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进进我的文革中的中学生活（育英中学）

Gowest · 发表于 2021-3-14 18:37:11

本帖最后由深入裙中于 2021-3-14 18:45 编辑

1968年在北京育英小学大礼堂喷水池前的照片。后面的房子是校领导各科室办公室。现在都没有了。是按苏联的标准复制的，所有的办公区、教室、宿舍都被内部走廊联在一起，每个厕所外面都有落地穿衣大镜子。
我的文革中的中学生活

1968年6月我去北大荒之前北京海淀区育英中学3年二班教室留影。
jjee1950 我的文革中的中学生活

我的中学是北京育英中学，紧挨着北京育英小学，主要是为了离家近。中学的运动会也常常在育英小学举办。看门的工友都认识我。

         学校学生的来源也都是周围的各大军队大院的孩子们，七机部二院的孩子们，还有周围各公社的孩子们，沙窝的城市市民的孩子们，但仍旧是干部子弟占多数的学校。

         因为中学的二班通常学分比较高，所以学校、老师都比较重视，但是我们班的男生却特别调皮，常常闹出事来，把好几个老师都给气哭了。有一个陈伯秋老师一生气就向同学丢粉笔头，而且每次大家都会哄堂大笑。教音乐的老师有几个特别喜欢的女学生，常常把她们留下来教她们唱歌，后来常听同学们说这个老师是流氓，所以女生也加入气音乐老师的行列，给他起了个外号：李红眼。我也气了他一次，他让我站起来唱歌，我拒绝。李红眼问为什么不唱，我说讨厌他，他立刻激动起来说，当看到我穿着个戴帽子的棉猴来上课的时候就讨厌我了（谢天谢地，他讨厌我）。这个老师罚我站到门外，下课后打扫厕所。我特别拧，就是不打扫，结果同学们就帮助我打扫了。李红眼来找我，同学们就让我躲进女厕所。文革开始不久，音乐老师就带着总后的一个女学生夜宿在四季青公社的农田埂上。结果被农民发现报告给了派出所。接下来我们看到总后的穿着军衣的女生的父亲来到学校，最后这个女生也就转校了，音乐老师也被判了刑。

         学校对我们班是又爱又恨，最后调来陈露宣：一个政治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她到确实有点办法，先把最调皮的男生头炮兵的崔建国给招安了，让他当班长，谁调皮，崔建国就去管，其他男生也就都变得乖乖的了。老师又看到上课时很多男生老看我，我坐在第一排根本不知道。于是利用到苗圃的劳动期间将罗雨声和最厉害的女生陈英和我编为一组，让我和陈英管着罗雨声。后来，崔建国非要到我们组来，老师就把他调过来，让陈英走了。然后，让我当组长管着他们。刚开始他们也想气我，给我出难题，让我帮助他们拿工具什么的，想使唤我。不过我从来不理他们，干活的时候，也是闷头挖树，不和他们说话。每次选的地方也是远离全班，让他们没有调侃、打闹的对象。我们组总是挖得又快又好，我用自己的行动，让他们佩服了，从此不再和我捣乱，变得比较温顺了。老师看这招挺管用，当崔建国脚踝骨扭伤，在家养伤期间为了能让给他补课的女生宋俊兰少麻烦，也指定我一起去。你就看吧，每次，呼噜噜很多男生也都跑来。

         多年后我仔细想了一下，我长得不漂亮，因为喜欢锻炼，身材还可以。加上老穿着与大家不同的衣服给同学们和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三姐的师大女附中的深蓝色洗旧的校裙，大姐、二姐不要的布拉吉。穿的鞋几乎全是保姆做的扣拌鞋。

         最后一学期，有一天陈露萱在下课后找我谈话，严厉的目光让人害怕。她说我们组的阎XX，在后面闹，让周围的同学没有办法上课，让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还真动了脑筋，想出一个办法。下课后，我说中午他回家前在学校大楼的后面等我，老师让我问他事。要是平常他才不会去，抬出老师，抬出事，引起了他的好奇。下课后他还果真来了，我把老师的意思告诉他，不许招惹周围的同学，影响同学们听课。最后说，你也知道还没女生找男生谈话的，你是第一个，如果你不改，我将继续找你谈话，让班里的男生笑话你，给你起大哄，让你丢脸。这一招果然灵验，问题彻底解决。

