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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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

——在山西师范大学的演讲

韩石山

　　原来定的题目是《学者的品质》，这个月上旬在山西大学演讲时用了，今天就换个题目，叫《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意思差不多，内容当然不一样了。

　　演讲跟吹牛差不了多少，不能在熟人多的地方，为啥，熟人都知道你的底子，你一开口他就知道你在吹牛，说的话就不灵了。我在临汾地区的汾西县工作过十几年，这儿有许多我的朋友和学生。下面有汾西来的同学吧？肯定有。人就怕知根知底，一知根知底再大的本事也不是本事了。比如你的小名叫狗娃，你就是当了省级领导，村里人一说，不就是那个狗娃吗，全完了。临汾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我原来叫韩安远，一说韩石山怎么怎么，他就说，不就是那个韩安远吗，说不定还能说出我几样劣迹呢，全完了。

　　下面我就开始吹了。

　　这上头不能太谦虚了。我要是谦虚起来，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只是当过中学教员，写过几本书，你们会说学校瞎了眼，请这种草包来蒙你们。与其这样，还不如随便从街上拉个人，说几个荤段子逗逗笑好呢。

　　我是个作家，也是个学者。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光这个还不行，还得做成点事才叫有真本事。现在作家学者太多了，真的假的很难分清。

　　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中学是在运城康杰中学上的。1965年考上大学，1970年毕业，分配到汾西县教中学，在乡村中学教了七八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县上要办高考复习班了，才想起还有这么个人，调到县城中学教复习班。1980年离开学校，到城关公社当副主任，深入生活写作，1984年调回省作家协会直到现在，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主编《山西文学》。今年59岁，明年就退休了。这个经历可说是平淡无奇，但这样的平淡无奇的经历，却做了几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原先是写小说的，出过四本中短篇小说集，一本长篇小说。这没有什么。1983年中国文学界有个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的一些小说同时在几个省和中央的报刊上受到批判。山西批评我的小说《静夜》，甘肃批评的我小说《棉田明月夜》，辽宁批评我的小说《转正》，河南批评我的中篇小说《磨盘庄》。在当时人看来，我的小说是反动的，比如那篇《转正》写什么呢，写的是，“我”，小说中的人物，年轻纯洁正直的时候，怎么也转不了正，当我成了一个奸邪小人，光干坏事不干好事的时候，反而转正了，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北京的《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也发了批评文章。河南还来了人，说我让我写篇检讨文章在《河南日报》上登载。我对来人说，我要过堂在太原府就行了，不必再解到郑州府吧。来有人也是朋友，听了我这话也没脾气就走了。这在山西作家中是头一份。

　　后来有几年，主要写散文随笔，几乎是全国开花，出过十二三个散文随笔集子，这在山西作家中怕也是头一份。这都是捎带着做的，挣几个零花钱罢了。这十几年来，我的主要的兴致在现代文学研究，和人物传记的写作上。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李健吾传》，一本是《徐志摩传》。《李健吾传》有开创之功，此前谁也没有想到给李先生写本传记。李先生是山西运城人，是个天才型的作家、学者。徐志摩的传记，前前后后总有二十本了吧，现在谁也得承认我的这本是最好的，史料丰富，考证精确，写法别致，说句大话吧，无人可比。

　　这些年，我也写文学批评文学，余秋雨、韩少功、谢冕、王蒙、魏明伦、汪曾祺、陈漱渝，少说也有二三十人吧，差不多全是些当红的作家学者。今年春天把这些文章结集在一起出了本书，叫《谁红跟谁急》。这些也都是捎带着做的，想到什么，三下五除二就写了。我没有把这个当作主业。

　　这两三年我又跟鲁迅较上了劲，接连发表文章，说鲁迅绝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初，是参与了的，后来就成了新文化运动人物的有力批判者，走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了，可说是反新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不宜多读鲁迅的作品，中学课本上选的鲁迅作品太多了，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已造成负面影响。去年春天，把我的这些观点细细梳理了一遍，写了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出了，叫《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这下可炸了窝，批评的文章到现在都停不下来。可别小看了这本书，这可是自从有了鲁迅以后，第一次用一本书的份量来剖析鲁迅前期的思想行为，而且给的是否定的评价。

