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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我的“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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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9 11:37: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老三届”—与何蜀书
5 H' v" {8 S$ h- H: f* j
9 I5 J$ w, ~, c1 W* {- x徐海亮
7 e& T* n) T1 n6 \5 S3 n) {7 _4 j5 h$ \) A1 P% Q
(一)3 K; o5 M) w3 m: E# o* p
& y4 u1 G3 f6 z: d3 n
    朱学勤博士的“68年人”一说,得到许多思想界学人赞同、传诵;我很喜欢他那类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辩、犀利文笔、讲演(尽管他已经从内心痛苦地剥离出老卢梭)。但可能老五届的大学生、没有能够进入高校的校外“老五届”、“老三届”,以及老三届的另一部分人,未必都赞同用68年界定或概括历史,因为他们在早1966年之际,或者前后的某一时间,卷入社会思潮,都有过思想的磨难,有过对社会的体察与非议,有过(来自特定“思想资源”的)思想启蒙或者转折。“68年人”仅仅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以当年下乡下厂的中学生为坐标系;1968年在中国的意义,仅仅是青年学生领会和毛泽东原意的文革、出现的一次决定性转折和退潮,(实际上,几乎全体)红卫兵下乡下厂,部分中学红卫兵开始学习马列乃至接触西方人文著作,开始认识社会。$ b9 V& ~" C( ?4 ~( O' p0 m
1995年我首次与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见面,那时他正在选编一本文革回忆。他很关注和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麽当年大学生不热文革回忆研究?大学生是否深陷体制的传统教育而难以以当代文化精神反思和批判?大学生参加文革的思想资源是什麽?大学生与老三届好象思想上出现分野。后来认识北大的印红标,他由于思考与撰写博士论文,也关心文革的大学生有无思想转型?何时出现思想转型,留下什麽材料?他们提的问题以及王蒙与李辉、陈建功的对话,促使我将89年6月8号在南下火车上与沮丧困惑(又对文革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北大、清华学生的对话,改写成“66年的大学生”,也同时纪念文革的30周年。后来,与周泉樱讨论是否大学生不重视文革研究,自己与文革的关系,他很快写出《我心中的文革》,反映了老大学生对文革的一种情结。毛泽东批评周泉樱的“414思潮必胜”,是因为他处于体制中的的非文革思想。再后,我又读了丁东写的《反思红卫兵》,他指出对“老三届”、“老五届”学生缺乏比较研究,前者在挣扎中思考,对民间疾苦有痛切感受,而后者习惯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寻找生长点,也容易以体制为本位思考问题;无疑是抓住了一些特征的,但都不是全貌。这些都开了一个头,对那一代青年人,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坐标和尺度下去全面考察。
2 }- J* Y) z* n) G“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今天我想利用这个题目写下的,可能首先不是“当代史”,而是“过代的记忆”,是反思,而且是老“老三届”的回忆。确实是我作为重庆的老“老三届”的回忆。我的“老”三届、五届是连续可导的。
! \# z! f. D- O7 m/ Y我们对于文革在作历史学探讨,是作为知识分子思想史来探索的,我目前尚不准备迎合“当代”的任何非历史科学需求。首先让历史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家与民众的历史,再来商谈是“固守”抑或“忏悔”、“重建”。: r, O& [3 b, ?) ]( ^2 X) O

3 w! e3 J$ }/ O    对我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我为什麽在1966年参加文革,重庆的生活业已决定。* j4 B4 ]! w. m
    我关于自己父亲回忆文《迟到的结论》,有一点谈到他在55年肃反运动突然自杀去世前的有关思想迹象,即内部开始传达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批判胡风对他的冲击。这是事后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当年一喜一忧,而且直接导致他主动“背叛”进行中的革命运动的思想原因。在80年代初,为我父亲做政治结论,我向四川省组织部申报的背景材料中,也提交了有关父亲思想实况的这点。1957年反右派,直到文革,我与我母亲都认为,父亲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疏离深化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象剥笋一样,一次次、一层层将同路人、同“同路人”次第淘汰,驱入异端、异人队伍。那时我从政治大环境看,这个革命一步步深化,从帝、官、封,到资本家、小手工业者,到知识分子,到党内......胡风是当年重庆红极一时的左派文人,我父亲也与他有过来往,他实在没有料到胡风会与中共闹僵,直到成为1950年代的“反革命”。那末,其他的过来人,会在革命队伍里存留吗?苏共、斯大林个人崇拜,践踏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保证我父亲个人理想中的(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千年王国”在中国实现吗?*) C6 w& f: |/ W$ t) L4 x
    虽然,我一再与母亲讨论,我父亲过得了1955,过不了57,过得了57过不了59,过了59过不了文革;但我也没有料到,困惑了我父亲的思想疑问,却一直缠绕着我,驱使我去思考这个“继续深入”或是“更为人性”。
$ x/ K; ]$ V: A! ~4 c9 w$ g8 ^1 `    1948至49年,重庆时局险恶,父亲将一批“异党”的、进步的书籍分散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室,但家里仍有一本苏联画册,有列宁、斯大林,有建设、工农,有卫国战争、红场阅兵等等。我叫列宁是“大脑壳”,为了小孩不说错话惹麻烦,家里都随叫“大脑壳”。母亲曾经教我唱“山那边呀好地方”,我以为在窗子对面那远远的江南南山后边,就还有一个中国,是一个好地方。在1949年秋天,我们全家去南温泉,在海棠溪到四公里一段路上满是军车,是美式服装、军械的“国军”,说是胡宗南的兵在撤退。11月底,机枪声音传进城里,爷爷说是“渣滓洞在杀人”,江北大爆炸,父亲说是“炸21兵工厂”。我家居公园路,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房产。窗子可以看到南岸,看到下半城和长江。好象是29号下午,江上已经有国民党败兵的许多小火轮、木船逃过来;入夜,灯光下可以看到林森路,人群乱嘈嘈,慌乱奔跑,还有叫骂、哭喊声音。爷爷说是败兵游勇在抢商店。晚上,整个南岸万炮呼啸轰鸣,一条条曳光穿过重庆市区上空,就象电影《上甘岭》演的一样。大人说是空包弹打到江北去的,也怕有流弹掉下(我听成了“牛蛋”),叫我们孩子离开窗口,躲到楼下。但我们知道一定有什麽事情就要发生,和大人一起不离开窗子,或者在楼板上高兴的大叫、打滚翻跟斗。次日上午,楼下公园里就见到解放军战士,用北方话叫我“小鬼”!5 r  a- _7 B. J/ a
    解放军的入城式好象是12月1号,我的父亲作为嘉宾坐在主席台下,记得在“精神堡垒”的检阅台是朝南布设的。我在解放碑东南角的商店门口由大人高高举起。马队、炮队和坦克装甲车从民权路开来,在检阅台和来宾、群众之间的马路穿过。% R) n# `; V: Q6 W+ M7 j$ p
    中共和新中国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就这样毋庸质疑地打在我幼小的心底了。我回家立即画了一张铅笔画,提名“刘伯承将军”,是他的胸像,因为他高大威武,又戴眼睛,在台上人物里形象最突出。可惜这张保存多年的儿童画(我自认为画得很像),被母亲在1966年6月——文革的前夕烧毁了,她说怕别人看了说“歪曲、丑化”领导人形象。陪同殉葬的还有解放前(包括大清、北洋)邮票,有好些珍贵的老邮,但也有制作、印刷精美的蒋介石画像邮票,我当时作为历史和邮票,认真保留下来的。所以破“四旧”,首先也要批评我们自己,不要光怪共产党和红卫兵,甚至“保皇派”。我们比那可恶和恐怖的重庆“保皇派”抄家,提前了几个月自我革命。
/ y& o3 R( e: v" i    母亲主动烧“四旧”,自然有她胆小怕事一面,但导火线是我,我在5月22号写信,要她将家里不符合文化革命精神的东西清理一下,我的信,首先说文化革命:“从1964年就已经开始,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57年反右斗争、1959年反右倾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与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前次谈到旧知识分子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对于那些20、30、40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有不少以前也不是干革命,而是在混革命,甚至反革命(包括五舅公竭力巴结的田汉也在内);你看混革命的,徐炳璋(我的父亲)算不算一个?”我想,比起那当年不谙世事中学生的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我的信更会刺伤她的心。进步与落后易位,光荣与丑行易帜。
/ X8 F) T. A8 ]1 M' }% L) Y    父亲的突然去世(我才满11岁),使我的家顿时坠入到重庆社会底层,将来去读干部子弟学校的愿望成为泡影,当时知道贺小龙(贺鹏飞)读八一小学,江姐的彭云(他后来上哈军工,好象是保守派的一个头)上“巴蜀学校”(后来的41中,我姐姐读过)。我上四明小学(私立)、保送升40中,我的同学有不少下半城(downtown)的工商业子弟(有解放路那些小五金老板的儿子,还有桐君阁药店大东家的儿子),有文华街到十八梯半坡上,一片穷屋陋巷的手工业家庭、街道工人与城市贫民家庭以及一般市民家庭的子弟。一般所谓“下江人”家庭,经济、文化高出所谓重庆“土著”;而进入城市不久的平民子弟,则比“土著”还土,我好些同学还带着浓郁的川南、川北的乡音。升初中、高中,则如级级攀登金字塔,社会中下层子弟逐渐被淘汰;高中我上的凯旋路中学,同学有手工业家庭的,多了不少一般知识分子、职员(比如机关、银行、国营公司)家庭的。
! {& N7 f! w7 T0 ~  T0 S& d    总之,我的重庆学业是在洋溢市民世俗气息圈子里完成的。今年,与我夫人无意中比较自己中小学环境,才发现我们恰恰相反,她一直在当时文化、政治精英及其子弟的学校学习,进入文革。虽然我在自己家里,在思想深处,都自以为沉浸在高级文化与共产革命的崇高境界,但我仅仅是重庆那种大都会市民学生圈子里卑微的一员,从同学而来的平民意识也深深的影响我。
8 V4 P: w# T4 {    不要回避,也恰是市民出身和进城的农民子弟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城市文革运动的平民激进派别(对重庆来说,“8.15”与“反到底”都无例外)。* d. \5 O) ]% h  Y
    我继续读传统革命教育书籍,50年代反映民主革命的青年小说,回忆录《红旗飘飘》都一一拜读,后者在重庆读至12、13号,以后出版的是在大学读完的,只是觉得精彩文章在中学都已经读了,后面各本编辑、写作均不如先前。我母亲是长沙望城乡里人,她祖父从省城泥石工头变成乡间大地主,父亲经毛泽东介绍参加新民学会,组织留法活动;她大舅父与毛泽东同期参加、组织自修大学和新民学会,据说毛第一次去北京,他还支援毛300块大洋。1926、27年间的农民运动,乡里的红色恐怖与“马日”反动,她都有一些记忆。平时她总是讲农民运动、毛泽东的故事,讲抗日救亡,讲新四军。所以,胡乔木的中共30年,何干之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我在1953年就读过且发生兴趣。20-40年代的民主革命历史,好象深深融入记忆与血液。“咸与”革命的奢望,从小积淀心灵,直到离开重庆上大学——政治文化金字塔的高层,一切才终于有了可能。
: h: l* K% q4 Q7 y% {/ w    我相信自己的同代、同龄人也多是从《红旗飘飘》走向文化革命的。$ f' V$ C. {/ `, F/ M4 t
    小学四年级,开始读《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中学语文课还学过《解珍解宝》、《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达拳打镇关西》、《三打祝家庄》、《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我又去两路口市图书馆重读这三本书。到了文革我才明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名著,对我的作用,决不亚于《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它们里面反映了浓郁的农民造反和市民文化的意识,也反映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我在“66年的大学生”一文写到,文化革命里大学生把两种时代的美感、英雄主义融会在一起,一个是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峰、欧阳海、王杰、刘英俊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一个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梁山好汉、孙悟空的侠义式的反封建主义的,也是封建、人文参半的英雄形象。在文革运动中,我听到、看到大学造反派兄弟们(我们学校大多是农民子弟)言谈、秉性、行动,常常忍俊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联想起中学读过的这些小说,看到书中人物跃然于现实,也看到自己身上来自传统文化的平民造反基因和毛泽东一再指责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造反派一方面机械模仿民主革命的英雄,一方面自然地迸发出梁山好汉和孙猴子的流氓无产者--游民的革命英雄特质,有时是痞子的特征。武汉“钢二司”有的学生任凭别人讥笑自己是“二癞子”,部分原因大概来自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中游民英雄的认同。
5 Q: i) o4 a" D$ |9 c6 x0 A2 t, B    我母亲抗战时在通远门领事巷的苏联领事馆俄文夜校学习,建国后订阅不少俄文画报,书籍,学翻译苏联儿童小说,为我讲解苏俄文学故事。时值中苏蜜月阶段,解放碑多次举行广场交际舞晚会,人们时兴穿苏联花布衣、裙。我们在家听苏联音乐,唱俄文歌曲。父亲去世前,我已读了卓娅、古丽娅、“普通一兵”的小说,以及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苏俄文化最先给予我非东方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人文精神感染。
. E5 O* W, m2 Y5 ?" l2 w; X    我50年春上学,开始阅读“新华日报”与“大公报”,后来家里除订阅党报和《红旗》杂志外,也订阅“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从中我们阅读到大量优秀的各国文学中、短篇,我开始在家中书架里依次浏览文学书籍。读了中国的读外国,先是梅里美《伊尔的美神》、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果戈里《死魂灵》及《密尔格拉德》,屠格尼夫《父与子》、《猎人日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有好些还是生活书店在重庆出版的,巴金送的。我们有巴金在我家聊天的照片,母亲说“巴”--取自巴枯宁,“金”—则取自克鲁鲍特金。一套开明书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长诗,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初中到离开重庆,利用家里条件和市、区图书馆,阅读了如《暴风雨》、《大雷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麽办》、《毁灭》、《青年近卫军》、《初欢》、《恰巴耶夫》、《柯楚别依》、《母亲》、《我的大学》、《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茹尔宾一家》、《顿巴斯矿工》、《两姐妹》,以及《彼得大帝》、《巴格拉齐昂》、《团的儿子》、《日日夜夜》、《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被开垦的处女地》、《保卫察里津》、《走向新岸》,还有普希金的诗选、《上尉的女儿》、《草原上的茨冈》,契柯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
; c6 L5 q9 U" i9 u: V, X    西方文学,也读了拜伦的《堂璜》,印象比深刻的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但丁的《神曲》,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狄更司的《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凡尔纳全部已翻译出版的科幻小说,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强盗》、《威廉.退尔》,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欧.亨利的短篇集,惠特曼的《草叶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母亲的姑父刘大杰翻译并赠送),此外有罗曼.洛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中短篇故事集,密尔顿的《失乐园》,莫里哀的《伪君子》,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著名戏剧集,斯汤达的《红与黑》,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雨果的《九三年》,左拉的《崩溃》,柯南道尔的探案集子。其中好些是重庆出版的老本子。中学时代,是我集中精力看文学著作的几年。
" Q5 x: n9 |/ _- H" D2 V    父亲收藏的那些政治书籍,一时未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也硬着头皮浏览过国民党时代的《六法全书》、卢梭的《民约论》与《共产党宣言》。惟后者留下深刻印象。. i. q1 m0 N: ~' G1 Y
    看来,父亲去世且“退出”革命,已经使我家坠落到普通市民和重庆城市社会的边缘,后来,我的伯父被打成右派;但经济上我家得到五个叔父和姑母的接济,他们都是1930-40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或民主人士,我们还不至于掉到平民最底层;文化上,我还有着家庭的书香氛围,对文化的追求,对30、40年代和国外的了解,尚未中断。政治上,难以对同学老师说清,但内心洋溢着家庭与民主革命联系的光荣记忆,对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的历史,似乎还有某种不可推诿的义务。小学、初中班主任,乃至高三毕业--升学关键的班主任,都认为我家是进步、革命家庭(甚至我家所在街道的户籍,她说好象《青春之歌》的历史)。所以,我好象还没有受到别人那样的严重伤害,至少自己不愿受到自己伤害。所以“血统论”是否促使中学生投身文革纷争的主要、唯一而且普遍原因,我也一直怀疑。我想,所谓反动的“血统种姓论”属于我们研究的政治平等与人权意义大文化里的一个亚文化范畴。在中学和大学里,“血统有问题”的同学,仅占总人数的1/3,工人、农民和“无问题”的其他子弟,也都造反,为什麽?
