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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发动
批判“三家村”与开展“四大”
1966年5月26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讨论西北局《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指示》,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成立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止5月底,全县召开声讨会586场次,写批判文章1145篇,形成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罪行声讨、批判的高潮。7月17日至10月15日,县委举办913名中小学教师参加的集训会,100余名教师受到批判,其中16名被开除公职,16名被逮捕,8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7月22日,县委召集县级干部和中小学教职员工1000余人,批判胡耀邦、赵守一、戴云等所谓陕西省的“三家村”,重点揭露批判戴云在眉县的几次讲话。随后,县级机关各党总支、支部、各公社党委分别组织了座谈会。
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和曹轶欧、王力、关锋合伙炮制的评论员文章后,全县产生了强烈反响。眉县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闻风而动,点名批判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同时,由于对形势问题的认识不同,对某些领导的态度不同而产生了所谓的“造反派”(“新眉中”)与“保皇派”(“红眉中”)的斗争,教学秩序大乱。9月初,眉县中学学生贴出了“揭开县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大字报,批判县委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委副书记郝宗武、薛剑鸣被点名。群众在街头大辩论,逐渐形成派别。大字报越来越多,凡领导干部多被冠以“走资派”的帽子而受到学生及群众的揪斗。
大搞“红色海洋”
1967年初,全国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全县所有机关、学校、社队、企业,将大街小巷显眼的墙壁用红漆涂抹,再用黄漆、白漆书写毛主席语录,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学大寨”等,涂抹之广,书写之丰,难以胜数。一时间,红漆供不应求。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大门口,农村生产队在村子里显眼处建有红色语录牌、语录塔。1968年2月,县“革委会”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同时,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全县各行各业的群众给显眼的常用物品上绣“忠”字,喷涂“忠”字,男女老少学跳“忠”字舞。所有单位,上至县级各部门,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办公室和贫下中农家庭,都设置“请示台”“忠字堂”(正厅显眼墙壁上,画光芒四射的红太阳,下边是汹涌波涛,最底下则是朵朵葵花,前边陈列着瓷制或石膏制的毛泽东塑像,两边用红漆刷写“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标语),工人、干部上班,农民上工,都要到“请示台”前向毛泽东进行所谓“请示”,下班、下工则要去“汇报”。社员户、干部职工的房子都张贴毛泽东画像,陈设毛泽东塑像,也要“早请示”“晚汇报”。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在饭前还要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迟到的人要补背、补唱。男女老幼都要佩戴毛泽东像章和“语录本”。汤峪公社几位妇女将大米、小麦、高粱染成红色,镶成“忠”字,来表现她们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和热爱。在各种会议前,都有一人领头念:“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下边群众高举红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本,大喊两声“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用同样的方式再喊一遍“祝毛主席最新密的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每个人发言,都要说这两句话,谁不这样做,谁就不忠于毛泽东,就要受到“帮助”或批判。县革委会,常兴、眉站两个火车站,槐芽中学、眉县中学、县人民医院、槐芽粮站等大单位,在院内或门前广场用水泥塑了毛泽东全身像,以示“忠诚”。林彪机毁人亡后,“请示台”“忠字堂”、毛泽东像被销毁,早请示、晚汇报终止,各处刷写的毛泽东语录部分被涂掉。
附:“全日言行毛泽东思想语录化内容”。
一、早请示:
1.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2.向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敬礼。
3.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我们的誓言是: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永远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
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永远忠于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
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
4.学习最高指示(结合形势、任务选定)。
5.放声高唱《东方红》。
二、早操口令:
1.集合——共同高呼:“团结紧张”!
2.立正——共同高呼:“立场坚定”!
3.稍息——共同高呼:“以利再战”!
4.向右看齐——共同高呼:“端正方向”!
5.向前看——共同高呼:“放眼世界”!
6.向右转——共同高呼:“斗私批修”!
7.向左转——共同高呼:“坚定不移”!
8.向后转——共同高呼:“修正错误”!
9.齐步走——共同高呼:“步调一致”或“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
10.正步走——共同高呼:“勇往直前”!
11.跑步走——共同高呼:“只争朝夕”!
12.解散——共同高呼:“自觉革命”!
