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忠：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广西文革亲历记）

reading · 发表于 2021-3-31 05:41:36

南宁三中教师张德忠不该发生的悲剧— —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广西文革亲历记）

一  前言

一九六六年仲夏，以中央名义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告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开始。这场历时十年（比抗战八年还长）的运动，使中华大地蒙受的破坏和灾难，不亚于一场战争。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难以算计的无辜者罹难，受伤害的人不计其数。是二十世纪中又一震惊世界的人类大灾难。这场灾难既不是来自天灾，也不是来自外来侵略，完全是由当权者荒诞决策引发内部自相残害造成的。确切地说，是最高当权者违反党心民意，滥用民众的愚昧和个人崇拜所获得的绝对权威，大搞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这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悲剧所在。

“文革”时，我正步入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到广西南宁三中任教，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卷入了这场运动，并自始至终经历了“文革”全过程，蒙受了巨大灾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述说他从元营南逃时，经历的死亡威胁达十八次之多，而我经历的死亡威胁比他多得多。可他是为了拯救南宋江山，而我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么一个虚妄的口号。为了这个口号，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可爱的热血青年枉送了性命，比之他们，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今，“文革”噩梦已成为历史。历史是后人最有益的教员，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视历史，而正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当代人，能忽视历史么？可现实的状况确令人担优，许多人对刚离去的“文革”史淡忘甚至遗忘了，尤其是青少年，对“文革”史知之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偶尔跟他们谈起“文革”发生的事，他们瞪起疑惑的眼睛，以为是天方夜潭。去年，我跟一位上门搞推销的大学生聊天，问他知不知道“文革”，他愣了半天吱唔回答：“文革？是不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呀？”我哭笑不得，深感悲哀。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人才，不懂历史，如何担当重任？我深感有给青少年补补历史课的必要。

我拜读过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等著作，很敬佩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还奋力笔耕，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诉诸文字，启迪教育后人。

我十分乐意响应季老的呼吁，在有生之年把我在“文革”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以作那段历史的佐证。

岁月无情，经历“文革”的人，很多已经谢世,当时的青少年，如今也步入花甲之年，无须太多时日，所有经历“文革”的整代人必将消亡殆尽，我愈感时不我待，有奋力疾书的必要，否则就对不起以无数中国人的血与泪书写的那段历史。

我坚信，“文革”那段历史留给人们思考、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宝贵了，如果真能读懂它，对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保证我们国家走上文明富强的康庄的大道，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不是史学家，不可能全方位记载和评价那段历史，只能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和极其有限的范围，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叶知秋，读者可以从中窥到那个时代的概貌。况且我所在的广西南宁，是“文革”的重灾区，武斗最为惨烈，杀人最为疯狂，把古称“南蛮“的一个“蛮”字，表露得淋漓尽致，可称“文革”的典型之作。

笔者绝对忠于史实，摈弃任意夸大歪曲捏造事实的“文革”作风，所暴露的丑恶行径，只会缩小，不会夸大。之所以缩小，是因为笔者实在不愿把那些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有玷人类视听，丢尽中国人脸面的兽行见诸笔端。

一九九O年七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了《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简称《年表》）》一书。该书翔实记录了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间，广西，南宁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很有历史价值，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文革”中，我身边的许多人罹难了，当中有我的领导，同事、老师、同学、学生和亲友，我是个幸存者，所以就以《不该发生的悲剧——一个幸存者的回忆》作为本书的书名，以寄托对死难者的哀思。

二  狂飙天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是儿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尤如狂飙天落，顿时搅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无处安宁。学校停止上课，每年一度的高考也终止了，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狂热地杀向社会，或去横扫“牛鬼蛇神”，或去深挖“阶级敌人”。人们一下子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两大群体。“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高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时兴口号，任意去搞打砸抢抄杀，使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苏缓过来的国家，又坠入了灾难的深渊。

这场混乱无序的残暴运动，还美其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他的话被奉为比封建帝王的圣旨还有权威的“最高指示”，违反“最高指示”是莫大的罪过，立马招来杀身之祸。

“文革”之初，我在南宁市郊的石埠公社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运动。我校是历史悠久的广西著名学府，坐落于青山脚下，南湖之滨，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踏进校门，我就明显感受到美丽的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昔日琅琅书声和欢歌笑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 ,很多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也有学生成了“小邓拓”，弄得人人自危。

出身不好的师生，惶惶不可终日，而“红五类”的活跃分子组成“文革”领导小组，趾高气扬，把持广播站发号施令。

一天上午，“文革”领导小组通过广播站发出通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们又挖出三个阶级敌人，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立即到2-4栋教室之间的革坪集合，参加批斗大会”。

到了会场，看见三个“敌人”被押到水泥乒乓球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个子高瘦，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上写着“逃亡地主胡里仁”，还别出心裁给他安上一条稻草编成的，又粗又长的狐狸尾巴。

第二个是语文老师覃克已、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

第三个是农场工人罗里钊，为“富农分子”。

说是批斗，其实是漫骂和殴打，在怂恿野蛮的年代，谁出手最狠，最显示他立场坚定，革命性强，可怜三位“敌人”，无端饱受皮肉之苦，尤其是胡老师，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看到这种丧失人性，不讲人道的行径，我非常反感，心里发出疑问：“这也叫革命？”

共事数载，我对这些“敌人”有基本了解。

胡里仁老师解放前就以教书为生，是三中在职级别最高的老教师，平常不苟言笑，一心教他的物理，顶多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何来“逃亡地主”？

覃克已，壮族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壮音，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可在肃反运动中已把历史问题交待清楚，作了结论。他谨小慎微,埋头工作，说话不敢大声，对我们年轻教师也是客客气气的。

罗里钊，三十出头的农场工人，土改时也不过十来岁，是富农子女，怎够得上“分子”？

批斗会结束，当即宣布把他们押送回乡,交由贫下中农管制。这一押送，除了年富力强的罗里钊能熬到“四人帮”倒台，重返三中获得平反外，其余两位却先后魂断故里，含冤谢世。

最惨的是胡里仁老师，还株连了他的妻子——校图书管理员黄佩琴，以及一个刚五六岁的小儿子——，一家三口一并押送回老家桂平西山。到家当晚，胡老师不堪折磨上吊自杀了，成了三中“文革”中丧命的第一人。

押送胡老师回乡的两个人，一是原为体育老师，“四清”后擢升为人事干事的林伟×，另一是当红的高三女生李××。他们得知胡老师自杀身亡，赶快拍屁股溜回南宁。

在评述三中文革史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三位关键性人物，他们是“红五类”的突出代表，“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左右三中形势的铁腕，而且自始至终，掌握师生员工生杀大权，三中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都是他们导演出来的。他们是“文革”功臣，也是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意外受益者。

第一个人物“金牙”，就是前面提到押送胡老师的林伟×。之所称之为“金牙”，是因为他镶了一口金牙，见了人——那怕是“敌人”，也咧开嘴，露出光灿灿的金牙，他可是阴险毒辣的笑面虎，后文当有具体的描述。文革初期，他正是利用掌管档案之便，向狂热的学生抛档案，才使一批批教职工成了“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他还非常贪婪，趁机发国难财，好些被抄家丢失的物品，竟出现在他家里。

第二个人物“胸毛”李天保，高三男生，成熟过早，长得高大粗壮，小小的眼睛，粗粗的脖子，性格孤傲野蛮，爱耍弄口舌，挖苦别人，以显示自己超凡的才智，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其长相怕人，面部肌肉块块饱绽，一片浓黑的胸毛令人生畏，整个形象没一点斯文的学生味，倒让人联想到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专司砍人脑袋的刽子手。我从不信相师那套，凭长相判人好坏，断人善恶，预卜未来。可“胸毛”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没有辜负他那副长相，成了残害老师，杀害同学的刽子手，后文当会展示给读者。

第三个人物“泼辣”李××，高三女生，就是前面提到和“金牙”一起押送胡老师的那位女将。她争强好胜，常跟人大声争吵得脸红耳赤，给人突出感觉是两个字“泼辣”。

以上三位于“文革”开始就十分活跃，“金牙”幕后策划，“胸毛”、“泼辣”前台表演，一批批“阶级敌人”是由他们揪出来的。

除胡里仁等三人之外，刘择之、李启林、李伟昌、罗梓元、梁禧，……几乎所有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难以幸免，卢冬被打成“美蒋特务”，陈振昌被诬为“特嫌”，梁洪亮被定为“跳梁小丑”，连有多年党龄的梁志岳也成了“国民党兵痞”，老党员徐镇璇，也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这些“阶级敌人”，很多是我钦佩的长者或好友，他们都是顶好的人。

梁洪亮，印尼归侨，亲历印尼排华的惨痛，深知祖国强大才能使海外华人挺起腰杆。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上大学，一心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可没想到，刚走上讲坛两年就遇上“文革”，他为人善良正直，对那种违反人道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公开表露他的愤慨，于是遭“胸毛”等人的围攻，诬之为“跳梁小丑”，从此得了个“小跳”外号。

陈振昌，跟随伯父在香港读书，高中毕业时，其旅居美国的父亲要他去美国上大学，可他执意要回国。其父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听从安排，则断绝父子关系，停止供给，逼得他在父亲和祖国之间作出选择，可他毅然选择了祖国，在伯父的支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了三中一名出色的数学教师。宁要祖国不要父亲，请问世上哪有这么可爱的“阶级敌人”？

卢冬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同年分配到三中语文组，他思想活跃,性格开朗,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却有一段光彩的革命经历.他母亲在香港被人骗走了一大笔钱财，遭丈夫扫地出门，由一个官太太沦为洗衣妇。出于对母亲的同情和关爱，卢冬常背着父亲去探望母亲，无意中结识了香港地下党，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参与解放广州战斗后正式转为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他满怀激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停战后，他转业到广州某机关当了副科长，一九五六年响应号召参加高考，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庭出身和容易被人误解的经历，他在肃反，反右中受过冲击，一九六四年，三中作为“四清”运动试点，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是“美蒋特务”，“四清”虽说也是极左的产物，但工作组还是认真负责的，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内查外调，加上卢冬积极配合，终于还他历史清白。卢冬十分感激组织为他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表现出色，被评为市先进教师，成为校党支部重点发展对象。岂料“文革”一来，不但“美蒋特务”的帽子又重新扣到他头上，而且前面还多加了“红皮白心”的定语，成了“红皮白心的美蒋特务”。

我清楚记得那天，几个“红五类”学生把卢冬拖到办公楼前的乒乓球台上，拳打脚踢，把他衣服也撕破了，恰好市委书记肖寒到三中暗访，目睹这野蛮的一幕，可他不但没批评制止。反而称赞小将的“革命行动”，不久，一版版的大字报刷了出来，专是围攻卢冬的，他成了全校最受瞩目的“敌人”，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逼令他写检查。

“文革”伊始就被打成“牛鬼”的刘择之，是语文组的元老，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知识分子，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是位爱国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由上海赴北平探视母亲，师大学生得知，请鲁迅回校演讲，并强烈要求鲁迅重返师大执教，于是选出四名代表拜会鲁迅，刘老和田家英都是代表中人，受到鲁迅亲切接见，亲聆鲁迅的一番教诲。“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奔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年轻的刘择之被推举为团长，他满怀救国热忱，率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蒋介石害怕学生避而不见，愤怒的学生冲进总统府砸个稀巴烂，蒋介石不敢公开弹压，却暗地里抓捕学生领袖，刘老也上了黑名单。他得到共产党的通知，避开国民党的搜捕，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就在邓小平手下当了团级干部,为拯救民族危亡驰骋沙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军界，{注}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当了一所联中的校长。国民党打内战败北时，刘老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跟蒋介石去台湾，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刘老选择了后者到南高任教，一九五四年南高改名为南宁三中，他便成了三中语文组的元老，“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连累了他的妻子——厨房工人黄阿玉，几次走过南湖想投湖自尽。

这么多好人被打成阶级敌人，横遭迫害，这样的“革命”我实在难以接受，所以非但恨不起他们，反而给予同情和鼓励，要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

荒唐岁月，每天都有荒唐事情发生，一天上午，几个“红五类”揪住个瘦小的男生拖到礼堂，拳脚交加，指控他为“现行反革命”。后得知原委，令人不寒而慄。这位学生姓肖，虽非红五类，但安份守纪，他做梦也想不到会祸从天降。那天早上他上厕所，用了小半张旧报纸作手纸，被有心的“红五类”同学发现，说他用毛主席头像擦屁股，污辱了伟大领袖，于是招来厄运。天哪，古今中外，难找出如此荒唐之事。谁都知道，当时的大小报纸，都布满毛泽东头像，而生活水平低下，习惯用废旧报纸作手纸的人们，几乎天天在干这种“反革命”勾当，只要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就会飞来横祸。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引起全国更大的混乱，它向人们昭示，中央存在两个对立的司令部，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毛泽东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威，误导全国人民去打倒刘少奇，保卫他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看来十分清楚，毛泽东是最霸道的人，自己发起一场运动，自己订出规则，除了他和他的副统帅林彪不能碰之外，对任何人都可以揭批斗，这犹如一场极不公平的竞技，先捆住对方的手脚，而他则可以抡起十八般武艺，爱打谁就打谁，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对方绝无申辩的权利。毛泽东这种极端霸道的作风，注定了刘少奇的悲惨命运，也注定了中华民族遭受十年浩劫的大悲剧。

鉴于乱抓人打人之风日盛，中央颁布了《十六条》，传达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欣然接受并佩戴上宋斌斌献上的红袖章，还给她改名为“宋要武”,这不啻承认自己是这个组织的后台，于是促使红卫兵如瘟疫漫延，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推动文革，制造无数罪恶的急先锋。

我校的“胸毛”、“泼辣”等红五类活跃分子紧跟潮流，联合其他学校的同类，成立了南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盾牌”红卫兵,效仿北京，杀向社会，深入大街小卷，把“黑五类”及其亲属赶出城市。

学生干得起劲，老师不能落后，在“金牙”等人策划下，三中第一次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对熊景樁的专场批斗会, 主持人刚念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手中却拿着小鞭子，叫把熊景樁押上来。两名强壮的中青年老师把熊老押上，边数列他的”罪状”,边拳打脚踢，主持人也做样用鞭子打了几下，接着两三个好表现自己的中青年老师冲上去大打出手，一个用铁钳钳耳朵，一个用铁线勒脖子，像拖死狗那样拖来拖去，末了还拿锅底的黑烟抹脸，把熊老弄成了黑鬼，批斗会纯然成了折磨人，侮辱人的展示会，许多教工，尤其是女教工不忍心看下去，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但中了邪，发起疯来不比学生逊色。

熊老年逾花甲，个子瘦小，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走路显龙钟之态，己是风烛残年，退休在家聊度余生，他与世无争，于人无害，对这么一位在教坛上耕耘了大半生的长者，何能下此毒手？大概中”封资修”之毒太深，江山易政，本性难移，目睹这残暴的一幕，我怒火中烧，几次想站起来大喝一声，“住手！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既无“红五类”的荣耀，也无“黑五类”的羞辱，历史清白，任过团委书记，所以没受冲击。可是我看不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对受害者予以同情，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性格，注定了我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

沉默了很久的卢冬，突然在大字报棚的显著位置刷出了一版大字报，题名为《进军号》。公开反击先前大字报对他的诬蔑和攻击，辞锋犀利，有理有据，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是三中“文革”以来最讲道理，最具说服力的大字报，它打击了歪风，弘扬了正气，广大师生深受鼓舞。卢冬成了受害师生心目中的英雄，纷纷起来效仿他用笔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金牙”、“胸毛”、“泼辣”等那几个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不敢为所欲为，学校又有了欢声笑语。可灾难却移到了领导头上，因为《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的矛头对着他们，我校主任以上的领导，被赶到西乡塘强制劳动，刘文强主任就是在这次劳动中弄断一只手指，留下终身残疾。

毛泽东连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掀起了全国大串连高潮，各校红卫兵打出各种旗号走出校门，效仿当年红军，进行艰苦的长征。

校园清静了许多，“走资派”、“牛鬼蛇神”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意想不到的厄运等待着他们，等待着卷入“文革”深渊的亿万群众。

三  进京朝圣

短短两三个月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搞接见，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隆重盛大。受接见的代表, 被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倍受尊重和优待，乘车、吃住全由国库开销，这岂止是“免费的午餐”，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奇遇，引得无数朝圣者涌入北京，首都人满为患。

时令进入秋天，学校接到通知，有几个革命群众代表名额分给我校教职工，进京接受伟大领袖的第八次接见，于是召开紧急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这批代表。当然，指明为“革命群众”代表，“走资派”、“牛鬼蛇神”及“黑五类”等无权参加，“金牙”等一些整人打人的活跃分子，虽有权参加，但群众厌恶而落选了。我不属上面两种情形，不但有权参加，而且还顺利当选，被推为领队。

开好证明，打好行装，我率领三中代表队出发了.到了火车站，见人山人海，大多是戴军帽，穿军装，扎皮腰带，佩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争先恐后，从车门、从车窗，拼命挤上车。我们一行通力协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了车厢，占得五六个座位。后面来的，别说座位，能有个立锥之地就不错了。走道、行李架乃至厕所——一切空隙的地方全挤得水泄不通，列车严重超员。最麻烦的是拉屎拉尿,要事先作好安排，利用每站停车的片刻，分批下车突击解决。没等到车停小便憋得慌的，或尿在裤里，或射出窗外，“羞耻”二字全然不顾了。这恐怕也是史无前例最艰苦卓绝的远途旅行了。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到达北京，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幸亏马上享受到毛主席“客人”的待遇，一下火车，就有解放军迎接，送到接待站安排食宿。

我们所在的接待站地处西长安街的偏街上，是北京千百个接待站中的一个，“客人”走了一批来一批，经常处于饱和状态。接待那么多客人，够难为北京人了，不能期望过高，我们只能睡大铺，席地而卧，垫的是稻草麦杆，盖的是长了虱子的军用棉被，一日三餐免费享用。

在站里，我遇见两位四川小姑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已经出来一个多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次是第四次进京。他们离家时各自只带一元钱，靠转手倒卖赚一大把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望着两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十分感慨。是呀，文化大革命真是”锻炼了群众”，不仅是大中学生，还包括小学生。

我们这群大小“客人”，全按军队编制组成连排，由解放军指导，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列队操练，准备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与此同时，我们学会了一套盛行的仪式——胸前佩戴领袖像章，手里拿着领袖语录，说话时语录紧贴胸口，朝见时右手挥动语录，口中响亮三呼：“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整套仪式，比古代臣民朝见皇上还要繁杂。这套仪式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且日益创新，如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绣“忠”字图，跳表忠舞，闹得六亿神州沸沸扬扬，如痴如醉。

北京的秋天，寒气逼人，出门很不好受，但我们是学校选派的代表，任务是来取“文革”真经的，空手回去不好交代，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北大参观。

之所以首选北大，因为她是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被捧为“文革英雄”的半老徐娘聂元梓正坐镇那里搞得热火朝天，如果说北京是“文革”的发源地，那么北大正是发源地的中心，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她简直成了中国的麦加，要取真经，当然首选北大。

幸好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我们一行用罢早餐，带上干粮出发了。两位工人代表说身体不适，留下休息。

读大学在北京四年，地理熟悉，我成了当然向导。到了公共汽车站，见满街是人，乱哄哄的挤公共汽车。车开了一趟又一趟，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到了北大已近中午。

大概是有意给朝圣者作示范表演，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个舞台，批斗会每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到达时，批斗会还没结束，看见一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押在台上，低头弯腰，作“喷气式，”因人多嘈杂，距离太远，既看不清挨斗者的表情，也听不清斗人者的话音,不得已，只好四处转转，看看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怕误了晚餐，我们匆匆离开北大。

此后几天，我们去了清华，北航、地院等几所高校，情况大同小异，只是没有北大热闹。

几天外出参观，我们没取到什么的真经，却得了不少传单、小报。大家盼着早日接见，一睹伟大领袖的风采。

这一天终于来临，天还没亮，解放军就催促大家起床，匆匆洗嗽完毕，用罢早餐，就到街上排好队形。寒风刺骨，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大家搓手搓耳，原地蹦跳取暖，等到曙光显露，满天朝霞，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唱着时兴的语录歌向目的地进发。九时许，百万大军云集长安街东段。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登上天安门，检阅开始，百人一横排的队伍浩浩荡荡，由东往西走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人群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大家狂热呼喊，不少人热泪盈眶。虽曾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我还是深受眼前狂热到极点的氛围感染，情不自禁地涌出热泪。可我在注目天安门城楼时有种新感觉，许多熟悉的面孔消失了，换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批新的面孔，于国家是福是祸？我无法猜想。

“文革”开展以来，短短的三四个月间，毛泽东就连续举行八次接见，耗费了国家无数人力财力，其目的是为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煽动亿万群众追随他推进“文革”造势。历史已经明确，“文革”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一出丑剧、惨剧，那么八次接见就是这出剧的序幕。

接见过后，我们代表的使命已经完成，解放军动员大家尽快离京。离家多日，我们也很想家，于是踏上归程。

此次进京，接受了一次“文革”洗礼，回校之后，我周围很快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最先遭受迫害的卢冬私自赴京上访也回来了，大家商定成立自己的组织，我和卢冬被推举为头。我们不搞唯成份论，不论家庭出身、有何海外关系均可自愿参加，因此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三中教工最大的群众组织。有了组织的依托，大家便无受人围攻迫害之虞，从北京带回的传单资料，分工抄写张贴。人人热情高涨，常干到深夜，但心情舒畅，有说有笑，一扫昔日笼罩心头的阴霾。

进京朝圣，成立组织，积极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以致招来无穷祸患，几乎丢了性命，事后反思，才意识到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迈出的最幼稚，最愚蠢的一步。

四、武斗逃难

如果说六六年底前，“文革”尚属煽风点火的前期阶段，那么迈入六七年后，则是恶果显露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发展时期。有三件事直接掀起“文革”飓风：一是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发表，二是得到毛泽东肯定和盛赞的上海一月夺权经验向全国推广；三是中央公开提出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和他的司令部，但都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由此，派战不断，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演变为“武化大革命”，使用的武器也迅速升级，从原始的石块长矛，到现代的洋枪洋炮，几乎把人类战争史复制了一遍。

广西,南宁，分成了“支韦打伍”和“支伍打韦”两大派，前者简称“联指”，由最先起来造反的盾牌红卫兵和赤卫队组成，后者叫“四·二二”，是受迫害压制而后起的造反者组成。

两派各支持的都是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韦”指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伍”是伍晋南，区党委书记。

六七年元月二十九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二月一日又贴出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这是他主动在“文革”中的表态和亮相。

此后，围绕区党委和广西日报夺权以及砸烂“工总”等问题，两派冲突加剧，引发了武斗。

四月下旬，中央召两派代表赴京，同住京西宾馆，我和卢冬作为“四·二二”所属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派去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京，和“四·二二”代表团同住于京西宾馆。此时，不断传来南宁武斗和“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攻打“四·二二”的消息，引起两派在京代表的冲突。

有一天，在和联指代表的辩论中，我遇见陈时，他是“四·二二”属下南宁市公安局“枪临逼”组织的成员，特意赴京汇报南宁武斗及“四·二二”受“联指”攻打的情况，他告诉我南宁局势很坏，放心不下,他要赶回去。想不到此去成了永别，他回去不久被“联指”枪杀了。

陈时是我初登讲坛的第一批学生，原在南宁三中高六十六班，天资聪慧，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尤其擅说相声，三中每开晚会，总少不了他的节目，而且是自编自演，逗得全场笑破肚皮，获得全校最喜爱的笑星的美名，我这个语文老师自愧弗如，可以断言，如果他有机会师从候宝林、马季，定能成为姜昆、笑林那样闻名全国的一流笑星，可惜他走了另一条路，高中毕业放弃高考，学董加耕走下乡务农之路，和林德铭、关眉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市郊石埠公社插队落户。务农期间，他认真磨炼，和农民一起到城里挑大粪，成为名扬一时的新闻人物，后来被市公安局抽调去当了一名公安，“文革”公安局也分了两派，他参加了“四·二二”一派，成了这场运动的无辜牺牲品。

在京等待中央解决广西问题遥遥无期，六月中我回到南宁，住在三中红革会驻反帝医院据点，碰上武斗日炽，为了避难，我和钟碧秋、刘文强、梁志岳、冼国裕，黄兰芳，阳明熙等一批同事逃去湛江。湛江两派正酝酿武斗，也不安全，便转往桂林。桂林是老多的大本营，“四·二二”占绝对优势，当时武斗硝烟遍布神州大地，这里却是没有硝烟难得一见的绿洲，也成了全广西“四·二二”的大后方和避难所，南宁及各地的难民大都跑来这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和关照。桂林市民还慷慨捐钱、捐粮，解救衣食无着的难民。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周总理作了有利于“四·二二”的表态，还派六九八四部队进驻新华街、解放路、展览馆等“四·二二”防区进行保护，广西局势恢复平静，外逃的难民陆续返回。我回南宁不久，听说朝阳广场司令台陈列了三具尸骸，作为控诉“联指”杀害“四·二二”的罪证。我跑去看，果然，旁边还标明死者姓名及遇害经过。最长一具是陈时，其余两具是林德铭和周广受。陈、林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于我的脑际，陈活泼可爱，尤其说相声时样子很滑稽。林眉清目秀，待人彬彬有礼，脸上常挂着微笑，想不到这两位努力上进的好青年竞死于非命。周广受我从不认识，是刚从部队转业到林教大队的。这三位都不是死于武斗，而是偶尔落到金鸡村民兵之手，被“联指”江南片指挥部拉去枪毙的。

第五次接见明令禁止农民进城武斗，强调两派大联合，本来是广西局势的良好转机，可是当局者没好好把握。广西好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后果，《年表》有如是记载：（P-53）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达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

黄天辉连夜带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得一个，我老婆也得一个。”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这只是万千杀人案中的一起。这股杀人风未能制止，不久竟发展为全区性的大屠杀。

广西两派武斗中，因“联指”有大量武器，更有大批民兵支持，所以处处占上风，而“四·二二”却武器极少，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被迫千方百计去搞武器。八月二十日晚，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枪，归途遭“联指”拦截。三中红革会派人参与抢枪行动，当中有我不少学生，因此我甚为关切，跑到江边客轮上等候消息，联指从对岸用机枪扫射，我亲睹一名船上群众中弹身亡，吓得我心惊胆战。黄昏时分，载人抢枪的船冲破拦截归来了，死伤了好几人。我高七十九班学生莫文冰手臂中弹受伤，幸无生命危险，算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了。

局势动荡，搅得人心不宁，广大群众，都盼望结束动荡不安的生活，当中央发出回原单位闹革命，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号召，两派群众都积极响应。三中两派都回到学校，又在一个饭堂里吃饭了。我和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刘文强、阳明熙、吴增炽`黄仕良,冼国浴,`,郭先安、吴艺玲等多位有头脑的同事商定，我们主动找对方倡议，首先实现两派教工的大联合。这倡议得到陈荣安等“联指”头头的响应。我们还商定，年关将近，共同组建巡逻队保护三中教工的安全，不允许外单位来干扰破坏。这良好的愿望，得到驻校“支左”的解放军支持，这样，三中出现了少见的和平气氛，一直受压的“四·二二”群众终于结束了逃难生活。

可是我们太天真了，只要“文革”不结束，凭我们小小的单位，小小的力量，怎能遏止日趋恶化的大势？到了六八年，南宁，整个广西进入了更凶残险恶的年代。

五、血染校园

一九六八年，“文革”进到最疯狂的岁月，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意想不到，他亲自点燃的“文革”烈火肆意焚烧，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全国到处是武斗的硝烟，到处是罪恶的杀戮，把他的臣民推进灾难的深渊，把他缔造的党国推到崩溃的边沿。

广西更是如此，随着区革筹和各地革委会成立，出现全区性的大屠杀，容县黎村和宁明上石，还有凤山，是典型之例。

六八年春的一天，熊爱玉来三中找我哭诉，说他爱人黄兆昇老师从北京刚回到南宁就遭“联指”绑架，去向不明。我和我的同伴异常震惊，立刻展开营救活动。我们找到“四·二二”原总指挥龙智铭。当时区革筹已成立，他作为老“四·二二”的代表当了革筹副主任。可这个副主任只被当作新生红色政权的点缀品，没有一点实权。伍晋南也是革筹领导成员，但被“联指”拉去和贺、霍、傅、谢、袁一起进行游斗，自身难保，我们唯一的依靠是龙智铭，他是个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人，非常尽力，一方面发动舆论揭批“联指”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绑架的特务行径，一方面亲自去找革筹主任韦国清。韦国清置之不理，又去找魏佑铸。魏比较正直公道，在他干预下“联指”才放人。可黄兆昇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遍体鳞伤，走路须人掺扶。据他讲述，绑架他的是“联指”属下的南宁“小八”，关押在区党委大院内原傅雨田的居室。傅被打成“叛徒”拉去游斗后，全家被扫地出门，于是这房子成了“联指”秘密关押审讯受绑架者的白公馆、渣滓洞。黄兆昇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余天暗无天日的生活，受尽了严刑拷打。可悲可叹的是，这种法西斯行径，竟发生在区党委眼皮底下的大院里。六八年间，这样的私设监狱遍布南宁、遍布广西，黄兆昇能活着出来是十分幸运的了，而许多人进了“联指”监狱却走了一条不归路。

黄兆昇得救不久，梁洪亮又遭绑架。这次是三中“联指”所为。梁洪亮原来和李本正一起在展览馆搞后勤，听说三中两派关系紧张，他想回学校看看，路经桃源路区供销社，被在此设有据点的三中“联指”绑架。为了报复，三中“红革会”学生也抓了朱国良。朱原是三中采购员，虽调离三中，可家还在三中。红革会学生认为他是国民党兵痞出身，是“联指”的军事教练，于是把他抓作人质。关进了医学院104馆。在舆论的压力下，三中联指关了梁洪亮几天便放了，从此他住在区医院他妹妹家，不参与派性活动。

随着各地县革委会的筹建，“联指”对“四·二二”和四类分子的屠杀愈演愈烈，各地纷纷成立了反屠杀委员会，大批难民逃来南宁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避难。

此时，当局决定撤走六九八四部队，“四·二二”和广大市民苦苦挽留，出现军民挥泪依依惜别的感人场面。大家都意识到，失去部队的保护就会大难临头。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新华街水塔脚下，看到了一张处决‘“反共救国团”一批头头的布告，名单上有位熟悉的名字——农培相，他是我校高七十四班学生，刚毕业走上社会。我十分纳闷，他怎么会成了“反共救国团？”可布告是以当局的公检法的名义出，不由得你不信。直到八三年广西进行处遗时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广西当局泡制出来的一大冤案，《年表》有如下记载：（P-89-90）

五月十七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南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

何等阴险毒辣的阴谋，何等卑鄙无耻的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泡制出关系万千人性命的大冤案，而且是出自大权在握的广西当权者之手！不知道历史将如何审判他们？

这卑鄙毒辣的一招立马收到了一箭多雕之效，一，可以把“四·二二”当“反团”加以剿灭；二，最大限度地煽动“联指”群众参与剿灭“反革命”；三，更有效地欺骗农民进城参与武斗；四，可以蒙骗要挟中央放纵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

《广西联指报》公然发出《总攻击令》,把“四·二二”与“反共救国团”等同起来，对拒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这就注定了“四·二二”覆灭的命运。

三中两派本来还是和平共处的，可此时“胸毛”为首的一批“联指”鹰派突然骄横拔扈起来，制造了一个个流血事件，他们占领了全校制高点水塔，接着用铁丝网把礼堂（与饭堂合一）围起,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红革会”学生无处用餐，当然不答应，要求对方拆除，否则派人去拆。“胸毛”利用水塔的高音喇叭气势凶凶地发出警告，只要“红革会”敢走近铁丝网，“一切后果自负。”

冲突一触即发时刻，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阳明熙等共产党员找我商量，叫我去说服“红革会”头头放弃拆铁丝网的打算,以避免学生流血牺牲。他们估计到“胸毛”那种野蛮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立即找到红革会头头王成初，转达如上意见。可他年少气盛，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估计对方，不肯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说对方实在欺人太甚，不能容忍。还说：“我们徒手排着队，唱着歌去，谅他们不敢向徒手的队伍开枪。”劝说无效，我只好叮嘱他千万当心。

临近中午时分，红革会集合了百多人的学生队伍，从学生宿舍区向饭堂进发，果然是徒手，只拿语录本，唱着歌前进，还没走到铁丝网处就枪声大作，好些人中弹，大家忙抢救伤员，驻校“支左”的解放军也参与抢救。红革会武装被迫还击。

这次冲突，红革会死亡二人，伤数人，对方毫无损伤。

死难者中，一是初三男生叶启时，子弹射中额心，送到三0三医院抢救无效。其父是医学院教授，被打成“反动权威”蛰居家中，我把启时的死讯告诉他时，他神态木然，欲哭无泪。另一是高一女生刘凤芝，是位勤奋好学，不苟言笑的女孩，子弹打中胸膛，穿过肺部。我亲临医院组织抢救，并请来她的父母。医生花了几个小时也没抢救过来，当得知女儿断气，两位老人放声痛哭。父亲是医学院讲师，参加“联指”。“文革”就是这样捉弄人，把亲密的父女分属誓不两立的派别，而女儿竟惨死于父亲这派的枪口下，是谁造的孽！

我在医院劝慰凤芝父母之时，学生来告诉我，说“胸毛”带人砸抄了我的家。我回家一看，整个家砸得稀巴烂，蚊帐被褥撕成一条条的，卢冬寄放的收音机也砸了，值钱的东西被抄走，没拿的家俬毁掉，比土匪洗劫还惨。

流血事件发生后，红革会学生群情激愤，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在一个晚上用自制的土炮攻打“胸毛”等驻守的据点。巫抱平自告奋勇，背起炸药包冲到水塔脚,试图炸掉射出罪恶子弹的水塔。因爆炸力太小，水塔巍然不动，可也吓坏了“胸毛”等人，他们勒令住在红楼的“四·二二”家属马上搬走。红楼是三中唯一的三层宿舍楼，紧挨水塔，“胸毛”要强占为据点，与水塔连成一片。被“联指”定为三中最大“走资派”的老校长李厚德一家住在红楼，“胸毛”等全副武装闯进他家，打骂威逼，强令校长搬出。害得他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的长女阿红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惊吓得六神无主，跑去医学院告知她表姐。表姐叫她赶快把病人送来抢救，可受到百般阻挠。还是心地善良的老职工黄才秀和谭叔要来辆木板车，把老校长拉到医学院，可惜晚了，医生已无回天之力。

