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晓芳：二姐的少女时代

reading · 发表于 2021-3-7 23:19:01

1960年代至1980年代, 农村, 陕西蓝田北岭

二姐的少女时代

－－作者：齐晓芳

1960年仲夏，陕西蓝田北岭一孔窑洞的土炕上，二姐呱呱坠地。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生产队分给每人的粮食根本填不平饿瘪的肚子，地里、沟里、土坡上，只要是没有毒的野草、树叶都成了人们充饥的美食，公路两旁的杨树皮槐树皮也都被人们剥得精光，煮着吃掉了。父亲在西安工作，工资微薄，就是想买几斤黑市粮，在城里竟也寻不到。家里每日的吃食，是母亲放工后赶到沟里坡上弄回来的刺蓟（大蓟）等“野菜”和得之不易的榆树皮。就这些还得先紧着祖母、小姑、大姐吃，自己时常饥肠辘辘地去上工。

所以，二姐虽是足月生，却仅有三斤重，实实在在是一个低体重儿。几十年后母亲回忆，刚出生的二姐，太阳穴和眼窝吸成深坑，面颊没一点儿肉，肋子一根一根，骨节细细长长，尤其是二姐浑身上下裹着一层绿沫沫儿，哪里是个人娃儿，活活一个小骷髅，叫人既心疼又害怕。在农家土炕的篾席上，由接生婆手里的大剪刀剪断脐带的二姐，没进行一分钟Apgar评分（阿氏评分、新生儿评分），没有复杂的仪器监护，没有吸氧，没有科学的护理，后来也没有足够的奶水吃，没有奶粉炼乳，连面糊糊都是奢望。

二姐就这样，在特殊的天时里，在“低标准”的喂养中，开始了人生。后来她身高不足一米六，矮于众姊妹，和这先天不足及后天困窘有很大关系。“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二姐的饥寒远不是三分。那时家里有两面窑可以安身，但在1962年一面窑洞因霖雨倒塌，剩下一面窑，一时住不下全家人，年轻的父母面临诸多困难，愁不堪言。直到1963年，生产队派出劳力为家里打了墙，1964年在窑前盖起了两间厦房，一家人终有了安身之所。1964年市场上能买到包谷了，父亲可以买回些议价粮，国家也给些救济粮，日子也就一天天过来了。

二姐从记事起，就到坡里拾柴，沟里放羊，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十岁时，二姐背起母亲给她缝的碎花布小书包，到大队小学上学了。我们村是个小村子，四户人家，离学校有五里多路。二姐每天跟着上四年级的大姐，以及伙伴们上学去。书声琅琅的校园，给二姐带来了快乐。学校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三十多人。二姐学习好，多次被选为班长和三好学生。二年级时，胸前别上了“红小兵”的牌子－－红色塑料的牌子上印着“铧咀坪小学”“红小兵”等字。

那时家里生活有了改善，每天可以喝上包谷糁了。一年到头，家里也会给每个娃花上四块八毛钱，买两节布做一身新衣裳穿。布鞋也是一年做一双，大脚趾常会很快就把鞋戳出个洞来，母亲会不厌其烦给补起来，一双鞋一年要补许多回。

二姐在临潼华清池.jpg

1980年3月13日，二姐在临潼华清池。

虽然年纪不大，劳动却是第一必修课。每年夏忙，全大队六个生产队，学校给每队指派一名本队的教师，带领队上的学生去收割后的地里拾麦。拾的麦上交生产队，可以替家里挣工分。拾的如果是纯麦梢儿（麦穗），三斤半一个工分；带麦秆儿，五斤一个工分。在家里，也有任务：扫地、拾掇屋和抬水。抬水是大活重要活，村子远离大村，不通电，吃水要到沟底一处“冒眼”（泉水）去挑，大人来回一趟要半个多小时。那时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整日在地里劳动，祖母也年逾花甲，三姐和哥哥更小，所以抬水就是大姐二姐的事。上午放学后抬一桶，晌午放学后抬四桶，两个人起先抬多半桶，慢慢可以抬一桶，回程中要歇几次，除过一个“转弯”有几米长的平路，其余都是坡坡路，歇肩时要用一块石头将桶支稳。途中水总要漫衍出去些，一桶水抬回家常常成了多半桶。有时快要到家了，脚下一绊一滑，水桶一倒，全泼了，只得重新下沟去抬。

