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滨我的中学年代（八中）

Gowest · 发表于 2021-3-17 2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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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2016年5月版）

目录

前言

十年一贯制

班主任

任课老师

班集体

政治思想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革命而学习

高三毕业

文化大革命来了

破四旧和抄家

首都红卫兵

辩论对联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逍遥派

前言

我的这篇文字，是我的个人回忆录的一个章节。本打算先发给我们班的同学，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进一步修改，补充。眼下正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50周年的前夕。为了促进更多的人能坐到一起来回顾，反思那段历史，我就决定提前发给大家。

看了之后，大家可能觉得我的这些经历实在不够典型，而且还不厌其繁地扯到文革前的若干年。的确如此，和无数惊天动地的历史回顾相比，我的中学年代和文革经历实在是平淡如水，体会也非常浅显（我尽量回到我当时的思想认识程度来描述，尽量不把现在的认识放进去）。不过，不典型的文革前的个人往事，恐怕却恰恰能揭示那个时代最普遍最经常的社会生态。而文革中最终酿成了几乎倾覆整个社会的滔天洪水，不也正是由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发生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那个年代的每一天的经历，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渐汇集而成的吗？

如果你还有兴趣，就耐着性子，慢慢读下去吧。也许这里也有你的影子，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时代。

2016-05-15 北京

我1961年夏天从北京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毕业，考入了位于西城区按院胡同的北京第八中学，俗称男八中（因为这是一所男生学校，没有女生）。于9月1日正式踏入中学校门，成为了一名中学生。我被分在初一（2）班。

十年一贯制

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所在的班和初一（1）班两个班是十年一贯制实验班。十年一贯制是说儿童从开始上小学到中学毕业，只用 10 年时间。北京已经在 1960 年就开始了十年一贯制的实验了，小学五年和中学五年实验同步进行，北京实验二小负责招收一年级小学生，负责前五年的实验，北京八中（恐怕还有另外一两个学校）从当年毕业的小学生里招收初一年级的学生，负责后五年的实验。我们是第二届实验班，所以我们的前一年级已经有两个实验班，到我入校时他们已经是初二（1）和初二（2）了。我们同届初一（3）到初一（6）四个班是普通班，意味着这四个班要按照现行的中学学制上完初中三年，毕业后还要通过全社会统一考试，考入本校或其他学校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

我们实验班的一大优势是我们初三毕业后无须通过高中入学考试，直接进入下一年级，完成后两年的学习。我们 1961 年入校，我们会在1966年夏季高中毕业。但是这不等于说每个实验班的学生无论成绩如何都能直接从初三升到高一年纪。实际上，初三毕业时，学校要有一个淘汰的过程。我们班初一开学时是53个人，到了高中阶段，我们班最后就只有37个人了。也就是说，在初三结业时，一部分同学是自愿离开实验班，一部分是被淘汰了。

实验班尽管有优势，可是后来比起来，也有劣势：实验班只学俄语，没有英语。我们在中学期间学了整整五年的俄语，致使我后来花了许多时间学习英语，而俄语基本没机会用，白白浪费了我青少年时代五年的学习时间。而当时的普通班，至少有两个班学的是英语。

十年一贯制实验班有专门的一套教材，当然也配备了相当好的师资力量，学校方面也肯定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各方面的资源。遗憾的是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再也没听到十年一贯制实验的下文了。

班主任

我在八中上学的五个年头里，先后有四位老师做过我们的班主任。

一个篮球一封信

初一的班主任是任学明老师，教政治。任老师大高个儿，平时不拘言笑；但是讲起课来，抑扬顿挫，非常受欢迎。他写得一笔漂亮的板书。他来上课，经常是先在黑板上用漂亮的毛笔字体，工工整整地写下这堂课的主题或课题，然后才开始讲课。往往还没开讲，我们全班就已经被他的板书吸引住了。要知道一般说来，政治课是不大吸引人的。可是他讲课，我们都十分爱听，因为他很有感染力。任老师南方口音，为人举止腼腆，不时会带出一点羞涩的笑容。记得小说《红岩》刚刚出版的时候，全国轰动，人人争购，可谓一书难求。自然我们全班同学都抱着能尽快读到的愿望。不想有一次上课，任老师一上来，就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块岩石和一棵青松，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小说《红岩》的封面画，然后他又写了两个大字“红岩”。还没等我们回过味来，他回过头来，眼里流露出一丝微笑，“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红岩》这本小说，”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全班都欢呼起来。那个学期的政治课，就成为了我们整个中学时代最愉快，最轻松的政治课了。

我刚开始上中学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无知的。来自革命军人家庭，我身上肯定有一股混不吝的优越感，但是自己浑然不知。我们八中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和课堂教学区隔着一条胡同。体育场里有一个足球场，好几个篮球场。我们很快就喜欢上打篮球了。篮球不够，我就让家里给买了一个。天天带着篮球去学校。不想不久就话传到我耳朵里，说我自己有个篮球，骄傲的不行，和同学关系紧张。我也不清楚这些矛盾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任老师和我还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觉得非常委屈，我自己买篮球给大家一起玩，竟然还惹来那么多意见！后来，还是吴新潮和我们几个家庭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商量，几个人凑钱，由王建国去利生又买了一个篮球，才缓和了篮球“资源紧缺“的矛盾。

自然，我和同学们的关系似乎有了裂痕。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好像和任老师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天任老师让我给家长带一封信。我也没在意，觉得肯定是批评我的，我不在乎，下学回家后就把这封信给我爸爸看了。爸爸也没说什么，看完，顺手把信又递还给我。没想到，任老师在信里，非但没有批评我，反而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小滨同学“（天呀，什么时候，什么人这样称呼过我呀！）作为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代，身上有着许多优点，等等，等等。只是在结尾的时候，他给我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这些话，是我长大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更没有人这样来描述过我，说起过我。任老师好像看透了我的所思，所想，所困及所惑。字里行间，他的语气是那样真挚，平等，恳切，我觉得就连我爸爸都从来没有这样表扬过我呀！我这才意识到我在任老师的眼里竟然还是一个好孩子！读着读着，多日积攒在我心头的郁闷，委屈，困惑和无助，好像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还没看完信，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已经记不清楚后来发生的事情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许多，那个篮球不再是我的一块心病，倒是成了我联系同学，和同学们搞好关系的纽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似乎开始认真考虑我的“革命家庭”身份对我的社会意义。非常遗憾的是，初一年级结束，任老师就不再做我们的班主任了。

南方口音的女老师，我又退步了

初二时的班主任是温玉苹老师，女老师，教代数。不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对她没有好印象，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她和任老师差得太远了吧。温老师也操着一口南方口音（你别说，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好象各个都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可能是广东话，我也说不清。她讲起课来，普通话讲的吃力，我们听起来更吃力，于是我身上那种不自在的性格就又开始作怪了。她好像还是个归国华侨，说起话来磕磕巴巴，特别是不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班上动不动就开班会，放了学还把大家留下来，听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们讲大道理。我猜想可能是她回内地时间短吧，完全说不出能够打动我们的话，给我们训话那个吃力呀，真是难为她了，累个半死，也说不出个一二三，于是我就打心眼里讨厌她，一来二去，她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特别是她和我个人谈话的时候，批评起我就知道三番五次地说我是“军人子弟”，因此就应该更懂得守纪律，给大家带个好头！就这水平，还要教训我？人家任老师是怎么和我谈话的！总之，有一阵子，我在初一年级时的思想进步几乎荡然无存，退步不少，军干子弟那个混不吝的劲儿可能又有抬头。举个例子。吴新潮一个周末从家里拿出来两把猎枪，我们俩骑自行车跑到玉渊潭公园去打水鸟。我两一大早租了一个小船，划到湖心，就开始四处搜寻目标。枪声吓的水鸟四处乱飞，我们的小船也就跟着在湖心360度打转，追着落到湖边芦苇里的水鸟，举枪就射。我还真打着一只！我们玩得正在兴头上，不想惊动了公园的管理员，他站在湖的对岸，冲着我们大喊大叫。他没有船，只好沿着湖岸向我们跑来。我俩看见大事不妙，赶紧掉头往回划，不想到我们上岸的时候还是被他给截住了。枪也给没收了，刚打的水鸟也归了他。扫兴归扫兴，我们俩根本没当回事，因为空军大院第二天就有人来学校了，学校也就是把我们叫到教导处批评了一顿了事。现在想起来，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由于家庭的优越条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敢干。一个小孩，他特有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影响和雕琢着他的思想，情感，观念和性格。

资深望重老教师

初三的班主任是李秉纯老师，也是教数学的。不过，李老师可是个有全面经验的，资深望重的老教师了，课教的好那是没说的，把我们班管的也是头头是道。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特别是咬字非常清楚（这和温老师可就大不一样了）！立马就得到同学们的好感。他说话幽默，可批评起人来也是非常尖锐，容不得你不听！具体的事情实在很难想起来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幽默也好，严厉也好，现在还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北京中学界翘楚陶祖伟

