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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谈父亲:走出秦城的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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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5 06:00: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约是1966年2~3月,肺部手术后的父亲到无锡休养。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邀请他去的。路经上海时,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十分谦恭。在热情接待的背后,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做一件大事,策划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B% R  g. J$ W, b( K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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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了“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周扬”。不久,父亲就经历了9年的监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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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秦城+ b+ h& N( |. @. K$ i' Q4 e  l

' v, s! X1 P8 y) e0 P    1975年7月13日正午,母亲突然顶着炎夏的烈日从城里换坐几次车赶到我家,落座后连气都没来得及喘就对我说:你爸爸明天要出来了,将住到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她叫我明天上午直接去那儿,并通知我在京的二哥周迈。来不及休息,妈妈又匆匆赶回她在东城沙滩的住所——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下午一上班,我赶紧到办公室给周迈打电话,什么也没敢说,就约他到西四某公共汽车站等我。我们找了个喝冷饮的小店坐下,我悄悄地、激动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在这特大意外惊喜的轰击下,周迈直愣着眼睛盯住我说不出话来。我叫他这两天先不必过去,以免爸爸过于激动身体出问题。并嘱咐他暂时保密,对谁也别讲此事。第二天上午我请了个病假,从办公室骑车赶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终于见到了阔别九年多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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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语言迟钝。我心中一阵酸痛。但表面露着微笑。母亲已在那里,她十分镇静,不提不问这些年来各自悲惨的经历,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她说,咱们家人口没减倒增加了,周迈结婚并育有二女,周岳和周密也各添一女。说她在干校时哪个哪个熟人养鸡、养猪、赶驴、赶马时出的洋相笑话。说她和住处的邻居相处得如何好,她学会做的酸菜、泡菜、豆腐乳如何如何有水平。爸爸一听也很高兴,说自己在狱中学会了缝洗被子,说每月可买30块糖,他每天一块计划着吃。但紧接着,他说听见外面大喇叭广播“最高指示”,说“周扬属人民内部矛盾”,叫我们打听一下。我和妈妈有点莫名其妙。下午,我先到办公室转了转,一切如常,很平静,知道今天没什么“最高指示”,悄悄对组长老阮讲了父亲放出一事,他给了我几天“病假”。我去商场采办了脸盆和一些洗漱用品,赶回万寿路招待所。母亲说关于“最高指示”可能是父亲的幻听。很多关久了的人刚出来都有幻听幻觉的现象,过几天就好了。果然,第二天父亲就不再提起。- C' T# X7 Q, w3 j4 g/ Q; }

, Q6 c5 ~9 y4 o7 U9 @4 G我在七机部搞设计工作,自己主管一摊子事,还必须天天上班。那几天我一下班就骑车去看看。父亲的神经很快恢复正常,他很少谈及关押期间所受的折磨,只说耳朵残废是专案组人员揪打的。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人家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父亲谈这些事时,态度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过去。他更关心的是其他老同志们的情况。听说不少国家领导人、老帅、将军们遭了很多磨难,有的去世了,有的家破人亡,他很难过,甚至流下了眼泪。他总说:比起他们,我这算不了什么。妈妈也常说,我们已经不错了。1 L8 E& N' l# W6 t9 T- P%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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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父亲讲,这九年他基本上关在一处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个月转到秦城监狱,监狱中生活管理比较正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进了正规监狱,他想此生大概就在监狱中度过了,于是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还说以前成天忙忙碌碌,没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好好想想。关押期间他已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也算是九年来一大收益。他还想要一些书,催妈妈赶快去给他找或买。妈妈说,以前的家——东城沙滩孑民堂现在军管住着,家里的书库已让红卫兵抄偷搞得乱七八糟,最糟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而且现在也不可能进去,书店也没什么书卖,叫他老实休息几天吧,别老想着书了。3 Z5 }; k+ A2 D- J) E% U" S% ^4 I

  g; a1 X  w4 j7 ?父亲最骄傲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服过安眠药,从未失眠过。他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犯过很多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又不是叛徒特务,为什么睡不着呢?不过,出狱前几天接到专案组通知后,他在床边赶了三天,把“检讨书”写完交上去,在狱中住了最后一夜,这一夜他通宵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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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寿路招待所* W* c$ H5 L* l* d5 \

