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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周扬女儿):苦难人生十二年(之一)                  ·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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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5 05:55: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初期,风云突变(1966·6—1969·8)! R) x3 r$ g5 c3 g: c+ F
            ——苦难人生十二年(之一)% z# ~: {/ X) C8 [

' K0 k1 l7 C% X# {, x                ·周密·$ v( h0 P& x: o. J* h8 _* C% 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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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现在人们一说文革,就只剩下“抄家、游行、贴大字报、开斗争会”了。事实上,十年多漫漫长夜,人们都干了些什么,怎么熬过来的,那段历史可能比八年抗战更惊心动魄。我的同学、朋友、周围的同事们,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但为了维护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不便都写成白纸黑字的“伤痕”文章留于后世。4 e) Z$ j$ `4 U, I* Y; d4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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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流逝,“伤痕”慢慢地淡化了,记忆却从未消失过。平静地回忆往事,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 大概现在已算不得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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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W& Q* @* A  我的命运的转折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在这之前,生活一帆风顺。童年,在解放区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度过,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作为孩子,可没有什么“艰苦”的感觉。有父母的呵护,周围叔叔阿姨们的照顾,老师同学的关心,我就这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像匹小野马似的满山乱跑着长大了。进城后,中学、大学,凭着一点小聪明,学习也不错,就是有点任性。同班多是大姐姐们,对我很宽容体贴,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当然我也不是不挨批评;偶尔挨了批评,受点委屈,掉几滴眼泪就没事了。' M% L* ?6 v) ^+ t- k- j* e! Q

; M( E' f% k( K% D( O  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的高科技机密单位,干的是最光荣的工作。丈夫叶华明,是青梅竹马时认识的,名将叶挺将军之子,五十年代的党员,我们同在莫斯科学习时谈的恋爱。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他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他学习成绩优秀,是极少数金质奖章获得者之一。毕业后我们一同分到七机部,他在二院,我在一院。在当年,他长得一表人才,我也是本地有名的漂亮姑娘。我们是被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的一对夫妻。我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丝毫不会想到即将来临的那场浩劫,会彻底改变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T0 N% t9 ^) a" I

! E2 A) m) K+ P( l) W7 J) R  对于我来说,文革是从1966年初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周扬——编注)真正得到平反为止,整整十二年。十二年,是一段曲折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我分三个大的阶段来叙述。0 D" ~9 l3 R( Z' x! N8 z+ v8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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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 ?9 h$ H  i2 ]% [6 j9 S6 D' w  对我来说,1966年开年就不吉利。一月六号晚上,我从甘肃四清回北京。不记得为什么没有马上回机关自己的家,大概是为了先回父母家洗洗澡;四清五个月,一次澡也没洗过。也是为了看看养在父母家的女儿阳阳,她已经三岁半,准保又长高了不少。8 ^7 v  m7 T/ V" c

2 g3 @, E! c5 l( o  我们搞四清的甘肃天水娘娘坝区,老百姓穷得叫人心酸。回来时,许多四清队员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们,我也如此。所以下火车时,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棉军装和挎包中一点必用物品,就这样进了沙滩中宣部孑民堂的院子。大约是晚上9点左右。通常,这时父母都在自己房中工作,我期待着对我的亲热接待。他们往往都会走到客厅,问长问短,妈妈一定会叫阿姨给我弄点热乎乎的东西吃;然后,一会儿催我快去洗个热水澡,一会儿又叫我快去看看女儿(她肯定已经睡了),弄得我不知该先做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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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等待我的是漆黑寂静的院子。我看见妈妈卧室似乎有点暗光,走进去叫了声。妈妈斜靠在床上,满脸疲惫,见我突然进来,好像也没什么大反应,然后平静地说,你爸爸住院了,肺里长了个东西,这两天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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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记忆之中,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从不生病,也极少休息,咋一听这个消息,真是惊呆了,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妈妈简单地说了几句病情,催我去睡觉,说她明天还要上医院,累了。我回到自己房中,几乎一夜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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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7 f8 n, g& o0 ?  第二天,妈妈没让我去医院,我休息整理了一下,就回机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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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5 a/ R' [: u* A3 P  父亲刀口拆线后,我才去看过几次。肿瘤长在最小的那叶右肺上,所以把那叶肺全切了。为此,还锯断几根肋骨。看着父亲侧身那半尺左右长的伤疤,我不知该说什么。那年他五十八岁。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体检时查出来的,医生马上请示中宣部长陆定一伯伯,问要不要直接告诉周扬同志本人。陆伯伯痛快地回答,告诉吧,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在乎这种消息吗?果然,父亲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当天母亲彻夜辗转无眠,他自己照样呼呼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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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7 S4 R# N7 N  为他主刀的是黄家驷大夫,当时中国胸外科第一把刀,手术十分成功。直到1989年7月父亲去世,他的癌症没有复发过。文革中我看到过这样的大字报,质问黄家驷大夫“为什么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开刀、治疗这样用心,并且从此停刀?”当时黄大夫年事已高,给父亲切除肺癌的手术确是他“最后一刀”,这也成了黄大夫的“罪状”之一。时间过去近四十年了,黄大夫也早已仙逝,但我至今从心底里感谢和尊敬这位医德技术皆高的黄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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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后,爸爸既没化疗,也没放疗,只是妈妈保证他天天有炖鸡汤吃。春节后不久,大约是2—3月,父亲去南方无锡休养,也带着我女儿阳阳一块走了。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邀请他去的。在上海,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得十分热情谦恭,谁能料到他们同时正在策划着“3月18日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呢。: e  z) L, s6 ]& @" u1 N