另外,还有专门的语录操。
三、开饭 (以班组为单位或以部、室为单位)
1.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2.学习最高指示。
3.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四、天天读:
1.以组为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
2.如有来客时共同学习。
五、办公:
1.打第一次电话时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2.第二次以后的电话,第一句是“为人民服务”,对方对答“完全”“彻底”。
3.下班前接电话时,第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对方对答“要斗私批修”。
4.接待来客时,首先向毛主席请示,根据问题内容,选学最高指示,离去前向毛主席汇报。
六、晚汇报:
1.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2.学习最高指示。
3.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学生串联与破“四旧”
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数次接见赴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消息,强烈地吸引着对毛泽东极度崇拜的红卫兵及革命群众。9月23日,“眉县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赴京参观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外地师生接待站成立。10月底,全县各中学300余名“红五类”学生,在县城统一集中听县委领导讲话后,坐火车奔赴北京呆了20余天,目睹了北京到处张贴大字报,到处进行批斗、游行、辩论的场面,与外地学生教师交流了“经验”。11月11日,坐汽车接受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25日后,相继回眉。12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一些学生到眉县串联点火,鼓动造反,煽动揪斗“走资派”。18日,县委常委被迫分头检讨县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此后,全县掀起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想泛滥成灾,“横扫”“火烧”“罢官”之风刮遍全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不少党员被打成“黑线”人物,受到围攻和责难。同月,在外地学生的鼓动下,本县多数中学生及一部分小学生三三两两到外地进行串联,有的徒步去延安参观革命圣地,有的去武汉,有的还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1967年元月,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学生中的“新”“红”两派开始砸门扭锁,抢印章,夺校权,揪斗教师。“新”派批书记,“红”派批校长,而且两派互相批判。串联范围主要在本县,学生走向农村、工厂、机关。少量的群众也开始串联。
1967年春,全县开展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一切含“古”、涉“外”的东西统统被打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货,统一被“破”。学生打先锋,大部分干部、职工、群众也积极响应。古庙有的被拆除,有的被改为仓库、磨面房,旧房屋上的脊兽被砸烂。
眉县“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查抄金银珠宝和书刊等处理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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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处 理 情 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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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抄 项 目 ┃ 查 抄 数 字 ┃ ┃ ┃ 丢 失 数 ┃
┃ ┃ ┃ 上 交 数 ┃ 退 还 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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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个) ┃ 14606 ┃ 1244 ┃ 2177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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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个) ┃ 159 ┃ 150 ┃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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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玛瑙(个) ┃ 3 ┃ 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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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制器(件) ┃ 43 ┃ 40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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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本) ┃ 170 ┃ 107 ┃ 