我高一和高二的班主任是陶祖伟老师，教政治。陶祖伟老师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在高中那两年里，给了我许多教诲和帮助。那时我们只是他的学生，和他只是师生关系，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他，但是从学校的日常接触中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水平很高，很受人尊敬的教师。你每次碰到他，都会觉得，什么地方，他就是与一般的教师不一样。每次碰到，看见他无论是和学校领导，还是和其他教师学生聊天或谈话，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都会感觉到他那种平声静气，很受对方尊敬，信服的氛围。他和我们谈话时也是思路缜密，条理清晰，直入心田，致使他的音容笑貌，到现在还清楚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陶老师，中等个子，清瘦身材；脸庞白白净净，永远是平和自信的神采。他虽说是政治教师，却很少其他一些政治老师那种不好接近的感觉。记得我们进入高一的第一次班会，全体同学很早就坐在教室座位上，一个个都很兴奋，因为要欢迎我们早就盼望的陶老师，作为我们的新班主任第一次正式亮相。我们都知道陶老师是学校里最牛的老师，就要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了，谁不激动呢！而且他可是我们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呀，对我们这些初中生而言，那是一个充满十分神秘感觉的时刻。陶老师还没进教室，我们每个人已经屏住呼吸，急切地向外张望，等他出现。他终于来了，踏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教室。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奇怪的是，他不是走到讲台上，而是径直走到第一排课桌前面，站在两行课桌中间的甬道上，一只手按着左边第一排同学的课桌，另一只手按着右边第一排同学的课桌，没有开口，先是对着我们微笑，我们和他之间那种“高大上”的特级教师和高中新生之间的距离感立刻烟消云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立刻都产生了一种可以信赖，可以交心的感觉。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我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了，走进来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长者，而是一个要把我们带上新的征途的领路人。

和初中的老师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陶老师很少管班里的杂事。除了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在学校里还担任许多其他的工作。例如，他不但给我们上政治课，还给全校高三毕业生讲大课。他也不是天天都来班上，对班上的日常事务似乎也不是件件必问。他有时候还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尽管体力已经不能和我们小伙子们比，但是身体矫健，上篮轻盈，依稀还能看得出当年他也是个运动场上的健将。

陶老师一直跟到我们高中毕业，也就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整个高中两年时间，他有时也参加我们班团支部开的会，和我们几个支委研究班团支部的工作，研究同学的思想状况，可他对班上的事基本上是个撒手掌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陶老师做班主任的那两年，是我们班的鼎盛时期，学习成绩，班集体建设，体育锻炼，各个方面都顺风顺水，蒸蒸日上。

高三，我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可能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填写入党申请书的人。那时侯，填写申请书不是任何人自己想填写就填写的，必须是党组织考察推荐的人。陶老师是学校党支部成员，自然我能填写申请书，必须是他认可和看中的。由此可见陶老师对我的评价和期望。最近，建国在聊天的时候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当时是十分被陶老师器重的。遗憾的是，我在离开八中之后却再也没有去拜访问候过陶老师，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未再见上一面。现在想起来，我内心真是懊悔。

66年五，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陶老师好像一下子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还依稀记得的是陶老师在一次班会上曾经告诫过我们，要慎重对待政治运动，要接受57年反右的经验教训，不要轻易说话。可惜的是，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是根本听不懂他的隐喻的。在文革初期，陶老师在学校里也被批斗过。最近，有同学回忆说我们班里也批斗过陶老师。这我就记不清了，不过如论如何，我都要向陶老师表示深深的道歉。

文革中和陶老师有关的记忆就是我参加了去陶老师家抄家。这是我对我的文革经历最感内疚的一件事。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谁组织的，为什么要抄他的家，抄了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后来是如何处理的。我的印象里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发现。67年，好像陶老师还要求我们班归还他的东西，我们还开班会讨论，我表态立即归还，但是有一些同学就是不同意。

68年初，我离开八中入伍了，之后就再没见过陶老师。后来知道他当了我们北京八中的校长，第一个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了“模范教师”的称号。后来我们老校友返校，在校园里还见到了由田纪云副总理题字“模范校长，一代名师”和署名“北京八中校友敬立”字样的陶老师的半身铜像。陶老师是1992年5月28日因病去世的。那时侯，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已经有3年了，正是拿到绿卡前后，还没有机会回国。我以曾经是陶老师的学生而自豪，我会永远铭记陶老师。

（待续）

http://www.mjlsh.org/book.aspx?cid=2&tid=5205&pid=9681

Gowest · 发表于 2021-3-17 21:45:02

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

任课老师

我们的任课老师实在是太多了，各个都非常棒，可我实在不可能一一记起来。我们第一任俄语老师是一个老教师，同学们回忆他叫韩清涛，好像曾在什么哈尔滨俄专教过课，那可是个俄语流行的城市呀。他的流利的俄语，自然一上来就把我们镇住了。

我记不清谁是我们的第一任语文老师了，好像是王力老师。她非常年轻，长得又漂亮又精干，一头短发，一口标准的北京口音。一开始，我们只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了，要知道在我就读的小学，年轻老师都是上一些小课种，主要课程还是老教师担纲，她能教的好吗？她似乎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能有多大能耐？实际上她讲课非常认真，富有激情，很快我们就没什么怨言了。遗憾的是没多久，她还是离开了八中，走了。

记不清我在八中五年里有过几任语文老师了。不过，记忆最深的是庄之明老师。他好像是我们最后一任语文老师，教到我们高中毕业。他是我们在校期间从外校调来的。记不清是哪年，从外校调来一批老师，不知是从南方什么地方调来的，还是从师范院校分配来的。他爱人是教俄语的，也是我们班的俄语课任老师。说句不好听的话，庄老师的形象实在是不敢恭维。人非常瘦，五官奇特，白净的脸上带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透着一副少见的文人雅士的做派。总是穿着一件料子十分考究的开领中山装。说起话来南方口音很重，刚开始，我们实在是听不清楚。可是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上他的课了。他板书很好很工整，而且能左右开弓！对课文的讲解也富有特性。尤其是，我的作文得到了他的欣赏，在他的作文课上，我的作文几乎篇篇是范文，次次受表扬。说实在的，我的作文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总是范文，一直延续到高中。作文有时不能在一节课上完成，庄老师还让我拿回家去做。记得有一次我们参观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观后感，他让我带回家完成，恐怕是觉得此类作文不好写，希望我能写出一个好一点的范文来。我记得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洋洋洒洒写了十好几页。把开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农业展览会里里外外地介绍个过儿。自然又是范文了，我得意得不行。

我们的第一位代数老师是胡饴卿老师。记不清多少他讲课的情形了，只记得他也是南方口音。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他一次来上课，还没开讲，先莫名其妙地把学生狠批了一通。不记得为的什么事了，显然他非常生气，沿着课桌甬道走前走后，我敢打赌，他的眼睛看到谁，谁心里就发毛。我们又不知道他具体指的是什么事，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像是批评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可又不知道具体指的是谁，什么事。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知道了他的厉害，对他的课也就格外用起心来。我们班许多同学数学都不错，我想和他的严格教学，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无关系吧。

初二的数学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温玉萍老师。初三的数学老师也是那一年的班主任李秉纯老师。高一的数学老师记不起来了。最使我们佩服的是我们高二，也是我们最后一年的数学老师，叫赵树楷。他可是我们学校德高望重的老师之一，满头白发，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总是穿着一件邋邋遢遢，洗得已经掉色的中山装。每次来上课，也不带什么讲义，从硕大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粉笔盒，另一个口袋里拿出我们上次交的作业纸。他上课，很怪，一上来经常利用大段的时间讲评我们的作业，不厌其繁，经常占去大量课时。开始的时候，我都为他着急，就用那么一点时间上新课，够吗？但是时间不久，我们就习惯了，这种讲评作业的优点和真谛也逐渐显露出来，他的作业讲评培养了我们总结，分析，归纳，找规律，找思路的好习惯，对我们的自学能力的培养可谓功高至伟。

化学课只记得是朱善琳老师教的。她也是一上来就不受我们的待见，因为又是一口南方话！可是，她的努力，她的真诚，她对教学的认真很快就改变了我对她的印象。我对化学开始是很不感冒的，但是朱老师如此苦口婆心，板书写得那个辛苦，我也就加劲努力吧，后来我竟然觉得还真有点入门了，特别是对化学方程的匹配，还小有心得，十分得意。

我们的任课老师还很多，可惜记忆不多了，有一些可能是课时比较短，有一些可能是我对那门课实在兴趣不大。总之时间久远，就实在想不起来什么了。但是可以说，我们八中教过我们的老师各个都是非常专业，非常尽职的好老师。