二姐上初中时，我一岁。父亲的工资是三十五块钱，母亲积极参加劳动，家里的日子仍紧巴巴的。为了能喂饱六个娃的肚子，母亲会不时掮（关中方言读jian）上一口袋面粉，搭车去“河北”（渭河以北）换包谷面、包谷糁，一斤麦面可以换两斤包谷面或包谷糁。队里分产时，也是母亲最落寞的时候，因为只她一人挣工分，所以什么都分得少。劳力多的人家，麦装几麻袋，我们只一细口袋；人家红苕、萝卜几老笼，我们只半老笼；包谷秆、麦秸人家几大堆，我们只一小堆，且常轮到最后。然后母亲推着车子，一群娃跟着回家来。有的年份年终结算时，我们家反而欠队里两百多元钱。

这样的境况下，二姐自觉懂得为家分忧。割草交队饲养室，按斤两算工分。暑假里，二姐就和伙伴们去割草。二姐人瘦小，但手脚麻利，安分，选中一块草地不挪窝子，“刷、刷、刷”就是一大把，捆好放一边，大半晌就能割一大老笼（八十多斤）或一轻便车子（手推独轮车，一百多斤）。一个暑假，她能挣四十多个工分。那时男劳力一天也就一个工分，女劳力只七分五个工（一个工分值三毛五分钱，年景好时五毛钱）。

另一“开源”门路，是在假期里挖药材。村子周围的沟坡梁崖上，有的是远志、柴胡、黄芩等。母亲嫌天热，不要二姐去。等母亲上工走后，二姐收拾好屋子，给祖母做好饭等她吃毕后，提上笼偷着去。追一阵子，就追上几个挖药的铁搭档：小利、小品、亚娃、省省。为了挖到质优的药，他们会跑十里路，到北边赵湾梁上去，那儿的柴胡、黄芩等都是老根，又粗又长。药挖回来，将柴胡根剪下晾干，砸远志取根肉晒干，将黄芩根晒干后放笼中，放几个小圆青石，再轻轻摇晃，撞去根外头一层粗皮，再将金黄色的余根晾干。还有种叫“血统”（发音如此。学名应为“血藤”——编者注）的药，根是血红色的。

家门前的园子里有十几棵祖母种下的大杏树，每年杏熟了，村里人都来吃，留下一地的杏核。大姐二姐就把杏核收集起来，因为杏仁可以卖钱。砸杏仁是一件累活，大姐把杏核给弟妹们一人分一堆儿，一人一把洋锤一块砖，圪蹴（蹲）那儿成晌地砸杏核，叮叮咚咚，经常蹲得腿都麻了。等砖头上梭形的小坑布满，装杏仁的黄书包也“饱”了。看着书包里一颗颗饱满干净的杏仁，大家脸上都是笑。

药材积攒多了，二姐就和伙伴们大包小包地背着，步行到十几里外的县药材门市部去卖。卖了钱，不舍得花一分买吃买喝。回来路过县蔬菜公司，看那菜蔬真是诱人，拣人家买剩下品相不太好降价处理的茄子、洋柿子、黄瓜、辣子买一些，再背回家。路上渴得不行了，趴在路边浇地的机井边，喝一肚子凉水。有次二姐和三姐去卖药，回来时经过县土产门市部，恰巧柜台上一个浅黄的瓷盆子，因有一条璺（wen，裂痕），由一块钱折价两毛钱处理，两人高兴地买下来，轮流背着这个有五六斤重的盆子，欢天喜地回到家。母亲把盆子拿去花五毛钱箍了，这个盆用了三十多年还好好的。

那时上学费用不贵，每学期小学一块五，初中两块五，高中六块。姐姐们挖药、砸杏仁的钱，足够几人交学杂费了。可是为了挣这些钱，二姐也遭过罪。一年暑假挖药，受热得了“鹅口疮”，口腔甚至咽部和扁桃体都生了溃疡，说不出话。祖母带着去了西安，父亲赶紧送到儿童医院。医生看后训斥他：你们真是胆大，这病再迟来两天，娃可就危险了。在西安治病期间，祖母心疼二姐，每天领着她，从父亲的未央路食堂走到土门十字去坐电车。这路电车的司机中，有村里答民和淑叶两口子，坐他们的车不让买票。祖母把二姐搁车最前头，二姐看着街景，一高兴，就忘了嘴里的疼。