　　从2000年起，我开始主编《山西文学》。这个刊物，八十年代还有些影响，后来就走了下坡路，到了上世纪末，可说是边缘化了，在文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在我手里，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了一个很有特色，引人注目的刊物。北京有个评论家说，《山西文学》在全国文学期刊中，排在前五位。前五位不敢说，说到当今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两个手展开往下掰手指头，全掰完总会掰到《山西文学》。我只在说一件事情，你们就知道它为什么会引起全国文学界的注意了。2004年第六期上我们发了首诗，叫《选举之歌》。主要意思是反驳那些说中国国情特殊，人民素质太低，不适宜选举的陈词滥调，呼唤真正的民主选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啊，我听过太多太多赞美我们民族的话语，
　　经常觉得那些赞美实在是有些过誉；
　　但是，说我们的民族素质太低太低，
　　真像是将一把利剑，戳进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心底。

　　那两年不像现在说构建和谐社会，只说是稳定压倒一切，诗人一连串地反问，这是稳定吗，接着说：

　　是的，这不是真正的稳定，是坐在火山口的短暂的喘息，
　　君不见有多少民谚在表达着愤怒表达着人民内心的压抑，
　　君不见有多少短信在表达着嘲笑表达着无可奈何的扭曲，
　　君不见有多少泪水已经弥漫而起化成了暴风雨前的雾霭和云霓。

　　所以，不要说什么特殊的国情，也不要再寻找什么特殊的道理，
　　民主的道路，并不是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坎坷崎岖，
　　真正的稳定，是尊重每一个国民选择领导者的权利，
　　给我选票，让古老的文化和智慧在选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最后诗人呼喊：

　　让那选举的人流来得更猛烈些吧，让选举的口号震响这片土地，
　　我们会在选举中奋起，让古老的民族更紧密地凝聚，
　　哦，为了这一切的实现，就让我们长歌当哭，以血代泣，
　　祖国啊，我等待着您微笑的回答和坚定的期许……

　　你们可以想像，一个刊物时不时的来上这么一篇作品，怎么能不引起读者的关注，怎么能不在文学界、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反响？这首诗直到现在，还在许多官方网站上挂着，一点就出来，有兴趣的同学不妨看看。真是一首激动人心的好诗啊。有人会说，你登这样的诗不害怕把刊物停了吗？这就是不了解我这个人了。发这样的作品，不光需要胆量，还需要智慧。做什么都得有个底线。我的底线是考虑到，就是有人要批判，要处理我，也是拿不到台面上的。上面的人又不傻，谁也不会说韩石山发表了一首呼唤真正选举的诗歌，我们把他撤了吧。可是办刊物，没有几篇真正打响的作品，谁疯了订你个《山西文学》，同样是无聊，人家订份《人民文学》拿在手里多体面？

　　可以这么说，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不管是写文学评论还是研究现代文学，不管是写作还是办刊物，只要经了我的手，总会有个响动。好多人都很奇怪，说老韩呀，我们专门干什么干上十几二十年业绩平平，你干什么，只要干上三年五年总有骄人的成绩，这是为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只能打哈哈，说是我运气好，瞎猫碰了个死老鼠。懂行的人当然知道，这是老韩看书多，学问好，素质高，下手准，当然就能成了事。

　　好了，有了这个本钱，我再说做学问的事，你们就该信了吧。

　　我今天就是要把我的一些方法教给你们。胡适经常说他是教给别人方法的，做学问的方法，我也是教给你们方法的。要做成一件事，方法是很重要的。元好问有两句诗是，“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我这是绣出的鸳鸯你随便看，还要把绣鸳鸯的针法全教给你们。

　　我知道，朋友们是希望我谈创作的，不是不谈，是我觉得，做学问的方法弄通了，创作不是什么难事。这就好比，练下杀牛的本领，还杀不了个鸡吗？当然，创作和做学问，还是有区别听。古人说，“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就是说，作诗要有别样的才智，与学问大小没有关系。这话是有道理的。古人也说过，“好学近乎智”，就是说，只要用心学习，可以达到接近智的程度。我的感觉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做学问和写小说，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是组织材料，显现才情，不过一个在见识方面，一个在艺术方面。好的学术文章，本身也是艺术品，它的语言也是文学语言。