班集体

根据同学的记忆，我们班开始有五十三人。每个人有一个学号，我的学号是14号，衣冬生是13号，常年和我同桌。除了初三结业时一些同学放弃继续在本校学习，白力牛考上空军飞行员，高一开学闫增武从山东转来，这五年里，我们班同学基本没有变化。遗憾的是年代久远，当我提笔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许多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

初一入学，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小学，街道，家庭，大家彼此都不认识。可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特别是一个全都是男生的学校，自然感到格外新鲜，格外好奇，彼此熟悉的过程也很短。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每个人的性格，爱好，特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最容易回忆的自然是体育。我们学校的操场在主校园西侧，和主校园隔着一条胡同，操场的主要部分是一个足球场，一进门是几个篮球场，再西边还有一两个篮球场，后来改建成了一个游泳池。西南角有个体育器材仓库，堆放着一些体育器材。操场四周围墙里面孤零零有几棵树。其中一棵歪脖树是体育老师王肇庆老师教我们爬树的地方。

先谈足球吧。开始我们班在足球场上还是比较厉害的，记不清我们班上场的主要球员都是谁了，好像有王乃仁，王建国，杨岱庆。我在场上踢前卫。我们很快就和初一（4）班较上了劲。他们班有李勇，一个身体强壮的混血儿，自然在足球场上厉害得不行。我们班好像没有十分出类拔萃的，可是在足球场上，我们年级唯有初一（4）班可以和我们一决高低。我那时候还参加过年级代表队，还去七中打了一次比赛。不过，一个班的人才是很难凑成一只像样儿的足球队的。不久我们班在足球场上也就没什么作为了。

当然我们学校还是有一些足球人才的。高年级我记得有田小野，低年级也有一两个踢得不错，也许是他们都得益于在业余体校的训练吧。那个年代，市，区的业余体校的确给各个学校输送了不少体育人才。可惜有一些体育活动，在平日的校园生活中是显露不出来的，例如舢板运动。但是在一些当年十分普及的体育项目上，那些出身体校的学生，的确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例如我们学校的杨伦，乒乓球打得就很棒，听说庄则栋都曾被他战胜过。

初二以后我们班主要的体育兴趣就转到篮球场上去了。原因之一是学校只有一个足球场，一个班很难有机会经常踢球。篮球场可是至少有五六个，而且一个班一般只占半个场子。尽管这样，每个班还是要去占场子，按现在的说法，叫占有稀缺资源吧。记的最清楚的就是上午第四节课后，我们班必须要有一个人不吃午饭先去占场子。渐渐地，我们班的篮球明星就脱颖而出了，潘临昌，第一中锋，王建国，主力前锋，彭卫平，主力后卫，陈海洋，别看他是八字脚，场上也是个人物。赵秉均，个头不高，可是投篮十分厉害，外号“独秀一枝花”，吴新潮也是主力，速度快是他的强项。我打后卫，是个满场飞的人物，而且怎么换人，我都是打全场的人物，可能我场上的组织能力比较强吧，我在中学的外号就叫“教练”，呵呵，我老婆说我真不谦虚。

起先，4班还是我们的最厉害的对手，因为他们有高个子中锋王小民，梅山，强悍的李勇，还有谁，记不清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他几个班逐渐显露峥嵘，好像三班成为了我们最可怕的对手，因为那批从西郊部队大院来的彪型大汉逐渐成长起来。杨树东，吴皖平，刘利民，简直就是篮球场上的魔鬼。最后，他们成为了八中的篮球明星，成为了我们八中和四中，三十五中对阵的主力阵容。我记得那时四中有傅阳，三十五中有魏星。

排球是个对个人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球类，场地也受限制，我们班基本没有形成完整的排球队伍。比我们班高一届的同学里，当时出现过一批相当有水平的人才，记得的有李刚（二传），张文等，还有几个，相当有实力，其中几个，后来都上了北航，据说，北航是北京高校排球最棒的。当时好像三中排球十分厉害，我们学校终于战胜了他们，全校欢腾。于是八中排球在中学界，至少是西城区吧，也辉煌了一阵子。我们班也出了几个排球高手。王建国，杨岱庆，潘临昌，好象都参加过学校排球队。王建国离开学校后还参加过，甚至带过省级代表队，可见其水平已经相当厉害。我好像就从来没有在排球场上风光过。

田径方面，我们班不十分突出，没有出过在全校拔尖的人物。也有一些人才。例如吴新潮，吕培谦，就是短跑好手。吕培谦的手榴弹也非常好。我低年级的时候体操还不错。杜家良老师个子不高，但是体操很棒，于是我们的体操水平也就比较好了。那个年代，许多体育老师都是运动员出身，例如杜家良老师之前可能就是体操运动员，余左吉老师是长跑运动员，还有一个老师是短跑运动员。记得有一次余老师参加北京春节长跑比赛，我们去现场助威，没想到他没跑完就下来了，说是前一天晚上大年三十喝酒喝多了，胃不舒服。我们都为我们的英雄老师感到遗憾。最老的体育老师可能就数王肇庆老师了，满头白发，身材键硕，臂力过人。

当时北京有许多业余体校，这给了我们参加体育项目提供了许多方便。记得我和王建国一起去什刹海体校申请加入击剑队。一圈考试下来，我被录取了。建国因为个子太高，落选了。不过他加入了体校的篮球队。我参加了几次击剑训练就不干了。因为我们的击剑教练是个女教练，刚刚开始的训练非常枯燥，我实在提不起兴趣，训练了没几次就离开了。

除了体育，我们班在其他课外领域也冒出来一些杰出人物。例如穆燕城等几个同学就在航模领域栖身全国航模比赛前列，甚至是顶级高手。他们做过一种室内轻型航模飞机，机翼是由什么化学物质在水面上形成的薄膜贴在纤细的芦苇干上作成的，整个飞机轻的几乎没有重量，可以在教室里冉冉漂浮，大伙儿甚是叫绝。还有同学在无线电方面也有建树。

不过我们也有短项，可能这也是男校的短项吧，我就没有任何印象同学中有歌唱，跳舞，戏剧方面的人才冒过尖。好像八中就没有什么合唱团，乐团，或者剧团之类的组织。唯一的一次是侯宝林的两个儿子连手上台给我们说相声，我才知道侯宝林的儿子也在我们学校。

时间久了，同学彼此也逐渐熟悉起来。每个人来自什么家庭，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何，日常生活环境如何，放学后都干些什么，平时能看些什么电影，读些什么书，有什么课余活动，在家都做些什么事，诸如此类，从每一个人的四季穿着，平时中午带饭带些什么，骑什么牌子的自行车，中午饭上大家都聊些大家看不到，听不到的所见所闻，逐渐就可感受一二。那个时代，尽管整个社会不管经济条件还是生活水平，几乎都拮据的可以，但是经济，社会，家庭，生活环境的差异，慢慢也会折射到学校，班级里来，大家随时都能感觉得到。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骑自行车了，初一，初二期间，家里没给我买自行车，我是把家里警卫员留下来的一辆旧的，外国品牌的车，彻底维护了一下就骑起来。可是再怎么拾倒，轮毂上的辐条也是黑糊糊的，没有骑起来闪闪发光的感觉，使我好不懊恼。记得陈海洋骑的是一辆老三枪（还是凤头？），好像还是辆女车，尽管不是新车，但是牌子硬。新潮骑一辆新车，好像是国产的凤凰。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知道，那时的三枪，或凤头都是英国进口车，都是颇能显示身份的。王建国骑车比较晚，但他的可是一辆崭新的国产凤凰28，相当牛掰了。可能到了高一，我弟弟考上四中，我那辆老破车让给了他，家里才给我买了一辆国产的凤凰26，全包链，总算上了一个档次。

中午带饭，我一般是前一天晚上家里的剩菜加上一碗干饭或者馒头，间或带一两个面包。新潮则永远是鸡蛋炒饭，加点香肠腊肉之类。海洋永远是一个贼大的饭盒，至于里面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楚。力牛好像在学校吃食堂多一些，伙食那么差，他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强壮，初三时期他脖子后面长了一段时间疥疮，从此竟然越发强壮，可能把体内的毒素都排出去了吧。他初三毕业就选上了飞行员，真让大家羡慕不已。要知道全年级就他一个呀！不过唯一能让我找回一点平衡的是这家伙学习实在不敢恭维，一天到晚在我身边说风凉话刺激我，直到我同意帮他完成作业为止，赖皮的可以。大震脖子后面也长疮，也拖了很长时间，可惜他就没有当飞行员的好运，也许是因为他长年贫血？不过他后来坚持长跑锻炼，练出两快漂亮的大胸肌，好像自信也找回来许多。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学校入伙，正值三年大饥荒。那个饭菜真是难吃的无法进口，有时候我们就索性从二楼的窗户上把整盆菜倾倒出去。