李校长名厚德，回族，他的人品跟他名字很相符，个子瘦小，脸上常挂着慈祥的笑容，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忠于职守。他不幸中年丧妻，带四五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生活负担甚为沉重，可不影响工作，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给学生授课，教数学。他的教学水平堪称一流，深得学生喜爱。他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三中是全区重点，录取分数比普通中学高很多。他大女儿阿红没达到三中要求，硬是要她到离家很远的六中走读。李校长以其高尚的人品，优良的师德教风，赢得全校教职员工的尊敬和爱戴。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好的领导，怎会成了打倒的对象，最终受迫害致死？

在那是非颠倒，好坏不分的年代，我跟老校长还扯上一段政治是非，那是在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之后，大批党政干部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李校长也写了一纸声明交我转达。出于对他安危的考虑，我劝他把声明收回，不要公开表露，以免惹祸上身。他接受了我的劝告，不料在后来的大批斗时，我被加上一条“与走资派勾结”的罪名。

在我心目中，李校长是最好的领导，是最可亲可敬的长者。对他的不幸，我打心底感到痛惜。八0年学校为他补开追悼会时，我给他写了副輓联：厚德载物，十年动乱遭劫难；德高望重，八方英杰悼忠魂。

三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刚过没多久，又发生第二次流血事件。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胸毛”等勾引外单位的联指偷袭红革会的大本营——实验楼，打死了初三男生王珏、高三男生梁文荫。红革会武装急忙应对，在“联指”武装的退路上设伏。果然，“胸毛”等人进了伏击圈，巫抱平的冲锋枪正对准他们，只要扣动板机，“胸毛”等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是巫抱平始终不忍心，事后他说：“都是同学，怎下得了手。”可巫抱平万万想不到,两个多月后，他自己却被“胸毛”枪杀了。

两次流血事件，都是红革会一方遭受伤亡，而对方无损一根毫毛，红革会学生极端悲愤，复仇的欲望十分强烈，传承文明的美丽校园，成了流血的战场。两派都不敢留在学校，“联指”撤到了园艺场，红革会撤到了医学院，只留部分武装人员镇守三中。

六、学院被困

医学院是“闯兵”占优势的“四·二二”一个孤立据点，除三中外，附近许多单位的同派群众都到这里避难。

我们一批教师，原住在学生宿舍，是离水产研究所不远的平房，“联指”常开枪开炮，有次，一枚火箭弹穿透墙壁在宿舍爆炸，幸无人员伤亡，可我们再也不敢住下，撤到院中心的104馆。此馆专陈放教学用的尸骸，朝夕与之相处，起初很害怕，渐渐就习以为常了。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结为一体，还调动大批民兵，甚至出动部队，以镇压“反团”和落实《七·三》布告的名义，大开杀戒，韦国清亲自下了“对阶级敌人要刮起十二级台风”的动员令，于是南宁、全广西掀起了大屠杀的高潮，在这高潮中，各地县革委会纷纷成立了，区革委会也在密锣紧鼓筹建中，无怪乎群众说，这些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是用万千人的尸骨建造的。《年表》有如下记载：（P-98-99）

六月十九日，广西“联指”常委会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

二十三日，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了一门炮参加轰击……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方”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七月一日，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  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从上面记载，南宁局势之恶劣可见一斑。

连续几个晚上，我们在104馆看到市里火光冲天，簇簇火光由西而东移动，原来是被焚烧的船只沿江飘流，这惨烈景象让人心寒。

有天晚上，三中方向也燃起大火，怕是“联指”的诡计，红革会不敢回去救火。深夜下了一场大雨，火灭了。第二天有人回去看，是红革会学生住的一栋宿舍楼起火燃烧，起火原因无从查明。

一天上午，有位中年妇女抱着两个小孩到医学院哭诉，说她丈夫被园艺场“联指”杀害了。她丈夫姓刘，是团级干部转业到园艺场当了名领导，“文革”中两派都不参加，可“联指”逼他表态支持“联指”，他不从，就把他杀害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便跑到医学院来避难了。听了哭诉，学院里的师生很愤慨，十分同情她的不幸，纷纷捐钱捐粮相助。

园艺场“联指”武装，其凶残和“沥血兵”、“后备军”一样闻名于南宁，肆意屠杀本单位手无寸铁的“四·二二”群众。有位三中毕业到园艺场小学当老师的,名叫屈平（和大诗人屈原同姓同名），和丈夫一起被抓，丈夫跪下哀求：“要杀就杀我，请留下我妻子，她已怀有身孕。”妻子急了，也跪下哀求：“不，杀我，请留下我丈夫，他是根独苗”。刽子手不但不为这感天动地的真情所动，还哈哈狞笑：“你们都争着去死，好哇，成全你们，让你们在阴间也成双成对。”于是把这对年青夫妇杀害了。

什么叫“腥风血雨”，处在当时的环境，你完完全全体会到了。我内心充满焦虑，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命运，不思茶饭，彻夜难眠，终于病倒了。王成初等几位头头来慰问我，带来了糖果饼干之类的罕有之物。被围困的艰难日子，哪来这些东西？在我追问之下，他们才说是从三中旁边的商店里要的，因害怕武斗，店里的人跑光了，食品搁在那里，不用也是浪费。我顿时发火，拒绝收受，严厉批评他们：“亏你们自称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私拿国家的财物？为什么不学学革命前辈，宁愿饿死也秋毫无犯？去年驻守百货大楼的战友不是树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饿着肚子，对大楼那么多的糖果糕点连碰都不碰一下。”几个头头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并同意我的请求，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订出几项保证作为决议。这天是七月八号，是为“七·八”决议。

“联指”加紧剿灭“四·二二”的步伐，在攻打百货大楼中，大楼起火，闯兵头头，“四·二二”总指挥黄达生中弹身亡，医学院为之开追悼会，发誓要为他报仇。

有天，王成初找到我，说闯兵头头跟他说要把朱国良干掉，为黄达生报仇，只需红革会点头，由闯兵动手。显然，他拿不定主意而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朱国良虽说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但他毕竟参加了解放军，还入了党，哪有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之理？这个头不能点。”王成初听从了我的话，留住了朱国良一条性命。

七月正是盛夏，是夏收的繁忙季节，可“文革”收获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人民生灵涂炭，国家走向崩溃，此时却传来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心里在骂，平生第一次对领袖不恭，对“文革”的正确性、必要性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心离开据点，离开广西，离开是非之地，我私下到了空七军大院，向“支左”办表明我的意愿。“支左”办的领导很高兴，表示大力支持，还答应代买一张飞广州的机票，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一天下午，几辆轿车来到空军大院，原来是广西军区领导奉周总理指示，通知广西两派增派代表赴京而到医学院的。空军大院与医学院比邻。空军“支左”办借此引荐我会见他们。他们也表示支持我离开据点，说机票不好买，叫我去大联筹，可保证我的安全。这些领导中我记起的有苏大伦、焦玉福、焦亲自给我写了介绍信。身不由己，我只好听从安排，和他们一起乘车离开空军大院。可万万想不到，我离开据点，却落入魔窟，开始我一生中最惨痛，最惊险的经历。

七、落入魔窟

夕阳西下，轿车穿过南湖桥，沿旧机场入七星路，拐过康乐路直到军区对面的区“支左”办，沿途看见一派破败景象，街上无一行人，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南宁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到了军区“支左”办，大员不见了，留下一名下级军官关照我，他给我要来份简单的晚餐，我哪还有胃口？晚上没被铺蚊帐，让我在公办公桌上喂了一晚蚊子，度过一个难熬的长夜。

第二天早上，军官送来了早餐，叫我吃罢在此等候，他去找车送我去“大联筹”。我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来，“支左”办的工作人员陆续来上班，人到齐了，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列队作“早请示”，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完了,许多人向我投来仇视的目光，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有人对我怒骂：“你们四·二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真坏透了。”我强压怒火没与之论辩，心里却鄙视他们：“哼，你们和‘联指’的造谣诬蔑如出一辙，也配‘支左’？

稍有点常识的人一想就明白，南宁航运全焚，二三十条街道燃成废圩，全在“四·二二”防区之内，世上谁会如此愚蠢，焚烧自己的防区把自己逼到绝境？八三年“处遗”时查明，这全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所为，请看《年表》记载：（P-109-110）

七月十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事实证明，所谓军区“支左”办，完全和“联指”坐在一条板凳上，所以无端对我责骂。

等到了九点多钟，关照我的军官才要来一辆有后门的旧吉普。

车驶出“支左”办大门不到百米的市跑马场路口处，被早在等候的三中“联指”武装拦住，“胸毛”冲上打开后门，连打带拽把我拖下，那位军官不作制止，只不疼不痒嚷嚷：“你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此时我才明白自己被所信赖的人出卖了。

“胸毛”把我捆绑起来，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连推带打把我押到他们设在区供销社大楼的据点，一群大小“联指”兵大打出手，给我来个下马威，而后进行审讯，参加审讯的有“金牙”、老石、老秦、老陈、老沈、小李, 小曾等本校同事。

得知把我抓住，“联指”欣喜若狂，利用报纸传单鼓吹他们又取得一个大胜利。分散各处的三中“联指”学生，络绎不绝跑来向我发泄派性的仇恨，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有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个子高瘦，面色青黑的巫尚X，另一个是面皮白净常挂阴笑的刘廷X，都是我曾代过课的高七十八班学生。这两个家伙真狠，进门二话不说抡起铁棒劈头盖脑地打，我本能地用手捂住头部  铁捧落到手背，立即肿成烤面包，接着他们抓住我头发，死命拿我脑袋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鸣，天旋地转，仿佛就要坍塌。在激烈震荡中，我上齿磕掉了下唇一块肉，鲜血涌流，染红衣裳，从此留下了一块永不磨灭的伤疤，也留下难以消除的痛恨，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有畜性不如的学生。

“联指”学生中也有不少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始终没动我一个指头，还有些善良之辈，厌恶暴行，对我十分同情。高八十七班的覃小兰，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姑娘，她轻轻呼唤我“张老师”，话音里表露同情和安慰。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人类不管出自什么阶级  参加什么派别，只可分善人与恶人两种，善人只想与人为善，不管参加那一派，都不愿伤人，恶人正好相反，总想作恶害人，尤其在得意的时候表露更充分，“子是中山狼，得意更猖狂”。此话一点不假。“文革”是需要恶人和制造恶人的年代，所以涌现大批恶人，靠他们去制造罪恶，荡涤文明。

恶人把我折磨够之后，“胸毛”把我拉到原卫生厅对面的防空洞里，天气闷热，差点把我闷死。事后得知，他要我去给攻打新华街中弹身亡的战友蒙杰亮垫尸陪葬。垫尸陪葬是“联指”的一大创造。在攻打“四二二”据点中，每天都有人阵亡，为了煽动更多的“联指”兵去卖命，他们想出了这惨绝人寰的一招，把抓来的“四·二二”拉去给阵亡者垫尸陪葬，还修墓立碑，封以“烈士”称号。我落入魔窟不久，正好碰上蒙杰亮阵亡，于是“胸毛”决意拉我去等候运送殉葬品的专车。在此千钧一发时刻，三中“联指”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起来反对“胸毛”的独断专行。他们提出张德忠不能杀的充分理由：一，他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二，他任过三中团委书记，历史清白，三，文革中没发现他有重大罪行，而且是自己离开据点，军区支左办送出来的。这些理由压倒了“胸毛”，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说实在的，我对蒙杰亮之死很痛惜，他是高七十九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很了解他的人品，他勤奋好学，工作热情肯干，是得力的班干团干，就是有点愣头愣脑好冲动,文革擅自离开学校到社会参加武斗，成了三中“联指”唯一的牺牲者。幸亏良知战胜了邪恶，否则，我这个老师早就成了学生的陪葬品了。

躲过这一劫之后，我被送进“联指”延安片指挥部设的集中营，当晚挨了一顿毒打。这里原是一个医疗单位，一栋办公楼和两三座宿舍，东面隔街正对区党委大院后门，西面隔墙是区幼儿保育院。这里常出现两种极不和谐的声音，一是保育院孩子天真烂漫的歌声笑声，一是集中营里囚徒被毒打的哭声惨叫声。

为了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加紧对“四·二二”的剿灭，《年表》有如下记载：（P-112-115）

七月三十一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国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国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八月三日，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五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二千三百四十人,被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被俘的还有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八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圩。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二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八月十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椐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提。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 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二十三日，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腥风血雨的一个黄昏，我在集中营被押上一辆吉普，押解者是三中“联指学生。我问：“押我去哪里。”答：“让你去立功赎罪”。

我偷偷掀开蒙眼的布，感到是往东郊方向走，穿过射击场、南湖堤到了市党校。党校与三中一墙之隔，我纳闷，拉我到这里干什么？夜里听到一片哭骂声，知道押到这里的并非我一人，而是一群。

“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恶魔，一定不得好死。”从这高亢无畏的哭骂声中，我听出是水产所的工人白大嫂。她丈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到水产所当工人的白玉秀。一个军人出身的大男人，取了个女人名可让人取笑，但他的性情倒真像女人，待人和善，说话细声细气，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文革参加“工总”，被选为头头之一，可他厌恶武斗，从未有过激行动。落入魔窟以来，消息全无，我很想知道社会状况，于是寻声挪身到白大嫂旁边：“白大嫂，你怎么也在这里？”她悄声告诉我：“张老师，不得了啦，现在到处抓人杀人，我们所的桂师傅被杀了，我老白幸亏跑得快，不然早没命了。他们抓不到老白，就把我抓来。”我了解，桂师傅和老白一样是老老实实的工人，从未参加过武斗，是“四·二二”普通群众，竟逃脱不了厄运。

在市党校蹲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多钟，一批“联指”武装，还有一批农村来的民兵，破墙冲进三中，沿着教学楼、宿舍楼逼近大操场，目标是水塔和红楼。这原是“联指”的据点，撤走后红革会取而代之。这次军事行动的企图是攻打红革会，进而围攻医学院。

在进攻中，本单位职工李XX，用长绳绑住我手臂，他在后面牵着，用短枪逼我冲在前面，那情形就跟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日本鬼子驱赶群众去进攻抗日根据地一样，此时我才明白让我“立功赎罪”的含义，原来是拿我当挡枪挡炮的人盾。他们天天叫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学到一点正经的东西，倒把日本鬼那套法西斯毒招学得很到家。

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可能被毁，逼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冲过大操场，直登红楼顶层，一个高瘦的民兵枪手在窗口架起机关枪对准医学院，幸亏红革会武装早已撤走，没有发生交火，否则我十条命也完了。

中午时分，民兵下楼休息用餐，此时，我交由民兵看管，看管我的是位并不凶恶的中年农民。

“你是这里的老师吧？”他突然问我。

“是的，大学毕业我就到这所学校教书。”我答。

“家里什么成份？”

“中农”。

听了我的回答，他态度马上变得温和：“你放心，我们只杀阶级敌人，不杀中农。是哪里人？”

“桂平。”

“我是容县，同属玉林地区，我们算是半个老乡。”

“请问贵姓？”轮到我主动问他。

“姓黄，大肚黄的黄。”

“我爱人也姓黄。”

我们越谈越亲近。他亲自给我端来一份饭菜，我说吃不下。他好心劝慰我要吃饱饭，保重好身体，还给我一支香烟’。为了了解些内情，我有意识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不在家种田，为什么冒着危险到南宁来参加武斗？”

他直率回答：“没法子，是上级的命令，说南宁发生反革命暴乱，要我们参加平乱，于是就拉队伍来了，还说好了，我们来当是出工，队里照记工分。”

“你们来往路费谁出？花销怎么办？”

“嗨，当然是政府包了。我们享受半军事待遇，除了军装，什么都发了，你看，军鞋、军水壶，连毛巾牙刷全有，每人每天还发一包香烟，一天三餐有鱼有肉，比在农村不知强多少倍。”老黄边说边流露出喜悦和满足感。

望着老黄的神情，我心里在叹息：“我的农民弟兄，你们上当受骗了，为了一点点利益和享受，被人利用当枪使，且不说你们助纣为虐给国家添乱，就自身而言，你们离乡背井来参加野蛮的撕杀，极可能葬身异乡，让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值得吗？”

果不其然，城里人命贵，农民命贱，吃人俸禄，受人摆布，在攻打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中，农民冲锋在前，死亡不少，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利用手中之权，封之为“烈士”，修坟立碑，发抚恤金，死者家属得了点补偿和安慰，可“四人帮”倒台后，中央一概否定,取消“烈士”称号，停发抚恤金，农民弟兄才大呼上当受骗，组团上访告状，但人死不能复生，铸成的历史无法改变，无权无势的农民，去哪里讨回公道？只能哀叹“可怜邕江河边骨，尤是桑梓梦里人。”

几十年来，我一直惦念在特殊环境中认识的老黄，老黄啊老黄，你在哪里，是否也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言归我的险历。跟老黄聊完后我暗地寻思,攻打三中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如再攻打医学院，绝不会如此幸运。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三中与医学院隔一条马路，只要冲得过去，我便能重返据点，以后，不管什么甜言蜜语，慷慨承诺都不能再诱骗我离开，哪怕战死到最后，也不要重落魔窟。我下了决心冒死一搏，心里盘算逃跑计划。

家属区后面有间公用厕所，离后门几步之遥，出了后门便可上马路。我向老黄提出要上厕所，老黄应允，叫了个小民兵“陪”我去。小民兵个子矮墩，看上去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没有枪，腰间只别了枚手榴弹，真是“天助我也”，心里暗喜，来到厕所，装做要大便，把门关上。小民兵警惕性很高，不许关门，紧牵扯住绳子，象狗那样死盯住我，我无法解绳就用力一拽  ，带着绳子往外冲，小民兵死命拉住绳子，拔出手榴弹迅速打开盖，手榴弹吱吱冒着青烟飞过来，我本能就地一滚，轰隆一声，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却奇迹般不受一点损伤，全得救于齐肩的荒草。听到巨响，几个民兵跑过来。“开枪打死他，打死他，他妈的想逃跑。”小民兵竭斯底里狂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完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来临。时间过了一秒又一秒，却没有一声枪响。待睁开眼睛，枪口不见了，却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和声和气地说：“张老师，你不要跑，你能跑得过子弹吗？”他原来是我高七十九班的学生覃生琉，我所器重的班干，向来对我很尊敬。“文革”我们虽然参加对立的两派，可从来没红过脸。我落难的日子，他给了我许多关照，和前面提到高七十八班巫尚X，刘廷X那两个畜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逃跑失败，我被三中“联指”押回原来的据点，少不了受了一顿惩罚。

腥风血雨的八月中，老天下了几场暴雨，南宁多条街道成了泽国，地势较高的桃源路成了可以行船抓鱼的河流。据老人说，雨并不算下得太猛，何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水？有人传说，是上游水库同时放水，故意制造“水淹七军”，把解放路一带躲藏于防空洞的“老鼠”（“联指对”“四·二二”的蔑称）统统淹死。

三中“联指”设据点的区供销社大楼淹了底层我被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厕所里，由高八十七班学生邓XX，罗XX等轮流看守。

有天，我闻到鱼香味，原来是两位老大娘在门前架灶煎鱼。不知他们是哪家的保姆或老人。他们趁看守不在，拿了一条煎好的鱼送到我面前：“吃吧，我们知道你是好人。这年头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你可要挺住，保重好身体。”望着两位素昧平生的慈祥老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禁热泪盈眶，心里立誓，如果我还有将来，一定要找到他们当亲娘奉养，给他们养老送终。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寻觅他们，也许他们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永远留在我心中。

水退之后，我又被押回集中营，随着“四·二二”的覆灭，被抓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群来自各单位的难友，沿墙根而坐，当中有我认识的民院中文系同行梁超然。坐在我旁边的是条北方大汉，自报是气象局局长，为人豪爽。在他影响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充满团结友爱精神，一根香烟，也是一人一口轮着来抽。

难友进出常有变动，有的被本单位押走的，有被拉去严惩的，剩下的被分开到小屋单独关押。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壁房里传出深情感人的歌声。我听出，那是我的学生韦克邦的声音。他是来自武鸣农村的纯朴青年，不知怎么也被抓来。后来得知，他被诬为“反团”成员，横遭审讯毒打，一肚子冤情无处倾诉，于是借助歌声，企盼毛主席把他救出苦海。他自己也明白，毛主席远在北京，哪会听到他的歌声 ,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哀鸣。看守吆喝不许唱，他置之不理，一首一首唱下去。

集中营又来了一批囚徒，当中有卢冬、张俊秋。他们原来是在医学院的。学院和西大一样，接受了“和平解决”方案，放下武器不抵抗。李朝杰、张俊秋等一批二中学生不愿束手待擒，携带武器出逃，还没逃出邕宁地界，就被民兵抓获，押回南宁。李朝杰是“四·二二”头面人物，“联指”恨之入骨，早在火车站等候。李朝杰一走出车站，一个“联指”头目拔出手枪朝他开火，没打中。李若无其事，昂首挺胸走远了。枪手转过来打随后的张俊秋、张被打中小腿，“联指”不予治疗，到了集中营，张撕破衬衫，自行包扎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许许多多外逃的“四·二二”，很少有逃脱的，因为韦国清已布下天罗地网，无怪乎群众说，逃韦国清比逃日本鬼还难。日本鬼是外来侵略，人生地不熟，他从东面来，我往西面跑，他占领城市，我可躲到乡下，进深山老林。韦国清是本地内乱的当权者，全广西是他的势力范围，叫你插翅难飞。

卢冬是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的积极赞同者，他刚走出据点，就成了“胸毛”的猎物，后来蒙受了整整十年的苦难，还能留住性命。可他的老同学杨远鸿，就没这么幸运了。

杨远鸿是卢冬北大时的同学，中共党员，原分配在南宁二中语文组，因教学出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是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文革”参加“四·二二”，从未有过激行为，只因本单位“联指”太凶，才躲进西大避难。西大和平解决，进驻的解放军动员外单位人员返回原单位，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扬远鸿刚踏进教育学院门口，就被本单位一批“联指”暴徒揪住毒打，在礼堂附近活活把他打死。他爱人胡冠莹，也是北大同学，一起调来学院，当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盼着丈夫平安回来，没想到还没见上一面，丈夫就成了冤鬼。胡老师极为悲愤，拖着孩子去告状，有关当局说是“群众专政”，“无法追查”，让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杨远鸿遇难同时，我的学生巫抱平也遇害了。后来我得知他遇害的经过，甚为壮烈。医学院讨论接受“和平方案”时，红革会听从卢冬的意见投赞同票，有些头头担心交了武器，日后“联指”肆意宰杀无力还手，主张把部分枪支藏起来，一天夜晚，巫抱平带着一个叫“小不点”的伙伴去执行藏枪任务，在医学院后门遇上园艺场“联指”武装。“谁？”枪手拉动枪栓。“别开枪，我是学生。”巫抱平边回答边推开小不点：“你快走，他们并没有发现你。”说完独自迎上去。望着这位舍身保护自己的老大哥的勇敢背影，“小不点”差点失声痛哭。

园艺场“联指”武装抓获了巫抱平，即移交给“胸毛”，胸毛残暴地把他枪杀了。

八三年“处遗”时，一位目击者领我到巫遇害的地方——校内火烧楼前的冬青树旁，讲述当时的情形——

“胸毛”狞笑对五花大绑的巫说：“巫抱平，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巫抱平高昂着头：“李天保，别得意忘形，你手上沾的鲜血还少吗？我真后悔那天晚上没扣动板机，否则早轮不到你耀武扬威了。”

“胸毛”李天保恼怒举起枪：“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对你执行枪决。”

“打倒韦国清！毛主席万岁！”巫抱平高呼，应着枪声倒在血泊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他死得那么壮烈，可惜选错了年代和场合，不然，他会成为千古流芳的英雄，受人敬仰。

荒唐的年代，人们的命运极为不公，同是中学生，巫抱平成了冤鬼，杀害他的“胸毛”李天保却入了党，当了官，娶了老婆，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同是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很多人被杀 , 很多人因杀人成了“功臣”，入党当官，平步青云。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联手剿灭“四·二二”大功告成，在血海尸山之上，广西革委会诞生了,一派莺歌燕舞。

“毛主席呀，你是光辉的太阳，我们像群星紧紧围绕在您的身旁……”随着这醉人的旋律，满街跳起了表忠舞。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话时下应改为“韦国清和他的嫡系（包括广西军区和“联指”大小功臣）开心之日，正是被打入另册的广大干部群众难受之时。”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和贺、霍、傅、谢、袁一起拉去全区游斗，成千上万的“四·二二”被杀的被杀，被关的被关，不计其数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灭门之灾，有些地方把他们从老到幼斩尽杀绝，一个种不留，创造了“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受害的远不止这些，民主党派自不必说，如民革中央常委,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老先生被害惨死,连各地的地下党，游击队，抗日学生军出来的老革命,甚至还有老红军也横遭厄运。所以,广西当权者制造的寃假错案如海如山,只要不赞同”联指”观点的,都是打杀之列,如前文描述的园艺场那位姓刘的转业干部.

革委会成立前后，是广西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一页，制造冤假错案之多，杀人之惨烈，折磨人之狠毒，堪为全国之首，简直把广西变成了人间地狱。

八、残酷批斗

区革委会成立后，各单位开展请理阶级队伍和大批斗。批斗对象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四·二二”大小骨干。

一个艳阳高照，秋风习习的上午，我和卢冬被挂牌从集中营押回学校，挂我的牌子上写“四·二二”坏头头，而卢冬的是“美蒋特务”，押解我们的是本校女生。他们边走边用鞭子抽打，象赶牲口那样，沿途群众露出惊恐的目光。

到了校门口，看见两幅大标语迎接，一幅是“打倒伍贺霍谢袁”，一幅是“打倒李钟刘卢张，”前者是广西通用的，后者则是本单位的“特产”。李是指本校最大的“走资派”李厚德校长，早俩三个月已经倒了，可死人也不放过，还要再打。钟是原党支部代理书记钟碧秋，刘指教导主任刘文强。卢指卢冬，张指本人，都是普通教师。

为了关押百多名师生员工，学校专把第五座教室的楼层改为监狱。私设监狱，私搞刑讯，是全广西的普遍现象，而掌握监狱的，一色是“联指”的大小骨干。不用说，这种派性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还严酷，他们任意折磨我们。有天，他们突击搜查，搜去我一首抒写情怀的小诗，当晚深夜，狱长李XX和揭XX命令全体囚犯到楼下集合，跪在水泥路上，时已深秋，寒气逼人，况且来不及穿外衣，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狱长”如此折磨我们（当中不少是教过他们的老师），是出于什么心态？疯了？对，是发疯了，整个广西的当权者都发疯了。他们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去折磨受害者。因为由支一派打一派建立起来的革委会，实质就是如刘振武一针见血指出的“派委会”。刘振武是广西博白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位有非凡胆识的真正共产党员，他早看清“文革”是党的某领导人，违反党的八大精神搞起的祸国殃民的运动，在广西大屠杀肆虐之时，他仗义执言，写出连篇声讨派性中央的檄文，被博白县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死刑。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文革”中广西死去那么多人，唯独他被授予烈士称号。

刘振武遇害已过了三十多年，今天读他的文章，仍为他的真知卓见和大无畏气概所折服，感动，他和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一样，是用生命捍卫真理，拯救国家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当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关于刘振武的事迹和文章，《年表》有专门的记载，很值一读。刘振武指出，“文革”打的是革命旗号，行的是复辟封建专制。这话点到了要害。应该说，在广西那种乱抓乱打乱杀的情景，是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从三中一个小单位，也可看出、我们这群囚徒，常被拉去审讯和毒打，打得死去活来，逼你承认不存在的“罪行”。火烧百货大楼时李宝励老师在场，尽管他被押回学校时膝关节病发作不能行走，可还要他拄着拐杖接受审讯和批斗。

审问者问：“百货大楼是不是你放火烧的？

李老师据实答：“不是，是桂剧院那边开枪开炮，仓库中弹起火烧起来的，我们所有人员还拿起脸盆打水救火。”

审问者恼怒，强词夺理：“胡说，你们泼的不是水，是汽油。”

有次我和刘文强一起被提审，提审者厉声说：“刘文强，你这个反动文人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刘答：“我的问题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一个穿大皮鞋叫石延X的学生突然飞起一脚，踢中刘的胸膛，刘摇摇晃晃退了几米远，极力挣扎才没倒下，却留下终身伤痛。

校革委会成立这天，为庆祝又一个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把我们这批囚徒赶下鱼塘打鱼给他们加茶。三中有几十亩鱼塘，长期无人管理，有多少鱼可打？我们冒着寒风泡在水里，拉了几网，才得两三百斤鱼，离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他们不死心，逼我们不停打下去。害得我们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特别是章云汉老师，他来自浙江，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从没受过这份罪。

当晚，革委会官员和联指大小“功臣”，觥筹交错，尽情享受美味佳倄，而我们这群辛劳的打鱼人，闻不到一丁点鱼腥味，只恩准每人加二两饭。

三中“胸毛”等“联指”打手，早和园艺场的“联指”杀手结成联盟，他们不忘“有福同享”，特意请来参加晚宴。酒足饭饱之后，一起来到监狱审讯室施展淫威，把我、卢冬、梁志岳，还有王成初，遭闯、李志清等几个学生头叫去罚跪。园艺场的杀手怒视我们一会。突然从背后踹起大脚，我们朴倒在地。梁志岳军人出身，有人说他是军事指挥，（其实不是，红革会武装全由学生头头掌握，老师从不参与）于是打手杀手把他作为惩治主要对象，抡起棍子劈头盖脑猛打，打得他满地翻滚，大喊救命，身着的军装打得稀巴烂，伤得不成人样。我们成了任人宰杀的羔羊，除了空有一腔愤怒，毫无办法，只能互相关照。第二天，我算准梁志岳上厕所与我碰面的时机，塞给他一包私藏的止痛片。

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几乎天天挨拉去礼堂批斗，这时的批斗，是残酷折磨的代名词，一跪就两三个小时，个多礼拜下来，膝盖都溃烂了，一着地就钻心疼痛。不知是钟碧秋、刘文强还是卢冬，想出个自我保护的办法，扯出被子里的棉絮做成护垫，裹住膝盖以减轻疼痛，我们学会了“窥测方向”，注意听早晨的广播，凡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语录歌，心里便发怵，知道当天必有批斗会，赶紧做好准备，这已成了条件反射。我们难友之间，充满无私的友爱精神，互相关怀，互通有无。被“胸毛”抄家之后，我一无所有，卢冬给我一张毛毯，让我能熬过一个个寒夜；碧秋、文强供我护垫，使我挺过了一次次批斗，至今想起，那种友爱还温暖着我的心。

“再狡滑的狐狸，也躲不过好猎手的眼睛。”这句话是打手们最爱说的，有次批斗，我们的保护措施被李XX，揭XX发现了，好猎手命令我们把护垫拿下，不得再用，如再发现，严惩不贷；我们暗暗叫苦。

起初，梁洪亮没受到关押，他知道我在监狱里缺穿少用，冒险把我存放在区医院他妹妹家里的箱子拿给我。这箱子是我的全部家当，除了我的冬衣，还有我妻子家传的一枚金介指。

在受批斗者中，我被认为态度最“恶劣”，不但拒不承认所有指控，还敢进行反驳，为了杀我的“气焰”，除了白天外，还在晚上加设专场批斗会。有天晚上，“金牙”押我到教工饭堂给工人批斗。工人很善良，要他们打一个平时对他们很友好的老师实在下不了手，但为了表示要划清界线，他们不得不做做样子，把手举得高高的，落在身上并不重。我完全理解他们。“金牙”则截然相反，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打人，甚至面对“敌人”也挂着微笑，露出灿灿金牙，然而却悄悄走到我背后，用脚踩我跪地的脚后根，疼得我冷汗直飙。此时我方领略到什么叫“阴险毒辣”，什么叫“笑里藏刀”。“金牙”完全是存心险恶的坏人。

有次开全校的批斗大会，又增加一名“重犯”，他是体育老师李本正，原在展览馆和梁洪亮一起搞后勤，展览馆危急时，他跑了出来，由于“金牙”老婆点水，他被公安局抓进监狱，因查不出大问题，被送回学校批斗。他为人正直，遭“胸毛”忌恨，利用高音喇叭进行人身攻击，给他改名为李本歪，他便得了个“阿歪”的外号。

白天挨批斗，晚上受寒袭，在我处境最艰难的日子，老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是牵挂我的生死特地从柳州赶来探监的，带来一床旧棉被，偷偷塞我一包田七粉，并把我妻子平安分娩，生了个男孩的消息告知我。我既欣慰，更愧疚，愧疚之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我却不能尽孝，还让他们操碎了心；愧疚之二，妻子分娩，儿子降生，我无法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老父亲走的时候，我把藏在内裤的三十元钱放进一条呢子裤的口袋里，连同箱子一并交给他带回柳州，后来才知道，这笔养命钱，竟被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看守检查箱子时偷走了。

父亲和我告别走下楼梯，脚步沉重，身子摇晃，我知道他心里极为难过。因为他亲睹自己的儿子在批斗会上，如何遭人毒打的情景，父亲一生从未与人动过手，对孩子一向疼爱有加，是位典型的慈父。如今儿子任人摧残，他怎能承受得了？我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凝望父亲离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泪水盈眶，此时我更深刻领悟到，朱自清为什么能写出《背影》这篇传世之作。