　　对山西的学术界，希望大家能有个粗浅的了解。要不我说的这些就没有针对性了。不管报上怎么自吹自擂，不管领导怎么评功摆好，应当看到这些年，我们省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什么大的成果。小的成果还是有的，大的似乎不多。突出的学人没有几个，突出的学术著作没有几本。再就是，学术界的一些大的论争，很少听到山西学者的声音。这么说吧，至少学术空气不是那么浓郁，学术成果不是那么显著。

　　不怕没有成果，怕的是没有自知之明。没什么吧，你老老实实地做下去，总会出成果的，不，山西学术界还有个怪现象，就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只要打上马列主义的旗子，准能吃得香。没办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不光是山西学术界的特色，山西其他界也是一样的。山西实在是个很特殊的地方。现在你们不懂，将来会知道的。山西是我们的山西，不是哪几个人的山西，我们就是要一点一点地改变这种状况，让山西尽快地振兴起来，繁荣起来。

　　要繁荣山西的学术，一是靠老一代学者的继续努力，只是眼下看来这个希望不是很大，思维已成了定式，年龄越来越大，要他们再有新的贡献，真是难为他们了。再就是，要培养新的学术人才，而新的学术人才在哪里呢，只能是从大学里来，从你们中间来，年轻教师，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社会上也有年轻的学术人才，总不会很多。

　　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感受，还有看的一些书上的例子，谈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或者说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

一， 要有大志，要有担当

　　我是运城人，运城和临汾两个地区，都属于晋南。在山西，人们都说晋南人聪明，文化程度高，出人才。高考成绩好，出的大学生多，这是真的，至于说出人才，我看就不一定了。理工科的我不清楚，文史方面，还知道一些，至少解放以后，没有出过什么大师级的人物。就是解放前，也不多。李健吾算一个，贾植芳算半个，还有谁？你去江浙一带，到了一个县里，人家一说就是，他们这儿出过什么文化名人，现在又有几个中科院的院士，一听就让你肃然起敬。

　　浙江有个海宁，是个县级市，我去过几次，还没打算写《徐志摩传》时就去过。我给你数数，这个地方出过些什么名人。大学者王国维不用说了，你们至少知道他写的《人间词话》；军事家蒋百里，当过保定军校的校长，抗战时期当过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数学家有个李善兰。文学家有徐志摩，诗人有穆旦，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学者教授就不知有多少了。真可说是地灵人杰。

　　我曾想过，为什么我们这儿上大学的多，有出息的却不多呢？有人说晋南这块地方太富饶了，人们不思长进，所以有大成就的人不多。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晋南这块地方，实际上是太贫穷了，一旦考上大学，挣上工资，吃上供应粮，再找个城里的女人，这是说男的，女的呢，嫁给个城里的男人，跟自己在乡村的兄弟姊妹一比，就觉得进了天堂，生儿育女过日子，也就不思进取了。总觉得天下只有晋南好，一年四季能吃白面馍，现在哪儿都能吃上白面馍，我们就傻了眼，才知道吃白面馍是最低生活标准。这说明不了别的，只能说我们这儿的人，因循守旧，胸无大志，有知识而没文化，素质不行，有本事也用不到正经地方上。

　　说到底，还是穷，没志气，想都不敢往大的地方想。温饱而已，平安而已。

　　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人来到这个世上，总要有一番作为，要不就是行尸走肉，就是当个什么官儿，也是尸位素餐。

　　有志气的好处是，一可以把你的才能最大地发挥出来。你想都不敢想，能做成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二是可以避免庸俗化，你有志气，志在远大，眼前吃点小亏也不会在乎，就是受点小侮辱也不在跟对方计较，为啥，你志不在此嘛。就是竞争起来，也不会在乎眼下的得失，比如单位里评模范，评什么奖金，你本来该评上没评上，要是你是个没志气的人，就会气得嗷嗷的，找单位领导评理，到上级领导告状，现在的领导哪儿管你这些，能安慰几句就算是好的了，没准还会批评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嘛。想不开的说不定还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奖金没争上先成了杀人犯。这都是胸无大志的后果。要是有大志的人，这点钱算什么，不就是几百块钱吗，我要是事业成功了，何止是几百块钱，给多少钱也买不下的。

