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关于余秋雨，关于他的著作我们永远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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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余秋雨，关于他的著作我们永远有话要说

=2004年07月26日 南方都市报

　　十几年来，几千篇批判文章(还不包括网络文章)可以证明一点：我是一个没权的人，骂我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不会惹到权力部门，不会惹到任何厉害的人，于是他们就骂。这个我想是主要原因。

　　——余秋雨这样解释多年来他所遭遇到的不公正的批判

　　《借我一生》写了些什么？

　　在经过足够的“造势”之后，备受关注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已由最新一期《收获》杂志刊出了五卷中的“童年”和“文革”两卷(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在7月底正式出版)。全文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其中余秋雨以大约十万字的笔墨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一段的经历，对一些之前颇有争议、读者也非常关心的问题，如“是否参加过‘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是否为‘石一歌’成员”、“在《朝霞》杂志社工作”等作了“自我阐释”，并不失时机地对一些批评如“文化口红”等作了回应。

　　关于“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在《借我一生》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第一节中，余秋雨描述了自己加入“社会大批判”的过程。

　　1968年秋冬之间，进驻上海戏剧学院的工宣队找毕业生谈话，在与他谈话时，一位小王师傅告诉他，上海的几家报纸编辑要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写几篇批评旧俄理论家的文章。工宣队听说戏剧学院表演系徐企平是这方面的专家，要余秋雨跟他一起去。

　　到文汇报之后，报社文艺组的编辑安排余秋雨等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员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后来，当时已经参加了市里一个写作组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要写一篇评斯坦尼的文章，由于不太懂表演，想让他们帮忙做些文字准备和专业咨询，双方在观点上非常对立，余秋雨的一篇《关于“从自我出发”》被胡锡涛“枪毙”。两个月后，余秋雨随同学一起下乡。

　　在本章第四节，余秋雨援引了胡锡涛2000年在《今日名流》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片段，议论说：“在读到文章的当时，我正陷于一批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狂潮中，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只能咬定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过‘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据胡锡涛说，其实这篇文章是他写的，而非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余秋雨写的。)

　　关于“石一歌”

　　第七章“吴石岭”的第五节中，余秋雨描述了自己1973年参加鲁迅教材的各高校联合编写组的情况。

　　当时余秋雨已回到上海戏剧学院，每天挖防空洞。某天，一个叫王政的军宣队员找到他，给他看一张落款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育革命组”的油印通知，要他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

　　余秋雨写道，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组内有一大半是工农兵学员。编写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

　　而各校来的青年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在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关于鲁迅生平的书，余秋雨分到了广州一段。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他选了胡适。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写了。按照余秋雨的说法，他“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

　　关于“《朝霞》事件”

　　“《朝霞》事件”具体发生时间余秋雨并未点明，只说写作组要求他和一个同学一起去编一份鲁迅资料，而资料没有编成，便遇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余秋雨写道，当时《朝霞》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由于几篇文章被“工总司”抓住了尾巴，牵动上层，写作组中的朱永嘉、王知常等人主张脱钩，陈女士离开上海“养病”去了。于是便发生了一件对他很“不仗义”的事情。朱、王二人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青年人去做脱钩过渡，心急火燎中便顺手“逮”住了他，却没有向他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的一批人在捣蛋。

　　于是余秋雨便与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极为含混，似乎是为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当时他在《朝霞》待了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继续工作，而他则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三个月之后，“工总司”斗争矛头转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此事就完了。

　　余秋雨这样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全都严词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瞒着我！”“当时的写作组，在‘工总司’面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们怎么能够把自身灾难悄悄地转移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呢？”他质问朱、王二人的结果是，朱永嘉说：“你年轻，怕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

　　关于“自我清查”

　　1976年冬天至1978年冬天，是余秋雨印象最深的历史转折，在第九章“隐秘的河湾”中，他详细写了自己这两年接受清查的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查组要求他写了一份自我清查，里面提到三个问题：一，他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残疾人沈立民，从邮局转寄一封车间工人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马天水后来犯了政治错误；第二，十年间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又一次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第三，他生病期间，曾帮一位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从文字语法上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

　　清查组的人告诉他，这篇清查文字“太幽默”，可能会做些修改，但后来没有回音。

　　余秋雨接着写道，二十多年后，由于一场笔墨官司，他费尽周折找到了当时的材料，读过的人认为不知所云。他估计，自己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

　　关于“金牙齿”

