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二附中姜沛培回忆班主任和任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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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沛培回忆录302（初中的班主任和课任老师）

姜沛培回忆录302（初中的班主任和课任老师）

师大二附中从1953年建立，到她的50年生日，桃李满天下。根据统计，从这座学校走出3万5千多学子，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生力军，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为祖国美好的明天添砖加瓦。

这些人当中也不乏优秀分子，57届的吴邦国官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名义上就是国家元首。17届中央纪委副书记杜学芳是65届文科试验班的娇娇者。1969年下乡插队在白城地区的镇赉县。后来曾在大安县任过副县长，一任父母官。在大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纪念下乡40周年的时候，杜学芳代表在镇赉插队的北京知青，送来一个大蛋糕，我们150多人都品尝到了老插的情谊。

我是1962年入学的初中生，分在初一5班。在校庆50周年的纪念画册上，我看见两位出名的校友、我们班的同学，一位是首师大的李因，一位是校歌《三色帆》的曲作者李一丁。

在2013年9月庆祝建校60周年的聚会上，我看见了不少同班同学，也看见了我的姐姐姜兴鹤和妹妹姜卫平，她们也是我的校友。

后来李因给了我一份同学录，有些人不记得了。可是我记得我的老师，她们的名字当时记得，因为第一堂课时，教师都用粉笔把自己的名字大写在黑板上，并领读。

政治教员叫吴梅扎，大家一读都笑了。吴先生讲，她小时候就是捡煤核的穷孩子，没有名字，人家就叫她“煤渣”。解放后上学，老师给起的名字，意思是“永远记得在旧社会捡煤渣的小孩子，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能上学。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跟着共党！”

班主任叫李裕德，小个子，有冲劲。我和王玉平淘气，在课桌盖上正面写“裕德”，反面写“缺德”。上课时经常把桌盖翻起，立起来，让后面的同学看，惹大家笑。李裕德莫名其妙，不知那句讲错了。后来被人检举，挨了“尅”，做了检查，也给我两调换了座位。

新位子的前面坐着黄新亚，除了主课外，其余的课都回头讲话，不好好听课，惹得我烦。我管他叫蛤蟆，呱呱叫的意思。俄语教师白胜喜是个“右派”，同学歧视他。他也不正经讲课，每节课就讲20分钟，其余时间自习，也可以提问题。同学尽提古怪的问题，都不是课本上的，他总是乐呵呵的解答。有一次我提问：“蛤蟆俄语怎么讲？”他说“列古士嘎”。我叫他写在黑板上，我大声读，还在前面加上“黄”的发音，同学一起读，都知道是说黄新亚。黄新亚立即反击：“老鼠是怎么讲？”老师说：“没士卡！”大家就跟着喊。我俩就有了俄语外号。初中学外语，就不能死记硬背，就得多说多练，还得有点兴趣。有一次同学提问：“向右看齐怎么说？”“哪，普拉瓦！”又有人问：“向左看齐呢？”“哪，列瓦！”1991年我出访苏联，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旅馆住，到“莫办”去看望同事。回旅馆的路上有个十字路口，司机停车问向那个方向转。我们都记得向左。有个同事讲英语：“咧福特！”司机没听懂。我讲：“哪，列瓦！”，司机一拐弯，正好停在旅馆门前。30年的一句顽皮的话，就是我在苏联唯一说对了的话。想起来，白老师不白给，要不怎么给戴右派帽子呢！看得远啊！我是俄语“课代表”，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单词，达到能阅读一般小册子的水平。后来考上北京十三中，分到高一3班，仍然学俄语。黄新亚也在十三中，分在高一1班。十三中虽然在城里也算好学校，比起师大二附中差远了。高一的俄语课，我在初中都学过了，又白念了一回。十三中教俄语的是吴亚庆，大舌头，啪叭不分，我上俄语课基本不用费劲，就爱逗同学玩。吴先生故意提问我，我对付她有余。我前排坐的叫李春增，上俄语课肯定看小说。吴先生抽冷不丁把他叫起来：“背第三课！”也不给起头。我在后面提醒：“贼莫一！”（冬天），李就结结巴巴吧地说“贼、贼、贼莫一。”下一句我就不提醒了！后来同学把李春增的名字淡忘了，见面就叫他老贼。1973年我上吉林电力学院，改学英语。英语教师不够，就让原来俄语教师顶。没有教材，就耍单片。老师只会读音标，不会读句子，就叫我们“默读”“阅读”。三年下来，我们就学了三年哑巴“英语”，也没有讲过一句英语。有一次我在外国住旅馆，把门钥匙（卡）落在房间，吃完早饭回房间打不开门，找到服务员说：“my  key card  in room!”她马上明白，到前台又给我做了一个新房卡。看来语言也是互通的，不用太标准，又不是考试。我的两门外语加起来，谁也听不懂，但好用。
    生物课的课任老师是位印尼女华侨，那时华侨有双重国籍，好像得“高看一眼”似得。她上课的时候打扮的时尚，穿连衣裙，带大金项链，穿塑料拖鞋，梳披肩卷发，挺洋气的。说话喵喵的，低声细语。我们都喜欢她。我们的生物课不在教室上，在实验室上。四个人围在一张大方型试验台边上。每个实验台中间放着一台1000倍的高倍显微镜，是共用的。每个人有一台500倍的小显微镜。学细胞学时，，看洋葱头的表皮细胞，用高倍的看，非常清楚。解刨青蛙试验，是四个人配合做，有分工的。我爱生物课，可以做许多实验，不枯燥，而且不留作业。可惜我没有记住哪位可爱的女士的姓名，只记得她吃的挺肥的，红光满面，令我们羡慕。