　　有志气的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你克服前进路上的磨难。有时候，一些意料不到的磨难是能把人压得趴下，早就心存大志的人，遇到磨难就不是轻易能趴下的。当然磨难也有个度，不是什么磨难都能抗得过去，岳飞遇上春桧，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遇到的磨难都不是很大，就是时间长了些。我在汾西县待了十五年，跟我一起分配到汾西的外地大学生，都走光了，就我一个人还待在那儿出不来。我心里能不着急？可我知道，没门路着急也是干着急没用处。记得那些年，我有时一个人在山里走路，常背诵蒋光慈的诗：

　　飘零啊，毁谤啊，这是你的命运吧，

　　仰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刚到汾西那几年，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前程渺茫，最爱哼的是样板戏《红灯记》里，革命者李玉和唱的两句戏词：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铁蹄下受煎熬仇恨难消！

　　十五年啊，差不多两个抗日战争，我才从吕梁山里挣脱出来。这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要不是有一股志气支撑着，有十个韩石山也趴下了。这个道理不是多深奥，点到为止，就不多说了。

　　有志气和有担当不是一回事。你的志气也许是个人出人头地。大多数情况下，个人抱负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也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志气能不能转化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也就是社会责任心。只是为了个人，很可能小胜辄喜，小富即安，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些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娶上个城里的姑娘，就觉得这辈子算是熬出来了。在这上头，要学刘邦，不能学刘家的老二。刘邦没成事的时候，他老爸常说他不如老二会过光景，他当上皇帝，对他老爸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不是说要你当皇帝，是说人要有大志，有担当。有两句诗是：谋利要谋天下利，成名要成万世名。不准确，就是这么个意思。只有你为国家民族做了贡献，才是天下利，才是万世名。

　　我为什么一写文章，一出书就能有响动呢，不瞒大家说，我这个人还是有担当的，总是从国家社会着眼。退一步庸俗点说，我知道怎么才能真正的出名，该抓什么样的问题，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就是写普通的散文，学术文章，也知道说些什么才能提升文章的品格。要说写作的数量，我不是很多的，有人比我的多得多。好些愚蠢的人，觉得要出名只有多写，错了，你的文章没有品格，没有担当，写的再多也是垃圾。

　　我教你们一手，一句话：“为文必中当世之过。”这可不是我说的，是苏老泉说的，就是苏东坡他父亲苏洵。你们上学的时候，该学过他的《六国论》，这个人文章没有他儿子的写的好，见识常常比他儿子高。他那篇《六国论》，说的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在针砭时弊，批评宋朝对辽国割地求和，可说是切中了“当世之过”。赞歌是要唱的，唱赞歌是肯定已有的成绩，若这个成绩不是那么真实，这个赞歌就极可能是在阻碍社会的发展。即便真的是成绩，唱的多了，对社会也是一种固化，至少这一会儿不会前进了。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深入内里的揭露，切中时弊的批评，才是津梁，才是鞭策。

　　不久前我让人刻了一方闲章，刻的是“惧后世责我生于当今”。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我怕多少年之后，人们看到当今文化界学术界有这么多的不良现象，腐败现象，后人会说，那个时候韩石山不是活着吗，他不是号称是个读书人吗，他怎么没有说话呀。

　　这就叫有担当。

二， 要会读书，会思考

　　写东西不是越多越好，读书也不是越多越好。多，要有个度。怎么叫会读书？古人说过四个字，叫“读书得间”，也叫“读书有间”，都是一个意思。

　　最近我看一本写冯友兰的书，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书叫《解读冯友兰》，是他的同事和学生写的回忆文章的结集。有个叫陈战国的，是他文革后的学生，写了篇文章叫《先生教我读书》，文中谈的一些哲学命题就不说了，冯先生教陈战国的读书方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读书得间”。读书好理解，怎么个“得间”呢？书中有一段冯友兰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