朱自清有位慈祥的父亲，我也有位慈祥的父亲。朱自清深爱他的父亲，我也深爱我的父亲。当晚，父亲送来的棉被盖在身上，暖进心窝，久久难眠，父亲生平的一幕幕浮现脑海。

父亲叫张安义，宝号鸿安，排行十四，人们习惯叫他张十四。他是乡里闻名的孝子和善人。因家境贫穷，上了几天私塾就去给人放牛。除农忙时节，平时牛都赶上山，早出晚归。东家每天给他几两米做午饭，他总舍不得煮来吃，带回家给爷爷奶奶，自己去别人收获过的山地里找些落下的芋头红薯煨来充饥，集腋成裘，爷爷奶奶把他多年放牛打工的工钱积攒下来，以备娶亲之用，可穷人家的青壮年有谁肯嫁？故父亲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成婚，后经亲戚介绍才认识我母亲。母亲许爱英，也是出于贫苦人家。我外祖父人穷孩子多，生到我母亲时已是第五个了，旧社会重男轻女，决意不养，灌了杯烈酒来结束她的小生命，可母亲命硬不死，她叔父无后，见她可怜认为继女，才保住她一命。母亲还不满十岁，就给上瑶村陈家做童养媳，遇上个恶婆婆，要她干重活不给饭吃，她不得不偷猪食鸡食充饥，被婆婆发现就打个半死。她多次带着满身伤痕跑回娘家。可除了和外祖母抱头痛哭，有什么法子与命运抗争！母亲的悲惨境况被她长在督的村黄家的表姐得知，十分同情，叫她去作伴，从此她便在表姐家学做针线活，苦难炼就了母亲的勤劳能干。她仰慕父亲的忠厚善良，嫁了个比她大将近十岁的男子，结婚之后和父亲干起裁缝行当。靠这行当，营造出一个温饱的家，把我们兄弟抚养长大。父母虽没文化，但懂得读书的重要，变卖家产也要供我们上学，供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是村里开天劈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欣慰和期望。可是在摧残文化的年代，我和万千中国文化人一样，正蒙受巨大灾难，让父母心焦如焚。

毫不夸张地说，我前辈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人在“文革”中受的苦难多。

父亲走了之后，校革委会连同工宣队，军宣队布署了更残暴的批斗，把我们转移到实验楼单独关押。集中关押，我们还能互相关照，单独关押，连说句话的人都没有，完全与世隔绝。

我被关在楼上小实验室，一张实验桌为床孤零零，早晚一人形影相吊，只有拉去批斗才见到人群。

卢冬是“美蒋特务”，对他最为苛严，关在楼梯脚狭小的厕所里，放不下一张书桌。

三中的大批斗越搞越起劲，除了全部在押的“囚犯”，所有“牛鬼蛇神”也押来陪斗，台上台下一大群，因而成了全市的典范，许多单位前来取经。

有天晚上，我们照例挨拉去批斗，礼堂灯火通明，挤满了人，“打倒刘邓陶！”“打倒伍贺霍谢袁！”“打倒李钟刘卢张！”口号声喊得震响，我感到气氛有点异样。批斗中，有人揭发说，在抄我家时，从米缸里发现了发报机，我极为震怒，当即反驳：“造谣也不会造，我家根本没有米缸。”揭发者恼羞成怒狂喊，“打倒张德忠，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我被两个健壮的学生押走，过道上，一些学生出手打我，刚出礼堂门口，“胸毛”组织的一群暴徒揪住我大打出手。押解的学生拖着我奔跑，半道上我被一株念子树绊倒，暴徒恶狼似的扑上来摁住我，拳头、“火腿”、棍棒如雨落到我头上身上，那架势就是要活活把我打死，押解者连拖带抬把我弄走。

我不知道是如何回到牢房的，只觉得浑身疼痛，无法上床，看守帮忙我才能上床躺下，可全身不能动弹，只是脑子还清醒，想起父亲给我的田七粉，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来，叫看守倒了杯水，将它全部吞下，过一会就迷迷糊糊了……

天昏地暗，我在荒野游荡，突然窜出一条毒蛇，张开大口，吐着长舌向我袭来，我拼命奔跑，前面横着的河流挡住去路，情急中我纵身跳下，游向对岸，毒蛇紧追不舍。我奋力上岸，无数毒蛇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紧紧把我缠住,我气已绝，灵魂飘出躯体，在黑暗的旷野游荡，穿过隧道，过了奈何桥，迎面来了两个鬼差将我押走，一路上不见田园房舍，只有乱坟荒草，几只萤火虫在其间飞舞。一会来到一座黑色的城堡，城门上有“冥府”二字，我知道已到了阴曹地府。进了城门，看见一座大殿，上面标有“阎王殿”三个大字.进了殿，感到阴森恐怖，没有金碧辉煌，只有忽明忽暗的烛光，牛头马面，大小无常站在两厢，阎王爷端坐殿上，他黑色的脸庞，扫帚似的眉毛，浓黑的胡子，显得极其威严。

“禀报大王，又有一名冤鬼到了我们地府”，鬼差开口。

“这年头怎么回事，有那么多的冤鬼？”阎王沉吟片刻：“请到跟前让联瞧瞧，这次来者是谁。”

我走到跟前，阎王端详了一会，突然惊呼：“世侄，怎么是你？”

我不敢相信，阎王怎么会称我为“世侄”？哦！想起来了，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谷山庙拜神，认了李王爷作契爷，还给我起了个“神生”的小名。李王爷与阎王爷同辈同级，故称我为世侄。

“神生世侄，你年纪轻轻，为人正直善良，没做过一件坏事，谁让你到这里来的？”阎王愤愤不平。

“呜，实在冤呀！”我放声大哭，一是为遭受不公平的命运，二是为在阳间得不到的理解却在阴间得到，甚为感动。

阎王翻看了一下生死簿:“世侄莫哭，你阳寿未尽，世伯我会让你重返阳间，享尽天年。你在这里暂歇，也好让咱爷俩聊聊世间之事。”阎王和颜悦色宽慰我，吩咐礼宾官领我到冥府宾馆下榻好生侍候。

我心里充满感慨：是呀，想不到阴间比阳间清明，能辨是非，能断善恶……

“东方红，太阳升……”熟悉的旋律闯入我耳膜，我方意识到刚才做的是南柯一梦。我想睁开眼睛证实一下我还活在人间，可怎么也睁不开。想挪动一下身子，依然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尚能动。我努力摸出小镜子，拨开眼皮照看，吃惊发现我已面目全非，头肿得像球，眼肿像核桃，故睁不开眼。

因伤势太重，革委会不便让我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展示暴徒的杰作，连着好些天没拉我批斗，让我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好好审视自己，思索问题。

大批斗以来，给我扣上的罪名数不清，先有“坏头头”，后是“刘少奇的团委书记”，一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等等等等。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我出生于桂平金田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家，在纯朴民风熏陶和善良家风影响下成长，放过牛，干过农活。父亲常教育我们兄弟，做人要勤劳善良，还要学会“忍”，“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所以我们张家祖先定号为“百忍堂”，父亲就是遵循这个祖训的典范，一辈子没和人争吵过，即使受人欺压，也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父亲善良品性传给了后代，但“逆来顺受”我不敢苟同，因为我铭记那耻辱的一幕。一九四九年夏，国民党政府崩溃前极端腐败，疯狂搜刮民财，父亲在大宣圩摆了个布衣摊，乡警来收税，收过又收，父亲抗拒，乡警如狼似虎上来揪打，父亲平生冲天一怒，拾起块砖头反抗，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被抓进乡公所蹲狱，母亲急了，还是花钱求人作保才无事。当时我正读高小，这事对我刺激很大，恨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立下改变国家命运的宏愿。解放初，举家搬回乡下，解放军剿匪经过我村，寻人带路，可村里人都躲了起来，我挺身而出给解放军带路，受到夸奖，从这支和蔼可亲，秋毫无犯的军队身上，我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五一年春到县城读初中，我努力上进，五二年加入共青团，此后，上高中、大学，我都是团支部书记。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是我的一贯风格，读浔桂时,我脱掉自己的中搂给同学穿，有年暑假，曾在江口救过一名溺水小学生。六二年初，曾救助一名饿倒街头的孤儿，此事还上了《南宁晚报》。我憎恶仗势欺人，所以文革中同情受害者，爱打抱不平，可我也并非牙眦必报的狭隘之徒，即使在得意的时候，我也没对侮辱伤害过我的“胸毛”之流动过一只指头。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国家形成一种靠整人害人向上爬的歪风，运动一来，总有一批人紧跟风向，迎合需要，歪曲夸大事实，惹是生非，打小报告，名义上是靠拢组织，实质上是邀功请赏，谋取晋升之路。我对此极为反感。一九五七年，我在哈尔滨外语学院任班团支书。有天，外班同学跑到我班贴小字报，说马列主义过时了，我一气之下撕了，同班一位姓余的江西老表冲上来指责我。反右开始了，许多同学向我提议，要把他划为右派，因为他平时怪话就多。可我认为，一个人发点牢骚，说点怪话，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旦划成右派，就毁了他一生前程，始终没有同意。结果，别班“硕果”累累，我班一个右派也没有。但我始终无憾。我一向抱着一个愿望，化解矛盾，团结更多的人，同心同德去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应该承认，这次大批斗，大清查，真是挖地三尺，空前彻底，用当权者的话说，是“网大眼小，连一条小泥鳅也别想漏掉”。为了证明我这‘反革命’由来已久，专案组查遍了我的历史，连我转学到北京上大学时,因怀疑三面红旗受过批判，撤了团支部书记，和困难时期“污蔑攻击”社会主义都查到了，可这两件事完全被有意歪曲了。

先说第一件，那是一九五八、五九年，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所谓高举“三面红旗”，结果全国刮起猛烈的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经济陷入困境，全国人民处于饥饿之中，我的家乡广西，放了颗亩产十三万斤的“大卫星”，却饿死了不少人。面对这严峻的现实，只要不是瞎子聋子，谁能看不见听不着？可当权者只许唱赞歌，不许说实话。我们天性率真的大学生没顾忌那么多，假期回来各自说了从家乡带来的见闻,所有事实证明：“三面红旗”带来的并非如报纸吹嘘的辉煌成绩，恰恰相反，是国民经济的日益恶化，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艰难。作为团支部书记，我不但没把同学这种有背“三面红旗”的言论向上级汇报，还积极掺和其中，于是系党总支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罢了我团支书之职，我遭了彭大将军一样的命运，只不过他是大官，我是小“官”，但共同点是一样的，都是因敢讲真话获罪。讲真话获罪，讲假话大话有功，表明这个社会已得了绝症。

按惯例，中央每年都派一名首长给应届大专毕业生作报告，六一年派陈毅元帅，他讲话的主题是“红与专的关系”，他精辟阐明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批评乱抓“白专”的现象，尤其对敢讲真话的人受压制打击的现象进行谴责。陈毅的讲话如一股春风，大学生受到很大的鼓舞。回到学校，曾参与批判我的同学，纷纷向我赔礼道歉。

第二件事，所谓污蔑攻击社会主义，那是在大学毕业前夕，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到河北省衡水县参加整社，帮助农村恢复生产.当时规定要和农民“三同”，这段日子，我亲睹农村的惨状，亲历生活的艰辛，时令是初春，离夏收还远，农民早已断粮，靠政府调运红薯片活命，每人每天六两，打成粉，掺上糠，榆树叶，由队里食堂蒸成窝窝头，早上统一分发，每人六个，就是一天的口粮，对青壮年而言，一顿吃完未必满足，维持一天可就难了，只能靠多喝盐水来充饥。我第一次感受到饥饿是什么滋味，个多星期就患了浮肿病，手指一按肌肤，陷落的窝坑久久难以平复，好在上级体恤，每星期天到公社集中一次，配一斤面粉改善生活。我所在的农村离公社十来里路，平时一个小跑就能到达。可浮肿之后成半条命，走一两里就得坐下歇歇，花几个小时才能走到。实在是饥饿难耐，所以大家有同样心情，这次集中完了就盼着下一次。我们有这种盼头,可广大农民就没有这种盼头，他们比我们更艰难，我的房东是位中年妇女，她的一岁多的孩子瘦得不成人样，逗他，既不会笑，也不会哭，因为他连哭笑的力气都没有。据他母亲说，他出生以来没见过白面，没吃过一顿饱饭。看着孩子可怜，我主动提出,今后每天从我的口粮中，节约一个窝窝头给孩子，房东大嫂千恩万谢。这段经历给我触动太大，印象太深，终生难忘.我走上讲台，初为人师的时候，看到有些学生糟蹋粮食，不用心读书，我便讲了这段经历，用意十分清楚，一是要学生珍惜粮食，二是让学生明白我们国家还很穷，激励他们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发愤读书。不料“四清”运动有人给我写了大字报，说我给社会主义抹黑,“文革”更成了我污蔑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证。

经过一番审视和思考，我清醒认识自己，尽管我有许多缺点，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绝不是坏人，更不是反革命，所有指控都是污蔑不实之词。有了自信，我心里坦然。

当我伤痛渐愈，能够行走之时，发现我们这座私设的监狱，又新增了一名囚徒，他就是为人正直的归侨老师梁洪亮，他被关在和卢冬相对应的另一端楼梯底的厕所里，后来得知，他是为讲了句公道话遭此劫难的。革委会认为对我们的批斗差不多了，让群众讨论如何判刑，有人说卢冬该判十五年，张德忠该判十年。梁洪亮力排众议唱了反调：“我认为卢冬、张德忠不属敌我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招来横祸。这位在海外生活了二十余年的爱国归侨，经历过多次印尼排华，也没遭过那么多罪，他怎么也想不通，偶尔见他在拼死抽烟和迷惘的眼神，我知道他内心多么痛苦，心里在呼唤“洪亮呀洪亮，你为什么不识点时务？别人躲避还来不及，你为什么还敢为我们说话？”从这件事我更深刻认识洪亮，对他充满崇敬之情。

“文革”就是这么一个丑恶的年代，坏人得势，好人遭殃。

中央大概也感到情况不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严禁逼供信，要给出路，我们的处境逐步好转。校领导先是放我们出来劳动。记得第一次出来劳动，觉得天是那么蓝，山是那么青，大自然是那么美。

有次我独自在鱼塘边锄草，老蔡婆避开监视人耳目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块肥皂：“张老师，你是好人。这年头作的什么孽，恶人得势，好人遭罪，老天爷会有报应的，你想开点。我一个穷老太婆帮不了什么忙，给块肥皂你用。”说完赶紧走开。

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我感慨良多，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壮家妇女，镶一对金牙，家境贫寒，年青时靠做妓女为生，后来从了良，嫁给我校老工人老蔡头，无儿无女，老两口相伴苦度时光，她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人们只叫她老蔡婆。在社会，在三中，她生活在最底层，由于当过妓女，又十分迷信，经常烧香拜佛，没人看得起她。我和她也从无交往，只是我父亲来帮我带小孩时，与老蔡头甚为相投，所以，我对老蔡婆有几分尊重，见面主动打招呼。想不到在我落难之时，她竟敢冒着风险，给我同情，鼓励和帮助。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在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善恶分明，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是那些走红的政治家无法比拟的。从此，我脑海里烙下她的形象，头顶一方蓝花头巾，口露一对金牙，生气时肆无忌惮骂人,高兴时发出咯咯爽朗的笑声。

有天晚上，我在囚室里闻到老蔡婆肆无忌惮的哭骂声：“我犯了哪条王法？为什么抓我？有本事打老蒋去,为什么跟我一个老太婆过不去？你们这些恶魔一定不得好死，老天爷会收拾你们！”

我心里一愣，为什么抓老蔡婆，是不是跟我接触被人告发连累了她？

“你这个死老婆子，为什么整天烧香拜神诅咒我们？”红纠队头的声音。

“我烧香拜神祈求保佑好人平安，碍你们什么事？”

我终于听明白，老蔡婆被抓不是我所连累，心里稍安，不过仍为她的命运担心。

老蔡婆肆无忌惮的痛骂，弄得新生的红色政权很丢面子，无可奈何，只好把她放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我妻子背着刚满月的小儿子来探监，叫我给起个名字.大半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了许多，脸上布了黑斑，我知道都是因我给她造成的沉重负担所致，如果我不是那么热心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而做名袖手旁观的逍遥派，不但可免去一切灾难，还可守住老婆孩子享享天伦之乐。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能在无数次死亡威胁中存活下来与妻儿见面，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小儿子在襁褓中熟睡，当然不知道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悲剧。悲剧还没结束，我的命运还难预料，想了一下,我三个孩子，女儿老大叫沁芳，老二沁平，小儿子就叫沁忠吧,承我一个“忠”字。用意有二，一,希望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做个忠诚老实之人；二,万一我躲不过这场劫难，大忠没了，有小忠在，让他铭记父辈的遭遇，从中记取教训。

不久，根据“给出路”和“逐步解放干部”的政策，革委会给我们办起了学习班，指定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结合心得体会写检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又不得不照办。果真，通过这一程序，一批批的囚徒恢复了自由，我也于八九年元旦前夕获得了解放。接着，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下放干部劳动，表面上是人人自愿报名，实际上革委会已作了内定，这次革委会异常慷慨无私，把下放光荣全给了所谓“站错队”的干部，教师以及工人。下放去向有三种选择，一可以回自己家乡；二可以投亲靠友；三由学校统一组织安排。我眷恋故土，选择了回乡。出了光荣榜，赠了毛著和纪念品，革委会限令我们必须在“九大”召开之前离开南宁。我对学校毫无留恋，于三月中旬与妻儿告别，踏上了返乡之路。

九、下放回乡

得知我下放的消息，父亲要我绕道柳州，他要带平儿陪我一起回乡，我懂得父亲的良苦用心。

我们祖孙三人乘船顺柳江东下，到了象州上岸，父亲领我们去拜祭我祖父。我理解父亲的心思，“文革”死那么多人，我能死里逃生，逢凶化吉，有赖于先人的庇佑。虽然我是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不参与迷信活动，但还是顺从父亲的意旨。祖父葬于象州城南郊的小荒山上，大江蜿蜒流过，风景颇为秀丽。可到了墓地，见到的情景和记忆大不一样，荒山被开垦成菜地，坟墓被荒草覆盖难以辨认。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努力用手拔草，砌好乱石，点上香烛参拜。不满五岁的平儿很好奇，发出一连串问话，祖孙俩一问一答。

“阿公，拜谁呀？”

“你曾祖父。”

“他在哪里呀？”

“躺在里面。”

“他为什么躺在里面，不跟我们回家？”

“因为他老了。”

“你也老了,为什么不躺在里面?”

父亲被问得难以招架，很难堪，我赶紧制止平儿再问下去。

象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此上幼儿园，入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我的书名还是这里的老师起的，这里留下我童年许多美好的梦。要不是日本侵略，逼得举家返乡，我会成为地道的象州人。

船到了桂平，我们转乘汽车。快到大宣时，我心情有点激动，《大风歌》浮上心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我没有汉高祖那么走运，当然没有他那份得意的心情。然而历经磨难回到可爱的故乡，我还是感到一种跳出樊笼，回归自然的畅快。

黄昏时分，下着濛濛春雨，下车走向圩街之时，眼前出现让我惊呆的一幕——圩头的一座破窑，爬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象猴子一样用四肢行走觅食，显然，他是身体残疾，无依无靠的小乞丐。我心里不禁发出慨叹:故乡啊，阔别多年，想不到你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凄凉！

我的家在谷山大队洞尾村，四面青山环抱，清彻的小河水从村边流过。登山远眺，东面是日夜奔流的大湟江，南面是奇峰突起的白石洞天和闻名遐尔的桂平西山，西面是峰峦叠翠的紫荆山，北面是云雾缭绕，直插云霄的大瑶山，那奇丽，那壮美，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伟大。

在家乡的日子，兄嫂的关照，乡亲的关怀，让我感受到久违的亲情，扫清心头的阴霾，恢复昔日的豁达开朗，在交谈中，我知道许多事情，广西大屠杀的日子，家乡也受了波及，晚上邻村的高音喇叭，常播出当天阶级斗争的“战绩”，最多的一次，是上瑶大队，一天消灭了十六个“阶级敌人”。所谓“消灭”，就是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还有“四·二二”群众杀害了。这种公开宣扬杀人有功的风气，造成杀人竞赛，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所幸的是，谷山大队有位参军回来当党支书的,叫李俊中,他告诫人们人命关天,不能乱来,没有卷入这场杀人竟赛。，我哥德华，广西革大毕业，是最早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分子，他辞职回来当生产队长，一心带领村民走致富之路，曾取得可喜的成绩,工分值列公社前茅，他生性耿直倔强，疾恶如仇，原不参加那一派，后看到“四·二二”受欺压，毅然参加“四·二二”。本大队没人为难他，可邻近王举大队的“联指”抓走了他，要把他干掉，急得我嫂去求李支书，在他干预下才放人,不然，这次回乡我就见不着哥哥了。

我十分欣慰，在疯狂年代，我的家乡依然保存淳朴的民风，没有卷入疯狂，没派一兵一卒进城武斗。

农民本来很纯朴善良，他们对无法无天的混乱现象极为反感。村民说，他们到大宣赶圩，看到一批人被挂黑牌戴高帽游斗，街头还没走到街尾就被乱棍打死了,这是什么世道！

那年月到底冤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计算,却见大湟江日夜有一串串的尸体漂流而下。广东人怕带来瘟疫，派人到梧州附近大江转弯处悬赏，每打捞一具尸体就地埋掉给十块钱。许多当地人争相去捞这种外块。

在众多的被害者之中，有一人最令乡里人痛惜和缅怀，他就是上瑶大队的老郎中陈寿全。他家虽是地主，他却一向靠行医谋生，而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给病人治病从不讲钱，由病人依自己能力给，遇上拿不出钱的病人，连药费都赔了。在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农村，他造福一方，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其中有我的侄儿春生。听我嫂说，春生两三岁时患了场大病，已昏死过去，放出厅堂准备叫人淹埋，我哥当时在外工作，嫂子毫无办法，只是痛哭流涕。幸好我堂弟德清，连夜去找到老郎中，吃了他几服药好了，拣回侄儿的小命。如此功德无量的好郎中，竟无端被消灭了，同一起被消灭的，还有他的儿子，怎不叫人痛惜？用农民的话说，“文革”出现的惨烈景象，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没见过的。

令我不解的是，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农村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依然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我亲睹一位叫李阿三的老贫农于寒风中披着块破毯子,形同乞丐,十分可怜,便把些旧衣服送他,他感激万分.象李阿三如此艰难的农民不在少数。农民主要的生活来源靠出工得工分，每天的工分由社员当晚评定，最高十分，其他有九分八分，甚至六分五分不等。评分难免有失公平，造成了社员之间的矛盾。分值一般10分两三毛，好的四五毛，差的一毛几分，甚至还有两分的，辛苦一年下来连买口粮的钱都不够，试问，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是如此低劣的生产率？叫我们的农民如何活下去？

看到农民如此艰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跟他们一道为改变家乡面貌努力奋斗。我是名带着工资，不拿工分的社员，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到队里传播文化，教大家唱歌，我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主动和队干一起谋划致富的门路，去做一切有利于队里的事.在我积极倡导之下.许多山沟种上经济效益较好的竹子.看到村里缺医少药看病难，我拿出些钱购买些常用药品，搞了个药箱，一来方便自己，二来方便群众，谁有小伤小病，都得到及时无偿治疗。想不到小药箱也能发挥大作用，有个叫李玉辉的社员肚子痛，一个大男人痛得在床上打滚哭喊，叫爹喊娘,他家里人慌了急忙跑来找我，我背起药箱去看，判断是患肠胃炎，给了些消炎药和止痛片服下，果然药到病除。村里人把我当成无所不晓的能人，遇到什么事都愿找我帮忙解决，我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

我带回的一辆旧单车，是村里破天荒的第一车，引出一批青壮年争相学骑，不久村里买车人逐渐多了起来，当然都是买旧车.从此村里就多了一种交通工具。

我的归来，确实让村里出现新气象，充满欢歌笑语，大队得知，要我去组建文艺宣传队，白天干活，晚上到大队部指导排练，我成了最忙碌的人，却感到充实愉快，尤其和一批纯朴青年结为好朋友。

在共同劳动生活中，我和农民建立了深厚友情，可是受传统观念影响，我还是认为农民没文化，难摆脱愚昧落后，可是有件事震憾了我，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思索了很久很久。那是在一次田间劳动中，老贫农张奉寿当众唱出他新编的歌谣，我们是客家人，他用客家话唱道：“毛泽东，毛泽东，他系一只大贼公，只搞斗争冇生产，百万家财他败空。”在毛泽东被奉为神灵，具有至高无上威权的年代，冒犯诋毁毛泽东是杀头的罪，只要有人告发，他张奉寿有十个脑袋也保不住，我真替他捏了把汗。可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村里人根本不会搞告发人去邀功领赏那一套，相反，大家在驻足欣赏，露出会心的微笑。

我反复思索，一个老贫农，为什么不紧跟潮流给领袖歌功頌德，竟敢冒时代之大不韪唱起反调？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爱恨之情，必有其原因，了解的事实越多，我越明白了答案。老百姓最讲实际的，谁给他们带来好生活，他们自然会感恩戴德，唱起赞歌，反之，谁让他们生活难过，他们就会骂娘，甚至揭竿而起，几千年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

回想解放以来，政府不重视改善人民生活，却热衷搞运动，搞斗争，伤害了许多人，摧残了生产力，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尤其农民长期得不到温饱，困难时期苦不堪言，饿死人的现象发生了，此种苦难，解放前他们也极少经历过的。我村有个叫张阿五的农民，仅花七斤木薯做聘礼,便娶了个黄花闺女，当然,如此贱嫁自己的闺女,父母也是万分无奈,因为这总比饿死强.人的价值远比不上牲口，农民的生活质量降到了最低点，此种状况，他们怎会昧着良心唱赞歌？平心而论，张奉寿的山歌，反映了相当多农民的声音，如果真是个英明领袖,应懂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么一个基本道理,不为一派赞歌所迷惑，而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及时检讨得失，拨正治国方略，这样才不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于晚年犯那么大的罪过。

张奉寿的山歌编得虽有点不伦不类，但却包含有一定的真理性，更难能可贵的，在我的视野中，他是第一个敢藐视权威，扫除个人崇拜的人。

春耕忙完，生产队接到通知，要抽派若干劳力参加金田电站建设。这是家乡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长期受压抑的群众生产积极性如火山迸发，因为大家明白，搞建设比搞残酷斗争好，所以，虽是义务，不发工钱，大家还是热烈响应。我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以一个普通民工的身份报名参加。

电站坝址选在紫荆山前的风门坳，这里曾是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祥地，有一副对联为证：“暂借荆山栖彩凤，料将紫水活蛟龙。”太平军曾在风门坳与清军鏖战，如今，金田儿女在这片古战场上进行建设家乡的战斗。受热火朝天的氛围感染，我这个逾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也焕发了青春活力，挑起百多斤沙石健步如飞。这段日子，给我留下愉快难忘的记忆。

有天路经山脚，有人指着个荒坟告诉我，许明山就埋在这里。许明山是我疏堂舅父，原在家乡当小学老师，五六年与我同时参加高考，他考取桂林师院，我考取哈尔滨外语学院，为遥远的路费犯愁，他慷概给予资助，我心存感激，一直不敢忘记。毕业后他回家乡在一所中学任教，“文革”参加“四·二二”。人人知道，乡镇农村，“四·二二”处绝对劣势，不敢乱说乱动，大屠杀中，只有被宰杀的份，看见到处杀人，他想外逃避难，刚走到风门坳就被“联指”抓获，就地杀害，身上钱财洗劫一空，丢下尸骸永伴荒山。我们是五六年初秋告别的，一直无缘相会，想不到此刻相会，一个在阳间，一个却到了阴间，我采了束野菊放在他坟前，表达我的哀思，心里对他说：“明山舅父，你死得真冤，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一个赶集的日子，我走过北街，忽然有人呼叫我的名字，我掉头看，原来是老同学梁积生，多年不见，我们亲热聊起各自的经历。他中山大学毕业，分到灵山中学任教。灵山在大屠杀中极为惨烈，好些地方把四类分子斩尽杀绝，要创造“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除四类分子，还有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四·二二”也一起杀害。那段日子，每天都有一批人被拉去枪毙，梁积生是“四·二二”成员，自知在劫难逃，留下遗嘱，把钱财埋藏好，写信给家里交待后事。果然，有一天，他和一批难友被押赴刑场，恰好上头来了紧急文件，禁止杀人。县武装部有位黄科长，对乱杀人现象很反感，可是职低权轻，无力制止。这回可有了上方宝剑，他急忙骑上自行车赶赴刑场，那批杀手正举枪对准梁积生等人，忽然有人大喊“住手！”

杀手一愣：“哦，是黄科长，什么事？”

黄科长：“上级下了文件，不得再杀人。”

“黄科长，既然拉来了，还拉回去？多费事，干脆杀了，算最后一批。”杀手还想动手。

黄科长拔出手枪：“谁敢抗命，我就毙了谁！”

一批已到了鬼门关的无辜者得以幸免。其中包括梁积生。讲起这段经历，他还心有余悸。想不到，他和我一样，是从死神手中逃脱的幸存者。

队里接到上级通知，要选一名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公社积代会，群众一致推选了我，我出席了金田公社召开的积代会，深感家乡派性偏见较小。

可在城里，在社会上却截然不同，处处充满派性,硬把人群划为“站对队”、“站错队”两类，实质上把人分成“优等公民”和“劣等公民”两大等级，“优等公民”在入党、提干，升迁上获得很大好处，而“劣等公民”处处受阻，连他们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诸方面被拒之门外，这就造成了社会的巨大不公。君不见，多少血债累累，恶行昭昭的“优等公民”，很轻易地入了党，当了官，平步青云，成了新贵。颜景堂就是典型一例。“文革”前他只不过是广西大学一名普通学生，后来当了“联指”头头，追随韦国清大搞武斗，大批杀人，成了“文革”大功臣，入了党，坐上火箭，当了大官，还被南宁市革委会主任肖寒（后升为区党委书记）招为乘龙快婿，他的署名文章上了中央的《红旗》杂志，他被内定为广西党政领导班子的当然接班人。

革委会实际就是派委会，革委会当权就是派性当权。党的每项政策，每个号令都为之歪曲利用。如“吐故纳新”，“吐”的是被诬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的老革命，“纳”的是“文革”新贵，此种现象比比皆是，真是“处处杨梅一样花”。南宁三中也不例外，把大批“劣等公民”下放之后，来一个大换班，把一批“优等公民”的工人，职员甚至学生提上来，这些人连大学门坎都没踏过，居然当起重点中学的老师，有的还当了校领导。高考名落孙山留在学校当职工的李XX，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后改为副校长）。我教过的一个学生韦XX，刚读了高一因故辍学，我应他哀求帮他在学校找份采购的工作，当了橱房采购员，“文革”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竟也当起了老师。如此胡来，岂不误国误民，误人子弟。

可见派性是个毒瘤，早晚会断送国家的前途。中央也意识到派性的危害，《人民日报》连篇发表了文章呼吁要用毛泽东思想掌权，用党性掌权，不要用派性掌权。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我给学校写了封信，指出了派性掌权的种种现象，不料这个善意的举动种下了新的祸根。后文再作陈述。

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农村大队小学都要改为戴帽初中，师资不够，大队调我去任教，于是我重新走上讲台，不过教的不是城市青年,而是农村娃娃，别有一番情趣。农村学校师资缺乏，需要什么就得教什么，我教起物理和音乐，很受学生欢迎。

有天，我从学校回家，几个农民弟兄来告诉我，上头派人来调查我在农村有什么破坏活动，农民一致说绝对没有，还为我评功摆好，来者一无所获失望而归，刚走出村口，农民就急着来告知我情况，安慰我说不会有事的。我问了来者的特征，一下就猜着是三中的体育老师，“文革”功臣之一曾XX，而且是因为我那封批评派性的信特来搜寻新“罪证”的。古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磊落，无任何把柄可抓，能奈我何？所以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可我和农民弟兄都错了，没认识到派性天下,当权者专横无理，他们大权在握,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昨天把你放了，今天又可以把你抓起来，至于罪名可随意捏造，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根本不给你人权，不给你申辩的权利。

八月，趁学校放假，我为生产队水力加工场寻找电机回了趟南宁，住在广西综合设计院我妻子黄美聪家，和妻子儿女团聚，大半年不见，小儿子已呀呀学语，津津有味地品尝我从家乡带来的龙眼，吃完伸手：“叔叔，还要。”妻子不无伤感说：“你看，儿子都不认识你了。”

第二天中午，我还来不及去办事，革委会派了陈XX，曾XX两位“功臣”，带着几个红卫兵，闯进家里强行把我押走，到了学校就软禁起来。接着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我又重新站到了礼堂舞台中央，不过和以前大不一样，一是被批斗的不是一大群，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二是批斗方式不象过去那么野蛮，既不打骂，也不罚跪，只是列数我新的“罪状”。我坦然洗耳恭听。

革委会领导信口雌黄，大放獗词：“革命的师生员工们，今天我们批斗这个人，除老三中外，很多人不认识，他叫张德忠，文化大革命中追随”刘邓陶，贺霍傅谢袁，犯下了严重罪行，为了给他一个脱胎换骨，改过自新的机会，把他下放回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他不懂珍惜，老实改造，而假装积极，骗取信任，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积蓄力量，企图东山再起，再和我们无产阶级较量。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革命的师生员工，我们可要擦亮眼眼，识被阶级敌人的新阴谋，粉碎敌人的反扑，永保我们的红色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高呼时髦的口号。我深感悲哀，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为什么这么低，这么容易被欺骗，被煽动起来参与罪恶行径，就是因为当政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这正是中国的悲哀。

我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全校每个连排（学校已改为军事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都争先恐后拉我去批斗。

斗来斗去，都重复那几句胡话，大家都腻味了，于是叫我到大操场锄草，个别野蛮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块，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我负责看管我的曾XX禀报，他冷冷地说：“那是群众专政，你不好好认罪改造，打死我不管。“

折腾我个多月后，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又放了。

根据毛泽东的论断，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政权都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于是对文化、科研、设计等单位大动手术，我爱人所在的设计院打算撤消，工程技术人员，调离的调离，下放的下放。我爱人下放桂平黄村“五·七”干校，我随车同往。同车的有区文化大院的一批艺人和水电院的一批技术干部。有人指着一名四十余岁的妇女告诉我：“她是庞阿姨，丈夫是被‘汤血兵’关进木笼搞人兽展览的水电厅领导林执真”。人兽展览，我没亲睹，早有耳闻，先是“沥血兵”发明，后有广西大学效仿，还动员全广西乃至全国各地群众来参观。把人关进木笼当野兽展出供人参观，是广西南宁的一大奇观。