. E4 u$ V5 L/ L" G+ L! m/ p应该说,对于外国文化,我还不是在破“四旧”以后去学校图书馆或者“抄家物件仓库”研读的,应该反思的是我并非不读书,而是读了这些书籍后,有过思考,才走进的文革;现在似乎是批评青年人没有读过人文主义才走进文革。我的体会相反,我自己承担一切责任。! c/ J2 u0 k4 [! h5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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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个人来说,所谓“前文革”的种种事情,多在重庆发生以及与重庆有关。今春在加州圣克拉拉见到我高中班主任,他就着意询问当年我们学生中究竟发生过什麽属于思想启蒙和思想追索的事情。
6 {% j; x# h  X; X* u! V8 U! h) N    我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进入高中的。高一的班主任也同时是政治老师,据说是任白戈市长的侄女婿,红小鬼出身;也有人说是犯了右倾错误打下来教中学。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但一开学,政治课就大讲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讲反右倾,一般同学不清楚背景是什麽,好久之后,才偶然有人传出,彭德怀犯错误了,文件传达到县团级。
; H6 n! }( G# A. M5 E4 I6 [$ H三面红旗,对我们中学生好象关系并不大,大炼钢铁、教育革命,给我们好多机会参加劳动、学工和玩耍,烦恼与不快全驱散了。1959年9月到南岸南坪公社参观,农民干部用极丰盛的食品来款待我们,七八个菜,有生以来好象第一次如此赴宴,同学们都说人民公社就是好。但是,炼钢得不偿失啦、从初级社到公社化太快了啦,种种牢骚还是从各种社会渠道,传到耳里。58年我们常在菜园坝卸船,河边都是从农村运来炼钢的锅铁,我们再年轻不省事,也知道这是把锅砸了,感到“何必呢”。41中一位女学生辫子被鼓风机卷入,头皮都撕掉了,令人生畏的消息不迳而传。. n: e7 U2 c& B( S# z2 Y" }( z" L
10月底,高中学生到巴县界石公社搞“三秋”,重庆的“三秋”总是阴雨绵绵,我们赤脚在阴冷的细雨中挖红苕,打晚稻。每天集中在大队食堂与农民共进三餐。我们城市出身学生,几乎是第一次感觉什麽是饥饿。大木桶装满用打碎的大米粉、红苕碎块煮的清水汤(后来想赫鲁晓夫说的也许就是这种汤吧),里面漂着寸段的苕藤和老叶,社员和学生费尽心机打捞,很难捞出眼巴巴的几块红苕或者尚未化开的米粉团。据说食堂几大桶汤仅仅用了十来斤米。调皮的男生敢于在地头偷红苕生吃,多数学生没有这种生吃习惯,更不敢偷集体的东西。两泡尿放去,肚子已经叽里呱啦,举不起锄头。山里天黑的早,晚饭后只有早早入睡。我睡在一个大仓库的稻草堆里,每天深夜,总被仓库另一头烧火、吃食的声音弄醒。是一家农民在那里偷偷焖红苕干饭吃,好香好香。他们为什麽晚上有加餐,粮食打哪儿来,为什麽不避学生,我实在不太明白。只是后来组织我们学生参加批斗地富子弟大会,帮忙助威喊口号,才看到吊在树上被基干民兵凶狠殴打——据说是偷集体粮食的人,我第一次看见如此斗人、打人,好粗的青杠柴棍子屡屡被打断,秋风秋雨里感知到莫名的恐怖。
! |* ^% y' L0 }  k' x    一次,我一个人跟一个40来岁的农民去山沟沟里水田打谷子。休息时,他讲了好多,他说解放前这个大队的田地,主要归几家地主,只要雇佣二十几个长短工就足够了;他说先前我们批斗的根本不是地富子弟,都是贫农,地富子弟敢偷吗?他说,收割前上面领导要来估产,大队连夜把几块田的稻子拔起插在估产田中,做假,高产卫星是假的,参观用的稻子,日久就捂黄捂黑了。我肯定是天生右倾,因为我相信这个农民不会是坏人,说的全是真话。
. c+ U' C. _1 }8 Q  x2 F    59年的支农半月就结束了,回到城里肚子里又补上了“油水”(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但是60年“三夏”支农回来,重庆气氛大变。记得是8、9月左右,四川、重庆粮票突然作废,造成巨大心理恐慌和实际的冲击(因为当时许多人都是月初取出粮票买饭票,有的人节省下一些粮票方便;但是对好些城镇的人家,是致命的打击),我马上联想起国民党最后的金融危机,而极为愤慨,我曾经用失效的关金券叠扇子。人们都说“饿”了。而且在一瞬间!此前,食糖、糖果、点心全部凭票购买,街上饭馆没有了平价食品。公共食堂的米饭据说都是短斤缺两,男人纷纷自己打制饭瓢(用白铁皮,包括我的同班同学),成天插在中山装本来插钢笔的地方,像个大徽章,也都不嫌丑。同学悄悄说下晚自习后,在凯旋路那个“城门”洞里,总能碰上农村来讨饭的小女孩,说一个“九园”饭店的肉包子(时价一元)就可以睡一觉。" l$ h  c1 n" {/ b! p# `9 W$ I# g) P
母亲尽量花钱买高价蔬菜、点心塞我的空腹,但每天上课已经晃晃悠悠,如象驾云。姨妈从兰州部队里寄来高原的奶粉,我多次放学后饿的空口吞噬下粗制的奶粉。你肯定没有看见自己熟人饿死,我的同班同学就有饿死的。那时本来中学生有28-32斤口粮定量,不该饿死。可是他(贫民家庭)将一个月领取的粮票全兑换点心吃掉,结果多日断炊,发生严重浮肿;街道上紧急调拨了10斤薯干支援,也无济于事,之后再也抢救不成。班上同学从他抽斗里翻出上课时的最后日记……。另一个同班同学,也是贫民家庭的,伙同别人,抢凯旋路爬坡的运粮汽车(一袋面粉),坐了三年劳教所;他曾津津有味介绍乞丐抢饭店、食堂刚掀笼热馒头,抢吃别人端着的面块汤的办法。每天都有社会新闻在传播,哪儿饿死人了,哪儿抢金首饰了,哪儿抢饭堂了,哪个人浮肿了......
+ O; w/ ]4 {3 M% n  {% J; r我们到南岸采摘桉树叶作“小球藻”,还到比邻涪陵的远郊深山,挑运土茯苓回学校做“代食品”,顽皮同学戏称作“人血馒头”。4 d2 }- c8 h% I7 e/ ?4 t, F
1966年传抄的四川造反派要求李井泉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饿死2百万人承担罪责,68年河南造反派告诉我吴芝圃鼓动“共产风”饿死农民3百万,我根本不再怀疑造反派这些“反党言论”来源真实与否。我相信“极左”的造反派,有着当年“右倾”的底蕴。学生的我,对公社化和大跃进,实际是右倾的。
, n' E8 J/ o2 ]. g1 y我和母亲斯文了些,谨小慎微,不敢再吃公共食堂。那每一个月定量的半斤(30颗左右)水果糖,平均一日一颗,我们不敢造次;不过我与母亲已经分罐子蒸饭,自食其“粒”,我的潜意识里,也生怕母亲多吃了我的。我连谷子、稗子都要一颗颗咬开,舔食那微量的淀粉。以前不吃的魔芋、葱蒜、肥肉,都香了起来。我也很明白,重庆人还有基本定量(粮、菜,副食品),还可以花钱买高价食品。农村就很难说了。不知为何,1960、61年,重庆常缺水缺电,闹到有时要下河挑长江水;高一、高二也经常下乡挑水、端水、挑粪上山抗旱、支农,晚上满腹牢骚,到阅览室利用乙炔气灯、空气电池灯看小说做功课。我想就是因为山城重庆难熬的停水停电太多了,遂决心考大学学水利—让三峡发电吧。! l% y" Z& z* h- O" H# A
    我家并未落到所谓不“与党分忧”的市井之徒地位,饥饿之中,国际国内的事始终缠绕着我。回想斯大林死后,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清洗;苏共出什麽问题了?尽管我们还经常唱苏联歌曲,相约去看苏联电影,但隐隐觉得自己熟悉、热爱的苏联文化和政治,正慢慢在漂移开去。好象53年、55年以后,什麽都不太顺,波兰、匈牙利又相继出事,读报上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确实看不懂;我问母亲什麽是辩证法,辨证就是“变正”的意思吗?共产党会不会变,犯错?高中里,组织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我也从抽屉底层下找出父亲的毛选第四卷购书券,去书店买回刚刚出版新书。书架上父亲的政治书籍,开始吸引我:《政治经济学批判》(我四叔父翻译的)、毛的农运考察报告、联共党史、刘的《论党》、普列汉若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共产党情报局批判铁托的历史文献,《反杜林论》与《德国农民战争》,吴黎平的社会主义论等等,多是解放区老版本和莫斯科版本的书,我硬着头皮读下去。高中语文课里,毛主席彪炳显赫的论文,学习了好多篇。我从古典、世界文学,又转到喜欢读国际共运的政论文。
0 Y; `" k0 `3 o' M. U  i: c, D    重庆人里有那个氛围。重庆的中学生早就有那种习惯,喜欢吹国家大事,吹国际形势,吹工业生产和科技、经济,几年后我终于明白,这些就是将我送上文革“关心国家大事”的前奏。当时有一个电影,讲俄国1905年革命的,就叫《革命的前奏》。! G4 e9 `, k, p6 K
    那时,萧三和李锐各有一本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传记出版(原名记不准),深深吸引了我,我重新阅读了家里的《毛泽东自传》,是陪都的草纸印刷版本,缺少铅字,关键词毛泽东竟然印成“毛O东”。青年毛泽东的“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改造中国与世界”激励着我,心中还记得母亲讲的湖南人中(含其国文老师周世钊)的毛泽东传说。我血管里准有一半湖南人的血。
: M9 B  n& k+ D- x4 q% F; m5 ]    61年暑假,本准备复习过去学业,迎接高三。结果与班上同学穷议论农村形势。陈德春——一个同龄的政治启蒙者,走进我的生活。他是二年级从43中转学来的,他酷好古典文史,在其初中50中和高中43中,就有一批他所谓“非正统思想”的朋友,记得好像有赤贫与破落家子弟。他父亲陈孟熙是陈毅大哥,留法回国,去了国民党军队,算个文职;后来起义,也算重庆市的统战人物。陈在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多,知道好多内部大事和社会问题。他的基本认识,是认为农村形势很不好,基层工作有问题,我们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甚至明确提出究竟是三分人祸还是七分人祸?我们确有想法今后搞点农村调查弄明白。
/ K# {3 i2 |+ P. T3 w    新学年开始,正值陈毅谈红专问题讲话在《中国青年》发表,这是当年影响一代青年的重头文章。大家都在班主任的倡导下,加强人生观学习,努力通过高三,迎接高考。班主任叫刘兵,1950年广州参军的青年人,热情横溢的部队业余作家,当年在学校、学区也是很先进的人物,有同学说“红得发紫”。他积极支持我们讨论人生观世界观,不过他好像并不知道我们研究了些什麽问题。今年在美国圣克拉拉,他才告诉我,他1953年就代表西南军区参加文代会,毛主席接见过。55年被人批为“胡风分子”,莫名其妙转业到地方教书。做我们班主任时,也正是不太得意之时。我想也是王蒙、刘宾雁似的人物吧。& m9 g/ k1 W2 q0 U- |4 @% d! ^
    不料,10月分苏共22大召开了,“人民日报”头版登了周恩来总理在大会的献词,周后来给斯大林墓献上花圈,愤然退会回国。这是我第一次在报上看懂中苏有严重分歧,周的讲话所指,中学生也可以看懂,什麽“亲痛仇快”等等。好多年后,我都说总理讲话象一颗大炸弹乃至原子弹,扔进了我的脑海和生活。这张旧报纸我一直保存到92年来广东。关于斯大林,关于铁托,还有阿尔巴尼亚,战争与和平,我找了报纸以外的资料来看。同学们课外高谈阔论。刘老师激动地组织我们唱“斯大林颂”,却有同学背后悄悄说“幼稚”。
7 ^1 Z9 B# Y" V& Q1 i0 c) }( n3 ~62年春节与寒假,我们同学没有坐下来看功课谈高考升学。我与陈讨论中苏关系,国际共运。他对共运却不甚了了,我系统介绍对二战后国际共运纷争的了解。我认为,赫鲁晓夫可能还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修正主义,也许是革命的修正主义,因为经济发展了,情况与中国不同。是经济决定政治变化。中国有一天可能也走到苏联那一步,也需要考虑重大策略的变化。什麽是修正主义?该不该去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了怎麽办?中苏分裂,我感情上想不通,既不同意他们那样做,也不希望中国开始内部批判苏联。明确表示采取对此持保留态度。说做10、20年的研究再说对错,迟早有一天,中国也会走到22大的十字路口。
# E$ e( \  L# M; t# W2 n! I寒假里,只读了一本书,就是《国家与革命》。0 p3 S* ]% p3 h, t" }
在三年级时我们一起交往谈论的,还有一个本班的张和谦同学(团支委-宣传委员),他从富顺县来渝投靠父亲求学。他对农村下面情况熟悉,也有不少问题、怪论。记得我们曾经相约,如果考不上大学(完全可能,62年最难考),就一起去农村搞社会调查。到高考前夕,学习太紧,大家专心复习备考,国家大事暂时放到脑后了。不过,与陈德春的交往几乎是忘我的,那时心潮澎拜,睡觉时脉搏居然把床铺带动共鸣,还是陈教我学因是子气功,镇定情绪,调整气息和思维,恢复精神。现在回忆起来,62年的上半年,是自己思想最接近后来称为“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
; l8 Z& N& _8 _& j' K$ y9 G) \    40年前的八月,正召开北戴河会议,即十中全会,对此我们当然不知。收到录取通知后,同学纷纷聚会、告别,踌躇满志地各奔东西。我带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20个笔记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用了五六个,其他政、经、哲,文、史、共运等等,一字儿摆开,20本全部用上,最后居然还在自学南京大学的球面三角、普通天文学教程(当时也奇怪的认为,或许人世间种种的是非曲直,从我们未知真谛的大宇宙看来,实际渺小至极,“真理”有时可能十分可笑;学了天文才能真知哲学)。武汉水院当然不知他们满意录取的,竟然是如此的“高考尖子”。我带到武汉有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也有苏联画报上的赫鲁晓夫,心想作为资料嘛。& B; a" |5 h4 D5 r, E# i
