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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昕 忆文革:动荡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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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2 18:13: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摘自《霜天集——一位书香世家子的个人私历史》,陆昕 著,北京出版社,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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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w. G7 F* b7 w. r- Q“文革”爆发那年,我正上小学六年级。记得最让我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件事,却发生在公共汽车上。那是六六年春天的某个晚上,我坐公交车回家。身边有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非常神秘的样子对他身旁一个人说:“看来彭真这回躲不过去了。”他的同伴警惕地扫了一下周围,用带点训斥的声音说:“别瞎说!”没想到没过多少日子,彭真下台的消息就登在报上了。2 q5 k% F6 P5 R* _2 R+ b; w& Z

9 @4 K5 \7 p$ }/ K- F我知道彭真,是因为我祖父和市委的关系颇深。解放前我家曾作为地下党“城工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待过不少地下党员,这里边有不少人解放后在市委市政府工作。祖父因此也和作为市委书记的彭真认识了,但不熟。不过他对彭真印象很好,说此人会讲话,没有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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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回家后,我还把这道听途说的消息告诉了祖父,他一脸凝重的神色好像让我感到了不祥。不过我当时只觉得好奇、好玩儿、得意。因为作为六年级的小学生,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自己说的话能引起大人们的重视。1 J8 Q# F8 ^- d2 H6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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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不久,祖父有天对我说,放学后别回家,到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即欧美同学会)找他吃饭。于是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去南河沿找到祖父,一起吃的西餐。吃完饭,祖父还送我一本刚出的书《欧阳海之歌》,说好不容易才买到,写得非常好。后来知道,祖父当天下午是在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批判。因为当时吴晗是民盟市委主任,祖父是民盟市委第一副主任。但那次批判不久就在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中被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是保护吴晗过关。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如此。# r) I/ Z" s& G) a. \

! F  r6 c/ s* j6 e- L+ k7 K2 T“文革”开始后,祖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自然首当冲击,每天去学校“运动”。父母也在各自单位参加“文革”,大中小学一律放了“长假”,这下把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小学生们高兴坏了。学校老师不管了,家里大人不管了,我家又侥幸躲过六六年七、八月间红卫兵抄家打人风声鹤唳的那些日子,于是我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这生活首先是帮家里发现并销毁“违碍”物品。比如我最得意的事儿是发现客厅里悬挂毛泽东像下方的墙壁上因原来挂字画,在原地有个模模糊糊的十字形。还有就是在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发现铸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很博得大人们夸奖。我又用锤子把一些西洋裸体牙雕美女和中国仕女拿到僻静的小后院砸个稀巴烂。还帮祖母用剪子把印有龙凤图案的床单枕套剪碎,又帮父母烧了不少至今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的东西。我有个朋友说:“小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们家多了几十根擀面棍儿,心想哪儿来的?谁家能用这么多擀面棍儿?后来才知道是家里大人烧字画儿,字画烧了,把画轴留下来了,那形状挺像擀面棍儿。”6 Y9 O1 W5 C7 L/ V' |