教化学的老师的名字也忘记了，但是我爱上他的课。尤其是实验课。如果当天有实验课，下午自习时间也可以到实验室去重复做实验。老师和辅导老师会为你准备仪器和药品，并指导你一起做。做多少遍都行，直到你理解为止。老师还用顺口溜教背元素名称，什么碳C磷P汞HG等等，都还给老师了。最简单的化学反应就是氧化—还原反应。我总想找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放在一起试试。文革初期，在发小张伟家，我用鎂箔和氧化铜粉放在长把铜匙里，放在酒精灯上烧。突然眼前一道闪电，差点把眼镜晃瞎了。等能看见东西时，发现铜匙已经融化成铜水，滴在桌子台面上了。

教物理的老师叫袁伦德，戴个黑边眼镜，长个娃娃脸，好像永远不会生气和发脾气的样子。他讲的课没有什么特点，就是很容易懂，由浅入深，一环套一环，一通百通。物理实验室也是开放的，不懂的，可以重复做实验，直到理解。所以我的物理概念好像不是学的，而是在实验中理解的，不是死记硬背的，而是像融化在血液里一样，自然，流畅。

代数老师我记不得姓名了，学的的东西也还给老师了。就记得解方程很有意思，像“鸡兔同笼”那么复杂的数学题呢，用代数一代，立马解决了。早知代数这么好用，何必学“奥数”呢！

教几何的老师叫鹿笃根，好像姐俩都在学校教课。鹿老师两眼凸出，好像得了甲亢，很凶的样子，我没有看见她笑过。她把长辫子梳成个老太太的髽鬏，盘在头顶，姑娘不姑娘，媳妇不媳妇的样子。有人说她是修女，我们也不敢问啊！有一次做课堂作业，也没说算成绩，我很快就做完了。我要交作业，鹿不让，叫我仔细检查。我就和一个也做完作业的同学“对卷子”。结果叫鹿看见了。她叫我和哪位同学把卷子交给她，她当众把我的卷子撕成两半，宣布这次测验算成绩，登“记分册”。结果我的这次测验成绩就是零分。我回家把成绩册给父亲看，并说清楚得零分的事由。父亲躺在床上，靠在被垛上笑了，说，去抽屉里拿大图章，自己盖印吧。我问拿那枚图章，父亲说，拿最大的。那是他当法院院长时的公章，边长有八分。从此我更喜欢几何学了，都是满分。鹿再也没发过脾气，依旧认真讲课，批改作业，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