　　在《借我一生》的第二卷中，余秋雨多处提到了一个被他称为“金牙齿”的人。

　　第一处是在第七章第六节，他写道，“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这人“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色的金牙齿”。他还曾经策划了捉弄这个“金牙齿”的恶作剧。

　　另一处是在第九章的九至十一节，他被揭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因为“金牙齿”向上揭发在《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时，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而余秋雨写道，他当时离场的原因是一位教师突发疾病，他和一位年轻人将这位教师送回家中，当时“金牙齿”就坐在边上，完全知道他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余秋雨认为，“本来在‘文革’中，凭他与编写大学教材毫不相干的奇怪身份，凭他与上海几个工人造反司令的接触，我一直怀疑他在教材编写组中担负着某种耳目的角色。”

　　关于“文化口红”和“姓余的青年”

　　在文章中，余秋雨还对近年来一些批评意见作了回应。

　　如第一卷第五章中，他写自己初中时，美术老师要他做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结果男同学画的他，多数是裸体，女同学画的他，几乎都涂满了口红，还用很大的字体写了他的名字。美术老师告诉他，“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每个人自己。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余秋雨这样写，“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声誉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而在写到自己在文汇报社工作时，因为贫穷忍饥挨饿时，余秋雨将笔锋转到了一位对他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姓余的青年”，他写道，“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好奇地去见了这个年轻人，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李凌俊

　　专访《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

　　余秋雨确有过人之处

　　南方都市报：你是较早看到《借我一生》书稿的人，能不能谈谈你对这本书的感受？

　　程永新：我的感觉是，余秋雨写这本书是很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从文体、写作动机到整个出版策略方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如他提出“记忆文学”的概念，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这样的写作尝试，比如杨绛的《我们仨》、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它们都有余秋雨所说的“记忆文学”的含义在里面。而余秋雨是第一个把这个概念提出来的。

　　现在网上有很多批评，说他是在玩概念。我觉得无论是读者也好，文学圈的人也好，批评界也好，在读余秋雨的这本书、包括对待他的“记忆文学”概念时，都应该持一种宽容的平常心，这样显得比较厚道、公正。他所谓的“记忆文学”，主体是指一种文学，记忆是定语，他的出发点是：记忆都是不可靠的，无法做到绝对客观。你说以前的回忆录呀、自传呀这些，比如克林顿的《我的生活》，他们就是完全真实客观的吗？它们有没有掩饰的东西，有没有避重就轻的东西？肯定有。

　　在《借我一生》的第一部“童年”里面，就有一些小说笔法。比如，他的母亲为普及知识办了夜校，有一个女疯子来听课，后来还把自己的东西拿来放在他母亲的窗台上表示感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小说笔法，但这么写不违反人物的逻辑和情感线索。因此它是更强调美学效果的，它避免了读者读回忆录的枯燥，有抒情、有分析、有议论。我认为，余秋雨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攻击、打了那么多官司之后，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表达文体。他需要以这样一种文体来充分阐述、表达他的各种思考、情感。

　　南方都市报：可以想见，在“记忆文学”的概念下，读者就会关心一个问题，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如何判断？

　　程永新：记忆是否可靠，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我们也不要那么匆忙地下定论。我的理解是，在大的方面要符合人物的成长过程和情感逻辑，这是不能违背的。余秋雨写这部书的初衷是他父亲去世后，他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些手稿，而其中的内容与他对父亲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由此，他想建立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我第一次听他说这个想法的时候非常震撼。他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记忆有失真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历史有失真的地方，人对人的理解和判断也肯定会有失真的地方。余秋雨在书中对那些诘问他的问题进行了一个总的回答。如果我们公正、客观地来看，让余秋雨为当时所有的事情承担历史责任，那是没有道理的。他当时再怎么样，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我们当时曾批判的那些人，现在也当官的当官，在单位负责的负责，这些人都没有忏悔，有什么道理就让余秋雨来忏悔？我们分析这些东西，其实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些非常畸形的心态：因为你余秋雨不肯低头，因为你余秋雨太红了，因为你余秋雨的书卖得太好了，娶那么漂亮的妻子，生活太完美了，就要搞你。他做的最大的事情无非就是写了几篇左的文章，到底写了多少现在都无法考证。但从他的功过来说，他对宣传传统文化、文明所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的“过”——如果他有“过”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提出“保护知识精英”口号。这些知识精英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相反，我们要警惕一些人：他们就靠文化暴力，靠践踏文化名人来获得提升自己知名度等各方面的利益。