  z1 P4 V3 W  h. T' x8 G, d不过我也并非只做销毁的“勾当”,我也在“保护”上立过“大功”。只不过这“功”是先从“过”开始。“文革”发生时,我将我的玩具,许多料器小动物和什么坦克、大炮、月球车、玩具厨房等统统搬进了祖父的一只书箱,而把里面的书稿都拿出来扔到廊子的烂书堆上。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些又黑又黄又旧有些还破烂又都统统具有一种霉潮怪味的书本,哪有我那些美丽的小动物可爱!可它们倒安安稳稳地睡在可以上锁的书箱里,而我这些玩具原来的家只是在一只锁不上的橱柜下边。祖父发现后,并没说我,只是将那些书稿挑了一部分捡回来,然后和颜悦色地说书箱还应放这些书。我至今还记得祖父说这话时那种犹豫又小心的表情,仿佛唯恐伤害了我。从这次的谈话中,我知道书稿也是重要的东西。于是,祖父最重要的手稿《说文解字通论》,从我知道它的重要性起,就将它藏在我的铁箱中,一直到“文革”结束,北京出版社将它出版,成为祖父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除去帮家里销毁或保护这些东西,我也做一些其他的事。比如那时革命警惕性也成为一种“游戏”。我有个表姐,常常道听途说地拿回一些“有问题”的报刊杂志,让我和她一起猜谜似地发现“问题”。比如有一回她拿来一本杂志,是一群公社社员在收割麦子。她神经兮兮言辞凿凿地说这堆麦穗里隐含“蒋介石万岁!”五个大字,还信誓旦旦地说画作者已被揪出枪毙。结果我们横着竖着正着斜着也没找出这几个字,一直看到眼发花时好像突然看见了什么“字”。2 Y! p7 K$ ]& Y3 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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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不仅警惕性极高,革命嗅觉灵敏,而且还有很多“创意”。比如在“造反”思想的引导下,人们纷纷大破大立,敢于打翻现存的规章制度,改地换天。于是有造反派尖锐地指出,“红色”象征革命,革命要一往无前冲破一切阻拦,那么,怎么能让交通标志以红色为禁止令?应该改变,红灯放行,绿灯禁行。同时又有红卫兵发出命令,交通警察手中的指挥棒应换成毛主席语录,理由是,毛泽东思想指挥一切,除此之外,不能再有用以指挥的东西。红灯放行绿灯禁行我不知道实行过没有,指挥棒换毛主席语录我亲眼见过。但据说,没几天全市交通就遇到大麻烦,因为司机只见远处小小红光来回闪动,却不知把车怎么开。后来听说还是总理下令改了回去。那时还有改站名以示革命,比如把旧使馆区所在地“西郊民巷”改成“反帝路”,把苏联援建的“友谊医院”改成“反修医院”等等,但革命者也确实为人民所想,也许也怕把自己弄糊涂,又印了张交通图,将“革命后”的站名和“革命前”的站名作了对照说明,不过似乎也没能实行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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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街上非常热闹,出现过许多奇特景象和匪夷所思的事。比如有一次我在宣武门外看见一队学生走来。这队人马头上戴钢盔,脖子上系红领巾,身穿大的不合身的黄军装,脚蹬皮靴,敲着少先队的队鼓,高举“造反有理”的红旗,极其庄重地沿马路列队行进,把鼓敲得震天响,吸引了许多人目光。记得“文革”结束不久,有个脍炙人口的相声,说“文革”中有两个十五、六的女学生身穿军装脚蹬马靴剃成秃子来到照相馆,要照“革命造反光头像”。虽是艺术夸张,由此看来也并非全是胡编乱造。还有一次发生在宣武门内某座二层小楼。楼上大概是一派红卫兵的司令部,另一派对立的红卫兵则在楼下进攻。楼下的架人梯找木梯挥舞木棍,楼上的将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当成滚木擂石打将下来,楼下红卫兵便顶上炒菜锅裹上被子进行防御。最有意思的是两派红卫兵都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自己鼓劲儿,许多市民围着看热闹,还为久攻不下的楼下红卫兵出谋献策。终于,天色将黑时,楼下红卫兵得手,市民们纷纷鼓掌叫好。其实谁也分不清谁是谁非,就是好看罢了。旁边还有一个女红卫兵在大声叫卖“大喊大叫”报,我为这报名吸引,买了一份“大喊大叫”报,读后方知,“大喊大叫”原来是毛泽东年轻时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 [9 V  F. L3 ?7 u' j6 u; o+ |" K

6 j* G! N; N: x当时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中,最有名的是“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和“海淀纠察队”。这三队人马据说全由中学里的高干子弟组成,经常发布给市民的“告示”,“告示”中全是多达数十条的规定,比如“白球鞋不许太白,不许烫发,不许穿瘦腿裤,不许穿花衬衣,不许养猫,不许种花,……”总之全是由“不许、不准”开头,结尾处也总是“若有人违反,格打勿论,格杀勿论!”很吓人。记得我那时天天出外寻找这些“纠察队”的“告示”,回家郑重其事地告诉大人,小心翼翼地照着做,不敢违反,以免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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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由这“三纠”合并成立了一个很有名的中学生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清一色高干子女,比较纯,也就比较“高贵”,不少年轻人都想浑水摸鱼摸进去以提升“血统”,这又产生了“老兵”和“土鳖”之分。一般来说,“老兵”指干部子女,“土鳖”代称市井子弟。干部子弟内部一开始还等级森严,有高干、中干、一般干部之类,子女们也自觉对号入座。但后来“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断深入,干部们大批大批被打倒,子女们也不能不日渐“低下高贵的头”。从我所在的高干子女相对集中的第一实验小学来说,经常听同学们说起谁爹谁妈被“揪”出来了,在哪儿哪儿撅着挨斗。使我们这些最先被冲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们心里多少平衡了一些。4 J& x6 l: A! }, k2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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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号召中学生起来造反,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之后,中学生们便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于是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生们开始有这样几种活动:一是以父母单位为主体结合在一起的学生们通过打架斗殴以“拔份儿”。