二姐（前）和伙伴在村前沟沿.jpg

1980年12月8日，二姐（前）和伙伴在村前沟沿，后为小利。

二姐病好后，祖母带她回家，路过东侯村祖母的外甥鸿道伯伯家，又在那里住了半个月。东侯村地处灞河川道，庄稼以豌豆为主。二姐没事时，拿一个搪瓷缸子，去捡人家收豌豆时遗在路上的豌豆粒，拿回伯伯家煮豌豆面吃。那个暑假，用二姐的话说，“因祸得福”，美美地快活了一个假期。

两年的初中生活很快结束，其时升高中靠学校推荐，二姐顺利升入洩湖中学。二姐把她的所有书本，背到公社供销合作社，卖了八毛五分钱，舍不得花，就地在合作社买了一个“火条”笼（秦岭山中一种红色藤条编成，比竹笼结实），背回家。这粪笼用了有七八年。

洩湖中学是普通中学，离家、离县城都有二三十里路。上学要住校，一间宿舍（两间房）上下两层大通铺，可住下全班女生。二姐周末回家一次，搭汽车车费一毛钱，舍不得，来回都是步行。好在同路有一大帮子同学，也不孤单。礼拜天，二姐早早吃过晌午饭，背上馍布袋，一路叫上凯迎、小利、容珍等同学，汇集成六个人的大队伍，说说笑笑的，二十多里路走起来洒洒落落，一点不累。二姐的同学们，不论岭上还是灞河川道的，从家拿的馍都是金黄的纯包谷面馍，冷了又硬又糙。母亲给二姐蒸的是麦面和包谷面做成的“两搅馍”，好吃多了，常被同学们“瓜分”。除从家拿馍，还往学校食堂交面粉、包谷糁，换成粮票。早、晚喝包谷糁糁，泡上带的冷馍，中饭是二两粮二分钱的汤面。川道的同学书霞和二姐是知交，她喜欢吃二姐的“两搅馍”，当二姐断顿后，书霞会不时请二姐去她在学校近旁的家里去改善伙食，吃顿米饭。书霞的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家里情况挺好，她怕嫂子知道了不喜欢，就把米饭和菜扣在碗里，偷偷放到锅下的箅子上，等二姐去时，饭还是热的。

十八九岁正是爱美的年龄，可那时却难得有新衣服穿。开始二姐穿了大姐的绿中长布裤子，同学们都羡慕：到底人家爸爸在外头工作，穿这么好的衣裳。后来大姐收回裤子，二姐又穿起自己的灰卡其布裤子，裤子屁股磨破了，母亲给补了两块大圆补丁，一块是新布，一块是旧布，颜色一深一浅，同学们才不说什么了。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但这所乡村高中校园里，并不怎么抓学习，学生也是随波逐流，大家经常说：“念书有啥用啊，不学数理化，只要有个好爸。”学生们经常要去学校农场劳动，或去条件艰苦的村子“支农”。记得一次去支农，帮一个村里平整土地，干活的场面很热闹，每个班一面红旗，大喇叭随时广播各班的进度，大家争先恐后，干劲十足。二姐由于会包疙瘩儿（饺子），就在灶上帮灶。做饭的水要下到村前的深沟里去取，两个同学抬一桶，一趟得一小时。除劳动外，女同学最热衷的事，是纳袜底儿、纳鞋底儿、勾线网子。袜底花样繁多，简直美不胜收；线网子有盖茶盘的、盖被子、盖桌子的，很是好看。二姐当时没鞋底纳，向隔壁大妈要了五双鞋底，二姐带到学校，一针一线纳完，“手艺”练了出来，大妈说比她都纳得好。

本来1978年年底二姐高中毕业，但上面通知要再上半年。在1979年的半年里，学校格外重视教学了，学习抓得特别紧，无奈荒废了两年时间的学生们，已经力不从心，无从学起。最终，全年级两个文科班近一百人，只考上了一个岭上的女生。邻村的郭小利补习了一年，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毕业后，二姐在大队编织组（设在大队小学院内）干了两年多，主要生产用于外贸出口的坐垫和门帘。用包谷壳儿（关中方言，指玉米外衣）编成长辫，再用针线团起来，就是坐垫；缠起来，做成各式各样的穗子，用针线串起来，就是门帘。其中若嵌入蓝、红二色的花样，就更漂亮了。二姐是编织组的技术员，上面有了新花样，由二姐到公社学回来再教给其他人。编织组干活计件挣工资，活儿可带回家去做。晚上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和二姐一起，做活一直到深夜，这样二姐一个月可挣到五十多块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九口之家，算是一笔很丰厚的收入了。

