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铎：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reading · 发表于 2021-4-14 23:19:02

1966年，“文革”运动初期，9月5日趁“停课闹革命”的空闲，乘“革命大串联”的东风，我由成都回到重庆，到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探望父母。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那一天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记，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仍萦怀心头“时时暂到梦中来”。

这是那个动荡年代里的普通一天，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很难理解。但那一段历史不应被遗忘，“青史有书殷鉴在”，历史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01.“速死为乐”的吴宓教授

1966年9月5日上午，在西师大操场正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批斗副院长方敬和王逐萍，他俩都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人分别站在主席台的两端，戴高帽子，弯着腰。陪斗的有各系的“牛鬼蛇神”109人，其中就有中文系教授、国学大师吴宓。吴宓被带上“反共老手吴宓”的木纸牌，驱往大操场，站在主席台前作为陪斗。

我在大操场周围看到几篇有关吴宓的大字报。

一篇是《吴宓在课堂放毒》的大字报。写在课堂上一个学生提问，他对“况乎”这种古文结构的用法不够领悟，请老师能否举一结合现实的例子。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七两，平均每餐只有二两多。所以吴宓未加思索，随口举例说：“三两尚且不饱，况二两乎？”这句话被揪住不放，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还有大字报写吴宓说过“五四时期不知有毛泽东”，还说“宓恨吸烟人”。毛主席吸烟，说明吴宓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从五四时期就反对毛主席，是个老反革命份子。大字报还揭露，在批斗吴宓时，吴宓回答：“五四时，未知有毛泽东，确是事实。”并不承认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因而大字报最后咒骂吴宓：“顽抗不写《交待罪行材料》，自言未尝公开反党，尤为混账，小心汝之狗脑壳。”

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年七十二，再多在世二三年或七八年均无足轻重，宓个人无足忧，死亦不足惜。宓惟忧今后无人能读中国经史旧籍；惟惜《清史稿》以后，中国遂无正史，私家史料亦不得保存；惟痛中国文字之破毁，中国文化之灭亡耳。”

对批判吴晗，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认识：“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之愚忠耳。”

吴宓看重人格，看重精神，看重学术与文化，他欣赏老友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追求遭到政治运动的无情摧残。以至吴宓在运动初期的日记中写道：“宓发言一次，仍嫌自抒已见，恐遭责诋，尚不如与人雷同，无所别异之为愈也。”吴宓所写的日记被抄家抄走后，被批为“反动日记”，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以后吴宓被编入劳改队，他杵着藤杖，年老体衰，仍不得不参加劳动。劳动时藤杖被顽童偷走，掷入粪池，飘浮粪池面上，柄露于外，吴宓捞出洗后，多日犹有秽气。此时吴宓已骨瘦如柴，顶秃鬓霜，髭须斑白。穿一件旧汗衫，背带裤的背带已断，用两根鞋带充当背带挂在肩上。可以说斯文扫地，完全失去了知名教授的风采。

面对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吴宓身心疲惫，心怀恐惧。早在1957年吴宓就写下“我生不辰，速死为乐”的文字，表示了希望从这种思想的痛苦中解脱的想法。到“文革”中，经一系列批斗，抄家，关押，劳改，终于使吴宓心灰意冷，采取了绝食行动，以求一死。但他被强迫鼻饲，使他求死不成，反增折磨和痛苦。这使吴宓意识到，这年头，死也是没有自由的。吴宓被迫继续屈辱地活下去。

02.产生幻觉的干妈

批斗大会散会后，我在路上看见一个教师（听说是个华侨），正戴着高帽子游校园，路遇一担粪农民，他听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农民二话没说，舀了一瓢稀粪淋了他一身。这位华侨教师只有自认倒霉。

我在行政大楼前看见几十个外地来的学生正静坐示威，他们要求西师校筹委会（领导“文革”运动的领导班子）接见他们，并进行对话。但筹委会拒不接见，所以他们就静坐斗争。我想到自己也是一个外地归来的学生，应该互相支持，所以就稀里糊涂地加入到静坐队伍中。这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眼看天黑下来，斗争也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终于从静坐中脱身出来。但我还不急于回家，我想先到各处转一转，看一下大字报。

到处都是大字报栏，各教学楼，林荫大道两旁，行政大楼前，图书馆前都布满大字报栏，贴满大字报。白炽灯，荧光灯照得如同白昼。虽然已晚上10点过了，观看大字报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在大字报栏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我的干妈。干妈叫涂有芸，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涂有芸学生时代是我妈妈的同学和好友，所以从小我就认了她为干妈。干妈的夫君姓潘，是父亲的老朋友，潘伯伯是西南师院副教务长。潘伯伯在6月份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被红卫兵抄了家。

在荧光灯的光照下，干妈脸色铁青，我正想上前和她打个招呼，干妈却转身默默地走了。看来干妈不愿在这种场合和熟悉的人说话，宁愿装着不认识。

我望着干妈矮小瘦弱的背影，又想起干妈的种种好处来。读中学时，每个假期我都会拿着父母的借书证到图书馆找干妈帮助借书，大包小包地背回家，然后是疯狂地阅读，像干渴的土地吮吸雨露，那是生活中一种极大的乐趣。