0 X  S$ v/ p! U' h* \' w7 B6 i7 X  这叫我想起了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伯伯被“揪出”的过程。1967年春,文革小组叫他去人大会堂参加个什么大会。入场时见到江青,江青表现得十分友好热情,握手时还说:“好名字,好名字,一年之际在于春么。”张问:今天开什么会?江青说:不知道。大会开始,方知是“刘少奇社教工作路线批判会”,随着一阵口号声,张际春伯伯突然被揪上台挨斗、挨打。第二天,他的夫人,童养媳出身的、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罗屏阿姨,因没能承受得了这突然的打击,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谁能料到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竟如此险恶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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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O3 A# l* E4 _7 i- U1 J. s  我住在机关干自己的工作,那时代通信没这么方便,和父母基本没联系,开始只收到过妈妈来自无锡的一封平安信。直到文革大炮轰到父亲头上后一个多月,8月份,因接到要我们去接女儿阳阳的通知,才知道他们早到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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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岁多的阳阳第一次踏进自己父母的家,两居室套间中我们住16平米的大房间。开始她有点奇怪,为什么“新家”只有一间屋子,老吵着要回“老家”——沙滩孓民堂。上班时,我们叫她自己在院子里玩。那个时代,套间的门不锁,有时房间的门也不锁,我在公用间给她留一杯开水、一点手纸和一两块糖。现在早都不用了的粗糙的灰色手纸,当时还经常断货,我上街只要能碰到,就尽量多买点存起来。至于糖票,每人每月好像是二两,一家三口的糖只够供阳阳的。孩子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她什么也不问不说。有几次下班回来,见她独自一人坐在楼门口台阶上,对于我的提问,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他们不跟我玩。”有次晚上给她脱衣服,毛背心和衬衣里面抖出一堆沙土,问怎么回事,她也是平静地说:“他们往我脖子里塞沙子。”四岁多的小女儿,从不主动向我诉说她在外面碰到过什么伤害。我多少次背着孩子拭去眼泪,有时泪水涟涟止不住,被她发现了,她也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很快,她就由一个特别喜欢管别人闲事的、善良的小公主,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小姑娘,学会了反抗、打架,但自己很少哭。我们家的人,无论是我和女儿们,还是母亲和我,在苦难降临或劫后重逢时,从未有过电影、电视中那种抱头痛哭的情景。亲人间的相见和别离都是异常平静的。若说文革有点什么好处,那就是把我们全家都锻炼得坚强、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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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Q2 a& k- }& |1 ~- s! H" ?  好在阳阳被“放羊”的时间并不长,9月下旬,华明就想法把她送到单位幼儿园了。她长得漂亮、高大,又爱劳动,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对她不错,我们也就放心多了。阳阳在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二院的幼儿园、小学度过了童年,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六岁就会蒸馒头,做简单家务。难怪有位名人说,儿时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文革的大环境也造就了她坚强勇敢、独立思考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如今四十多岁了,依然如此。! `9 E- j/ K: X. P7 I& b# n3 a

