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营射击空军指挥及飞行干部的来源

Gowest · 发表于 2021-1-15 19:53:23

空军指挥及飞行干部的来源

众所周知，人民空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自1949年初创至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指挥及飞行干部，主要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的来源，来源基本有以下五种途径：

一、由陆军调入的中、高级军政领导干部

在确定由第4野战军抽调建制机关和部队筹建空军领导机关后，194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4野，提出：“空军领率机关以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8月19日，14兵团司政供卫4大部机关及直属队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后任空军副司令员）、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陆续由汉口到达北平南苑，开始进行整编。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人革军委）发布命令，任命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13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2野第17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人革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移交空军司令部。

同日，人革军委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军事训练部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空军领导机关成立后，14兵团副政委吴法宪、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徐深吉、贵州军区政委王辉球、陆军第11军副军长张廷发等一大批干部陆续从陆军调入担任领导职务。1957年5月空防合并，原防空军领导成钧、谭家述等又相继调入空军任职，虽然其间经历了“文革”，不少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甚至身陷囹吾，也有少数如吴法宪等最终走向了反面，成为了历史罪人。

林彪折戟沉沙后，作为“重灾区”，空军受到了严厉的整肃，时任第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和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被中央隔离审查后，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由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邝任农、薛少卿和参谋长梁璞等五人组成领导小组，曹里怀牵头负责，主持空军日常工作。在此期间，很多干部得以解放，如成钧、张廷发等重返空军官复原职。也有一些人，如王辉球、刘震、徐深吉等先后离开空军，到各大军区和其它单位任职。

直到1973年5月，“9.13”事变发生近两年后，军委公布调整后的空军领导班子名单，能驾驶轰炸机上天的兰空副司令员马宁此番坐上了“直升飞机”，一跃而成空军司令员，飞行干部邹炎、张积慧和杜玉福分别出任空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虽然上述干部都好景不长，昙花一现，但毕竟改变了过去由陆军出身干部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空军参谋长一职，直到1982年11月才由飞行员出身的空司副参谋长马占民接替老红军干部王定烈。

到1985年7月，为配合精简整编、百万大裁军和军队干部年轻化的要求，空军领导班子再次作重大调整时，最后几名老红军和“三八”式干部张廷发、高厚良、王定烈、何廷一、刘世昌才集体退出历史舞台。

说到这儿多罗嗦几句，那就是关于廷发同志，1933年9月参加红军，自50年代调入空军，他先后担任过空司副参谋长、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革”初期受到迫害，被隔离审查并下放西北劳动，1973年5月恢复工作，复任空军副司令员，1975年10月任空军政治委员，1977年4月出任空军司令员，他还曾是中共第11届、第12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应该说廷发同志对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对于拨乱反正，开创空军建设的崭新局面，他功不可没，在他的亲自指挥和指导下，空军78年的大练兵、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81年参加华北“802”大演习和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在1985年7月他离休退出领导岗位后，作为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仅当选中顾委委员职务，并且有长达近10年的时间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90年代中期，才逐渐再次以老同志的身份公开露面，见诸报端。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前些日子闲来无事上网闲逛，找到了曾是空司机关大院子弟，现移居美国的潘涌先生的大作“潘涌专栏”，对其自小在空军大院的成长经历，包括“文革”期间的一些见闻多有叙述，在其文中，直指张廷发“文革”后执掌空军大权，大搞所谓“二次文革”，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与己有隙的干部，乃父据称亦由空司某二级部正师职副部长下放西安，降职为通校副师职顾问。

我个人实际上并不怎么赞成潘先生的论断，辨证的来看，“文革”结束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乃至干部人事的必要调整，是必然也是必须的，廷发同志在空军搞得比较“左”，这是不争的事实，包括在处理张积慧等的问题上，确实有失公允，甚至有过失。但是，从主流来看，拨乱反正的整体效果是好的，为空军建设后来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个别现象和个别人的不公正待遇来全盘否定一届领导班子长期的全部的工作，我认为并不妥当。