教历史的老师是个微胖的中年教师，戴个大眼睛，穿条拖到脚面的大黑裙子，大大咧咧的样子。每次上课，都拿一堆图表，用图钉按在黑板框上，叫我们背“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年代和皇帝的年号，还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不知道谁教她的。

教地理的老师也没有印象了，记得上课就拿各种地图，用教鞭指点着。我喜欢看地图，小学二年级就能背出世界各国国名和首都的名字。地理课也讲天文、气象、矿产等，都是我喜欢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地理课难懂，就觉得讲的是身边事，很亲切、结合实际。我还为此到书店买“云层图”，每天对照看天象、云像。后来我还真会看天象了。还预报出像“汶川512大地震”和印尼8.9级大地震、发生大海啸这样的大地震。2012年8月28日我在新疆阜康看见地震云，和同事们打赌说，三天内有地震，结果在8月31日发生了4级地震，就发生在乌鲁木齐，距离阜康十公里。我认为云像就是地像，就是地像的反映。


体育老师阎隆德是国家级乒乓球裁判，也是运动健将。他教我们做三级跳动作，还说他的最好成绩是15米5，和世界冠军差不远。我们学校是很少几个开展棒球运动的学校，阎先生教我们投球、跑垒、防守、封杀等基本动作。我们管打棒球叫打垒球。刚入学时我个子小，身高1米49，体重只有66斤，像个干巴鸡。在操场上看见同班同学能跑七八圈（200米一圈），惊讶不已。后来我也下操场跑步，也能跑十来圈了。我的跳远成绩不理想，只有3米多，不到四米远。跳高可以到1米1左右。短跑好像更差，百米在15秒多，还不及女生快。那时我就嫉妒女生发育早，个子大，腿长。周耀基的小腿特别细，踮脚站起来时，有一块疙瘩肉，短跑可以冲击10秒圈。我那时最高的理想就是能倒立，用双手走路，终于没有实现，原因是“营养不良”。1962年是最困难的一年，除了定量的粮食外，几乎没有什么肉类和副食。国家也知道，号召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每天只上四节课，课外作业必须在校内完成，不准带回家。下午没有课，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到体育室借运动器材。学校很大方，凭自己的学生证可以借一件器械，包括垫子、鞍马、篮球、排球等，学校真有钱！初三毕业那年，有半年没有新课，也不作业，尽是玩。后来考高中，我不愿意上，八个志愿都报中专和技校。班主任常学谦审查每位同学的志愿，劝我报一个高中。本年学校新成立“理科实验班”，我不想报。常先生“骗”我，说把高中放到第二志愿里。我就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既然是第二志愿，就别报太高的了，报个二类学校，十三中也是不错的学校。等到录取通知书下来，我被十三中录取了。我了解了第一志愿的中专的录取分数没有十三中的高，觉得纳闷，就去找常先生“理论”。常先生笑眯眯地说，高中录取的顺序是先高中，后中专，再技校。你只要报了高中，高中就“优先”录取，考不上的，再放到中专录取。嗨，早知如此，就一个高中也不报了！那一年语文作文的题目是“春雨”。结果迎来的不是春雨，是“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从此中断了正常的教育秩序，长达十年之久，称为“十年动乱”，不为过。

音乐老师姓袁，当过兵，爱穿草绿色的军裤，显得特别精神。她教音乐课，自己弹钢琴，弹一句，唱一句，我们跟唱一句。每堂课教一首歌曲。她还教唱“简谱”，学新歌时先唱简谱，等把节律掌握了，再唱歌词。所以，我只要看见有简谱标注的歌曲，哼哼几句简谱，就能唱出来，这位姓袁的女教师功不可没。初二以后好像就不开音乐课了，写大字的课好像也不开了。写大字要临摹字帖，老师根据每位同学的写字特点，指导我们去荣宝斋买字帖。我临摹颜真卿的正楷，笔锋刚劲，但是没有学好。后来我父亲叫我临摹柳宗元（公权）、赵孟芾（睿┑模?凳潜冉纤婧停?裁恍春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