因为当时除少数副部级以上干部住独立四合院,大部分干部都住宿舍楼或大院。于是这些自小一块儿长大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聚到一起,并以公安部、国防部、外交部、外贸部、商业部以及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二炮等等命名,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纠合在一起,穿着军装,骑着自行车,车后插一杆旗,从街市上呼啸而过,与其它不同部院的孩子们吵闹打架以“拔份儿”。兵器都是自做。那时,兵器也是时尚中必不可少的。我有个住胡同的朋友还给我做了一把当时最时髦的三棱刮刀,带血槽,送我壮胆儿,我看着害怕,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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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他们也看爱情小说,即当时所谓“黄色”书刊,以及听外国唱片,拦截“土鳖”或“佛爷”,(那时管偷东西叫佛,小偷叫佛爷。)目的是捞点儿钱到商店买点食品解馋。我对他们的情况略知一二,是因为由于家庭关系我和外交部的干部子女较熟。又由于同学关系,和劳动部的孩子们来往较多。同时我有个姑父是西城区副区长,家里五个孩子。我和这五个表兄弟非常好,有段时间成天在一起游荡,所以知道一些事儿。% ~/ q+ |6 ^; I1 y( d  k

' d4 b9 O+ I2 o* W" \( l% h有件事情印象较深。“文革”初起,位于天安门西侧的北京第六中学的一部分红卫兵对老师们和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百般折磨并且打死了人。公开之后震惊社会,大家纷纷前去参观。我一位表哥特意骑车来找我,把我带到六中。在一间极其阴暗的教室里,墙上有六个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地上有铁桶,里边有半桶又稠又红的汁般的东西。旁边解说的另一拨红卫兵说,这是从老师们身上流下的血,那些红卫兵逼老师们蘸着这些血写下的这行大字。有人怀疑这可能是对立一派红卫兵用红油漆刷上去的,不过我却相信这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文革”刚发生时,有次我到学校,一个五年级的叫孙开开的学生见着我就抡着王八拳冲上来,不过我身边正好有几位好友,一起将他拦住,问他干嘛。他在那里嚷嚷,“老子就是想打人,老子一天不打人手就痒痒!”之所以想打我,无非是因为“文革”中知识分子家的孩子首当其冲,挨打活该。所以我知道那时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并非空穴来风。1 C" e7 G* i$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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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拔份儿”,那时的活动还有淘换毛主席像章,看被查禁的书籍,听不准听的唱片,再就是穿时髦的衣服。所谓时髦衣服,只有一种,即军装。穿一身黄军装,最惹人生羡。有些军队里将官校官的孩子们把他们老爹的呢制军服拿出来穿,号称将校呢,则更胜一筹。后来又有什么伞兵靴等等,最后,连军装上的几颗扣子也当宝贝。再以后,凡是军用品全部顶好顶好,无论什么,有几样仿佛就可以夸示他人。大概是六八年后,又兴穿四个口袋的呢子中山装,外套一身蓝咔叽学生服。我和一个同学各自将家里大人的呢中山装穿上,外面套上学生制服,穿好一看,里面的呢制服袖子露出一大截,像棉袄。我说太难看,那位同学安慰我,“咱要的就这棉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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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谈论女孩子。最理想的女孩子用时髦的话说,是“牌儿亮条儿顺叶子活”。牌儿指容貌,条儿指身材,叶子是钱,活是多。即,苗条漂亮又有钱。但在革命的压力下,那时男孩女孩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处于情窦初开和性幻想的男孩子,只能在同性中靠胡侃、调笑、幻想和憧憬来自我满足。一次有个同学说他从事法医的父亲有本法医书,里边讲女性身体,大家就使劲撺掇他偷出来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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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S! w% g* k" y6 A. z+ a但是对于好读书的孩子们,则多了一项活动,即到处借书和偷书。借书不易,于是有偷书之举。我和一群朋友偷过小学图书馆的书,偷过查抄仓库的书,还在同学间互相偷书。我得承认,尽管我能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可论影响,比我偷来的这些书差太远了。这些书里最吸引我的,是外国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可以说,它们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广阔而美好的世界,相对于身旁这个现实的世界,就像一个精神庇护所。同时,它们也从那时起就培育了我藏书的兴趣,因为这些书中有不少是残本,比如我比较心爱反复阅读的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本,有《西游记》的下半部,《封神演义》上半部的半本儿,撕去三分之二的《说岳前传》等等,外国文学名著则有《静静的顿河》第三本,《战争与和平》第一部,《唐璜》的上册等等。