　　南方都市报：那么你认为读者如果以一种平常心态去看这本书，会获得什么呢？

　　程永新：如果大家以平常心、把它当作普通人写的东西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书中展现了知识精英的那种聪明、智慧。他确实是有过人之处的，他在书中表达了许多别人都没有发现、没有概括的思想见解。其他知识分子就不如他那么敏感，也无法像他那样能够及时发现中国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这个文体为其他人的写作拓宽了一个领域。余秋雨的文字很精彩，他对事件、意义的提炼和概括都是非常独到的。

　　本报记者　田志凌

　　专访余秋雨：修订完四本学术书后我将退出文化圈

　　我的心愿基本实现

　　“在修订完这四本学术书后，我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近日，余秋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一段时间来，余秋雨一直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只是让助理金克林对外发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除了撰写回忆文学《借我一生》之外，又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为他早年的四部学术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再版埋头做一些修订、补充的工作。余秋雨说，为了这次修订，自己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配上了相关图片，这也使得修订工作进展很慢，从开始着手至今，已有近两年的时间。预计全部工作将在8月底完成，今年年底出版。

　　自从1992年《文化苦旅》出版以来，余秋雨一直是文化圈和媒体的焦点。围绕着他的批评和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这次也不例外。自从他将出版《借我一生》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文化界引起了争论。就真与假的问题，余秋雨说，“《借我一生》全部可信，因为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都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

　　余秋雨说，《借我一生》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纠正人们对于“文革”中学生造反派的误解。

　　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余秋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实现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早年的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回忆这一段时间，余秋雨认为，“别人对我的尊重和服从不是针对我本人，而是因为我院长的权力。几年的院长当下来，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文化人。”于是，他毅然辞职，为此不惜放弃了当更大的官的机会。正是由于他的辞职，才有机会从事中华文明的发掘和传播。与凤凰卫视的合作，更使他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借此机会，他亲身考察了不同的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进行了一番比较，并纠正了自己原来对于中华文明的一些看法。“我的心愿基本实现，以后可以不再理会任何是是非非了。”

　　媒体也需要有制衡

　　余秋雨说，我们的传媒和文化界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已经把余秋雨妖魔化，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批评我的传媒看上去范围很大，实际上是一个小范围。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我的书还是卖得最好的，我可能也是文化人当中被非文化单位邀请得最多的一个。

　　传媒有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有一套自身固有的规律。时间长了之后，我也不跟他们生气。我很高兴呢，我经常这样想，你们会闹腾到什么时候呢？老百姓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家已经不再那么相信你了。而且，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你们更可能失去大家的信任。为什么呢？比如，你们讲过我的所有的“文革”问题，始终没有提出过一个证据。他们看似到处都在调查我，事实上是没有一个人进行过真正的调查。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玩的情况，就是传媒构建出的一个话语系统，是少数传媒，不是所有传媒，在坚定不移地造谣和诽谤。

　　这让我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这个想法，就是中国传媒和世界传媒有什么区别呢？有两点区别：一是他们的上下等级非常明显，国外也会有非常糟糕的报纸，整天骂人的，正是因为等级明显，这个大家都不会在意的，“哦，它又在骂你。”但是我们中国情况不是这样。二是在国外，大的报纸，如果是公众媒体的话，它会有对立制衡。所谓对立制衡就是，有一份报纸，就一定有另外一个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对某件事是一个说法，《华盛顿邮报》很可能不是这样，跟你对立制衡。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报纸，他们生来就对战。我们没有这对战，我们不可能有对战，我们偶尔可能发表一篇不同意见，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的对战。由于这两个原因，它就失去基本公平了。

　　我现在想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国媒体的状况，就是有一两家报纸，它对于其他媒体进行制衡，不是监督。作为媒体，我们现在不能构成两个系统，只是说有一两家报纸，对媒体本身进行制衡。而制衡的力量只有一个，就是真实。媒体的所有的尊严就是这样建立的。

　　我是一个没权的人

　　另外，有些媒体就是爱选取一个没权没势的人去批判。为什么选我？理由非常简单，不是大恶大善的问题，善恶我想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善良大家都知道，我连批评人都没批评过，你看我的文章，骂人都没有骂。“文革”当中就更没有了。这就造成了非常奇怪的局面，为什么批你？因为你没有权。没有权有两方面，一方面我死活不当官，如果我做个部长，那他们绝对不会碰我，这是第一；第二，我没有圈，这也是我自己找的，文化界找个圈很容易，北京好多作家都找了圈，你在圈里他不敢惹你，因为惹到你就会惹到这个报社的主编。你知道我当时要找一个圈是很容易的，我学生那么多，这些我都没有。