58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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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制品(件) ┃ 696 ┃ 312 ┃ 357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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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铝制品(件) ┃ 507 ┃ 50 ┃ 405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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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个件) ┃ 2941 ┃ 241 ┃ 2338 ┃ 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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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山上的亭、台、池、洞、庙宇、殿阁多数被毁,致使胜迹难觅,游客无栖身之地。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在故乡横渠的塑像被砸烂,“张子故里”的石碑被搬倒,大镇迷狐岭上的张载古墓被夷平垦为耕地,百亩大的橡树林被一砍而光。马家镇车圈王家台长3米、宽2.5米的“王氏祖案”(布质粉彩画,上有唐宰相王珪、驸马王敬直、医学家王焘、大理寺少卿王遂四代的官服画像),被当做封建主义遗毒而拿去给生产队晒棉花。位于槐芽曾家寨清初文学家李柏的祠堂,被改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古旧书画,不分精华与糟粕,诸如《唐诗三百首》等被整箱整柜烧掉。妇女的金银首饰均被收交。是年10月,3/4的公社和绝大部分大队、中学、小学、企业换了新名称、新印章,诸如东风、红旗、向阳、八一、东方红等地名比比皆是。直到1969年初,才相继恢复了原名。1973年8月,对破“四旧”中所查抄的金银首饰、珍珠玛瑙、书籍等物做了退赔处理。
造反夺权
1967年1月,本县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纷纷成立了“造反司令部”或“大无畏”“驱虎豹”“缚苍龙”“反到底”“东方红”等名称的战(武)斗队。因观点不同,很快汇成“新、红”两大派别。他们严重对立,各自佩戴红袖章,手举红旗和“毛主席语录”,上街游行,敲锣打鼓,张贴大字报,高喊“打倒”口号,冲击各级组织,揪斗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夺取他们的权力。1月27日,中共眉县委员会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至2月17日,县委领导成员在“造反派”联合成立的“监督组”的监督下进行工作。18日,县委领导成员被“造反派”宣布罢官,县委领导权完全被夺。7月,全县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混乱局面,各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权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相继被夺,原领导靠边站,接受批判、教育或劳动改造。8月,“新”派造反组织在“砸烂公检法”口号的唆使下,以公检法“镇压群众运动”为由,冲进公安局抢走了178宗刑事卷宗和许多揭发材料、会议记录等,砸碎了公检法和派出所的牌子,成立了所谓“眉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公检法的领导均遭揪斗。9月,县人武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下设农林、财贸、工交、文卫四个办公室,主管全县工作。从此县委和人委的所有组织和机构被全部撤销。县委、县人委各部、局领导分别被加上“走资派”“叛徒”“特务”“小爬虫”等种种罪名,强戴高帽,挂牌游街,接受批判。
“三支”“两军”
1967年夏末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8145部队驻眉五坳农场一连,在眉县造反派的请求和上级的指导下,介入眉县“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农场生产科科长吴瑞谦就任县武装部政委。9月“支左”部队对县公、检、法机关和电信局、气象站实行军管。1968年2月18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吴瑞谦以军方代表身分任“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下设的各组进驻一名解放军代表。随后,公社和大队成立“革委会”,都由军代表点头表态。“支左”部队支持“造反派”中的“统指”派,压制“总司”派,致使武斗禁而不止,不断升级。在县革委会机构中,“统指”派成员数量很多,而“总司”派却无成员。1972年,按照中央的决策,眉县同全国一样,部队撤走,“三支”“两军”,宣告结束。
组建“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批准成立眉县革命委员会。2月13日,由解放军宝鸡地区支左委员会派员主持,在眉县中学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告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县革委会有38名成员,其中领导干部6名,军代表6名,群众代表26名。主任薛海平(原县委书记),副主任辛述峻(原代县长)、高海峰(群众代表)、吴瑞谦(军代表)、常好仁(县武装部部长、军代表)。至此,县委和人委的权力完全被取代。1月至9月,各公社也相继建立了所谓“三结合”的“革委会”,成员中群众代表和骨干分子就有468人。县“革委会”成立后,很快发动了“三忠于”“四无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动。至1969年3月,全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4100多期,参加学习达20多万人次。154个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演“样板”戏,大唱革命歌曲,大跳“忠”字舞。