9 D3 R0 j4 J# f1 G8 m: X1 i0 Z在万寿路招待所,父母住进办公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足足有30平方米。右边有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概是原来的资料间或秘书间,通门上着锁,左边通着一个厕所。办公室是50年代两开的毛玻璃门。大约第2~3天。我发现右边小间也住上了人,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军人出入。那个年代人们讲话都十分小心,我从屋里看见门外一个站着的人影,显然是那个隔壁的军人有意站在那儿倾听。我不免心生愤怒,就大声在屋里嚷:“什么野狗在偷听,有种就进来谈谈吧。”妈妈急得冲我摇手,那人影立刻走开了。第二天妈妈笑着告诉我,隔壁来住的是黄克诚同志,他眼睛瞎了,那个陪着他的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可惜没过几天他就搬走了。9 K3 M3 A0 s6 _$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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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公大楼里还住着蒋南翔、舒同等人,大院里住过陈丕显、帅孟奇、宋任穷、王从吾、周桓、刘景范、马文瑞、强晓初、卓雄、侯金镜、郭小川……等等。住在办公楼里的在食堂吃饭,到锅炉房洗澡,那儿有几排淋浴喷头,每周男女轮流使用。招待所办公楼后面还有四座二层小楼,每楼可住两家,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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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几个月父母在食堂吃饭,逢周日我和孩子们去,或有客人来,就一块上街吃一顿,父亲要求不高,还是老湖南的特点,有红烧肉和辣椒就行。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吃饭的地方,我们常去的是翠微路商场旁边的小饭馆,偶尔也去新侨饭店楼下打打牙祭。有次在新侨饭店下面碰见几个京剧界名角,看见父亲都跑过来紧紧握着手不放,激动得流眼泪。那时父亲尚未“解放”,不好多谈,只向他们询问了几位名家的情况。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艺界人士来讲,过去的“文艺沙皇”周扬已经快变成慈祥老人了,他们那高兴劲我都感到意外。过了不久,原中宣部马关同志找到一个煤气罐,我找到一大块木板作厨案,又备了些锅碗瓢勺,就在厕所里搭起一个简易厨房,有时妈妈自己做做饭,总比食堂可口和便宜一点。# ?2 M. i9 x; ], Z9 k

0 s' O4 y3 V: I8 r2 K1 ^不久,又解决了洗澡问题。锅炉房的淋浴室地滑人多,容易出事。后来果然有一位老干部在那儿滑倒摔伤,不久便去世了。这人也姓周,也是湖南人,1926年的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就这么在锅炉房淋浴室摔死了。父亲那时年近七十,动作又笨,妈妈不放心他一人去,就只能打水在厕所兼厨房里给他擦擦身。后来舒同也住进这个大楼,他那儿的卫生间里有个澡盆。那澡盆多年不用,塞满垃圾,脏不忍睹。妈妈和他们去大清理了一番,说足足用了半盒去污粉才擦洗干净。之后,我父母、舒同、蒋南翔几个人轮流到彼处洗澡。用前,我妈擦盆放凉水,他们则从水房各打一两壶开水兑入。每人每周能洗一次,直到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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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几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较清闲,相处得很亲密。谁家得了或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邻右舍。谁的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药,左邻右舍通过各种关系找车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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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9 W& c7 e1 u“四人帮”倒台前后,万寿路招待所还是组织部长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们之间相互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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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不知谁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头们请招待所派个车去趟体育场。那年头得张票不容易,派车更难。据说,招待所所长请示了郭部长之后,同意派一辆专门运送院内垃圾的130小卡车去。老头们一听,干脆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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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5 f/ a/ v+ X! C5 g9 g5 z不管郭部长怎么不痛快,来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特别是当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大家都很高兴。来客们往往同时看好几家,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满希望的。有次章蕴妈妈来看帅孟奇妈妈,也顺便看看我爸,一谈,原来他俩不仅都是湖南人,还是小学校友。章妈妈鼓励父亲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年届七十的她还示范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亲。无奈父亲实在缺乏体育细胞。只好由母亲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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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B" ~1 b5 e: i  [( e6 \这期间,吴德、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孩子都来看望过父亲,更不用说一大堆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黄胄兄弟,陈荒煤夫妇,杨沫,等等,在北京的文艺界名人来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灵手巧,看见父亲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小块,她拿回去织补了一番,做得天衣无缝,连我妈这针线活儿不错的人都赞叹不已。任白戈的儿子会使缝纫机,他给妈妈做了两条布睡裤。“文革”前的炊事员小李,已经回农村了,每次来北京都带上他做的父亲最爱吃的一只烧鸡或一碗粉蒸肉。有个人从南方带来一大筐嘉兴粽子,下了火车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多,妈妈赶紧分送大院内熟人。当时父亲前途未卜,党报上还时不时地批判他一下,朋友们这番真情关切给父母带来许多温暖。# D4 R& g% ~# {# F3 w2 H* G" w