　　十几年来，几千篇批判文章(还不包括网络文章)可以证明一点：我是一个没权的人，骂我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不会惹到权力部门，不会惹到任何厉害的人，于是他们就骂。这个我想是主要原因。他们要找什么把柄？“文革”问题？文章写得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呢，上电视？我其实机会并不多，就是出来的时候可能影响大一点。北京多少人在主持节目，好多学者都在主持节目，我出来就几次，只是影响大一点，那怎么了呢？

　　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利用传媒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这样做了，最早并不是我一人去上传媒，应该是和上海的王元化等一起去的。世界大学生辩论赛，要找一些人做评委，金庸、王元化、我，都是学者。后来唯一出去就是凤凰卫视，哪一个学者能够像我一样有胆量去走中东？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一个，那里天天有可能被绑架。

　　这是整个背景，想想非常可笑。我不准备去为自己洗刷。我只是非常希望通过一份值得信任的报纸，对这种非常可怕的传媒攻击进行制衡。只能说是制衡，而不是挑战。这种传媒攻击在过去，经过“文革”的人就会知道，硬讲刘少奇是叛徒，大家好像是肯定了，材料大家都不要看了，几十万篇文章就批叛徒了，最终的真实都是不管的。这个是中国的特点。

　　有没有可能制衡一下呢？谈起来，这里面有的是学术问题，比如知识分子要不要向媒体大众来表达自己？纸质媒体和电波媒体到底区别在哪？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用来进行人格攻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可以讨论的，比如，知识分子有几种，我明确地讲，我这个知识分子是影视剧的专家，影视剧、电视剧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我的博士生有一门课就是研究电影和电视，他们必须做谈话节目，我必须示范，这个是我的学问，就像陆谷孙教授要出来做英文翻译一样。这个不是作秀，电视谈话是我的学问，是我研究的范围。

　　新京报记者　张弘

　　余秋雨和多数人的声音

　　近五六年来，余秋雨的政治身份问题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四人帮帐中主将”、“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石一歌”成员、写作了《走出彼德堡》等等数十篇文章，为“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张目，等等。余秋雨反复声明：没有这回事，但是仍为某些人认为是“文化杀手”。在一股“批余热”中，还出现了余开伟、余杰那样的逼迫余秋雨写“忏悔”文章的闹剧。《新民周报》、《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三位记者的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旦发表，真相大白。当事人胡锡涛——上海写作组的正式成员声明盛传为余秋雨所作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非余秋雨所作，而是他本人的作品，《走出彼德堡》则是另一位写作组成员之作。当年主持审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负责人、深受过“四人帮”迫害的王素之将军，更是直截了当地声明余秋雨在“文革”中“没有问题，是清白的”。正是因为这样，他曾在清查后期设法把余秋雨调到部队去工作，由于上海方面不放而未果。当年审查组后期负责人、审查报告的执笔者夏其言先生也断言余秋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并妨碍一些人，仍然做文章，其中就有我的朋友古远清。

　　难得的是，后来，胡锡涛先生又写了文章说明，当年余秋雨大学毕业，被分配去参加复旦大学的那个写作小组，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评价问题上和胡先生发生了矛盾，还闹得不愉快。我想，至此，余秋雨“文革”的问题似乎应该是水落石出了。

　　再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是很难了。

　　但值得反思的是，这样一个本来是非常简单，又是经过组织严密审查，早有结论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全国闹得满城风雨，给大多数人造成一种印象：余秋雨，不管怎么说，总是有问题。连余秋雨的朋友魏明伦先生都没有信心了，对一个记者发表谈话，发表在《山西文学》上，说：“余秋雨肯定有问题”(后来魏明伦先生发表了声明，说他的原话只是说“余秋雨没有大问题”，是记者记错了他的话)。连朋友尚且如此，一般读者真是不敢保证余秋雨的政治人格了。

　　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的传媒很值得反思，由于现代传媒具有强大的舆论造势作用，会造成一种压倒一切的观念的潮流，这时，即使当事人有再大的冤屈，个人的声音与之相比绝对是渺小的。不管你怎么喊冤，反正是积毁销骨，众口铄金。李白在这方面可能体会很深。据杜甫诗：他曾经被弄到“世人皆欲杀的”程度。李白深有体会地写道：“曾参岂是杀人者，馋言三及慈母惊。”