我把这些残书读了又读,千方百计到处寻觅期望读全。这也是为什么藏书后来成了我人生最大乐趣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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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 l/ Q( k& ~% i# {+ e印象深的还有两件事,都和西单商场有关。一次是当年闹派性时,财贸战线有两个挺出名的人多势众的组织,两派组织头领一个叫洪大海,一个叫姜大千,他们势不两立,经常大打出手。有一次他们把武斗战场搬到西单商场,这下商场可遭了殃,所有商品均遭打砸抢,听说有人一边“战斗”一边往手腕上套手表,多的能套上十几块。后来被中央将这些人抓起严办,并发了一些票让群众参观,有教育兼警告的意思。我也得了一张票。进去后发现里边确是满地狼藉,许多柜台被推倒,玻璃满地,连房顶都被捅出几个黑呼呼的大窟窿,也不知他们到底在跟谁“战斗”。印象最深刻的是熟肉制品柜台,如果说别的柜台里边、四周还散落着货物,熟肉柜台可是连一块熟肉也看不见了。烟酒柜台也差不多,听说“战士们”抽烟提神拿酒瓶子当手榴弹,所以有些地方还有浓烈的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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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q  z5 Q5 o0 \另一件跟西单商场有关的事,大约发生在六八年夏天。我们全家人某天正在院里准备吃晚饭,忽然北边“轰隆隆”打雷般一声巨响,我父亲手一哆嗦,差点儿把筷子掉地上。其时夕阳灿烂,晚霞光明,并没有变天的意思。第二天才听说是西单商场进门处发生爆炸,死了十几个人。当时北京搞“文化大革命”虽然如火如荼,有声有色,但发生爆炸好像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特别是还发生在最繁华的西单。市民们确实不安了很久,一时小道消息满天飞。6 ~- |$ |*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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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进程来看,如果简单概括,成人始自造反、夺权,然后闹派性;学生们始自走上街头,破旧立新,随后放任自流,于无所事事中到处生事,无所作为中无所不为。这时中央为了稳定局势,对职工们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对学生们要求“复课闹革命”。职工、学生们慢慢回到工厂、学校,激情澎湃满街游走的人们也渐渐少了,相对过去安静了不少。9 j5 Z" q; t8 y6 N% W% j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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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的那一年多里,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写大批判稿、写检查、写汇报,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我那时学会了一句英语且至今未忘,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就被送上北行列车,成为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临行时,躲开父母的监视,我悄悄塞进了那时我几乎所有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几个厚厚的笔记本。$ r% B5 P- U. r0 i2 G, b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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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时,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觉得辽阔的远方是梦开始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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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b: s- j$ ^/ @+ N《霜天集(一位书香世家子的个人私历史)》,陆昕 著,北京出版社,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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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天集——一位书香世家子的个人私历史》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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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是陆昕先生的散文集,主要有记人篇,讲述作者与祖父陆宗达、启功、朱家溍、许嘉璐、叶嘉莹等人的交往旧事;回忆篇,回顾自己的人生阅历以及交往的故交挚友;北京民俗篇,复原地道的老北京风情;国学论述篇,阐释自己的藏书轶事、学术见解和文学赏析;微创作十八篇收尾,日常琐事,任意而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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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 h6 H# e2 k0 i. s" D, o来源:2014年第9期大 中 小 2015-03-02