9 R$ y  e8 a# r- v$ J2 q' l2 H7 }◇ 二! i4 O" ^6 b1 Q$ c4 h+ 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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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机部永定路地区是个有几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大院,从1966年9月15日和9月16日起,就正式分成了“915”和“916”两大派。“915”中大部分是政工线上的干部和领导,“916”中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技术领导,工人则两派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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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大红伞周扬起,整个下半年,中央大报、新闻广播、院内的高音喇叭、各地小报小刊、大字报、传单等等那个年代的全部媒体,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听到“声讨”“批判”“揭露”三反分子周扬的文章和声音。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时时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心惊肉跳,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叶华明整天阴着个脸,一言不发,从未说过一句劝慰我的话。当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劝慰我,他自己也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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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  L8 U) Y, y, S# h7 e  几天之内,我就成为永定路地区的“新闻人物”。来自素不相识的人们(大多是半大的孩子)的白眼、谩骂、扔石头、喊口号……我独自承受着这一切倒也罢了,可连幼小的阳阳也跟着遭殃。有次阳阳发烧,我背着她上医院,刚进大门就碰到几个“红闯将”,他们冲我大喊“打倒周扬”,孩子哇哇大哭,说什么也不肯进楼门了,我只好把她背到医院院子里休息。也怪,哭了一场,晒了会太阳,她倒退烧了。后来,我买了几本中医书,小病小伤基本自己治。以后,她5岁时的腮腺炎,再后来她们姐俩出水痘,都是我先诊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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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当上“反革命分子”,但作为“黑帮狗崽子”,已经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了。从1967年起,随着老干部一片片倒下,周扬已经成为“死老虎”了,我承受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些。也可以说,自己是麻木了些而已,内心的阴影却越积越深了。1966年下半年,是我此生最痛苦、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作为周扬的独生女,没有人与我分担压力与痛苦。我自己活得再苦也能挺过去,可是阳阳将来怎么办?那年月,打死打伤人是常有的事,我这种人被打死也不需要任何人负责。又风闻叶华明的一个亲戚劝他和我划清界限,离了再找,叶华明拒绝了。思前想后,我想给阳阳生个弟弟或妹妹,叫她不再是独生女,在人生的路上有个血浓于水的伴儿。开始华明反对,因为处境艰难,后来勉强同意了,他很想要个儿子。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在王洪文的领导下先夺权,随后各地也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各派头头与骨干们忙着进入“一片红”的领导核心,大多数群众慢慢地逍遥起来,这正是个怀孕生孩子的好机会,大院出现了不少“妇女挺进队”。光我们室这年秋就有五个女同志怀孕了,我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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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K- E2 `, Z' w7 S  1968年4月快到预产期时,我不得不到外地去,因为我认为北京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在这儿生孩子。% z% f7 W" I  b: w

. @) P% c; F9 a  文革开始头半年多(1966年5月至1967年2月),在文革中打头阵的那批红卫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他们造反有理,破四旧,打砸抢,抄家,全国大串联,遍地开花,的确起到了梁山泊好汉李逵的作用。后来,这些人不知怎么成了“联动分子”,头头们大都作为“516分子”给抓起来。到1967年春天之后的夺权时代,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成了文革的主要战斗力量。几乎各地区、各城市、各单位都分为两派。在北京市,当时的“915”属于“天派”阵营,“916”属于“地派”阵营。常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达,有时似乎对这一派有利,有时似乎又对那一派有利。所以,有时候这一派占上风,有时候又是那一派占上风。所谓占上风,就是比较容易地把支持对方的领导干部(院、所、室或局、处、科三级)和头头们拿来批斗一番。1 s& d5 w0 ^& Z% W