曾经在以前的博文里提及过，我有一个长辈在空军任职。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初选送到空军学习飞行，参加过抗美援朝，70年代初在西北空军某师任师长时被当时的空军主要领导相中，调任空司某二级部部长，“文革”结束后同样被怀疑有牵连而受到组织审查，查来查去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随后照样受到空军党委的重用和提拔。倒是廷发同志离休以后，反倒莫名其妙的坎坷曲折了数年，最后以副大区的职务解甲归田。

看待历史和看待人物，我想主流很重要。此外，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是绝对不容忽视和回避的。

为逐步组建并完善空军、军区空军、空军军3级领率机关，自1950年代初，相继从陆军部队抽调了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到工作任职，至1951年9月西北军区空军为止，先后组建的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华北和西北六个军区空军主要领导，均为陆军调入干部的军、师级干部，这批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1955年均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聂凤智、罗元发、吴富善、曹里怀等人，在陆军时就任军以上职务的，更是被授予了空军中将军衔。

当然，那些建国以后陆续调到空军任职的陆军中高级干部，到空军以后也大多进行过院校的深造和培训，具备指挥空军部队作战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军区空军领导层面，第一个飞行干部出身的军区空军司令员杨思禄本身就是红军干部出身，1950年4月，时任2野直属教导2师师长的杨调空军第5航校任参谋长，10月任副校长，已年过而立的他随即在驻河南新乡的5航校1大队学习飞行，先后完成了雅克-18、雅克-11、乌拉-9等机型的飞行训练科目，1952年6月调任空19师（时驻湖北武汉）师长，1953年1月改任第11航校校长，后历任空6军副军长、空3军军长、兰空副司令员，1968年5月，被任命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83年5月，改任空军顾问。

1970年代中期开始，担任军区空军主要领导职务的陆军干部开始陆续离职，李际泰、杨焕民、吴富善、吴宗先等老将或转任它职，或离职休养。到1983年5月后，担任军区空军司令员职务的，已全部是飞行员出身的干部。

在军及军级指挥所层面，1950年代组建的6个空军军和1个指挥所，首任军长、政委皆由陆军调入干部担任，1960年代新组建或改建的8个空军军（含军级指挥所）和2个军区空军指挥所中，仍有3名军长（主任）非飞行干部出身，他们分别是空7军军长王璞、空9军军长王香雄和成指主任高厚良。

到1960年代末期以后，大量东北老航校或建国初期培养的飞行干部开始逐渐走上军一级领导岗位，而陆军调入的干部开始因为年龄、身体等原因，逐渐谢幕，或调任它职，或先后离休离开了领导岗位。

二、新疆航空训练班毕业的红军干部和苏联培养的飞行技术干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时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负责，从西路军失败后辗转进疆的400余名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中选调了25人，后又从延安的抗大和八路军摩托学校选调19人，经体检后共25人身体符合飞行条件，编入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另有18人被编入第2期机械班（其中1人因身体原因未能入学退回）。这43人中，来自红一方面军16人，红二方面军2人，红4方面军24人，陕北红25军1人。飞行班从1938年3月开始正式开课，至1942年毕业时，先后进行了苏制乌-2型双翼初级教练机、埃尔-5型双翼侦察轰炸机飞行训练，其中9人还进行了伊-15型双翼战斗机和伊-16型单翼战斗机训练，平均每人飞行1000个起落、300小时；机械班经过1年的学习和实习，于1939年9月毕业，学员全部分配至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

1942年夏，盛世才撕破进步伪装公开投蒋反共，于同年9月17日将在新疆工作和学习的中共党员全部软禁，两年后更是将航空队中的共产党员全部关进监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共和谈开始，在我党的积极活动下，才于1946年6月10日释放全部在押人员。

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43人，因飞行事故牺牲2人（彭仁发、汪德祥），病逝2人（吴茂才、谢奇光），另有8人离开革命队伍（龚廷寿、邓明、余天照、黄明煌、杨光瑶、王聚奎、彭浩、余志强），最后回到延安的共31人。

