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中两次“革命大串联”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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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中的前身是由“秀容书院”于1902年改建的“新兴学堂”，是辛亥革命第二年，把“学堂”改为“学校”后，奉文把该学校改称“忻县中学”，至今已具有“百年忻中”的美誉。2018年我于忻中高二年级毕业离校50周年，作为当时忻中67届高37班毕业的亲历者，对于那时发生的两次“革命大串联”记忆犹新。

1966年的忻中，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从6月1日起，两报一刊就连续发表重头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章发表，学校都买好多报纸分发各班组织学习。紧接着批判三家村、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接着“大文豪”郭沫若通过中央电台公开检查等，一切都在为文革的全面开展制造舆论。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1966年高考推迟半年。大家没有为此鼓掌，不少同学还在暗自复习备考。对于66届的高三学生来说，高考在即，既不想分心，又担心政治表现落后影响高考，因而备受煎熬。

6月17日清晨，忻中没有了往日的平静，急匆匆的脚步声惊醒了高三（4）班的学生。原来是学校水塔砖壁上贴出了批判校长王法成的大字报，揭开了忻中文革的帷幕。起初校长王法成还算镇静，当初中同学拥到王校长家门前当面批判他时，王校长还说“贴个大字报算啥，和和风毛毛雨”。随着一拨又一拨学生的输番纠缠，这位1938年的老共产党员、曾经的保德县县长、地区教育局局长的老革命终于崩溃了，开抬说疯话，用英语骂人，这一来大家又说他装疯卖傻。从6月18日起，王校长被校批、班批，把老人家整得疲备不堪。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老师斗老师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6月下旬，地委派工作组来到忻中。工作组到校后的第一件事是成立文革委员会，文革委主任又将全校十几个文革积极分子组织成了校文革委员。随着学校批斗的升级，图书管理员王耀章自杀，学生会干部王富元写了绝命书。

6月前后北京来忻的红卫兵在忻县开始破四旧，他们砸文庙、拆门楼字匾、甚至冒险爬上北城门楼砸掉琉璃兽脊，肆无忌惮地毁掉很多忻州古建筑。7月上旬，忻中的学生也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深入“五类分子”家中抄家。听说一位校文革成员带领几个初中小同学进城抄家，抄出一铁皮小箱金条银元，谁都不知这些东西以后去了哪里。

8月中下旬，随着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忻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成立，全校400多人戴上红卫兵袖章。9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再次接见红卫兵.忻中各班选拔2～3名红卫兵，全校100人上下赴京参加受阅。他们带着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合了影，留下永久的纪念。

忻州8•25事件发生后，在太原的省委干部，召集忻中赴省请愿的红卫兵学生领袖做工作，要求他们劝学生返忻。学生们不答应，强烈要求改组红卫兵总部。省委领导赵雨亭在湖滨会堂接见忻县赴省请愿团之后，红卫兵总部就在会堂召开临时会议，免去当时忻中红卫兵负责人的职务。

10月，忻中师生下乡帮农民秋收，我们37班的同学分组住在后播明村，在村民家吃派饭，参加秋收劳动，整个学校安静了一段时间。

11月中旬，全国学生大串联开始。忻中1400多师生，除去极少数师生外，大部分都串联去了。串联组一般以十几个人为小组，

而且高初中同学搭配，学校补助每人九元。我当年18岁读高二年级，理应带领初中6位同学，自带被褥行李，手持教导处开具的大串联介绍信，去总务处领取补助费，领着十几岁的初中同学走出学校大门，卷入无目的、无目标的革命大串联活动中。“咱们到哪去？”“南下广州去！了解祖国的南方城市怎样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发现火车的行李架上躺着人、所有的桌椅下躺着人、桌椅中间包括小桌上坐着至少3个人，车厢通道更是人挨人。如果有人想上厕所，真事难于上青天，除非有飞檐走壁的特异功能。火车终于抵达石家庄停车，同学们纷纷下车解决个人问题。可是为了上车，不少同学不情愿地丢弃了自己的行李，被同学们从车窗口拉进车厢里来。经过一天两夜的行程，火车到达汉口，发现有的同学腿都坐肿了，很是痛苦。于是我决定在汉口车站下车，凭着“串联证明”住在了“汉口兵站”休整几天。到达汉口后，不再有粮票和口粮的限制，大木桶装着香喷喷的大米饭、大笼屉摆满白渗渗的大馒头，切成山药蛋块似的莲藕菜随便吃。早饭吃饱喝足后，还要带上两个馒头当中午饭，一身戎装佩戴好毛主席像章，背好挎包带上笔记本上街，抄写武汉的大字报，收集武汉地区的文革传单资料，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天后我们把打包好收集的文革资料寄发回忻中，又挤上开往广州的火车，经过两天一夜行程后到达广州站。当年南方大厦附近的“广州港务管理局”机关接待站，接待了我们。这个机关办公楼有七层，顶层大厅全部铺满了草席或麻袋当地铺，招待着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学生住宿。广州的天气热啊，让我们这些身着秋装的北方人实在难以忍受，想买件汗衫还必须有布票才行。没办法，只好每天汗流浃背。大概由于当年的京广铁路还是单线交通，各地串联的同学源源不断地云集广州，铁路部门想安排北上返程的车次肯定困难重重。早些时间就来到广州的北京西纠红卫兵想回北京，跟接待处闹的最凶，有些时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当轮到我们山西串联同学北上返校时，由于车票问题，还与北京西纠的红卫兵打了起来，才算拿到返程的火车票。