* m! O$ r, [' ~- v1 D  这种派仗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卷了进去。我们室有位同志去割扁桃体,打完麻药后医生和他辩论起来,结果动手术时麻药作用已过了一半,割第二个时把他疼晕了过去。- c& ]) Z! C% l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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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也越演越凶。各派都有年轻人组织战斗队,“915”有“红闯将”“916”有“红卫兵”。大院生活区也大致划分了地盘,不小心泄露身份就可能被打一顿,也有极个别被打死打残的。当然,比起外地来,北京武斗死的人还不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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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环境,我敢在北京生孩子吗?所以我们决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就选定了广州,那儿住着叶华明姨妈全家。他把我和六岁的阳阳送到广州后住了几天,就回北京了。我们娘俩留在了这个陌生的、语言不通的城市里,反倒觉得压力比在北京小了一些,一来是周围人不知我是谁,二来,也是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姨妈和几位表弟妹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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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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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1 s" i) {0 ]1 N  叶华明的母亲李秀文出身于官宦人家,只有姐妹二人,姐姐李秀英的丈夫,解放前也帮助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妹妹李秀文嫁给了叶挺将军,有九个子女,在战争年代,这些孩子们都是在外婆家生养的。姨父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去世了,姨妈有六个子女,前四个都受过高等教育,也已成家,最小的老五全德、老六全宝赶上文革,没有大学可上。全德在工厂,但工厂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全宝毕业等待分配,所以这俩算是家中的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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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一家住在解放初期政府拨给的老房子里,我一去,姨妈就把自己的卧室——二楼正中的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一板之隔的后面便是老大全盛夫妻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我很快便被接纳到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对我推心置腹,使我感到十分温暖。1968年5月5日(正逢马克思诞辰150周年)我在街道保健所生了东东之后,6岁的阳阳就常由全德带着玩,他把她放在自行车前架上满城地乱跑,还去找有武斗的地方看热闹,回家后照例要挨姨妈一顿臭骂。全宝帮助母亲做饭,包括给我坐月子饭。坦白地讲,那放了不少当归、白芍等药材而又不放盐的鸡汤真叫我难以吃完,只好背地里求阳阳帮忙。阳阳问,这汤上漂着一层黑的是什么?我说这是胡椒,去风的。她端到亮处一看,说,妈妈,这是一层蚂蚁呀!原来,广东的老房子厨房共对天井,光线不好,又潮,做好的饭菜放在灶台上就会有蚂蚁爬进去。我想蚂蚁也没啥了不起的,反正都烫死了,就叫阳阳不许说,全部喝下去,常这样,也没有事。早餐他们常为我上街买菱角糕、粽子什么的,甜的咸的一块吃。北方爱吃茶叶蛋,广东月子婆吃姜醋泡蛋。虽然有些吃法我很不习惯,但这是他们对我的尽心照顾,我也尽量表示很有味地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天气热,我奶水不够,东东胃口好,奶头嘬出血,痛得我直冒汗,她还吃不饱哇哇大哭。有几次夜里吵得隔壁大嫂也睡不好。问明原因,她把东东抱过去喂一会儿。所以,东东刚满月就加喂炼乳,让她很早就习惯于喂牛乳,也好。产后不到50天,我就接到令我回北京的电报,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我把东东暂时留在姨妈家,只带着阳阳于六月底返回北京。总的来讲,1967年秋至1968年夏,我完成了生二女儿东东的“战略计划”,下一步就是我当“现行反革命”的人生阶段了。1 I% U) P' W. o0 V,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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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 K8 F7 M( s* W  1966年初春,我刚从农村四清回来,单位就开始了“科技革命”。七机部派了工作组,先到我们所——一院十二所试点。我们第一研究室是搞控制系统设计的,大学生多、留学生多、高干子女多,因而又是重点的重点。于是,每星期的政治活动时间(星期六,直到80年代初,是雷打不动的政治活动时间)就是开会给领导提意见。那时还没把他们上升到“走资派”一级,但形式上也和农村四清类同,干部们都得“下楼”,就是检查过关。领导干部们个个检讨上纲、痛骂自己,甚至涕泪交加。大部分人第一次都下不了楼。好在不久,革命对象的级别又提高了一层,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学习讨论文艺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天到晚的开会、读社论、写批判文章。我是个平头百姓,平日只重技术,讨厌开会,又是个出了名的大炮筒,活到三十岁,没碰到过什么不顺利,所以开会时一轮到我发言,便口没遮拦地胡说一通。当时的想法是,放着一大堆技术工作不干,成天干这劳什子,真把人烦死了。导弹设计和文艺革命有啥关系?不就因为江青是毛主席老婆,有人为了拍马屁,提高她的地位,才搞得全国上下都来闹“文艺革命”么?心里这么想就顺嘴说了一句:“都是江青闹的”。现在看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傻了,可当时的我就那么没头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一场台风即将把我头顶的房盖掀掉。到“彭、罗、陆、杨”被揪出来时,我还感慨地来了一句“伴君如伴虎呀”。至于有关清官贪官,现代京剧、中间人物论……等等,我更是“谬论”多多,老是喜欢来一番自以为是的议论,好像专门要和主流对着干。部里派来搞“科技革命”的工作组一直没走,始终在我室蹲点。其中一位成员原本也是我们室的,后来才转行去搞政工了,我一向视其为老大哥,关系也不错。老大哥颇有政工人员的沉稳气派,每逢开会,大家轮流发言(不能不讲),他则默默不语,拿个小本记录。每次最后请他“总结”,则总是谦谦地说,人家谈得都很好,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些记录,两年后的1968年秋天“清理阶级队伍”时派上了极大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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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x/ j- Y$ p4 D' O; g. `  到了1968年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七机部。这叫做“掺沙子”。他们一来,首先打破原来的科室建制,全所六百多人统一编成班、排、连。我们一室因是“三多”单位,自然是要重点清查的,大多数人编在了一连一排。另外同时也成立了群众专政队,主要是从后勤杂工、车间工人和机关八大员(资料员、打字员、保密员……等)中选出来的,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而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志。# \( f' X0 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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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天天开会,听完工宣队领导的训话动员之后,便“背靠背揭发”。情景颇像学校考试,各排的人都集中到大一些的办公室里,每人每天都要写出几页纸,揭发别人或坦白交代自己一切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否则不得过关。全所人员按阶级分了好几等(和我们农村四清时差不多,只是更可怕一些),我这样的“黑五类”(后变成“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右、叛、走资派)是重点清理对象,和这类人交往多的,是“知情者”,他们的任务是“全面彻底揭发”,群众专政队自然是专政队的依靠对象。每天,大多数人铁着脸,相互不许交谈,面对几张工宣队发的纸,搜索枯肠,一定要写出点什么。% o; ]: t, A2 F* p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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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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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室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我的工程组长阮崇德。此人也是晋察冀边区联中来的,后留苏,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工(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从1961年春起,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此人精明强干,业务好,工作能力又强,更兼能说会道,开口必“语出惊人”。这种锋芒毕露的人,难免遭人妒嫉。他虽算不上走资派,但说他“操纵着十二所里的走资派,诸如梁思礼等人”。上午约九点,我们正在办公室里“背靠背”,走廊里响起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阮崇德!”的喊声,接着便拥进一群人,前面几个专政队的大汉在工宣队的指示下,一齐走到阮坐的椅子边把他拽了起来,然后扭住胳膊往外走。他不服气,红脸直脖地跟人家争论什么,于是便遭到按脑袋、拳打脚踢的对待,被强拉出去了。我看着背上起了一片冷汗,心里明白,很快就轮到我了。果然,下午上班没几分钟,也如法炮制地来揪我了。幸好,上午揪走阮后,工宣队一位老赵师傅提前给我吹了点儿风,说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和“请客吃饭”,叫我“相信群众,相信党”,被揪时千万别顶嘴别反抗,他们会派两个女同志来押我,不会扭疼胳膊。他没食言,我也很顺从,所以揪我的过程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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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要罪行,便是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工作组那位老大哥笔记本中的大量“反动言论”更证明了我对文革的“刻骨仇恨”,说明我一直想“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老爸——周扬翻案”,所以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6 G0 x. w' r! N4 ~- R5 W1 ^