    10中全会后的政治气氛,暂时还体会不到,但是就在9、10月,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学校里都群情激愤),立即破坏了我的学习计划与安宁。我开始怀疑苏共在印、古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校园弥漫“古巴 SI,洋基 NO”的激昂叠句,冲击我的心律。到了1962年底,我都实在进入不了大学的正规学习,仍然无法遏止重庆开始的“老三届”生活。我与母亲写信说,学校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就和父亲在“12.9”,母亲在37年平津学生南下时一样。
4 ?' }, n, G" H# ]4 {; l+ N    因为国际共运的公开争论已经不可避免,我们从数落多列士,到铁托、陶里亚蒂,还有美共,元旦、春节前后,辩论终于公开扩展到苏联,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等等文章。一一发表。气贯长虹的“九评”前夕的中苏辩论文,大都在63年上半年出台。学校的政治课也集中学习《国家与革命》。清晨中央台雄辩的新闻广播往往占去早操、早餐与早读的时间,我常常脚踏着激昂“国际歌”的旋律,热泪盈眶走向教室。清晨广播后的“国际歌”,就是打那时开始作为结束曲的。为了看更多内情,我在学校阅览室借出“莫斯科新闻”英文报,夜里在路灯下划出和译出中国尚未公开的辩论内容。锡兰人古纳瓦德拉写的《赫鲁晓夫主义》英文版也是那时从汉口买来的,该书批评赫氏,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一张非洲地图,朝下贴在上铺底下,使我熄灯前夕、早上一醒来,就可以看到;图上我提有“一个独立自由的阿非利加必然出现在世界上”。那时要读的东西太多,凭借从陈德春处学来的气功调节,也常常深夜在路灯下读书记笔记。
. R" }: {6 C% W7 h# [0 P" L  R    大学一年级的哲学课对我起到非常关键作用,艾思奇主编的教科书,颇富革命性,完全适合对当时的实际问题的解读;比如,结合实际,老师启发我们认识真理为什麽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什麽是真理发展,修正主义不是真理。同时我在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借出吕振羽的《中国思想史》,结合自己买的中国古代思想简史(原名记不清,杨荣国撰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主题趋向与文革中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一致)。这几本书对我的思想出现非寻常冲击,我开始怀疑当时批判的修正主义思潮本身,苏联共产党威严神圣的面纱也渐渐揭除。另一方面,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我觉得正如世界一切事物在相互斗争中都要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样,好些当时相对先进阶级、阶层、政治集团、思想学派及其个人,似乎在处于被统治地位,在野地位时,可以不同程度追求唯物主义或者辨证(诚然是朴素的),处于进步和上升阶段;一旦思想地位或政治地位上升,或者成为统治、主导因素之后,他们可能转向唯心,转向庸俗,转向形而上学,政治上可能转向反动而趋下降。大概1961年我们在讨论中涉及过类似实际问题,所以1963年不可避免联想苏联是否走向反面?中共会不会将来也走向反面?1955-57年困惑的“变正”问题,似乎在政治现实与哲学原则里得到了肯定的解释。也许作者并未刻意去研究这些问题,仅仅我有联想。
+ W$ Z7 u1 k/ C# r. N! O0 s, [    藏有上万文科图书的开架书库是我常去的地方,配合对国际共运的探索,读了美共领袖威廉.福斯特的《三个国际的历史》,批判东欧卢卡契、卡德尔的文献,仅有的一些西方人文科学参考书(高等文科的内部参考书),国际共运各国代表人物文献,57年反右、56年匈牙利事件的文献,也有三面红旗的宣传材料,教育革命的文献,批判59年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献。看书库的老师喜欢与我聊天甚至介绍一些书籍,文革中才知道他是原马列教研室主任,打成右派在此改造。0 i  o5 b. r0 ^1 m
    公开批判苏共以后,我内心的冲突加剧,套用朱学勤的话语,我要从内心深处活活地剥离出对列宁的苏共以及苏俄文化的感情来。陈德春那时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读书,我们的讨论通信频度加大,有读书随感,有时局形势,有国内与高校问题,后来几乎周周、天天有信。在过去讨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共在大跃进时犯了错误,必须整顿执政党的作风,加强民主集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叛革命,必须从我们内心深处清洗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全力支持中共重举国际共运大旗。陈主张写书写论文去“红旗”杂志发表,我主张向中央写信,直书对国内基层问题的意见,对全面反修的建议,而且不经中间环节周折,直送中共中央。陈终于同意我们以上书形式,概括主要意见,提出通过他叔父陈毅,去找毛主席。5、6月,我们在讨论里已经初步拟定一个粗浅的提纲,涉及具体内容以及认识倾向。同时也向同学、亲友征集一些看法、问题。
* P" S8 O2 y/ m. `    比如“妇女问题”,我们居然也列入讨论范围,我在图书馆找了克拉拉.蔡特金的资料,还写信问我姑姑的看法,她在川医工作,很奇怪为何对她有兴趣,问我在做什麽,我将好几页日记笔记寄她。她深表忧虑,转寄我母亲并要求转寄水院党委。我母亲将日记、忧虑转告水院党委宣传部。我当时在宣传部之下的院广播台工作,不过宣传部深藏不露,谁也没有问过我。直到1966年7月,党委的主要笔杆子(马列教研室的书记、我的政治老师)起草的批判我的数万言“大字报”,将我打成“三家村”分子,给几千学生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是徐海亮起草“万言书”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极端野心想当国家总理;我才想起,原来1963年寄姑姑又转到水院的日记,有一段是说周总理讲自己没有儿女不要紧,全中国的青少年都是,我感慨自己也成为他的接班人了。
- R9 q( V, K+ {# z4 x! H    不过1963年7月初,我们什麽都不知晓,按原计划,一放暑假我就到了北京医学院,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的,还有后来与陈结婚的石油学院的龙绪路,凯旋路中学61届的高材生,原团委、学生会干部。到1963年的8月上旬,我们已经讨论完写作详细提纲,大约拟出20-30条(方面)问题,完成了一些专题。我起草了“上书”的说明前言,好像叫“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报书”,我们摩拳檫掌,在故宫、景山眺望中南海,我甚至兴奋地想到,可能哪一天,毛主席会接见我们(和其他我叫做“勤王义师”的热血青年),倾听我们紧跟他重振共运旗鼓——献身革命的要求。: a1 D- C% c: t. ^
    当时主要的认识和希望,国内方面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加强民主、整顿党风,加强干部教育,抵制克服浮夸共产风,有一个专题就是极想教训共产党批评官僚主义的“谈执政党的作风”;我认为第一次大跃进失败了,应当承认失败;在组织经济的第二次大跃进前,应当首先组织思想上的大跃进,即思想精神的自我革命。其间,陈认为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眼死死看着我问,“毛泽东有没有错误”?“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我吃吃地回答,“他是第一把手,有领导责任的错误”。不可避免,我们也谈论了彭德怀问题,一致认为我们上书是革命行为,彭可能是错的。决不因为他被批为右倾而放弃我们的行动。讨论其间,他从哲学角度,认为马列主义真理有兴起,会发展——也会被否定;我从中国思想史的体会,谈到我们党也完全可能在思想领域走向自己对立面,可能会出现来自其他落后、没落阶层的先进人物批判共产党。如果我们不在思想上继续前进,思想史上匆匆过客悲剧难免重现。国际问题,因为我先清理了自己对苏共的幻想、“错误认识”,以至是自发的“修正主义思想”,我检查了自己的“唯生产力”“唯经济发展”认识,我们很快就统一了原则,调子是革命中心转到中国,毛应当像列宁一样重举国际共运大旗,在国际开展反修斗争;鉴于自己对修正主义有一个认识过程,非马、列、毛的思想渗透党内,我主张首先在党内国内反修,重新组织反修队伍,纯洁的中共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核心。
& J6 n% [2 N. j1 a5 W' c  H6 ]    几年后我相信,当时全国会有许多书斋里的空谈,只差是用“文化革命”这个词汇和“继续革命”的含义,来期望中共和毛泽东了。我们独立读书,也独立思考,我是自己走上了文化革命的战车,这需要告诉对文革简单化脸谱化的群起批判者。
) h# V  L1 k* ]8 v/ L" ~' U  J8月中旬,陈在“北京晚报”工作的一位长兄叫他去,到晚上才回来,忧心忡忡地说,陈毅的秘书找到他大哥,叫他转告陈德春,立即停止上书的愚蠢举动。陈毅怎麽会知道的?我们实在弄不清。陈次日和我去府右街探望另一位堂伯父(已经过继陈毅的父亲,统战人士),才得知武汉水院通过一定渠道,把我们上书计划的消息捅到陈毅办公室了;那时国内有好多起找老乡、老领导上书前例,一些四川、乐至乡亲和陈氏宗族子弟,幼稚无知,也有好几个企图上书言事,陈毅一听就知道我们是什麽回事,一方面查我们有无“背景”,又通知亲戚们,阻止侄子妄动。陈德春悻悻而归。我不由得骂武汉水院混蛋多事,党章宪法都规定党员、公民有权向上级反映情况,直至中共中央主席,我为什麽不行?: }, {; g" a2 _
    北医党委书记又找陈去谈话,据说陈毅动了真格,找党委书记去,明令不许陈德春进入中南海,不许陈德春上书,不让学校迁就他要求转学政治和其他无理要求,通知徐海亮马上回武汉水院。这下陈与我才知道,武汉水院得到他写给我的信,信中谈到要上书言事而且要见毛主席,大吃一惊(这下才想起在5、6月我不慎遗失信一封,一直到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知情人才正式告诉我,系总支在当年派人偷偷翘开我的皮箱,取走几封来信);而我们那时来往信件太多,怕记不住,后来一一编号,陈又极浪漫地为信件写上题目,开始还叫什麽专题,后来居然叫“亮春思想共和国通报”,我也没有奇怪。我除了编号,也浪漫地称信件是第几交响乐第几乐章、共和国通报。水院的宣传部部长居然是送往公安部门,不知为什麽,有司尚未做“反动纠合”处理,而是将问题送到陈毅办公室。5 I* F% r: B8 I% z7 ~4 u
    我们十分矛盾,写作进行不下去,讨论也转成我们“怎麽办”。龙是系团的支委,她听传达高教部(或是团中央)内部参考,说阶级斗争激烈,好些高校出现学生组织的所谓马列学习小组,有的公开反对反修,有的针对国内形势。一般都被视为反动组织。(我至今没有看到相关文献资料,郭世英问题就是一例,周恩来都无力保护。但是我在文革里一一听到运动前——特别是63、64年,学生中思想政治问题的典型,一些没有被镇压下去的,都成为大学红卫兵的代表人物。高中同学张和谦,考上成都工学院高分子化工系,听说在63年就中苏论战与同学辩论,公开为赫氏辩护,攻击国内农村政策,被划为反动学生,到学校农场劳教。65年我还到他系里,找到他的党总支书记谈话,了解他为什麽犯错误。)
8 q3 k8 @  V" ?7 S1 s  w    陈的政治性强,所以压力很大,把我带到北京的(陈)书信全要去研究有无反动观点,收回书信并上交北医党委(他自信无问题)。他说自己不是党员,也总得服从叔父决定,怕自己干扰了叔父的正事。我说陈毅大概年纪大了,太不理解我们青年人了,共产党怎麽能眼看到热血青年而拒之门外呢,会忘记自己的学生时代吗?我对他的认识和决定保留,我总还有这个权利?于是坚持将我起草的“关于当前高等教育里的一些问题”寄送高教部(大约是批评学校里政治风气不足,学生受修正主义文化侵袭云云,包括禁止在高校放映香港电影)。但我们开始想到自己的狂妄无知,后也悻悻地准备回到武汉,向系总支“自首”去了。
$ u; g2 j* W5 y# g' I0 B行前,才去我自己叔叔家,坦白了想学政治、哲学;叔父(就是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四册的那个)严厉批评我,阻止我转学念头;而且讲起当年托派引诱青年利用青年的教训。不过送我一本书,就是安娜写的《斯大林时代》,那本书不是后来说的灰皮、黄皮,却是白皮红字的封面。' C# Z( k% t. h& X# b& t3 w* w4 ^
    武汉水院党委派宣传部长找我谈话,他批评我政治幼稚,而且狂妄有野心。是可以学习研究政治,甚至派老师辅导,但是严厉拒绝转学武汉大学,那怕是去武大旁听文科课程。他问我为什麽要找党委,我说自己缺乏组织纪律性,没有找学校而去了北京,不过我想的问题学校也解决不了嘛。你把我的问题送公安部门干什麽?既然宣传部找我,说明是意识形态问题,不该公安部门管。我那时的强词夺理、桀骜不驯,并不亚于几年后的红卫兵,而且我面对的是那时还没有成为“走资派”的部长。(不过,我没有想到,68年毕业分配,班文革领导小组好事的造反派同学为弄清66年由党委报送省委,钦定我为右派学生问题,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查到了63年由水院送去的信件(陈方),还有北医党委送交的陈“自首”表白的另一些信件。看来,陈老总真是秉公办事,并未个人处理我们,而让由组织渠道送交的“黑材料”保存在公安部门了。我倒希望市公安局后来没有销毁那不说明问题的材料,因为我手上再也没有当年的文字记录了——经过文革风暴的洗练。)
8 L, |9 n2 v: a    宣传部长开始教训我,在1957年的右派分子比你还聪明呢,谈什麽政治,你一个学生懂得什麽政治和社会,凡是不听组织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看来,由于陈毅的干预和有司的初步调查,当局总算没有把我们看成有政治背景的“反动学生”,至少63年还不致。不过我那时内心,确实没有将这个教过政治、哲学,15级的党委委员放在眼里。
( A% t8 C3 L) M8 B% w6 O9 f7 {    我唯一一次见到过陈老总,是他陪同西哈努克到武汉,他在敞蓬汽车上,我站在夹道欢迎的学生队伍里。想起61年恰恰是读了他对红专问题的讲话,才鼓足高考的勇气,想起几月前他对我们的训斥,想起“头发都等白了”刚柔相济的外交风范,也后悔当时不知他的苦心。: X# A; d# H( K; S$ {9 }) [
