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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二附中姜沛培回忆班主任和任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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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9 02:44: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深入裙中 于 2021-3-22 20:0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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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沛培回忆录302(初中的班主任和课任老师)8 L/ l: z& k8 m) K3 V

8 z1 X, k% M* K9 {6 b0 m# \姜沛培回忆录302(初中的班主任和课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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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二附中从1953年建立,到她的50年生日,桃李满天下。根据统计,从这座学校走出3万5千多学子,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生力军,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为祖国美好的明天添砖加瓦。0 i8 Z, F& V' u# 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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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当中也不乏优秀分子,57届的吴邦国官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名义上就是国家元首。17届中央纪委副书记杜学芳是65届文科试验班的娇娇者。1969年下乡插队在白城地区的镇赉县。后来曾在大安县任过副县长,一任父母官。在大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纪念下乡40周年的时候,杜学芳代表在镇赉插队的北京知青,送来一个大蛋糕,我们150多人都品尝到了老插的情谊。( M4 Z% V# V2 Z3 K. ^

/ U9 u. G0 E/ o# P我是1962年入学的初中生,分在初一5班。在校庆50周年的纪念画册上,我看见两位出名的校友、我们班的同学,一位是首师大的李因,一位是校歌《三色帆》的曲作者李一丁。2 K+ v0 S' |8 c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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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9月庆祝建校60周年的聚会上,我看见了不少同班同学,也看见了我的姐姐姜兴鹤和妹妹姜卫平,她们也是我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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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k% E% j: v# l% `# _8 s后来李因给了我一份同学录,有些人不记得了。可是我记得我的老师,她们的名字当时记得,因为第一堂课时,教师都用粉笔把自己的名字大写在黑板上,并领读。+ U; ]. Y  ~* f1 q' ]' L- V7 B0 |+ x, X