5 G9 D! K! o. G# n“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我正上小学六年级。记得最让我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共汽车上。那是1966年春天的某个晚上,我坐公交车回家。身边有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非常神秘地对身旁一个人说:“看来彭真这回躲不过去了。”他的同伴警惕地扫了一下周围,带点训斥地说:“别瞎说!”没想到没过多少日子,彭真下台的消息就登在报上了。  h- ~2 B4 C5 h

) Y0 \! L5 D+ Q( ~我知道彭真是因为我祖父陆宗达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关系颇深。1949年以前,我家曾作为“城工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待过不少地下党员,这里边有不少人后来在市委市政府工作。祖父因此也和担任市委书记的彭真认识了,但不熟。不过他对彭真印象很好,说此人会讲话,没有架子。- f0 R6 n: h7 z+ X/ `1 G7 C9 U

, {1 L3 M+ T8 C" w4 \- U记得那天回家后,我还把这道听途说的消息告诉了祖父,他一脸凝重的神色,让我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不过我当时只觉得好奇、好玩儿、得意。作为六年级的小学生,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自己说的话能引起大人们的重视。# [! j  [  O. p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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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此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去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即欧美同学会)找祖父一起吃西餐。吃完饭,祖父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欧阳海之歌》,说好不容易才买到,写得非常好。后来知道,祖父当天下午在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批判。因为当时吴晗是民盟市委主委,祖父是民盟市委第一副主委。但那次批判不久就在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中被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是保护吴晗过关。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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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祖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自然最先受到冲击,每天去学校“运动”。父母也在各自单位参加“文革”,大中小学一律放了“长假”,这下把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小学生高兴坏了。学校老师不管了,家里大人不管了,我家又侥幸躲过1966年七八月间红卫兵抄家打人风声鹤唳的那些日子,于是我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这生活首先是帮家里发现并销毁“违碍”物品。比如我最得意的事儿是发现客厅里悬挂毛泽东像下方的墙壁上因以前挂字画,留下一个模模糊糊的十字形;还发现铸在一个蜂窝煤炉子上的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很博得大人们夸奖;我又把一些西洋裸体牙雕美女和中国仕女像拿到僻静的小后院用锤子砸个稀巴烂;还帮祖母把印有龙凤图案的床单、枕套剪碎,帮父母烧了不少至今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的东西。我有个朋友说:“小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们家多了几十根擀面棍儿,心想哪儿来的?谁家能用这么多擀面棍儿?后来才知道是家里大人烧字画儿,字画烧了,把画轴留下来了,那形状挺像擀面棍儿。”& f4 C/ w5 V3 L/ Q( V!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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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并非只做销毁的勾当,我也在“保护”上立过“大功”,只不过这“功”是先从“过”开始的。“文革”开始时,我将我的玩具——许多料器小动物和坦克、大炮、月球车、玩具厨房等统统搬进了祖父的一只书箱,而把里面的书稿都拿出来扔到走廊的烂书堆上。那时在我看来,这些又黑又黄又旧,有些还残破不全,又都统统泛着一种霉潮怪味的书本,哪有我那些美丽的小动物可爱!可它们倒安安稳稳地睡在可以上锁的书箱里,而我这些玩具原来的家只是在一只锁不上的橱柜下边。祖父发现后,并没责备我,只是将那些书稿挑了一部分捡回来,然后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书箱还应放这些书。我至今还记得祖父说这话时那种犹豫又小心的表情,仿佛唯恐伤害了我。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书稿也是重要的东西。