         因为是走校，我总是在学校完成作业，回到家里就作我喜欢的事，给鸡准备食物，通常都是大白菜等菜叶子合棒子面，我也总琢磨如何让鸡一天下两个蛋。喂兔子，种向日葵、玉米、红薯、茄子、洋姜等蔬菜。给果树捉虫子，给花浇水。每天晚上就翻爸爸的书架，找自己感兴趣的书看。正是在这段时间我看了伟人们的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鲁迅传、卢梭传等等，还看了黑格尔写的辩证法，列宁写的《进一步退两步》，明白了斗争的策略。恩格斯的《论权威》让我对权威有一个科学地认识，在搞个人迷信的文革时期使我始终没有迷失，并使我周围保持着健康的气氛。不搞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也不挥动红宝书。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让我掌握了正确的认识论（现在通过整理父亲以前的资料了解到，大伯和父亲也是最爱看这本书，所以他们掌握了辩证法，工作能力总是很强。）。从此也真正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我还看了很多世界名著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伯桑的一些中短篇文章，《上尉和他的女儿》、《牛虻》、《德伯家的苔丝》、《大卫科波菲尔》等等特别多。还看了著名的诗人普希金的诗，不过我一点也不喜欢。《青年近卫军》、《红肩章》、《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如何炼成的》、《铁流》等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的性格像父辈一样坚强勇敢。

         每个星期日我们都到五孔桥的运河去游泳，暑假就是一天三次，经常从五孔桥游到八一湖。我和王苏中把沿途所有的桥都跳了个遍，虽然我有一点恐高症，但是站在高高的桥上，望着安全的水我就不害怕了。知道下去就是我喜欢的水，不会有危险。有一次上中央音乐学院的堂哥钟静蓬和我们一起游泳，到了八一湖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等了半天他才游到。他一边赞叹道：你们真行，游这么远还这么快。看着他健硕的满身肌肉，我们也特别得意。

         虽然上中学了，我的办事能力和胆量是很小的，因为在小学没有受过这方面的锻炼，什么都是现成的。我记得第一次妈妈让我去买酱油，就为难了，说什么也不去，说自己不会。妈妈说你去一次就会了，我说要带我去一次才行。卖冬储白菜的时候，特别想去捡那些白菜叶喂鸡也不敢，生怕卖菜的人说我，非要妈妈陪我去。那个时候家里来人我也是赶快躲得远远的，更别提说话、应酬了。现在想，都是小学教育这方面的欠缺。姐妹们也都称我是飞不出去的屋檐下的小麻雀。

         为了节省上学的车费买一毛钱一段的甘蔗，开始走路去上学，一天四次，因为中午要回家吃饭。再后来就带中午饭吃。当看到那么多同学都能骑车上学，我也怯生生地告诉了父亲想要一辆新车骑车上学，不知为什么，一向节俭的父亲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亲自带我去永定路商店挑选自行车，并且给我买了最好的锰钢车。每次下课都能看到一些同学来看我的新车。直到初三刚要毕业考试，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自行车也难逃厄运，一天下课后看到红卫兵组织《红旗》的范沪光、刘长江、何伍昌他们正在拆我的自行车，幸亏出来的早，否则自行车就没了。反正转铃没了，链盒的插销也没了。

         我们班这个时候一下子都懂事了，我们班自己团结起来也算一个组织。因为我们看不惯老兵组织《红旗》的所作所为，他们斗校长和校里的其他领导、自己班里的老师，打校长和老师，给他们剃阴阳头。有一天早上骑车到校门口，我看到属于《红旗》的一班的女生将一个凳子套到罗淑荣校长和老师头上，让他们跪在地上打他们。还往他们头上吐唾沫，让他们喝痰盂里的水，特别残忍。我上前让他们别打了，说这样太不好了，应该讲文明，还说痰盂里的水太脏，你们怎么能让校长老师喝。我看到校长艰难的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只听得一班的女生声嘶力竭的喊，看什么！看什么！！我于是跑去告诉班里的同学，同学们呼啦一下就都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她们也觉得理亏，很快大家就都散了。

         有一天我又去永定路买一毛钱的甘蔗，突然听到一阵骚乱，还有敲锣打鼓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人们一下子就都围了过去，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挤了过去，突然印入我眼睛的是我的父亲和其他两个领导，父亲低头走在中间，带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打倒董启强并画上三个大叉的大牌子。一面走一面敲锣，两边的领导也是同样，不过敲的是嚓，后面跟了很长的队伍，都是父亲单位的造反派916，他们不停的呼着口号。看到这种情况，很突然，也很难过，没想到父亲也被游街。我慌慌张张的跑回家告诉母亲。