干妈有一个儿子叫渝生，比我大一岁，我视为自己的兄长，经常一起玩。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俩打了一架，事后渝生一个多月都未理我。干妈伤心地对我妈妈说：“你家老三太狠心了，把我家渝生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干妈虽然生气，但很快就原谅了我。

我初中毕业时，干妈送给我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示祝贺。并和潘伯伯带我和渝生到澄江镇吃江团，鲜美的鱼肉令我唇齿留香，大饱口福，以后还经常回味。干妈只有一个儿子，家里经济条件好，生活过得很潇洒，常常可以“下馆子”。

9月5日晚上见到干妈之后，过了一年多，干妈生病住院，面孔消瘦，病容憔悴，精神恍惚，乱说胡话。我的父母去看她，一见面她就说：“江青和周总理来了，你们知道吗？我向首长作了汇报，他们对我很了解，说我吃过苦，身体吃了亏，嘱咐我多注意营养。首长讲老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被人殴打，要送重医住院。”干妈由于精神受剌激而产生了幻觉。

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大人物，首长身上，而早在一百年前欧洲的老百姓在《国际歌》中就唱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心灵解放之声。

以后西南师范学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战场，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打出学校。我的父母也成了难民，逃离家园，到亲戚朋友家避难。这期间几个月未发工资，全靠干妈在经济上的接济，才使我家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所以我对干妈内心充满感激。

干妈没有盼到“文革”结束的“拨乱反正”。1968年，她带着遗憾，带着幻想离开人世。干妈的去世对我震动很大，我不明白一场革命运动为什么要伤害普通老百姓。像干妈这样温和、善良，与世无争的人，却逃脱不了运动的冲击和迫害。

03.欣赏《燕山夜话》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外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我在外语系的大字报栏前看到有关父亲的大字报：《李峻岳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定要把李峻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揭深揭透》，有几十张之多。父亲一向喜欢暴露思想，不忌生冷，毫无顾忌，自认胸怀坦荡，“无事不可对人言”。运动一来便成了大字报的材料。

我看了看，有父亲在组织生活上暴露的活思想，有日常琐事，有教学思想上的问题，有红专关系问题，有些甚至是搬弄是非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上纲上线的东西。但我看到一条要命的揭发材料：有位教授曾对父亲讲“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原是电影演员蓝苹”，这位教授解放前在上海认识蓝苹，蓝苹从上海到延安去，他还参加饯行。

这位教授说：“谁知以后竟和毛主席结了婚。”父亲说：“主席一切都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后来回忆他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他一次向支部书记汇报有关江青的传闻，书记说了这句话，大字报把这句话扣在了父亲头上。）

这是一条可以定大罪的材料，父亲立即写了申诉材料。万幸处在西师这个大环境中，水深林密，还有不少“大老虎”“大反革命”在前面，加上父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没有被揪出来陪斗，游街，也没有划入“牛鬼蛇神”之列。

我在父亲的大字报中赫然发现了有关我的内容。大字报中揭发父亲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连他的儿子都读《燕山夜话》，并带到附中毒害同学，以后还带到川大去毒害同学。

读《燕山夜话》确有其事。1961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文章短小精炼，切中时弊，妙趣横生，富有寓意。父亲喜欢掌故，爱记典故，因为喜爱，也好搜集典故，所以对《燕山夜话》很感兴趣。《燕山夜话》在报上刊出后，每满30篇左右又分集出版。每出一集，在北京读书的姐姐就购买寄回，由父亲先阅读，然后我带到附中阅读，并未借与他人。

“文革”中邓拓被打为“三家村”老板，《燕山夜话》被打为“大毒草”，5月17日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决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这之后父亲将《燕山夜话》缴到党支部，政治辅导员还拿给学生传阅，让大家见识“大毒草”，何来带到川大去之事。

那个时代的大字报，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都可以写上去，揭发者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只会被领导认为是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表现。

到深夜12点过，我才踏上回家的路。当我站在熟悉的家门前时，见父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我轻轻敲了敲门，隔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开门的声音。门打开了，父亲脸色苍白，一脸惊慌的神情，母亲、弟弟紧随在父亲身后，一家人都未睡，还以为是造反派学生连夜来抄家了。及见到是我回来了，才松了一口大气。但当时父亲张煌失措的表情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忘。

父亲虽然提心吊胆，但始终未被抄家，这也算是不辛中之万辛。但被革命风暴吓坏了的父亲仍自己挑了一担书上交。其中有《石头记》《芥子园画谱》《圣经》等中外古籍，还有祖父留下的《家谱》《我的经历》。这些书和材料都有去无回，特别是祖父的《我的经历》记述了从清朝到抗战几十年间祖父不一般的人生阅历，丢失了是太可惜了，我曾深为惋惜。

1966年9月5日在西南师院大操场被斗争的109位干部和教师，在那一天一定难以入眠，包括他们的家人。正如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从此宓等成为“罪人”，亦即人民专政对象之“敌人”，即是牛鬼蛇神，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红卫兵之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不能自由。

“文革”结束后，一位作家对“文革”作了如下总结：“一人兴奋，八亿人失眠。”真是太形象了。

“文革”后父亲又买了一本新版的《燕山夜话》（合集）。父亲去世后，我把这本书从父亲的书架上取出收藏，作为那段历史的纪念。

2009年7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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