( ~1 }) x* ^) _政治教员叫吴梅扎,大家一读都笑了。吴先生讲,她小时候就是捡煤核的穷孩子,没有名字,人家就叫她“煤渣”。解放后上学,老师给起的名字,意思是“永远记得在旧社会捡煤渣的小孩子,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能上学。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跟着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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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 o+ O4 l: C5 z2 Y2 f( k7 ^班主任叫李裕德,小个子,有冲劲。我和王玉平淘气,在课桌盖上正面写“裕德”,反面写“缺德”。上课时经常把桌盖翻起,立起来,让后面的同学看,惹大家笑。李裕德莫名其妙,不知那句讲错了。后来被人检举,挨了“尅”,做了检查,也给我两调换了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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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 c1 m5 C6 @5 f8 V  L新位子的前面坐着黄新亚,除了主课外,其余的课都回头讲话,不好好听课,惹得我烦。我管他叫蛤蟆,呱呱叫的意思。俄语教师白胜喜是个“右派”,同学歧视他。他也不正经讲课,每节课就讲20分钟,其余时间自习,也可以提问题。同学尽提古怪的问题,都不是课本上的,他总是乐呵呵的解答。有一次我提问:“蛤蟆俄语怎么讲?”他说“列古士嘎”。我叫他写在黑板上,我大声读,还在前面加上“黄”的发音,同学一起读,都知道是说黄新亚。黄新亚立即反击:“老鼠是怎么讲?”老师说:“没士卡!”大家就跟着喊。我俩就有了俄语外号。初中学外语,就不能死记硬背,就得多说多练,还得有点兴趣。有一次同学提问:“向右看齐怎么说?”“哪,普拉瓦!”又有人问:“向左看齐呢?”“哪,列瓦!”1991年我出访苏联,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旅馆住,到“莫办”去看望同事。回旅馆的路上有个十字路口,司机停车问向那个方向转。我们都记得向左。有个同事讲英语:“咧福特!”司机没听懂。我讲:“哪,列瓦!”,司机一拐弯,正好停在旅馆门前。30年的一句顽皮的话,就是我在苏联唯一说对了的话。想起来,白老师不白给,要不怎么给戴右派帽子呢!看得远啊!我是俄语“课代表”,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单词,达到能阅读一般小册子的水平。后来考上北京十三中,分到高一3班,仍然学俄语。黄新亚也在十三中,分在高一1班。十三中虽然在城里也算好学校,比起师大二附中差远了。高一的俄语课,我在初中都学过了,又白念了一回。十三中教俄语的是吴亚庆,大舌头,啪叭不分,我上俄语课基本不用费劲,就爱逗同学玩。吴先生故意提问我,我对付她有余。我前排坐的叫李春增,上俄语课肯定看小说。吴先生抽冷不丁把他叫起来:“背第三课!”也不给起头。我在后面提醒:“贼莫一!”(冬天),李就结结巴巴吧地说“贼、贼、贼莫一。”下一句我就不提醒了!后来同学把李春增的名字淡忘了,见面就叫他老贼。1973年我上吉林电力学院,改学英语。英语教师不够,就让原来俄语教师顶。没有教材,就耍单片。老师只会读音标,不会读句子,就叫我们“默读”“阅读”。三年下来,我们就学了三年哑巴“英语”,也没有讲过一句英语。有一次我在外国住旅馆,把门钥匙(卡)落在房间,吃完早饭回房间打不开门,找到服务员说:“my  key card  in room!”她马上明白,到前台又给我做了一个新房卡。看来语言也是互通的,不用太标准,又不是考试。我的两门外语加起来,谁也听不懂,但好用。4 ~$ E5 z; R+ C: N+ I* [' l
    生物课的课任老师是位印尼女华侨,那时华侨有双重国籍,好像得“高看一眼”似得。她上课的时候打扮的时尚,穿连衣裙,带大金项链,穿塑料拖鞋,梳披肩卷发,挺洋气的。说话喵喵的,低声细语。我们都喜欢她。我们的生物课不在教室上,在实验室上。四个人围在一张大方型试验台边上。每个实验台中间放着一台1000倍的高倍显微镜,是共用的。每个人有一台500倍的小显微镜。学细胞学时,,看洋葱头的表皮细胞,用高倍的看,非常清楚。解刨青蛙试验,是四个人配合做,有分工的。我爱生物课,可以做许多实验,不枯燥,而且不留作业。可惜我没有记住哪位可爱的女士的姓名,只记得她吃的挺肥的,红光满面,令我们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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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X2 `' X. v' D: Y; b( E; Z. E教化学的老师的名字也忘记了,但是我爱上他的课。尤其是实验课。如果当天有实验课,下午自习时间也可以到实验室去重复做实验。老师和辅导老师会为你准备仪器和药品,并指导你一起做。做多少遍都行,直到你理解为止。老师还用顺口溜教背元素名称,什么碳C磷P汞HG等等,都还给老师了。最简单的化学反应就是氧化—还原反应。我总想找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放在一起试试。文革初期,在发小张伟家,我用鎂箔和氧化铜粉放在长把铜匙里,放在酒精灯上烧。突然眼前一道闪电,差点把眼镜晃瞎了。等能看见东西时,发现铜匙已经融化成铜水,滴在桌子台面上了。, m& `4 V$ x* D+ P4 I* j% L5 v