         过了几天去上学，就看到我们班的陈英正和班里的人讲我们班的同学，谁谁的父亲有问题，说王苏中的父亲是右倾，气氛也紧张起来。最后我们班的组织确实没有王苏中，后来她参加了四三派。班里的胡二民、郭继新参加了《红旗》，王晓华也到外面组织自己的组织，想当头。王北安因为是刘少奇在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所以也没有接纳他，在就是几个平时表现不好的也没让参加，后来他们跑到铁轨上躺着，想自杀。不过他们现在都活得好好的。

         我是幸免遇难，成了班里的组织成员。多年后知道是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的罗雨声为我说了话，看来我们没白在一起劳动过。更何况我们还算是育英小学的校友。

         大串联开始了，向母亲要了15元钱，我们也踏上了大串联的征程，上湖南、下广州，到各大学去看大字报，最后回北京。和男生一起串联挺麻烦，和男生分手后，我和宋俊兰、王海秋、陈韵玲、张佩珍又到西安、兰州、重庆，并去了延安。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知道如何外出买火车票坐火车，找招待所。

         到了长沙满街都是板车，空气中弥漫着咸菜的味道，菜都放辣椒，辣得不能吃辣椒的同学直叫唤。

         我记得到了广州知道了除了香蕉还有芭蕉，并且大家一下子就都喜欢上了芭蕉，纷纷买来吃，回北京时还特意带了芭蕉让父母尝。住在广州郊区的中学里我还特别大声的说木瓜如何如何好吃，让隔壁的男生听得清清楚楚，他们于是跑到外面专门去买木瓜回来吃。我们就在屋里静观结果，过了一会，屋里一阵骚乱，往外吐的声不绝于耳，大呼上当。我们这边已是笑得出不来声音了，滚做一团。因为父母去过海南，带回好多木瓜，有的吃起来很臭，像大便。有的却很好吃，种子都像一粒一粒的羊粪球。知道男生他们不知道挑木瓜的诀窍，所以耍他们一下。为了报复我们，他们也告诉我们广州的凉茶如何如何好喝，我们不信，他们还专门买下，喝给我们看，卖凉茶的人直笑。我们也知道他们想骗我们，不过我也想品一下，有个历史的记忆。我就买了一小杯，几个女生分别尝了尝，真的好苦，怪怪的味道。卖茶的人告诉我们，这是茶虫子的屎泡出来的，清热去火。终于知道什么是广州的凉茶了。那时我们挺欣赏广州的冰食，一杯红豆或绿豆上面飘着一个冰球，比北京只有红豆、绿豆、山里红、奶油的冰棍好吃多了，让我们对广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到了兰州住到军区招待所，上街看到东西太便宜了，梨都是一分钱，二分钱，五分钱一斤的，于是纷纷买来尝一尝，果然不错。本想继续去新疆，回来的学生劝我们不要去了，坐火车要一周的时间，还特别拥挤。最后我们就去延安了。那才真真体会到什么是黄土高原，下了遮的严严的大卡车之后都成了黄土人，只有两个眼睛是黑的。我来到延安，感到很亲切，走在路上，爬上宝塔山，向着连绵的黄土高原喊出：我们来了！！！坐在土山上，心中想着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大伯、二姑、三叔、四叔还有其他亲戚、父母的老战友都来过这里，今天我也来了。来到延河边，看着快要干枯的河水，很难想象大伯如何在这里游泳、跳水，如何刨开冰，用冰水往全身浇。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渣滓洞和白公馆，刘文彩的庄园。品尝四川的柚子，红橘。到沙坪坝，到江边看轮船。到川大看大字报。

         很快一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带着妈妈给我的15元钱回到北京还给了母亲，只花了平时自己积攒下来的小钱。看到很多家长不让子女去串联，怕出危险，我特意问了母亲为什么同意我去串联。母亲说，你们班那么多的人一起去，不会有危险。更何况你已经16岁了，应该出去闯一闯，开阔眼界，才会成长起来。我很感谢母亲对我的放手和信任。五妹和大姐是跟着三姐一帮师大女附中老红卫兵去的外地串联。