同时,大肆清理阶级队伍,要求“挖大头、抓幕后,揪现行”,对那些“恶毒攻击”中央、中央文革、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反革命分子和违犯“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动群众摆敌情,忆怪事,找坏事,查疑点,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深挖阶级敌人;要分化瓦解敌人,利用矛盾,打开缺口;……要对阶级斗争复杂,运动进展迟缓的‘老大难’单位,组织精干的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捅开‘马蜂窝’,要抓内查外调,把大揭发与大批判结合起来,要打‘联防战 ’”。眉县地下共产党和渭北、鹦鸽两支游击队中几十名为革命历经艰险的同志被当做“叛徒”’特务”“一贯道”“自首分子”“敌伪骨干”“土匪”“变节分子”受到群众专政。还有许多其他革命干部、职工、群众惨遭迫害。县“革委会”对于造反派组织的态度有所偏颇,武斗不仅没有减弱,还不断升级,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日益严重。
斗、批、改
1968年8月,县革委会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革委会和解放军驻眉支左部队创办了《斗批改战报》。嗣后,200多名工人和贫下中农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几个中学和所谓的“老大难”单位,领导和组织革命大批判,批判所谓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及其在西北局、陕西省、眉县的代理人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薛剑鸣(原县委副书记)、童斌海(原县委组织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批判一切有“问题”的人。4月,“宣传‘九大’,落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57人在红旗公社(原齐镇公社)进行继续斗、批、改的试点。以后,全县举办了多期“九种人集训班”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家属学习班,交待政策、落实问题。对武斗中的重大事件逐一进行了清查。“斗、批、改”揪出了武斗中的首恶分子,使一些人受到了刑事、行政等处理,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更大的混乱。
工、贫宣队进驻机关、学校
1968年下半年,本县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和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成立了“眉县革委会工、贫宣队领导小组”。工人、贫下中农代表184人,进驻200多所中、小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第一位,各学校开设了“毛泽东思想课”,把“老三篇”作为教材,召开“天天读”讲用会,开展“三忠于”“创四好,争五好”活动,组织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到农村去,片面宣传毛主席语录,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有的学校甚至将所谓“阶级敌人”拉上课堂进行批斗)。组织学生批判“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学校被政治的波涛淹没了,学生很少有时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1969年7月,本县在槐芽召开233人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作会议,交流“经验”,提倡推广东风公社“民办公助”(小学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制,有利于所谓“贫下中农管理”)的做法。11月,贫宣队进驻全县11个粮站。1970年,贫下中农进驻银行、信用社。驻校贫下中农代表抓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打扫卫生,管理后勤。1974年春,驻县属中学贫宣队撤离。驻各七年制学校的贫宣队代表也是有名无实。4月,县革委会重新向全县许多学校派进120名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各大队也相继充实了贫下中农管校组织。各校重新掀起了“革命大批判”,几十名工农兼职教师登上讲台,带领学生学工、学农、学军。
第二章 “文革”中两派武斗
打砸抢抓和首次武斗
本县所谓的造反“统指”派和保守“总司”派,在1967年8月上、中旬,多次发生“打、砸、抢、抓”小型冲突。
1967年8月23日,“统指”派约200人围攻“总司”派驻地县委学校(今水泵厂北院)。开始,双方以石块对打,接着“统指”派以链轨拖拉机拥倒学校围墙,并火烧大门后冲进党校,“总司”派一人腿被打坏,一人被打成脑震荡,10多人被拉到眉县中学关押毒打,抢走党校公款、粮票、布匹、布票、手表、眼镜、乐器、收音机、照相机、鼓风机等若干,砸坏门窗21副,箱、桌、椅、柜11个,门窗玻璃8000余块。当晚,“总司”下属“齐镇联指”,为了解除“统指”对党校的包围,抓走“统指”林校联络站2人。25日晨,林校统指派抢回被抓人,打伤对方一名学生头部,抓回两名群众。27日,县“统指”一号头头李启立(农机厂工人)主持开会,将围攻党校的临时指挥部改为“眉县文攻武卫指挥部”。9月1日,“统指”派观点的金渠、城关、第五村公社数百名农民,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棍分三路增援林校“统指”派,双方在公路上由对骂到互打,学生用自制的玻璃瓶手雷炸伤一农民的腿。4日,“统指”派100余人,将齐镇大队“总司”派农民10多人抓回林校毒打审问。这次武斗延续11天,双方在齐镇地区先后集结7个公社农民几千人。
1967年8月至1968年8月,解放军驻眉部队、武警、县人武部和公、检、法机关的武器,被造反派抢劫30余次,共抢走步枪600余枝、子弹三四万发、八二炮2门、炮弹13发,还有马刀、手榴弹、轻重机枪若干。
八次流血的武斗
12月14日,李志德驾驶汽车率“统指”派林校和齐镇初中武斗队等,赶至横渠公社王家堡大队“总司”派主要成员驻地,向聚集在大场中“总司”派群众开枪,农民孙志发、王明珠分别被枪和流弹打死。
1968年1月22日,“总司”派将横渠“统指”派10余人抓至王家堡非法审讯中,孙良成用木棒打死刘明刚。24日,县“统指”组织林校和城关地区同派武斗队员150余人,分三路包围王家堡,砸了生产队办公室的公文柜,烧了办公桌和一年的会计账目,抢走印章、粮票和布票等。