8 x2 x& T# }, Y# u1 `  其实,文革之前,我对江青并无什么反感。小时候在延安见过几次,记不清了。解放后,只是1964年秋有次跟爸爸去看《红灯记》见过她一次,印象倒是朴素、热情,对爸爸和我表现得极为亲切友好,还唤我的小名“咪咪”。1961年春节,我休假期间曾和父母一起在广州省委招待所住过几天,一次和一个女服务员一块在院子里遛弯,走到江青曾住过的一幢楼不远,她说,江青住着的时候,这一带不让人走,因为她有病,怕见人。若是看见有人在这附近散步,她就会大发脾气。我挺纳闷,说这不是神经病么!年轻时,心里一点也蹩不住话,有一次,竟把这一想法对我的搭档说了,但也只说到“江青可能有点神经病”。这位搭档更是无遮拦,又把此话说给了同房间的室友。
) c3 m% H/ \& k' y5 M7 J# F
, S. \6 s8 e: U) |3 ?" s9 E+ D  1968年“清队”时,这位积极的室友背对背揭发了这件事,工宣队找我的搭档核实,她不会说谎,只好如实坦白交代。我当了“反革命”,她又十分后悔,找工宣队去解释,说“神经病”不等于“精神病”。在一次下班路上悄悄塞给我一封信,表示后悔,并详细地从医学角度证明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劝我去向工宣队申诉。即使在当时,她这封信也叫我啼笑皆非。谁都明白,我这样的背景,抓我是必然的,管我说过什么话呢!后来不少同事劝我疏远她,和她讲话要提防着点,但是,我很了解,她不过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廿多岁,一脑子天真烂漫,绝对相信党报说的话。又因父亲是有名的非党技术老专家,也算是出身不好吧,胆子就小点。实际上她的“揭发”中并无虚妄之词。在以后的多年相处中,她再也没有上当去“揭发”过什么人。我和她从一块儿去四清,1969年秋又一块儿去军垦农场下放劳动,几十年来,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S' O% ]0 f5 j$ U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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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 V' A3 k9 C: {% w0 \* @+ }  被揪出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上下班的马路上也时时出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密”的墨刷标语,甚至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都见到过。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背后指指戳戳,叫我深深体会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藏到一个没人认识没人看见的地方去,哪怕是个洞穴,或是远在天边的什么角落。所以我总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最喜欢冬天,因为天黑得早,总之,不愿意见人。人们那种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好奇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使我感到愤怒和屈辱,但也无可奈何。- R: R8 }3 v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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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揪斗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有时候是陪斗(陪阮崇德),有时候是自己当主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永定路一直刷到天安门,我却从来没有在露天广场被批斗过,总是在办公大楼里较大的会议室中,与会者三五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头几次我挺紧张,对批判我的不实之词还想辩解几句,后来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听你的。我也慢慢习惯了。其实,这类批斗会也是很程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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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被领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中,老赵师傅每次都叮嘱一番。押我的也是同研究员的一位女同志,比我小七八岁的计算员小狄。批斗我时,她要一手抓着我胳膊,一手压着我的后颈,使我能摆出标准的“喷气式”姿态。所以,在等候这一场面时,她会轻声地提醒我要顺着她的劲来,不要拧着,这样就不会疼。准备妥当后,一听到走廊里传来“把反革命分子周密押上来”的喊叫声,我们就奔赴会场,在一片“打倒×××!”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中登场。然后批斗会开始。首先是几个人发言,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声讨我的“罪行”;然后是我来回答革命群众对我的一些质问,诸如“你是如何伙同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你如何为黑老子周扬翻案的?”等等。我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还必须得回答,所以我常常答非所问。但是,不管我说什么,最后一定是得到一片“打倒”声,或“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喧嚣。然后,会议主持人大喊:“滚下去!”我便如大赦般地松了口气,赶紧下台。. B0 |, `' u# Q& `5 u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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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所先后总共揪出了约30个“现行反革命”。后来当了十年航天部部长的刘纪原也在其中。刘和阮崇德中学、大学都是同学,1960年春分到我们所之后在另一个研究室工作。我知道他精明能干又肯出力,倒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反动言论”。不过,有母亲刘亚雄、姨父安子文、刘有光这层关系,他就在劫难逃了。安子文等人是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成员。1936年,他们61人在中央的指示下,离开草岚子监狱,投身抗日。但是,到了文革却被荒唐地称之为“61人叛徒集团”。尽管当年刘纪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的父亲陈原道还是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烈士,但他照样要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G1 H' V0 n2 y$ Y