这些差异，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也在各个领域里体现出来。学习成绩逐渐拉开距离；思想，性格，情感，心理，等等方面逐渐也出现了差异。同学们平时的行为模式，也自然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有一些表现为很有优越感（例如有些时期的我），有一些表现为特立独行（例如有同学没有近视眼，竟然配个时髦的眼镜），有一些表现为人云亦云，有一些表现为沉默寡言。这一切，自然又不可避免地通过日常的学习和集体生活在同学之间造成和积累起隔膜和成见。现在想起来，这些演化，对年轻人群体而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是存在的，都是一个社会的体制，文化在学校领域的反映。不过，那个年代，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统统都会被人为地融进了思想教育的范畴，成为阶级教育的材料和对象。

我们班最另类的可能就属艾军了。艾军酷爱文学，特别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他那硕大的书包里总是放着一本本的名著，像儒林外史，子夜，等等。他很快就成了同学中不说是唯一，也起码是阅读和熟悉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权威人物。不过，别以为他是个柔弱书生，他可是个竞走高手，小腿肚子发达的无人可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艾军成了班上一个最令老师头疼的学生，他经常敢在课上发表一些和老师相左的观点，有时发展到当面和老师顶嘴的地步，发起火来竟然敢踢桌子，摔凳子，脾气之倔，在同学里实在是没有人能出其左右。我好像现在还能看见他和老师对峙的时候，气得面色苍白的样子。现在艾军住在南京江宁区，近年几次见到他，已经是位温厚，热情，又充满智慧的样子了。不过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问过他，那个年代，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那么特别的个性。

学习成绩，自然是班集体永恒的主题。我已经记不清在哪个年级，哪个学科，哪些同学是如何出类拔萃的，哪些同学又在各个学科上都在班上雄居前列。不过，有两个同学我是记忆犹新的。一个是薛新民，一个是王建国。我这不是贬低其他同学，有好多人学习都是不错的，其中包括我自己。但是这两个同学是格外突出的。

薛新民的学习在低年级时好像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到了高年级，可能是从高一开始的吧，他的学习成绩，好像在一夜间就冲到了全班的最前列。这不但可以从一次次考试成绩中看出来，而且从他平时和我们讨论学习心得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出来。数学是他的强项，他和我们讨论的时候，时不时会用一些在课上没听到过的思路和方法来论证，分析，每每这个时候，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可是看在眼里，惊在心上。这家伙从哪里学来这许多？我于是买了不少课外读物，在家很下工夫，果然奏效。薛新民来自一个比较困难的家庭。他告诉我们说，他家的房子紧靠街道，门外就是公共汽车站，汽车每次进站，刹车，启动，他家屋里都会感到震动。放学回家以后，他在家里做作业，复习的条件就可想而知了。我想，薛新民的学习成绩能那么棒，肯定和他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分不开，也和他的家庭教养分不开。

王建国是完全另一类的奇人。我和他自初一开始，就是哥们。每天下学，我们几乎都是一起打球，然后一起离开学校。我住地安门，他住白塔寺，从学校出发，走到他家附近，对我而言，只走了也就三分之一的路。刚开始他没有车，我骑在车上，他在地上走，我们总要搭伴走到白塔寺才分手，这时，往往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一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聊。他绝对不是那种刻苦学习的类型，总是在要考试的前一天，也就拿一张纸大小的小结之类的东西，坐在那里，先双手揉揉太阳穴，号称眼睛保健操，然后就把那张破纸头看上几遍，完事！第二天他的考试基本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真真是奇迹。王建国自视极高，有时说起话来，也实在让人感到狂妄之极。但是没有办法，他用那样一套看上去非常随意的学习方法，竟然总是能够次次考试夺魁，我们其他同学，至少是我，只能甘拜下风。

每个班都有一系列组织，先是少先队，班委会，然后是团支部。初一，初二少先队时期，学校还给每个班配备一名辅导员，从高中班级团支部选派。初一时，我们班的辅导员来自和我们班号对应的高一（2）班团支部。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和我们相处得不错。班委会设有班长，还有学习委员，体育委员，等等。我们班长好像一直是王所生。最近，通过同学们的回忆，才记起来冀勇威曾经是我们初中时期的副班长。根据同学们的回忆，冀勇威47年出生，原住西斜街63号。他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原八中鼓号队号手。当时，他思想要求进步，经常为班里做好事，乐于帮助同学。他也很注意仪表，穿衣一直保持整洁。再有就是他的腕力强大，班里掰手腕，除了惠长河，可能就属他了。初三，赴北大荒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在京作演讲报告，随后他就报名去了东北，文革期间去北大荒插队的同学后来找到他，他已经是一个农场连队机务排的车长。遗憾的是听说他已经去世了。

班里团支部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了，王建国回忆说吴新潮是我们班第一个入团的。第二个是杨岱庆，之后可能就是王所生，冀勇威几个同学了。我可能是初三入的团，后来又成为了团支部的委员（好像是宣传委员），一直到高三毕业。宣传委员顾名思义就是主持团组织的宣传业务。最主要的事情是主办，更新学校里自己团支部的板报，那是在校园一个集中的地方在墙上开辟的各个团支部的墙报。每每此时，我就要组织稿件，筹划报头。那时候主要是秦云鹗和我一起写板报，总是要写到很晚才能完成，到家已经是很晚了。我还行，有一点美术底子，爱画画，也算能抵挡一阵子。

总的看来，我们班在学校里，年级里，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班级，各方面都还算不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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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1-3-17 21:45:31

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

政治思想教育

在那个年代，学校里除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政治思想教育就是学生们平时最经常，最重要的活动主题了。这方面，自然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上至共产主义理想，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下至爱国卫生，班集体组织纪律性，等等，不一而足。

我的中学年代，从61年入校，到66年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再到68年我离开学校参军，正值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并通过社会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逐步把整个中国社会拖入那场人性泯灭，人权丧尽，底线颠覆，社会撕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贯穿我们中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条“红线”就是阶级教育。围绕这个题目的大环境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想把我的回忆集中在一点上，即“阶级教育”这条“红线”，是如何一步步影响着我们这些首都中学生的思想意识，精神世界，乃至性格和情操，最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一辈子也难以挥弃的烙印的那个过程。

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接着是党中央的七千人大会，然后是“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接着是62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接着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那牛气冲天的“九评”，接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再后来，就是震惊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阶级教育，顾名思义，就是要在我们每一人的头脑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已经有许多的文献研究了当年的官方的，全面的定义，我这里就把我能够想起来的当年党组织给我们灌输的理念先罗列出来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社会上无时不刻不想推翻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所以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每个人的思想里都有阶级烙印，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烙印，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烙印。

一个人的阶级烙印来自家庭和社会。但首先来自家庭，因为家庭是一个人出生后所处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出身，即家庭的阶级成分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都会给一个人打上阶级烙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也会无时不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思想。

阶级烙印决定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因此阶级立场是反映一个人大是大非的首要标准。

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要提高觉悟，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克服“自来红”思想，永远跟着共产党，坚定开展阶级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贡献一生。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应该背叛自己家庭的阶级，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不管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每个人都要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积极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上面这几条是我们作为中学生的理解。从全局看，实际就是党的阶级路线。这条阶级路线是党的基本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贯彻，内容有所不同，但却是始终一贯的，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毛泽东上升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

尽管上面罗列的这条阶级路线和阶级教育仅仅是我能够回忆起来的，但是就这几条，让我们的儿孙们看一看，可能立刻就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了。可这些，就是当年我们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刚刚走进中学大门的时候就面临的，没有一个人能躲得过去的社会大环境，思想大熔炉。

在那个时代，如何划分家庭出身的阶级成分，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是由各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理论路线来决定的，我们大多数青少年，如果没有机会看到或者经历这条路线是怎样施加或影响到自己的父母，家庭，亲戚朋友，甚至自己的成长，或者自己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实际上是很难有能力认识其中的是非曲直的。我们学生只能学习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听党的话，跟党走，具体到我们学校，就是听党支部的话，跟党组织走。当时我们班，大概一部分是家庭出身好的，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一般的，只有少数一部分同学是属于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我能记得的也只有很少几个人。

我出身在革命军人家庭，自然属于无产阶级家庭。前面说过，刚刚入学的时候，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没有什么阶级觉悟可言的。通过两三年学校和团组织的教育，逐渐从一个自由散漫的少年成长为一个老实听话的学生，思想才逐渐靠拢了团组织，党组织，成为了共青团的发展对象。这是为什么呢？哪里来的这般巨大的社会魔力呢？归根结底就要归功于当时铺天盖地，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阶级教育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教育无时不刻在浸淫我们幼稚无知的灵魂。革命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教育，先进标兵教育，红色书籍，红色电影，红色文艺，红色戏曲，一切的一切，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培养教育成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培养教育成永远忠于党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从最初只有不自觉的自豪感，优越感，使命感的青少年，逐步发展成有明确阶级意识，阶级立场，阶级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青年，就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系列极端主义理论路线的巨大魔力！当然，今天我有这样的反省，都是后来自己通过亲身的政治遭遇和社会经历才逐步认识清楚的。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有时我在想，我这样一个所谓“根红苗壮”的无产阶级后代，思想上都能有 180 度的大转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只要他能保持理性，愿意睁开眼睛，以开放的心态看当今的世界，那他或迟或早，总能看清当今世界的潮流，跟上时代的脚步。