4 M7 A$ g' U( l, k6 V  m我和孩子们周日才去,碰见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亲的老警卫员王保群带着老婆孩子来访。我们一块儿去翠微路小饭馆吃了一顿。王保群从1946年张家口时就跟着父亲,张家口撤退时他们刚从外地返回(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月前已撤走了),在他们赶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里时,敌机已开始轰炸,街上人们四散奔逃,他们的马也丢了,王保群赶紧在路上抓到一头乱跑的毛驴,才和父亲仓皇跑出张家口。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后勤的工作。没想到这么老实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贫寒不贪不腐的老党员,“文革”中居然受周扬牵连被遣送回原籍。这次来北京看我父母亲时,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没多久就去世了。2 Y+ s. K5 k$ o,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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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27日,中央专案组对周扬有个结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民内部问题。本人做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这几条指示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均未执行。9 D2 V. R6 f/ \+ V'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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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组织生活,对于那一代人来讲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党还承认你是个党员。母亲从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费,后来又加到30元。她无处去交党费,就每月留下2元(后加到3元)用手绢包好准备将来交。1975~1976年父亲无处过组织生活,无异于头上还悬挂着一把利剑,不仅他本人,母亲和我也觉得是件大事。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不少党员懒于参加组织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着不去,不交党费没关系,工资里直接扣,想退都不容易,时代在变啊!. W. }  D4 v( O* g% X! N5 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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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工资也没照发(父亲的工资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费。好像是1978年底前后父亲才拿到全工资和补发工资,他们把补发的一半交了党费。母亲1975年6月就拿到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她给自己留了2000元,其余全部分给亲属们和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工作人员。父亲出来后,她尽其所能买了三七粉天麻人参等补品给父亲吃,使父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 N6 J* C1 N, M& k( B4 p: Z5 L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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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院内老头子们个个积极锻炼身体。父亲只会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标准在大院内走几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儿,还能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我见到过的就有宋任穷、郭小川等。有时他自己边走边想什么,还曾一头撞到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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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院内老干部们个个伤心落泪,父母和我们全家都痛哭失声。春节前几天我去万招,大门口碰见了聂力,她刚从宋任穷伯伯家出来,专程来此嘱咐大家春节期间最好在家待着,不要走亲访友,说现在形势比较严峻,叫我转告父母和其他熟人。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场,5月上旬回京,正在查“四五”***事件。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万寿路招待所的墙根里侧扯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个。大女儿阳阳十四岁,乐得不用上学,正在一个棚下忙来忙去帮着姥姥料理家务。大地震后,父母搬进后面小楼去住,条件好多了。不久,又请了一个阿姨做饭,大大减轻了妈妈做饭洗衣的杂务负担。7 S; B( _$ T7 J,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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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妈妈的话讲,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开始苦一点,倒真像回到了延安时代。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父母来讲,确实过了几年充满希望和轻松愉快的生活。  h+ D+ F; S9 C3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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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承受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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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彻底倒台。招待所的老人们刚从悲愁的迷茫中醒来,一下变成欣喜若狂,中国终于从浩劫中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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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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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父亲的这份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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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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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o; o* R7 H# X1 Z; e) K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臣的使命。, h# w  s+ ^+ R, H; V: 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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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人家骂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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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没想到,这一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0 ^1 A, e& E4 G( Q1 K: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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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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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1月3日,356个代表自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的,感情是深挚的。. `4 B$ F%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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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1 {% u3 G6 g/ h! N$ p- p$ 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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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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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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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不过实际上来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4 W! }% H1 H' m" ?3 @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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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V' A: n* l- J  ]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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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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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p7 X; b  O% h% P, ?! 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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