2月12日晚,“总司”派武斗队17人埋伏在营头公社街道村一沟里,派牛全奎(眉中学生)等3人去侦察,被早有准备的营头“统指”派巡查时发现,盘问中另2人逃跑,牛全奎被下了枪,但牛却掏出小刀戳伤吴克勤的眼睛,陈德才、吴克勤即开枪打倒牛全奎,因伤势过重很快死亡。接着“统指”派发现并向埋伏的“总司”派射击,双方对打的火力很猛,“统指”武斗队员王保乾、张东成中弹死亡。这次武斗持续近2小时,双方参加的有70余人。
3月4日,驻青化公社境内的“总司”派与横渠公社“统指”派的一个武斗队,在大镇山坡上接了火。“统指”派自觉人少很快逃走,“总司”派在归途中,获悉“统指”派在青化风池村一农家开会并有枪支,便很快赶至风池村,没有搜到枪支就将这户一农民抓至街道,旋被群众包围。青年农民王东仓、董凤莲等破口大骂“统指”派随便抓人,被张保太、杜庆合开枪打死。另两名农民被手榴弹炸成重伤。而“统指”派的于延庆已被对方抓到一个院子,下了枪后,毒打死亡。“总司”派向两户社员的院子扔了两颗手榴弹。此时,由于“统指”派马场武斗队赶来增援,在村口打伤“总司”派两名武斗队员,晚11时左右武斗结束。
4月5日下午1时,林校“统指”派头目李志德带领20多名学生,携两挺机枪、十几枝步枪、数颗手榴弹,乘坐他开的汽车到县革委会,强行将薛海平主任抬上汽车,向常兴进发,准备截击西安来眉的“总司”派。在霸王河桥东将20多人胁迫上车拉回林校。“总司”派接迎西安同观点的数名武斗队员即与“统指”派开了火,机枪手罗秀明被“统指”派兰海楼击死。几乎是同时,“总司”派埋伏在清湫原的王文岗,被“统指”派机枪手刘万宝射中,顿时脑浆迸流。这次武斗中,“总司”派陈志实因不慎被自己带的手榴弹炸死。
4月21日,“统指”派头目李启立等开会决定,在林校六八届学生毕业前夕,一举消灭“总司”派组织。22日,“总司”派武斗队在槐中抢枪时,将“统指”派头目黄军琪抓到小法仪公社吕家庄,严刑拷打。“统指”派获讯,即调本派林校、槐中、金中和营头等地战斗队员集结待命。当晚头头们议决次日攻打吕家庄。23日早,“统指”派300余名武斗人员包围了吕家庄,“总司”派突围撤走途中,刘炳才、杜华山将押解的黄军琪杀害于郝南堡,而“总司”派掉队的张西存、王宏斌被“统指”派李志德、刘岗善、董广才击毙。
5月20日,“总司”派驻在常兴火车站的县食品公司,“统指”派为给黄军琪报仇。29日,经李启立等头目十多人开会,决定次日围攻常兴。当晚,“统指”派400余人分三路完成了对驻食品公司“总司”派的包围。30日凌晨5时许,“统指”派四面开枪,被惊醒的“总司派”立即从两栋楼和院墙上还击,双方火力都很猛,持续打到八九点钟时,已进入白热化状态,“统指”派李志义被“总司”派苟再贵击中身亡。而“总司”派魏浩民又被“统指”派董广才击毙。中午11点左右,解放军8145部队一个排,从宝鸡乘巡道车赶到常兴武斗现场,制止了武斗,并邀两派头头到铁路道房内谈判。此时“统指”派伍银宽、程华智用枪从道房窗户打死了“总司”派谈判代表包秉琪,打伤杨生春。
7月中旬,林校“统指”派在向专区表示保证学生安全的情况下,要回该校属“总司”派观点学生11人。当宝鸡驻军派战士将11名学生送到林校返宝后,13日林校“统指”派学生岳有明、张玉莲等在李相元房内私设公堂,审讯从宝鸡要回的女学生王玲霞,几人分别用板凳腿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打,边打边问,王玲霞被打得满身是血,1小时后就死亡了,其余10名学生均遭到毒打。
对历次武斗骨干的处理结果
从1967年8月23日至1968年7月13日,全县两派武斗事件不断发生,除各中学、机关、单位和工厂、农村小型冲突时有发生外,造成流血事件的大型武斗共发生8次,两派互斗中无辜群众有19人被打死。当时,扭曲了人们的道德标准,严重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惊人的破坏和损失。
根据中央部署,1967年初,县革委会组建专案组,对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期间,本县境内发生的多起武斗事件,逐一立案查证落实肇事人的责任。县革委会政法组和市、县公检法军管组,分批对两派在武斗中犯杀人罪的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宣判:李志德、刘炳才、杜华山、刘岗善、伍银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程华智判处死缓;判处15年徒刑的有吴克勤、孙良成;判处6年徒刑的有张德才、董广才;孙智娃判处3年徒刑。彭德龙在管押中死于监狱。李启立、赵轩、田宏兴均被捕办。郑怀周、兰海楼、刘万宝分别被撤职、记大过和劝回家接受劳动教育。对打死王玲霞的凶手,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于1968年12月13日研究决定:给岳有明严重警告、张玉莲记大过,李相元记过后,均准予毕业分配工作。
第三章 继续动乱
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
1968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推向高潮。
本县“清队”工作从1968年8月开始。县革委会先发文件,接着“革委会”成员、贫下中农宣传队、专案人员、生产队干部,给群众读报,辅导学习毛泽东著作,田间地头、会前会后,生产队的黑板报和社员家庭的语录牌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查敌情、忆疑点、深挖细找阶级敌人”的严重混乱局面。至1969年2月,全县共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4167名,其中叛徒47名,特务175名,历史反革命分子1336名,坏分子217名,右派分子33名,现行反革命分子497名,其他933名。伪营长、伪县长、伪党部书记长以上身分的反革命分子56人,破获所谓反革命组织9个,还有未改造好的所谓地、富、反、坏分子1421名。通过清理敌伪档案,发现1720条敌情线索。各级“革委会”成员统一进行大换班。某公社“革委会”只留了一名副主任,其余成员均因沾一个“敌”字而被撤职调离。至1974年,清队才告结束。