我记不清谁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了，可能是吴新潮，杨岱庆和李大震其中的一两个？还是其他什么人？入了团，一个人在政治方面的成长，就算过了一个坎，松了一口气。不过，不久，你的政治任务也就来了，你要为组织工作，帮助其他没有入团的同学进步，争取把他们也发展到团组织中来。于是，学习和掌握党的阶级路线，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就逐步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工作。过去，是老团员看你的思想汇报，帮助你进步，今天，就轮到你要看其他同学的思想汇报，帮助他们进步了。团员多了，团支部下面还设有团小组。每个团小组要定期分析班上的思想形势，研究各个同学的思想情况，确定如何去帮助，等条件有所成熟，你要专门负责发展对象，进一步做思想工作。记得薛新民就是我的发展对象。可能是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便于和薛新民聊天谈心。薛新民为了进步，也是拼了，小小的个子，下乡劳动，班上的日常工作，他都积极主动地干，积极向组织靠拢。我也是不懈努力，真心诚意帮助他，经常和他谈心。

当然，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仅是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工作，也要做所谓家庭出身好的子女的工作。在我们这些“出身好”的学生里，“自来红”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际也是当时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可是为了让我们改掉身上的这些毛病，学校，党支部，团委会也是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时通过组织或者学生家长的渠道，请一些老红军，老干部，到学校来做报告。诸如请党初创时期的老党员陈少敏，好象还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来学校做报告。甚至请我们学校罗旭东的父亲，一位老红军，老将军来学校做报告。

不久我担任了团支部委员，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以及团员发展工作就日益多起来，在支委会上研究班里的思想形势的时候也多起来，对班上同学的家庭等背景也逐渐知道的多起来。那时候，最让团支部头痛的就属吕培谦了。吕培谦的家庭出身相对其他同学可能比较复杂一些，可他偏偏又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主见的同学，学习成绩后来居上，一段时间也不错，特别是体育锻炼在班上更是出类拔萃。阶级教育落实到我们团支部，就是要让类似这样的一个同学，能够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得到组织的认可，这真是对我们的考验。我记得我们团支部不得不由我们的支部书记吴新潮亲自做吕培谦的联系人，做他的工作着实费了我们不少脑筋。吕培谦的家人解放前为当时的政府做过事，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可是按当时的阶级教育的标准和要求来看，却非要他和家庭划清界限不可。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对一个中学生而言，那样的要求是完全不讲人性，不讲人权的。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切又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我们这边，真是挖空心思做工作，他那里，可想而知，又会是经历了何等沉重的思想斗争。后来他是否入团我记不清了，可是这段经历无疑锻炼了吕培谦的独立意志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文革初期，吕培谦成为我们班四三派的中坚人物，我想，这和他在之前所经历的这段“历练”是分不开的。文革中，尽管我们经常和他以及他的派别为什么问题争论不休，我内心深处，还是十分佩服他的信念独立，性格坚强的一面。67年，当全班为一些事情争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处于派性的情绪，我的观点，当然不会像他那样鲜明激烈。

多年之后，我们又见面了。那是在一次全班同学聚会上，地点是友谊宾馆的院子里。他已经在东北工作多年了，来北京出差还是探亲，和老同学见面，并且希望北京的老同学能帮助他的女儿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坐在那里，我就在想，社会的变迁也真是有意思，文化大革命期间争斗的如此激烈的不同派别的同学，今天竟然能坐在一起，谈笑风生！我们的后代彼此之间可能已经是朋友，同事，同学，甚至可能是恋人，可他们能够想象多少年之前，他们的前辈曾经反目成仇，彼此之间打的不可开交？哪怕我们告诉他们那时候的场景，他们会相信吗？社会的确是变化了，发展了。我想社会上可能大多都是类似我们这种情况，多年后再相见，表面上似乎一笑泯恩仇，但是彼此之间却并没有能迎来进一步真心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事，对具体一个两个人来讲，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大家天各一方，也无所谓非要再纠缠当年的往事。但是细想起来，这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弥补的一堂课。因为，执政党在文革后，尽管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政治领域却始终坚持固有的一党专制的体制，于是一系列改革举措，短期内似乎卓有成效，但是同时却为长期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甚至祸根。这些隐患近年来逐渐显现，再一次造成了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对立。一些持极端主义观点的人，不管身处上层还是下层，不管自翌左翼还是右翼，其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呼唤文革那个时代的回归，当年文革造成的社会撕裂已经开始再一次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些过来人能尽早坐在一起反思文革，认清利益的共同底线，取得改革的共识，那些持极端主义的人们，恐怕也就很难能再误导别人，把中国社会再次推回到那个邪恶的时代了。反之，那个年代，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再回来吗。

议论多了些，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故事吧。看来我的思想进步，逐渐受到了学校党组织的注意。高三开始后，陶老师和我谈心多了，并且告诉我学校党支部准备吸收我入党。之后，我们的物理课张连元老师还找我谈过一次话，大概就是准备让我填写入党申请书之前的准备工作吧，我猜想张老师可能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不过，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入党一事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中学年代的课外教育，当然不仅仅是阶级教育，还包括许许多多其他方面。学校和老师们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的确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有如何做人的普适价值，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有社会公德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通过言传身教，老师们教会了我们如何读书，如何做人，使我们得到了无尽的精神养料，这些营养和养料滋润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一辈子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但是不能不承认，当时的阶级教育，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深度极大地毒化了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心灵，刺伤了同学之间的同窗友情，拉大了同学之间的社会距离。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当时，就是在那种扭曲的政治环境下，一点点，一片片地被撕裂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全社会的裂变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阶级斗争在那个年代是毛泽东力推的政治路线，是贯穿整个社会各个角落的主线。进入64年，阶级斗争就演变成了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运动。我们学校是否搞过四清运动，我印象不深了，因为即使搞，也是在教职员工当中搞，并不影响学生的日常学习，我们当时上初三，年龄还小，对四清运动还没有什么概念。不过，这期间，有一件事情却使我难以忘怀，那是64年暑假，普通班进入毕业和考高中的时期。我们实验班，在初三结业考试之后，已经直接进入高一年级，无须像普通班级那样还要准备升高中的考试。所以学校就安排我们在这段时间去北京门头沟煤矿劳动，意在全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包括下井劳动，听老工人忆苦思甜报告，听煤矿干部讲矿区发展，参观矿区。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听了所有这些报告后，我们要总结学习体会，每个人要开展思想斗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然后在班小组会上开展自我批评。我记得有这么一两天的时间，我们都集中在宿舍里，一个个冥思苦想，自己写自己的学习心得。当时带队的负责人是学校教导处刘长永主任，指导这一工作自然是驾轻就熟。他还选了同学做典型发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谁会是典型。等到开大会了，才知道竟然有王建国！在一次集中大会上，王建国做了典型发言，讲自己平时如何骄傲自大，看不起其他同学，等等。为什么是他呢？他最近回忆说，他当时在班上，学习拔尖，体育拔尖，几乎什么都拔尖，可谓骄傲得可以，自然被领导看中是做“克服自来红，坚定做革命接班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决佳人选。他的发言果然”深刻“，暴露了许多所谓的“私心杂念”，我想我都真的被他的这一“脱胎换骨“的”灵魂革命“给感动了。这颗”重磅炸弹“，很快就激发了许多同学在小组会上积极发言，当然也将了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一军。我心里想，这小子还真有股狠劲，竟然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大家纷纷仿效这些学习典型，深挖内心深处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这一运动，也的确使得同学间加强了沟通和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促进了班集体在各个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我的确感到那次学习之后，同学们在思想上向组织靠拢，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给团支部写思想汇报比过去主动了。在学习上互相帮助，你追我赶的劲头也比过去大多了。可能那也是我思想上“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吧。不过，这类思想教育的根本弊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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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1-3-17 21:46:14

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2016年5月版）

为革命而学习

中学时期，有一些教育活动对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的。记不得是什么时间了，我们听了北京教育局李辰局长的报告，题目好像是“为革命发奋学习”。当时，报上还发表了一系列为革命发奋学习的典型事例。例如北航的范兴言的典型报告。班上很快就掀起了学习高潮，体育锻炼也蓬勃开展起来。吕培谦就是在那个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学习和锻炼的标兵。平时在操场上很难看到的陶老师也来参加我们的锻炼，在双杠上做几个动作。那个时期，全班的学习成绩的确有相当的提高。大概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王建国和薛新民成为了班上的学习标兵。