    为什麽有些后悔,是因为陈德春在1963年中秋还是国庆节,被张茜叫进中南海,长谈了八小时。张批评侄子太不懂事,不知道国内党内事情的复杂艰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凡是向中央写信提意见的,都被看成右倾和反革命,有多少人不知深浅。她讲了好些陈在历史上党内斗争中的遭遇,甚至讲到他也与毛有过芥蒂问题,有过分歧,50年代也不一定得志,这个副总理不好当的。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留守北京,苏联大使转来赫鲁晓夫口信,策反陈毅政变,陈报毛主席,得到毛的重新信任,之后这几年才舒畅一些。陈德春彻底承认自己上书是错了,差点连累叔父。按他的要求,这封信我读后立即烧毁,原文句记不太清了,但是1967年我在北京找到陈,我们在圆明园漫谈古今,回顾了上书始末,他在文革里并未因此事受冲击(而且思想属于保守,因为议论康生,不敬林彪,被工宣队发配青海农村,是后来陈孟熙托何长工转交邓小平的信,诉及困难,邓亲自转批意见陈才得以调回重庆)。他口头上再次回忆张茜谈话,大意同前。这是我最早听说的与文革缘起相关的大事。- v! |$ I9 _3 Z5 O: o2 f! T
    张茜讲的情况,在文革里我明白过来且相信全是真情、极为家常。因为1968年我在部队,师长在大会传达8届12中全会精神,有林彪在10月26日的讲话,粟裕同志在11月12日传达全会的几点“补充意见”;“补充意见”的第29条,是说(原话)“59年中央负责同志在庐山开会,苏联大使尤金说他们都不在了,你可以搞政变,他(指陈毅)一直未向中央报告”。说的是一回事,只是没有讲苏方写信和陈毅交信,而且两处陈毅的态度立场恰恰相反。
, }. ^7 s8 {( @' ]- F' \+ Z- Y    到文革运动,我理解了陈毅的种种言行、性格,我完全理解在63年北京、武汉,乃至重庆每个人言行的含义了。幸而共产党没有把我们彻底打下去,让我们亲身经历了那个人人好像可以公开“上书”可以公开反修的十年。不过,我与陈毅的奇怪因缘还没有结束。% ?7 y8 _3 j1 H3 Y/ l
63年底,陈大概又去到温馨人情的叔父家,寄来几颗陈家从广州带回的红豆和传抄的毛主席“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我当即写下:惊闻妖风起,难抑雄心动。何时得自由,助党建大同?我感到自己也还在共产党这如来佛的五行山下,什麽时候毛放我出来投身反修呢?这就是文革初期的反右里被赠诗的同学揭发,又被批判的“黑诗”。
, O* Z1 l- \, p3 X, _" y0 f  I我想,我的“老三届”中学生生活历史,大概在这时才真正告结束(尽管我身在珞珈山风景秀丽的大学校园)。今年3月在加州圣克拉拉市,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刘老师认真询问这一段实属老“老三届”的——封尘的历史,我才仔细回忆了。: m4 e9 E7 Y, d%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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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6 u, ^8 \6 P. F-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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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S1 s/ O/ X) _  F  m
8 d. T! X! {. e
1956-1961年的主要劳动
3 N0 E' E0 D" F1956年秋,“小五年计划”河边拾废铁。( t8 v6 A# P4 \; v' @- O% g
1957年春,参观合作社。8 ]0 Q% M. f3 x  X
1957年秋,四公里农村“三秋”劳动。! [% `' M& \! l4 i$ ^( H# q
1958年春,南岸黄桷垭修水库;又在黄桷垭新力一带参观高级社,并送烟蒂灭虫。学校校办厂用人尿蒸馏氨水,用木屑干馏木焦油。又去 玄坛庙修建海弹公路。夏,在燕喜洞冲压厂工厂扛铜板。8 `0 j4 M2 ?+ R" f! v
1958年秋,停课大炼钢铁,常到菜园坝卸铁片、生铁,抬圆木;住大渡口重钢码头运货,参观钢铁厂。2 t4 _6 i0 O$ u; _, @
1959年春,到区内小型变压器厂焊配件,到印刷厂踩印刷机。; X8 U6 i1 E8 o# Q0 F
1959年秋,到黄沙溪做土方修路;到南坪参观人民公社;到四公里农村小煤窑运煤,窑洞仅高一米许。到巴县界石公社“三秋”劳动。
! R" S; ~/ \' \3 C+ i9 i( ~# R& t1960年春,南岸抗旱春播,多次去采集桉树叶回校制造“小球藻”做代食品;界石“三夏”劳动,到江北第三钢厂挑运生铁、钢材。
8 O; r% s) k1 y) |! n/ i& H1960年夏秋,车水抗旱,到巴县一品公社“三秋“劳动。
' c# e! ~# r+ t; Y" n5 {1961年春,到铜圆局校挑粪支农、抗旱;到南岸“三夏”,又住在长生桥,去姜家一带挑运土茯苓充饥。! J! R* _# w5 g5 Z2 x
1959-1961年,学校机械厂定时学习钳工、车工、翻砂劳作;高三后为备考,停止了一切劳动,包括62年备战的清理防空洞。: g  O2 P& Y9 o) v& Y

3 x3 Y5 ^8 e$ t2002年8月回川、渝所闻
/ L* p+ s+ N9 D7 Z& g- A6 D    据悉,重庆市60年代的“萧、李、廖反党集团”即有匿名向中央状告四川饿死1250万人事,当时民政部统计死400万,公安厅上报达800万;1962年重庆团委主要领导人参加团中央会议,胡耀邦书记接见并问及四川灾情、死人问题,叫去杨尚昆处,6月28日见面,杨说及匿名信事,并回身从书架找出一本笔记,说从几方面数据估计,死人是1400万。杨后来发表的日记记有见四川同志事,但略去谈话内容。又告,1960年8月30日,中共重庆市委批转市粮食局党委紧急报告,决定从9月1日起启用新的四川省地方粮票,除全国粮票外,其它旧粮票一律作废,停止使用。实际上川渝百姓8月31日即使得知消息,也已经来不及兑现手中粮票。(杨所举数字,不少四川朋友存疑,徐友渔就不信,因为当时全省仅7千万人,似乎不可能有那样大的幅度;但萧泽宽他们的回忆录明确指出估算数字是按省委内部文件概估的)$ E7 x' ]) `  j/ n. I2 e- O" }$ f. E% ?
    中旬在成都吃饭,有当年成都14中学老三届学生主动谈及60年废除发行中的粮票事;下旬在重庆与大学老同学吃饭,有当年29中老高中生主动想起下乡“三同”吃苕藤清粥(粥米系学生所带),第一次知道饥饿的生动事例,当时他们从农村回到海棠溪,把小街小摊上最廉价的饼干抢购一空。可见我的个人感受是共同的。我想,李井泉为保住“西南王”头衔,悍然废除省粮票,他没有想到,老百姓失掉的是几千万斤粮票,而李则失掉了几千万四川人心,到1966年就看出来了……( O( B& f. U9 _5 C1 {% J. j
    我们四川的饥谨恐慌,竟会在42年之后朋友同学的盛宴发出深沉的回响,可见对一代人心灵的震撼!3 \9 ?" I" V) H8 N/ D
    我明白,四川的文革运动,四川的前文革过程,对于我仍然是一本神秘未可知的书。而驱使我去认知社会走向文革的社会问题,比我这封信反映的个人所见,要严重和严肃得多。我当时了解的社会不公,还太少太少,也许微不足道。我毕竟是从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和微薄的人文精神出发去体察周回的一切。当时陈毅和别的人想象的:一个幼稚的中学生见闻的问题,就值得上书中央?真是想对了。而且,我的感受就驱使自己义无返顾走向了毛泽东的文革,比我感受更加广泛、实际的近千万红卫兵(特别是其中比我更有社会底层实际生活体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子弟),尤其他们的父兄,难道在当时还会有别的选择吗?% ]* y0 z0 b/ T6 u" F% n% f+ X
    在四川、重庆,浓郁的商业气氛已经不亚于广东;但是,人们心中的文化革命似未结束,包括我自己。这个文革,该结束了吧?! L. r9 n: `9 u1 s
4 x6 }  g; Z* G! y1 ]0 @
4 J  m* }9 u: b; X9 g. R. ?8 h
再补:
- \" A$ V  Q* _3 K% w, z关于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回忆录不知能否出版,不过在2003年重庆党史研究室的两期《红岩春秋》杂志上,刊有对原市委办公室主任萧泽宽的回忆,专门谈到1962年中央办公厅派干部到重庆调查访问,萧如实反映了农村粮食和吃饭问题;而另一篇述及长寿县书记毅然决定开仓放粮,减少了农民的灾难和非正常死亡,也谈到当年机关干部中对浮夸风的痛恨。看来,当年阵阵袭来并影响我的所谓“右倾思潮”,决非空穴来风。) B9 k. b: e/ R+ U- e* l- ~$ I/ h

! Q, `$ J4 u" q8 h% t5 W再再补:
* k. f3 J0 B1 x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回忆录据说已排,李锐写的序言;但不能出版。
' {$ S# _* L' ^( X0 ]! Z退休后,我住在北京,一次在纪念某元老的聚会上见到陈小鲁,和他谈起我与他堂兄“骚扰”过陈老总的事,他笑着说知道这件事。7 T3 J$ {3 e7 {6 s' j/ m) @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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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F. \/ M- O3 I% C/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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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19 12:32:25 | 显示全部楼层
敬启者:
- v; u5 u: A6 b" o4 c1962年学习《红岩》高潮,我的同学总爱唱“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我今天来做时下人们鄙夷的回忆,也许仅仅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历史说穿”。
; F: G% `( k, q  v( |我这二亩地,算是田野里的一角。希望热中田野工作的朋友,一亩一亩地作下去,从个案到归纳、概括与比较。历史毕竟是民众的历史。我赞成年鉴学派,研究历史,深入文化、心态,崇尚社会学。9 }: m& E5 y& v$ K& C8 H7 v  H
刘老师是我高中班主任。1953年曾参加全军文代会,毛泽东接见,佼佼一时。后被人诬为“胡风分子”,贬到地方教中学。古稀之年的他,关心我的大学遭遇,在加州圣克拉拉询问之,2004年北大哲学系周国平回忆录《岁月与性情》出版,他又专为郭世英的X社问题,越洋来电询问。特记文作答。+ \' C+ @7 m. \
                                  笔 者1 X2 `, i) N* F# x/ \
& b" ~, ?2 R: q; ]: i
我的大学生活(二)2 O/ Y# B% P' |/ Z$ t1 N7 @
刘老师:
; p  Q5 o: b7 ]3 m7 n: N    你在作我们语文老师时是军旅出身的业余作家,古稀之年,你终于在“八年一觉美国梦”之后得以专事文学创作。你可能想象到,我在进入工科学院后,尚未完全退出对文艺的喜好。" n/ \( U: V0 H/ v7 e$ U
不过在大学一年级,功课压力很大,又忙于和陈德春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几乎没有涉及文学的精力。我算是在18岁前后出过一段诗文爱好,那时纵谈人生,指点四海,好像总有诗情画意。进大学后,笔记本上抄录有重庆梁上泉写的川江诗,李朴克内西的“狱中诗”,郭小川的“边塞新歌”,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回延安”,高尔基的“海燕”,马雅柯夫斯基的“党和列宁”,李瑛的“献给阿非利加的情歌”等等。自然,这是和当时的政治追求适应的。+ }) G* @3 ]# R% g; a3 h

9 Y. g+ Q# B7 K) n* K) U  u(一)1 u4 K6 t6 ?0 B; j1 N# ?) C+ G( h
    我到了武汉,感到我们在四川太闭塞,武汉才像一个新世界,尽管重庆当年的街头音乐会总是吸引囊中羞涩的中学生、青工,而在武汉大学操场举办当时大师级的歌咏会音韵,可以使大学生宿舍绕梁数月数年。1962年秋,是桂子飘香名歌满园的。而1963年7月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还是土包子。一次和陈德春去颐和园,听见似乎来自天穹的美乐,上下四周,实不可觅;结果是来自朝鲜留学生手上的晶体管收音机,那是首次见到。电视机,我也第一次在府右街陈的堂伯父家看到,第二台在我小叔叔家看到(他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
3 Y# D% @- [# L. r, d% B7 l一年级时,我进入学校广播台做文艺编辑,接触了大量文艺唱片,当时还是革命歌曲和西洋古典共存。1964年一件大事轰动全院,外系一个同学通过系学生会编印了“抒情歌曲集”,遭至上下严肃批判,广播台由于提供过试听的方便(有的人还支持过),也受到尖锐批评。这样,我从1963年与陈一起自我批评自己的苏俄文艺情结,深入到批评中国现实文艺来,就专门选读了业已开展的电影、旧戏批判文章。从1964年起这些文章越来越多。
/ K1 l1 _) {5 P$ V6 e& {1964年,我与朋友进城看了话剧《叶尔绍夫兄弟》、《赤道战鼓》,当剧主人公(市委书记)气急败坏站起来,道出“如果列宁还在……!”全台灯光急暗,一束红光投射在列宁胸像和晕厥的他身上,强烈震撼了我,下意识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一天不远了。