到了“五·七”干校，“五·七”战士都住进了新家。这些新家，是牛栏改成的，真是名副其实的“牛棚”。

我仍然回到家乡，学校再不敢用我，我去了电站工地。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电站工程指挥部抽调我到宣传部门。这部门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叫江俊杰，是我读浔桂时的师弟，他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这样，我们有商有量把工作搞上去。我们从民工中挑选十多名知青组成文艺宣传队，把工地上好人好事编成节目演出，以激励民工的干劲，收到良好效果。有次山洪暴发，有位青年为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卷走了，我们及时把这动人场面搬上舞台，观众感动得哭了。由于我们的努力，电站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县里颇有影响，可是却忙坏了我们师兄弟俩，因为从采访、写稿、创作、编导都是我们两人。全电站数我学历最高，领导、群众都寄予厚望，多尽点力责无旁贷。除了给宣传队编导节目之外，还常给县报，县广播站写搞，而且每篇都一字不改照登照播，我成了颇有影响的人物，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我还积极引荐区文化大院一批表演艺术家来演出,他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电站,轰动了金田.,这段岁月，是我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也是我最忙碌最愉快难忘的日子。我要用事实向搞派性专政的人证明，我张德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世界上有这样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努力工作的阶级敌人吗？

因为干校有家，我忙中偷闲，节假日往县城跑，看看妻子儿女。有次在街上走，妻子眼尖，看见一位同学：“三姐”。她名字叫李瑞华，“三姐”是同学对她亲热的称呼，是浔中高二十一班同班同学，人长得苗条俊美，能歌善舞，待人热诚，同学都很喜欢她。多年不见，眼前的她大变了样了，面色青黄，眼睛充满悲哀，手牵着个小女孩，还背着个出世不久的男孩。我妻子急忙领她进嫂嫂家掩上门，还没开口，她已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小女孩也跟着哭。妻子掏出钱叫我女儿阿芳，领小妹妹去买两块发糕，三姐开始向我们诉说她悲惨的故事。高中毕业，她没能上大学，在县城做了代课老师，跟高年级同学黎启耀结了婚，黎是水电局干部，小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文革”中，黎参加“四·二二”，大屠杀时被抓去活活打死，还诬蔑是“畏罪自杀”，后来瑞华被赶到乡下，生活来源完全断绝，被逼到绝境，多次想自杀，可不忍心丢下孩子，而且肚里还有一个，只好苦苦挣扎活下来。听了哭诉，妻子也哭了。我紧咬嘴唇，泪水盈眶，心情极为悲愤，心中发出呼叫：“文革”啊，你究竟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

和同学、朋友交谈中，我得知不少故人也死于非命，与黎启耀同时被杀害的，有我同学的哥哥高善云，还有一位我中学时代就很敬仰的黄宝鉴。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从小随父南征北战，成了一名出色的军人，在县武装部当领导。他仪表堂堂，口才很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常被请去中学作报告，我曾聆听过他的报告，深为他的仪表、口才、风度所折服，不少女同学为之倾倒，后来他选择了我同学的妹妹,能歌善舞，美貌绝伦的浔高女生戴美英，婚后转业到浔高当领导兼政治教员。“文革”浔高是全城“四·二二”唯一据点，“联指”调集大批民兵围攻，攻陷，黄宝鉴和他的同伴成了俘虏，惨遭杀害。可怜他戎马半生，没死于战场，却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

我的老师彭臻祥，他教三角简直无与伦比，画一个等边六角形，把几十条公式全归纳其中，令人终生难忘。他为人正直，反右时成了右派，遣送回博白老家，大屠杀时被拉出房门打死，他的遗孀带着小孩四处逃难。

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陈了，早年参加地下党，打游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过汗马功劳。他思想活跃，很有见地，无端成了右派，赶回老家博白，大屠杀时见风头不对，及时外逃，浪迹天涯，才幸免于难。

悲惨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无法一一写出来。

一九七0年仲夏，接到弟弟德全来电，告知父亲病逝，我即赴柳州奔丧。面对父亲白发苍苍的遗体，我心如刀绞。父亲勤劳一生，虽年逾古稀，但身体硬朗，极少生病，他是脑溢血突发谢世的。我明白，这种病多半是为我长期操心所致。我为失去最亲的亲人痛心不已，郁郁寡欢。

返回电站，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可又一个新的运动，再把我打入灾难的深渊。

十、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据此，在全广西的城镇掀起了“清查”运动，大抓“五·一六”分子。

我曾听说过，北京出现过一个叫“五·一六”的群众组织，广西哪有“五·一六”？这点，广西的当权者心里也清楚，既然没有，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搞？分明是政治阴谋。因为革委会实行的，是比封建专制还蛮横无理的派性专政，必然引起有党性原则的广大党员和正直之士的不满和反对，因此派委会就要借搞运动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既然是查“五·一六”，为什么不一视同仁而专在受过批斗和冲击的干部、群众里查。

历史已经证明，这场历时三年多的运动，没查出半个“五·一六”，却摧残了一大批元辜者，甚至逼死了不少人，当中就有区革委会副主任龙智铭。《年表》是这样记载的：（P-175）

“五月间，自治区党委举办自治区革委会部分常委学习班……实际上是为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发现线索。学习班结束后，龙智铭被立专案审查。龙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龙智铭原是“四·二二”指挥部头头，在营救黄兆昇时我跟他有较多的接触，觉得他是个很讲道理，很有涵养，很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成立区革筹时，他被当局相中，作为“四·二二”一派代表当了区革委会副主任，可这位副省级干部不但无力保护别人，也无力保护自己，和先前遭屠杀的万千“四·二二”一样，也落得个悲惨的结局，真应了一句老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可怜他快当妈妈的妻子还蒙在鼓里。他妻子在某县工作，某天，区革委会的桥车来接她上南宁,她很高兴，毕竟是妇凭夫贵，还没到分娩的日子，就接她去休养待产。可轿车直奔火葬场见到丈夫遗体时，她昏死过去了。

清查运动虽查不出半个“五·一六”，但清除异己，巩固派性统治的目的却达到了。龙智铭遭了厄运，跟他一起进领导班子的另一派代表，如颜景堂、廖炜雄之流却如日中天，成了广西灸手可热的人物。广西当权者为什么不放过龙智铭，我想原因有三，一是他已失去利用价值；二是他知道的内幕太多，构成潜在威胁；三是杀鸡儆猴，看谁还敢乱说乱动，不服统治？至于龙智铭为什么自杀，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被折磨到生不如死的时候，自行了结是最好的归宿，这点，我有切身的体会。下面就讲述我在清查中的遭遇。

七一年夏末，我正忙于电站的宣传工作，一天中午，领导通知我立刻收拾行李到县革委会，还派了专车和保卫员蒙XX“护送“。到了县革委接待厅，我一眼看见了“金牙”，他满脸堆笑，露出灿灿金牙，主动上前跟我握手问好，那份超乎寻常的热情，犹如久别重逢的亲友，还介绍跟在他身边的青年：“他叫小黄，工宣队员，学校特意派我们俩来接你回去参加学习班，学习班结束，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县革委领导客客气气地夸奖我在农村，特别是在电站时的出色表现。“金牙”当即表示一定如实向校领导汇报。

尽管“金牙”以好话掩盖其真实来意，但据已往经验，我意识到风云又起，来者不善。我提出要去干校和妻子告别，拿点衣物，“金牙”不许。我说至少让我打个电话告知一声。“金牙”勉强点头，却一步不离盯在我身旁。我拔了好多次电话总不通，我不敢松懈，一次再次的拨，终于通了，把“金牙”的话转告妻子，妻子说马上带女儿乘船来见我，我苦等了一个下午不见人影，后来知道是“金牙”做了手脚，本来我妻子女儿已下了船，被干校领导追来强令上岸。

第二天，我被“金牙，小黄“护送”回到南宁，到火车站的时间是下午六时许，太阳正下山，“金牙”故意拖至夜幕降临才回学校，目的是不让我接触到任何人。

到了学校，我被投入以前关押我们的牢房，每个窗口用铁皮封得死死的，更象监狱。曾XX来收缴我随身带的刮胡刀等生活用品，连裤腰带也解给他，并明令我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许写信。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成了囚徒。

卢冬一直没得到解放，老早被关了进来，整座实验楼，只关了我们两名囚徒，显得空荡荡的。不过其他房间已全改成牢房，打算从我和卢冬身上打开缺口，制造出大批的囚徒。

南宁市党委派来的专案组公开亮相了，他们宣布是奉命来清查“五·一六”的，对我们实行隔离审查，重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不得与外界联系（包括书信）的纪律。专案组成员大多是三中原来的学生，我熟悉的有孙XX，黄XX等，当中有我亲自教过的。他们的水平我早领教过。以前，把我整得死去活来的是他们，如今来审查又是他们。最令我愤慨的，我本来已获得解放，下放期间的表现得到当地群众和政府的认可，为什么毫无根据地要抓就抓，要关就关，把我当成敌人？天理何在？人权何在？不管打什么旗号，我从心底藐视他们，愤然顶撞，他们知道我有反抗情绪，用大帽子压我，吼道：“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因为我们是市委派来的，市委是区党委领导的，区党委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所以，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轻蔑一笑，心里骂道：“蠢货，老师可没给你们教过这样的混帐逻辑。”后来细想，不能全怪学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发明，“文革”以来，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这种混帐逻辑普遍流行，流到哪里，哪里文明被毁，冤案如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生只是另一类受害者而已。

为了惩戒我的不驯，专案组常举办小型批斗会，让横蛮无知的红纠队来对付我。

一天，收到女儿阿芳的来信，她刚上干校小学读书，第一次学写信，虽然雅嫩，却充满对父亲的关爱，给我莫大安慰，让我体味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感觉。每当心里苦闷，思念亲人之时，我就拿出来读，不知读了多少遍。

专案组又搬老一套，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逼我交待“五·一六”罪行，不存在的事怎么交待？于是硬说我态度顽固、“恶劣”，加强对我的惩治，不许吃肉，不给买烟。学校私设的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狱还不讲人道，不给放风，不给探视：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弟德全是工宣队长，按说也和他们一样是“文革”功臣，来到学校要见我，遭到挡驾，我的同学挚友吴石生，是军队干部，从北京转业回玉林，特地经南宁来校看望我，还有我高中同桌黄杰良出差南宁来看望，一概遭到拒绝，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也还允许探监，为什么在一向标榜社会主义无比优越的国度里，倒取消了允许探监这一国际惯例？何况我并不是真正的犯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卢冬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吃饭，买烟全由红纠队控制。他们不给我们吃肉，我们只能吃素。他们什么时候给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不给吃肉倒无所谓，不给买烟可真难住我们。因为烟早已成了我们解闷消愁，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断烟的日子，我极为狼狈，不得不象乞丐那样，去拣回以前丢掉的烟屁股解馋。

学生贪玩，往往在打完球后才去打饭，只要到些残羹冷饭，有时连残羹冷饭也没了，我们只好饿肚子。长期的折磨，卢冬肺病复发，我患上了胃病，疼痛难忍，革委会是不给“敌人”治病的，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意志与病魔抗争，此外只能听天由命了。红纠队都是从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立场最坚定，心肠最硬，他们是没有惻隐之心的，从其头头就可知道,头头有两个,一是梁XX，一是黄XX，就是跟“金牙”到桂平押我回来的工宣队“小黄”。其实他不是工宣队，和梁XX一样，是三中初中学生，因打人，追害老师有功，免去了上山下乡之苦，留校重用，专管红纠队和在校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

为了攻克我这个顽固的堡垒，专案组想出最毒的一招，将我挪到一个原来做教室的大房间，他们也搬来一起住，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翻审问,不给我片刻休息。最阴毒的人称之老李头的那位，年近半百，老奸巨滑，审问时斜坐着，一双臭脚搁在我面前，一边用指头抠鼻子，一边提出一连串难题逼令我回答，整个作派就象流泯无赖叫人恶心。

“X年X月X日，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干了什么？”无赖发问。

任何天才也无法记清自己几年前每一天所在的地方，所接触的人和事，当然答不上来，老李头便大发雷霆，拍桌怒吼：“你不老实，告诉你，你怎么参加”五·一六“，上下关系是谁，干了什么坏事，我们已了如指掌，不交待也同样可以定罪，让你自己说出来，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要是不识好歹，等待你的将是可悲的下场。”

我心里清楚，这种恐吓战术，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并不怕，可怕的是二十四小时的轮番轰炸，不让你合眼。最初几天还挺得住，越往后越难熬，真是生不如死，自杀的念头日益强烈。我甚至写好了遗嘱，设想过几种自杀方案，可当我要实行之时，耳边响起女儿的话音，脑海浮现亲人的面容，感到我许多许多责任未了，就咬紧牙关活下去。

“九·一三”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专案组的态度明显改变，不但不再逼我，还允许我自己去食堂打饭，允许在红纠队监护下到附近商店买生活用品。我异常兴奋、心想，天该亮了。可我太天真了，忘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的历史典故。

有一天，我到琅边商店买东西，看到一本《控诉法西斯》的书，顺手买了回来，晚上一口气把它看完，书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在精彩之处画上红杠。该书是记录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讲话，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于德国，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希特勒上台不久，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一桩国会纵火案，把国际共运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逮捕入狱，企图加罪于他，在莱比锡法庭进行审判。季米特洛夫却把法西斯的法庭，变成了控诉法西斯的讲坛，这段历史我很熟知，但今天重温别有一番感受。季米特洛夫气势如虹，藐视法西斯的英雄气概给我很大鼓舞，其犀利如剑的词锋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这才是该学的真正逻辑）给了我智慧。我和季米特洛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蒙冤受屈者，要面对强大的势力来捍卫真理，捍卫自己的尊严，伟大的榜样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不再屈服于强权淫威，敢理直气壮跟他们论理。当权者感到不妙，立即查抄我的住处，搜走了那本新书及所有书写的文字,并精心策划了一场批斗会。

批斗会在合班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工参加.这是清查以来最公开，规模最大的批斗会，由从一名普通职工直升上去的革委会副主任李XX主持。经受过无数次批斗，多严酷的场面都闯过了，所以我毫无畏惧，倒反高兴，因为我终于得一个公开辩解，让群众判断孰是孰非的机会，我孤身站在台上，沉着冷静应对事先安排好的“炮手”的轰击，一场有趣的较量开始了。

“张德忠，要你交待‘五·一六’罪行，你为什么负偶顽抗？”主持人先质问。

有人窃窃偷笑，我也差点笑出来，原来主持人张口就出了败笔，把“隅”字错说成“偶”。把‘’负隅顽抗”说成”负偶顽抗”.因为不是在课堂，我无心给她纠正，而要抓住要害反击:”请问，你们查了那么久，查出一个“五·一六”了吗？既然没有“五·一六”，哪来“五·一六”罪行？你们没任何证据，就定我为“五·一六”，逼我交代“五·一六”罪行，说轻了是本末倒置，说重了是政治迫害。”

主持人傻了，群众私下议论。

“你最近看了什么书？”炮手急转话题。

“在这地方，我能看什么，只能是毛主席著作，哦，还有前两天买的一本《控诉法西斯》。”

“你不好好学毛著交待问题，为什么还看别的闲书？”另一炮手责问。

“你错了，我学毛著下的功夫不比你少，不信就比一比，看谁背诵得多。至于把那本书看作‘闲书’，更是大错特错。请问你看过吗？告诉你，它是讲述国际共运领袖季米特洛夫，如何把法西斯法庭变成控诉法西斯罪行，宣扬革命真理的讲坛，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最新出版发行的，你居然说是不该看的‘闲书’？”

炮手哑然，额上冒汗。

群众交头接耳。

“你为什么在书里划了那么多红杠杠，是不是把我们看成法西斯，把你自己当成季末特米特洛夫？”主持人想挽回败局，反而弄巧成拙，自己点破“法西斯”一词，让群众联想起一系列暴行，这和“此地无银”一样愚蠢。

我心里在笑，嘴上却说：“这是什么逻辑？能这样类比吗？你们常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有《别了司徒雷登》，想必你也读过也划过红杠杠，那么请问，谁是毛主席，谁是司德雷登？”

群众哄笑起来，炮手瞠目结舌。

恼羞成怒的主持人只得高呼口号“打倒张德忠！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他押回去！”随主持人最后一声令下，我被押出会场。

回到住处，我意外发现了一种奇观，门上墙上，桌上，床上，甚至蚊帐顶上，贴满了威胁性的标语。我心里发笑：黔驴技穷了。

度步房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想不到今天短短的较量，就轻易地让他们败下阵来，我更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金色的阳光很快就能重照中华大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我情不自禁唱起来。

通过这次，我喜欢上批斗会，盼着多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特殊方式，我才能公开亮明观点，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可是我总盼不来了，因为此后再不敢搞批斗，既不放人，也不处理，把我撂在一边。我一人在大房子里，白天锻练身体，晚上学学唱歌，把我平生最喜欢的歌曲，一支支唱下去，有岳飞的《满江红》、《国际歌》、《红梅赞》、……歌唱把我带到一个优美纯净的世界，忘了烦恼，忘了忧愁和痛苦。

过了些日子，校领导安排我到第三栋教室楼梯间的小房间去住，限制我的活动范围只在校园，每天派几名学生在我住处外，象特务似的对我监视。

十一、开除留用

七三年初，校革委会在图书馆阅览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传达市委文件，宣布对我和卢冬的处理决定。此前，先列数我们犯的“严重错误”（不叫罪行了）让大家继续揭发，有位发言者揭发卢冬曾企图炸掉邕江大桥。卢冬当即脸色发白，不是害怕，而是震惊，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认为最老实的同事，为了邀功，如此伤天害理的谣言也造得出来，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坏了。

市委对我的处理是，开除留用，降一级工资。对卢冬的处理，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由副科级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后，由预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团代表上台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正确”决定。却不给我们申辩的权利。

我极为不服，本来是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把我重新关进来的，现在“五·一六”问题只字不提，证明这是一宗冤假错案，至少该向我赔礼道歉才对，凭什么给我那重的处分，我愤慨难平。

封建社会还可以到衙门击鼓鸣冤，如今是革委会派性的一统天下，我上哪儿鸣冤？无力跟强权抗争，只能听由摆布，从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了，先是放牛，后是养猪，打砖，进校办工厂。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他们当官我也当倌,他们当的是有权有势的官,我当的是任人摆抪的牛倌猪倌。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想不到二十余年后绕了个大圈子又重操旧业.。

人不管身处顺境逆境，总是要过日子，如何在逆境中过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师李启林给我树立了榜样。

李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师一样被打成“牛鬼”，还指定他为“牛鬼”队长，每天带领刘择之、李伟昌、罗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师去扫厕所、清扫校园。学校有辆拉货的马车，专由他负责，他常架着马车进出运货，他身材高瘦，满脸胡子，一副愁容，样子很象唐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红纠队常拿他侮辱取乐，我亲睹过这样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斗岁月的一个黄昏，李老师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近红纠队驻地：“报告，今天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偷懒耍奸的？”红纠队问。

“天地良心，绝对不敢。”

红纠队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个故作严肃，飞起一脚，踢中李老师屁股。

“哎哟，别踢那么疼嘛，君子动口不动脚。”李老师边揉屁股，边嘟嘟囔囔。

许多红纠队员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其中一个强忍住，大声喝道：“滚！”

“是，滚.”

李老师刚转身离去，红纠队笑得人仰马翻，还有人揉肚子，拭眼泪。躲在后面的“金牙”，也咧开嘴，欣赏刚才的精彩一幕。

据说红纠队诈李老师交待罪行，他认认真真说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挑起的，红纠队误认他神经有毛病，其实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现。在充满荒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谬制谬，以愚制愚，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他懂得苦中寻乐，无人监视的劳动中，他有说有笑，爱哼几句粤曲，喜欢逗小孩玩，保持一颗童心。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给难友们带来很大乐趣，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多少年过去了，我心里还埋藏着他讲的一个故事——以前，一个老农在桥头卖菠菜，生意很好，一担菜只剩一把，此刻，同时来了三个人争着要买，老农为难，想了个办法判定卖给谁，他指着桥头“清和桥”三个字，要三个人依次用一个字起头作一首诗。第一个是和尚，他以清字起头先作“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争便是静。清清静静真可爱，豆腐煮菠菜。”第二个是秀才，以“和”字起头：“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禾，去口加斗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爱，牛肉煮菠菜”。第三个是穷姑娘，以“桥”字起头，“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娇滴滴真可爱，菠菜煮菠菜。”老农听完决定把菜卖给穷姑娘。

李老始终以豁达乐观的态度，怀着一颗童心面对人生，使他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获得长寿，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谢世之前，还做了个惊人之举，立下遗嘱要丧事喜办，宴请当年与之患难与共的难友和曾给过他同情帮助的人，却不请“金牙”那类恶人。他的子女，忠实履行了他的遗嘱。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风范却永留亲友心中。

当年李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在逆境中变得乐观起来，每当放牛至郊野或文钱渡边，我便放声歌唱，或朗诵优秀的诗篇，最常诵的是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园很大，到处有空地绿草，我也常在校内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见了马继虞老师，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时谨言慎行，“文革”没受多大冲击，他主动走到我面前：“张老师，别灰心，将军也有落难放马的时候。”我顿时明白，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来安慰鼓励我的，我充满对老前辈的感激之情。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想知道大换班后，新教师是怎么上课的，有意放牛于教室后的草地上，跑到窗下偷听，有次听年青的女教师上语文，她先照报纸批判“刘邓陶”、“伍贺霍谢袁”一通，而后才讲课文，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有位学生大概想考考老师的水平，提了个很简单的问题，鲁迅姓什么。那老师觉得可笑，答道：“嗟，还用问吗，鲁迅当然姓鲁呗。”学生哄堂大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摇摇头离开。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我国大搞战备，处处在深挖洞,校园里防空洞交错，战壕纵横，有天在校园里放牛，一头老水牛摔下深壕死了。有人想借机再整我，但新来的领导比较客观，认为不是故意破坏，不必小题大做，只是调我去养猪，于是我由牛倌成了猪倌。

养猪场有三十来头猪，工作量很大，我每天都要到饭堂挑潲水，下鱼塘捞水蒲莲，用机器打碎，煮成潲喂猪，比放牛辛苦多了，幸好学校每天派几名学生学农给我当下手，我才勉强对付。

贫苦出身的石大娘和我作领居时，常跟我诉说她的苦难经历，我给过她同情与帮助，想不到她念念不忘，知道我每天早上都到厨房挑潲水，她常带些米饼，糍粑，粽子之类的小食让我尝，并用她家乡桂林话好言安慰：“张老师，你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我没有文化，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楚。那个姓李的，常来我家和老石喝酒，说话粗野，态度横蛮，看他一身黑毛，就晓得他不是好人，我恨死了他”。石大娘说的那姓李的，就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胸毛”李天保,也是石大娘儿子的学生，“文革”使这对臭味相投的师生成了亲密酒友。按说“胸毛”既是大娘家的常客，关系应该不错，不知“胸毛”怎么招惹了大娘，让大娘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条我是知道的，“胸毛”抄砸我家时，石大娘目睹这一暴行。我想就是善恶营垒分明之故吧，正应了一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七三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接到弟弟的电报，说母亲病危，催我回去。我心急如焚，打算坐下午的火车赴柳州。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对百姓太苛严，出门买票一定要持有革委会的证明，否则寸步难行。我赶快找到新来的革委会副主任王宴华，他很通情达理，准了我的假，叫我找掌管公章的“金牙”开具证明。可“金牙”百般  刁难,一会说要有领导的批条，一会说要工宣队长同意，王宴华的口头批准不算数，伤害了王的威信。王宴华十分恼火。王宴华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干部，法治观念强，到三中后看到“金牙”控制的红纠队胡作非为，随意拘禁打骂学生，很不象话，遂下令撤消红纠队，引起“金牙”的记恨，故意跟他作对。“金牙”还跑到工宣队长面前扯是生非，以证明王宴华准我的假是错的。经过了好大的周折，“金牙”才不得不给我开证明，可是已延误了我赴柳州的时间。

我于第二天下午才到家，母亲在昨晚深夜已与世长辞了，家里人说，临死前母亲一直呼唤我“神生”的小名，不肯闭眼，她多盼我能回来见最后一面，可这个机会被“金牙”无理剥夺了。面对母亲冰冷的遗体，我欲哭无泪，只有一腔怒火：“金牙”呀“金牙”，你是畜牲，不是你母亲所生！

料理完后事，我即赶回来上班，一天中午，我正在猪场煮潲，一位健壮的中年人走来先作自我介绍：“我姓罗，是新来的工宣队副队长。我知道你是张老师，为什么让你来养猪？”

“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受了处分。”我冷冷回答。

“犯了什么错误，杀人放火了吗？搞打砸抢了吗？”罗队长紧问。

“没有，绝对没有。”

“那你有什么错？老实告诉你，我调查了解清楚，你是个正派人，只是蒙受了冤假错案，受了错误处分。”

我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人敢为我鸣不平，尤其是工宣队长，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戒心，敞开心扉和他攀谈起来，谈得非常投机。他一再表示，一定要帮我平反，改正错误处分。可没过多久，他被调回南宁船厂。虽然平反之事他有心无力，但我对这么一位敢仗义执言的工人心存感激，永记住他的名字——罗德清。

中国有句老话，“一样米养百样人”，与罗师傅相反的是卢XX，根据形势的需要，三中多挂了一个“南师”的牌子，开设中师班，调来卢XX做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干部，原任市教育局长，我任三中团委书记时，常到市里开会，跟他较熟，所以他的到来，我满怀希望，向他陈述我对处分的意见，可没想到他却冷冷地说：“没把你赶回乡下，还算好嘛。”我很气愤，心想，你也是挨整过的人，为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在三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鼓吹“大课堂是社会主义”，“小课堂是资本主义”，只抓劳动，不抓教学。打倒“四人帮”，广大师生自发上街游行庆贺，他横加指责，自己拿起砖刀修防空洞，遭师生唾骂，连他的女儿都反对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当权者总想出新招来刺激百姓的神经，清查“五·一六”刚收场，接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时下又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三中又成了全市先进，在此召开经验交流会。为表示主人好客，三中领导杀猪宰鸭大宴宾客，可酒席未散，饭堂后面就贴满了南师学生出的大字报，指责三中领导慷公家之慨，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弄得主人客人都很难堪。校领导武断认为，学生之举，背后一定有人挑唆，这个挑唆者便是我张某，于是派“金牙”等人到南师班，要老师动员学生，揪出我这个后台挑唆犯。但此时的群众，已非昔日任人摆布，老师拒绝，学生更为率直：“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怎么会成了我们的后台？别把我们看得那么幼稚，我们没有后台，也无须后台，出大字报完全是我们所为，别扯到别人头上。关键是看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由于南师班师生的一致反对，挫败了“金牙”等再次整我的图谋。

一九七五年初，列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在总理病重期间，实际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使每况愈下的国家出现转机。但是,由于他拒绝按毛泽东的授意对文革作“三七”开的评价而第三次被打倒，旋即掀起声势浩大，以批邓为中心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运动中，广西充当了急先锋，抢先批邓，窃踞舆论大权的派头头廖炜雄，则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敢于彻底否定文革,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妥协,正是一代偉人邓公伟大品格的体现。文革是场十恶不赦的运动,它摧毁人权,毁灭人性,毁弃人间的真善美.堂堂正正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愿放弃一切,只求解甲归田,自食其力,这最低微的生存要求都不给,非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而且死得非常凄惨.至于文革给国家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有哪一点值得肯定?只有靠文革飞黄腾达的”王,张,江,姚”,才会为之拍手称快,以及那些既得利益者才会为之叫好,如韦国清,廖炜雄,颜景堂之流.

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传来周总理病逝的噩耗，我极为沉痛。记得那天。刮着寒风，下着细雨，我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回学校上班，一路流着泪，沉默无语，到了学校，听说上面来了电话，不许举行悼念活动。全校师生员工十分愤慨，自发上街买白纸黑布，在礼堂设置灵堂开追悼大会。会上哭声一片，李启林老师哭昏过去，那感人的场面，说明总理在人民中心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我也情不自禁写了一首悼诗，“天低云重压心头，噩耗传来涕泪流。崇高品德扬四海，伟大功绩传五洲。鞠躬尽瘁谋国富。死而后已纾民忧，含泪继承凌云志，拼将热血续春秋。”

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南宁市革委会在人民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须经单位领导审定，我和卢冬及其他“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参加。

在全国各省区给中央发的唁电中，广西独出心裁，也给江青发唁电，表示亲切慰问，讨好这位“红都女皇。”

十二、春天迟来

十月粉碎“四人帮”，全国各省区即看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靠“文革”整人上台的“三种人”拉下马，追究法律责任。唯独广西依然如故。广西当权者泡制出一套“特殊论”，说“文革”在全国是错的，在广西却是“正确的”，拒不平反冤假错案，拒绝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七八年庆祝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广西还大量印发打倒“刘邓陶”和颂扬“文革”取得辉煌成绩的书刊，大街上挂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标语横额。为人正直的广西中医学院教授黄英儒，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只因给邓小平讲了几句公道话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七八年非但不予平反,还正式判刑，送往雒容监狱劳改。这一切都在说明，“四人帮”虽然倒台了，广西人民依然生活在“文革”的阴霾之中，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无法贯彻落实。

我的处境当然无法改变，只是由养猪场调到砖厂，由砖厂调到校办工厂，依然管制劳动改造。

校办工厂为插秧机厂加工一些零部件，我负责操作一台二十吨冲床。有次出了故障，我用根铁棒插进飞轮进行修理，故障排除忘了拿掉铁棒，按动电钮，飞轮带动铁捧砸中头顶，顿时鲜血涌流，同事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只患了脑振荡。回家休息两天又上班了。这次工伤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幸亏砸偏了一点，如果砸在正中，二十吨的冲力还不让我脑袋开花，当即毙命？

有天在街上遇见了司徒耀老师，他是个老归侨，被下放回广东老家，打倒“四人帮”满怀希望回到南宁，要求学校落实政策，给个住处,遭校领导拒绝，不得不带着妻子儿女寄篱亲友家中。这位和善的老人真可怜，他的一个儿子司徒港生，原是一中学生，和史妙甫在一起参加过武斗，被“联指”抓进集中营，不久惨遭杀害。丧子之痛加上贫病交加，司徒耀老师后来客死于亲友家中。这事引起三中教工及司徒老师许多老学生的愤愤不平，在舆论压力下，三中领导才给了间窄小的破泥房让司徒太安身。

七七年秋，国家恢复高考，三中这所著名学府，竞输给普通中学，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广大教师很着急，领导也感到压力。尽快摆脱尴尬，提高教学质量，重塑重点中学形象，成了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心声。已解放出来抓教学的钟碧秋、刘文强、联同郭先安、吴艺玲、梁志岳、阳明熙、徐镇旋等一大批教学骨干，联名向校领导建言，要起用被打成“牛鬼”的老教师，请卢冬和我出山。起用老教师没有阻力，可让卢冬和我出山却阻力重重，因为我们俩是市委下达文件处分的。校领导不敢贸然行事。

南师已从三中分出单独建校，南师领导王怀义提出，三中放着卢冬、张德忠两位从北京来的教师不用，浪费人才，三中不用我们用，把他们调到南师来。三中领导在内外压力下态度有所松动，于是陆书记找我谈话。

“老张，我们校领导想安排你上课，怎么样？”陆书记先发话。

“不平反，我怎么上讲台？”我提出质问。

“那是两码事，先不谈平反问题，如今只谈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是根据革命需要，过去安排你劳动是革命的需要，现在要你去上课也是革命的需要。”

好个“革命的需要”，我心里在讥笑，这是你们的强盗逻辑，过去你们整人害人，青云直上，我们蒙冤受屈，都是“革命的需要”？把是非功过一笔抹煞了，岂能苟同？我明确表态：“要我上课，先给我平反，否则我绝不踏上讲台。”

和陆书记的谈话就这样谈崩了。郭先安、吴艺玲很着急，来做我的工作：“老张，你知道吗，我们一大批人极力争取，领导才同意你出来的，你断然拒绝，不是让大家白费力了吗？有人正巴不得呢。平反是迟早的事。管它那么多，你先出来工作再说。”

看到同事们的热切期待，我作了让步，答应先出来工作，但只批改作业，不登讲台。经过郭先安等人的斡旋，与校领导达成妥协，于是我成了只批改作业，不登台讲课的老师。

七八年秋，三中正式恢复重点中学名称，市里调来了新校长冯宗异和教导主任梁耀新。他们原是南宁二中的校长，主任，是全市闻名的教育行家，“文革”也遭受过残酷迫害，这次调来，有意加强改善三中的领导班子，他们不负众望，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治学严谨的态度，很快赢得全校师生的爱戴。

由于广西当局死抱“文革”不放，不予平反冤假错案，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不满，纷纷刷出大字报，南宁朝阳广场又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每天招来数以万计的人群涌去观看。大字报不只来自南宁，而且来自广西各地，内容都是揭露制造冤假错案和实行大屠杀的惨状，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有不少人到区党委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给蒙冤死去的亲人平反昭雪，还有组团上京告状的。当中有不少农民。当初许多农民奉命到南宁参加“平叛”丧命了，当局者授予“烈士”称号，发抚恤金，如今中央一概撤销，农民才大呼上当，要求追究责任，到底是谁欺骗了他们，害得他们的亲人抛尸异乡。但人死不能复生，酿成的悲剧已成历史，不可改变。任凭蒙难者家属如何呼号上告，都于事无补。我又想起攻打三中时认识的老黄，矮墩，他们是否也成了抛尸异乡的游魂野鬼？

中央三令五申要平反冤假错案，在我和卢冬复出任教不多久，南宁市委终于下达了一个文件，撤销对我们的处分，但仍留下一条尾巴，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本人认错态度好，对原来处分予以撤销。我脑海里铭记着那难忘的一幕，那是个宁静的夜晚，在图书馆会议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当陆书记宣读完文件，我、卢冬、黄兆昇先后站起，义正词严批驳这个文件，指责它公然对抗中央，死抱“文革”不放，是个极端错误的文件，我们拒绝接受。多少年来，在三中，第一次有人敢对“文革”，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说个”不"字，多么振奋人心！除了“金牙”等少数“功臣”塔着脑袋外，与会者都昂首挺胸，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过的畅快，冯校长和梁主任也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善于窥测风向的“金牙”，预感情况不妙，及早谋划退身之策，利用关系跳到市反帝医院当了名不称职的骨科医生。