高三毕业

65年9月，我们全班以一个相当高昂的姿态进入了高二，也就是最后一个学年。因为我们前一届实验班已经与前一届的高三年级一同毕业了，所以我们班编号就与当届高三年级拉平，改称高三（2）班。那一年，至少是前半年，我们的确是一心一意埋头学习，准备迎接毕业和高考。学校也为我们毕业班配备了非常好的师资。数学课赵树楷老师就是这时候接的我们班的数学课。

我当时对我的毕业和考大学还是满有把握的。大学我打算考北航，或者北工，因为这两所大学都是属国防科工委管的8所高等理工院校之一，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对军人子弟来讲，当然是十分有诱惑力的。哈军工也派人来过学校，进行考前摸底，甚至还应允我们，你们只要报我们学校，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些迹象，其实都完全暴露了当时教育领域是如何执行阶级路线的。这个时期，我们学校甚至让我们回家问清楚家长的级别，因为，谁上大学，有资格上什么样的大学，那是和家庭出身，更准确地说，是和父母级别高低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的。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好，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来说，根本不是上的了大学上不了大学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上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我当时对哈军工就不感兴趣，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前几届毕业生报考情况给我的印象吧。我认为比较棒的一些高年级毕业生都不是去哈军工。至于清华北大，因为是地方院校，我们也不感兴趣。

这一年的学习是兴奋和紧张的。大家都卯足了劲要有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班主任陶老师也调整了他的管理，全力保障我们的毕业冲刺。我们好像应该在6月1号之前就完成了毕业考试。没想到6月1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高考和上大学就完全泡汤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早就开始酝酿了。在65到66年间，北京中学的四清运动，毛主席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讲话，其他学校不时传来的一些消息，我们学校高三一些班级里发生的大字报，大辩论，等等这些，我们不时都有所耳闻，甚至还跑到他们班里去看。对我特别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65年深冬，我父亲有一次带我去故宫午门上面去看一个展览，名字好像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果展览”。我记得是个非常寒冷的傍晚，整个硕大的展厅里空无一人，只有我父亲带着我，一路边看边听讲解员讲解。这个展览首先罗列了一系列所谓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情况。午门之上，大殿之内，本来就灯光暗淡，阴森森的，看着各种形形色色的资料介绍，真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一张照片，照的是一个农村的几乎所有党支部成员的合影。只不过他们人人都披挂着一身宗教袈裟，几个年纪轻一点的，甚至还打着宗教旗番，香烟缭绕，好像是在进行一个宗教仪式。这一幕场景，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一个农村的党支部竟然整个都变色了！的确让我觉得整个农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真是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真的有一种要“变天”了的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不带我们到什么公共场所的，更别说带我们看什么展览，这一次，竟然带着我，冒着如此寒冷的天气，爬到冻的像冰窖的午门上面，看这样一个展览，我猜想是他也觉得整个国家政治形势已经到了风起云涌的时候，作为一个军队的干部，也不能不认真地了解一些地方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顺便也让他的儿子受一些教育吧。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我的记忆中，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才是让我们感到文化大革命真的来了的气息，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们前一阶段注意力都在毕业考试上，到这时候才松口气的缘故吧。学校里开始出现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同时一些大字报开始了老师之间的揭发批判。对学校一些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也开始了。6月上旬，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6，7两个月，学校里的运动主要集中在教职员工揭发学校领导层问题上。不过还是在有工作组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每天总有大字报贴出来，总有批斗会，总有学校领导被批斗，总有一些老师上台揭发，控诉。今天这些老师上台发言，明天可能就有大字报揭发这些老师的什么事，他们又受到揭发批判，昨是今非，弄的我们学生莫衷一是。学生们也裹胁在这些活动中，不过也只是跟着人民日报的口号和社论精神，以及工作组的调子摇旗呐喊罢了。同学们就是这样度过了6，7 两个月大部分的日子。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7月 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学校传达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讲话，讲话提出可以给工作组提意见，学校里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运动有了新动向。真正把北京中学生的文革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应该是7月29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亮相接见学生。记不清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也跑去了。在这个大会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一起，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先是周恩来，刘少齐等领导人讲话。然后突然台上的领导人都站了起来，侧幕拉开，毛主席健步走出来，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觉得很振奋，但是似乎并没有非常激动的感觉。不过，我对毛主席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身体健硕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恐怕就是从这天起，北京中学生才开始以主人公的姿态，站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台。好像也是那几天，工作组黯然离开学校。8月初，学校里有大字报要求解散学校文革筹委会，为此，以学生为主的辩论会开始多起来。学校里批斗校领导反倒退到次要的地位。随着8月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以及随后的一系列人民日报社论，中学的文革形势进一步发展，并且开始了向校外，向政府与中学教育相关的领导机构蔓延的趋势。

破四旧和抄家

中学生要闹革命，革谁的命呢？可能是受到当年五四运动的启发吧，北京一些中学突然发起了“破四旧”的号召。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市面上所有能和“旧”字沾边的东西就开始遭殃了。但是毕竟市面上的四旧是有限的，破四旧很快就演变成了“抄家”。因为更多的四旧应该是和那些与“阶级敌人”沾边的家庭以及他们的深宅大院联系在一起的吧。我没有参加过破四旧，主要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十几年都住在干部宿舍院里，当时整天想的是紧跟党中央闹革命，哪里想得到砸个什么牌楼，破个什么门脸这些无关紧要的事，那也太掉架儿了。不过一天到晚看到许多破四旧的传单，有时候也挺激动，等到意识到了，那些四旧早就被人家捷足先登了。有一次在学校学生宿舍里，大家议论起来，怎么我们就想不出个招也破个什么四旧呢？不知是罗旭东还是郝延塔，甚至开玩笑地说，我他妈的干脆喝上一瓶白酒，乘着酒劲，到西单把个什么老字号的牌楼给砸了算了。

抄家我倒是参加过一次，不过是抄我们班主任陶老师的家。记不得那是66年还是67年，也记不得是出于什么原因，以什么名义（红卫兵，还是革委会，还是班级同学？）去的。记得也没有抄出什么东西。我记得后来，当形势比较缓和之后，陶老师来班上请求同学们归还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班同学们还集体开了一个会，那时班上已经分成有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了，我坚决主张归还，可惜有些同学坚决反对，会议好象没有任何结论。后来结果如何，我已经记不清了。

前面讲到过，陶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平时十分敬重的老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这些他曾经辛辛苦苦培养教育多年的学生们竟然上门去抄了他的家！现在想起来，内心还是十分沉重。陶老师当时打成“反革命”了吗？似乎没有。我们班哪位同学与陶老师有仇恨吗？肯定也没有。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真的发生了。对自己的老师，学生们就能在毫无法律根据的情况下，跑到他家里去抄家！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时代呀！有人权吗？有法律吗？有起码的社会理性吗？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经过几年的学校教育，怎么竟然就会有一天成为了这样的一群人？这难道不是那个社会，那个体制，那个阶级教育灌注在我们血液中的毒素所造成的吗？我想，我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对发生这样的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我们这一辈发生的这些事，可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决不能不面对那段历史，而且决不能在面对那段历史时还默不做声。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那个年代被伤害的老师道歉，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曾经发生过的事告诉后代，让他们警醒，使他们牢记，在他们身上，乃至世世代代，决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陶老师文革后曾经担任过我们八中的校长，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优秀教师。可惜的是他早早就因病去世了。我们，他曾经的学生，会永远记住他！

首都红卫兵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学生里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我们学校也有一些班级在7月里就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自发成立起来的群众性组织，好象没有什么加入程序，章程，和内部管理。开始我并不积极，因为对我们这些平时的“好学生”，团干部来讲，这也太离谱了。可是进入8月，红卫兵在各个学校发展很快，党中央又积极支持，我们也就成立了。记不清我们班是否独立成立了红卫兵，什么时间成立的，最初都有谁，多少人参加。根据那时红卫兵的成分要求，我也是当然的一员。我不知道别人当时怎么想，对我来说，成为红卫兵，至少表明了我个人的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从此，我们参加每天的活动，就是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了。

我们班的红卫兵做过一些什么事，记不清了，但是一件事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班的红卫兵去一个民主党派的驻地，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会。按理讲，我们中学和民主党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一位同学的母亲是这个民主党派里的共产党支部成员，这个党支部希望能借我们红卫兵小将的气势，推进这个民主党派的文革运动，于是在和这个党派里的共产党党支部开了一次会后，他们就安排了我们的这一次行动。在这个批斗会上，一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他们定为的反动分子都被聚集在一起，跪在地上，这个党派的一些人发言批判，我们就呐喊助威，甚至还上去揣了这些跪在地上的人的屁股。我记得，其中就有吴晗。