1946年7月，新疆航空队获释人员返回延安，其中飞行员15人：吕黎平、方华、方槐、方子翼、陈熙、夏伯勋、刘忠惠、张毅、安志敏、袁彬、赵群、黎明、杨一德、胡子昆、李奎；机械员16人：严振刚、朱火华、丁圆、刘子立、刘子宁、金生、周立范、周绍光、云甫、黄思深、王东汉、陈御风、王云清、陈旭、曹麟辉、吴峰。8月，正式整编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随后开赴东北接收日军遗留飞机、航空器材，并全部参与了东北老航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老航校期间，吕黎平和方槐分别担任训练处长和政治协理员，方子翼任飞行股长，周立范任校务处政治协理员，严振刚任机务处长，朱火华、安志敏、方华、陈熙、袁彬分别任飞行大队长和政委，金生任机务训练大队大队长，夏伯勋、黎明、赵群、胡子昆分别任中队队长、政治指导员，丁圆、陈御风、陈旭、刘子立、曹麟辉、云甫、吴峰、黄思深等人则分别担任机务队、飞机和发动机修理厂、航材场、油料场等单位的领导。

新疆航空队这批骨干，后来很多都成为人民空军和航空工业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1949年3月，军委组建航空局时，方槐任航空工程处处长，朱火华任航空工程处政委，安志敏任航管处处长。1949年12月空军组建的首批7所航校，其中4所的校长为新疆航空队学员（3航校校长陈熙、4航校校长吕黎平、5航校校长方子翼、6航校校长安志敏）。1950年空军组建的首批航空兵部队，方子翼、袁彬、夏伯勋等人，分别担任正、副师、旅长。

1955年至1965年全军首次实现军衔制时，新疆航空队中共有8人被授予或晋升空军少将军衔，分别是：方槐（1955年授，离休前为武空副司令员）、方子翼（1955年授，离休前为空军学院顾问）、朱火华（1955年授，后任南空工程部长）、安志敏（1955年授，去世前任广空副司令员）、陈熙（1955年授，离休前为空军学院政委）、吕黎平（1961年晋升，离休前为沈空顾问）、袁彬（1961年晋升，离休前为南空顾问）、夏伯勋（1964年晋升，离休前为济空副司令员）。

其他同志中，刘忠惠曾任空25师师长、兰空副参谋长；张毅曾任1航校副校长、14航校校长、空9军和空11军副军长；赵群曾任6航校校长、副军职顾问；黎明曾任7航校副校长、校长、民航总局副局长；胡子昆曾任民航总局科研所长；李奎曾任空3所所长（副军职待遇）；丁圆曾任沈空工程部顾问；刘子立曾任武空工程部部长、空后航材部长、北空工程部顾问；金生曾任华北空军、志愿军空军和东北空军工程部长、3机部4局副局长、1局局长；云甫曾任兰空工程部部长；王云清曾任空后航材部部长；曹麟辉曾任国防工办5局局长；吴峰曾任空军5704工厂副厂长、顾问。

新疆航空队培养出的这批干部对人民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没的贡献。

除成批派人到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的这批红军干部外，后来在人民军队中任职的，最早学习飞行的干部应该是1925年1月入广州革命政府航空局航空学校学习飞行的唐铎，后赴苏联深造，先后在苏军第2、第3飞行学校、空中战斗学校、飞行观察学校和茹克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苏军中任中校飞行教官，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9年8月，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相关事宜时同苏方交涉，后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使已加入苏联国籍的唐铎于1953年得以重返祖国，担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64年4月唐离开空军转业地方工作，历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和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职务，1983年？月病逝。

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常乾坤中将则是先入黄埔军校，1926年入广州航空学校，同年受党委派，与徐介藩、王叔铭（后叛变革命，随蒋逃台后曾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战略顾问等职）等人一起赴苏联学习飞行，常毕业于著名的茹克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曾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1938年8月回国后，历任迪化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抗大3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军委俄文学校编辑处长和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兼航空组副组长。解放战争时期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长、航校校长、副校长和军委航空局局长。