         父亲单位有个叫苏起顺的也是造反派，她的妹妹苏秋莲正好是XX学校的，因为三姐的关系我们有一天去他们家（在永定路西南角有很多水泥管子边上的军队大院。）苏秋莲正在对录音机发表演说，说：“毛主席说对有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对刘少奇却是一棍子打死，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是按敌我矛盾来对待的，是错误的。…..江青阿姨……她应该向我们红卫兵道歉。…….”这个时候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让我为之一振，也使我对他们产生了兴趣。她告诉我，明天要到北京展览馆边上的莫斯科餐厅旁的露天舞台上开北京全市的老兵大会，要让江青阿姨作检讨，道歉……。于是我自己那天一个人骑自行车到了莫斯科餐厅旁的会场。一进场，就看到人头攒动，红旗飘扬，人全满了。我站在主席台最靠前的西边，居然看到了我们学校《红旗》的那帮人。宫小吉、彭小蒙等等发表讲话，会场特别热烈，呼口号的也群情激昂。散会后我就找不到自行车了，好在有几毛钱，我就坐公共汽车回家了。过了几天万寿路派出所就给我们家打电话，说我们家的自行车扔在了他们门口，通过自行车牌照存档找到了我们。看来是大院的孩子借用我的自行车回来的。再后来看报纸，把联动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平反。正是他们为四人帮的倒台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使江青的小道消息到处传。

         在整个文革中，我们组织没有一个人打校长、老师和去抄家，打砸抢、破四旧。最主要是几个领导都是高干子弟，还是较有水平，还特意讲了反右斗争，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果真文革中，当这些组织没用的时候，很多老兵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联动”，很多大学的造反组织头头也成了516分子，很多工人组织也成了反革命组织。文革一结束，很多组织的头头也都进了监狱。我们真是文革中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组织，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逍遥派。我们对当时的事件、时局经常写大字报，发表观点。由于观点比较正确，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也没有反对我们的，我们也和各派相安无事。除了私下觉得四三派太左了，也没发表文章攻击其他组织和个人，只是实事求是地讲事实。不管是刘少奇的工作组、支左的解放军、学校都对我们组织都很好。文革结束后，他们常说没想到在学校这么能闹的班团结得这么好，在文革中表现得也这么好。

         在复课之前，我们女生觉得很快我们就会走入社会，我们也应该像当年的革命者深入农村，走入社会，调查研究、锻炼。于是我们就跑到公主坟商场的销售干果酒类的门市部（现在已经被拆除了成了历史，在抛售商品的那天我又回到这里买了2瓶2元一瓶的山西的白高粱酒，商店的所有的人也都不是当年的人了。），开始了每天的工作。负责人和售货员耐心的教我们。记得头几天我只负责称重量和包扎。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都在抢购。我也慌慌忙忙上阵收钱、找钱。没想到我心算不好，出了好几次差错，让人回来找。于是我就不再收钱找钱了。男生在学校总看不见我们，听说我们在这里还特意前来看我们如何工作，还讽刺我们。很快一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我们也要回校复课了。临走负责人给了我们每人一份工资，我们想了想没有收，让他们作为共青团的活动费用。对了，我想起来了在小学入的少先队，虽然我在中学还不是共青团员。

         父亲单位的两派斗争激烈起来，都想让父亲表态支持他们，可是谁又不想当保皇派。让父亲也很为难，父亲问我怎么办，我当时还是太幼稚，就说：“爸，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可不能支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爸爸也觉得不好办，最后来了个只支持两派的革命和正确的行动，反对两派的不革命和不正确的行动。表态的大字报由我抄写好贴到院办公大楼的前面。这下可不得了了，两派都不干了，说父亲耍滑头，搞骑墙，于是父亲最倒霉的日子来了。两派每天轮流开批斗大会批判父亲，坐飞机、打他。有一天我说：“爸，你躲起来吧，到外地去。”爸爸说：“能躲到哪里去，越躲他们越气，工作中有错误，让他们批斗一下出出气也就完了。”父亲当时身体很不好，自己走路到办公区都不行，每次都是我用自行车推着他去参加他的批斗大会，心里特别难受。

         “让他们批斗一下出出气也就完了”，可是这一批斗，关押就是9年。让父亲受到了前所没有的虐待、折磨。也让我一直后悔和父亲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两派也真不知好歹，支持你们就会成保皇派，还不领情，水平够低的，却让我父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2005年去世前躺在301医院南楼，我很郑重地对父亲说对不起，说让他那样表态害了他，受了那么大，那么多的折磨，我很后悔！！！

         我记得因为父亲单位的大礼堂总也盖不起来，父亲一让开工，院里的副院长就往上告，三上三下。为此父亲的单位租借周边单位的礼堂的费用够盖好几个礼堂的。这天造反派组织又借用十一学校的礼堂开批斗父亲的大会，许多十一学校的学生也跑去看热闹，不知怎么地双方发生了争执，估计是十一的学生看不下去在后面起哄。最后双方打起来，礼堂外面的同学把造反派骑来的自行车全给扎跑了气，一场大规模的打架就开始了。尤其是听说批斗的人是同学的父亲，那个愤怒劲就别提啦。结果是，造反派大败而归。造反派（里面也有很多高干子弟）心中咽不下这口气，终于在周密计划好后，挑了个学生大部分都不在的放学后袭击了十一学校。结果也是明确的，住校的十一的学生这次吃了亏。（因为都是听说的，具体礼堂里怎么发生的我们并不知道）。