还有一件事就更加离奇了。前面说过，我们在破四旧中没有做什么事。在运动形势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我们红卫兵就想起了取缔民主党派的主意。小鲁说是他的主意，那我就算是积极参与者吧。我们起草了一个通告，一天夜里，我，李勇，可能还有郝延塔，乘着一辆北京吉普陆续去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总部，敲开大门，向他们的总部工作人员宣读了通告，并没收了这些民主党派党中央的公章。当时，看着李勇深更半夜，站在那些民主党派中央的院子里，当着他们的中央工作人员，一板一眼地宣读所谓通令，他那个认真劲，我心里着实想笑，想，这家伙还真有一股钦差大员的派头，换上我，我可端不起这个架子来。回来以后，我们都得意的不行，自认终于做了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现在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一个中学的一些学生，竟然就能肆无忌惮地把一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组织的公章收缴起来，还宣布取缔这些党派，这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能不瞠目结舌吗！

现在，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文革，他们的主观愿望可能是由各种现实原因造成的，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样一个运动，会给社会带来何等荒谬，何等可怕的灾难！

辩论对联

大约也在 8 月初，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的时期，学校里开始了关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辩论。这个对联，从字面上看，显然是违背党的一整套阶级路线的，而且充斥着阶级歧视，充斥着对人格，人性和人权的侮辱。但是在实质上，这副对联又恰恰是共产党长期执行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教育给年轻人思想留下的邪恶影响的必然反映而已。一方面，前面说起过，我作为一个共青团的团员和干部，过去几年天天苦恼的就是如何做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思想工作，对联这种说法，我怎么能认同呢？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照这个对联的观点，我们的工作不都是毫无道理，完全是白做了吗？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对联所明确指出的“革命”和“反动”的阶级划分以及所包含的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不也正是党组织多年来所谆谆教导我们的吗？党不是一贯教导我们，要讲成分，讲出身吗？那如果说这副对联哪里不对的话，也只能是用“不够策略”来解释了。那几天，我的思想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如此大的困惑。我记得学校里有一次开这副对联的辩论会，我，还有王鲁军，陈海洋，可能还有李大震，大家一起跑上台发言。王鲁军代表我们发言，因为他是前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留校担任团委会的工作，不论理论水平还是讲话水平都比我们高。我们表示坚决不同意这副对联，可是，他的发言，无论多么“政治正确”，还是被台下一阵阵的反对声浪打断。现在想来，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天衣无缝地自圆其说，更别说要说服别人了。好在这个辩论的风潮没有几天，被中央文革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了纠正，方告一段落，平息下来。在这个辩论风潮中，还传来了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尽管“出身论”和“血统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对“出身论“抱有多少好感，因为这篇文章是对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颠覆，自然是得不到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的根本认同的。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遇罗克是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里，第一个敢于挺身而出，为人性，为人权，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战的伟大的先驱！

尽管围绕这副对联和血统论，出身论的辩论风潮表面平息下来了，但是它却深深触动了班上一些同学早在文革前就烙下的心灵创伤，把早在文革前同学之间由阶级教育所带来的思想裂痕彻底撕裂开来。一些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从开始对文革的热情和期待，很快就转到了困惑和沉默。那时，我体会不出每一个同学内心的具体感受，但是以我几年做团支部工作的经验，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困惑和纠结。即使之后再没有人提及那副对联，但是那一幕红色恐怖的场景，就已经把我们同学之间那扇连接相互之间同学情谊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不过很快形势就又有了变化。从8月18日开始到11月底，毛主席十几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逐步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这之后，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或者出身一般，但是也在某些方面感受到歧视和不公的同学的反抗精神才逐步被唤醒和调动起来，他们这种反抗精神的爆发，是又一次的火山爆发。我感受到的他们共同的理念是，你们老红卫兵不许我们革命，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允许我们革命！我想，现在有一些过来人怀念文革，恐怕与怀念当时的这种情感不无关系吧。遗憾的是，他们发动起来后，其实也只能是重复我们老红卫兵走过的路。因为阶级斗争这条主线是须臾不能偏离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斗他们，现在不就是反过来，他们斗我们吗？从此，同学之间，就形成了界限分明，针锋相对的分裂局面。当然，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的革命感召力还是巨大无比的。各个派别，不管分歧多大，都自称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多少年之后大家才明白，大家走的，实际是一条路：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个人崇拜，领袖政治。现在明白了，不管用什么理论去解释，去粉饰，这条路永远是一条通向悬崖的不归路，一条毁灭整个社会的不归路。

这期间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们在沈阳串联的时候，在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之后，当地的红卫兵都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这些首都来的红卫兵取经，学习如何造反。有一个穿着一身干净整洁，但是略显单薄的男青年走过来，趁着我们身边没有人的时候，突然走过来，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我是地主出身，但是我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你们一起闹革命。我当时吃惊的目瞪口呆。因为多少天来，围绕在我们四周的都是红卫兵，或者所谓的“红五类“，所谓无产阶级的后代，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出身不好的人敢和我们套近乎了。我们所习惯的话题也早已经是怎样成立红卫兵，怎样和当地的“走资派”做斗争的问题了。尽管我们文革前多么希望听到的就是他的这些话，但是听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决绝地表示自己与“反动家庭”的决裂，我的确还是十分诧异。我深深为他的革命立场所感动，可是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实际上在我的内心深处，自己还是一堆糊涂帐呢。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把人性中那最恶的潘多拉瓶子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那一点点几十年来还仅存的良知，已经开始迅速瓦解。这一点，从不久以后北京中学界形成了更多的派别，特别形成了老红卫兵（俗称老兵），联动，四三派，四四派之间的派别之争的局面，就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出来。也是在八月份吧，在各地红卫兵和所谓革命小将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大潮下，我们首都红卫兵也开始了到祖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的热潮。当时坐火车不用买票，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吃住基本不花钱。有这样的美事，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自己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哪能坐的住呀。于是在八月底九月初吧，我，陈海洋，李大震，王鲁军，就决定奔赴哈尔滨，因为陈海洋的姐姐在哈军工上学，我们自然会有落脚之处。这一路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记得的只是觉得哈军工坐落在松花江之滨，高楼绿瓦，远远望去，实在是宏伟。上面说到的那个年轻人表示要和家庭决裂闹革命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一路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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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1-3-17 21:46:36

我的中学年代

－－作者朱松滨（2016年5月版）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八月下旬，在学校就听说有人建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恐怕是看到社会如此混乱，许多是红卫兵乱来造成的，于是想起了当年大革命时期的工人纠察队，农民纠察队吧。我们外出串联心切，所以也无暇关心这些事。只是因为希望路上能听广播，好及时了解北京的形势，我去九三学社找罗旭东借了一个小收音机，才证实确有此动议。罗旭东从屋子里出来，递给我收音机，告诉我，他们一些人正在开会，商量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后来俗称“西纠“）的事。拿了收音机，我也没多问，扭头就走，我们的心早已飞到松花江畔了。

我们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应该是九月上中旬，出去也就一个星期左右。不知什么原因，我很快就来到了西纠总部，那时西纠总部在西四一个胡同里，后来听人说是育翔小学的校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出自己学校的大门，开始了跨校的活动。在这里也就认识了许多外校的人，诸如四中的孔丹，王尚荣，赵胜利，孔栋，六中的董良舸，黎胜利，四十一中的张北英，张海生，何迪，苏小林（其实我们两家熟得不能再熟了），梁启旺，十三中的粟寒生，还有一天到晚开着一辆摩托车的郭冀豫，一天到晚站在胡同里发传单的白乃光（？）。当然还有一些女校的学生，像邢燕平，张立文，兰小兵，骆小峰。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爱人，李晓林。许多西纠队员是从我们学校来的，记得有初三的王东胜，他好像带了几十个八中的红卫兵，就常驻在那里，我有印象的一个是王亚南，一个是廖建国，他们都是我们八中低年级的学生，一天到晚围在我身边转。另外还有许多人，现在都叫不上名字来了。

我去的时候是九月份，西纠的三个领导人都是四中的，孔丹，王尚荣，和赵胜利。我后来一直纳闷，我的印象里西纠是由我们学校吴新潮，罗旭东，郝延塔发起的，怎么成立没几天，主事的都是四中的人呢？近来看到陈小鲁的文革回忆，才知道最初是小鲁发起的，那时候，西纠领受了政府交给的安排来京离京的外地红卫兵的任务，那可是个非常繁重不堪的任务。小鲁带领一部分西纠队员坐镇在北京火车站的外地红卫兵服务站。于是总部这里就只有这几个四中的人来主事吧。其实也不奇怪，西纠本就不是个有章程，有组织，有领导的团体。大家都利用这样一个团体作为在当时条件下可能的一种资源来做一些红卫兵觉得应该做的事吧。四中的人比我们八中有更多的政府资源和联系，也更会与政府合作，自然许多事件都显得他们在主事吧。我能记起来的我在西纠参与过的工作主要就两件事，一件是参加编写西纠通令，一件是参与十月一日国庆天安门广场值勤。我去的时候，西纠通令已经出到十几号了。前面的通令都是谁写的，已没印象。我参加的可能是十一号，还是十三号，记不清了，大约是关于红卫兵串联要注意的事项。