1970年1月,“斗、批、改”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省、市相继做了贯彻这三个文件的安排。2月,县“革委会”和武装部党委联合成立了贯彻三、五、六号文件领导小组,薛海平任组长,吴瑞谦任副组长,下设“三、五、六办公室”各公社及大队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历时五年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1970年3月9日,全县召开公判大会,有7500人参加,县“革委会”主任,三、五、六领导小组组长薛海平讲了话,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的4人。运动中,用捕风捉影、刑讯逼供等手段制造了“革新党”“三民党”“第三党”“中国共红党”“苏维埃支队”五起反革命假案,逮捕20余人,隔离审查数十人,开除公职1人,被逼致死3人,致残1人,株连200余人。全县举办了多期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至1971年元月17日,4544名农村基层干部,720名教师,616名财贸系统干部职工,先后参加了专案人员的工作和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到11月底,全县共清理出涉及中央三号、五号文件的1180人,其中属于三号文件的155人(杀人行凶18人,纵火放毒7人,反攻倒算15人,恶毒攻击20人,抢劫财产、妨碍社会治安43人);属于五号文件的1025人(百元以上)。拘留106人,逮捕32人,判刑26人,处决7人。共落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牟利现金371153元,粮食(含粮票)50575公斤,布和布票4890尺。1036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89人按敌我矛盾处理,其中6人被开除公职。到1971年后,好多地方和单位的同志曾对“一打三反”有些冷漠,县级领导讲话批评这种人眼里无敌人,胸中无敌情。批评办事人员汇报运动情况是“老问题,老例子,老认识”,强调“一打三反”是项长期任务。1972—1974年,“一打三反”运动继续进行,但势头已经减弱,主要查处了一些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1974年底,“一打三反”与清理阶级队伍同时进行。
评法批儒
1974年1月18日,中发〔1974〕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本县于2月4、5两日召开千人大会,传达了文件精神。10日,县委召开电话会议进行动员,号召全县人民尽快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2月底,“县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成立。380名脱产干部开赴154个大队组织批林批孔,县委抓齐镇、金渠大队两个点,各公社各抓一个点,各系统各抓一个点,都是一把手挂帅。县级机关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批判,厂矿每周学习批判三次以上,每次两小时。至3月底,全县召开大小批判会9500多次,写批判文章34000余篇。8月,全县开始“评法批儒”,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的大儒”(指周恩来),批“克己复礼”、批林彪篡权叛国。普遍学习荀子《天论》、商鞅《变法》、韩非子《五蠹》、柳宗元《封建论》等法家著作。县委书记和县上的理论骨干们一起编写了“儒法斗争讲稿和十二个专题”,在全县巡回宣传报告。9月19日至23日,县委召开168人参加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批准召开的法家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精神和中央、省市其他有关文件。会后,文化馆抽调30多名“理论骨干”举办新编历史故事创作学习班,编写儒法斗争故事37个,丑化孔、孟的文艺节目上百种,用17天时间,在全县各公社、厂矿企业宣传演出150多场,“受教育”群众达55000多人。各地还批判了《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等儒家著作。把角角落落的所谓孔孟之道来了个大“扫荡”。有些农民在田间地头唱古戏《走雪山》中“一句好话三冬暖,恶言出口六月寒”,被认为是散布“中庸之道”;有人唱现代戏《三世仇》中王老五的唱段“白白地判了我徒刑两年”,被认为是翻案活动,均受到批判。年底,“评法批儒”基本结束。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当前党的各项工作要按照毛泽东讲的三项指示办事。自3月起,邓小平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学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在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开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11月,毛泽东通过指责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信,开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县委很快做了部署。从1976年2月14日起,在四五天时间内,向全县党内外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1975〕23、26号文件,全县迅速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高潮。3月5日至14日,县委先后召开有全县各级干部参加的千人报告会;党校接连办了三期学习班,培训基层干部762名;在县城和12个公社召开13场“苏联是怎样变修的”的报告会,有一万多名干部群众听了报告;召开了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实况广播大会,除县城中心会场外,全县还设了近千个分会场,五六万人参加了批判大会,9名代表做了批判发言。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齐镇大队100多名理论骨干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齐镇大队旧貌变新颜》《两条路线两种结果》《教育质量今胜昔》三份材料,歌颂“文化大革命”,批判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武家堡大队党支部和宣传队,组织理论骨干将本大队合作化以来各个时期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领导班子内部所谓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表现等等,编成材料,下发到全大队15个学习批判小组,大会批与小会批相结合。小法仪公社干部和群众还在家庭院落摆开了批判战场。县委在全县推广了齐镇、武家堡大队批邓的经验。8月,县委号召全县要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研究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历史结合起来,和批孔、评论《水浒》结合起来。9月,县委印发材料,批判邓小平“整顿农业就是要整掉大寨的根本经验,整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农业学大寨整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的罪行。10月,“四人帮”被粉碎,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束。