1967年一月，串联学生们陆续回来了，我所带领的同学都安全返校，可是学校没有人，上边又提倡“徒步串联”。午饭后，我们几个同学研究“方向朝南，目标韶山”开始徒步串联！几天后，我们扛着红旗、打好绑腿，像八路军行军打仗一样，沿忻州、太原、寿阳、平定到达昔阳大寨村进行了参观学习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接着从和顺县丰门岭下山到达河南邢台山区，感受邢台大地震带来的严重损失。在和顺山区没有串联接待站，大家认识了田间路旁生长的特像枣树一样的黑枣树，沿途捡食落地的黑枣充饥，渴了就喝路边的河水，不少同学因此闹肚子疼。“轻伤不下火线，好点继续前进，方向朝南，目标韶山”。我们徒步走到河南郑州，到“二七广场”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接受革命教育。当走到河南洛阳参观“白马寺”，了解唐代佛教文化时，收到中央强调串联学生必须就地乘车返校复课，一律停止大串联的通知。我们近两个月的徒步串联结束，乘火车返校回到忻中。回校后，我们才发现，忻中已经成立了几十个学生组织。地委干部子弟成立了“韶山”战斗队，其他同学相继成立了“击水战斗队”、“东方红”、“延安公社”、“红旗兵团”、“红大刀”、“鹰击长空”等组织。有一些初中同学见势不敢来校了，不少同学干脆回了老家。原来忻县地区发生“二•四”夺权了。“红旗兵团”不仅参加了夺权，还与当时“保皇派”红卫兵组织一直在斗。红卫兵怎么办？不管它了，回老家过年去！过年回来，已经三月半了。留在红卫兵组织的200多人，大家都憋着一口气，绝不自暴自弃。正在这时命运之星再次降临。三月下旬“红旗兵团”贴出一张“请辩书”，要和红卫兵公开辩论。经过三天准备，辩论会如期举行。大礼堂坐无虚席，除去忻中各派师生，还有地委、忻师、卫校师生在场。上午九时，双方列队入场，红卫兵坐礼堂南向，红旗兵团坐礼堂北向。两派的辩论由延安公社张之直同学主持进行。

1967年5月，军训团进驻学校，他们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推进大联合（当时红旗兵团和我所在的延安公社已经合并成井冈山），二是引深斗批改。军训团到校后，都在做两派的工作，结果军训团内很快形成两派，一派支持井冈山，一派支持红卫兵。为统一思想，军训团回部队集训。从军训团本意来讲，并不想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还是想千方百计搞联合。到1967年十月左右，两派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实现了复课闹革命，成立了忻中革命委员会，还吸收忻中的15位优秀学生，选抜到地区革委核心小组工作。1968年2月，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增补三位学生代表为区革委委员。1968年4月，忻中初中班复课正式开始。由于我校复课较早，成了华北地区的先进典型，《光明日报》专门采访报道。

1968年夏，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声浪中，轩岗煤矿工人宣队进驻学校，不久高中部分同学去轩岗煤矿工程处等单位学工。我和37班的几位同学在太原重型机器厂铸造车间学工。学工回来个把月，上级发布通知：“全校学生毕业，哪来哪去”。除加入地区革委十几位同学和留校的三位同学以外，其余同学都不无遗憾地悲壮地离开了学校。我本人于1968年8月2日随被遣返原籍的父母，回到自己生疏的老家嘉禾村，开始学习当农民。

本文参考忻州记忆：《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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