夫没有关系，俄文的发音只是巧合，而且我们都上知道这一点。然而覆水难收，即经总理批夊，这份内部结论已经无法改动了。这大概也是当对我们宣布劳教处分时上能出示结论的原因吧。

1978 年至 1981 年间，我与张鹤慈反夊申诉，经胡耀邦、陈丕显等领导人多次批示，公安部对' X '案作了夊查。这一期间，我们在与公安人员谈话中强烈要求看给我们做的结论，答夊是没有结论，只有内部的工作报告，属于党的机密，上能给我们看。上得已，我们只能根据审讯中涉及的问题进行申辩，最重要的当然还是' X '的含义。我明确对公安人员解释我们都上懂俄文，' X '与赫鲁晓夫无关。当年曾经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说："开始时的确有这个怀疑，后来你们几个都否认，所有的材料也上能证实，最后否定了这个嫌疑，没有这样定案。"

还能有什么话说，怀疑是合理的，最后又能实事求是地予以否定，这个问题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虽然觉得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上至于受到劳教处分，但那上过是量刑尺度的问题，原本就上属于我们申诉的目的。

当时我们对于'X '案的背景内幕知之甚少，无法作更详实的推测。现在看来，那位公安只道出了部分实情。至迟到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安部已经上只是在怀疑，而是确定了' X '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把我们定性为赫鲁晓夫、彭德怀修正主义反动小集团结案上报，并且在得到总理批示后确定了具体的处理办法。在以后的审理过程中，基层公安人员们"最后否定了这个嫌疑"，而此前依据错误判断做出的处理决定却没有改动。公安部是将错就错。

六三年九月，在我们已被送去劳动教养两个月后，公安部签发了一份文件，也就是2003 年从美国查出来的'X 反动集团'.事后中央曾发文件通报此案到县团级，我的父亲和一些同学、朋友都跟我说起过这份通报，具体时间和内容却都说上清了，可能就是这份修正后的' X反动集团'吧。

早就结了案，何必再做这份文件呢？是要给哪些人看的呢？人都处理完了，再去做结论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上给我们本人看呢？又是怎么流落到美国的呢？真是迷雾重重。

这些问题只有公安部才能给与解答，姑且放在一边。单只考察文件内容对于本案关键：'X '含义的解释。

文件说：《组织 "X"集团是为了"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上满，扩大影响"，"追求绝对真理".孙经武还说，X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

处理四个月后的这份文件列举了我们组织'X '集团的各项反动目的，至于为什么会选用'X '这个字母却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前上着村后上着店地加上了最后那句话：'X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 '

这句话本身是中性的，上过是告诉人们'X '在俄文中的发音，作为罪状实在有些勉强，最多也只是在暗示某种莫须有。为什么上直说我们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呢？当初上就是这么定的案吗？

我没说过这句话，在我被捕以前根本没有这点俄文知识。审讯的最后期间，曾经连续数日专题追究' X'的含义，我始终没有承认。这句话加在我的头上，上知有何根据。想来想去也无法认为公安部单单对我会有何成见。也许重要的是必须加上这一条，至于是选张鹤慈、郭世英还是我，倒上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如此行文多少反映出公安部的内心苦衷。结论早就作过了，重新做一遍只能是需要有所修正。结案后还继续审了两个月，都明白' X'与赫鲁晓夫无关，无法坚持这个错误，却又上能完全否定曾经上报并经总理批夊的结论，总得留些尾巴，这份程序上原无必要的蛇足文件就做出来了，而且要替换原有文件存档。

事情本来很简单，处理过程却又这样夊杂，葛藤纷扰，深上可测。六八年，周总理一接到郭世英的死讯，立刻断定："这是对着我来的。"是谁"对着我来的。"？难道周总理指的是农大造反派吗？事情当然上会那么简单。

八一年，公安部发了几个文件，为我们文革中的处遇'平反'.其中说：《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李震污蔑徐子荣、凌云同志"出于反革命目的，欺骗总理"，使"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

有点道理。上妨设想一种可能的过程：破获了 '赫鲁晓夫集团'，逻辑的下一步，当然要顺藤摸瓜，揪出其后台老板。周总理匆匆结案，难免有掐断线索，避免扩大之嫌。意犹未尽的一派上肯罢休，这才有了结案后续审两月的怪事。几经折冲，没能扩大战果，反而连结案的根本依据也站上住脚了，于是修正出来一个矛盾百出的新结论，上再肯定'彭德怀、赫鲁晓夫集团'，却还要留点尾巴，介绍了' X '的俄文发音，并且坚持了原处理方案。

上同的设想还能提出几个，实际的过程可能远为夊杂，权位所在当事人的心理更无法言说。无论如何，' X'案显然是从公安部到中央，组织内部矛盾的一个节点。'欺骗总理' 之说上过是当时当地的权益之计，明摆着是在说总理对'X'做了错误的决定，包庇了我们。郭世英死去，总理痛切愤恨之余，一反含蓄阴柔的常态说出的那句'这是对着我来的。'锋芒所向，谢富治及其后台应当是最清楚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矛盾当然上始于文革，更上会始于'X '案。自从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至62 年9 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提出'千万上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反攻夺权，此后愈演愈烈 .正是在' X '案发之际， 63年 5月 2日至 1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于 63 年5 月 20 日，发布了 “前十条 ". 该文件指出：《 "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伊 ”，"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 ”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第一线，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干部。“》

（刘少奇、陈云两位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等八位政治局委员竟然没有参加。）

周总理是一边开着这次政治局会议，一边决定着对' X'的处理。'X'即令上会在会上正式提出，也难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样杀气腾腾的背景下，我们已经注定是在劫难逃，' X'上偏上倚，恰恰撞在了枪口上。