普及大寨县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口号,评出了包括眉县在内的316个学大寨先进县。本县于11月4日至13日,召开有1959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群英会。提出“基本路线指方向,学习大寨赶昔阳,大干两年山河变,棉超百斤粮过江,动员献粮八千万,誓为人类多贡献”的口号,会上树立了常兴、齐镇、眉站三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公社,齐镇、马家、杨家、岭堡、侯家、常兴、南寨、河东、井沟、武家堡、双明11个学大寨先进大队,还树立了农机具修造厂等6个支农先进单位。
1976年2月初,县委抽调420名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组成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同上年11月来本县的市委农业学大寨宣传队一起,先后下到70个大队开展了第一期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县、社党校先后轮训了一万多名理论骨干;县、社、各系统召开了40多次理论讲座会;960多所政治夜校坚持广播讲课。在“左”的理论指导下,全县各公社召开了近万次批判会,集中批判自由种植、自由贸易、副业单干、工分挂帅,特别批判了打着“为集体”旗号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普及大寨县一年多,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至年底,全县平整土地17500亩,打井141眼,配套165眼,完成扩灌面积11047亩,整片造林6725亩,四旁植树366万株。社队企业发展到399个,总产值达到480万元,比上一年近乎翻一番。
本县于1977年1月18日至25日,召开了有3500名四级干部参加的眉县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总结了两年普及大寨县的经验教训,强调要继续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首要任务是大揭大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倒大寨红旗的“三反一砍”罪行,会议还强调农业大发展的主要措施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肥料建设、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围绕农业办工业。会议还提出1977年的奋斗口号是“大批大治促大干,学昔阳赶户县,甩开膀子拼命干,加快建设大寨县”。会后,县上抽调200多名干部和100名农村积极分子,重点抓了青化、槐芽、汤峪三个公社和齐镇、万户两大队;各公社抽调100名干部,重点抓了122个大队。在基本路线教育中,除过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外,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整党整风,整顿了经营管理,生产责任制在许多生产队开始萌芽。5月,县委常委李俊义等11名同志随宝鸡参观团赴大寨、昔阳参观。是年,全县建立了153个农用水利基建队,共2900余人,集中全县8部钻机,在水利条件较差的金渠、营头两个公社搞会战,全县打成机井304眼并全部配套,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119亩,灌区平整土地9678亩,建成抽水站12座。
1978年初,本县《1978—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出台。3月,县委提出“奋战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并做了具体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过渡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除杨家等试点的3个大队外,各公社都要抓一个点。在普及大寨县的过程中,对于理论学习抓得很紧,建立了县委工农理论辅导团、公社理论辅导队、大队理论辅导组、生产队理论辅导员四级理论辅导网,还通过党校、政治夜校培训党员、干部、群众,在陕西省出了名,称眉县为“理论县”。个别公社建立实产和虚产两本账。出现了社员吃天天粮,有的社员出门乞讨。1976年,粮食减产,全县吃国家返销粮几百万斤。一些群众向县委写信建议,用经济之果衡量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认真检查我们这个大寨县的差距,不能搞那种“纸上谈兵”式的理论学习。
第四章 拨乱反正
揭批“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对党、国家和人民犯有滔天罪行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消息传至眉县,人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集会、游行庆祝胜利。县委很快安排齐镇、青化、东柿林、楼观原四个大队和城关中学、水泵厂为试点单位,指导全县的揭批“四人帮”斗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被编成通俗易懂的讲稿印发全县。联系本县情况,主要从五个方面批判了“四人帮”:批判“四人帮”鼓吹“层层揪”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罪行;批判本县曾流传的“老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是一个阶级”等言论;批判“四人帮”鼓吹的“依靠造反派”及本县“造反派受压”“造反派没有掌权”等言论;批判“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结“帮”篡党,以“帮”代党的罪行,批判本县一些人用群众组织代替党组织,不遵守党纪、党规、闹无政府主义的言行;批判“四人帮”攻击“整顿就是复辟的罪行;批判本县整顿就是矛头向上整群众”的言论;批判“四人帮”鼓吹的“自然而然论”和“四人帮”打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幌子破坏生产的罪行;批判本县“以生产压革命”制订规章制度是“搞资产阶级管、卡、压”;批判“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活动。