　　你现在能读懂字了，但著作不是字加字加字。每部著作中都有作者的“所见”，也就是说，都包含着作者的“意”。作者的“意”一般都大于他的书，任何书都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意”，尤其是那些只可思议而不可言说的“意”、不可思议也不可言说的“意”就更不能表达。这就需要“读书得间”。“读书得间”就是从字里行间读出“字”来。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本来没有字，当你读得深入时，便会读出字来，觉得在原来的字外还有字，这些字外之字才是最有意义的。读书能够“得间”，才会领悟作者的“言外之意”，才算把书读懂了。

　　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前些天我在山西大学演讲时也讲过。很有意思。易中天在央视上讲三国，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我也看过几集。有一天正好看到他讲赤壁之战那一段。说《三国志》的《周瑜传》上说，曹军有数十万之众，就算八十万吧，打个对折是四十万，再打个对折也有二十万。我一听就知道，这个易中天读书不多。中国有个历史学家，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叫《五、十新解》，收在他的文集里。杨先生认为，中国史书上常说的“五十”，不是五个十，而是五或十，五到十的意思。“数十”也不是几个十，而是几或十，几到十的意思。这些地方当读断。他举了史书上的一些例子，都是读作五十，数十，不可解，一读断意思就豁然开朗。这样再看《周瑜传》上的“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就知道该怎样理解了。按杨先生的读法，曹操的人马，仅仅是数万到十万之间，也就是六七万，七八万的样子。降兵差不多占了一半。实际兵力，跟孙刘联军正可谓势均力敌。又是劳师远征，不服水土，打败了也就不能说多么奇怪了。要不是这样，三四万军队，打败八十万军队，实在是太荒唐了。

　　杨先生可说是“读书得间”了。

　　冯友兰先生教他学生的另一个读书方法是“融会贯通”，这个好理解，就不说了。

　　像杨先生那样，读书多了，想到“五、十当读断”，就是会思考。我今天说的会思考，不全是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优秀的学者，优秀的作家，要多考虑国家民族的事，多考虑老百姓的事。不是说要你为老百姓办什么事，该说的话总要说吧。有人会说，我想说也敢说，就没地方发表呀。前几天在太原开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年会时，有人也提出这个问题。人家是问谢泳的，谢泳说韩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个精辟的看法，让他说吧。我就说了。我说，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有不可明说的话，没有不可以明确表达的意思。这也就是前面冯友兰教他的学生时说的，那些只可思议而不可言说的“意”、不可思议也不可言说的“意”。就是从写文章来说，只有有了这样的“意”，文章才有底蕴，才耐读。

　　只有会思考的人，才会写文章，才知道该在哪儿下手。

　　举个例子。是1993年吧，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参观三峡大坝，在船上认识了一个上海《文学报》的副总编，过后没有多久，她给我来信说，他们报上开了个批评的专栏，请人一星期写一篇，一个人写一个月。好几个月了，换了几个人，发了好多文章，都没有什么反响。老韩，你给来上一个月吧。他知道，只要我写，总会有反响的。人家叫我是“文坛刀客”，专门杀人越货的。她是个女同志，说的又那么恳切，一时心软就答应了。写什么呢，先写了两篇，没响动，再写什么呢？正好再到陈漱渝，一个鲁迅研究专家，在现代文学馆作了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的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这哪像个文化人说的话呀，完全是歌功颂德嘛。下岗工人那么多，医院的问题那么磊，怎么就闭着眼睛说瞎话呢！于是我就写了篇《鲁迅活着会这样吗》。先在《文学报》上发了，后来又在《西安晚报》上发了。文章中我说，看了陈先生这样的话，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接下来又说：

　　不，还有几句要说的。当然得按陈先生的假设说了。按陈先生所说，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要活着，他得从出生到2003年都活着。这样，1957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也会“欢欣鼓舞”吗？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欢欣鼓舞”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你不能说鲁迅是个随时可死，又随时可活过来的人，1957年他就死了，过了那会儿他又活过来了。十年浩劫期间又死了，一到改革开放又活过来了。你就说鲁迅是神仙，我都不信他有这个本事。