于是,祖父最重要的手稿《说文解字通论》,从我知道它的重要性起就将它藏在我的铁箱中,一直到“文革”结束,北京出版社将它出版,成为祖父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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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 f2 s7 v! [' {那时人们还有很多“创意”,比如在“造反”思想的引导下,人们纷纷大破大立,敢于打破现存的规章制度,改地换天。有造反派尖锐地指出:“红色”象征革命,革命要一往无前、冲破一切阻拦,那么,怎么能以红色为交通标志的禁止令?应该改变,红灯放行、绿灯禁行。同时又有红卫兵号召交通警察手中的指挥棒应换成毛主席语录,理由是,毛泽东思想指挥一切,除此之外,不能再有用以指挥的东西。“红灯放行、绿灯禁行”,我不知道实行过没有,指挥棒换毛主席语录我亲眼见过。但据说,没几天全市交通就遇到大麻烦,因为司机只见远处小小红光来回闪动,不知车该怎么开了。后来听说还是周总理下令改了回去。那时还改地名以示革命,比如把旧使馆区所在地“东交民巷”改成“反帝路”,把苏联援建的“友谊医院”改成“反修医院”,等等,后来有人印了张交通图,将“革命后”的地名和“革命前”的地名作了对照说明,不过似乎也没能实行几天。" O" ^2 ^# t% P; l/ F" z!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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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街上也非常热闹,出现过许多奇特景象和匪夷所思的事。比如有一次我在宣武门内某座二层小楼看到,楼上大概是一派红卫兵的司令部,另一派对立的红卫兵则在楼下进攻。楼下的架人梯、找木梯、挥舞木棍,楼上的将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当成滚木擂石打将下来,楼下红卫兵便顶上炒菜锅裹上被子进行防御。最有意思的是两派红卫兵都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自己鼓劲儿,许多市民围着看热闹,还为久攻不下的楼下红卫兵出谋划策。终于,天色将黑时,楼下红卫兵得手,市民们纷纷鼓掌叫好。其实谁也分不清谁是谁非,就是看个热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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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 g$ h3 H7 @8 O当时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中,最有名的是“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和“海淀纠察队”。这三队人马据说全由中学里的高干子弟组成,经常给市民发布“告示”,“告示”中全是各种规定,多达数十条,比如“白球鞋不许太白,不许烫发,不许穿瘦腿裤,不许穿花衬衣,不许养猫,不许种花……”总之全是由“不许、不准”开头,结尾处也总是“若有人违反,格打勿论,格杀勿论!”,很吓人。记得我那时天天出外寻找这些“纠察队”的“告示”,回家郑重其事地告诉大人,小心翼翼地照着做,不敢违反,以免招致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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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5 d: X! y+ w' p6 _- H后来又由这“三纠”成立了一个很有名的中学生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清一色高干子女,成分比较纯,也就比较“高贵”,不少年轻人都想浑水摸鱼混进去以提升“血统”,这就产生了“老兵”和“土鳖”之分。一般来说,“老兵”指干部子女,“土鳖”代称市井子弟。干部子弟内部一开始还等级森严,有高干、中干、一般干部之类,子女们也自觉对号入座。但后来“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断深入,干部们大批大批被打倒,他们的子女也不能不日渐“低下高贵的头”。就从我所在的高干子女相对集中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来说,经常听同学们说起谁爹谁妈被“揪”出来了,在哪儿哪儿撅着挨斗。这使我们这些最先被冲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们心里多少平衡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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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 x. r6 `5 v- F“文革”初期过后,中学生们无所事事,于是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生们开始以父母单位为主体结合在一起,通过打架斗殴“拔份儿”。当时除少数副部级以上干部住独立四合院,大部分干部都住宿舍楼或大院。于是这些自小一块儿长大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聚到一起,并以“公安部”、“国防部”、“外交部”、“外贸部”、“商业部”以及“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二炮”等命名,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纠合在一起,穿着军装,骑着自行车,车后插一杆旗,从街市上呼啸而过,与其他不同部院的孩子们吵闹打架。武器都是自制,也是时尚中必不可少的。我有个住胡同的朋友还给我做了一把当时最时髦的三棱刮刀,带血槽,送我壮胆儿,我看着害怕,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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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情我印象较深。“文革”初起,位于天安门西侧的北京第六中学的一部分红卫兵对老师们和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百般折磨,甚至打死了人。