　　在传媒面前，当事人的声音总是微弱不堪。“文革”当中，许多悲惨的事情就是这样造成的。明明你也有嘴，就是没有用。一张大字报比你的十张嘴还要有威力。

　　这在社会心理上，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研究。一张字迹潦草的大字报会弄得人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轻生。殷鉴未远，岂可忘哉。

　　我们讲民主，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多数人陷入盲目的时候，在神圣的旗帜下无形压制由此而生，铺天盖地的、一面倒的舆论就会变成自由思考的压力。对那些处于少数一边的人，那些知道真相又与自己的利益有关的人的压力就更大了。当一面倒的局面形成的时候，当一些知情者明哲保身，使得关键真相不能暴露，当多数人绝对自信真理在握，悲剧往往也就发生了。

　　要说多数人是受了欺骗，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在多数形成的时候，这时，最有力量的恰恰不是多数人，而是既掌握了事实又能保持正常思维的人。他们当然是少数。所以，既要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多数也要在思想上保护少数。

　　要保持正常思维，不但要有事实，而且要有品格，才能顶住压力，有骨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锡涛先生，值得称赞。

　　本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顶住了压力，讲了真话，坦率承担历史的责任已属不易，可是后来，他又写了文章，更详细地说明，余秋雨不但没有执笔写那篇文章，而且还不合时宜地持保留态度，胡先生由于固执己见还“得罪”了余秋雨。

　　我们这个民族，饱受思想压制之苦，但是，是不是已经把教训总结得够了呢？这些年来，我们几乎达成共识：外在的压力是全部原因。现在看来，这可能有点不全面吧。在外在压力下，还是有不屈服的，宁愿孤立的(在小范围内，或者大范围内)。易卜生不是说过最为孤立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吗？我们对那些站在少数立场上的人，固执己见的人，是不是一直有一种保护的自觉呢？伏尔泰有言，我虽然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却要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你发言的权利。我们缺乏保护少数的思想传统，如果我提议把荣誉感给予保护少数的人，会不会让人觉得惊世骇俗呢？

　　孙绍振

　　编辑旁白

　　关于名人回忆录

　　名人写回忆录，你怎么看？

　　名人写回忆录，实属正常，这不仅是中国名人才有的爱好，估计全世界的名人，都热衷于此。既然是名人，他总会有一些独特、有价值的记忆和经验，值得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事实上，也确实有相当多的名人回忆录，成了人类精神上的光辉段落。比起一些传记作者的胡编乱造来，我倒觉得名人回忆录即便有美化自己的嫌疑，但聪明的读者也还是可以从他的文字中找寻出一些经验的碎片，一些隐秘的心态，从而窥探出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特殊关系。作为为历史存真的一种方式，名人写的回忆录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许多时候，我拒绝看那些夸张、铺陈的名人传记，我觉得传记作者那种想当然的、纯属虚构的场景、对话描写，读起来令人觉得既幼稚又可笑。相比之下，评传和个人回忆录，反而是了解一个名人最不坏的话语方式了。

　　名人的回忆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有什么价值？在作者有意无意之间会不会有些重大信息被遗漏，有一些事实被篡改？

　　存在一种完全可靠、完全不被篡改的历史和事实吗？我深表怀疑。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才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我从来没有在所谓的名人回忆录里寄寓太多关于真实的期待，我更愿意在它的字里行间，留意一些别有意味的细节，同时也揣测作者在叙述自己的过程中那些微妙的心理。我一直欣赏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的一句话，他说，“回忆就是想像力”——这话显然在提醒我们，任何的回忆录都不会是记录历史真实的可靠文本，它只能是想像的文本，是作者想像力的一次语言旅行。假如你渴望在这些回忆录中核对历史的真实，你也许会失望，但当你试着进入作者的这些想像时，你也许就会有阅读的快乐。

　　克尔凯戈尔还专门辨析过“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回忆有时比记忆更有价值，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为重要。

　　名人写自传是把自己的过去作为现在谋取利益的资本吗？

　　这显然是言重了，至少我不愿意对他们作这样的不良猜测。我认为，很多的名人，不一定比我们更高尚，但也未必比我们更阴暗。

　　谢有顺

　　(注：提问者为张弘)

　http://news.sina.com.cn/o/2004-07-26/09313201351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