3 w, M# X: W  Z/ O+ b  背上这一罪名的人中,还有些是更莫名其妙的。一次,所里正在召开大会,孙永成低着头认真作笔记,突然工宣队一声大吼,专政队的几个人冲到孙的面前,把他抓了出来,说他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根据是他把毛主席像裁成了六六三十六块(或七七四十九块),用图钉钉在墙上。其实,我们这代人都知道,用图钉往墙上钉肖像、地图、表格什么的,通常要用小纸片折成几层压在图钉下面,免得损坏图像。这位同志大概是用了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来做小纸片,“反革命”罪名就背上了。在对他进行批斗的时候,他好像作了辩解,但我也没有听清。批斗完,就直接扭送到“牛棚”被专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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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y$ Z& @, X. x5 w  食堂炊事员老康,得到这一罪名与老孙相类似。老康是1960年的复原兵,大老粗,没有文化,只会闷头干活,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一次开会,他急着上厕所,顺手撕了半张报纸,正好背面是毛主席像,被他的同事检举了,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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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8 [& Q9 H# P  还有几位,因无穷无尽的学习会、批判会开得无聊难受,臭老九的毛病又发作了,顺手扯过几张随处可见的旧报纸,在边边角角的地方胡写一番。本来可能是想练练字,不小心正好和旁边文章中的什么内容对了号,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日记更不能乱写,说不定哪天被有心人看见,拿去一审查,百分之九十九能从中找出“反动言论”。也有喊口号、念报纸不小心念错了的,马上面向毛主席像鞠躬低头,口中连说几次“向毛主席请罪”。这类虽不至于当“反革命分子”,也得灰头土脸好些天,暂时当不成积极分子了。0 T$ j3 c+ a1 \7 F  i/ e- Q7 B% p

( d* B3 V. a# p" {0 G7 \  总之,说话、念报、喊口号都得小心,日记之类是不能再记了,手痒痒也别乱写乱画,对待毛主席像更得一万分地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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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有一种毛主席塑像,约六七寸高,看着像石膏,实际上是软塑料做的。我家也有一尊。不意阳阳顽皮,把半瓶子紫药水翻倒在这尊塑像上,洗也洗不掉。我吓坏了,赶紧包好藏起来。可是,包起来也不是办法,哪天被发现了还是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处理,就悄悄问隔壁邻居江大菊(她后来因为日记曝光了当了“反革命”)。看我直言不讳,她也推心置腹。原来她也为如何处理一张很旧的毛主席像伤过脑筋:扯碎了扔了吧,若是捡垃圾的发现了去举报,一查就能查出来;烧吧,若是有人闻到味儿,说烧什么反动资料可不是玩儿的。怎么办?只能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从马桶中冲走。我也只能按照她的办法来处理。于是,星期天,趁同套间住户进城看父母,我把叶华明和阳阳支出门去,独自在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了这项秘密工程。  A4 o6 T4 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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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揪出来的专政对象,被关在“牛棚”中集体劳动,干些挖沟、拉煤、烧锅炉之类的活。专政队的骨干、炊事班刘某,特别会“照顾”这些“臭老九”。男专政对象都睡在木床板上,这位刘某把阮崇德的床板放在水泥地管道井口上面,拿走井盖儿,致使阮以后常年腰疼、久治不愈。那位傻老康,也是因为这位刘某的积极揭发而倒霉的。后来(1969年),我和这位刘某又到了一个军垦农场,刘不久又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宣讲,人称“吹破天”,这是后话。/ `% f# N8 |- V/ T# M8 w