徐介藩后来未继续从事飞行，在苏联红军中担任作战参谋，1948年回国从事过翻译、外交等工作，曾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后出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装甲兵工程院副院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曾任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的王弼1929年9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受组织委派，与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均等12人一起入苏联列宁格勒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曾在苏军中任航校修理厂少校总检验师，后毕业于茹克夫斯基空军学院工程系。1938年与常乾坤一起奉调回国，先后担任迪化新兵营理论教员、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校长、抗大3分校工程科主任兼大队长、俄文学校秘书长、八路军总部航空组组长、张家口航空站站长，1945年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航校政委、第二政委，军委航空局政委，建国后，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空军副司令员，1951年5月转任重工业部任航空工业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机部4局副局长、2机部4局副局长、3机部教育局长和3机部顾问，1977年8月31日在北京病逝。

1935年9月我党经第三国际批准，又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校学习的干部中，选调刘风、王琏（朝鲜籍）等6人，入苏联契卡洛夫第3航校学习飞行，1939年5月，学成毕业的4人回国，刘风和王琏最终返回延安。刘风曾任东北老航校飞行大队长、第2航校校长，后转业至国家体委，任航空司司长。王琏后返回朝鲜，任朝鲜人民军航空局长和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员。

还值得一提的是空军第7航校首任校长魏坚，他受党组织委派，1938年以青年学生身份入成都的国民党空军士官学校，但仅飞行了39个小时就停飞，1939年底返回延安。在东北老航校期间，曾任飞行大队副政委，建国以后，历任航校校长、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长、空司科研部长等职务，离休前为空军工程学院正军职顾问。

曾任武空顾问的吴恺也是在国民党空军航校中学习的飞行，在东北老航校期间，吴先后担任过飞行大队副大队长、战斗技术训练大队大队长，建国后任空军第1航空学校副校长、校长，空8师师长，空4军副军长，空军技术部副部长，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和军训部部长。

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干部

关于东北老航校，相关的介绍文章已经很多了，在这里实在没有必要继续重复，只讲一个问题，那就是航校自1946年6月正式开训至1949年12月分编为止，开办的3期飞行班共为人员空军和民航培养出了大量的干部，有相当数量后来走上了军以上领导岗位。

飞行1期甲班：姚峻（后任空司副参谋长）、吴元任（后任福空副司令员）、阮济舟（后任空6军副军长）、吉世堂（最后职务为空6军军长）,龙定燎（后任2航校校长）。

飞行1期乙班：刘玉堤（后任北空司令员）、白云（后任空司副参谋长）、张积慧（后任空军副司令员）、刘洪德（后任武空后勤部长）、林虎（后任空军副司令员）、韩明阳（后任北空副参谋长）、陈继发（后任空1军副军长）、王恩泽（后任空11军副政委）、李宪刚（病逝前任空12军副军长）、徐登昆（后任兰空司令员）、马杰三（最后职务为昆指主任）、李向民（后任武空副政委）、高月明（后任南空工程部顾问）、李国治（后任空11军副军长）。

飞行2期：姚长川（后任兰空参谋长）、侯书军（后任成空司令员）、邹炎（后任空军副司令员）、杨扶真（后任空司副参谋长）、王海（后任空军司令员）、郑刚（后任成指副主任）。

飞行3期：赵明（后任空2军副军长）、耀先（后任北空司令员）、刘鹤翘（后任广空司令员）、褚福田（后任北空副司令员）、张洪清（后任空3军军长）、王子祥（后任济空司令员）、王天保（后任海航顾问）、孙景华（后任南空司令员）、宋文洲（后任济空副司令员）、宋亚民（后任空11军参谋长）、段祥录（后任空6军副军长）、林基贵（后任北空司令员）、李文模（后任海军东海舰队顾问）、吴光裕（后任福空副参谋长）。

老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大多参加了抗美援朝空中作战，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不少英雄模范人物（详见我的《志愿军空军历史沿革》系列）。当然，这其中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和惨痛代价。

老实说，对于那些仅仅只飞行了数十个小时就敢笑傲长空，与美国飞行员空中搏杀的年轻的共和国之鹰，我心存敬佩，并且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在鸭绿江畔的战火熄灭后，同空军选调的其他有战斗经验的师、团、大队干部一起，被先后派遣到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如张积慧、侯书军、姚俊等。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经受过抗美援朝空中作战洗礼的这批相对年轻的航校毕业生开始陆续走上师、团职领导岗位，开始成为空军建设的中坚力量。

