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泽东到底民主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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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代前后的“非毛化时期”，精英们众口一词咬定毛泽东不民主，自从1959年之后个人专断大有发展。老田分别访问过三位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这三个人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看法很一致，在邓小平定位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中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最民主的，朱总司令管事少留给中办工作人员的印象更接近于一种德高望重者对邻居的关系，陈云同志还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处于中间状态，剩下的那两人是很难说话的。这个难说话，不仅仅是中办工作人员是这样，就是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都是如此。

　　老田2007年四月份访问过陶鲁笳老同志，他讲到一件事：在四清期间，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两个省委书记陶鲁笳、刘子厚对于运动开展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后，毛泽东鼓励他们把不同意见向主管领导同志汇报，以期改正此前的错误做法；但是，该领导同志在云南听说李雪峰等人有不同意见之后，不仅不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反而从昆明坐飞机狂奔回北京，赶在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私下里找到李雪峰并“死尅”了他一顿，这样，李雪峰只好转而做检讨，刘子厚和陶鲁笳虽然有不同看法并自认为是正确的，但是鉴于李雪峰已经挨批了，也明智地选择了“闷声发大财”。毛泽东有感于党内民主之缺乏，无比愤怒，所以在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带了一本党章和一本宪法到会场上，去捍卫省委书记们的发言权。后来精英们撰写的党史，都说是某两个领导同志对毛主席不够尊重，所以引得他大发雷霆，这是对那两位同志无耻的污蔑，毛主席没有得到尊重的事情从未发生过，精英们这么说的时候也从未提供说得过去的证据。

　　除了工作人员的感受之外，还有可能从逻辑上来检验毛泽东在他那个管理岗位上的民主问题。把执政的共产党，作为一个系统的管理组织来看待，能够对毛主席是否民主进行一个逻辑上的检验。根据美国管理学专家罗伯特·卡茨的研究，在不同的管理层次上有着非常不同的功能，在最低层次上的管理者，其最重要的是技术技能，要求熟悉和精通某种特定的专业领域知识，因为这个层次的管理者最接近于生产的第一线，他必须有相应的生产领域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对脱离第一线的中层管理者而言，更重要的技能在于人际技能，他要知道如何与员工进行沟通、如何激励并引导员工的热情和信心，并协调不同部门和地区的利益和要求；在管理者的最高层次，最重要的概念技能，这是要求管理者对于复杂情况进行抽象和概念化，提出足以指导全局的方向和目标。换句话说，在管理系统的最高层次，概念技能对应的是决策职责，需要管理者从实际中间获得适当的信息借以提出适当的努力目标；在管理的中间层次上，人际技能意味着要面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做协调工作；在管理的最低层次，则意味着对直接生产者的监督和技术指导。很显然，要完成决策职责，需要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阻断言路的结果是对概念职能的履行构成根本的威胁，所以，处在毛泽东那个最高的决策位置上，不民主将意味着闭目塞听，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的不民主意味着他在决策上的偷懒以降低信息成本，所以评定毛泽东民主与否的问题只需要考察这个人工作是否勤奋就够了。在管理的中间层面上，不民主意味着无视不同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压制不同的利益的表述和协调工作，这个地方的不民主实际上意味着最常见的“长官意志”，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常常体现为不同层次的利益矛盾和目标冲突，毛泽东时代地方只要有机会就起来批评“条条专政”，处在高位上的高官动不动就要批判“分散主义”，毛泽东要求区分中央和地方管理的职能方向要求中央只管“路线方针和政策”搞“虚君共和”，但是各个级别的官员都喜爱插手具体的项目和工程至今仍然如此，正是在这个结合部上双方长期争夺“预算最大化”（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巨擘尼斯坎南认为争取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最常见的行为动机）的分配权限，所以简单粗暴和专制的发生频次最高，除了某两个同志的个人特性之外还有管理岗位决定的因素在内。

　　概念技能和人际技能的区别，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合作化时期毛泽东与邓子恢的区别上。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四十条纲要》，内容主要是就已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上传统和现代技术的状况，去对应可能达到的农业增产目标，考虑的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目标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决策只要是资源不变、目标尚未实现，就仍然长期有效。1970年代笔者参加生产队劳动为新修的梯田做护坡的时候，按照队长的要求用石头在斜坡上崁上标语“学大寨、赶昔阳，粮食生产过纲要。”而邓子恢作为农村工作部部长，显然就很容易进入具体的管理协调问题的方向，他很少考虑资源和目标的对应关系，而是集中于考虑管理单位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调节问题，对于起草合作社的章程投入很多精力，甚至还从自己的专业强项出发编写过一本农村会计教材。由于精英们缺乏起码的管理学知识，所以认定邓子恢和毛泽东都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思考问题的，所以任何不同意见都必定意味着一个反对另一个，其实不然，毛泽东在纲要中间提出的是资源和目标的对应关系，还需要邓子恢对微观和应用层面的思考，最后他们在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时候走到了一起。

　　从毛泽东参加中国革命以来的历史看，毛泽东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因为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要求都是要官僚精英群体走群众路线，要求官僚精英群体付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群众，减少他们的特权，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求具有优势地位的官员们按照“反经济人”理性来行事，所以总是处于少数地位。为此，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去争取尽可能多的人，跟自己一道前进，否则他随时有可能成为孤家寡人，不可能完成任何革命或者建设目标。毛泽东提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中间说要善于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甚至要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这其实是他本人与党内同志相处的长期经验。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不民主高个人专断实际上没有现实的可能，因为他所主张的东西在高官中间没有多少市场，为此，他不得不长期以“斗争求团结”的方式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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