* {8 [3 E+ e6 ]学校广播台主要是播送中央新闻和学校文字稿件的,我们有一批普通话极为纯正的播音员;在广播台中走出了后来文革两派里自觉、坚定的红卫兵,难怪有外地大学生告诉我,水院两派的广播站,就像在播送“九评”一样,义正词严,字正腔圆。当然咯,我们60年代的一代人都是从“九评”走向文革的。- }5 F! r3 {4 ]9 Q& q
广播台是一个极敏感领地。进台不久,就听搞机务的同学说,我们有线广播的大功率机器,略加改动,就可以作无线发射,而在一次清晨开机,突然转播出“美国之音”,发生政治事故后,省里有专人来检查线路、机件。做了调整。我们的传统教育有一个内容,就是1957年大鸣大放,右派学生企图抢占广播台播送他们的大字报和宣言,考验了当时的工作人员。在广播台还可能知道当时非常神秘的内部消息。我们学校主建筑正北千米外(隔湖),就是东湖客舍,每当那美丽、幽静、绿树簇拥的白色建筑,夜间亮起辉煌,照例有人通知我们停用高音喇叭。“是毛主席来了”。因为武昌会议不久,人们常常传说毛来武汉了。每当广播台突然一、二天停机,万籁俱静,就默默叨念“毛主席来了”。那些年有一首大家喜欢的抒情歌曲“毛主席窗前一盏灯”,以警卫战士的口歌颂对领袖的热爱,我在夜间看到对岸的灯光,有一种恍惚犹在的类警卫战士的感觉! h  B' y! {- p/ r+ @( R: w. Q
现代戏剧目开始多了起来,我从广播台刚刚买的电视机里看了沪剧《芦荡火种》,十分喜欢,读了彭真在京剧现代戏会议上的讲话,还专门找后来样板戏前身的戏目来看。彭真的讲话我还记得一点,他说有的人对现代戏看不惯,像身子进入社会主义了,头还没有过来,好难受呀。我读了卡斯特罗的选集,现在只记住一句话,就是与文艺工作者讲的,什么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呢,就是为了革命,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原来(大概指资产阶级的)文艺爱好追求的人!在和自己过去爱好疏离时,眼看一些喜欢的文艺作品受到批判时,我总想起大胡子的话。后来文革发生,我总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心甘情愿拿出自己的心灵、文魂,自己的血肉,献上了革命的祭坛(往往义无返顾)。我就这样去做了,实际没有人去拿枪拿棍迫使我。也许悲剧的深化恰恰在此:今天我们承认吗?仅仅骂共产党、别人“强迫”了自己就能说明一切吗?, a) z3 b) v! t
其实我对电影态度从不绝对化,我们从小学就爱上电影院,那时重庆还有新闻影院,困难时期苏联电影也能画饼充饥,只是不赞成放那些市民俗气的香港片子。对戏剧也不那样绝对,现代戏是更适合自己口味。你不知道,我在高中毕业考试前夕,就偷偷和小学同学去重庆大礼堂看了日本松山树子芭蕾舞团的演出,其中重点剧目是《白毛女》,也有俄罗斯《泪泉》等古典的。我当时在日记上就写了:为什么进步的日本文艺人可以用芭蕾舞表现中国革命,我们却没有呢?所以,我在64、65年戏剧革命时光,确实没有彭真讲的身首异处的难堪。6 L# S% `) ~( r& \9 o
后来只有八个戏几个电影翻来覆去时,我也能强忍住确实的文艺单调,而欣喜革命的主旋律。
2 c5 s5 j- B* h% I' L  q( d1964年应该是国家形势胜利挺进的一年,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仅仅发到第九评,就把赫氏“骂下台”了;大庆井喷振奋人心,原子爆炸全民欢腾!周恩来在几次场合公开传达了毛泽东鼓舞全民的讲话;谁也想不到,革命即将在看起来经济形势大好、上下政通人和时爆发。大多数学生确确实实感到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和无上荣光。北京演出了《东方红》,也算是样板戏之前的“样板戏”吧?该“舞蹈史诗”集中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对共产党的热爱。记得第一次胡松华“来到天安门广场”,同学们不禁笑了,是因为他的装束、表情还是什么;末句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实在不太习惯,当时也许有好些赞颂领袖的歌已经传开,但这一句好像有点别扭。不过,《赞歌》是有特别震撼力度的,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到“革命的政治内容”,他都完全征服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特别钟爱蒙古民族的音乐的空间感、旋律感、其表现技巧,“年既老而不衰”。后来,“万寿无疆”越来越多,我也自然越来越习惯。: A$ }3 {7 ]. T3 d, x
到毛主席之后,人们不再“万寿无疆”,胡松华也修改了唱词重新登台,我反而感到不习惯。我看一度流行大江南北的歌曲,只要不是“反动歌曲”,就还是保存原状—原来唱词为宜,还不至于唱革命历史歌曲就想起“牛棚”;那就是我们的历史呀,是曾经感召、伴随我们一代青春的革命文艺。武汉水院学生排演了我们称为的“小”《东方红》,还有《年轻的一代》话剧,反映水院女子民兵的《武装渡江》,一展60年代学生的才华,而且几乎演遍武汉三镇。那些年部队战士的调演节目很多,大学生喜欢战士充满生活激情的节目,喜欢队列歌曲,自己也排演类似的节目,好些活报剧、快板、三句半、小演唱。我想,这些无疑也为即来的红卫兵的革命文艺做了最后彩排。% c1 R( E6 @+ R) w7 y& n
64、65年为了毛主席发表的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支持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声明,我们多次游行到汉口,那时,从学校走到省委,队伍就已经很有秩序,然后一人发一张歌单,一路有人领呼口号,带唱歌曲。这些草创于一时的流行歌曲,不等走到长江大桥,就已经人人能够跟上合唱。可以一浪又一浪,拉拉队前后呼应。院系大都创办有文工团,院管弦乐队,能够自己编排反映水利实习工地的《丹江颂》,甚至也排练了比才的《卡门》主要华采乐段,真是气势磅礴;民乐队可以演出《二泉映月》、《江姐》、《梁祝》等乐曲、歌剧选段。这些文化的底蕴都被水院人带进了文革。你没有看过,在水院造反派红卫兵每次大会之前,几乎都有此伏彼起的革命样板戏精彩唱段的集体比试,气势恢弘。
+ C6 X  y4 o9 N1965年,电影上演了曲剧《箭杆河边》,那是彭真、刘仁支持—组织准备的革命现代戏的礼品,写的北京郊区阶级敌人“打进来拉出去”的严重问题。戏中有个中间人物,俗称“二癞子”,大概算农村里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吧,有些人偏偏学他的道白、形象(就是毛讲的模仿坏人就很像),有个同学还学戏腔(拉拢腐蚀干部)“何书记,吃汤圆啊”!(这个非团员同学出身工人家庭,与流氓无产阶级可以说还不搭界,我们至今仍是好朋友;生活里的何书记是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院文革委员会委员何世秀,一个诚挚、随和、干练的女同学。他们后来都成了知名的造反红卫兵)我好气又好笑,说你们真喜欢“二癞子”!?; P0 \8 Z9 L5 W. ?# m0 g8 E
没想到一语成谶。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俗称武汉“钢二司”),在不同意见的干部、学生、工人和解放军看来,就叫“二癞子”,因为从传统、秩序、稳定、保守、渐进看来,造反派无非是一些流氓无产者,乌合之众,他们自发难之初,好像就从字眼到心里都承认自己是“痞子”;何况,他们之中那种中国特有的游民气息的确比保守的对立面、亚对立面和中间派要多些。
2 S5 }) Q" \# T0 ~$ ]2 d5 l6 ^和其他学校一样,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由于活跃,社会参与精神强烈,人际关系纷繁,他们可能最先成为了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你没有见过,我们学校的文革异见的辩论,有过用不同乐器、不同乐曲,在楼层、寝室间或者两派的建筑间,巧妙表达、交流,相互嘲弄的文明时光。几乎每一次受压制学生无法遏制的反叛,首先都是在饭盆脸盆的喧哗、长号悲壮的哀鸣后爆发的。而一曲《红军想念毛主席》板胡独鸣,则足以在深夜的校园,引起一些人的黯然泣下。如果说法国革命首先是些小律师、小教士、新大陆凯旋的贵胄青年、演员、剃头匠、面包师、洗衣女工等发难,在1966年的大学风暴里,有一大批——丰富的文、体、社会活动积聚着旺盛精力的—很难去死读书的人,对社会活动欣喜更甚于文化课的干部子弟,对文化与生活环境大有反差的工农子弟,因出身等第腾出了(被驱出了)一个政治活动空间的社会“异端”子弟,都菌集于此。你看看重庆大学的“815”战斗团活跃分子,著名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核心成员,有多少文体积极分子吧。如果对全国的大学做一个调查统计,你将会看到,在具有拼搏精神的运动员里、在风华正茂的文工团员里、在学生板报或院报的编辑、记者、誊写员里、在院广播台的编辑与广播员中,涌现了多少献身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吧!这不是文学家要猎奇的现象,而是社会学家历史学者应当关注的问题。( p" i( H. G, G" K- w; q5 K! s
大学几乎没有时间读小说,看文学杂志。但是我在64、65、66年,急速地读了《叶尔绍夫兄弟》、《李自成》和《欧阳海之歌》。后来我也明白,也是这一革命文艺大潮把我浪漫激情地推向了文革。在63年到65年,我重新读了延安整风那几篇文章,当年语文课是你为我们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讲话》。你上课时讲“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那时我是有保留的,我想已经到社会主义了,为工人、为农民,也应该为知识分子嘛,所以在62、63年开始文艺批判时,被批判的作品大多还是我赞成的,我赞成苏联文学表现的人性,我看不出中国受批判的电影、戏剧有何问题。1963年陈德春批评我是修正主义文艺观,而且还想“篡改”毛文艺思想。到65年,在当时的实际生活里,我重读了毛的那些文章,为了加强印象(或者准备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买了四卷的英文本,读了英文文本。到文革发动前夕,我已经主动将自己的观念,调整到时代要求的位置了。在延安整风里抽象出的精神原则,其文字总结,的的确确成为我们从事文革的理论武器
; A) I6 H! l* u我是自己经过思考走上文化革命战车的,我不认为是谁欺骗了我。我对自己文革的一切言行负责,包括法律的审判。
% _7 E* F- A  t0 n我不知道在那几年你是如何写作如何看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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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L) n! _$ I7 s7 a( \除了文艺生活,在武汉最有意思的是学校的体育活动。我从小体育不行,高中三年级所谓劳逸结合,没有上体育课,所以你不知道我。在武汉,那些属于球类、竞技的项目,我也实在不行。但是学校靠近东湖,从入学就讲明不会游泳不算水利学院毕业。在重庆,顽皮的同学(小学、初中)都敢下河、下堰塘游水,但是好像私自游水,学校是要处分的,对吧?我不属于顽童,而是读书游玩的一种,不会游泳。武汉水院体育课的重头戏就是游泳。我唯一的上课教授就是游泳教授。所以,我在64年学会蛙泳,能游100米200米;当时盛传“能游100米,就可能坚持500米,能游下来500米,就可以800-1000米,能在静水800米,就能够过长江”。由院人武部、保卫科、团委组织的基干民兵连,代管的女子民兵排,成为学习渡江的先锋。1965年我们戏称学校成了“武汉游泳学院”,我每天早操时下水一次,下午4点到6点。7月首次举行中日青年联欢,我随同大队伍,第一次渡过长江,腿肚子抽筋也坚持未上船,疼了一周。我的爷爷读了我写的渡江体会,吓的不行。' t6 F) Q0 R. p5 c
渡过长江必然是一次精神的升华。我终于明白所谓“三分技术七分政治”的含义。那时,毛主席“到江湖河海去”的巨幅标语就树在东湖边,我们学校不是仅仅徒手过江,而且要背一支三八枪,四颗运动手榴弹。连幼儿园的孩子,也能背红缨枪过去。当然,毛泽东那时号召游泳,我们理解是为了锻炼青年,为了越南战争、世界革命。除了游泳,当时还有舢板、赛艇训练。此外,院人武部、保卫科还组织了湖边反登陆演习,有水雷爆破、水面火焰布设。院团委与院人武部组织的国防军事体育训练没有用到我们憧憬的世界革命中,这些,被学生沿用到文革武斗里,后来为了避免“百万雄师”从东湖方向袭击学校区(据说他们在对岸的磨山植物园集训),造反派再次研制了水中爆破和水面燃烧技术与器具。" `' M/ _) o0 o; r( x& n( r4 ?5 W
除了游泳,学校还组织低年级同学到部队生活锻炼,他们回来说起一事:在半夜的紧急集合里,一位女同学(徐萱)忙乱找不到鞋子,居然光着袜子跑到操场;不以为然的“痞子”男生传为笑谈。这位女同学也是渡江排的,平时略有一些打赤脚上教室的举动,男生说太革命和傻气。后来,在运动中我见到在全国串联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小同学,男男女女都是壮呼呼红红黑黑的小兵像,想必他们在部队锻炼更多。  ~; Q) A. M$ u# f$ C
好像黑格尔说过法国革命时是人头倒立的时代。全校性的游泳、渡江训练,体育运动开始了平俗的读书生活难得的院内交流、交融,是63年禁了交际舞之后的交际“游”(东湖边,常常可见生疏者的技艺切磋,异性间的纯真护卫,群起的比试、喝彩)。女子武装民兵排,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物化,也是全院所向;参加女子民兵训练、表演活动的男女同学,有好些成为后来红卫兵两派中优秀与杰出的人物。学校还有冬泳队,他(她)们全年训练,我不敢冬天下水,但也作到元旦以前用凉水洗澡,三月即下湖游泳,算半个革命派,但身体得益不少,在重庆每学期必有的感冒已难以麻烦我了,胸肌是最为发达的时候。
8 S  _  K! w- z% _在游泳高潮中,一首脍炙人口的队列歌曲不胫而传,就是“说打就打”。歌曲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子叫他看一看”!在军体训练里,“反动派”就是“帝修反”。这支歌唱了两年,预备作解放军的非凡气概已经融化到大家血液中;没有想到,到全社会把红卫兵当作解放军的预备队时,一代人心目中的反动派,却变成对立面的学生和干部,甚至不赞成自己批评自己的军队干部,不打倒就不是好汉!