8 {' p  B: D% o" y7 n, T- {" V* Z教物理的老师叫袁伦德,戴个黑边眼镜,长个娃娃脸,好像永远不会生气和发脾气的样子。他讲的课没有什么特点,就是很容易懂,由浅入深,一环套一环,一通百通。物理实验室也是开放的,不懂的,可以重复做实验,直到理解。所以我的物理概念好像不是学的,而是在实验中理解的,不是死记硬背的,而是像融化在血液里一样,自然,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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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Y, W) Q0 O. S6 F" Q7 Y代数老师我记不得姓名了,学的的东西也还给老师了。就记得解方程很有意思,像“鸡兔同笼”那么复杂的数学题呢,用代数一代,立马解决了。早知代数这么好用,何必学“奥数”呢!9 \. `  e. P" i1 O' g1 s/ _%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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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几何的老师叫鹿笃根,好像姐俩都在学校教课。鹿老师两眼凸出,好像得了甲亢,很凶的样子,我没有看见她笑过。她把长辫子梳成个老太太的髽鬏,盘在头顶,姑娘不姑娘,媳妇不媳妇的样子。有人说她是修女,我们也不敢问啊!有一次做课堂作业,也没说算成绩,我很快就做完了。我要交作业,鹿不让,叫我仔细检查。我就和一个也做完作业的同学“对卷子”。结果叫鹿看见了。她叫我和哪位同学把卷子交给她,她当众把我的卷子撕成两半,宣布这次测验算成绩,登“记分册”。结果我的这次测验成绩就是零分。我回家把成绩册给父亲看,并说清楚得零分的事由。父亲躺在床上,靠在被垛上笑了,说,去抽屉里拿大图章,自己盖印吧。我问拿那枚图章,父亲说,拿最大的。那是他当法院院长时的公章,边长有八分。从此我更喜欢几何学了,都是满分。鹿再也没发过脾气,依旧认真讲课,批改作业,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  }, p; m1 j5 U3 \% G! F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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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历史的老师是个微胖的中年教师,戴个大眼睛,穿条拖到脚面的大黑裙子,大大咧咧的样子。每次上课,都拿一堆图表,用图钉按在黑板框上,叫我们背“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年代和皇帝的年号,还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不知道谁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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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地理的老师也没有印象了,记得上课就拿各种地图,用教鞭指点着。我喜欢看地图,小学二年级就能背出世界各国国名和首都的名字。地理课也讲天文、气象、矿产等,都是我喜欢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地理课难懂,就觉得讲的是身边事,很亲切、结合实际。我还为此到书店买“云层图”,每天对照看天象、云像。后来我还真会看天象了。还预报出像“汶川512大地震”和印尼8.9级大地震、发生大海啸这样的大地震。2012年8月28日我在新疆阜康看见地震云,和同事们打赌说,三天内有地震,结果在8月31日发生了4级地震,就发生在乌鲁木齐,距离阜康十公里。我认为云像就是地像,就是地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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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y- Y* O( a1 W- @& k/ A1 h) Y体育老师阎隆德是国家级乒乓球裁判,也是运动健将。他教我们做三级跳动作,还说他的最好成绩是15米5,和世界冠军差不远。我们学校是很少几个开展棒球运动的学校,阎先生教我们投球、跑垒、防守、封杀等基本动作。我们管打棒球叫打垒球。刚入学时我个子小,身高1米49,体重只有66斤,像个干巴鸡。在操场上看见同班同学能跑七八圈(200米一圈),惊讶不已。后来我也下操场跑步,也能跑十来圈了。我的跳远成绩不理想,只有3米多,不到四米远。跳高可以到1米1左右。短跑好像更差,百米在15秒多,还不及女生快。那时我就嫉妒女生发育早,个子大,腿长。周耀基的小腿特别细,踮脚站起来时,有一块疙瘩肉,短跑可以冲击10秒圈。我那时最高的理想就是能倒立,用双手走路,终于没有实现,原因是“营养不良”。1962年是最困难的一年,除了定量的粮食外,几乎没有什么肉类和副食。国家也知道,号召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每天只上四节课,课外作业必须在校内完成,不准带回家。下午没有课,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到体育室借运动器材。学校很大方,凭自己的学生证可以借一件器械,包括垫子、鞍马、篮球、排球等,学校真有钱!初三毕业那年,有半年没有新课,也不作业,尽是玩。后来考高中,我不愿意上,八个志愿都报中专和技校。班主任常学谦审查每位同学的志愿,劝我报一个高中。本年学校新成立“理科实验班”,我不想报。常先生“骗”我,说把高中放到第二志愿里。我就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既然是第二志愿,就别报太高的了,报个二类学校,十三中也是不错的学校。等到录取通知书下来,我被十三中录取了。我了解了第一志愿的中专的录取分数没有十三中的高,觉得纳闷,就去找常先生“理论”。常先生笑眯眯地说,高中录取的顺序是先高中,后中专,再技校。你只要报了高中,高中就“优先”录取,考不上的,再放到中专录取。嗨,早知如此,就一个高中也不报了!那一年语文作文的题目是“春雨”。结果迎来的不是春雨,是“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从此中断了正常的教育秩序,长达十年之久,称为“十年动乱”,不为过。' v) O3 z- ~' L& e* t5 t, Y" r" ^

& Z% D! S$ f$ I5 v0 k0 J音乐老师姓袁,当过兵,爱穿草绿色的军裤,显得特别精神。她教音乐课,自己弹钢琴,弹一句,唱一句,我们跟唱一句。每堂课教一首歌曲。她还教唱“简谱”,学新歌时先唱简谱,等把节律掌握了,再唱歌词。所以,我只要看见有简谱标注的歌曲,哼哼几句简谱,就能唱出来,这位姓袁的女教师功不可没。初二以后好像就不开音乐课了,写大字的课好像也不开了。写大字要临摹字帖,老师根据每位同学的写字特点,指导我们去荣宝斋买字帖。我临摹颜真卿的正楷,笔锋刚劲,但是没有学好。后来我父亲叫我临摹柳宗元(公权)、赵孟芾(睿┑模凳潜冉纤婧停裁恍春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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