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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作为问题的30年代左翼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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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2 04:44: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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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问题的30年代左翼文学——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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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 f6 y! q9 n) 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6(01):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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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K4 e( ?: d) V# x" S5 S! \: r- b0 _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中,“左翼文学”长期以来仿佛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一般的理解中,它指现代文学历史中一批政治上隶属或同情于革命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作家所进行的创作,他们在革命政党的影响或领导下所进行的带有政治性的文学活动被称为“左翼文学运动”。- x+ d; c  s2 G: `! B

. e; Y# j$ j. h: B/ j  不过,这样的概括不足以充分反映“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因为,这一概括同样可以部分涵盖与“左翼文学”相关的其他文学形态,比如“革命文学”、“延安文艺”、“进步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等。事实上,现在许多人正是从这些文艺形态的延续性和共通性出发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笼统地称之为“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传统。这样的用法就批评而言有其合理性,就“史”的意义来说也有相关必要性。毕竟,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被诸种革命观念所主导和推动的政治潮流,抛开具体的政治差异,就整体而言的革命理念与政治模式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了何种影响是很值得估量的问题。相应的,近现代文学史上也一直存在与“革命”相配合的文艺形态,因此,从宏观角度就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做一整体把握也是必要的。不过,整体的把握要建立在对具体历史形态研究的基础上,然而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整体理解并未真正有效地在“史”的层面展开,而是过快地从“史”的领域滑落到了批评领域或者说与批评话语纠缠在一起。2 F! }7 u. V9 Q( @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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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1927年到1937年间的革命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并提到:“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这一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把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看成并行的,由此足以引发关于两者关系的认真思考。但这一表现还在没有充分问题化的情况下变成了历史结论,并且成为一整套“革命文学”历史叙述的基点。而这个“革命文学”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现代文学的主线,覆盖了其他的线索,并在“革命文学”内部建立起“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层阶。“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要从这个“革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挣脱出来。种种“非革命文学”的历史叙述所抵抗的其实不是那个历史上存在的“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而是一个突出文学政治性的历史叙述框架。由此造成无论在尊崇革命的年代或告别革命的年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都是一种“共称”,不单是历史概念,更是批评概念。它们或在革命年代意味着“有革命价值”的文学对立于“不革命”、“反革命”的文学,或在“后革命”年代代表“政治性的文学”、“社会关怀性的文学”对立于“非政治性的文学”、“纯文学”。无论哪种用法都是赋予“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一个整体性想像,而去除其复杂的历史面貌。在此层面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本身的历史规定性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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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历史研究而言,“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艺”等概念应有各自的历史规定性。我倾向于将20世纪20年代以鼓动革命为目的的文学言论称为“革命文学”,将三四十年代以对抗资产阶级政权、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或其他革命理念为特征的文学实践称为“左翼文学”,尤以“左联”为其代表。至于40年代兴起的“延安文艺”以及建国后推行的“社会主义文艺”则更有异于前两者。这样的区分主要依据的是各种文艺形态在文学观念、政治指向和文化生存形态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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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f$ Y1 m9 W" Y  “革命文学”时期对于文学的理解基本延续了五四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作为情感表达的作用,革命观念的引入没有根本触动原有的文学观,而是在两者间建立起嫁接式的关系。同时,这一时期“革命”的内涵呈现混杂状态,各种“革命”状态融合在一起:从书斋式的革命想像到小范围的社会改造,从民族论的革命言论到阶级论的革命理想,从政治革命的实践到社会革命的尝试。相应的,“革命文学”的言论也是多样而混杂的:以“文学”为“革命”的“革命文学”,反对文学的“革命文学”,诉诸模糊政治立场的“革命文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言论基本以个人面目出现,即便是革命党人的文学言论也不具备指导性。这背后的问题在于,“革命”自身没有对文学提出明确的要求,因为,这一阶段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国民革命”本身就是各种理念和政治力量调和与妥协的产物,“革命”尚未找到或澄清自己的主体。) g1 |9 @# _, D4 F;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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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的根本转折首先在于“国民革命”的破裂,一个内涵相对清晰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混杂的“国民革命”中挣脱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形态并很快占据了“革命”的主导位置。