秋忙后，二姐也和邻居小利去收包谷壳儿，八分钱一斤收来，一毛钱一斤交给编织组，挣一点辛苦钱。两人带上两个馍、一个大麻袋，一大早出发，走得远时天麻麻黑才能回家。一次二姐到更北边的深岭上去收，有家人一听是半岭上的，非常热情，又是端来开水，又是要留吃饭，原来她家娃子（儿子）“年龄大得很很，还没订下媳妇”，想让二姐在下边给她娃说个媳妇。二姐问她娃多大，她说：“实在不好意思给你说啊，我娃都七岁啦！”

后来父亲给二姐在西安找了份工作，在西安北郊皮件厂做“北京兜”的内壳。那时的北京兜，就像现在的名牌皮包，背着出门很是体面，年轻女孩照相时都要挎在肩上的。不过皮件厂不管吃住，二姐住在北大街安远饭馆父亲处，步行上下班，走得快也要半个小时。中午吃饭在皮件厂食堂，一毛六分钱一碗汤面，干一晌活下来，一顿要吃两碗汤面，还需再吃一个自带的馍才够。

二姐（前右）和编织组的工友.jpg

1981年2月16日，二姐（前右）和编织组的工友们在大队小学教室前。身后为布景（教室的条麻石台阶清晰可辨）。

二姐在皮件厂待了两个月就不干了。因为有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有三站路），一个高个子男人“跟踪”她，她走快那人也走得快，她走慢那人也走得慢，二姐吓坏了，于是辞工回家。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二姐要为即将的结婚做嫁妆了。

二姐在大队编织组时，经一个高中同学的姐姐的婆婆介绍，开始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那时一门亲事要经过很多程序，这些程序一个都不能少，并且都要严肃认真对待。正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仪式中，一个女孩子，走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走向自己真正的生活。

见面。男方是介绍人娘家门中的侄儿，初中文化，有一兄一姊一弟一妹，其父是村支书。他家地处灞河川道，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离岭上我们家有十来里路。

首先是初步见面。大姐陪着二姐，跟随媒人去了他家。进了家门，坐下后，其父先来说话，问这问那的好半天，大约是看口齿是否清楚，二姐很镇静，一一回答。说了半天话，快到饭时，大姐、二姐起身告辞，他们家里热情留饭，只得留下来吃饭，饭是其嫂擀的硬扎扎的碱面。也见到了他－－中等个子，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后来三姐一看到他，记起来两年前她和小二姐三岁的我哥哥用轻便车子推了一口袋包谷，去这个村子磨糁糁（那时我们村及周围村子没有电磨子），在他村油坊（兼磨坊）做活的就是他，当时腰里勒着草绳，衣服上油腻腻的。他母亲待人很热情，当时还邀请三姐和哥哥去家里喝水。

初步见面约两个月后，他父亲和对方媒人来到我家－－也就是说，他们家同意这门亲事－－定下了正式见面的日子。

川道的人向来因地理条件优越爱笑话岭上人，他们料定见面这一天，凡我们家去的人，保准是“一人一双新布鞋”。事实上当时也的确如此，岭上人出门、走亲戚都很郑重，会穿上平日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当然也包括新布鞋。何况这次是给二姐见面，更要注意形象，每人真就准备好了新布鞋。然而见面的前夜，下了一夜雨，路上泥泞，新布鞋是不能穿了。于是去的伯母、母亲、小姑和大姐，穿着雨靴，二姐穿了一双篮网球鞋，让川道人的预言落了空。

正式见面，他家给了二姐“四样礼”：一身衣裳（格格白的确良撮口衫子、中长布裤子）、一双袜子、一双布鞋和一个北京兜。

订婚，也叫下帖。二姐订婚在见面一年后。

订婚先扯布。扯布一般在订婚的前一天，地点在县城。如果赶上个好日子，县城的商店里会有很多扯布的人，一律是女方在前边选，男方跟后面付钱，所买的东西可能各个不同，然而人们的表情言语却家家相似。有从很偏远地方来的，女方自己不知道买什么布好，于是就跟在别家后面，看人家买什么，自己就跟着买什么。

扯布那天，二姐叫了高中同学书霞、大姐、大姐的高中同学亚维和三姐作陪，他家出动了他、他哥、媒人等也是五人，他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正好一辆驮一个人，去了县城。事先说好扯两百元的布，结果只扯了一百多元，有两米四的红色、天蓝色涤纶、卡其布各一节（一米二就可做一件衫子），等等，满满一包袱。