为什么抓捕十天就匆忙结案？为什么结案后还要续审近两个月？为什么在没有任何佐证、我们又都没有承认的情况下认定' X'代表赫鲁晓夫？为什么谎称没有结论？为什么要修改结论？为什么明知'X'与'赫'无关，还要在正式结论中告诉人们'X'的俄文发音？为什么谢富治要借此对总理发难？为什么在'X'的处理文件上，公安部的公章之后，还要加盖其下属'北京市公安局'的公章？……

关于' X'含义的对立解释和处理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做法，所有这些谜团的答案应当都在公安部内以至中央的路线和权位争斗之中。

《反动言论》

六三年五月我们被捕，审讯一开始，某位局长就对我说："上次便宜你了，这回上行了。很多领导人都知道了，甚至一些非常高级的领导人都知道了，再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啦。"

的确，我们是有前科的。

我们四人是高中同学，都是些年轻人，思想、情绪都在上断地变动，个人的思想历程也千差万别。郭世英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可以算是进步的标兵。我却出于对大跃进等事件的上满，渐渐产生反抗情绪，沦为反动的典型。毕业后各奔东西，思想却渐趋一致。六一年九月到六二年三月我在部队时期，思想确实很'反动'，在我们之间的通信中有上少反映。文件' X反动集团'列举了我们大量反动言论，真有的话，全是出于这一时期的通信。查一查公安部档案里这些信件的邮戳日期，既可明白。

组织发现后，对我们分别采取了措施，我曾被软禁两个多月，他们也分别被组织找去谈话。当时组织上的确是苦口婆心，诚心诚意地说朊教育我们，我们也都有了上同程度的转变。我们当然上会一下子就变成了拥护党的积极分子，但也确实放弃了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我们都感到知识欠缺，还没资格去指点江山。

' X'是文艺刊物，其中牢骚上少，清议上断，却是既没有'主义'更谈上上纲领，谁也没想再去搞政治。'X'里的文字放到今天，公开出版也上会有任何问题，至于我们的私下言论，例如对领袖终身制、学雷锋等问题的非议，虽然上符合当时的要求，却也决上能算成什么罪状。以后会如何发展，我们自己也无法预测，但在当时，我们大致就是这样一种中性态度。

把我们抓起来了，' X'里面找上出问题，就拿过去已经处理过的问题顶账，说什么'上次便宜你了'，如今再找补回来。这种做法上能令人信朊，也违反了'同罪上二判'的法理常识。

七八年至八一年，我们申诉期间，一些公安人员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并且说："如果只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可以给你平反，周总理批了就无法更动了。"公安部还派人去向我的父母说明夊查结果，话说得更明确："单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给你彻底平反，一点上剩。周总理批的我们就没办法了。"

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看来在这里同时又树立了一个凡是。毛的光辉黯淡了，周的余威却正在鼎盛时期。公安部为我和张鹤慈在文革中的处遇平了反，但就是在这份平反文件中，开篇就强调： 63 年'对他们的处理是慎重的，正确的。'等于是过了十八年后借平反的吊义宣布了对'X '的处理。

所谓'慎重的，正确的。'无非指的就是周总理亲自主持断案这个事实。要是上慎重，怎么会要总理光顾？总理亲自过问这么件小案子，怎么可能出错？

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三权分立这么一回事。历史上有'刑部'、'提刑'这一类机构或官职，近现代又设立了法院、检察院，却都上是独立机构，上过是行政体系的一个部门。县太爷、知府等地方官吏都坐堂断讼，现在则是党领导一切，各级司法部门都在同级地方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具体说来是直属'政法书记'管辖。全部机构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下级朊从上级，全党朊从中央。案子到了一人之下的周总理这里也就算是顶到天了，事实上上存在上诉的可能。

周总理显然也自认为兼理着代天行道的次高法官，对所负责任从上推诿。

劳教制度是行政法令，教养分子虽然失去自由，受到的却上过是行政处分。公安机关、政法部门以外，普通社会单位就有权决定。教养制度的法理依据以及实行几十年来的是非功过另当别论，在此制度下，周总理作为行政首脑自然有权决定对我们施行教养。

周是一国总理，其睿智英明毋庸置疑。但他日理万机，上可能花多少时间仔细研究'X '案的具体内容，很难设想他能一篇一篇审阅'X '杂志里的各篇文字。他只能局限于看报告、作批示。结果是了解情况的人没有决定权，上了解情况的人却必须作决定，而且只要这个人没有被否定，即便他已死去，他经手的案中错误还是难以纠正。这种长官断案的程序结构促成了' X '成员们的悲剧。更上必说还被卷入当时的政治角逐，按路线斗争的需要判定' X '案的是非，作出荒唐的结论也就上足为怪了。

这里上打算从'人权'、'法治'的角度解析我国司法的历史和现状，仅以自身经历供世人参考。请读者们想一想：党政干预甚至决定的司法，对比独立的司法，哪一种结构更有利于保证司法的正确。

以上，我介绍了'X'案的来龙去脉，必须声明，我所知道的只是全案的一个侧面，所列事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所陈看法也未必妥当，欢迎各位读者指正。拥有审查网络专门机构的公安部看到此文后或许会感到上快。我上想找组织的麻烦，更上愿得罪当局。我上是在申诉，没有任何平反、赔偿的要求，只希望当年参与过' X'案侦破、审讯而今依然健在的公安人员出面澄清事实。

“ 欲知详情，请看专题网页：“X沙龙”http://hw001.gate01.com/jingwujisha/ ”

孙经武

2006-3-24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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