虽然国民政府亦自称为“革命”政府,但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革命”就是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或其他形式的反政府运动。同时,“无产阶级文学”的观念亦在此时逐步澄清,它不再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而是要将文学的使命从“观照”、“表现”扭转为一种意识斗争意义上的“实践”。艺术家的目的也不再是成为“革命”的艺术家,而是要意识到在现有社会制度下作为艺术家的虚假,转而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投入推翻现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但革命观念的澄清、文学观念的颠覆只是构成“左翼文学”成立的一方面条件,更重要的还有它的生存形态给它带来的规定性。这牵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30年代遭遇的悖论,一方面是观念和行动的激进化,但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的日益巩固。相对于20年代的“大革命”,30年代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性在削弱。在承认现有资本主义政权会长期存在的前提下,革命的领域将不能仅仅限于政治、军事行动,一切可能对现有制度构成批判的因素都要调动起来,这就包括要利用和推动文化领域内的批判力量,造成新的“革命文化”。因此,便会出现共产党策划组织“左联”、“社联”的举动,以此平息内部纷争,吸纳各种反政府的文化力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的反抗。所以,“左翼文学”的规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特定的文化生存形态——既对抗于一个现有政权,但又是在这个政权的控制下生存。它虽然接受革命政党的领导,但其文化生产方式则是资本主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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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而言,“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同“左翼文学”的区分就很明显。它们都是在共产党直接主导下建立的政治文化实践。如果说,“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是诉诸自己理解和主动创造的方式与革命形成配合关系的话,那么,“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则是由革命政权具体指导和控制的文艺形态。它们在存在形态以及政治连接方式上直接构成对“左翼文学”的反拨。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分辨、改造和清算“左翼文学”的遗产成为贯穿延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 T0 l0 M3 R: R

& x  M$ Y+ k* G( P8 C) d7 B  之所以要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艺”等文艺形态的历史规定性做一粗疏概括,其目的在于强调从历史的内在脉络和复杂性上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可能性。长期以来对于文学与政治的理解——无论坚持文学服务政治抑或强调文学脱离政治——往往倾向于把文学与革命看成两个“实体”,或者一个从属一个,或者互相排斥。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历史中“文学”与“革命”各自的存在形态和相互关系,就会发现那种截然的迎合或拒斥关系是不存在的。无论“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或“社会主义文艺”都不同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在想像、理解、参与甚至塑造革命。而“革命”本身也并非(如革命史中所叙述的)是一个边界清晰、内涵明确、线索单纯的历史过程。单就左翼革命而言,它本来就由各种实践方式和思想资源汇聚而成,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但这种革命内部的多样性,在以往的研究视野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有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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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7 ?3 @, H2 ~( j& b) ?( J1 a; c  况且,革命作为整体性实践的有效性不仅限于政治层面,它同时要触动和回应社会、文化、道德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乃至个体的精神、情感需求。革命的成熟、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回应这些问题的有效性。因此,革命不是单靠政治行动能够完成和巩固的,各种与之相呼应的社会、文化、道德运动构成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许多政治革命意识不到或难以处理的问题常在文化、思想等领域凸现出来并首先得到处理,随后转化为革命汲取的资源。就此而言,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工作之于革命绝非单纯的配合关系,它们一直内在于中国革命的脉络。换句话说,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不能仅从政治行为中求得,“文化革命”在期间所具有的位置与作用需要在政治层面上加以全面考察。事实上,在以往政治人物的言论中已包含许多线索,像瞿秋白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五四”、毛泽东提到的“文化革命的深入”、“鲁迅的方向”等诸多命题都是将文化定位与政治判断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指示一种可被普遍理解的革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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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革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现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传统同样内在于中国革命,它们处理、回应的问题是革命必须面对的。但是,“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底处理了哪些中国革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革命的展开中到底起到何种作用,我以为需要重新加以梳理和估量。虽然,革命和革命文学都曾得到过不可质疑的高度评价,但多建立在对两者过于笼统和修饰性的概括上。因此,这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同时进行:一方面把握革命展开的动因和真实脉络,它面对的问题,它的回应方式,它看待文艺的逻辑和要求;另一方面则要考察文人、文艺家、文学青年所理解的革命是什么,他们借助何种资源找到自己联系革命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工作何以具有政治性,其效用在哪些层面发酵,它能为政治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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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针对历史现象,同时也针对今天的现实。如果不回到或至少借助历史的认识,而仅使用或参照笼统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对现实发言,那么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实体”式理解和本质想像仍会不断延续下去。在这样的言论空间中,既不能产生对现实的真实把握,也不能激发出新的政治性文学和以政治文化为基础的政治想像。而这几方面都是目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或缺而急需的。因此,将一种“史”的概念上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从一般的批评概念中剥离出来,恢复其历史规定性,不单是“史”的工作的必须,也有益于催生一种对批判的批判,乃至为摸索新的文化政治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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