事件公开后震惊社会,大家纷纷前去参观。我的一个表哥特意骑车来找我,把我带到六中。在一间极其阴暗的教室里,墙上有六个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地上铁桶里有半桶又稠又红的汁液般的东西。旁边解说的另一拨红卫兵说,这是从老师们身上流下的血,那些红卫兵逼老师们蘸着这些血写下了那行大字。有人怀疑这可能是对立一派红卫兵用红油漆刷上去的,不过我却相信这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文革”刚发生时,有次我到学校,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一见我就抡着“王八拳”冲上来,被我身边几位好友拦住后还在那里嚷嚷:“老子就是想打人,老子一天不打人手就痒痒!”之所以想打我,无非是因为“文革”中知识分子家的孩子首当其冲,挨打活该。所以我知道那时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并非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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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7 s! W, j/ ?除去“拔份儿”,那时的活动还有淘换毛主席像章,看爱情小说即当时所谓“黄色书刊”,听外国唱片或拦截“土鳖”或“佛爷”(那时管偷东西叫“佛”,小偷叫“佛爷”),目的是捞点儿钱到商店买吃的解馋,再就是穿时髦的衣服。所谓时髦衣服,只有一种,即军装。穿一身绿军装,最惹人生羡。有些军队里将官校官的孩子们把他们老爹的呢制军服拿出来穿,号称将校呢,则更胜一筹。后来又有什么伞兵靴,等等,甚至连军装上的几颗扣子也当宝贝。再以后,凡是军用品全部顶好顶好,无论什么,有几样仿佛就可以夸示他人。大概是1968年后,又时兴穿四个口袋的呢子中山装,外套一身蓝咔叽学生服。我和一个同学各自将家里大人的呢中山装穿上,外面套上学生制服,穿好一看,里面的呢制服袖子露出一大截,像棉袄。我说太难看,那位同学安慰我:“咱要的就这棉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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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谈论女孩子。最理想的女孩子用当时时髦的话说,是“牌儿亮条儿顺叶子活”。牌儿指容貌,条儿指身材,叶子是钱,活是多。即苗条漂亮又有钱。在“革命”的压力下,那时男孩女孩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情窦初开和充满性幻想的男孩子只能在同性中靠胡侃、调笑、幻想和憧憬来自我满足。有个同学说他从事法医的父亲有本法医书,里边讲女性身体,大家就使劲撺掇他偷出来传阅。( A! ?" ~7 A6 Z& y! H+ 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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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好读书的孩子们,则多了一项活动,即到处借书和偷书。借书不易,于是有偷书之举。我和一群朋友偷过小学图书馆的书,偷过查抄仓库的书,还在同学间互相偷书。我得承认,尽管我能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可论对我的影响,比我偷来的书差太远了。这些书里最吸引我的,是外国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可以说,它们给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广阔而美好的世界,相对于身旁这个现实的世界,就像一个精神庇护所。同时,它们也从那时起就培育了我藏书的兴趣,因为这些书中有不少是残本,比如我比较喜欢、反复阅读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本、《西游记》的下半部、《封神演义》上半部的半本儿、撕去2/3的《说岳前传》,外国文学名著则有《静静的顿河》第三本、《战争与和平》第一部、《唐璜》的上册,等等。我把这些残书读了又读,千方百计到处寻觅,期望读全。这也是后来藏书成了我人生最大乐趣之一的原因。; L2 M( n" @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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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那个时代,大人们也同我们一样,有着精神文化的需求。我父亲有不少外国唱片,是那种78转胶木的,大部分出自美国,商标是一只小狗对着一个大喇叭,不过生产地却是日本。唱片大部分是成套成套的,如同我国线装书的函套。这些函套制作精美,印象最深的一个用黄绢布做成,上面印满常春藤,左右一边一个裸体美女,中间一块绿色的硬布,上面两行烫金的外文。唱片都是名曲,有巴赫、海顿、贝多芬、施特劳斯、莫扎特等人的交响曲,还有不少单张的,装在一个大大的铁盒子里,里面有我最爱听的古诺、托赛利、舒曼、舒伯特等人的小夜曲,还有一些我听不懂,但名字使我砰然心动的曲子,如梦幻曲、浪漫曲、月光曲、随想曲、幻想曲、狂想曲,等等,总觉得在这些梦想、随想、幻想、狂想中也寄托了我自己的一些“想”。唱片是我父亲的宝贝。可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留过洋的也很喜欢西洋音乐的老教授,俩人聊得十分投机,便决定悄悄换唱片,用我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换老教授的一套流行歌曲。父亲的理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虽然有名,但咱们欣赏不了,太深奥。对方那套全是流行曲,像《我的太阳》、《鸽子》、《听,听,云雀》、《桑塔露琪亚》、《骊歌》,等等,容易欣赏。记得一个月光很亮的秋夜,父亲带我去那位教授家交换唱片。为了安全,我们去得较晚。行人虽已不多,可袖缠各色名目红箍的造反派仍然不少,呼口号的、撒传单的、贴大字报的随处可见。