0 R* U5 L% G0 V+ q. D  o8 s我们可能真的进入了一个敢踩水过长江,敢倒立进取的时期。天下无难事,只要敢渡江!
6 E' O, Y5 i. P/ ~) m1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漂游渡过长江,虽然我们学校临时将一大批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学、正在被批斗成“右派”的同学从渡江队伍里粗暴地撤下来(也包括女子民兵排的排长,一位很正直的华侨同学),但是所有同学到中午都知道了毛在武汉。毛的游泳,可能当时只有我们武汉学生比别处更能隐隐意会或者引申他的双重含义。参加了渡江并且见到毛的同学欢欣雀跃,时至今天有人还说是最幸福的一天;而被剥夺了渡江权利的同学(往往还都是军体的热心者),热泪盈眶,凝视毛语录和对岸东湖客舍灯火(毛可能就在此),发誓要争回革命的权利。那时,我不但被剥夺了渡江权利,而且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0 Y% I' M0 O; g6 }7 l0 _; \1 I
一个月后,对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镇压学生“何其毒也”的规模性反弹,就在最认为自己是跟随毛在大江大海里搏击,最认为持有真理的同学里暴开了。他们身体强健,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学校党委、团委两年来认真组织训练,终于尝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 ^' F, ~& L4 q( R7 I8 I
我感到,武汉水利学院那些年革命文艺、革命军体活动的精神财产,虽然所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有共识,也都承认思想精神在自己生命历程的支持作用,但最努力将它转化到文化革命实际里的,从而对文革的武汉和水院起作用的,是直接去领会毛精神的文革派学生,即造反派,在前些年文体活动中浓缩的精神理念、磨砺的意志,文革里被他们自觉地展开,用了青年人惊人的创造力,也用了惊人的破坏力。7 X, M% V9 t/ C, Y6 u0 N
1967年7月16日,由于武汉的局势,毛泽东被阻止在长江游泳。以工人、干部为主体的“百万雄师”组织,缺乏只有崇尚精神文化的学生才会用抽象精神去显示忠诚于毛泽东的激情,没有在16日组织大型渡江活动(后来听其头头说事和造反派谈判协商好的,他们15日渡江)。但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武汉水院,加上一些院校、中学生造反派,硬是徒手冒险渡江(传说“百”派朋友将在码头上用长矛迎接)。这也是一种当代青年常讲的“自我实现”。“百万雄师”未在江边码头布防阻击,我也相信人不会全部丧尽天良,而且中央正准备解决武汉的群众冲突呢。那些仅仅读过写过运动扭曲文史的人不会知道,汉口的市民夹道欢迎赤脚游行的造反学生,水院学生第一次感受到“解放军入城”的盛情,民众用脸盆向马路泼水,想降低热融的沥青路面温度,老人含泪脱下自己的鞋,苦劝学生穿上避免烫伤,连水塔高楼上《百万雄师》兄弟的高音喇叭,也发出“向二司的革命小将学习”“向红水院革命小将致敬”的呼声(我想是由衷的)。一个“游泳”居然与文革运动微妙地联系在一起,今后谁会相信呢?真是头脑立地的时代。也是一无所有的人们倾情奉献的时代。
* P$ M* k( j3 r- ]: S当然,从游泳本身意义来说,这个“倒立”即刻就遭遇当头棒喝。1967年8月1号,武汉造反派为庆祝毛支持下的文革胜利举行盛大的“八一渡江”,水院就遭至意外的惨败,打头阵的水院基干民兵被挤下长江,踩进淤泥,15人葬身江底,社会新闻下作的谣传“女子民兵排报销了”。可是,全国普传的“八一惨案”,决非什么阶级敌人破坏,也决不可能所谓的“百匪”下毒手,仅仅由于群众性的运动,有时是群氓式的混乱无序,有的无组织无制度无视一切(当时是有组织的,群众组织,而且有支左的解放军帮助),决定惨败几乎是必然的。那天,具有多年渡江经验的水院,把1500人大队伍,放在学校马路上、卡车上静静等待前方指令,我班柯长丽从江里爬出来,呼天抢地回来报告,学校得知6公里外的江边无可收拾的场面,而且我们的彩旗标语仪仗队、女民兵和附小队伍已经无影无终,总部决定把我们全体悻悻地留在学校。直到今年,幸免于难的朋友们,还给我描述那惊人的场景,校友会聚,也还有庆幸者的举杯……那仅次于1969年汕头牛田洋的灭顶灾难!* v( k+ k3 S% E) o2 U" t3 I$ \
造反派崛起于长江畔,终于葬身在长江畔,可能老天已经喻示了武汉的群众造反运动必将失败。以跟随毛泽东游泳来标志的文化革命,也将走向失败。% M4 O7 S& \2 Q  U# j+ W
我还要画蛇添足。1968年夏天,社会上、学校里的造反派已铁定地出现分裂。湖北省革委会鉴于教训,决定不组织群众渡江活动。水院里较为温和的造反派(自以为与清华“井冈山414”倾向相通)也决定拥护省革委不去渡江;水院里以原来“井冈山兵团”为核心的激进造反派部分学生(自以为与清华“井冈山团派”心灵相通),决定越过院革委,自行组织渡江。马上就要毕业走了,我与几个低年级朋友相约一起去了。7月16日,参加者已经寥寥无几,天气也罕见的不好,真个是“烟雨漭苍苍,龟蛇锁大江”,回头多讲一句话,就会找不到前面队型,身陷水天一色的白茫茫中。好在大家一路谨慎,总算没有出事。
9 M; i: u" ]" x! q: K我们没有出事,但10天以后北京终于出事。7月28号当天,一位承担渡江扛大旗的同学(宋欣荣)神色忧郁地讲“清华出事了”!不两天,“7.28“讲话”的各种版本,包括省革委会翻印的版本,就在水院传开。4 V6 |. @% \1 W2 ?
清华“井冈山”的覆灭,终于敲响了红卫兵运动的丧钟。
- `7 J+ a) v, x, }
* f. r7 F/ j- b) K/ n1 X. W7 a
2 I/ H( s6 p8 R" H顺问  冬安!                   2 R" t. `3 [# T2 ^
徐海亮            2002年11月
2 [5 z) \$ T7 q; O; @: n                   修改于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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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19 12:33:1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大学生活(三)
2 [7 {( p  {& S8 }
8 R) }! D* k3 M7 u刘老师:3 d7 F5 _1 @7 o
    在圣克拉拉的华人教堂前,你与陈老师将我介绍给学哲学出身的神甫,说“他也是研究哲学的,喜欢研究各种问题。但毛泽东不喜欢他”。# c) y5 i+ [) D1 `
我未认可你的说法,那时我只是个极平凡的学生,毛泽东并不知道我,我知道你仅仅是一种比喻;实际是那些拉毛泽东大旗作虎皮的政工干部,那些旋即极其自觉抛却自己信义的人,那些痛悔一度“紧跟毛”的人,不会喜欢我。我想起1789年10月1日,贵族们伴随“呵,理查……举世都离弃了你”法国宫廷舞会旋律,发狂地将三色国民帽徽抛在地下践踏,导致了平民的极度愤恨和暴动。; e& G. l, n( m  y, U/ 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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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住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进修一些课程,与院党委书记常某谈天,曾质疑为何改革开放了,学校每年反倒有学生自杀?他讲了一段颇为诚恳评议我的话。他说,在60年代,你算学校中很有思想,思想很解放的了,独自思考许多问题,但学校容不得你;可是你应该看到,你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左的路线那一套,和现在学生的思想解放,还很不一样。我认为这是一段坚持敌视我的拉大旗者不可能说出的真话、人话。他在1966年还是一位系总支书记,南下干部,50年代支援高校的,学生曾把他骂为“铁杆保皇派”,后来他终于对学生、对文革运动,对学校大彻大悟,理解了种种一切。临行他送我一本自己编写出版的中共党史教材。
4 V* [  ]* K5 T$ Q" e高考申报自愿时,我告诉同学,从本意讲我想学习国际关系,但家庭那说不清楚的事和四川大旱,水库干涸食粮奇缺、城市供电匮乏,却使我决定报考水利,而且天真的比喻,权将工科作为三级火箭的首级吧,今后再学哲学经济学,再学国际政治。结果,由于和陈德春同学讨论政治、国是,一进大学就试图打造国际政治研究的“第三级”,这些在《我的“老三届”》中已经谈到。
' S! g9 Y( y# G5 {9 A6 B" _& b在我们企图研究反修问题时,被我们严重低估的中共中央,已经由邓小平主持,加紧打造九评苏共的特混舰队。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神情激荡的当年,毛泽东就在学校对岸的东湖客舍,一次次主持了讨论回应苏共中央来信的文章;1963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定稿时将题目改成《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东湖客舍,他主持制订和修改前、后十条,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秋我回到武汉,与学校交涉转学还是退学时,中共中央评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发表,我订阅了《红旗》杂志。到次年3月,连珠炮式的评论发表: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新殖民主义辩护士,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到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已经比较清晰,颇为打造“三级火箭”的我(书斋里的学革命者)深深叹服,心底里“欢呼孙大圣”。- N. b2 I$ o8 @# ]  S
这样,虽然我们上书中央的企图被阻,但实际生活里我的思考与批判仍在进行,我对批判苏联共产党的保留态度,被一一冲涤。我对苏联共产党和苏俄的感情,已经被一再筛洗,好些苏联抒情歌曲已经久违。仅仅到了1980年代中苏关系解冻,60年代的知识分子公开重温苏俄文化旧情,我明白了,那些意识形态的自我(?)“深入”和无谓(?)“冲突”早已消退,而今积淀下来的,仅仅是永恒的文化,曾经吸引我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化。99年我随旅行团到了莫斯科和彼得堡,感触到那“似曾相识”的风韵和魅力,也明白了为什么在社会的表象上,好像仍旧是东正教的文化情愫,好像压根没有过苏俄革命。
9 [9 ~1 M! ~5 ]- K到1964年7月14日,即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175年纪念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基本上给中苏论战画上句号。该文如再次闪电掠过与劈入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干部的心灵,中国人至今难以忘怀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土豆烧牛肉”平易概念,就是那时种下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高屋建瓴的警句,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首次以《红旗》、《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引用毛语)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要特别警惕和防止赫鲁晓夫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2 X! @3 t2 x% L; P6 c0 D) H+ v/ v6 X
对外的意识形态斗争理论,开始转化到显示的政治领域。应该公正、历史地说,以邓小平具体为首的中苏谈判、辩论班子,为毛泽东概括、提升出文化革命的理论,立下了汗马功劳。人们在抬举邓青天和抨击文革时,恰恰忘怀了他之于文革的功劳!文革运动的关键至理,就在中苏论战里形成。如果没有那样自觉、系统地学习这些文献(我相信超越了大多数在学校的同龄人),敏感地隐隐感到苏联式的修正主义的阴云正在中国冉冉升起,我也决不会那样爽快地投身文革运动。+ a; J) k5 M  g! h9 O7 t
诚然,这里不是谈论中苏论战和“九评”理论的地方,也不准备多讲它对我个人思想开始成熟的关键作用。不过,这场理念的争斗对一些执着于理论信仰和民族意念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抉择。农田水利系有一位青年教师,叫张庭英的,1963年从苏联留学回国,诚恳向组织交心谈心,承认自己对苏共有模糊认识,对修正主义有幻想,希望组织帮助;1966年6月,他的交心材料被抛出来,他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组织批判,他成为水利学院最先自杀殉难者。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少数派,也以此为突破口开展平反活动。! M, x3 j; z8 f* w4 r
现在很难有人相信历史的真相:水院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己任的造反派学生,首先竟然为“修正主义苗子”的自杀者真诚的鸣冤不平。另一位水动能学的李老师(传说是李大钊的孙子),留学带回的苏联妻子,据说还是十月革命老工人的女儿,在我们广播台高音喇叭的宣传攻势下,无法再容忍中国人每天批判他们的党和领袖,带上孩子永远地回了列宁格勒的娘家。漂亮的混血儿当时还在水院幼儿园,其他孩子指着她高叫“赫鲁晓夫大坏蛋”,她回家哭着问“为什么”。你可想而知反修批赫在武汉水院是深入了我们普通人生活深处的。并不是我个人杞人忧天。
0 A3 {3 Z3 K) c9 z要穿插一句的是,1963年底吧,《红旗》杂志刊登了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天负责送杂志的班宣传委员专门指着文章,说“你喜欢看的”。这篇文章后来周扬自然没有收入文集,大家议论也不多。我还记得其中的一点,即周扬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要做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诚然这也是引用毛的老话,不过我记住了,我不准备做书斋里的“高踞者”。: t( k, P+ X( W2 F. j. D2 R
还要穿插一件事,在“四清”里学习的“前十条”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有一部分,即64年以单行本出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的这一段话,最先是我的小叔叔63年底去武汉出差,在当年武昌会议的洪山宾馆对我讲的。他当然讲不完全文,但讲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的要点。他认为这大概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认识与实践的反反复复,我也当即认为毛这段话无形中承认了党在过去对“三面红旗”时政策掌握的一些方面,还不是正确的。
' J/ H$ z, c' u; K# J我的这种想法,在1965年元旦再次被周的讲话“自我”证实。元旦确实是“开门红”,刊登了周总理在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周讲了一段实际是毛说的话,即“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周的报告,还加进“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一段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的描述。好像也就是那个时候,毛关于总结经验的话,也即“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和自然界总是不断发展的。
4 `; T2 ~! c2 L这些论述国内问题的豪迈言语,使我仍旧联想到对于“三年”时期我们对“共产党也可能犯错误”的探寻,我感到这些话依然是讲正确认识的由来、深化过程的,隐含了对过去认识不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感到共产党还是真正伟大,总结经验教训,还要搞大跃进的,敢居世界民族先进之林,自己是杞人忧天。我的这些感慨或许仅是单相思,没有走出上书的思维怪圈。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认识论奠定了继续革命的哲学基础,到文革发生,毛泽东未发表的讲话大量翻印流传,大学生在会议上寝室里讨论这些问题,我得以系统地读到所有最重要的讲话,体会已经大大不同。! O, r* T' M! X6 ^! f
从中苏论战基本理论、从国内问题的认识论,我一路自我对照检查,学习时局,思考问题,到1965年春夏,已经半自觉地登上中共的继续革命战车。
: T; k- x$ g  v+ J常书记讲的“学校容不得”我,决非空穴来风。在我努力自我靠近共产党和毛泽东理念的同时,学校也开始了对我的教育。那位党委宣传部长,叫胡绪珍的,多次约我长谈,批评我的幼稚无知和狂妄,还提出指导我学习马列。但我不喜欢他的作风,很难听进去。文革运动到来,他成为众矢之的,居然装疯病倒,逃避运动;直到70年在军、工宣队支持下复出,成为所谓水院的“一个半好人”(!)的主体,伙同别人将水院干部统统打成“5.16”“反革命”!