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老航校毕业生逐渐走上了军一级的领导岗位，张积慧1969年3月任空1军副军长，1年后升任军长；邹炎1964年2月任空2军军长，1966年3月任该军军长；孙景华1965年11月任空2军副军长，1968年5月调任空3军军长；侯书军1969年3月任空2军副军长；耀先1969年3月任空3军副军长；吉世堂1966年5月任空4军副军长，1968年12月授命组建新空6军并担任军长；郑刚1969年3月任空4军副军长；王海1965年7月任空5军副军长；褚福田1969年9月任空5军副军长；阮济舟1969年12月任空6军副军长；马杰三1960年4月任汕头指挥所副主任，1968年5月调任昆指主任；林虎1964年7月任空7军副军长，次年8月调任新组建的兴宁指挥所主任；刘玉堤1965年5月任空7军副军长，1968年5月接任军长职务；刘鹤翘1968年5月任空7军副军长；徐登昆和吴元任在1960年6月分别由空24师师长和5航校校长调任新组建的晋江指挥所副主任，1962年6月，晋指改称空8军后，双双担任空8军副军长；1968年5月，徐登昆升任空8军军长；徐离任军长职务后，接替他的是副军长王子祥，同样是老航校毕业生；姚长川1969年11月任空11军首任军长；李国治和王恩泽1969年11月分别任空11军副军长和副政委，两人都干到1983年5月离休；李宪刚1965年8月任兴宁指挥所副主任，1969年6月兴指改称空12军后任副军长直到1971年11月病逝。

老航校学员中，最先走上军区空军领导岗位的，是林虎和吴元任，1968年5月，他们相继被任命为广空副司令员和福空副司令员；随后，徐登昆在1969年12月被任命为兰空副司令员。

“文革”初期这批干部有些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和波及，如王海，按此回忆录《我的战斗生涯》记载，当时任空5军副军长的他若非南空司令员刘懋功和吴法宪的保护，调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在杭州已很难正常工作。

倒是“9.13”事件以后，少数人受到了牵连和影响，林虎被免去广空副司令员职务，直到1979年初方才东山再起，调任昆指副主任。吉世堂、马杰三、白云等3人的政治生命则就此彻底结束。

进入1970年代以后，这批干部的政治生涯开始逐渐进入黄金期，他们当中最快的邹炎和张积慧，1973年5月走上了空军副司令员的领导岗位；刘玉堤、王海、王子祥3人相继担任北空、广空和济空司令员（正兵团职）；耀先、林基贵、刘鹤翘、李向民等4人担任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宋文洲、张洪清、褚福田、侯书军等4人分别担任军长或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

1980年代应该算是这批干部中部分人的鼎盛期，也是大多数人任职的极限期。王海继1982年11月调任空军副司令员后，1985年7月接替张廷发出任人民空军5任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林虎1985年9月任空军副司令员，3年后授衔空军中将；刘玉堤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授衔空军中将；孙景华、刘鹤翘、林基贵和侯书军，分别以大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职务，被首批授予空军中将军衔；褚福田、耀先二人，在北空副司令员任上，也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而此前的1983年5月和1985年8月，空军军以上领导班子两次大的调整，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老航校学员则基本全部退出了领导岗位。

进入1990年代，仍旧在职的几名副大区职以上老航校毕业生开始陆续离休，1990年4月，刘玉堤第一个离开北空司令员岗位，时年67岁；接替他的兰空副司令员耀先中将，任职至1993年1月离休，年65岁；继而林基贵由济空司令员调任北京，任职到1994年4月仅1年出头也离职休养，年63岁；侯书军1991年9月离任成空司令员，年65岁；王海1992年11月卸任空军司令员职务，年67岁；刘鹤翘1993年1月在广空离休，年63岁；孙景华1993年1月由大西北调任江南，同年底在南京离休，年63岁；他们当中最后一个离开领导岗位的，是空军副司令员林虎，1994年10月离任，年67岁。

至此，东北老航校为我人民空军培养的飞行员，带着辉煌的战绩和历史，告别了军歌嘹亮的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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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营射击 空军指挥及飞行干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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