　　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陈漱渝跟疯了似的，接连发表了文章对我进行反批评。《文学报》上发表时把“三个代表”那句删了，《西安晚报》没有删。陈漱渝就给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写信，要求追纠编辑的责任，调查作者的情况，说这是公开拿“三个代表”当调侃佐料，“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应予查处”。

　　我写批评文章，有人说是出手狠，说白了就是我会思考，看得准。

　　比如说，那么多人写徐志摩，为什么我的《徐志摩传》最好呢，因为我思考的时间很长，各方面的利弊都想到了，每件事都有精确的考证，连徐志摩和陆小曼哪天晚上发生关系，突破了男女之间的大防，都考证出来了，怎么能不获得好评呢。

三， 要善于表达，敢于表达


　　说道理太枯燥了，也没多少道理好讲。还是说事吧。今年7月份，我去德国的古登堡大学开了个国际传记文学会议，大会发表的都用英语，就我一个用的是中文，不是我主权意识多么浓，我多么爱国，是我就不会讲英语。我上中学上大学，学的是俄语，早忘光了。我发言的题目，没什么可谈的。有翻译，他翻译成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既然是国际会议上发言，总得出点彩吧。在正式演讲前，我有个短短的开场白，要出彩只能是在这儿了。你们看我是怎样说的：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能受到邀请，来到现代印刷术的发明者古登堡先生的家乡，参加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国际传记文学会议，很是荣幸。抱歉的是，我不能用这类会议的通用语言——英语发言，在我求学的年代，我学的是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它完整地还给了我的老师。

　　在中国，迄今为止，我出版了三十几本书，但我不是什么大牌作家，因为在我前面还有我国的司马迁，贵国的歌德，谦虚地说，我只能算个优秀的作家。虽说写了那么多的书，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传记文学作品，我更愿意别人说我是个传记家。我将以此自豪。这些书里，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学术专著，人物传记，唯一没有的是诗歌。中文是一种古老而优美的语言，我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诗的韵律。就是我此刻的发言，除了不知羞耻的吹嘘之外，它的语言也是诗性的。可惜这样优美的语言，在座的除了几个中国朋友外，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的，我不知道，该遗憾的是我还是你们？

　　为了不耽搁朋友们的时间，我委托我的朋友，中国传记文学杰出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北京大学的赵白生博士，宣读我的论文的英文译稿。这是他昨天晚上牺牲了本该睡眠的时间译成的。在他宣读的时间里，我也就不必像根电线杆子一样地站在这里了。我长的并不英俊，没有静止欣赏的必要。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也不宣读了，直接由赵白生翻译。他也不是照本宣科，只是用他的话把我的文章的意思说清就行了。最后是回答提问。这是国际学术会议的惯例。有个外国人提问说，韩先生说自己不是大牌作家，理由是前面有中国的司马迁，还有德国的歌德，这话让我听了很吃惊，能这样说自己吗？你们猜我是怎样回答的，我说，我是说他们在我前面，没说他们在我后面，莫非我说他们在我后面就好了？不太妥当吧。这位先生先说他很吃惊，现在又笑的这样开心，谢谢啦，我没有想到我的发言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一个不懂英文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会有这样的效果，下来同去的中国朋友都说，还是老韩会讲话。不管你的论文的质量高不高，有这几句话就让人记住你了。

　　这里，我要说一下，对一个学术，一个作家来说，善于表达，还有个文字功力的问题。好多人不重视这个问题，往往吃了大亏。你的思想再高妙，你的情感再丰富，也敢于表达，就是写不好，那就什么都完了。一个学者，一个作家，首先要是一个文字的艺术家，语言的艺术家。前面提到的冯友兰，是个大哲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文章写的很漂亮，古文写的好，白话文也写的好。1943年，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员教授，商议给蒋介石上时局陈情书，要求提前实行立宪，团结全民族的力量，以便早日打败日本人。大家都知道冯友兰的文章写得好，公推他执笔写。这篇文章多好呢，据说蒋介石看过这这封信，“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复信给西南联大区党部，表示同意信中的要求，及早实行立宪。还有，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要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各回各个原来的城市复校上课。几年在一起，总该立个碑留念吧，谁来写这个碑文呢，还是公推冯友兰。当然那碑文写的好极了，冯友兰自己也很得意，晚年回忆说，“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辞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古文中……今日重读，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对冯友兰的文章，当年有人评价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清楚，明白，有文采，可说是冯友兰哲学文章的一个最大特点。一个人的文章写到这个程度，还能没有大作为吗？冯友兰是从事了哲学研究，他就是专攻写作，也会有大成就的。他的妹妹冯沅君，三十年代就是有名的小说家。