  q& Z! S( A8 I# l到二年级,政治课上的政治经济学,刘老师—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支部书记进驻我们班,教育改革嘛,讲究与学生“三同”。他是58年毕业留校工作,又去人大进修马列,刚刚回汉不久的老师。他到班上不久,就参与团外青年学习组改选活动,一举将我从团课学习组组长位子上选下来,我明白今后再也难以争取入团了。而且,今后的一生必然一再遭遇所谓“共产党”的这种通过“民主集中”(?)的办法,冷落一些人,孤立一些人,在政治上“请君入另”的。他与我很客气,还主动提出帮助深入学习,他毕竟是人大专修生,我那点知识自然处处捉襟见肘。我明白,他就是宣传部长承诺来的人,他安详、深邃的目光说明一切“都明白”。我不认为他参与撤掉我团课组长,就算什么,石油学院龙绪路(你的好学生)由于参与我们上书准备,连支部委员职务也撤掉了,一切还是客气的,比起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作为来。* C4 I5 C: ^4 l6 g
到二年级,我们学校按全国统一的要求配备了政治辅导员。我的女辅导员姓郑,也是195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干部;20年后她对我说,她自己当年不是做政治的料,太不成熟,又左又幼稚,还耽误了业务。她的确太“左”,我们一位重庆同乡仅仅因为63年暑假去上海看姨妈,就被大会点名批评,说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难道上海反倒不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城市?同学们也明白她为什么“左”,她是汉口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先天不足,她在与学生进行面对面政治斗争的关头,往往紧张的面目紧张、口语发颤。到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年级的“左”,与她做辅导员有关,而且至今同学对她的幼稚也没有怨恨,只有同情。& g1 n* K0 H- w/ }- ~' _
那时,“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批判北京大学副校长冯定《平凡的真理》一书的文章。刘书记老师参加组织全班讨论,同学纷纷撰写小文章申讨冯定的“假共产主义谬论”;偏偏有个大家认为素来自由散漫的同学,公开反对批判冯,公开为被批评的话语鸣冤叫屈。你千万不要以为大学里的辩论会是66年的专利,1964年春,我们就开会批评一个普通同学,就因为他抵制批判冯定。这个同学单刀赴会,死不认错。因为我们的理论修养远远不足,刘老师是辩论会的组织者与压轴者。我们仅仅动嘴动文字的批判,把桀骜不驯的同学“就要我行我素”气焰压下去。野火还不致烧到我的身上,刘书记老师没有那样急躁,何况我也积极地参与批判远在北京的冯定和近在咫尺的同班同学呢。我大概一半真心大批判的正气,一半“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私念,因为老师那安详、沉着的神情,娓娓动听、循循善诱的说教,令我由衷地感觉到他的大批判熊熊烈焰,终究会冲我而来的。
; L1 U2 c- O* M8 H1 y7 ~那个时候不光批判冯定,全国是大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国内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正在全面展开。除了报刊动态,我也在蹲点的刘老师处,听说了种种。我们相持了好久,他终于约我晚上到操场谈心,我们学校有一个标准400米跑道的运动场,滨临东湖,我们绕了不知多少圈。开始他并未直接批评我什么,只是告诉我,毛主席批评统战部,甚至说“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好像李维汉部长被撤了。他告诉我毛泽东狠狠批评文联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另外据说只有几个好的,但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化政策。至今,我也感谢老师的提醒,我感到他一方面是转告我一些普通学生不可能得知的内部消息,另方面是谆谆警告我,“你也快到边缘了”!我毕竟不是共产党,而这个边缘,就可能是比“修正主义”还可怕的边缘了。他似乎是想拉我一把,而且毛的有关指示,我平生首次从而得到。最后,他终从当前意识形态斗争,谈到彭德怀在庐山所犯错误,关键就是反对了“三面红旗”,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用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态度。他也批评我仅仅把马列当成学术,为什么不触及自己思想深处问题。我明白他“意在沛公”,即我与陈德春63年上书中央批评共产党干部作风的问题,但我毫无表示,心想彭就是右倾,反正我不右倾,你仅是党委宣传部派来的老师,你总还不知道赫鲁晓夫策反陈毅的事呢。! `- H) G! Y' _4 f* v
为何担心老师“项庄舞剑”,自然我自己心中不够坦然:我清楚学校要抓我在1963年自己承认的对苏共、对“三面红旗”的一定保留;而且张茜吓唬过(?)陈德春,凡是给中央上书写信的,都算是反党。就在63年8月,龙绪路已经从石油学院团委听了北京市一些高等学校出现学生“反动集团”的口头传达。在京内外一些高校,出现打击所谓“反动学生”的事例,也隐隐传开。武汉水电学院还不愧是政策掌握得可以的(也可能学校还没有够得上格的“反动学生”),我至今没有听说水院在62-65年期间,划过类似“反动”称谓的异端学生。但你要在全国高等学校打听,准有不少地方批判和清洗过“反动学生”的。
! R4 P+ F6 W; p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部在北大蹲点,挖出化学系、外语系、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的学生“反动集团”和“攻击、污蔑大好形势”案例;时逢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尚育森,上书中央表示对63年5月中共中央建议(“25条”)的不同看法,又邮寄苏大使馆20元钱和几斤粮票。周总理在当年应届毕业生大会上提及此事,并说“不同意见的可以上来辩论嘛”。北京市委文呈中央书记处,称高校有一小部分学生“思想反动,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反修政策,其程度已经达到反右时期的极右分子”,中宣部发文规定了“清理反动学生”的作法和政策,布置到京内外高校开展。9月,公安部编印了《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列举了牵连到北大、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院校的“X“反动集团,与美蒋特务机构联系挂钩的哈军工陈东平案例等等。前案涉及郭老儿子郭世英;后例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批评他与陈同寝室而无觉察,才传到学生中。后来在北京市南口设立内部劳改基地,在学生分队里集中了四十多首都高校“反动学生”(最近我才看到名单)。北京师范学院64届学生王学泰,由于和同学——张闻天的儿子、陈独秀的孙子聚谈国事,被投入学生劳改营。郭世英组织“X社”,据说聚集19名高干、干部子女和高知子女等,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研究国是而被捕,仅因其母请求才未投入南口而去了河北。郭老为儿子说项,遂转学安排,也是陈德春告诉我的。我们高中班的张和谦同学在成都工学院(高分子化学系)被劳教,也属于同类处理问题;65年暑假我回川,特地拜访其系总支书记,他告诉我,张同学是公开在班上与别人辩论,拥护赫鲁晓夫。你看,高等学校里的阶级斗争正在我们身边展开。* D! c1 h5 |4 p$ I" A5 p+ g& x6 O( |
在一些大学批判“反动学生”的问题被学生忐忑不安地埋在心里,文化革命初期仅仅部分人被火烧,涉及到,个别在校的“反动学生”或新打的分子被运动揪斗,但内情总的来说不为人所知。我明白,我与他们的事体还不甚类同,他们有人的确有怀疑党的大政方针倾向,我们当时还是要检查自我,附和共产党的。但从一代人总体、本质上都依然是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努力追求认识问题与企图求极真理。在表现形式上有的似“左”一些,有的似“右”一些。现在看来,文革前的种种思想探索(群体的与个体的)和政治准备,必然导致了一批青年知识精英成为“异端”而陨落,也清洗出一些政治、生活都的确堕落腐败的青年。我们一些隔代的文革研究者,不知道和忽略了这段深沉的历史事实。这也是在《我的“老三届”》中说我们“幸免于难”的意思。
; ~9 X0 k, ]4 b  v/ Q* V: W你又来电询问我读了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没有,我已经读了,而且我以为该书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首次披露了X社以及郭世英思想和悲剧的种种历史事实,让我回想我们的60年代,这个众多文革研究者严重忽略了的前文革时期。
3 Y% H8 A4 ~( S7 u8 _( H& R0 R' R(二)
& P9 X& t+ f# s: ~& z我当时有个杂文,名“诺维奇时代”,批评干什么都要看爹是干什么的。在武汉水院开始讲究“诺维奇”大概是1964年,我们参加“四清”,回来学校也搞“忆苦思甜”。水院学生家庭成分以社会中下为主,1962年我们高考,是“资本主义回潮”最盛的一年,专以考分定夺,所以所谓剥削阶级出身的、家庭有历史问题的较多,大约占到1/3;农民工人子弟、干部子弟1/3;其余是城镇职员、知识分子家庭的。但是到1963、64,特别65年,我们学校学生总的成分,是以农民平民子弟为主。干部子弟真难成凤毛麟角啊,在当时和文革里作用不甚显著。好些我认识的干部子弟,都是塌实平易,默默奉献,在文革的两派里成为实干家。学院里有“彭黄张周”的周小舟的儿子,名叫周宏,文革前名气平平;1966年9月突然踊跃上前,和南下红卫兵辩论,保卫省委,省长张体学亲切接见,风流倜傥、名噪一时。但陶铸接谈南下学生批评省长态度后,有人又兜出周宏家父“右倾老底”,一下露出“臀上的纹章”,满院工农子弟对他嘻嘲相加,一哄而散!- d* O1 F, K6 I3 y& m2 _
我真不知算什么出身,肯定不与剥削和受剥削两类为伍,谈不上“红五类”也决不是“黑五类”。虽然在填表时按解放前三年经济状况和父亲社会职业写上“自由职业”,但心底在潜意识中和所有同学相比,依然有这个共产党,这个江山是“我们的”的荣光感。董老不是告诉、指示我父亲,做律师身份利于掩护工作,又有收入嘛,这样政治与经济地位都有了。大学里,我在农民和职员子弟的包围中,我开始感知农民习性,特别到文革运动里,知悉了在我们这种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地方学校里,所谓平民革命的倾向是什么。
+ [3 t$ {# ?3 C+ I, h' f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在那些年是很压抑的,他们必须谨慎,批判自己家庭,检讨不是,而且很难解脱出来。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出身,则部分需要扭曲自己,去追逐进步,改造自己。他们都需要用不断书写的背叛家庭的汇报、申请书,来标志自己要紧跟共产党的决心。好在1964年提出“重在表现”论,总算没有把人看绝。打从内心我同情他们。工农同学,略微轻松一点,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中仅仅部分、少数人是思想“竹笋”中心,被上面确认的当然左派,我们的班长本应够红的了,也还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核心;所以在出身好的同学里,也有一个无形的梯队,部分或由于所谓自由散漫,或由于“思想落后”、“阶级觉悟”不足在外徘徊,部分由于功课沉重而十分压抑。
/ Z+ D3 }$ W. P8 K为什么文革里有所谓“保皇派”的称谓?他不来自晚清的政治文化,而来自深入中国人心的法国革命文化情结,何况中共当时有社论号召不要做保皇派。但是,毛泽东的“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说得再好不过,派别在客观的阶级、阶层存在与分划里,在真实的阶级变化里就业已形成,1963—66年人们的地位,决定性地影响着未来的派别特性。
" @, B. B4 i% G我当时也是很左的,用阶级出身细细分析和要求别人,来冲淡我们家有什么说不清的政治压力。在1980年代我做教师时,头脑里有一个“GIS系统”,我记不住同学名字,但可以记住某人是某地方的人氏,我把对同学的信息知识存在出生地的一张地望空间网络里;但60年代,我得知好多同学的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而且,决非仅仅同班、同年级,而是外系、其他年级的!这些当然在文革运动中是必须记住的信息,把对同学的信息,记在头脑中一个抽象的政治分划的表格里。我没有专门看档案查三代,但我知道而且记住了。你完全可以明白当时我们处于何等政治化和阶级等级化的气氛中。人们在交往、交锋时,需要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骑士兵戎相见时,首先申报自己的爹爹是何方贵族,爹爹的老爹爹做过什么什么,一大串繁文缛节。我虽然好笑这些“诺维奇”现象,自己也被视为异端,但我也像有一张可以“自动生成”的电子表格,迅速扫描、储存、检索同学的出身、表现。那就是在武汉水院形成的。请不要笑我那时好左,我相信好些当时的“左派”同学,更是如此!