“金牙”自己明白，他在“文革”中坏事做绝，罪孽深重，由于他抛档案，唆使“胸毛”“泼辣”等人胡作非为，先后逼死了胡里仁、覃克己、李厚德、罗梓元等人，还有熊景椿、李启林、刘择之，吴献瑞,司徒燿` 等大比老教师受到很大的伤害。教务主任林恩材是个共产党员，只因与之观点不同，被他指使“胸毛”打成漏网右派，受长期关押批斗，家也挨抄了。“金牙”还是个贪婪成性的家伙，把别人的财物占为已有。林恩材、郑云娣夫妇曾告诉我，他们在“金牙”家里，发现了他们从福建带来的铜壶铜盆.他究竟拿走了多少别人挨抄家丢失的财物，这还是一个迷。综合本书提到他的种种劣绩，绝不能用“好人做错事”来说得通，他就是个十足的坏人，无怪乎三中大多数人，包括家属小孩象旧社会农民恨地主恶霸那样痛恨他。如此犯众憎的人物，在世上是不多见的。

与之相反，钟碧秋却以他的高尚品德受人敬仰和爱戴。他打游击出身，入广西桂林师院深造后到三中任教，后当党支部代理书记，他刚正不阿，五六年反右中，偌大一个重点中学，竟揪不出一个右派，遭市委宣传部领导指责：“你们三中就那干净，刘择之还构不上右派?”钟理直气壮顶撞：“没有就是没有，刘择之也划不上。”由于他勇于保护知识分子，三中才无人受冤，可却背上了“右倾”罪名得不到赏识，一直只是代理。“文革”中他作为被打倒的第二号人物，长期受关押批斗毒打折磨，八二年患肝癌逝世，追悼会上，年近古稀的刘择之老师放声痛哭：“老钟呀，你是大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你鼎力保护，我刘择之早过不了反右这关了。”

钟碧秋英年早逝，可他的英名永留三中。

同是三中人的钟碧秋和“金牙”，为什么在群众心目中形成如此大的反差？我想其根本原因是前者与人为善，后者与人为恶，这也是善人与恶人，好人与坏人的根本区分点。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期《广西教育》刊物上，登载了一篇以三中党支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攻击刘润贤、李厚德、钟碧秋等原三中领导一贯重用熊景椿、胡里仁、李启林，刘择之等“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盛赞现任党支书觉悟高，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历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都站在斗争前面。无疑，这是篇按“两个估计”泡制出来的诬蔑教育战线的黑文。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的刘润贤老校长看了十分恼火。打电话质问三中党支部：“打倒四人帮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发表这种混帐文章，我要告你们！”接电话的正好是那位吃运动饭步入青云的党支书，他不甘示弱：“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也不怕。”

无独有偶，有一天，区党委派来两名干部找到卢冬，要卢写书面材料揭发伍晋南陷害毛主席的好干部韦国清。卢冬先是惊讶，打算拒绝，想了一下就慨然答应：“好，过两天后来取。”来者高兴离开。两天后，当那两名干部接过卢冬写好的材料一看，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原来材料写的不是揭发伍晋南陷害韦国清，而是列举了韦国清陷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的事实，还有后来的韦祖珍也横遭他陷害。材料最后得出结论：在广西陷害好干部的人是有的，不过不是伍晋南，正是韦国清自己。

韦国清陷害“刘邓陶”，见于前文提到的他主动贴出诬陷刘邓陶的大字报。陷害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全广西人所共知。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后，伍、贺、霍、傅、谢、袁、曾被拉去全区各地市长期游斗。南宁，全广西处处是打倒”刘邓陶,”“伍贺霍傅谢袁”的标语口号。陷害韦祖珍，广西人也是熟知的。韦祖珍原是福建军区的一位领导，后调来广西当革委会副主任，做韦国清的副手。他还是韦国清的同宗兄弟叔侄，一起从东兰出来参加革命的，上阵父子兵，按理说，他们该是天然的好塔当，可韦祖珍为人正直，敢讲真话，不会阿谀奉承，参加革命几十年，戎马倥偬,没机会回老家看看，回了广西才有机会。但是，不看则己，一看感慨万千，用他的话说，几十年来家乡没有改变，仍是那么贫穷落后，唯一的变化是村头那棵大榕树不见了（大炼钢铁砍掉了）。他还录下农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歌谣：“上山一把斧，回来两块五，有吃又有喝，酒壶跟屁股。”这些”诋毁”广西大好形势的言论，等于打了主政广西多年的韦国清的屁股。韦国清火了，借林彪事件拿他开刀，诬他为林彪集团的人，押赴北京，并开动广西的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揭露批判韦祖珍的运动。韦祖珍蒙冤多年，后获平反，可已患上不治之症。他特别留下遗嘱，他逝世之时，拒绝接受韦国清送的花圈。果然,韦祖珍的妻子儿女，把韦国清送的花圈拒进灵堂，并踩得稀巴烂。了解广西文化大革命惨状，纵观韦国清的所作所为，该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因为对任何人的评价，都是凭他本人的历史足迹作出，而不是靠强权操纵的舆论工具。历史已经说明,韦国清是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广西他支一派打一派,硬把一个群众组织当反革命勦灭,制造了全区性的大屠杀,广西出现如此惨烈的景象,罪魁祸首就是他.他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手握重权的韦国清，手下有无数人効命，为什么却找到卢冬？这件事我也清楚，六七年卢冬随“四·二二”代表赴京时，曾采访伍晋南、问：“有群众揭发，韦国清与越修（当时越南与苏联关系密切，故有此称）有勾结，是否有此事？”伍晋南答：“我说不准，说有吧，没确凿证据。说没有吧，这年头谁敢给谁打保票？”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在当时是最明智的回答。卢冬万万没想到，记有这段采访录的笔记本竟落到“联指”手中，成了他招来十年牢狱之灾的祸源。如今区党委又想以此要挟他帮韦国清诬陷伍晋南，可他们没想到，时代变了，韦国清之流再不能为所欲为，不但没能从卢冬身上捞半根稻草，还让卢冬狠狠将了一军。其实卢冬是个很理智的人,他对韦国清毫无个人恩怨,和广大”四二.二”群众一样,主张“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反对一切野蛮行为，对韦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伤害很同情.可韦国清气量太小,报复心太强,对反对过他的干部群众,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当反革命剿灭,而且还不择手段.泡制一桩桩冤假错案,所以让世人看清了他的面目,当然也逃不过卢冬的眼睛.

拒绝拨乱反正，不肯平反冤假错案，阻碍改革开放，广西这种严重状况，迫使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整顿领导班子，于八三年开展“处遗”工作，查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和派头头。可是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却被钻了空子，大多数罪犯及“三种人”蒙混过了关，有的还继续窃据要职。例如亲手杀害巫抱平的凶犯“胸毛”李天保，依然逍遥法外，仍受重用.造成多条命案的“金牙”林伟X连一份检查，一个赔礼，一句道歉不用就轻易过了关。此种现象在全广西比比皆是，给广西广大受害者留下不平和遗憾。

不过坚冰已被打破，灾难已经结束，祖国迈开奔向美好明天的步伐不可阻挡，比之全国，广西的春天迟来了六七年。迟来总比不来好，所以广西各族人民，还是欢呼这迟来的春天。

{注:刘老与邓小平共事时,在对待反动会道门问题上曾发生分歧,反动会道门受利用去攻打共产党武装,邓提出正好利用会道门刀枪不入的迷信思想,故意朝天开火,待来者靠近十来二是米才收拾他们。刘极力反对，认为这等于誘杀，广大教徒是普通愚昧百姓，一开始放倒几个，把他们吓跑算了。}

作者  张德忠

一  前言

一九六六年仲夏，以中央名义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告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开始。这场历时十年（比抗战八年还长）的运动，使中华大地蒙受的破坏和灾难，不亚于一场战争。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难以算计的无辜者罹难，受伤害的人不计其数。是二十世纪中又一震惊世界的人类大灾难。这场灾难既不是来自天灾，也不是来自外来侵略，完全是由当权者荒诞决策引发内部自相残害造成的。确切地说，是最高当权者违反党心民意，滥用民众的愚昧和个人崇拜所获得的绝对权威，大搞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这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悲剧所在。

“文革”时，我正步入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到广西南宁三中任教，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卷入了这场运动，并自始至终经历了“文革”全过程，蒙受了巨大灾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述说他从元营南逃时，经历的死亡威胁达十八次之多，而我经历的死亡威胁比他多得多。可他是为了拯救南宋江山，而我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么一个虚妄的口号。为了这个口号，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可爱的热血青年枉送了性命，比之他们，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今，“文革”噩梦已成为历史。历史是后人最有益的教员，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视历史，而正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当代人，能忽视历史么？可现实的状况确令人担优，许多人对刚离去的“文革”史淡忘甚至遗忘了，尤其是青少年，对“文革”史知之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偶尔跟他们谈起“文革”发生的事，他们瞪起疑惑的眼睛，以为是天方夜潭。去年，我跟一位上门搞推销的大学生聊天，问他知不知道“文革”，他愣了半天吱唔回答：“文革？是不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呀？”我哭笑不得，深感悲哀。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人才，不懂历史，如何担当重任？我深感有给青少年补补历史课的必要。

我拜读过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等著作，很敬佩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还奋力笔耕，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诉诸文字，启迪教育后人。

我十分乐意响应季老的呼吁，在有生之年把我在“文革”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以作那段历史的佐证。

岁月无情，经历“文革”的人，很多已经谢世,当时的青少年，如今也步入花甲之年，无须太多时日，所有经历“文革”的整代人必将消亡殆尽，我愈感时不我待，有奋力疾书的必要，否则就对不起以无数中国人的血与泪书写的那段历史。

我坚信，“文革”那段历史留给人们思考、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宝贵了，如果真能读懂它，对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保证我们国家走上文明富强的康庄的大道，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不是史学家，不可能全方位记载和评价那段历史，只能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和极其有限的范围，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叶知秋，读者可以从中窥到那个时代的概貌。况且我所在的广西南宁，是“文革”的重灾区，武斗最为惨烈，杀人最为疯狂，把古称“南蛮“的一个“蛮”字，表露得淋漓尽致，可称“文革”的典型之作。

笔者绝对忠于史实，摈弃任意夸大歪曲捏造事实的“文革”作风，所暴露的丑恶行径，只会缩小，不会夸大。之所以缩小，是因为笔者实在不愿把那些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有玷人类视听，丢尽中国人脸面的兽行见诸笔端。

二  1966年的南宁三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是儿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尤如狂飙天落，顿时搅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无处安宁。学校停止上课，每年一度的高考也终止了，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狂热地杀向社会，或去横扫“牛鬼蛇神”，或去深挖“阶级敌人”。人们一下子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两大群体。“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高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时兴口号，任意去搞打砸抢抄杀，使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苏缓过来的国家，又坠入了灾难的深渊。

这场混乱无序的残暴运动，还美其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他的话被奉为比封建帝王的圣旨还有权威的“最高指示”，违反“最高指示”是莫大的罪过，立马招来杀身之祸。

“文革”之初，我在南宁市郊的石埠公社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运动。我校是历史悠久的广西著名学府，坐落于青山脚下，南湖之滨，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踏进校门，我就明显感受到美丽的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昔日琅琅书声和欢歌笑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 ,很多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也有学生成了“小邓拓”，弄得人人自危。

出身不好的师生，惶惶不可终日，而“红五类”的活跃分子组成“文革”领导小组，趾高气扬，把持广播站发号施令。

一天上午，“文革”领导小组通过广播站发出通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们又挖出三个阶级敌人，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立即到2-4栋教室之间的革坪集合，参加批斗大会”。

到了会场，看见三个“敌人”被押到水泥乒乓球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个子高瘦，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上写着“逃亡地主胡里仁”，还别出心裁给他安上一条稻草编成的，又粗又长的狐狸尾巴。

第二个是语文老师覃克已、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

第三个是农场工人罗里钊，为“富农分子”。

说是批斗，其实是漫骂和殴打，在怂恿野蛮的年代，谁出手最狠，最显示他立场坚定，革命性强，可怜三位“敌人”，无端饱受皮肉之苦，尤其是胡老师，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看到这种丧失人性，不讲人道的行径，我非常反感，心里发出疑问：“这也叫革命？”

共事数载，我对这些“敌人”有基本了解。

胡里仁老师解放前就以教书为生，是三中在职级别最高的老教师，平常不苟言笑，一心教他的物理，顶多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何来“逃亡地主”？

覃克已，壮族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壮音，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可在肃反运动中已把历史问题交待清楚，作了结论。他谨小慎微,埋头工作，说话不敢大声，对我们年轻教师也是客客气气的。

罗里钊，三十出头的农场工人，土改时也不过十来岁，是富农子女，怎够得上“分子”？

批斗会结束，当即宣布把他们押送回乡,交由贫下中农管制。这一押送，除了年富力强的罗里钊能熬到“四人帮”倒台，重返三中获得平反外，其余两位却先后魂断故里，含冤谢世。

最惨的是胡里仁老师，还株连了他的妻子——校图书管理员黄佩琴，以及一个刚五六岁的小儿子——，一家三口一并押送回老家桂平西山。到家当晚，胡老师不堪折磨上吊自杀了，成了三中“文革”中丧命的第一人。

押送胡老师回乡的两个人，一是原为体育老师，“四清”后擢升为人事干事的林伟×，另一是当红的高三女生李××。他们得知胡老师自杀身亡，赶快拍屁股溜回南宁。

在评述三中文革史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三位关键性人物，他们是“红五类”的突出代表，“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左右三中形势的铁腕，而且自始至终，掌握师生员工生杀大权，三中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都是他们导演出来的。他们是“文革”功臣，也是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意外受益者。

第一个人物“金牙”，就是前面提到押送胡老师的林伟×。之所称之为“金牙”，是因为他镶了一口金牙，见了人——那怕是“敌人”，也咧开嘴，露出光灿灿的金牙，他可是阴险毒辣的笑面虎，后文当有具体的描述。文革初期，他正是利用掌管档案之便，向狂热的学生抛档案，才使一批批教职工成了“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他还非常贪婪，趁机发国难财，好些被抄家丢失的物品，竟出现在他家里。

第二个人物“胸毛”李天保，高三男生，成熟过早，长得高大粗壮，小小的眼睛，粗粗的脖子，性格孤傲野蛮，爱耍弄口舌，挖苦别人，以显示自己超凡的才智，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其长相怕人，面部肌肉块块饱绽，一片浓黑的胸毛令人生畏，整个形象没一点斯文的学生味，倒让人联想到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专司砍人脑袋的刽子手。我从不信相师那套，凭长相判人好坏，断人善恶，预卜未来。可“胸毛”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没有辜负他那副长相，成了残害老师，杀害同学的刽子手，后文当会展示给读者。

第三个人物“泼辣”李××，高三女生，就是前面提到和“金牙”一起押送胡老师的那位女将。她争强好胜，常跟人大声争吵得脸红耳赤，给人突出感觉是两个字“泼辣”。

以上三位于“文革”开始就十分活跃，“金牙”幕后策划，“胸毛”、“泼辣”前台表演，一批批“阶级敌人”是由他们揪出来的。

除胡里仁等三人之外，刘择之、李启林、李伟昌、罗梓元、梁禧，……几乎所有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难以幸免，卢冬被打成“美蒋特务”，陈振昌被诬为“特嫌”，梁洪亮被定为“跳梁小丑”，连有多年党龄的梁志岳也成了“国民党兵痞”，老党员徐镇璇，也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这些“阶级敌人”，很多是我钦佩的长者或好友，他们都是顶好的人。

梁洪亮，印尼归侨，亲历印尼排华的惨痛，深知祖国强大才能使海外华人挺起腰杆。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上大学，一心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可没想到，刚走上讲坛两年就遇上“文革”，他为人善良正直，对那种违反人道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公开表露他的愤慨，于是遭“胸毛”等人的围攻，诬之为“跳梁小丑”，从此得了个“小跳”外号。

陈振昌，跟随伯父在香港读书，高中毕业时，其旅居美国的父亲要他去美国上大学，可他执意要回国。其父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听从安排，则断绝父子关系，停止供给，逼得他在父亲和祖国之间作出选择，可他毅然选择了祖国，在伯父的支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了三中一名出色的数学教师。宁要祖国不要父亲，请问世上哪有这么可爱的“阶级敌人”？

卢冬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同年分配到三中语文组，他思想活跃,性格开朗,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却有一段光彩的革命经历.他母亲在香港被人骗走了一大笔钱财，遭丈夫扫地出门，由一个官太太沦为洗衣妇。出于对母亲的同情和关爱，卢冬常背着父亲去探望母亲，无意中结识了香港地下党，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参与解放广州战斗后正式转为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他满怀激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停战后，他转业到广州某机关当了副科长，一九五六年响应号召参加高考，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庭出身和容易被人误解的经历，他在肃反，反右中受过冲击，一九六四年，三中作为“四清”运动试点，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是“美蒋特务”，“四清”虽说也是极左的产物，但工作组还是认真负责的，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内查外调，加上卢冬积极配合，终于还他历史清白。卢冬十分感激组织为他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表现出色，被评为市先进教师，成为校党支部重点发展对象。岂料“文革”一来，不但“美蒋特务”的帽子又重新扣到他头上，而且前面还多加了“红皮白心”的定语，成了“红皮白心的美蒋特务”。

我清楚记得那天，几个“红五类”学生把卢冬拖到办公楼前的乒乓球台上，拳打脚踢，把他衣服也撕破了，恰好市委书记肖寒到三中暗访，目睹这野蛮的一幕，可他不但没批评制止。反而称赞小将的“革命行动”，不久，一版版的大字报刷了出来，专是围攻卢冬的，他成了全校最受瞩目的“敌人”，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逼令他写检查。

“文革”伊始就被打成“牛鬼”的刘择之，是语文组的元老，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知识分子，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是位爱国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由上海赴北平探视母亲，师大学生得知，请鲁迅回校演讲，并强烈要求鲁迅重返师大执教，于是选出四名代表拜会鲁迅，刘老和田家英都是代表中人，受到鲁迅亲切接见，亲聆鲁迅的一番教诲。“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奔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年轻的刘择之被推举为团长，他满怀救国热忱，率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蒋介石害怕学生避而不见，愤怒的学生冲进总统府砸个稀巴烂，蒋介石不敢公开弹压，却暗地里抓捕学生领袖，刘老也上了黑名单。他得到共产党的通知，避开国民党的搜捕，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就在邓小平手下当了团级干部,为拯救民族危亡驰骋沙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军界，{注}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当了一所联中的校长。国民党打内战败北时，刘老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跟蒋介石去台湾，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刘老选择了后者到南高任教，一九五四年南高改名为南宁三中，他便成了三中语文组的元老，“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连累了他的妻子——厨房工人黄阿玉，几次走过南湖想投湖自尽。

这么多好人被打成阶级敌人，横遭迫害，这样的“革命”我实在难以接受，所以非但恨不起他们，反而给予同情和鼓励，要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

荒唐岁月，每天都有荒唐事情发生，一天上午，几个“红五类”揪住个瘦小的男生拖到礼堂，拳脚交加，指控他为“现行反革命”。后得知原委，令人不寒而慄。这位学生姓肖，虽非红五类，但安份守纪，他做梦也想不到会祸从天降。那天早上他上厕所，用了小半张旧报纸作手纸，被有心的“红五类”同学发现，说他用毛主席头像擦屁股，污辱了伟大领袖，于是招来厄运。天哪，古今中外，难找出如此荒唐之事。谁都知道，当时的大小报纸，都布满毛泽东头像，而生活水平低下，习惯用废旧报纸作手纸的人们，几乎天天在干这种“反革命”勾当，只要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就会飞来横祸。

鉴于乱抓人打人之风日盛，中央颁布了《十六条》，传达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欣然接受并佩戴上宋斌斌献上的红袖章，还给她改名为“宋要武”,这不啻承认自己是这个组织的后台，于是促使红卫兵如瘟疫漫延，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推动文革，制造无数罪恶的急先锋。

我校的“胸毛”、“泼辣”等红五类活跃分子紧跟潮流，联合其他学校的同类，成立了南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盾牌”红卫兵,效仿北京，杀向社会，深入大街小卷，把“黑五类”及其亲属赶出城市。

学生干得起劲，老师不能落后，在“金牙”等人策划下，三中第一次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对熊景樁的专场批斗会, 主持人刚念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手中却拿着小鞭子，叫把熊景樁押上来。两名强壮的中青年老师把熊老押上，边数列他的”罪状”,边拳打脚踢，主持人也做样用鞭子打了几下，接着两三个好表现自己的中青年老师冲上去大打出手，一个用铁钳钳耳朵，一个用铁线勒脖子，像拖死狗那样拖来拖去，末了还拿锅底的黑烟抹脸，把熊老弄成了黑鬼，批斗会纯然成了折磨人，侮辱人的展示会，许多教工，尤其是女教工不忍心看下去，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但中了邪，发起疯来不比学生逊色。

熊老年逾花甲，个子瘦小，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走路显龙钟之态，己是风烛残年，退休在家聊度余生，他与世无争，于人无害，对这么一位在教坛上耕耘了大半生的长者，何能下此毒手？大概中”封资修”之毒太深，江山易政，本性难移，目睹这残暴的一幕，我怒火中烧，几次想站起来大喝一声，“住手！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既无“红五类”的荣耀，也无“黑五类”的羞辱，历史清白，任过团委书记，所以没受冲击。可是我看不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对受害者予以同情，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性格，注定了我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

沉默了很久的卢冬，突然在大字报棚的显著位置刷出了一版大字报，题名为《进军号》。公开反击先前大字报对他的诬蔑和攻击，辞锋犀利，有理有据，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是三中“文革”以来最讲道理，最具说服力的大字报，它打击了歪风，弘扬了正气，广大师生深受鼓舞。卢冬成了受害师生心目中的英雄，纷纷起来效仿他用笔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金牙”、“胸毛”、“泼辣”等那几个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不敢为所欲为，学校又有了欢声笑语。可灾难却移到了领导头上，因为《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的矛头对着他们，我校主任以上的领导，被赶到西乡塘强制劳动，刘文强主任就是在这次劳动中弄断一只手指，留下终身残疾。

毛泽东连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掀起了全国大串连高潮，各校红卫兵打出各种旗号走出校门，效仿当年红军，进行艰苦的长征。

校园清静了许多，“走资派”、“牛鬼蛇神”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意想不到的厄运等待着他们，等待着卷入“文革”深渊的亿万群众。

三  进京朝圣

短短两三个月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搞接见，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隆重盛大。受接见的代表, 被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倍受尊重和优待，乘车、吃住全由国库开销，这岂止是“免费的午餐”，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奇遇，引得无数朝圣者涌入北京，首都人满为患。

时令进入秋天，学校接到通知，有几个革命群众代表名额分给我校教职工，进京接受伟大领袖的第八次接见，于是召开紧急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这批代表。当然，指明为“革命群众”代表，“走资派”、“牛鬼蛇神”及“黑五类”等无权参加，“金牙”等一些整人打人的活跃分子，虽有权参加，但群众厌恶而落选了。我不属上面两种情形，不但有权参加，而且还顺利当选，被推为领队。

开好证明，打好行装，我率领三中代表队出发了.到了火车站，见人山人海，大多是戴军帽，穿军装，扎皮腰带，佩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争先恐后，从车门、从车窗，拼命挤上车。我们一行通力协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了车厢，占得五六个座位。后面来的，别说座位，能有个立锥之地就不错了。走道、行李架乃至厕所——一切空隙的地方全挤得水泄不通，列车严重超员。最麻烦的是拉屎拉尿,要事先作好安排，利用每站停车的片刻，分批下车突击解决。没等到车停小便憋得慌的，或尿在裤里，或射出窗外，“羞耻”二字全然不顾了。这恐怕也是史无前例最艰苦卓绝的远途旅行了。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到达北京，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幸亏马上享受到毛主席“客人”的待遇，一下火车，就有解放军迎接，送到接待站安排食宿。

我们所在的接待站地处西长安街的偏街上，是北京千百个接待站中的一个，“客人”走了一批来一批，经常处于饱和状态。接待那么多客人，够难为北京人了，不能期望过高，我们只能睡大铺，席地而卧，垫的是稻草麦杆，盖的是长了虱子的军用棉被，一日三餐免费享用。

在站里，我遇见两位四川小姑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已经出来一个多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次是第四次进京。他们离家时各自只带一元钱，靠转手倒卖赚一大把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望着两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十分感慨。是呀，文化大革命真是”锻炼了群众”，不仅是大中学生，还包括小学生。

我们这群大小“客人”，全按军队编制组成连排，由解放军指导，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列队操练，准备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与此同时，我们学会了一套盛行的仪式——胸前佩戴领袖像章，手里拿着领袖语录，说话时语录紧贴胸口，朝见时右手挥动语录，口中响亮三呼：“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整套仪式，比古代臣民朝见皇上还要繁杂。这套仪式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且日益创新，如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绣“忠”字图，跳表忠舞，闹得六亿神州沸沸扬扬，如痴如醉。

北京的秋天，寒气逼人，出门很不好受，但我们是学校选派的代表，任务是来取“文革”真经的，空手回去不好交代，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北大参观。

之所以首选北大，因为她是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被捧为“文革英雄”的半老徐娘聂元梓正坐镇那里搞得热火朝天，如果说北京是“文革”的发源地，那么北大正是发源地的中心，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她简直成了中国的麦加，要取真经，当然首选北大。

幸好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我们一行用罢早餐，带上干粮出发了。两位工人代表说身体不适，留下休息。

读大学在北京四年，地理熟悉，我成了当然向导。到了公共汽车站，见满街是人，乱哄哄的挤公共汽车。车开了一趟又一趟，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到了北大已近中午。

大概是有意给朝圣者作示范表演，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个舞台，批斗会每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到达时，批斗会还没结束，看见一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押在台上，低头弯腰，作“喷气式，”因人多嘈杂，距离太远，既看不清挨斗者的表情，也听不清斗人者的话音,不得已，只好四处转转，看看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怕误了晚餐，我们匆匆离开北大。

此后几天，我们去了清华，北航、地院等几所高校，情况大同小异，只是没有北大热闹。

几天外出参观，我们没取到什么的真经，却得了不少传单、小报。大家盼着早日接见，一睹伟大领袖的风采。

这一天终于来临，天还没亮，解放军就催促大家起床，匆匆洗嗽完毕，用罢早餐，就到街上排好队形。寒风刺骨，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大家搓手搓耳，原地蹦跳取暖，等到曙光显露，满天朝霞，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唱着时兴的语录歌向目的地进发。九时许，百万大军云集长安街东段。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登上天安门，检阅开始，百人一横排的队伍浩浩荡荡，由东往西走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人群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大家狂热呼喊，不少人热泪盈眶。虽曾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我还是深受眼前狂热到极点的氛围感染，情不自禁地涌出热泪。可我在注目天安门城楼时有种新感觉，许多熟悉的面孔消失了，换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批新的面孔，于国家是福是祸？我无法猜想。

“文革”开展以来，短短的三四个月间，毛泽东就连续举行八次接见，耗费了国家无数人力财力，其目的是为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煽动亿万群众追随他推进“文革”造势。历史已经明确，“文革”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一出丑剧、惨剧，那么八次接见就是这出剧的序幕。

接见过后，我们代表的使命已经完成，解放军动员大家尽快离京。离家多日，我们也很想家，于是踏上归程。

此次进京，接受了一次“文革”洗礼，回校之后，我周围很快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最先遭受迫害的卢冬私自赴京上访也回来了，大家商定成立自己的组织，我和卢冬被推举为头。我们不搞唯成份论，不论家庭出身、有何海外关系均可自愿参加，因此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三中教工最大的群众组织。有了组织的依托，大家便无受人围攻迫害之虞，从北京带回的传单资料，分工抄写张贴。人人热情高涨，常干到深夜，但心情舒畅，有说有笑，一扫昔日笼罩心头的阴霾。

进京朝圣，成立组织，积极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以致招来无穷祸患，几乎丢了性命，事后反思，才意识到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迈出的最幼稚，最愚蠢的一步。

四、武斗逃难

如果说六六年底前，“文革”尚属煽风点火的前期阶段，那么迈入六七年后，则是恶果显露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发展时期。有三件事直接掀起“文革”飓风：一是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发表，二是得到毛泽东肯定和盛赞的上海一月夺权经验向全国推广；三是中央公开提出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和他的司令部，但都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由此，派战不断，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演变为“武化大革命”，使用的武器也迅速升级，从原始的石块长矛，到现代的洋枪洋炮，几乎把人类战争史复制了一遍。

广西,南宁，分成了“支韦打伍”和“支伍打韦”两大派，前者简称“联指”，由最先起来造反的盾牌红卫兵和赤卫队组成，后者叫“四·二二”，是受迫害压制而后起的造反者组成。

两派各支持的都是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韦”指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伍”是伍晋南，区党委书记。

六七年元月二十九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二月一日又贴出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这是他主动在“文革”中的表态和亮相。

此后，围绕区党委和广西日报夺权以及砸烂“工总”等问题，两派冲突加剧，引发了武斗。

四月下旬，中央召两派代表赴京，同住京西宾馆，我和卢冬作为“四·二二”所属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派去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京，和“四·二二”代表团同住于京西宾馆。此时，不断传来南宁武斗和“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攻打“四·二二”的消息，引起两派在京代表的冲突。

有一天，在和联指代表的辩论中，我遇见陈时，他是“四·二二”属下南宁市公安局“枪临逼”组织的成员，特意赴京汇报南宁武斗及“四·二二”受“联指”攻打的情况，他告诉我南宁局势很坏，放心不下,他要赶回去。想不到此去成了永别，他回去不久被“联指”枪杀了。

陈时是我初登讲坛的第一批学生，原在南宁三中高六十六班，天资聪慧，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尤其擅说相声，三中每开晚会，总少不了他的节目，而且是自编自演，逗得全场笑破肚皮，获得全校最喜爱的笑星的美名，我这个语文老师自愧弗如，可以断言，如果他有机会师从候宝林、马季，定能成为姜昆、笑林那样闻名全国的一流笑星，可惜他走了另一条路，高中毕业放弃高考，学董加耕走下乡务农之路，和林德铭、关眉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市郊石埠公社插队落户。务农期间，他认真磨炼，和农民一起到城里挑大粪，成为名扬一时的新闻人物，后来被市公安局抽调去当了一名公安，“文革”公安局也分了两派，他参加了“四·二二”一派，成了这场运动的无辜牺牲品。

在京等待中央解决广西问题遥遥无期，六月中我回到南宁，住在三中红革会驻反帝医院据点，碰上武斗日炽，为了避难，我和钟碧秋、刘文强、梁志岳、冼国裕，黄兰芳，阳明熙等一批同事逃去湛江。湛江两派正酝酿武斗，也不安全，便转往桂林。桂林是老多的大本营，“四·二二”占绝对优势，当时武斗硝烟遍布神州大地，这里却是没有硝烟难得一见的绿洲，也成了全广西“四·二二”的大后方和避难所，南宁及各地的难民大都跑来这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和关照。桂林市民还慷慨捐钱、捐粮，解救衣食无着的难民。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周总理作了有利于“四·二二”的表态，还派六九八四部队进驻新华街、解放路、展览馆等“四·二二”防区进行保护，广西局势恢复平静，外逃的难民陆续返回。我回南宁不久，听说朝阳广场司令台陈列了三具尸骸，作为控诉“联指”杀害“四·二二”的罪证。我跑去看，果然，旁边还标明死者姓名及遇害经过。最长一具是陈时，其余两具是林德铭和周广受。陈、林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于我的脑际，陈活泼可爱，尤其说相声时样子很滑稽。林眉清目秀，待人彬彬有礼，脸上常挂着微笑，想不到这两位努力上进的好青年竞死于非命。周广受我从不认识，是刚从部队转业到林教大队的。这三位都不是死于武斗，而是偶尔落到金鸡村民兵之手，被“联指”江南片指挥部拉去枪毙的。

第五次接见明令禁止农民进城武斗，强调两派大联合，本来是广西局势的良好转机，可是当局者没好好把握。广西好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后果，《年表》有如是记载：（P-53）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达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

黄天辉连夜带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得一个，我老婆也得一个。”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这只是万千杀人案中的一起。这股杀人风未能制止，不久竟发展为全区性的大屠杀。

广西两派武斗中，因“联指”有大量武器，更有大批民兵支持，所以处处占上风，而“四·二二”却武器极少，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被迫千方百计去搞武器。八月二十日晚，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枪，归途遭“联指”拦截。三中红革会派人参与抢枪行动，当中有我不少学生，因此我甚为关切，跑到江边客轮上等候消息，联指从对岸用机枪扫射，我亲睹一名船上群众中弹身亡，吓得我心惊胆战。黄昏时分，载人抢枪的船冲破拦截归来了，死伤了好几人。我高七十九班学生莫文冰手臂中弹受伤，幸无生命危险，算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了。

局势动荡，搅得人心不宁，广大群众，都盼望结束动荡不安的生活，当中央发出回原单位闹革命，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号召，两派群众都积极响应。三中两派都回到学校，又在一个饭堂里吃饭了。我和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刘文强、阳明熙、吴增炽`黄仕良,冼国浴,`,郭先安、吴艺玲等多位有头脑的同事商定，我们主动找对方倡议，首先实现两派教工的大联合。这倡议得到陈荣安等“联指”头头的响应。我们还商定，年关将近，共同组建巡逻队保护三中教工的安全，不允许外单位来干扰破坏。这良好的愿望，得到驻校“支左”的解放军支持，这样，三中出现了少见的和平气氛，一直受压的“四·二二”群众终于结束了逃难生活。

可是我们太天真了，只要“文革”不结束，凭我们小小的单位，小小的力量，怎能遏止日趋恶化的大势？到了六八年，南宁，整个广西进入了更凶残险恶的年代。

五 1968年校园的一场大杀戮

三中两派本来还是和平共处的，可此时“胸毛”为首的一批“联指”鹰派突然骄横拔扈起来，制造了一个个流血事件，他们占领了全校制高点水塔，接着用铁丝网把礼堂（与饭堂合一）围起,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红革会”学生无处用餐，当然不答应，要求对方拆除，否则派人去拆。“胸毛”利用水塔的高音喇叭气势凶凶地发出警告，只要“红革会”敢走近铁丝网，“一切后果自负。”

冲突一触即发时刻，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阳明熙等共产党员找我商量，叫我去说服“红革会”头头放弃拆铁丝网的打算,以避免学生流血牺牲。他们估计到“胸毛”那种野蛮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立即找到红革会头头王成初，转达如上意见。可他年少气盛，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估计对方，不肯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说对方实在欺人太甚，不能容忍。还说：“我们徒手排着队，唱着歌去，谅他们不敢向徒手的队伍开枪。”劝说无效，我只好叮嘱他千万当心。