6 [6 P7 O3 @$ n  牛棚中也有女专政对象,每次在锅炉房洗澡时,说是怕她们自杀,不许从里面插上门,而工宣队的马某则常常透过木板的缝隙进行“监视”。女犯们不能不洗澡,特别是每天干完繁重的劳动活之后。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忍受各种羞辱,这点事也算不了什么,但马某这类人的个人品质是让人不齿的。三年后,我从军垦农场回来,听说他因犯流氓罪已经被作为刑事犯专政了。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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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 K8 [$ {2 l* Y  我很幸运,没有被关“牛棚”,说是考虑我孩子小,无人照看,不过我想主要是看我小叔叶正光的面子上,他是全国闻名的“916”头头,于是我被派去和清洁工一起打扫办公楼的卫生。我们所五层的办公楼是五十年代末按苏联图纸建造的,质量很好。清洁工也是正式职工,多半是职工家属,她们总是分配我干最脏最累的活,宁可她们聚在一起聊天,也不能让我闲着。这大概便是底层人群几千年来的心态,一旦觉得地位翻过来了,便以这种方式获得心理满足。我整日在垃圾和厕所中忙碌,半天不可能喝口水,整天口渴难忍,只能在自来水龙头下润润口,于是得了膀胱炎,尿常规检查结果是:红血球满视野,小便如洗肉水一样,腹部酸疼。本想休息上几天,叶华明不耐烦地说:请什么假,人家会说你装病偷懒,老实干活吧。谁叫你老子是反革命呢?所以我一直隐忍不敢说,直到8月下放前不久,我告诉了室里的老赵师傅,他才替我申请了10天左右的休息身体,安排家务和整理东西的假。在文革的浊浪中,人的本性都不自觉地暴露了。犹如在一个大舞台上,每个人的角色不同,但似乎都是不自觉地进行表演;正是这种不自觉的表演,人的善与恶就是那样地泾渭分明。演员中,有刘某、马某之类的宵小,但更多的还是善良的人们。在我遭受批斗期间,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人人都疾言厉色,大声吼叫;在办公区、宿舍区也没人敢和我打招呼,邻居、同事成为路人,我仿佛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些人是善良的人,因为我能理解他们。解放后几乎没有间歇的各种“政治运动”,早已把知识分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更是“史无前例”,除了个别出身和社会关系一点都让人找不到茬的同志外,大部分“臭老九”都是整天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七机部被清理的各种“分子”们,揪出来后倒平静了,坦然了,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倒是那些“知情者”和旁观者压力最大,有被吓得跳楼、上吊,有被吓得生病、流产。我们所就有两位看批斗场面,被吓出精神病,其中一个自杀了。真是“旁观者惊”!( W6 S7 t# l6 `( y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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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怎么能要求他们给你一点同情的目光,一丝温馨的微笑呢?不像刘某那样变本加厉、落井下石,不像马某那样趁机“占便宜”,就已经是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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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D- h# K! S: R$ G  当然,还有一些人给你的温暖是终生难忘的。六十年代的永定路还算是郊区,周围不少农田、树林,永定河从五棵松北流过。文革浩劫刚开始时,我时常到河边来坐坐,看着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享受一点超脱尘世的宁静。夏天,我也常在午休时候独自到河里游泳,每次都从上游顺水而下,再踏着岸边的土路回到树荫下,默默地坐一会儿。渐渐地,我发现,总有一个男子坐在对岸默默地关注我。我下水他也下水,我上岸他也上岸。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甚至故意不看他,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做大概是防止我自杀。我当然不会自杀,且不说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是我独自一人也不会自杀。我当时不相信这样的折腾能长久,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被强加罪名的那类人。但是,我对他这份默默的关心,从心底里感谢,也是不能忘记的。后来,我在办公大院也见过这个人,好像是某个厂工艺科的,我也没有详细地打听。现在,我把深藏心中对他的感谢说出来,仍然带着温馨的记忆。/ o: k* r0 _/ {$ L' S6 _7 g9 \

$ \( f$ @7 v* H( J) \! j  在几乎人人视我为路人的环境中,也有极个别的人,还是偷偷地向我传达着关怀之情。有一次在城里的街上,我碰上了我们研究室另一组的石兆和同志。此前,我与他并不很熟,只是认识而已,他却主动过来和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打招呼。他讲了所里不少新闻,也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其中有些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周密,你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你还是原来的你呀!我过去没有把你看成多么了不起的高干子女,现在也没有把你看成是多么坏的黑帮子女。他的这番话,让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就相信,我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们一定和他的想法一样,我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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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华明受我的牵连,1968年冬也被迫离开研究室去烧锅炉了。他这个人性格刚强、内向,从不向人诉说委屈、苦楚,承受痛苦的能力也特别强,是个“打掉门牙往肚里咽”的那种人。他也不善言辞,文革以来从未对我说过半句宽慰的话,上下班他也尽量避免和我同行。我们是各自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W2 q* D3 G!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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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到了1969年,批斗会渐渐少了,慢慢也停了。我每天打扫办公楼的厕所、走廊,不与任何人交往,也没人和我讲话。这时期,人们都热火朝天地打派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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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T5 Z% l: o& R  说到文革中打派仗,七机部在全国很有名气,“915”“916”两大派,威震北京,波及全国。从1966年12月9日到1967年1月7日,短短的一个月中,发生大武斗5次,受伤住院的几十人,被打的几百人。两派都号称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派”,每一派都有五六万群众参与。两派各保几个部、院级领导,阵线分明。为了防止对方找到自己所保的部、院级领导,双方都把这些领导藏来藏去,闹得不亦乐乎。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连周总理都接见了他们好几次,做些调停工作。1969年春末夏初,可能党中央觉得“群众运动”已无利用价值,干脆把北京的不听话的“造反派”们赶到农村去拉倒。七机部除在汉中、河南等地设立干校外,还把几千人分散到全国六大军区的军垦农场劳动。永定路地区分到广州军区。从5月开始,人们就敲锣打鼓欢送下放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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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1 V6 |( ]2 r1 W: `' W; e  这期间,我们室的几位同事悄悄提醒我申请去军垦,说,要是申请能批下来,你就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了。我听从了人们的劝告,和老赵师傅谈了,他也帮我努力了一下。于是,1969年8月中旬,我得以随第二批下放人员到广州军区124师在惠阳专区的军垦农场,开始了为时2年8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5 ]/ i  M% p: F: K4 ]  d' `. s. N0 m