大讲“四人帮”的罪行,大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体会。1977年8月,县成立“一批两打办公室”,抽调专案人员104人,组成25个专案组,开展“三大讲”,清查落实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平反冤假错案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中共中央开始逐步否定“左”的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大范围的拨乱反正。1978年4月,县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对全县原定的48名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对其中46名进行改正,对31人安置了工作。1979年初,县委成立了复查纠正三案(冤、假、错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公社党委,县级各系统党委、总支、支部,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全县成立195个办案组,有办案人员792人。到年底,基本结束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共复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四人帮”被粉碎期间涉及1153人的668个案件(其中政治案211起,涉及685人)。共平反冤假错案247人,平反昭雪668人。已平反的人员中,原致死57人,原致残20人,原开除公职111人,原开除党籍109人,原拘捕27人。为66名干部职工补发工资100580.16元,给16名干部职工发生活补助费5011元,给24名农村基层干部补助3700元,给17户社会群众补助16652.18元。总计平反昭雪,全县支出125943.34元。还复查了“社教”以来补订的733户地主、富农,纠正725户,摘掉702名地富分子的帽子,并将1690户地富家庭出身的2500人改为社员成分,对4812名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子女改变了出身,原新华书店干部王恢猷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平反复职后,将补发给他的4000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转移工作重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决策: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本县积极贯彻全会精神,做了全面稳妥的部署: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整顿党的作风,短期培训5000多名党员。一批有实践经验的老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也提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组织力量用近两月时间,对全县的自然条件、现有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现场勘察,广泛征求意见,制订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农业调整规划。打破行政区域,按照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的原则,把全县划分为三个地区,确定不同的主攻方向和具体任务,做到了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结束了本县农业上只抓粮食生产的“单打一”历史。过去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9个大队除过两个条件较好的,其余7个全部恢复了生产队核算体制。到1979年底,全县有227个生产队实行和建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由集体代耕的自留地退还给社员户耕种。有计划地发展工副业,组织群众割漆、采药、编织、办药场,提倡养牛、羊、兔、蜂、猪、鸡;发展起了白灰、白云石、石灰石、水泥等建材工业。年底,全县有12户社员养起了大牲畜,社队企业发展到261个,从业人员6150多人,固定资产779万元,全年总产值达919万元。城镇传统的集日恢复了,一些靠近街道的大队、生产队办起了小食堂、旅馆等,活跃了农村经济,增加了集体收入。到年底,全县平整土地13900亩,建成抽水站10座,开挖排灌渠道106公里,衬砌渠道107公里,新增有效灌溉面积7000多亩,建成旱涝保收田13300多亩。粮食亩产平均358.5公斤,油菜平均亩产115.5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达2267万元。按照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一些企业积极走向社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了防滑鞋、农田鞋、单头压面机、躺椅、钢丝床等民用产品。1979年,本县各行业取得的初步成效证明,党中央转移工作重点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从此国民经济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
眉县县志
http://dfz.shaanxi.gov.cn/sqzlk/xbsxz/sxdyl/bjs_16199/m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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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 21: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