我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里面是贝多芬的交响乐,心里无限紧张,就像拎着一个炸药包。我尽量贴着墙边走,并且走在最浓的树荫下。最后终于进了一片平房院,到了教授家。教授是个矮瘦的老头儿,亲切和蔼,一身儒雅气。他看了我们带去的唱片后,搬出一个老式留声机,放上听了听,旋即露出笑容。接着,他让我们验他的“货”。那是一大本共13张唱片,是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20世纪初出版的,保护得非常好,每张都又黑又亮,光可鉴人。父亲挑了张《桑塔露琪亚》,正听得入迷,忽然房门“哐啷”一声被人从外狠狠撞开,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一脸怒气地冲进来,马上又回身冲门外大喝道:“闹什么闹什么,想听你们就进来!”再一瞧,门外十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儿哄笑着一下子跑开。原来这青年是教授的儿子,那群孩子都是本院的教职工子弟,听见“靡靡之音”后便扒窗户扒门地偷听偷看,被教授的儿子发现了,他干脆大大方方地开门揖“盗”。我们见状也赶紧结束了“验货”,出门走了一段路后,还能听见教授的儿子在大声数落他父亲。$ m- ~# `6 l!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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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唱片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还真不小。那时北京能秘密拥有这类唱片的人很少,算得上稀奇而且“时尚”。于是我小学的那些同学,外交部、劳动部的干部子女以及他们带来的我也不知哪儿来的一群群年轻人,和我家附近胡同里的好朋友们,源源不断地到我家来听,有些人还顺手将自己拥有的一两张中国的、外国的唱片送给我。其中有一张比较怪异的叫《洋人大笑》,从头至尾全是外国人的大笑声,据说还是张很有名的早期唱片。2 A! f  d/ k5 B6 s& E6 d

2 I+ e' A0 j2 ?2 s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两件事,都和西单商场有关。一次是当年闹派性时,财贸战线有两个挺出名的组织经常大打出手。有一次他们把武斗战场搬到西单商场,这下商场可遭了殃,所有商品均遭打砸抢,听说有人一边“战斗”一边往手腕上套手表,多的能套上十几块。后来中央将这些人逮捕严办,并发了一些票让群众进商场参观,有教育兼警告的意思。我也得了一张票。进去后发现里边确是满地狼藉,许多柜台被推倒,玻璃满地,连房顶都被捅出几个黑乎乎的大窟窿,也不知他们到底在跟谁“战斗”。印象最深刻的是熟肉制品柜台连一块熟肉也看不见了,烟酒柜台也差不多,听说“战士们”抽烟提神,拿酒瓶子当手榴弹,所以有些地方还有浓烈的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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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跟西单商场有关的事大约发生在1968年夏天。某天我们全家人正在院里准备吃晚饭,忽然北边“轰隆隆”打雷般一声巨响,我父亲手一哆嗦,差点儿把筷子掉地上。其时夕阳灿烂,晚霞光明,并没有变天的意思。第二天才听说是西单商场进门处发生爆炸,死了十几个人。当时北京搞“文化大革命”虽然如火如荼,但发生爆炸好像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特别是发生在最繁华的西单。市民们确实不安了很久,一时小道消息满天飞。. v# O6 Y9 T+ 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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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进程来看,如果简单概括,成人们始自造反、夺权,然后闹派性;学生们始自走上街头,破旧立新,随后放任自流,于无所事事中到处生事,无所作为中无所不为。这时中央为了稳定局势,对职工们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对学生们要求“复课闹革命”。职工、学生们慢慢回到工厂、学校,激情澎湃满街游走的人们也渐渐少了,相对过去安静了不少。) u' }2 K- b* n, L" l) v5 B

7 O1 |1 G" F9 _% x“复课闹革命”的那一年多里,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写大批判稿、写检查、写汇报,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我那时学会的一句英语至今未忘,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就被送上北行列车,成为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临行时,我躲开父母的监视,悄悄把那时我几乎所有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几个厚厚的笔记本都塞进了行囊。那时的我,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觉得辽阔的远方是梦开始的所在。而“文革”初期的记忆,也成为了一抹永难消失的人生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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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g1 I; w) {9 g8 ohttps://www.mmzy.org.cn/qunyan/pmjl/20149/7716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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