6 F/ Z8 ~* V' A5 G+ u□ 原载《记忆》季刊2020年第二卷第四期,2020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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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 {1 d; s9 k# h6 W, yhttp://hx.cnd.org/2020/12/21/%e3 ... %ef%bc%9a%e6%9d%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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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25 05:58:17 | 显示全部楼层
载自《中国作家》杂志社9 v6 B0 p& o  R  U5 Q+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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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密(周扬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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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c/ [+ B  G3 ?  a9 c  周密称自己是个婚姻的失败者。她和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青梅竹马,同在莫斯科学习,1959年结婚。很多人都说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然而,1983年,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p, a% O9 y; e- {  P( P

8 S. u; ?$ L6 J+ y  初秋的一个上午,叩开周密的家门,迎接我的是慈眉善目的面孔和开朗的笑容。她的家没怎么装修,一点也不豪华,客厅的书柜里是内容各异的书籍,因此可以想见,主人有着平实的心态,过着一种简约朴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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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走过的70年人生,她说自己这一辈子上不靠父母,也没靠曾经的丈夫,只是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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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8 L+ ~# w7 u1 s$ H  周密1936年出生于上海,“七七事变”不久,随父母一起奔赴延安。当时因为她太小,夏衍曾建议把她留下,但是妈妈苏灵扬坚决反对,坚持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带。因为妈妈到抗大、党校学习,很少回来,周密平时同爸爸在一起生活。在黑乎乎的窑洞里,她的床是靠在大人床边的一只柳条箱的盖子。然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因为爸爸和保姆对她的照料缺乏母亲的悉心,因此她手上满是疥疮,头上也长满了虱子。于是,她被剃了个光头,手上缠满了绷带。史沫特莱到延安时看到她,冲苏灵扬发了一顿脾气,说怎么把女儿搞得像伤病员似的,批评她简直不像一个母亲。尽管如此,周密的身体很好,长得很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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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g/ `# P1 z( i, q7 S5 d/ M  顽皮的周密脾气很倔,免不了时常挨妈妈的打,虽然爸爸只打过她一次,但却让她多年后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冬天,爸爸在屋里生火,不知是柴火湿、灶难烧,还是爸爸的技术不好,火老是生不着,搞得满屋是烟,满地柴草木片,而爸爸的头上落着几根草,眼睛也被熏得通红。爸爸几次叫她到院子里去,可她就是赖着不走。火没生着,爸爸却发火了,将她带到院子里,按在一条长凳上,狠狠揍了她的屁股几下。+ t) I% M3 b/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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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周密家添了活泼可爱的小弟弟苏苏。尽管爸爸很疼爱姐弟俩,但在她的记忆中,爸爸从来没有陪伴他俩玩过。转眼间,周密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延安有两个干部子弟小学,即干小和保小。妈妈平民意识特别强,没让她上这两所学校,而是让她就近上了桥儿沟的一个民办小学。教室在窑洞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共有十几个孩子,其中干部子弟只有两个,就是她和戏剧家于伶的女儿王力凡。那时,老百姓家的女孩子是不上学的,因此这所学校里也只有她们两个女孩,但同学们大都像哥哥一样爱护她们。  U: |/ r9 e* w

! Y: a1 {5 x; e  周密1943年随父母搬到延大,也没上干小和保小,上了附近一所完全小学。周密的父母忙,管不了她,但在延安时期的她,有着自己的小伙伴和孩童的世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日本投降后,她随家人从延安出发,坐骡轿行进30多天,到了张家口。她第一次看见块糖,也第一次见到鸭梨和大个的苹果。在延安时,她只知道沙果和野梨。她看见有人把梨核扔掉,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在延安时她吃过野梨,会把梨吃到只剩下籽和把儿。住在日本军营的旧房子里,周密觉得很不安全,因为夜里往往有冷冷的枪声,所以她特别想回延安。在张家口期间,父亲总也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他在北平。母亲在晋察冀日报社做编辑,也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傍晚,她与弟弟在一起都心惊胆战,蜷缩在壁橱似的榻榻米中,等待妈妈回来。他们从窗户根底下走时,从来不敢让自己的影子落到窗子上。因为有人警告说,土匪见到人影后从外面打一枪,就会把人打死。这之后有好几年,周密从窗户根底下走时都不自觉地低下头,弯着腰。% X5 e7 C' G' O0 j

, O: T; X5 }& G9 {  当离开张家口,周密再见到爸爸,已经是弟弟不幸遇难的时候。那天,周密与妈妈、弟弟坐在马车上,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行至十八盘一个叫豆角湾的地方翻下山沟,两个骡子都摔死了,周密被摔到谷底的一个坑里,所幸脚脖子只是一般性的骨折。她大叫着妈妈。警卫战士从马车底下把她妈妈拖了出来。她摔得很厉害,肋骨摔断了好几根,腿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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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sohu.com/20070501/n2498221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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