　　中国现代作家里，仅从语言文字上说，我最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徐志摩，胡适是没有讲不明白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徐志摩是没有写不清楚的感情，除非他也没有。徐志摩鲜死的太早，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写文章的经验之谈，胡适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大致说有三条，一是要通，就是通顺，通达。二是要清楚，清楚地表达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不能想表达的是这个，人家看了却是那个。三是在有力，有力包含着美，就是要能打动人，感染人。这道理就不多说了，这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作家最基本的一条。是要下些苦功夫才能练下的。

　　下面说敢于表达。也举个例子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句话你们说对不对？

　　对，你们肯定会这么说。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句话是错的。不要以为我是在你们学校故作惊人之语，背后耍大刀，没人处放火，不是的，我是写了文章正式发表了的，在1999年某期的《文学自由谈》，后来中央的一个部门的刊物还上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的名字是，《实践在“真理”之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提法，最早见于1978年的《光明日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就是这句话。从此这句话就传开了，这句话几乎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普通老百姓说，大大小小的领导，大大小小的会上都说，可说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可就是不知道这句话是错的。

　　我来给你们说说，为什么说这句话是错的。

　　1978年，那是个什么年头啊，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人们的思想还是文革中的那一套。什么都是听毛主席的，凡是毛主席说了，都要照办，凡是中央决定了的，都要照办。真要这样，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后，要开创新局面，必须把这一套否定掉，这样，他就得有一个理论作为支点，才能把这块大石头撬动。建立一个新理论，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写了篇文章，后来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主要意思是说，不管什么真理，是不是正确，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实行，不正确的就不实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里的“真理”，实际上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往明里说。

　　为什么说它是错的呢，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的前提是先有一个真理在那儿放着，这个真理对与不对呢，我们要用实践来检验。这个话从哲学上说，从逻辑上说都是错的。我们知道，只有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才是真理，不能说我提出一个真理，它是不是正确，还需要实践来检验。要是这样，你那个真理只能说是个假定的真理，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不是真正真理的“真理”，有可以是真理，也有可能是假理、歪理，至少眼下还不是真理。这个前提先就错了。你那个真理，若是真理，应当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既然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怎么能说就是真理呢？如果这个道理成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有可以先提出一个真理，然后让全国人民用实践来检验。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检验，最后证明是错了。往后再有个什么人提出个什么理论，再让全国人民用十年八年的时间去检验，对了还好说，错了不是又失去了十年八年的宝贵时间吗？这样一个一个的检验下去，那我们这个国家就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了。先提出真理，再来检验，这个程序先就不对。没有检验，就不能说是真理。是真理的，就是实践已经检验过了。除了文革中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当政者，往后谁疯了会说自己说的就是真理？

　　真理与实践的关系，是个哲学上的问题。既然谈真理，就应当说真理是怎么来的。实践出真知，真理不过是真知的一种，或者说是更真的知。既称之为真理，就应当是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而不是还有待实践去证明的。对真理的确立来说，实践应当在前而不应当在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无论从哲学上说，还是从逻辑上说，都是错的。它把本未倒置了，因果颠倒了，因此肯定是错的。

　　文章的最后，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发表的这一天，定为全国思想解放纪念日，每年到了这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放开，可以刊登有不同见解的文章，只要你能说出你的道理。因为事情明摆着，假如当年的新闻管制是完全而彻底的，你的这篇文章先就出不来。不能说你的出来了就完事了，再也不准别人的真知灼见或异端思想有出头之日。

　　当然我也知道，近期能是做不到，但不能因为近期内做不到，我们就不敢。是正确的，为什么就不敢说呢。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学们提出批评。

                                                                       2006年10月28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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