国庆节来临了，西纠领受了参加国庆天安门广场值勤的任务。晓鲁也回来了，是不是他领受的任务我没印象了。但是我们全体上下，着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记得我和袁塞陆还去北京卫戍区接洽后勤物资保障方面的工作，多少被子啦，以及怎么安排之类的事情。十一国庆节当天我们西纠的指挥部设在中山公园大门里，大粥锅，果子面包，开水桶，等等。大家忙得焦头烂额。我在后勤组，前前后后送水。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杨树东，安排指挥广场上天安门一侧最外面一线的标兵线，他自己站的时间长了，可能是中暑了，竟直挺挺栽在地上。急救竟也成了我们一项工作。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游行队伍像潮水一样，一波连着一波。到了晚上，毛主席还走下金水桥，硬要走进沸腾到极点的人群中去。我们西纠队员组成值勤防线，很多人都累了一天了，依然精神抖擞。人群太拥挤，人人想见毛主席，人人都想挤到前面，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愿望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有时我们的队伍也被冲的稀里哗啦，东倒西歪。我亲眼看见一个毛主席的贴身卫士，不知怎么搞的，被拦在了防线的另一侧，他发疯似地要冲过防线，赶上走在前面的毛主席和林彪一行人，撕扯之间，腰上别的手枪都露了出来。最后，我们总算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段时间，西纠的确也做了一些阻止一些学校群众组织集会，静坐，请愿活动的事情。前因后果，可能已经有许多文章做过回顾研究，我没有具体参与，也就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可以回忆的。不过，我的确参与过一次行动。那应该是 66 年 9 月里的一天深夜，我们常驻总部的西纠队员奉命全体集合赶往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应该是现在解放军三总部所在的北海后门一带。听说是北航造反派在那里静坐了许多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服他们撤出。我们八中的队员全去了，初三的王东胜带队。我是乘郭冀豫开的摩托去的。头头里，孔丹，赵胜利，孔栋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造反派组织在政府机关门前的静坐活动。我们的队员好像都在卡车里等候，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夜色中，只知道双方头头在接触，不知结果是什么。九月的夜晚，天气已经很凉了，我等了一会，跑到前面去看情况如何，见孔丹和孔栋在电话上说了一阵，就出来，叫我们撤离现场，回西纠总部。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文革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它是一些红卫兵发起的，并且也的确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时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政府看见有群众出来自发组织维持公共秩序，政府部门自然支持。但是这样的组织，从当时文革运动初期的发展阶段，组成人员的构成来源，核心人员的政治背景来看，按当时以及后一个时期运动走向来看，显然是属于保守派，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这样的群众组织必然会受到当时的政府机构，乃至政治力量的操控和利用，成为运动中某个时期，某些政治力量的工具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还做了一些坏事。我认为，所有这一切，总体上当然是应该由党的文革路线来负责的。具体到每一件事，自然要一事一议。之后一段时期，随着批判反动资产阶级路线，反对走资派运动的深入，西纠这种组织形式很快就不再适应运动形势的发展，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没有几个月也就迅速解体了。

逍遥派

红卫兵运动是从北京中学兴起的，但是即使在教育界，北京的中学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随着运动向大专院校和外地发展，我们中学的运动实际就陷入了停顿状态。我们这些所谓的红五类，红卫兵，从66年下半年10月，11月之后，就逐步成为了逍遥派。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也开始出事了，一些家长也被打成走资派，被群众揪斗。有一些家长，尽管还留在革命阵营里，可也是朝不保夕，我们这些人自然对运动就越来越失去兴趣。从66年底到68年初，我基本上就是个逍遥派，直到68年3月参军入伍。当然这段时间里也不是什么也没做。例如我和王小民，李晓林，张立文，宋淑英，雍玲玲就在66年10月11月期间一起去南方串联，去了韶山，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一路当然也是千辛万苦。不过我们也深入了农村，感受了农民的生活。我们观看了刘文彩庄园的展览，还采访了一个解放前受过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老妈妈。去了毛主席的家，韶山冲，在那里住了几天。一天突然在路上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西纠的兰某某和骆某某如何如何，说是被中央文革给抓起来了，我们一看，这不是说兰小兵，骆小峰吗？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她俩在西纠看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立刻打道回府，直奔京城，回到北京，已经是12月了。一看，俩人好好的，才松了一口气。

那之后，我就离开了西纠，或者说西纠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了。只是66年12月左右，一些西纠老人还希望能重新拉起来西纠，当时成立的西纠联络站，不过也是秋后的蚂蚱，没有什么结果了。但是作为红卫兵，我们还是希望能继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教育革命搞起来，因为教育革命应该是我们中学界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吗。怎么搞呢？自从一起串联之后，我和王小民就经常一起聊天，于是就有了共识。他是高二（4）班的。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串联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这时候他父亲为了躲避造反派，被周总理安排在中南海里，我和他时不时去中南海给他爸爸送大米。一来二去，我们就对教育革命有了共同的看法。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寻找一条与农村贫下中农相结合办教育的路。于是，我带上我弟弟小运，他带上他弟弟小弟，我们四人来到北京西北郊区一个叫东北旺的村子里住下，一边参加劳动，接触当地农民，一边思考应该如何推进中学的教育革命。期间，李晓林，张立文还骑自行车从城里跑来，拜访我们。当时，我们怎么也不会意识到，文革才开始不久，天下大乱的日子还在后面呢。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学教育革命的问题，实在是白日做梦。

67年，我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有时响应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去学校看看。可是，那时学校已是四三派四四派争斗的天下了，你争我斗，复课闹革命根本没可能。这个时期，我和闫增武，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几乎天天泡在一起，海阔天空，无事不聊。聊形势，聊政治，聊今后。过个个把天去学校看看，陪着我们班的军训干部聊会儿天，就回家了。

这期间学校也组织过一些活动，不过班里已经是四三，四四派掌权了，我们也就是跟着参加。记得学校，还是班里的造反派组织过一次到北京东郊木材厂劳动的活动。班上同学住在那里，和工人同住同劳动。我也参加了一段时间，参加劳动，接触工人，所谓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同时和班上的同学加深彼此的了解和交流。在那里，我们认识了李瑞环，那时他已经被打倒，在这个厂子里劳动改造。我们和他住一个宿舍，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和我们聊他当年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个干部和毛著学习标兵的故事，他讲起那些故事来，又具体，又风趣，我们都非常愿意听，对我们这些中学生启发很大。

我在学校还办了一个小报，也就是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然后贴到学校的墙报栏上。我那时写过什么，小报贴在哪里，现在都记不清了。我们班同学张润德最近才对我回忆说，我在自己办过的小报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必然和必须”。什么内容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大致是想说，我们老兵犯错误，现在你们其他新上来的造反派，特别是四三派，也在犯着我们同样的错误。犯错误是必然的，认真改正错误是必须的，云云。另外他还回忆说，我（针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说过是“小资批小资”。当时对我这句话，很多四三派同学很不满意。我记不清具体自己说过什么了，不过可以说明，我的思想里那时还是只能理解到派别之间的争斗，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路线，就是给我天大的胆，也还是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把问题上升到那个高度。

近年来，在反思文革的浪潮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许多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截然对立的。我想，如果这样的对立观点是发生在我们同龄人身上，发生在我们这些过来人身上，除了深刻的现实原因之外，也必定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试想，在那个年代，不同派别就对许多问题看法针锋相对。那如果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从上到下都没有彻底的反思，现在还存在许多对立的观点不是也很自然吗。尽管81年党中央有过一个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但是那个决议实际上是当时的执政党领导层的政治决议，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思文革，许多结论都是经不起历史的推敲的。如果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真正希望能彻底反思文革，探究真相，厘清曲直，捐弃前嫌，取得共识，那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家能坐到一起，理性，客观，冷静地一起回顾那段历史经历，找到毒害我们的思想意识，撕裂我们的同学感情，造成我们的群体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我想这会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眼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问题不能有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共识，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对中国下一步往哪里走就不会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和共同的诉求，整个社会就会依然被误导，蒙骗，分割，肢解，挑斗，利用和控制。难道我们没有责任给社会，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吗？

我那时候的确还是非常关心时政的，愿意动脑子想问题，不时发表点自己的观点。在党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后，我们还是想积极响应，我记得我们到街上刷大字报，根据几个月来自己的认识，我想出了一句口号，斗大的字贴在墙上：“教育革命，百年大计，红卫兵当仁不让”。现在想起来，尽管这个口号依然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但起码说明，我们红卫兵革命的激情还未扑灭，理想的火花仍在燃烧。可惜，67 年来临，整个中国几乎已经天下大乱了，我们这些零零散散的乌托邦式的呼喊又有谁还愿意理睬呢？陪伴着我们的，只是迷茫，无奈，纠结和困惑。

我的中学年代，随着我68年初参军入伍，就结束了。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和同学们联系，直到90年代后期。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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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松滨 我的中学年代（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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