临近中午时分，红革会集合了百多人的学生队伍，从学生宿舍区向饭堂进发，果然是徒手，只拿语录本，唱着歌前进，还没走到铁丝网处就枪声大作，好些人中弹，大家忙抢救伤员，驻校“支左”的解放军也参与抢救。红革会武装被迫还击。

这次冲突，红革会死亡二人，伤数人，对方毫无损伤。

死难者中，一是初三男生叶启时，子弹射中额心，送到三0三医院抢救无效。其父是医学院教授，被打成“反动权威”蛰居家中，我把启时的死讯告诉他时，他神态木然，欲哭无泪。另一是高一女生刘凤芝，是位勤奋好学，不苟言笑的女孩，子弹打中胸膛，穿过肺部。我亲临医院组织抢救，并请来她的父母。医生花了几个小时也没抢救过来，当得知女儿断气，两位老人放声痛哭。父亲是医学院讲师，参加“联指”。“文革”就是这样捉弄人，把亲密的父女分属誓不两立的派别，而女儿竟惨死于父亲这派的枪口下，是谁造的孽！

我在医院劝慰凤芝父母之时，学生来告诉我，说“胸毛”带人砸抄了我的家。我回家一看，整个家砸得稀巴烂，蚊帐被褥撕成一条条的，卢冬寄放的收音机也砸了，值钱的东西被抄走，没拿的家俬毁掉，比土匪洗劫还惨。

流血事件发生后，红革会学生群情激愤，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在一个晚上用自制的土炮攻打“胸毛”等驻守的据点。巫抱平自告奋勇，背起炸药包冲到水塔脚,试图炸掉射出罪恶子弹的水塔。因爆炸力太小，水塔巍然不动，可也吓坏了“胸毛”等人，他们勒令住在红楼的“四·二二”家属马上搬走。红楼是三中唯一的三层宿舍楼，紧挨水塔，“胸毛”要强占为据点，与水塔连成一片。被“联指”定为三中最大“走资派”的老校长李厚德一家住在红楼，“胸毛”等全副武装闯进他家，打骂威逼，强令校长搬出。害得他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的长女阿红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惊吓得六神无主，跑去医学院告知她表姐。表姐叫她赶快把病人送来抢救，可受到百般阻挠。还是心地善良的老职工黄才秀和谭叔要来辆木板车，把老校长拉到医学院，可惜晚了，医生已无回天之力。

李校长名厚德，回族，他的人品跟他名字很相符，个子瘦小，脸上常挂着慈祥的笑容，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忠于职守。他不幸中年丧妻，带四五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生活负担甚为沉重，可不影响工作，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给学生授课，教数学。他的教学水平堪称一流，深得学生喜爱。他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三中是全区重点，录取分数比普通中学高很多。他大女儿阿红没达到三中要求，硬是要她到离家很远的六中走读。李校长以其高尚的人品，优良的师德教风，赢得全校教职员工的尊敬和爱戴。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好的领导，怎会成了打倒的对象，最终受迫害致死？

在那是非颠倒，好坏不分的年代，我跟老校长还扯上一段政治是非，那是在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之后，大批党政干部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李校长也写了一纸声明交我转达。出于对他安危的考虑，我劝他把声明收回，不要公开表露，以免惹祸上身。他接受了我的劝告，不料在后来的大批斗时，我被加上一条“与走资派勾结”的罪名。

在我心目中，李校长是最好的领导，是最可亲可敬的长者。对他的不幸，我打心底感到痛惜。八0年学校为他补开追悼会时，我给他写了副輓联：厚德载物，十年动乱遭劫难；德高望重，八方英杰悼忠魂。

三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刚过没多久，又发生第二次流血事件。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胸毛”等勾引外单位的联指偷袭红革会的大本营——实验楼，打死了初三男生王珏、高三男生梁文荫。红革会武装急忙应对，在“联指”武装的退路上设伏。果然，“胸毛”等人进了伏击圈，巫抱平的冲锋枪正对准他们，只要扣动板机，“胸毛”等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是巫抱平始终不忍心，事后他说：“都是同学，怎下得了手。”可巫抱平万万想不到,两个多月后，他自己却被“胸毛”枪杀了。

两次流血事件，都是红革会一方遭受伤亡，而对方无损一根毫毛，红革会学生极端悲愤，复仇的欲望十分强烈，传承文明的美丽校园，成了流血的战场。两派都不敢留在学校，“联指”撤到了园艺场，红革会撤到了医学院，只留部分武装人员镇守三中。

六、学院被困

医学院是“闯兵”占优势的“四·二二”一个孤立据点，除三中外，附近许多单位的同派群众都到这里避难。

我们一批教师，原住在学生宿舍，是离水产研究所不远的平房，“联指”常开枪开炮，有次，一枚火箭弹穿透墙壁在宿舍爆炸，幸无人员伤亡，可我们再也不敢住下，撤到院中心的104馆。此馆专陈放教学用的尸骸，朝夕与之相处，起初很害怕，渐渐就习以为常了。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结为一体，还调动大批民兵，甚至出动部队，以镇压“反团”和落实《七·三》布告的名义，大开杀戒，韦国清亲自下了“对阶级敌人要刮起十二级台风”的动员令，于是南宁、全广西掀起了大屠杀的高潮，在这高潮中，各地县革委会纷纷成立了，区革委会也在密锣紧鼓筹建中，无怪乎群众说，这些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是用万千人的尸骨建造的。《年表》有如下记载：（P-98-99）

六月十九日，广西“联指”常委会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

二十三日，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了一门炮参加轰击……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方”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七月一日，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  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从上面记载，南宁局势之恶劣可见一斑。

连续几个晚上，我们在104馆看到市里火光冲天，簇簇火光由西而东移动，原来是被焚烧的船只沿江飘流，这惨烈景象让人心寒。

有天晚上，三中方向也燃起大火，怕是“联指”的诡计，红革会不敢回去救火。深夜下了一场大雨，火灭了。第二天有人回去看，是红革会学生住的一栋宿舍楼起火燃烧，起火原因无从查明。

一天上午，有位中年妇女抱着两个小孩到医学院哭诉，说她丈夫被园艺场“联指”杀害了。她丈夫姓刘，是团级干部转业到园艺场当了名领导，“文革”中两派都不参加，可“联指”逼他表态支持“联指”，他不从，就把他杀害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便跑到医学院来避难了。听了哭诉，学院里的师生很愤慨，十分同情她的不幸，纷纷捐钱捐粮相助。

园艺场“联指”武装，其凶残和“沥血兵”、“后备军”一样闻名于南宁，肆意屠杀本单位手无寸铁的“四·二二”群众。有位三中毕业到园艺场小学当老师的,名叫屈平（和大诗人屈原同姓同名），和丈夫一起被抓，丈夫跪下哀求：“要杀就杀我，请留下我妻子，她已怀有身孕。”妻子急了，也跪下哀求：“不，杀我，请留下我丈夫，他是根独苗”。刽子手不但不为这感天动地的真情所动，还哈哈狞笑：“你们都争着去死，好哇，成全你们，让你们在阴间也成双成对。”于是把这对年青夫妇杀害了。

什么叫“腥风血雨”，处在当时的环境，你完完全全体会到了。我内心充满焦虑，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命运，不思茶饭，彻夜难眠，终于病倒了。王成初等几位头头来慰问我，带来了糖果饼干之类的罕有之物。被围困的艰难日子，哪来这些东西？在我追问之下，他们才说是从三中旁边的商店里要的，因害怕武斗，店里的人跑光了，食品搁在那里，不用也是浪费。我顿时发火，拒绝收受，严厉批评他们：“亏你们自称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私拿国家的财物？为什么不学学革命前辈，宁愿饿死也秋毫无犯？去年驻守百货大楼的战友不是树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饿着肚子，对大楼那么多的糖果糕点连碰都不碰一下。”几个头头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并同意我的请求，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订出几项保证作为决议。这天是七月八号，是为“七·八”决议。

“联指”加紧剿灭“四·二二”的步伐，在攻打百货大楼中，大楼起火，闯兵头头，“四·二二”总指挥黄达生中弹身亡，医学院为之开追悼会，发誓要为他报仇。

有天，王成初找到我，说闯兵头头跟他说要把朱国良干掉，为黄达生报仇，只需红革会点头，由闯兵动手。显然，他拿不定主意而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朱国良虽说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但他毕竟参加了解放军，还入了党，哪有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之理？这个头不能点。”王成初听从了我的话，留住了朱国良一条性命。

七月正是盛夏，是夏收的繁忙季节，可“文革”收获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人民生灵涂炭，国家走向崩溃，此时却传来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心里在骂，平生第一次对领袖不恭，对“文革”的正确性、必要性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心离开据点，离开广西，离开是非之地，我私下到了空七军大院，向“支左”办表明我的意愿。“支左”办的领导很高兴，表示大力支持，还答应代买一张飞广州的机票，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一天下午，几辆轿车来到空军大院，原来是广西军区领导奉周总理指示，通知广西两派增派代表赴京而到医学院的。空军大院与医学院比邻。空军“支左”办借此引荐我会见他们。他们也表示支持我离开据点，说机票不好买，叫我去大联筹，可保证我的安全。这些领导中我记起的有苏大伦、焦玉福、焦亲自给我写了介绍信。身不由己，我只好听从安排，和他们一起乘车离开空军大院。可万万想不到，我离开据点，却落入魔窟，开始我一生中最惨痛，最惊险的经历。

七、落入魔窟

夕阳西下，轿车穿过南湖桥，沿旧机场入七星路，拐过康乐路直到军区对面的区“支左”办，沿途看见一派破败景象，街上无一行人，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南宁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到了军区“支左”办，大员不见了，留下一名下级军官关照我，他给我要来份简单的晚餐，我哪还有胃口？晚上没被铺蚊帐，让我在公办公桌上喂了一晚蚊子，度过一个难熬的长夜。

第二天早上，军官送来了早餐，叫我吃罢在此等候，他去找车送我去“大联筹”。我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来，“支左”办的工作人员陆续来上班，人到齐了，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列队作“早请示”，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完了,许多人向我投来仇视的目光，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有人对我怒骂：“你们四·二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真坏透了。”我强压怒火没与之论辩，心里却鄙视他们：“哼，你们和‘联指’的造谣诬蔑如出一辙，也配‘支左’？

稍有点常识的人一想就明白，南宁航运全焚，二三十条街道燃成废圩，全在“四·二二”防区之内，世上谁会如此愚蠢，焚烧自己的防区把自己逼到绝境？八三年“处遗”时查明，这全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所为，请看《年表》记载：（P-109-110）

七月十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事实证明，所谓军区“支左”办，完全和“联指”坐在一条板凳上，所以无端对我责骂。

等到了九点多钟，关照我的军官才要来一辆有后门的旧吉普。

车驶出“支左”办大门不到百米的市跑马场路口处，被早在等候的三中“联指”武装拦住，“胸毛”冲上打开后门，连打带拽把我拖下，那位军官不作制止，只不疼不痒嚷嚷：“你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此时我才明白自己被所信赖的人出卖了。

“胸毛”把我捆绑起来，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连推带打把我押到他们设在区供销社大楼的据点，一群大小“联指”兵大打出手，给我来个下马威，而后进行审讯，参加审讯的有“金牙”、老石、老秦、老陈、老沈、小李, 小曾等本校同事。

得知把我抓住，“联指”欣喜若狂，利用报纸传单鼓吹他们又取得一个大胜利。分散各处的三中“联指”学生，络绎不绝跑来向我发泄派性的仇恨，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有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个子高瘦，面色青黑的巫尚X，另一个是面皮白净常挂阴笑的刘廷X，都是我曾代过课的高七十八班学生。这两个家伙真狠，进门二话不说抡起铁棒劈头盖脑地打，我本能地用手捂住头部  铁捧落到手背，立即肿成烤面包，接着他们抓住我头发，死命拿我脑袋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鸣，天旋地转，仿佛就要坍塌。在激烈震荡中，我上齿磕掉了下唇一块肉，鲜血涌流，染红衣裳，从此留下了一块永不磨灭的伤疤，也留下难以消除的痛恨，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有畜性不如的学生。

“联指”学生中也有不少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始终没动我一个指头，还有些善良之辈，厌恶暴行，对我十分同情。高八十七班的覃小兰，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姑娘，她轻轻呼唤我“张老师”，话音里表露同情和安慰。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人类不管出自什么阶级  参加什么派别，只可分善人与恶人两种，善人只想与人为善，不管参加那一派，都不愿伤人，恶人正好相反，总想作恶害人，尤其在得意的时候表露更充分，“子是中山狼，得意更猖狂”。此话一点不假。“文革”是需要恶人和制造恶人的年代，所以涌现大批恶人，靠他们去制造罪恶，荡涤文明。

恶人把我折磨够之后，“胸毛”把我拉到原卫生厅对面的防空洞里，天气闷热，差点把我闷死。事后得知，他要我去给攻打新华街中弹身亡的战友蒙杰亮垫尸陪葬。垫尸陪葬是“联指”的一大创造。在攻打“四二二”据点中，每天都有人阵亡，为了煽动更多的“联指”兵去卖命，他们想出了这惨绝人寰的一招，把抓来的“四·二二”拉去给阵亡者垫尸陪葬，还修墓立碑，封以“烈士”称号。我落入魔窟不久，正好碰上蒙杰亮阵亡，于是“胸毛”决意拉我去等候运送殉葬品的专车。在此千钧一发时刻，三中“联指”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起来反对“胸毛”的独断专行。他们提出张德忠不能杀的充分理由：一，他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二，他任过三中团委书记，历史清白，三，文革中没发现他有重大罪行，而且是自己离开据点，军区支左办送出来的。这些理由压倒了“胸毛”，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说实在的，我对蒙杰亮之死很痛惜，他是高七十九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很了解他的人品，他勤奋好学，工作热情肯干，是得力的班干团干，就是有点愣头愣脑好冲动,文革擅自离开学校到社会参加武斗，成了三中“联指”唯一的牺牲者。幸亏良知战胜了邪恶，否则，我这个老师早就成了学生的陪葬品了。

躲过这一劫之后，我被送进“联指”延安片指挥部设的集中营，当晚挨了一顿毒打。这里原是一个医疗单位，一栋办公楼和两三座宿舍，东面隔街正对区党委大院后门，西面隔墙是区幼儿保育院。这里常出现两种极不和谐的声音，一是保育院孩子天真烂漫的歌声笑声，一是集中营里囚徒被毒打的哭声惨叫声。

为了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加紧对“四·二二”的剿灭，《年表》有如下记载：（P-112-115）

七月三十一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国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国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八月三日，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五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二千三百四十人,被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被俘的还有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八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圩。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二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八月十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椐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提。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 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二十三日，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腥风血雨的一个黄昏，我在集中营被押上一辆吉普，押解者是三中“联指学生。我问：“押我去哪里。”答：“让你去立功赎罪”。

我偷偷掀开蒙眼的布，感到是往东郊方向走，穿过射击场、南湖堤到了市党校。党校与三中一墙之隔，我纳闷，拉我到这里干什么？夜里听到一片哭骂声，知道押到这里的并非我一人，而是一群。

“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恶魔，一定不得好死。”从这高亢无畏的哭骂声中，我听出是水产所的工人白大嫂。她丈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到水产所当工人的白玉秀。一个军人出身的大男人，取了个女人名可让人取笑，但他的性情倒真像女人，待人和善，说话细声细气，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文革参加“工总”，被选为头头之一，可他厌恶武斗，从未有过激行动。落入魔窟以来，消息全无，我很想知道社会状况，于是寻声挪身到白大嫂旁边：“白大嫂，你怎么也在这里？”她悄声告诉我：“张老师，不得了啦，现在到处抓人杀人，我们所的桂师傅被杀了，我老白幸亏跑得快，不然早没命了。他们抓不到老白，就把我抓来。”我了解，桂师傅和老白一样是老老实实的工人，从未参加过武斗，是“四·二二”普通群众，竟逃脱不了厄运。

在市党校蹲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多钟，一批“联指”武装，还有一批农村来的民兵，破墙冲进三中，沿着教学楼、宿舍楼逼近大操场，目标是水塔和红楼。这原是“联指”的据点，撤走后红革会取而代之。这次军事行动的企图是攻打红革会，进而围攻医学院。

在进攻中，本单位职工李XX，用长绳绑住我手臂，他在后面牵着，用短枪逼我冲在前面，那情形就跟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日本鬼子驱赶群众去进攻抗日根据地一样，此时我才明白让我“立功赎罪”的含义，原来是拿我当挡枪挡炮的人盾。他们天天叫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学到一点正经的东西，倒把日本鬼那套法西斯毒招学得很到家。

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可能被毁，逼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冲过大操场，直登红楼顶层，一个高瘦的民兵枪手在窗口架起机关枪对准医学院，幸亏红革会武装早已撤走，没有发生交火，否则我十条命也完了。

中午时分，民兵下楼休息用餐，此时，我交由民兵看管，看管我的是位并不凶恶的中年农民。

“你是这里的老师吧？”他突然问我。

“是的，大学毕业我就到这所学校教书。”我答。

“家里什么成份？”

“中农”。

听了我的回答，他态度马上变得温和：“你放心，我们只杀阶级敌人，不杀中农。是哪里人？”

“桂平。”

“我是容县，同属玉林地区，我们算是半个老乡。”

“请问贵姓？”轮到我主动问他。

“姓黄，大肚黄的黄。”

“我爱人也姓黄。”

我们越谈越亲近。他亲自给我端来一份饭菜，我说吃不下。他好心劝慰我要吃饱饭，保重好身体，还给我一支香烟’。为了了解些内情，我有意识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不在家种田，为什么冒着危险到南宁来参加武斗？”

他直率回答：“没法子，是上级的命令，说南宁发生反革命暴乱，要我们参加平乱，于是就拉队伍来了，还说好了，我们来当是出工，队里照记工分。”

“你们来往路费谁出？花销怎么办？”

“嗨，当然是政府包了。我们享受半军事待遇，除了军装，什么都发了，你看，军鞋、军水壶，连毛巾牙刷全有，每人每天还发一包香烟，一天三餐有鱼有肉，比在农村不知强多少倍。”老黄边说边流露出喜悦和满足感。

望着老黄的神情，我心里在叹息：“我的农民弟兄，你们上当受骗了，为了一点点利益和享受，被人利用当枪使，且不说你们助纣为虐给国家添乱，就自身而言，你们离乡背井来参加野蛮的撕杀，极可能葬身异乡，让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值得吗？”

果不其然，城里人命贵，农民命贱，吃人俸禄，受人摆布，在攻打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中，农民冲锋在前，死亡不少，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利用手中之权，封之为“烈士”，修坟立碑，发抚恤金，死者家属得了点补偿和安慰，可“四人帮”倒台后，中央一概否定,取消“烈士”称号，停发抚恤金，农民弟兄才大呼上当受骗，组团上访告状，但人死不能复生，铸成的历史无法改变，无权无势的农民，去哪里讨回公道？只能哀叹“可怜邕江河边骨，尤是桑梓梦里人。”

几十年来，我一直惦念在特殊环境中认识的老黄，老黄啊老黄，你在哪里，是否也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言归我的险历。跟老黄聊完后我暗地寻思,攻打三中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如再攻打医学院，绝不会如此幸运。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三中与医学院隔一条马路，只要冲得过去，我便能重返据点，以后，不管什么甜言蜜语，慷慨承诺都不能再诱骗我离开，哪怕战死到最后，也不要重落魔窟。我下了决心冒死一搏，心里盘算逃跑计划。

家属区后面有间公用厕所，离后门几步之遥，出了后门便可上马路。我向老黄提出要上厕所，老黄应允，叫了个小民兵“陪”我去。小民兵个子矮墩，看上去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没有枪，腰间只别了枚手榴弹，真是“天助我也”，心里暗喜，来到厕所，装做要大便，把门关上。小民兵警惕性很高，不许关门，紧牵扯住绳子，象狗那样死盯住我，我无法解绳就用力一拽  ，带着绳子往外冲，小民兵死命拉住绳子，拔出手榴弹迅速打开盖，手榴弹吱吱冒着青烟飞过来，我本能就地一滚，轰隆一声，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却奇迹般不受一点损伤，全得救于齐肩的荒草。听到巨响，几个民兵跑过来。“开枪打死他，打死他，他妈的想逃跑。”小民兵竭斯底里狂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完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来临。时间过了一秒又一秒，却没有一声枪响。待睁开眼睛，枪口不见了，却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和声和气地说：“张老师，你不要跑，你能跑得过子弹吗？”他原来是我高七十九班的学生覃生琉，我所器重的班干，向来对我很尊敬。“文革”我们虽然参加对立的两派，可从来没红过脸。我落难的日子，他给了我许多关照，和前面提到高七十八班巫尚X，刘廷X那两个畜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逃跑失败，我被三中“联指”押回原来的据点，少不了受了一顿惩罚。

腥风血雨的八月中，老天下了几场暴雨，南宁多条街道成了泽国，地势较高的桃源路成了可以行船抓鱼的河流。据老人说，雨并不算下得太猛，何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水？有人传说，是上游水库同时放水，故意制造“水淹七军”，把解放路一带躲藏于防空洞的“老鼠”（“联指对”“四·二二”的蔑称）统统淹死。

三中“联指”设据点的区供销社大楼淹了底层我被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厕所里，由高八十七班学生邓XX，罗XX等轮流看守。

有天，我闻到鱼香味，原来是两位老大娘在门前架灶煎鱼。不知他们是哪家的保姆或老人。他们趁看守不在，拿了一条煎好的鱼送到我面前：“吃吧，我们知道你是好人。这年头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你可要挺住，保重好身体。”望着两位素昧平生的慈祥老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禁热泪盈眶，心里立誓，如果我还有将来，一定要找到他们当亲娘奉养，给他们养老送终。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寻觅他们，也许他们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永远留在我心中。

水退之后，我又被押回集中营，随着“四·二二”的覆灭，被抓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群来自各单位的难友，沿墙根而坐，当中有我认识的民院中文系同行梁超然。坐在我旁边的是条北方大汉，自报是气象局局长，为人豪爽。在他影响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充满团结友爱精神，一根香烟，也是一人一口轮着来抽。

难友进出常有变动，有的被本单位押走的，有被拉去严惩的，剩下的被分开到小屋单独关押。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壁房里传出深情感人的歌声。我听出，那是我的学生韦克邦的声音。他是来自武鸣农村的纯朴青年，不知怎么也被抓来。后来得知，他被诬为“反团”成员，横遭审讯毒打，一肚子冤情无处倾诉，于是借助歌声，企盼毛主席把他救出苦海。他自己也明白，毛主席远在北京，哪会听到他的歌声 ,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哀鸣。看守吆喝不许唱，他置之不理，一首一首唱下去。

集中营又来了一批囚徒，当中有卢冬、张俊秋。他们原来是在医学院的。学院和西大一样，接受了“和平解决”方案，放下武器不抵抗。李朝杰、张俊秋等一批二中学生不愿束手待擒，携带武器出逃，还没逃出邕宁地界，就被民兵抓获，押回南宁。李朝杰是“四·二二”头面人物，“联指”恨之入骨，早在火车站等候。李朝杰一走出车站，一个“联指”头目拔出手枪朝他开火，没打中。李若无其事，昂首挺胸走远了。枪手转过来打随后的张俊秋、张被打中小腿，“联指”不予治疗，到了集中营，张撕破衬衫，自行包扎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许许多多外逃的“四·二二”，很少有逃脱的，因为韦国清已布下天罗地网，无怪乎群众说，逃韦国清比逃日本鬼还难。日本鬼是外来侵略，人生地不熟，他从东面来，我往西面跑，他占领城市，我可躲到乡下，进深山老林。韦国清是本地内乱的当权者，全广西是他的势力范围，叫你插翅难飞。

卢冬是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的积极赞同者，他刚走出据点，就成了“胸毛”的猎物，后来蒙受了整整十年的苦难，还能留住性命。可他的老同学杨远鸿，就没这么幸运了。

杨远鸿是卢冬北大时的同学，中共党员，原分配在南宁二中语文组，因教学出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是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文革”参加“四·二二”，从未有过激行为，只因本单位“联指”太凶，才躲进西大避难。西大和平解决，进驻的解放军动员外单位人员返回原单位，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扬远鸿刚踏进教育学院门口，就被本单位一批“联指”暴徒揪住毒打，在礼堂附近活活把他打死。他爱人胡冠莹，也是北大同学，一起调来学院，当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盼着丈夫平安回来，没想到还没见上一面，丈夫就成了冤鬼。胡老师极为悲愤，拖着孩子去告状，有关当局说是“群众专政”，“无法追查”，让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杨远鸿遇难同时，我的学生巫抱平也遇害了。后来我得知他遇害的经过，甚为壮烈。医学院讨论接受“和平方案”时，红革会听从卢冬的意见投赞同票，有些头头担心交了武器，日后“联指”肆意宰杀无力还手，主张把部分枪支藏起来，一天夜晚，巫抱平带着一个叫“小不点”的伙伴去执行藏枪任务，在医学院后门遇上园艺场“联指”武装。“谁？”枪手拉动枪栓。“别开枪，我是学生。”巫抱平边回答边推开小不点：“你快走，他们并没有发现你。”说完独自迎上去。望着这位舍身保护自己的老大哥的勇敢背影，“小不点”差点失声痛哭。

园艺场“联指”武装抓获了巫抱平，即移交给“胸毛”，胸毛残暴地把他枪杀了。

八三年“处遗”时，一位目击者领我到巫遇害的地方——校内火烧楼前的冬青树旁，讲述当时的情形——

“胸毛”狞笑对五花大绑的巫说：“巫抱平，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巫抱平高昂着头：“李天保，别得意忘形，你手上沾的鲜血还少吗？我真后悔那天晚上没扣动板机，否则早轮不到你耀武扬威了。”

“胸毛”李天保恼怒举起枪：“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对你执行枪决。”

“打倒韦国清！毛主席万岁！”巫抱平高呼，应着枪声倒在血泊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他死得那么壮烈，可惜选错了年代和场合，不然，他会成为千古流芳的英雄，受人敬仰。

荒唐的年代，人们的命运极为不公，同是中学生，巫抱平成了冤鬼，杀害他的“胸毛”李天保却入了党，当了官，娶了老婆，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同是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很多人被杀 , 很多人因杀人成了“功臣”，入党当官，平步青云。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联手剿灭“四·二二”大功告成，在血海尸山之上，广西革委会诞生了,一派莺歌燕舞。

“毛主席呀，你是光辉的太阳，我们像群星紧紧围绕在您的身旁……”随着这醉人的旋律，满街跳起了表忠舞。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话时下应改为“韦国清和他的嫡系（包括广西军区和“联指”大小功臣）开心之日，正是被打入另册的广大干部群众难受之时。”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和贺、霍、傅、谢、袁一起拉去全区游斗，成千上万的“四·二二”被杀的被杀，被关的被关，不计其数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灭门之灾，有些地方把他们从老到幼斩尽杀绝，一个种不留，创造了“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受害的远不止这些，民主党派自不必说，如民革中央常委,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老先生被害惨死,连各地的地下党，游击队，抗日学生军出来的老革命,甚至还有老红军也横遭厄运。所以,广西当权者制造的寃假错案如海如山,只要不赞同”联指”观点的,都是打杀之列,如前文描述的园艺场那位姓刘的转业干部.

革委会成立前后，是广西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一页，制造冤假错案之多，杀人之惨烈，折磨人之狠毒，堪为全国之首，简直把广西变成了人间地狱。

八一九六八年的残酷的派性批斗

１９６８年广西自治区区革委会成立后，各单位开展请理阶级队伍和大批斗。批斗对象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四·二二”大小骨干。

我和卢冬被挂牌从集中营押回学校，挂我的牌子上写“四·二二”坏头头，而卢冬的是“美蒋特务”，押解我们的是本校女生。他们边走边用鞭子抽打，象赶牲口那样，沿途群众露出惊恐的目光。

到了校门口，看见两幅大标语迎接，一幅是“打倒伍贺霍谢袁”，一幅是“打倒李钟刘卢张，”前者是广西通用的，后者则是本单位的“特产”。李是指本校最大的“走资派”李厚德校长，早俩三个月已经倒了，可死人也不放过，还要再打。钟是原党支部代理书记钟碧秋，刘指教导主任刘文强。卢指卢冬，张指本人，都是普通教师。

为了关押百多名师生员工，学校专把第五座教室的楼层改为监狱。私设监狱，私搞刑讯，是全广西的普遍现象，而掌握监狱的，一色是“联指”的大小骨干。不用说，这种派性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还严酷，他们任意折磨我们。有天，他们突击搜查，搜去我一首抒写情怀的小诗，当晚深夜，狱长李XX和揭XX命令全体囚犯到楼下集合，跪在水泥路上，时已深秋，寒气逼人，况且来不及穿外衣，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狱长”就是如此折磨我们

我们这群囚徒，常被拉去审讯和毒打，打得死去活来，逼你承认不存在的“罪行”。火烧百货大楼时李宝励老师在场，尽管他被押回学校时膝关节病发作不能行走，可还要他拄着拐杖接受审讯和批斗。

审问者问：“百货大楼是不是你放火烧的？

李老师据实答：“不是，是桂剧院那边开枪开炮，仓库中弹起火烧起来的，我们所有人员还拿起脸盆打水救火。”

审问者恼怒，强词夺理：“胡说，你们泼的不是水，是汽油。”

有次我和刘文强一起被提审，提审者厉声说：“刘文强，你这个反动文人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刘答：“我的问题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一个穿大皮鞋叫石延X的学生突然飞起一脚，踢中刘的胸膛，刘摇摇晃晃退了几米远，极力挣扎才没倒下，却留下终身伤痛。

校革委会成立这天，为庆祝又一个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把我们这批囚徒赶下鱼塘打鱼给他们加茶。三中有几十亩鱼塘，长期无人管理，有多少鱼可打？我们冒着寒风泡在水里，拉了几网，才得两三百斤鱼，离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他们不死心，逼我们不停打下去。害得我们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特别是章云汉老师，他来自浙江，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从没受过这份罪。

当晚，革委会官员和联指大小“功臣”，觥筹交错，尽情享受美味佳倄，而我们这群辛劳的打鱼人，闻不到一丁点鱼腥味，只恩准每人加二两饭。

三中“胸毛”等“联指”打手，早和园艺场的“联指”杀手结成联盟，他们不忘“有福同享”，特意请来参加晚宴。酒足饭饱之后，一起来到监狱审讯室施展淫威，把我、卢冬、梁志岳，还有王成初，遭闯、李志清等几个学生头叫去罚跪。园艺场的杀手怒视我们一会。突然从背后踹起大脚，我们朴倒在地。梁志岳军人出身，有人说他是军事指挥，（其实不是，红革会武装全由学生头头掌握，老师从不参与）于是打手杀手把他作为惩治主要对象，抡起棍子劈头盖脑猛打，打得他满地翻滚，大喊救命，身着的军装打得稀巴烂，伤得不成人样。我们成了任人宰杀的羔羊，除了空有一腔愤怒，毫无办法，只能互相关照。第二天，我算准梁志岳上厕所与我碰面的时机，塞给他一包私藏的止痛片。

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几乎天天挨拉去礼堂批斗，这时的批斗，是残酷折磨的代名词，一跪就两三个小时，个多礼拜下来，膝盖都溃烂了，一着地就钻心疼痛。不知是钟碧秋、刘文强还是卢冬，想出个自我保护的办法，扯出被子里的棉絮做成护垫，裹住膝盖以减轻疼痛，我们学会了“窥测方向”，注意听早晨的广播，凡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语录歌，心里便发怵，知道当天必有批斗会，赶紧做好准备，这已成了条件反射。我们难友之间，充满无私的友爱精神，互相关怀，互通有无。被“胸毛”抄家之后，我一无所有，卢冬给我一张毛毯，让我能熬过一个个寒夜；碧秋、文强供我护垫，使我挺过了一次次批斗，至今想起，那种友爱还温暖着我的心。

“再狡滑的狐狸，也躲不过好猎手的眼睛。”这句话是打手们最爱说的，有次批斗，我们的保护措施被李XX，揭XX发现了，好猎手命令我们把护垫拿下，不得再用，如再发现，严惩不贷；我们暗暗叫苦。

起初，梁洪亮没受到关押，他知道我在监狱里缺穿少用，冒险把我存放在区医院他妹妹家里的箱子拿给我。这箱子是我的全部家当，除了我的冬衣，还有我妻子家传的一枚金介指。

在受批斗者中，我被认为态度最“恶劣”，不但拒不承认所有指控，还敢进行反驳，为了杀我的“气焰”，除了白天外，还在晚上加设专场批斗会。有天晚上，“金牙”押我到教工饭堂给工人批斗。工人很善良，要他们打一个平时对他们很友好的老师实在下不了手，但为了表示要划清界线，他们不得不做做样子，把手举得高高的，落在身上并不重。我完全理解他们。“金牙”则截然相反，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打人，甚至面对“敌人”也挂着微笑，露出灿灿金牙，然而却悄悄走到我背后，用脚踩我跪地的脚后根，疼得我冷汗直飙。此时我方领略到什么叫“阴险毒辣”，什么叫“笑里藏刀”。“金牙”完全是存心险恶的坏人。

有次开全校的批斗大会，又增加一名“重犯”，他是体育老师李本正，原在展览馆和梁洪亮一起搞后勤，展览馆危急时，他跑了出来，由于“金牙”老婆点水，他被公安局抓进监狱，因查不出大问题，被送回学校批斗。他为人正直，遭“胸毛”忌恨，利用高音喇叭进行人身攻击，给他改名为李本歪，他便得了个“阿歪”的外号。

白天挨批斗，晚上受寒袭，在我处境最艰难的日子，老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是牵挂我的生死特地从柳州赶来探监的，带来一床旧棉被，偷偷塞我一包田七粉，并把我妻子平安分娩，生了个男孩的消息告知我。我既欣慰，更愧疚，愧疚之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我却不能尽孝，还让他们操碎了心；愧疚之二，妻子分娩，儿子降生，我无法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老父亲走的时候，我把藏在内裤的三十元钱放进一条呢子裤的口袋里，连同箱子一并交给他带回柳州，后来才知道，这笔养命钱，竟被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看守检查箱子时偷走了。