订婚当天，在他家举行订婚仪式，其实就是吃一顿饭。为了“声势”大，家里发动亲邻，共去了五席客（一席八人），在他们村引起了“轰动”。第二天，他们家要送布，并送彩礼。其时，如果男方各方面条件都好，彩礼官价二百四十元；倘若男方有女方“谈嫌”的，彩礼就得三百六十元。彩礼送来，女方家要回男方十元。他家的彩礼，自然是二百四十元。他家送布、送彩礼，来了两席人。那天吃的是臊子面和炒菜。我们家给准新女婿的回礼是一身衣裳、一双布鞋、一双袜子、十五个鸡蛋。

结婚。1984年元月21日（癸亥年腊月十九日）二姐结婚。结婚前，仍要扯一次布，不过这次扯的布，比订婚那次要档次高、样数多些，因为也许婚后几年都没指望再买新衣、新布了，尤其是嫁到弟兄多的家庭。在县城买了几身成衣后，二姐叫上好友西婷，去了西安，买了纯毛毛线、双喇叭收音机（六十元，很大，上四节电池，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都是村里最好的收音机）、门帘等，花了三百元。

结婚当日一大早，媒人、新女婿、陪女婿的、抬箱子和花架子的，一伙人就来了。家里一边请他们坐席吃饭，一边收拾布置嫁妆。

二姐的嫁妆，有木箱一对儿，内装以前扯布所得的布料、衣服等。被子四床、床单八个（三个洋布单子、四个家织的粗布单子、一个塑料单子），这些都用红毛线捆在箱盖上。花架子（又叫十络格）上，摆放大小物件，计有：收音机、钟表、两个门帘、两个电壶和洋瓷盆子、塑料盆子、甩子（拂尘）、刷子、伞各一个，以及雪绷镜（其上印着一对鸟儿，搁桌上，是日后的“梳妆台”）。此外，二姐给婆婆、姑姑、大姑姐、嫂子及二姐夫每人布鞋各一双，并袜垫儿一双（直接衬在鞋里面），给公公、大哥的西式枕头各一个，给小姑子尼龙袜子一双，给小叔子皮带一条。

这些东西中，除由婆家出资在县城、西安买的以外，钟表、电壶等都是二姐几年做活攒的钱买的，其他如布鞋、袜垫儿等针线活，是二姐出嫁前一针一线做成的－－这些东西摆在花架子上，村子里的人都会参观、品评，看这个新媳妇的针线活手艺咋样，也就知道你能行不能行。

另外，家里要给二姐买一对“长命碗”－－小的细花瓷碗和两双筷子。二姐夫家来的陪女婿的，带一方新手帕把碗筷包起，提回去，当晚两人吃馄饨用。还要买两个镜子，去婆家的路上，二姐、二姐夫一人手里提一个，起到避邪的作用。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木梳盒，也叫馄饨盒。二姐的木梳盒，是花五块钱买大姐的。木梳盒分两层，上层放木梳，下层装馄饨－－也就是捏得很小，如小指肚大的饺子，按两人的年龄，一岁一个。木梳盒由当时十七岁的哥哥提着，到二姐夫家，他家须郑重地接过这个盒子，同时给提盒子的人一个大红包。哥哥最终得到了五元钱的红包。临到二姐要出门时，母亲还要给二姐一锭“坠腰钱”－－用红纸缠裹起来的九十九个一分钱硬币。

一切准备停当，两个新人拜过高堂后，娶亲的队伍就可以出发了。这时是新女婿最紧张的时候。村里的孩子和门里、近邻的姐妹嫂子们要“耍女婿”，将新郎抹成大花脸。此时，陪女婿的就要奋力挡着护着，但最终会和新女婿一起被抹得有红是白。闹完了，抬箱子和花架子的精壮小伙子们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一路听着广播，说说笑笑往回走。然后是两个新人，陪女婿的、送闺女的几人。再后面，就是娘家亲戚组成的送亲大军（一般都是男客，女客则留下来吃饭），浩浩荡荡，我们又去了五席客。

当天，他们家来的一个“硬女”的，带来八个硬盘馍、八个大礼馍（这礼是不用回的）。无怪乎人们常叹：养女一场，最后只落得十六个馍。父亲和母亲那天并不去亲家，而是留在家里招呼客人。等客人散尽，庭院复静下来，父母面对着十六个馍，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想要再见到二姐，得是两天以后他们回门来时了。

而在二姐夫家，热闹隆重婚礼中的二姐，则永远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为人妇，而为人母，开始了一个农村妇女真正的人生路。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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