         有几天我去二姐的大学小住几天，这时的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学校也占了上风，一天晚上，就听到大呼小叫的，特别嘈杂乱成一团，搞得我们也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们就问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北航《红旗》把他们的对手抓起来集中，女的跪玻璃渣，男的就挨打，最后把李井泉的唯一的儿子给打死了。

         再后来三司和各附中都结了仇，互相冲击攻打。我有一天去人大附中看我们班转到这的好朋友张庆媛。才知道这几天他们学校一直不平静，三司攻打他们好几天了，学生都被挤到最高的一层。为了阻止三司的人往上冲，楼道里、楼梯上堆的都是桌椅板凳。不过幸运的还是因为是首都，没有像四川三线工厂真枪、真弹、真坦克的互相攻打，据说为此还建了一个红卫兵陵园，埋葬着这些糊里糊涂冤死的5万多傻瓜。

         复课后学校安排我们下农村劳动，全睡地铺，几个班的女生都在一起，我只记得校长的女儿大家都不愿意挨着，一班的女生要和她划清界限，我不在乎就让她睡在了我旁边。有天晚上我问她在批斗她校长母亲的时候，为什么跑上台发言，还称母亲的名字说她不是你母亲，是罗淑荣，她就哭哭啼啼的告诉我她压力有多大，也很害怕母亲有问题，所以要划清界线。我就开始安慰她，你母亲有什么问题，你吓成这样，我父亲要比你母亲的历史复杂多了，我都没害怕。你相信我，你母亲一定没有问题。

         从农村回来后，很快开始了分配。支左的军代表想让我留在北京，但是我知道父亲的问题不解决，好的单位都不会要我，眼看着不去北大荒，就要去内蒙兵团，和到陕北插队，我觉得东北建设兵团的底子好，都是当年的解放军留下来的垦荒队，东北也是很富饶的。内蒙有个民族问题，而且是个新组建的兵团，内蒙也不是特别富饶。陕北更是个贫穷的地方。主意拿定我就申请去北大荒，军代表还调查了一番，看我态度坚决就同意了。中学的生活随着我到了北大荒结束了。

转自相关资料：什么是文革中的“联动”“三司”：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钢院附中、农大附中、北医附中、101中、女六中、八一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丰台三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在北大附中举行会议，商定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12月5日，“联动”发布成立宣言，他们以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骨干，联合了部分“保皇派”红卫兵，总部设在北大附中。这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他们也是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

当时，文革已发展到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候。一些红卫兵认识到乱揪乱斗革命老干部并不是真正的“革命”，于是，他们不再听中央文革的话，不再跟着极左思潮走。

“联动”在成立之初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们在《宣言》中提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在“联动”以后张贴的大标语中，又提出“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两句口号的内涵作出具体的解释。

  这群资格最“老”的红卫兵由于长期自命为“天然接班人”，于是将出身不好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看成“狗崽子翻天”，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

他们一方面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激烈的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

他们还认为，北京红卫兵“三司”一伙造反派是中央文革的打手，到处冲击党政机关，揪斗革命老干部，诬蔑攻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所有的坏事都做尽了，因而成为中央文革的宠儿。

当时，谢富治掌握着公安大权。“联动”成员对他执法不公，偏袒“三司”，歧视“西纠”、“联动”的言行甚为不满。

从12月中旬到1967年1月上旬，他们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联动被抓人员，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他们还联合了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对中央文革。

“联动”之火迅速蔓延。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如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济南的“黑字兵”等。

　联动的活动严重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67年1月17日发表公告称：“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139人。失意的联动成员怒气冲天，甚至将父辈的呢料将军装、佩戴的刺刀裹在大衣里，在同伴面前示威、泄愤。

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联动成员。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联动也从此结束了活动。而个别成员的活动则维持到了1968年春夏间。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分配工作、上山下乡时，档案里都被注明“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等，也因为具备这些背景，他们在参军、入党和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时都受到阻碍，一些人为了避免麻烦，被迫改名换姓。

“联动”的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翮、孔丹等。

https://bbs.wenxuecity.com/wenge/4281.html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

董进进 我的文革中的中学生活（育英中学）

董进进我的文革中的中学生活（育英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