父亲和我告别走下楼梯，脚步沉重，身子摇晃，我知道他心里极为难过。因为他亲睹自己的儿子在批斗会上，如何遭人毒打的情景，父亲一生从未与人动过手，对孩子一向疼爱有加，是位典型的慈父。如今儿子任人摧残，他怎能承受得了？我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凝望父亲离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泪水盈眶，此时我更深刻领悟到，朱自清为什么能写出《背影》这篇传世之作。

朱自清有位慈祥的父亲，我也有位慈祥的父亲。朱自清深爱他的父亲，我也深爱我的父亲。当晚，父亲送来的棉被盖在身上，暖进心窝，久久难眠，父亲生平的一幕幕浮现脑海。

父亲叫张安义，宝号鸿安，排行十四，人们习惯叫他张十四。他是乡里闻名的孝子和善人。因家境贫穷，上了几天私塾就去给人放牛。除农忙时节，平时牛都赶上山，早出晚归。东家每天给他几两米做午饭，他总舍不得煮来吃，带回家给爷爷奶奶，自己去别人收获过的山地里找些落下的芋头红薯煨来充饥，集腋成裘，爷爷奶奶把他多年放牛打工的工钱积攒下来，以备娶亲之用，可穷人家的青壮年有谁肯嫁？故父亲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成婚，后经亲戚介绍才认识我母亲。母亲许爱英，也是出于贫苦人家。我外祖父人穷孩子多，生到我母亲时已是第五个了，旧社会重男轻女，决意不养，灌了杯烈酒来结束她的小生命，可母亲命硬不死，她叔父无后，见她可怜认为继女，才保住她一命。母亲还不满十岁，就给上瑶村陈家做童养媳，遇上个恶婆婆，要她干重活不给饭吃，她不得不偷猪食鸡食充饥，被婆婆发现就打个半死。她多次带着满身伤痕跑回娘家。可除了和外祖母抱头痛哭，有什么法子与命运抗争！母亲的悲惨境况被她长在督的村黄家的表姐得知，十分同情，叫她去作伴，从此她便在表姐家学做针线活，苦难炼就了母亲的勤劳能干。她仰慕父亲的忠厚善良，嫁了个比她大将近十岁的男子，结婚之后和父亲干起裁缝行当。靠这行当，营造出一个温饱的家，把我们兄弟抚养长大。父母虽没文化，但懂得读书的重要，变卖家产也要供我们上学，供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是村里开天劈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欣慰和期望。可是在摧残文化的年代，我和万千中国文化人一样，正蒙受巨大灾难，让父母心焦如焚。

毫不夸张地说，我前辈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人在“文革”中受的苦难多。

父亲走了之后，校革委会连同工宣队，军宣队布署了更残暴的批斗，把我们转移到实验楼单独关押。集中关押，我们还能互相关照，单独关押，连说句话的人都没有，完全与世隔绝。

我被关在楼上小实验室，一张实验桌为床孤零零，早晚一人形影相吊，只有拉去批斗才见到人群。

卢冬是“美蒋特务”，对他最为苛严，关在楼梯脚狭小的厕所里，放不下一张书桌。

三中的大批斗越搞越起劲，除了全部在押的“囚犯”，所有“牛鬼蛇神”也押来陪斗，台上台下一大群，因而成了全市的典范，许多单位前来取经。

有天晚上，我们照例挨拉去批斗，礼堂灯火通明，挤满了人，“打倒刘邓陶！”“打倒伍贺霍谢袁！”“打倒李钟刘卢张！”口号声喊得震响，我感到气氛有点异样。批斗中，有人揭发说，在抄我家时，从米缸里发现了发报机，我极为震怒，当即反驳：“造谣也不会造，我家根本没有米缸。”揭发者恼羞成怒狂喊，“打倒张德忠，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我被两个健壮的学生押走，过道上，一些学生出手打我，刚出礼堂门口，“胸毛”组织的一群暴徒揪住我大打出手。押解的学生拖着我奔跑，半道上我被一株念子树绊倒，暴徒恶狼似的扑上来摁住我，拳头、“火腿”、棍棒如雨落到我头上身上，那架势就是要活活把我打死，押解者连拖带抬把我弄走。

我不知道是如何回到牢房的，只觉得浑身疼痛，无法上床，看守帮忙我才能上床躺下，可全身不能动弹，只是脑子还清醒，想起父亲给我的田七粉，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来，叫看守倒了杯水，将它全部吞下，过一会就迷迷糊糊了……

天昏地暗，我在荒野游荡，突然窜出一条毒蛇，张开大口，吐着长舌向我袭来，我拼命奔跑，前面横着的河流挡住去路，情急中我纵身跳下，游向对岸，毒蛇紧追不舍。我奋力上岸，无数毒蛇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紧紧把我缠住,我气已绝，灵魂飘出躯体，在黑暗的旷野游荡，穿过隧道，过了奈何桥，迎面来了两个鬼差将我押走，一路上不见田园房舍，只有乱坟荒草，几只萤火虫在其间飞舞。一会来到一座黑色的城堡，城门上有“冥府”二字，我知道已到了阴曹地府。进了城门，看见一座大殿，上面标有“阎王殿”三个大字.进了殿，感到阴森恐怖，没有金碧辉煌，只有忽明忽暗的烛光，牛头马面，大小无常站在两厢，阎王爷端坐殿上，他黑色的脸庞，扫帚似的眉毛，浓黑的胡子，显得极其威严。

“禀报大王，又有一名冤鬼到了我们地府”，鬼差开口。

“这年头怎么回事，有那么多的冤鬼？”阎王沉吟片刻：“请到跟前让联瞧瞧，这次来者是谁。”

我走到跟前，阎王端详了一会，突然惊呼：“世侄，怎么是你？”

我不敢相信，阎王怎么会称我为“世侄”？哦！想起来了，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谷山庙拜神，认了李王爷作契爷，还给我起了个“神生”的小名。李王爷与阎王爷同辈同级，故称我为世侄。

“神生世侄，你年纪轻轻，为人正直善良，没做过一件坏事，谁让你到这里来的？”阎王愤愤不平。

“呜，实在冤呀！”我放声大哭，一是为遭受不公平的命运，二是为在阳间得不到的理解却在阴间得到，甚为感动。

阎王翻看了一下生死簿:“世侄莫哭，你阳寿未尽，世伯我会让你重返阳间，享尽天年。你在这里暂歇，也好让咱爷俩聊聊世间之事。”阎王和颜悦色宽慰我，吩咐礼宾官领我到冥府宾馆下榻好生侍候。

我心里充满感慨：是呀，想不到阴间比阳间清明，能辨是非，能断善恶……

“东方红，太阳升……”熟悉的旋律闯入我耳膜，我方意识到刚才做的是南柯一梦。我想睁开眼睛证实一下我还活在人间，可怎么也睁不开。想挪动一下身子，依然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尚能动。我努力摸出小镜子，拨开眼皮照看，吃惊发现我已面目全非，头肿得像球，眼肿像核桃，故睁不开眼。

因伤势太重，革委会不便让我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展示暴徒的杰作，连着好些天没拉我批斗，让我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好好审视自己，思索问题。

大批斗以来，给我扣上的罪名数不清，先有“坏头头”，后是“刘少奇的团委书记”，一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等等等等。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我出生于桂平金田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家，在纯朴民风熏陶和善良家风影响下成长，放过牛，干过农活。父亲常教育我们兄弟，做人要勤劳善良，还要学会“忍”，“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所以我们张家祖先定号为“百忍堂”，父亲就是遵循这个祖训的典范，一辈子没和人争吵过，即使受人欺压，也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父亲善良品性传给了后代，但“逆来顺受”我不敢苟同，因为我铭记那耻辱的一幕。一九四九年夏，国民党政府崩溃前极端腐败，疯狂搜刮民财，父亲在大宣圩摆了个布衣摊，乡警来收税，收过又收，父亲抗拒，乡警如狼似虎上来揪打，父亲平生冲天一怒，拾起块砖头反抗，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被抓进乡公所蹲狱，母亲急了，还是花钱求人作保才无事。当时我正读高小，这事对我刺激很大，恨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立下改变国家命运的宏愿。解放初，举家搬回乡下，解放军剿匪经过我村，寻人带路，可村里人都躲了起来，我挺身而出给解放军带路，受到夸奖，从这支和蔼可亲，秋毫无犯的军队身上，我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五一年春到县城读初中，我努力上进，五二年加入共青团，此后，上高中、大学，我都是团支部书记。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是我的一贯风格，读浔桂时,我脱掉自己的中搂给同学穿，有年暑假，曾在江口救过一名溺水小学生。六二年初，曾救助一名饿倒街头的孤儿，此事还上了《南宁晚报》。我憎恶仗势欺人，所以文革中同情受害者，爱打抱不平，可我也并非牙眦必报的狭隘之徒，即使在得意的时候，我也没对侮辱伤害过我的“胸毛”之流动过一只指头。

应该承认，这次大批斗，大清查，真是挖地三尺，空前彻底，用当权者的话说，是“网大眼小，连一条小泥鳅也别想漏掉”。为了证明我这‘反革命’由来已久，专案组查遍了我的历史，连我转学到北京上大学时,因怀疑三面红旗受过批判，撤了团支部书记，和困难时期“污蔑攻击”社会主义都查到了，可这两件事完全被有意歪曲了。

经过一番审视和思考，我清醒认识自己，尽管我有许多缺点，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绝不是坏人，更不是反革命，所有指控都是污蔑不实之词。有了自信，我心里坦然。

当我伤痛渐愈，能够行走之时，发现我们这座私设的监狱，又新增了一名囚徒，他就是为人正直的归侨老师梁洪亮，他被关在和卢冬相对应的另一端楼梯底的厕所里，后来得知，他是为讲了句公道话遭此劫难的。革委会认为对我们的批斗差不多了，让群众讨论如何判刑，有人说卢冬该判十五年，张德忠该判十年。梁洪亮力排众议唱了反调：“我认为卢冬、张德忠不属敌我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招来横祸。这位在海外生活了二十余年的爱国归侨，经历过多次印尼排华，也没遭过那么多罪，他怎么也想不通，偶尔见他在拼死抽烟和迷惘的眼神，我知道他内心多么痛苦，心里在呼唤“洪亮呀洪亮，你为什么不识点时务？别人躲避还来不及，你为什么还敢为我们说话？”从这件事我更深刻认识洪亮，对他充满崇敬之情。

“文革”就是这么一个丑恶的年代，坏人得势，好人遭殃。

中央大概也感到情况不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严禁逼供信，要给出路，我们的处境逐步好转。校领导先是放我们出来劳动。记得第一次出来劳动，觉得天是那么蓝，山是那么青，大自然是那么美。

有次我独自在鱼塘边锄草，老蔡婆避开监视人耳目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块肥皂：“张老师，你是好人。这年头作的什么孽，恶人得势，好人遭罪，老天爷会有报应的，你想开点。我一个穷老太婆帮不了什么忙，给块肥皂你用。”说完赶紧走开。

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我感慨良多，想到她的身世，她是壮家妇女，镶一对金牙，家境贫寒，年青时靠做妓女为生，后来从了良，嫁给我校老工人老蔡头，无儿无女，老两口相伴苦度时光，她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人们只叫她老蔡婆。在社会，在三中，她生活在最底层，由于当过妓女，又十分迷信，经常烧香拜佛，没人看得起她。我和她也从无交往，只是我父亲来帮我带小孩时，与老蔡头甚为相投，所以，我对老蔡婆有几分尊重，见面主动打招呼。想不到在我落难之时，她竟敢冒着风险，给我同情，鼓励和帮助。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在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善恶分明，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是那些走红的政治家无法比拟的。从此，我脑海里烙下她的形象，头顶一方蓝花头巾，口露一对金牙，生气时肆无忌惮骂人,高兴时发出咯咯爽朗的笑声。

有天晚上，我在囚室里闻到老蔡婆肆无忌惮的哭骂声：“我犯了哪条王法？为什么抓我？有本事打老蒋去,为什么跟我一个老太婆过不去？你们这些恶魔一定不得好死，老天爷会收拾你们！”

我心里一愣，为什么抓老蔡婆，是不是跟我接触被人告发连累了她？

“你这个死老婆子，为什么整天烧香拜神诅咒我们？”红纠队头的声音。

“我烧香拜神祈求保佑好人平安，碍你们什么事？”

我终于听明白，老蔡婆被抓不是我所连累，心里稍安，不过仍为她的命运担心。

老蔡婆肆无忌惮的痛骂，弄得新生的红色政权很丢面子，无可奈何，只好把她放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我妻子背着刚满月的小儿子来探监，叫我给起个名字.大半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了许多，脸上布了黑斑，我知道都是因我给她造成的沉重负担所致，如果我不是那么热心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而做名袖手旁观的逍遥派，不但可免去一切灾难，还可守住老婆孩子享享天伦之乐。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能在无数次死亡威胁中存活下来与妻儿见面，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小儿子在襁褓中熟睡，当然不知道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悲剧。悲剧还没结束，我的命运还难预料，想了一下,我三个孩子，女儿老大叫沁芳，老二沁平，小儿子就叫沁忠吧,承我一个“忠”字。用意有二，一,希望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做个忠诚老实之人；二,万一我躲不过这场劫难，大忠没了，有小忠在，让他铭记父辈的遭遇，从中记取教训。

不久，根据“给出路”和“逐步解放干部”的政策，革委会给我们办起了学习班，指定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结合心得体会写检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又不得不照办。果真，通过这一程序，一批批的囚徒恢复了自由，我也于八九年元旦前夕获得了解放。接着，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下放干部劳动，表面上是人人自愿报名，实际上革委会已作了内定，这次革委会异常慷慨无私，把下放光荣全给了所谓“站错队”的干部，教师以及工人。下放去向有三种选择，一可以回自己家乡；二可以投亲靠友；三由学校统一组织安排。我眷恋故土，选择了回乡。出了光荣榜，赠了毛著和纪念品，革委会限令我们必须在“九大”召开之前离开南宁。我对学校毫无留恋，于三月中旬与妻儿告别，踏上了返乡之路。

九  下放回乡的日子

在南宁三中受尽折磨后，我被下放乡村改造，我选择了回家乡去。

船到了桂平，转乘汽车。快到大宣时，我心情有点激动，历经磨难回到可爱的故乡。我的家在谷山大队洞尾村，四面青山环抱，清彻的小河水从村边流过。登山远眺，东面是日夜奔流的大湟江，南面是奇峰突起的白石洞天和闻名遐尔的桂平西山，西面是峰峦叠翠的紫荆山，北面是云雾缭绕，直插云霄的大瑶山，那奇丽，那壮美，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伟大。离开了南宁犲狼当道的地狱，回到风景如画的故乡，我感到一种跳出樊笼，回归自然的畅快。

在家乡的日子，兄嫂的关照，乡亲的关怀，让我感受到久违的亲情，扫清心头的阴霾，恢复昔日的豁达开朗。但在交谈中，我知道许多事情，心情又沉重起来，刚到家乡的轻松感觉没有了。

（一）家乡的“文革大屠杀”

广西大屠杀的日子，家乡也曾是一个杀人的屠场。

当时，晚上邻村的高音喇叭，常播出当天阶级斗争的“战绩”，最多的一次，是上瑶大队，一天消灭了十六个“阶级敌人”。所谓“消灭”，就是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还有“四·二二”群众杀害了。这种公开宣扬杀人有功的风气，造成杀人竞赛，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所幸的是，谷山大队有位参军回来当党支书的,叫李俊中,他告诫人们人命关天,不能乱来,没有卷入这场杀人竟赛。

我哥德华，广西革大毕业，是最早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分子，他辞职回来当生产队长，一心带领村民走致富之路，曾取得可喜的成绩,工分值列公社前茅，他生性耿直倔强，疾恶如仇，原不参加那一派，后看到“四·二二”受欺压，毅然参加“四·二二”。本大队没人为难他，可邻近王举大队的“联指”抓走了他，要把他干掉，急得我嫂去求李支书，在他干预下才放人,不然，这次回乡我就见不着哥哥了。

我十分欣慰，在疯狂年代，我的家乡依然保存淳朴的民风，没有卷入疯狂，没派一兵一卒进城武斗。

农民本来很纯朴善良，他们对无法无天的混乱现象极为反感。村民说，他们到大宣赶圩，看到一批人被挂黑牌戴高帽游斗，街头还没走到街尾就被乱棍打死了,这是什么世道！

那年月到底冤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计算,却见大湟江日夜有一串串的尸体漂流而下。广东人怕带来瘟疫，派人到梧州附近大江转弯处悬赏，每打捞一具尸体就地埋掉给十块钱。许多当地人争相去捞这种外块。

在众多的被害者之中，有一人最令乡里人痛惜和缅怀，他就是上瑶大队的老郎中陈寿全。他家虽是地主，他却一向靠行医谋生，而且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给病人治病从不讲钱，由病人依自己能力给，遇上拿不出钱的病人，连药费都赔了。在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农村，他造福一方，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其中有我的侄儿春生。听我嫂说，春生两三岁时患了场大病，已昏死过去，放出厅堂准备叫人排掩埋，我哥当时在外工作，嫂子毫无办法，只是痛哭流涕。幸好我堂弟德清，连夜去找到老郎中，吃了他几服药好了，拣回侄儿的小命。如此功德无量的陈医生，与儿子一起被无端杀害，怎不叫人痛惜？

有一天路经一山脚，同行者指着个荒坟告诉我，许明山就埋在这里。许明山是我堂舅父，原在家乡当小学老师，五六年与我同时参加高考，他考取桂林师院，我考取哈尔滨外语学院，为遥远的路费犯愁，他慷概给予资助，我心存感激，一直不敢忘记。毕业后他回家乡在一所中学任教，“文革”参加“四·二二”。人人知道，乡镇农村，“四·二二”处绝对劣势，不敢乱说乱动，大屠杀中，看见到处杀人，他想外逃避难，刚走到风门坳就被“联指”抓获，就地杀害，身上钱财洗劫一空，丢下尸骸永伴荒山。我们是五六年初秋告别的，一直无缘相会，想不到此刻相会，一个在阳间，一个却到了阴间，我采了束野菊放在他坟前，表达我的哀思，心里对他说：“明山舅父，你死得真冤，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一个赶集的日子，我走过北街，忽然有人呼叫我的名字，我掉头看，原来是老同学梁积生，多年不见，我们亲热聊起各自的经历。他中山大学毕业，分到灵山中学任教。灵山在大屠杀中极为惨烈，好些地方把四类分子斩尽杀绝，要创造“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除四类分子，还有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四·二二”也一起杀害。那段日子，每天都有一批人被拉去枪毙，梁积生是“四·二二”成员，自知在劫难逃，留下遗嘱，把钱财埋藏好，写信给家里交待后事。果然，有一天，他和一批难友被押赴刑场，恰好上头来了紧急文件，禁止杀人。县武装部有位黄科长，对乱杀人现象很反感，可是职低权轻，无力制止。这回可有了上方宝剑，他急忙骑上自行车赶赴刑场，那批杀手正举枪对准梁积生等人，忽然有人大喊“住手！”

杀手一愣：“哦，是黄科长，什么事？”

黄科长：“上级下了文件，不得再杀人。”

“黄科长，既然拉来了，还拉回去？多费事，干脆杀了，算最后一批。”杀手还想动手。

黄科长拔出手枪：“谁敢抗命，我就毙了谁！”

一批已到了鬼门关的无辜者得以幸免。其中包括梁积生。讲起这段经历，他还心有余悸。想不到，他和我一样，是从死神手中逃脱的幸存者。

和同学、朋友交谈中，我得知不少故人也死于非命，与黎启耀同时被杀害的，有我同学的哥哥高善云，还有一位我中学时代就很敬仰的黄宝鉴。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从小随父南征北战，成了一名出色的军人，在县武装部当领导。他仪表堂堂，口才很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常被请去中学作报告，我曾聆听过他的报告，深为他的仪表、口才、风度所折服，不少女同学为之倾倒，后来他选择了我同学的妹妹,能歌善舞，美貌绝伦的浔高女生戴美英，婚后转业到浔高当领导兼政治教员。“文革”浔高是全城“四·二二”唯一据点，“联指”调集大批民兵围攻，攻陷，黄宝鉴和他的同伴成了俘虏，惨遭杀害。可怜他戎马半生，没死于战场，却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

我的老师彭臻祥，他教三角简直无与伦比，画一个等边六角形，把几十条公式全归纳其中，令人终生难忘。他为人正直，反右时成了右派，遣送回博白老家，大屠杀时被拉出房门打死，他的遗孀带着小孩四处逃难。

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陈了，早年参加地下党，打游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过汗马功劳。他思想活跃，很有见地，无端成了右派，赶回老家博白，大屠杀时见风头不对，及时外逃，浪迹天涯，才幸免于难。

有一次节假日往县城跑，看看妻子儿女。在街上，妻子眼尖，看见一位同学：“三姐”。她名字叫李瑞华，“三姐”是同学对她亲热的称呼，是浔中高二十一班同班同学，人长得苗条俊美，能歌善舞，待人热诚，同学都很喜欢她。多年不见，眼前的她大变样了，面色青黄，眼睛充满悲哀，手牵着个小女孩，还背着个出世不久的男孩。我妻子急忙领她进嫂嫂家掩上门，还没开口，她已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小女孩也跟着哭。妻子掏出钱叫我女儿阿芳，领小妹妹去买两块发糕，三姐开始向我们诉说她悲惨的故事。高中毕业，她没能上大学，在县城做了代课老师，跟高年级同学黎启耀结了婚，黎是水电局干部，小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文革”中，黎参加“四·二二”，大屠杀时被抓去活活打死，还诬蔑是“畏罪自杀”，后来瑞华被赶到乡下，生活来源完全断绝，被逼到绝境，多次想自杀，可不忍心丢下孩子，而且肚里还有一个，只好苦苦挣扎活下来。听了哭诉，妻子也哭了。我紧咬嘴唇，泪水盈眶，心情极为悲愤，心中发出呼叫：“文革”啊，你究竟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

用农民的话说，“文革大屠杀”的惨烈景象，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没见过的，悲惨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无法一一写出来。

（二）当选学毛著积极分子

我们家乡本是穷乡僻壤，但这次回去所见，乡亲生活的困苦却出符我意料之外，刚到家乡镇是黄昏时分，下着濛濛春雨，下车走向圩街之时，眼前出现让我惊呆的一幕——圩头的一座破窑，爬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象猴子一样用四肢行走觅食，显然，他是身体残疾，无依无靠的小乞丐。我心里不禁发出慨叹:故乡啊，阔别多年，想不到你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凄凉！加之“文革大屠杀”后，人心浮动，惶恐不安，无处不是一片肃杀的死寂。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既来之则安之，跟乡亲一道为改变家乡面貌努力奋斗。我是名带着工资，不拿工分的社员，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到队里传播文化，教大家唱歌，我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主动和队干一起谋划致富的门路，去做一切有利于队里的事.在我积极倡导之下.许多山沟种上经济效益较好的竹子.看到村里缺医少药看病难，我拿出些钱购买些常用药品，搞了个药箱，一来方便自己，二来方便群众，谁有小伤小病，都得到及时无偿治疗。想不到小药箱也能发挥大作用，有个叫李玉辉的社员肚子痛，一个大男人痛得在床上打滚哭喊，叫爹喊娘,他家里人慌了急忙跑来找我，我背起药箱去看，判断是患肠胃炎，给了些消炎药和止痛片服下，果然药到病除。村里人把我当成无所不晓的能人，遇到什么事都愿找我帮忙解决，我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

我带回的一辆旧单车，是村里破天荒的第一车，引出一批青壮年争相学骑，不久村里买车人逐渐多了起来，当然都是买旧车.从此村里就多了一种交通工具。

我的归来，确实让村里出现新气象，充满欢歌笑语，大队得知，要我去组建文艺宣传队，白天干活，晚上到大队部指导排练，我成了最忙碌的人，却感到充实愉快，尤其和一批纯朴青年结为好朋友。

在共同劳动生活中，我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友情，队里接到上级通知，要选一名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公社积代会，群众一致推选了我，我出席了金田公社召开的积代会。

春耕忙完，生产队接到通知，要抽派若干劳力参加金田电站建设。这是家乡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长期受压抑的群众生产积极性如火山迸发，我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激情，以一个普通民工的身份报名参加。

电站坝址选在紫荆山前的风门坳，这里曾是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祥地，有一副对联为证：“暂借荆山栖彩凤，料将紫水活蛟龙。”太平军曾在风门坳与清军鏖战，如今，金田儿女在这片古战场上进行建设家乡的战斗。受热火朝天的氛围感染，我这个逾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也焕发了青春活力，挑起百多斤沙石健步如飞。这段日子，给我留下愉快难忘的记忆。

农村大队小学都要改为戴帽初中，师资不够，大队调我去任教，于是我重新走上讲台，不过教的不是城市青年,而是农村娃娃，别有一番情趣。农村学校师资缺乏，需要什么就得教什么，我教起物理和音乐，很受学生欢迎。

厄运重来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几个农民弟兄来告诉我，上头派人来调查我在农村有什么破坏活动，农民一致说绝对没有，还为我评功摆好，来者一无所获悻悻而去。我问了来者的特征，一下就猜着是三中的体育老师，“文革”恶棍曾XX，他们是特来搜寻我在农村的新“罪证”的。古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磊落，无任何把柄可抓，能奈我何？所以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八月，趁学校放假，我为生产队水力加工场寻找电机回了趟南宁，住在广西综合设计院我妻子黄美聪家，和妻子儿女团聚，大半年不见，小儿子已呀呀学语，津津有味地品尝我从家乡带来的龙眼，吃完伸手：“叔叔，还要。”妻子不无伤感说：“你看，儿子都不认识你了。”

第二天中午，我还来不及去办事，革委会派了陈XX，曾XX两位“功臣”，带着几个红卫兵，闯进家里强行把我押走，到了学校就软禁起来。接着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我又重新站到了礼堂舞台中央，不过和以前大不一样，一是被批斗的不是一大群，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二是批斗方式不象过去那么野蛮，既不打骂，也不罚跪，只是列数我新的“罪状”。我坦然洗耳恭听。

革委会领导信口雌黄，大放獗词：“革命的师生员工们，今天我们批斗这个人，除老三中外，很多人不认识，他叫张德忠，文化大革命中追随‘刘邓陶，贺霍傅谢袁’，犯下了严重罪行，为了给他一个脱胎换骨，改过自新的机会，把他下放回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他不懂珍惜，不老实改造，而假装积极，骗取信任，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积蓄力量，企图东山再起，再和我们无产阶级较量。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革命的师生员工，我们可要擦亮眼眼，识被阶级敌人的新阴谋，粉碎敌人的反扑，永保我们的红色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我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全校每个连排（学校已改为军事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都争先恐后拉我去批斗。

斗来斗去，都重复那几句胡话，大家都腻味了，于是叫我到大操场锄草，个别野蛮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块，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负责看管我的曾XX‘禀报’，他冷冷地说：“那是群众专政，你不好好认罪改造，打死我不管。”

折腾我个多月后，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又放了我。

但我回到家乡，学校再不敢用我，我去了电站工地。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电站工程指挥部抽调我到宣传部门。这部门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叫江俊杰，是我读浔师时的师弟，他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这样，我们有商有量把工作搞上去。我们从民工中挑选十多名知青组成文艺宣传队，把工地上好人好事编成节目演出，以激励民工的干劲，收到良好效果。有次山洪暴发，有位青年为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卷走了，我们及时把这动人场面搬上舞台，观众感动得哭了。由于我们的努力，电站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县里颇有影响，可是却忙坏了我们师兄弟俩，因为从采访、写稿、创作、编导都是我们两人。全电站数我学历最高，领导、群众都寄予厚望，多尽点力责无旁贷。除了给宣传队编导节目之外，还常给县报，县广播站写搞，而且每篇都一字不改照登照播，我成了颇有影响的人物，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我还积极引荐区文化大院一批表演艺术家来演出,他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电站,轰动了金田.,这段岁月，是我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也是我最忙碌最愉快难忘的日子。我要用事实向搞派性专政的人证明，我张德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世界上有这样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努力工作的阶级敌人吗？

一九七0年仲夏，接到弟弟德全来电，告知父亲病逝，我即赴柳州奔丧。面对父亲白发苍苍的遗体，我心如刀绞。父亲勤劳一生，虽年逾古稀，但身体硬朗，极少生病，他是脑溢血突发谢世的。我明白，这种病多半是为我长期操心所致。我为失去最亲的亲人痛心不已，郁郁寡欢。

返回电站，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一个所谓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再把我打入灾难的深渊。

十  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据此，在全广西的城镇掀起了“清查”运动，大抓“五·一六”分子。广西的当权者大张旗鼓地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是借机继续迫害原“四二二”的骨干，为掩装盖他们大屠杀的罪行。

历史已经证明，这场历时三年多的运动，没查出半个“五·一六”，却摧残了一大批元辜者，甚至逼死了不少人，当中就有区革委会副主任龙智铭。

下面就讲述我在清查中的遭遇。

七一年夏末，我正忙于电站的宣传工作，一天中午，领导通知我立刻收拾行李到县革委会，还派了专车和保卫员蒙XX“护送“。到了县革委接待厅，我一眼看见了“金牙”，他满脸堆笑，露出灿灿金牙，主动上前跟我握手问好，那份超乎寻常的热情，犹如久别重逢的亲友，还介绍跟在他身边的青年：“他叫小黄，工宣队员，学校特意派我们俩来接你回去参加学习班，学习班结束，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县革委领导客客气气地夸奖我在农村，特别是在电站时的出色表现。“金牙”当即表示一定如实向校领导汇报。

尽管“金牙”以好话掩盖其真实来意，但据已往经验，我意识到风云又起，来者不善。我提出要去干校和妻子告别，拿点衣物，“金牙”不许。我说至少让我打个电话告知一声。“金牙”勉强点头，却一步不离盯在我身旁。我拔了好多次电话总不通，我不敢松懈，一次再次的拨，终于通了，把“金牙”的话转告妻子，妻子说马上带女儿乘船来见我，我苦等了一个下午不见人影，后来知道是“金牙”做了手脚，本来我妻子女儿已下了船，被干校领导追来强令上岸。

第二天，我被“金牙，小黄“护送”回到南宁，到火车站的时间是下午六时许，太阳正下山，“金牙”故意拖至夜幕降临才回学校，目的是不让我接触到任何人。

到了学校，我被投入以前关押我们的牢房，每个窗口用铁皮封得死死的，更象监狱。曾XX来收缴我随身带的刮胡刀等生活用品，连裤腰带也解给他，并明令我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许写信。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成了囚徒。

卢冬一直没得到解放，老早被关了进来，整座实验楼，只关了我们两名囚徒，显得空荡荡的。不过其他房间已全改成牢房，打算从我和卢冬身上打开缺口，制造出大批的囚徒。

南宁市党委派来的专案组公开亮相了，他们宣布是奉命来清查“五·一六”的，对我们实行隔离审查，重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不得与外界联系（包括书信）的纪律。专案组成员大多是三中原来的学生，我熟悉的有孙XX，黄XX等，当中有我亲自教过的。他们的水平我早领教过。以前，把我整得死去活来的是他们，如今来审查又是他们。最令我愤慨的，我本来已获得解放，下放期间的表现得到当地群众和政府的认可，为什么毫无根据地要抓就抓，要关就关，把我当成敌人？天理何在？人权何在？不管打什么旗号，我从心底藐视他们，愤然顶撞，他们知道我有反抗情绪，用大帽子压我，吼道：“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因为我们是市委派来的，市委是区党委领导的，区党委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所以，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轻蔑一笑，心里骂道：“蠢货，老师可没给你们教过这样的混帐逻辑。”后来细想，不能全怪学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发明，“文革”以来，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这种混帐逻辑普遍流行，流到哪里，哪里文明被毁，冤案如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生只是另一类受害者而已。

为了惩戒我的不驯，专案组常举办小型批斗会，让横蛮无知的红纠队来对付我。

一天，收到女儿阿芳的来信，她刚上干校小学读书，第一次学写信，虽然雅嫩，却充满对父亲的关爱，给我莫大安慰，让我体味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感觉。每当心里苦闷，思念亲人之时，我就拿出来读，不知读了多少遍。

专案组又搬老一套，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毛著，逼我交待“五·一六”罪行，不存在的事怎么交待？于是硬说我态度顽固、“恶劣”，加强对我的惩治，不许吃肉，不给买烟。学校私设的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狱还不讲人道，不给放风，不给探视：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弟德全是工宣队长，按说也和他们一样是“文革”功臣，来到学校要见我，遭到挡驾，我的同学挚友吴石生，是军队干部，从北京转业回玉林，特地经南宁来校看望我，还有我高中同桌黄杰良出差南宁来看望，一概遭到拒绝，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也还允许探监，为什么在一向标榜社会主义无比优越的国度里，倒取消了允许探监这一国际惯例？何况我并不是真正的犯人。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卢冬完完全全失去了自由，吃饭，买烟全由红纠队控制。他们不给我们吃肉，我们只能吃素。他们什么时候给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不给吃肉倒无所谓，不给买烟可真难住我们。因为烟早已成了我们解闷消愁，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断烟的日子，我极为狼狈，不得不象乞丐那样，去拣回以前丢掉的烟屁股解馋。

学生贪玩，往往在打完球后才去打饭，只要到些残羹冷饭，有时连残羹冷饭也没了，我们只好饿肚子。长期的折磨，卢冬肺病复发，我患上了胃病，疼痛难忍，革委会是不给“敌人”治病的，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意志与病魔抗争，此外只能听天由命了。红纠队都是从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立场最坚定，心肠最硬，他们是没有惻隐之心的，从其头头就可知道,头头有两个,一是梁XX，一是黄XX，就是跟“金牙”到桂平押我回来的工宣队“小黄”。其实他不是工宣队，和梁XX一样，是三中初中学生，因打人，追害老师有功，免去了上山下乡之苦，留校重用，专管红纠队和在校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

为了攻克我这个顽固的堡垒，专案组想出最毒的一招，将我挪到一个原来做教室的大房间，他们也搬来一起住，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翻审问,不给我片刻休息。最阴毒的人称之老李头的那位，年近半百，老奸巨滑，审问时斜坐着，一双臭脚搁在我面前，一边用指头抠鼻子，一边提出一连串难题逼令我回答，整个作派就象流泯无赖叫人恶心。

“X年X月X日，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干了什么？”无赖发问。

任何天才也无法记清自己几年前每一天所在的地方，所接触的人和事，当然答不上来，老李头便大发雷霆，拍桌怒吼：“你不老实，告诉你，你怎么参加”五·一六“，上下关系是谁，干了什么坏事，我们已了如指掌，不交待也同样可以定罪，让你自己说出来，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要是不识好歹，等待你的将是可悲的下场。”

我心里清楚，这种恐吓战术，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并不怕，可怕的是二十四小时的轮番轰炸，不让你合眼。最初几天还挺得住，越往后越难熬，真是生不如死，自杀的念头日益强烈。我甚至写好了遗嘱，设想过几种自杀方案，可当我要实行之时，耳边响起女儿的话音，脑海浮现亲人的面容，感到我许多许多责任未了，就咬紧牙关活下去。

“九·一三”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专案组的态度明显改变，不但不再逼我，还允许我自己去食堂打饭，允许在红纠队监护下到附近商店买生活用品。我异常兴奋、心想，天该亮了。可我太天真了，忘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的历史典故。

有一天，我到琅边商店买东西，看到一本《控诉法西斯》的书，顺手买了回来，晚上一口气把它看完，书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在精彩之处画上红杠。该书是记录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讲话，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于德国，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希特勒上台不久，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一桩国会纵火案，把国际共运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逮捕入狱，企图加罪于他，在莱比锡法庭进行审判。季米特洛夫却把法西斯的法庭，变成了控诉法西斯的讲坛，这段历史我很熟知，但今天重温别有一番感受。季米特洛夫气势如虹，藐视法西斯的英雄气概给我很大鼓舞，其犀利如剑的词锋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这才是该学的真正逻辑）给了我智慧。我和季米特洛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蒙冤受屈者，要面对强大的势力来捍卫真理，捍卫自己的尊严，伟大的榜样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不再屈服于强权淫威，敢理直气壮跟他们论理。当权者感到不妙，立即查抄我的住处，搜走了那本新书及所有书写的文字,并精心策划了一场批斗会。

批斗会在合班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工参加.这是清查以来最公开，规模最大的批斗会，由从一名普通职工直升上去的革委会副主任李XX主持。经受过无数次批斗，多严酷的场面都闯过了，所以我毫无畏惧，倒反高兴，因为我终于得一个公开辩解，让群众判断孰是孰非的机会，我孤身站在台上，沉着冷静应对事先安排好的“炮手”的轰击，一场有趣的较量开始了。

“张德忠，要你交待‘五·一六’罪行，你为什么负偶顽抗？”主持人先质问。

有人窃窃偷笑，我也差点笑出来，原来主持人张口就出了败笔，把“隅”字错说成“偶”。把‘’负隅顽抗”说成”负偶顽抗”.因为不是在课堂，我无心给她纠正，而要抓住要害反击:”请问，你们查了那么久，查出一个“五·一六”了吗？既然没有“五·一六”，哪来“五·一六”罪行？你们没任何证据，就定我为“五·一六”，逼我交代“五·一六”罪行，说轻了是本末倒置，说重了是政治迫害。”

主持人傻了，群众私下议论。

“你最近看了什么书？”炮手急转话题。

“在这地方，我能看什么，只能是毛主席著作，哦，还有前两天买的一本《控诉法西斯》。”

“你不好好学毛著交待问题，为什么还看别的闲书？”另一炮手责问。

“你错了，我学毛著下的功夫不比你少，不信就比一比，看谁背诵得多。至于把那本书看作‘闲书’，更是大错特错。请问你看过吗？告诉你，它是讲述国际共运领袖季米特洛夫，如何把法西斯法庭变成控诉法西斯罪行，宣扬革命真理的讲坛，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最新出版发行的，你居然说是不该看的‘闲书’？”

炮手哑然，额上冒汗。

群众交头接耳。

“你为什么在书里划了那么多红杠杠，是不是把我们看成法西斯，把你自己当成季末特米特洛夫？”主持人想挽回败局，反而弄巧成拙，自己点破“法西斯”一词，让群众联想起一系列暴行，这和“此地无银”一样愚蠢。

我心里在笑，嘴上却说：“这是什么逻辑？能这样类比吗？你们常要我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有《别了司徒雷登》，想必你也读过也划过红杠杠，那么请问，谁是毛主席，谁是司德雷登？”

群众哄笑起来，炮手瞠目结舌。

恼羞成怒的主持人只得高呼口号“打倒张德忠！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把他押回去！”随主持人最后一声令下，我被押出会场。

回到住处，我意外发现了一种奇观，门上墙上，桌上，床上，甚至蚊帐顶上，贴满了威胁性的标语。我心里发笑：黔驴技穷了。

度步房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想不到今天短短的较量，就轻易地让他们败下阵来，我更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金色的阳光很快就能重照中华大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我情不自禁唱起来。

通过这次，我喜欢上批斗会，盼着多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特殊方式，我才能公开亮明观点，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可是我总盼不来了，因为此后再不敢搞批斗，既不放人，也不处理，把我撂在一边。我一人在大房子里，白天锻练身体，晚上学学唱歌，把我平生最喜欢的歌曲，一支支唱下去，有岳飞的《满江红》、《国际歌》、《红梅赞》、……歌唱把我带到一个优美纯净的世界，忘了烦恼，忘了忧愁和痛苦。

过了些日子，校领导安排我到第三栋教室楼梯间的小房间去住，限制我的活动范围只在校园，每天派几名学生在我住处外，象特务似的对我监视。

七三年初，校革委会在图书馆阅览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传达市委文件，宣布对我和卢冬的处理决定。此前，先列数我们犯的“严重错误”（不叫罪行了）让大家继续揭发，有位发言者揭发卢冬曾企图炸掉邕江大桥。卢冬当即脸色发白，不是害怕，而是震惊，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认为最老实的同事，为了邀功，如此伤天害理的谣言也造得出来，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坏了。

市委对我的处理是，开除留用，降一级工资。对卢冬的处理，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由副科级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后，由预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团代表上台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正确”决定。却不给我们申辩的权利。

我极为不服，本来是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把我重新关进来的，现在“五·一六”问题只字不提，证明这是一宗冤假错案，至少该向我赔礼道歉才对，凭什么给我那重的处分，我愤慨难平。封建社会还可以到衙门击鼓鸣冤，如今是革委会派性的一统天下，我上哪儿鸣冤？无力跟强权抗争，只能听由摆布，从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了，先是放牛，后是养猪，打砖，进校办工厂。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他们当官我也当倌,他们当的是有权有势的官,我当的是任人摆抪的牛倌猪倌。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想不到二十余年后绕了个大圈子又重操旧业.。

人不管身处顺境逆境，总是要过日子，如何在逆境中过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师李启林给我树立了榜样。

李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师一样被打成“牛鬼”，还指定他为“牛鬼”队长，每天带领刘择之、李伟昌、罗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师去扫厕所、清扫校园。学校有辆拉货的马车，专由他负责，他常架着马车进出运货，他身材高瘦，满脸胡子，一副愁容，样子很象唐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红纠队常拿他侮辱取乐，我亲睹过这样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斗岁月的一个黄昏，李老师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近红纠队驻地：“报告，今天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偷懒耍奸的？”红纠队问。

“天地良心，绝对不敢。”

红纠队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个故作严肃，飞起一脚，踢中李老师屁股。

“哎哟，别踢那么疼嘛，君子动口不动脚。”李老师边揉屁股，边嘟嘟囔囔。

许多红纠队员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其中一个强忍住，大声喝道：“滚！”

“是，滚.”

李老师刚转身离去，红纠队笑得人仰马翻，还有人揉肚子，拭眼泪。躲在后面的“金牙”，也咧开嘴，欣赏刚才的精彩一幕。

据说红纠队诈李老师交待罪行，他认认真真说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挑起的，红纠队误认他神经有毛病，其实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现。在充满荒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谬制谬，以愚制愚，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他懂得苦中寻乐，无人监视的劳动中，他有说有笑，爱哼几句粤曲，喜欢逗小孩玩，保持一颗童心。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给难友们带来很大乐趣，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多少年过去了，我心里还埋藏着他讲的一个故事——以前，一个老农在桥头卖菠菜，生意很好，一担菜只剩一把，此刻，同时来了三个人争着要买，老农为难，想了个办法判定卖给谁，他指着桥头“清和桥”三个字，要三个人依次用一个字起头作一首诗。第一个是和尚，他以清字起头先作“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争便是静。清清静静真可爱，豆腐煮菠菜。”第二个是秀才，以“和”字起头：“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禾，去口加斗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爱，牛肉煮菠菜”。第三个是穷姑娘，以“桥”字起头，“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娇滴滴真可爱，菠菜煮菠菜。”老农听完决定把菜卖给穷姑娘。

李老始终以豁达乐观的态度，怀着一颗童心面对人生，使他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获得长寿，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谢世之前，还做了个惊人之举，立下遗嘱要丧事喜办，宴请当年与之患难与共的难友和曾给过他同情帮助的人，却不请“金牙”那类恶人。他的子女，忠实履行了他的遗嘱。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风范却永留亲友心中。

当年李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在逆境中变得乐观起来，每当放牛至郊野或文钱渡边，我便放声歌唱，或朗诵优秀的诗篇，最常诵的是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园很大，到处有空地绿草，我也常在校内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见了马继虞老师，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时谨言慎行，“文革”没受多大冲击，他主动走到我面前：“张老师，别灰心，将军也有落难放马的时候。”我顿时明白，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来安慰鼓励我的，我充满对老前辈的感激之情。

在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再度受尽非人的折磨中，有好人的安慰和鼓励，我倍感欣慰，让我相信韦国清为头子的广西“文革”帮派势力终会受正义的惩处的。

十一、开除留用

七三年初，校革委会在图书馆阅览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传达市委文件，宣布对我和卢冬的处理决定。此前，先列数我们犯的“严重错误”（不叫罪行了）让大家继续揭发，有位发言者揭发卢冬曾企图炸掉邕江大桥。卢冬当即脸色发白，不是害怕，而是震惊，想不到那位共事多年一向被认为最老实的同事，为了邀功，如此伤天害理的谣言也造得出来，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文革”不知把多少好人教唆坏了。

市委对我的处理是，开除留用，降一级工资。对卢冬的处理，开除出干部队伍，工资由副科级降至四十六元。

宣布之后，由预先安排好的教工代表，共青团代表上台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正确”决定。却不给我们申辩的权利。

我极为不服，本来是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把我重新关进来的，现在“五·一六”问题只字不提，证明这是一宗冤假错案，至少该向我赔礼道歉才对，凭什么给我那重的处分，我愤慨难平。

封建社会还可以到衙门击鼓鸣冤，如今是革委会派性的一统天下，我上哪儿鸣冤？无力跟强权抗争，只能听由摆布，从此我加入到“牛鬼”行列，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了，先是放牛，后是养猪，打砖，进校办工厂。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他们当官我也当倌,他们当的是有权有势的官,我当的是任人摆抪的牛倌猪倌。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想不到二十余年后绕了个大圈子又重操旧业.。

人不管身处顺境逆境，总是要过日子，如何在逆境中过好自己的日子，老教师李启林给我树立了榜样。

李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文革”伊始和其他老教师一样被打成“牛鬼”，还指定他为“牛鬼”队长，每天带领刘择之、李伟昌、罗梓元、梁禧等一批老教师去扫厕所、清扫校园。学校有辆拉货的马车，专由他负责，他常架着马车进出运货，他身材高瘦，满脸胡子，一副愁容，样子很象唐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红纠队常拿他侮辱取乐，我亲睹过这样的一幕：

那是在大批斗岁月的一个黄昏，李老师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近红纠队驻地：“报告，今天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偷懒耍奸的？”红纠队问。

“天地良心，绝对不敢。”

红纠队已有人忍不住笑，另一个故作严肃，飞起一脚，踢中李老师屁股。

“哎哟，别踢那么疼嘛，君子动口不动脚。”李老师边揉屁股，边嘟嘟囔囔。

许多红纠队员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其中一个强忍住，大声喝道：“滚！”

“是，滚.”

李老师刚转身离去，红纠队笑得人仰马翻，还有人揉肚子，拭眼泪。躲在后面的“金牙”，也咧开嘴，欣赏刚才的精彩一幕。

据说红纠队诈李老师交待罪行，他认认真真说自己犯了滔天大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挑起的，红纠队误认他神经有毛病，其实正是他大智惹愚的表现。在充满荒谬和愚蠢的年代，他以谬制谬，以愚制愚，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他懂得苦中寻乐，无人监视的劳动中，他有说有笑，爱哼几句粤曲，喜欢逗小孩玩，保持一颗童心。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料和有趣的故事，给难友们带来很大乐趣，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多少年过去了，我心里还埋藏着他讲的一个故事——以前，一个老农在桥头卖菠菜，生意很好，一担菜只剩一把，此刻，同时来了三个人争着要买，老农为难，想了个办法判定卖给谁，他指着桥头“清和桥”三个字，要三个人依次用一个字起头作一首诗。第一个是和尚，他以清字起头先作“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争便是静。清清静静真可爱，豆腐煮菠菜。”第二个是秀才，以“和”字起头：“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禾，去口加斗便是科，金科高中多可爱，牛肉煮菠菜”。第三个是穷姑娘，以“桥”字起头，“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木加女便是娇，娇娇滴滴真可爱，菠菜煮菠菜。”老农听完决定把菜卖给穷姑娘。

李老始终以豁达乐观的态度，怀着一颗童心面对人生，使他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获得长寿，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谢世之前，还做了个惊人之举，立下遗嘱要丧事喜办，宴请当年与之患难与共的难友和曾给过他同情帮助的人，却不请“金牙”那类恶人。他的子女，忠实履行了他的遗嘱。

李老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风范却永留亲友心中。

当年李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在逆境中变得乐观起来，每当放牛至郊野或文钱渡边，我便放声歌唱，或朗诵优秀的诗篇，最常诵的是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中校园很大，到处有空地绿草，我也常在校内放牧。有次在路口遇见了马继虞老师，他是三中的元老，早就退了休，平时谨言慎行，“文革”没受多大冲击，他主动走到我面前：“张老师，别灰心，将军也有落难放马的时候。”我顿时明白，马老是有意守候路口来安慰鼓励我的，我充满对老前辈的感激之情。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想知道大换班后，新教师是怎么上课的，有意放牛于教室后的草地上，跑到窗下偷听，有次听年青的女教师上语文，她先照报纸批判“刘邓陶”、“伍贺霍谢袁”一通，而后才讲课文，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有位学生大概想考考老师的水平，提了个很简单的问题，鲁迅姓什么。那老师觉得可笑，答道：“嗟，还用问吗，鲁迅当然姓鲁呗。”学生哄堂大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摇摇头离开。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我国大搞战备，处处在深挖洞,校园里防空洞交错，战壕纵横，有天在校园里放牛，一头老水牛摔下深壕死了。有人想借机再整我，但新来的领导比较客观，认为不是故意破坏，不必小题大做，只是调我去养猪，于是我由牛倌成了猪倌。

养猪场有三十来头猪，工作量很大，我每天都要到饭堂挑潲水，下鱼塘捞水蒲莲，用机器打碎，煮成潲喂猪，比放牛辛苦多了，幸好学校每天派几名学生学农给我当下手，我才勉强对付。

贫苦出身的石大娘和我作领居时，常跟我诉说她的苦难经历，我给过她同情与帮助，想不到她念念不忘，知道我每天早上都到厨房挑潲水，她常带些米饼，糍粑，粽子之类的小食让我尝，并用她家乡桂林话好言安慰：“张老师，你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我没有文化，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楚。那个姓李的，常来我家和老石喝酒，说话粗野，态度横蛮，看他一身黑毛，就晓得他不是好人，我恨死了他”。石大娘说的那姓李的，就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胸毛”李天保,也是石大娘儿子的学生，“文革”使这对臭味相投的师生成了亲密酒友。按说“胸毛”既是大娘家的常客，关系应该不错，不知“胸毛”怎么招惹了大娘，让大娘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条我是知道的，“胸毛”抄砸我家时，石大娘目睹这一暴行。我想就是善恶营垒分明之故吧，正应了一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七三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接到弟弟的电报，说母亲病危，催我回去。我心急如焚，打算坐下午的火车赴柳州。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对百姓太苛严，出门买票一定要持有革委会的证明，否则寸步难行。我赶快找到新来的革委会副主任王宴华，他很通情达理，准了我的假，叫我找掌管公章的“金牙”开具证明。可“金牙”百般  刁难,一会说要有领导的批条，一会说要工宣队长同意，王宴华的口头批准不算数，伤害了王的威信。王宴华十分恼火。王宴华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干部，法治观念强，到三中后看到“金牙”控制的红纠队胡作非为，随意拘禁打骂学生，很不象话，遂下令撤消红纠队，引起“金牙”的记恨，故意跟他作对。“金牙”还跑到工宣队长面前扯是生非，以证明王宴华准我的假是错的。经过了好大的周折，“金牙”才不得不给我开证明，可是已延误了我赴柳州的时间。

我于第二天下午才到家，母亲在昨晚深夜已与世长辞了，家里人说，临死前母亲一直呼唤我“神生”的小名，不肯闭眼，她多盼我能回来见最后一面，可这个机会被“金牙”无理剥夺了。面对母亲冰冷的遗体，我欲哭无泪，只有一腔怒火：“金牙”呀“金牙”，你是畜牲，不是你母亲所生！

料理完后事，我即赶回来上班，一天中午，我正在猪场煮潲，一位健壮的中年人走来先作自我介绍：“我姓罗，是新来的工宣队副队长。我知道你是张老师，为什么让你来养猪？”

“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受了处分。”我冷冷回答。

“犯了什么错误，杀人放火了吗？搞打砸抢了吗？”罗队长紧问。

“没有，绝对没有。”

“那你有什么错？老实告诉你，我调查了解清楚，你是个正派人，只是蒙受了冤假错案，受了错误处分。”

我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人敢为我鸣不平，尤其是工宣队长，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戒心，敞开心扉和他攀谈起来，谈得非常投机。他一再表示，一定要帮我平反，改正错误处分。可没过多久，他被调回南宁船厂。虽然平反之事他有心无力，但我对这么一位敢仗义执言的工人心存感激，永记住他的名字——罗德清。

中国有句老话，“一样米养百样人”，与罗师傅相反的是卢XX，根据形势的需要，三中多挂了一个“南师”的牌子，开设中师班，调来卢XX做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干部，原任市教育局长，我任三中团委书记时，常到市里开会，跟他较熟，所以他的到来，我满怀希望，向他陈述我对处分的意见，可没想到他却冷冷地说：“没把你赶回乡下，还算好嘛。”我很气愤，心想，你也是挨整过的人，为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在三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鼓吹“大课堂是社会主义”，“小课堂是资本主义”，只抓劳动，不抓教学。打倒“四人帮”，广大师生自发上街游行庆贺，他横加指责，自己拿起砖刀修防空洞，遭师生唾骂，连他的女儿都反对他，成了孤家寡人。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当权者总想出新招来刺激百姓的神经，清查“五·一六”刚收场，接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时下又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三中又成了全市先进，在此召开经验交流会。为表示主人好客，三中领导杀猪宰鸭大宴宾客，可酒席未散，饭堂后面就贴满了南师学生出的大字报，指责三中领导慷公家之慨，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弄得主人客人都很难堪。校领导武断认为，学生之举，背后一定有人挑唆，这个挑唆者便是我张某，于是派“金牙”等人到南师班，要老师动员学生，揪出我这个后台挑唆犯。但此时的群众，已非昔日任人摆布，老师拒绝，学生更为率直：“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怎么会成了我们的后台？别把我们看得那么幼稚，我们没有后台，也无须后台，出大字报完全是我们所为，别扯到别人头上。关键是看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道理。”由于南师班师生的一致反对，挫败了“金牙”等再次整我的图谋。

一九七五年初，列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在总理病重期间，实际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使每况愈下的国家出现转机。但是,由于他拒绝按毛泽东的授意对文革作“三七”开的评价而第三次被打倒，旋即掀起声势浩大，以批邓为中心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运动中，广西充当了急先锋，抢先批邓，窃踞舆论大权的派头头廖炜雄，则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敢于彻底否定文革,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妥协,正是一代偉人邓公伟大品格的体现。文革是场十恶不赦的运动,它摧毁人权,毁灭人性,毁弃人间的真善美.堂堂正正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愿放弃一切,只求解甲归田,自食其力,这最低微的生存要求都不给,非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而且死得非常凄惨.至于文革给国家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有哪一点值得肯定?只有靠文革飞黄腾达的”王,张,江,姚”,才会为之拍手称快,以及那些既得利益者才会为之叫好,如韦国清,廖炜雄,颜景堂之流.

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传来周总理病逝的噩耗，我极为沉痛。记得那天。刮着寒风，下着细雨，我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回学校上班，一路流着泪，沉默无语，到了学校，听说上面来了电话，不许举行悼念活动。全校师生员工十分愤慨，自发上街买白纸黑布，在礼堂设置灵堂开追悼大会。会上哭声一片，李启林老师哭昏过去，那感人的场面，说明总理在人民中心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我也情不自禁写了一首悼诗，“天低云重压心头，噩耗传来涕泪流。崇高品德扬四海，伟大功绩传五洲。鞠躬尽瘁谋国富。死而后已纾民忧，含泪继承凌云志，拼将热血续春秋。”

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南宁市革委会在人民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须经单位领导审定，我和卢冬及其他“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参加。

在全国各省区给中央发的唁电中，广西独出心裁，也给江青发唁电，表示亲切慰问，讨好这位“红都女皇。”

十二、春天迟来

十月粉碎“四人帮”，全国各省区即看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靠“文革”整人上台的“三种人”拉下马，追究法律责任。唯独广西依然如故。广西当权者泡制出一套“特殊论”，说“文革”在全国是错的，在广西却是“正确的”，拒不平反冤假错案，拒绝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七八年庆祝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广西还大量印发打倒“刘邓陶”和颂扬“文革”取得辉煌成绩的书刊，大街上挂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标语横额。为人正直的广西中医学院教授黄英儒，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只因给邓小平讲了几句公道话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七八年非但不予平反,还正式判刑，送往雒容监狱劳改。这一切都在说明，“四人帮”虽然倒台了，广西人民依然生活在“文革”的阴霾之中，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无法贯彻落实。

我的处境当然无法改变，只是由养猪场调到砖厂，由砖厂调到校办工厂，依然管制劳动改造。

校办工厂为插秧机厂加工一些零部件，我负责操作一台二十吨冲床。有次出了故障，我用根铁棒插进飞轮进行修理，故障排除忘了拿掉铁棒，按动电钮，飞轮带动铁捧砸中头顶，顿时鲜血涌流，同事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只患了脑振荡。回家休息两天又上班了。这次工伤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幸亏砸偏了一点，如果砸在正中，二十吨的冲力还不让我脑袋开花，当即毙命？

有天在街上遇见了司徒耀老师，他是个老归侨，被下放回广东老家，打倒“四人帮”满怀希望回到南宁，要求学校落实政策，给个住处,遭校领导拒绝，不得不带着妻子儿女寄篱亲友家中。这位和善的老人真可怜，他的一个儿子司徒港生，原是一中学生，和史妙甫在一起参加过武斗，被“联指”抓进集中营，不久惨遭杀害。丧子之痛加上贫病交加，司徒耀老师后来客死于亲友家中。这事引起三中教工及司徒老师许多老学生的愤愤不平，在舆论压力下，三中领导才给了间窄小的破泥房让司徒太安身。

七七年秋，国家恢复高考，三中这所著名学府，竞输给普通中学，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广大教师很着急，领导也感到压力。尽快摆脱尴尬，提高教学质量，重塑重点中学形象，成了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心声。已解放出来抓教学的钟碧秋、刘文强、联同郭先安、吴艺玲、梁志岳、阳明熙、徐镇旋等一大批教学骨干，联名向校领导建言，要起用被打成“牛鬼”的老教师，请卢冬和我出山。起用老教师没有阻力，可让卢冬和我出山却阻力重重，因为我们俩是市委下达文件处分的。校领导不敢贸然行事。

南师已从三中分出单独建校，南师领导王怀义提出，三中放着卢冬、张德忠两位从北京来的教师不用，浪费人才，三中不用我们用，把他们调到南师来。三中领导在内外压力下态度有所松动，于是陆书记找我谈话。

“老张，我们校领导想安排你上课，怎么样？”陆书记先发话。

“不平反，我怎么上讲台？”我提出质问。

“那是两码事，先不谈平反问题，如今只谈工作安排。工作安排是根据革命需要，过去安排你劳动是革命的需要，现在要你去上课也是革命的需要。”

好个“革命的需要”，我心里在讥笑，这是你们的强盗逻辑，过去你们整人害人，青云直上，我们蒙冤受屈，都是“革命的需要”？把是非功过一笔抹煞了，岂能苟同？我明确表态：“要我上课，先给我平反，否则我绝不踏上讲台。”

和陆书记的谈话就这样谈崩了。郭先安、吴艺玲很着急，来做我的工作：“老张，你知道吗，我们一大批人极力争取，领导才同意你出来的，你断然拒绝，不是让大家白费力了吗？有人正巴不得呢。平反是迟早的事。管它那么多，你先出来工作再说。”

看到同事们的热切期待，我作了让步，答应先出来工作，但只批改作业，不登讲台。经过郭先安等人的斡旋，与校领导达成妥协，于是我成了只批改作业，不登台讲课的老师。

七八年秋，三中正式恢复重点中学名称，市里调来了新校长冯宗异和教导主任梁耀新。他们原是南宁二中的校长，主任，是全市闻名的教育行家，“文革”也遭受过残酷迫害，这次调来，有意加强改善三中的领导班子，他们不负众望，以其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治学严谨的态度，很快赢得全校师生的爱戴。

由于广西当局死抱“文革”不放，不予平反冤假错案，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不满，纷纷刷出大字报，南宁朝阳广场又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每天招来数以万计的人群涌去观看。大字报不只来自南宁，而且来自广西各地，内容都是揭露制造冤假错案和实行大屠杀的惨状，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有不少人到区党委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给蒙冤死去的亲人平反昭雪，还有组团上京告状的。当中有不少农民。当初许多农民奉命到南宁参加“平叛”丧命了，当局者授予“烈士”称号，发抚恤金，如今中央一概撤销，农民才大呼上当，要求追究责任，到底是谁欺骗了他们，害得他们的亲人抛尸异乡。但人死不能复生，酿成的悲剧已成历史，不可改变。任凭蒙难者家属如何呼号上告，都于事无补。我又想起攻打三中时认识的老黄，矮墩，他们是否也成了抛尸异乡的游魂野鬼？

中央三令五申要平反冤假错案，在我和卢冬复出任教不多久，南宁市委终于下达了一个文件，撤销对我们的处分，但仍留下一条尾巴，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本人认错态度好，对原来处分予以撤销。我脑海里铭记着那难忘的一幕，那是个宁静的夜晚，在图书馆会议室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当陆书记宣读完文件，我、卢冬、黄兆昇先后站起，义正词严批驳这个文件，指责它公然对抗中央，死抱“文革”不放，是个极端错误的文件，我们拒绝接受。多少年来，在三中，第一次有人敢对“文革”，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说个”不"字，多么振奋人心！除了“金牙”等少数“功臣”塔着脑袋外，与会者都昂首挺胸，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过的畅快，冯校长和梁主任也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善于窥测风向的“金牙”，预感情况不妙，及早谋划退身之策，利用关系跳到市反帝医院当了名不称职的骨科医生。

“金牙”自己明白，他在“文革”中坏事做绝，罪孽深重，由于他抛档案，唆使“胸毛”“泼辣”等人胡作非为，先后逼死了胡里仁、覃克己、李厚德、罗梓元等人，还有熊景椿、李启林、刘择之，吴献瑞,司徒燿` 等大比老教师受到很大的伤害。教务主任林恩材是个共产党员，只因与之观点不同，被他指使“胸毛”打成漏网右派，受长期关押批斗，家也挨抄了。“金牙”还是个贪婪成性的家伙，把别人的财物占为已有。林恩材、郑云娣夫妇曾告诉我，他们在“金牙”家里，发现了他们从福建带来的铜壶铜盆.他究竟拿走了多少别人挨抄家丢失的财物，这还是一个迷。综合本书提到他的种种劣绩，绝不能用“好人做错事”来说得通，他就是个十足的坏人，无怪乎三中大多数人，包括家属小孩象旧社会农民恨地主恶霸那样痛恨他。如此犯众憎的人物，在世上是不多见的。

与之相反，钟碧秋却以他的高尚品德受人敬仰和爱戴。他打游击出身，入广西桂林师院深造后到三中任教，后当党支部代理书记，他刚正不阿，五六年反右中，偌大一个重点中学，竟揪不出一个右派，遭市委宣传部领导指责：“你们三中就那干净，刘择之还构不上右派?”钟理直气壮顶撞：“没有就是没有，刘择之也划不上。”由于他勇于保护知识分子，三中才无人受冤，可却背上了“右倾”罪名得不到赏识，一直只是代理。“文革”中他作为被打倒的第二号人物，长期受关押批斗毒打折磨，八二年患肝癌逝世，追悼会上，年近古稀的刘择之老师放声痛哭：“老钟呀，你是大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不是你鼎力保护，我刘择之早过不了反右这关了。”

钟碧秋英年早逝，可他的英名永留三中。

同是三中人的钟碧秋和“金牙”，为什么在群众心目中形成如此大的反差？我想其根本原因是前者与人为善，后者与人为恶，这也是善人与恶人，好人与坏人的根本区分点。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期《广西教育》刊物上，登载了一篇以三中党支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攻击刘润贤、李厚德、钟碧秋等原三中领导一贯重用熊景椿、胡里仁、李启林，刘择之等“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盛赞现任党支书觉悟高，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历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都站在斗争前面。无疑，这是篇按“两个估计”泡制出来的诬蔑教育战线的黑文。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的刘润贤老校长看了十分恼火。打电话质问三中党支部：“打倒四人帮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发表这种混帐文章，我要告你们！”接电话的正好是那位吃运动饭步入青云的党支书，他不甘示弱：“你告吧，告到中央我也不怕。”

无独有偶，有一天，区党委派来两名干部找到卢冬，要卢写书面材料揭发伍晋南陷害毛主席的好干部韦国清。卢冬先是惊讶，打算拒绝，想了一下就慨然答应：“好，过两天后来取。”来者高兴离开。两天后，当那两名干部接过卢冬写好的材料一看，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原来材料写的不是揭发伍晋南陷害韦国清，而是列举了韦国清陷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的事实，还有后来的韦祖珍也横遭他陷害。材料最后得出结论：在广西陷害好干部的人是有的，不过不是伍晋南，正是韦国清自己。

韦国清陷害“刘邓陶”，见于前文提到的他主动贴出诬陷刘邓陶的大字报。陷害伍晋南等大批广西党政干部，全广西人所共知。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后，伍、贺、霍、傅、谢、袁、曾被拉去全区各地市长期游斗。南宁，全广西处处是打倒”刘邓陶,”“伍贺霍傅谢袁”的标语口号。陷害韦祖珍，广西人也是熟知的。韦祖珍原是福建军区的一位领导，后调来广西当革委会副主任，做韦国清的副手。他还是韦国清的同宗兄弟叔侄，一起从东兰出来参加革命的，上阵父子兵，按理说，他们该是天然的好塔当，可韦祖珍为人正直，敢讲真话，不会阿谀奉承，参加革命几十年，戎马倥偬,没机会回老家看看，回了广西才有机会。但是，不看则己，一看感慨万千，用他的话说，几十年来家乡没有改变，仍是那么贫穷落后，唯一的变化是村头那棵大榕树不见了（大炼钢铁砍掉了）。他还录下农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歌谣：“上山一把斧，回来两块五，有吃又有喝，酒壶跟屁股。”这些”诋毁”广西大好形势的言论，等于打了主政广西多年的韦国清的屁股。韦国清火了，借林彪事件拿他开刀，诬他为林彪集团的人，押赴北京，并开动广西的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揭露批判韦祖珍的运动。韦祖珍蒙冤多年，后获平反，可已患上不治之症。他特别留下遗嘱，他逝世之时，拒绝接受韦国清送的花圈。果然,韦祖珍的妻子儿女，把韦国清送的花圈拒进灵堂，并踩得稀巴烂。了解广西文化大革命惨状，纵观韦国清的所作所为，该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因为对任何人的评价，都是凭他本人的历史足迹作出，而不是靠强权操纵的舆论工具。历史已经说明,韦国清是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广西他支一派打一派,硬把一个群众组织当反革命勦灭,制造了全区性的大屠杀,广西出现如此惨烈的景象,罪魁祸首就是他.他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手握重权的韦国清，手下有无数人効命，为什么却找到卢冬？这件事我也清楚，六七年卢冬随“四·二二”代表赴京时，曾采访伍晋南、问：“有群众揭发，韦国清与越修（当时越南与苏联关系密切，故有此称）有勾结，是否有此事？”伍晋南答：“我说不准，说有吧，没确凿证据。说没有吧，这年头谁敢给谁打保票？”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在当时是最明智的回答。卢冬万万没想到，记有这段采访录的笔记本竟落到“联指”手中，成了他招来十年牢狱之灾的祸源。如今区党委又想以此要挟他帮韦国清诬陷伍晋南，可他们没想到，时代变了，韦国清之流再不能为所欲为，不但没能从卢冬身上捞半根稻草，还让卢冬狠狠将了一军。其实卢冬是个很理智的人,他对韦国清毫无个人恩怨,和广大”四二.二”群众一样,主张“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反对一切野蛮行为，对韦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伤害很同情.可韦国清气量太小,报复心太强,对反对过他的干部群众,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当反革命剿灭,而且还不择手段.泡制一桩桩冤假错案,所以让世人看清了他的面目,当然也逃不过卢冬的眼睛.

拒绝拨乱反正，不肯平反冤假错案，阻碍改革开放，广西这种严重状况，迫使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整顿领导班子，于八三年开展“处遗”工作，查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和派头头。可是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却被钻了空子，大多数罪犯及“三种人”蒙混过了关，有的还继续窃据要职。例如亲手杀害巫抱平的凶犯“胸毛”李天保，依然逍遥法外，仍受重用.造成多条命案的“金牙”林伟X连一份检查，一个赔礼，一句道歉不用就轻易过了关。此种现象在全广西比比皆是，给广西广大受害者留下不平和遗憾。

不过坚冰已被打破，灾难已经结束，祖国迈开奔向美好明天的步伐不可阻挡，比之全国，广西的春天迟来了六七年。迟来总比不来好，所以广西各族人民，还是欢呼这迟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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