4 G+ x6 `" f6 O0 m佛山大学的安文江你以前认识吧?他那篇四下转载的《我不忏悔》你大概读过。有一处,他谈到红卫兵的过去,也即当年的学校,我同意他的概括一定程度披露了这种前文革的学校文化,安说1957年后,“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一代人的中学时代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灵魂被净化的自得其乐的痛苦时期”。不过他的概括说中学就如此,而且是1957年以后,值得商榷,我以为1963到1965年的高校,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不知他的复旦大学有无如此?上海高校当年打“反动学生”,红卫兵的安司令知不知?尽管我在全国意识形态革命的高歌里自行猛进,但我一直感到高等学校内部,充满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严重压抑,学生中一些所谓的背叛出身、追求进步、靠拢组织、自我革命和打小报告,走向和出现人性扭曲。现在与同学回忆当初,大都坦承当初我们在政治上的严重扭曲。也有人不承认的。我的班有个同学,就是换下我让他当团课组长的,1966年6月换下我让他参加渡江准备的,在紧接而来的“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高潮里,登台大骂“我这个狗崽子”。后来他听别人说我不同意这样去扭曲自己,直到2000年同学聚会时,他居然还认真申明:“我没有扭曲自己,他(身为国民党军需中校的父亲)就是狗,我就是狗崽子”!!4 J' I! L6 k$ f( P# [$ t* Z! p
现在回想起来,水利学院没有打“反动学生”,可能仅仅是不知内情者的乐观。从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水院的教室就总有反动标语出现,几年大学生活,就参观过几次,有的似似乎乎,最后也不知破案没有,谁是暗藏的反革命?但我们心中的确有一根阶级斗争的钢弦绷的紧紧,似乎四下都有蒋介石的人;你也是过来人,总也见过那充满阶级斗争火花的眼光。
! z& N; l4 \& O% w我以为对学校十分了解,其实好多事并不知。1968年春,我们去嘉鱼县支农,坐省航轮船要走大半天。同路的院革委会警卫团团长(文革时期的群众保卫机构职务)和一个水手热切交谈,后来水手还送来船员的几份盒饭请我们。原来这是一位高几届的同学,武汉人氏,曾任班长;在毕业前夕,因为与团支书同时追求一位同窗异性,与支书冲突。正巧教室出现所谓反动标语,公安局一查笔迹,正巧像班长的。于是,这位同学被取消大学生资格投入劳教所。文革时期,平反错案风起,这位劳教释放者回学校鸣冤,院革委会受理,由警卫团,原院保卫科处理人员和省公安厅一起重新调查复议,反复思议、对照,确认是一件错案,随即重新安排他工作,但只能暂时安排做一名水手。他也感激不尽。
2 o0 |6 r/ H5 f& V0 s( e+ P在政治教师住班蹲点“三同”中,如同我班那样,组织批评一个普通同学的事例,不止一件。后来作了水院造反派红卫兵司令的丁家显,一个普通的贫苦农家子弟,团外人士;64、65年之际,也有蹲点老师组织学习,班上收集他的落后、散漫资料,所谓落后与情调低下证据,包括床边贴有电影“刘三姐”剧照之类。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事件”才被教研室造反教师揭发出来。9 f% l) b+ @4 C4 F5 i4 K3 ^
从北京南口劳改农场平反出来的师范学院王学泰,后来是社科院知名研究员,他奇怪原来其高中学友,也一齐议论“三面红旗”的,后来无事,也从未提及受牵连。巧在这位没受牵连者,就考入武汉水院,我又恰恰认识(广播台的学生干部);于是我在拜访老校友中,转达了王的诧异。这位早已是厅级领导的学长老实告诉我,他也正好有一封与高中同学议论“三面红旗”的私人信件,尚未发出,不小心夹在字典里,“还”给班长了。班长不露声色,上交组织;于是他档案中也就有种种,种种。不过总算没有到影响毕业分配。直到改革开放,培养第三梯队,要培养他入党,才发现有关材料和说法,才按政策和当时的新认识清理了档案。我说文革闹得那么厉害,也没有可能去一一检查个人档案的所谓“黑材料”,也没有传出我们学校曾经暗暗整过多少学生。这些,只有天知道了。
8 t% n4 i* h; q" Q9 N" W& X在武汉水院那样的政治氛围中,成长了一些从1957年政治文化出发自觉献身清除学生里“歪风邪气”、“异端倾向”的人,他们在1966年以前暗暗收集学生材料、记录同学言行;在66年以来公开组织和进行打击不同政治观点的学生,在文化革命1976年紧急停车以后继续追杀命中作为“真右派”的离校学生;而且,几乎没有人敢相信,他们到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仍在这个政治文化圈子里,继续追杀没有被时代淘汰的“知天命”者、“知天命后”者。他们像雨果《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一生穷追无辜的冉阿让们。不过雨果笔下的沙威,最终是良心发现,忏悔且自尽了,我们最亲爱的沙威同志,是决不会忏悔的,他们从来就高悬叫别人忏悔的钢鞭。当我将想法和可疑迹象告诸部分老同学,他们简直不相信;我也怀疑我自己成为被虐的妄想狂了。但是,仍然陆续有水院同学告诉我他们在当代的遭遇,甚至有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老五届学生陆续告诉我类似的“意识形态追穷寇”现象——直到这元旦动笔前!; r3 m9 k2 `& D7 w+ R
你相信中国的这个文化革命真结束了吗?
; j! b& |' O, N8 I' W- i承认了1966年以前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政治文化,才会理解什么是1966年的所谓“五十天”。1966年6月8日,王任重书记对湖北省委重新提出1957年划分右派的标准,作为文革运动的指导。1966年7月3日,他在给省委的信中指出“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当时,虔诚去参加全国运动领导核心的王,已经是中共中南局的书记,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后来,他在检讨和揭发中指出,1966年6月10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运动可能和57年差不多,要打三、四十万右派分子。我相信,要打的“右派分子”,多数不是领导同志们一时头脑发热确定的,也不是按照当时所谓刘少奇路线要求才排队确定的;在62、63年以来的高校反修防修政治学习,“向党交心”,“蹲点”“三同”,和“清思想放包袱”里,已经基本形成所谓的左、中、右的阶级队伍。后来思量起来真是好笑:在大多数学生眼睛向上关注何谓修正主义准备投身文化革命时,我们的某些高校干部同志也眼瞪瞪地在青年学生群体里发掘修正主义乃至反革命苗子,盯着“身边的赫鲁晓夫”(院党委书记就在我的班上宣布我即大家身边的赫鲁晓夫)。如果历史的整体是一出悲剧,作为为人(马列)师表者这是不是一幕实在的悲剧呢?!! k; r7 w- r* K1 j0 U7 s
1966年7月15日,王任重在东湖客舍热情地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武汉文革运动开展情况,以及次日的游泳安排,但是仅仅隔湖不到千米的武汉水利学院,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对学生“极右分子”的批判和斗争。到7月30日任重书记来电紧急煞车,武汉水院批判“右派”师生百余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批判二百余人。华中工学院批判“孝子贤孙”“歪风邪气”383人。华中师范学院64人,武汉邮电学院23人。湖北大学为选举文革积极分子,部分不同意见师生的“6.20”游行,被斥为“小匈牙利事件”。由于文革运动缘故,武汉竟然逮捕中学生159名,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F6 t6 V7 w9 `& A7 u+ o! Q
我院除了张老师自杀外,在白色恐怖的“50天”里,还有我的物理课大课老师罗守琳跳长江大桥自杀。记得他是湖南邵阳人,业务娴熟,平时不修边幅,自得其乐。致他死命的罪状是“阶级异己分子”(好像出身富农),自命不凡,要做爱因斯坦第二,只专不红。尽管我周围同学觉得他有点怪兮兮的,但老师命归黄鹤了,我们多数学生又总是同情弱者、悲剧者的。5 l- D& o+ Y9 @, R4 V- S$ L

5 T" v0 Q0 b- K+ z! ?: N- h4 Z) U2 P3 P(三)
0 k1 O. v% A) A& D不过,1964、65年的大形势对我们来说是高歌猛进的。从同学自身看,真诚无邪的青春、兄弟亲情是最基本的。1964年夏的共青团“九大”,给予人的是激励和感召。“九大”上的工作报告,好像就是胡启立做的。其中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提出了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北京市和团的系统都在纷纷落实培养青年“接班人”。我们暗暗决心做好接班人,概念比儿时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拉近了好多。团中央的思想解放和号召,好像与学校的一些不愉快的实情不太一样。到1966年11月,我到被群众革命的团中央看大字报,才看到毛泽东当年对团“九大”的批示,“青年人要打败老一代……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云云。也看到揭发胡耀邦要学习毛超过毛的大“黑话”。& ]: _3 `% t) V1 b3 i
那时许多中央精神和毛的讲话由各系传达,记得1965年传达毛的“七三指示”,总支寇书记一开始就庄严地说现在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叫学生好不激动(事后一查是57年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话);不过,毛的指示是振奋人心的,同时还传达“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任重而道远”。同学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今后和即将都似乎要出现重大事件了。/ ~& J9 F% d7 F3 ]
巧合的是,年余后武汉文革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任重书记和正名为杨道远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了(他原名书贵)。
# U* w8 r( \" J2 w另一件影响思想解放的大事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再次获胜,震撼校园。徐寅生的讲话,“光明日报”《小将们在挑战》的评论员文章,都把从游泳、乒乓球竞赛中获取的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推到政治思想的高峰。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凡此种种之后的大手指向:“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们挑战了”,要从体育运动里学习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毛的讲话精神实质,在一两年后江青组长和叶剑英元帅令我们鼓舞的“子教三娘”话语里,得到了证实。) a. L2 z! e& X1 H! o4 G* {9 H, ~
1965年的革命形势,驱使我找总支书记再次提出离开学校,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而且斗胆提出这个教育体制令我怀疑。他劝我“四清”回来再说,一面向院里汇报,也向班级干部小范围做了交底,气急败坏地说徐海亮的事是院里管的。的确宣传部立即“管”我了。考试前夕,我被通知,由于马上下去“四清”,不用去广播台了。我明白这实际上是一次清洗,院领导已经对我仁至义尽了。一年后,说明我的猜测估计是正确的,因为文革初期院广播台陆续清洗了一批对运动持不同意见的同学,有人质问我的出走属于什么问题,专职的台长(干部)回答“他不赞成党的教育方针”,也的确说对了——只不过不是毛泽东党的方针。
3 \; t4 Z# H+ w! D$ G$ r3 b历史地看,当时我们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从上到下都还是极力落实毛的讲话、中央指示、文件精神的,所有的思想鼓动形势教育,所有的学生活动,都是学校有意识去组织的。领导们也的确希望我们不要辜负共产革命事业,可以说是学校把我们带出来又送上了文化革命的现场。运动到来,许多学校干部面对学生队伍分裂,学生造反了,学生与干部认识出现冲突,干部们居然被说成属于修正主义一方,他们没有想到事态竟会如此发展,怎样也想不通自己为何成为不革命的。+ k3 a! \* x" N( D$ q5 X* N$ ]
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里,1963年以后的国际形势也很影响我的情绪。越南战争在逐步升级,战火好像就会烧到中国。我们那时唯一的“外事交往”,就是和越南留学生交换对时局的认识。这些留学生政治上比我们成熟,有的是越南的高干子弟,有的是调干培养,有的是南方游击战士。我们可以谈战争,谈中苏关系,有的,还悄悄问我“‘老三篇’真的一读就解决什么问题吗”?从他们的态度往往可以推想中越、越苏关系的微妙变化。记得一次留学生举办展览展出抗美斗争,参观完毕请我们写几句,我写的就像是准备登报的领导“题词”,同学不满意,说“怎么像坐在高高的飞机上写心得”?另一次,向留学生要越南实寄邮票,有一张描绘的一个骑马武将,我问是谁,答曰是民族英雄,我问打哪一个(因为可能是与中国人、高棉人或暹逻人冲突),他犹豫良久答“……打你们”。我也居然立刻接上:“打的封建王朝,不是打‘我们’,我们也不会打你们;除非有一天我们变修了,或者你们变坏了”。当然我不以为我们就会“修掉”的。6 C  d7 u: N7 f0 w6 k3 F
学生的情绪起伏,在国际问题上最有影响的自然是与苏、美的关系了。可怕的是,我们一代人终生心理情结总无法离开他们,自然,一些认识的局限和悲剧也总出自这些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追逐。建国后影响我关心国际形势的就是朝鲜战争了,“美帝侵华史”的平易宣传深入我心,当时我每天读报,记录打下美国飞机数量,关心战局。我父母当时都在学俄文,读马列理论,我们家似乎不存在恐美崇美问题。如果说抗美援朝时,我仅能捐献飞机大炮表示一下,到60年代,我已经有了可能奉献青春血肉。
/ M9 A. d0 h7 `' k3 A4 @  f重庆出身的学生本来就喜欢吹国际形势和战争历史,我又从一个厌倦经院式学习的“坏学生”心理出发,毛焦火辣的看着局势发展。到1964年,美国飞机炸到了北部湾和河内,留学生宿舍彻夜灯火,越语、俄语、英语电台听个不停。水院已经放不下平静的书桌。65年 林彪、罗瑞卿相继发表纪念二次大战胜利的文章,号召世界的农村包围城市;我暑假到重庆,从家里找出58年炼钢时,同院小朋友送我的废铁刺刀,又带上姐姐从内蒙买回的匕首,回到武汉。好像我们也会上前线了。你看,我还几乎是一个中学生,而且是男中学生。不过一年后,居然学校最高阶政治教师亲自撰写的大字报(决非居民里弄的婆婆妈妈),就揭露这是“携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了,也真的吓坏了一些人。
2 R& w: B# l. E9 o6 f# r我们在武昌“四清”时,陈老总主持了那个著名的答记者问。“四清”后我们看到记实的电影,陈认真地指着头用川音说:“我们等候着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又说如果美帝打进来,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我以为中美的对抗到了顶点呢,其实毛泽东正在把对外斗争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拳头正在慢慢收回,把对付南方“帝修反”的实力调到北方。6 A$ {# l2 J& R# ^3 r2 q0 r  Y
1966年春,军报的社论批判折中主义,提出突出政治,我极以为是,我想起以前在报刊上就宣传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四个第一”,特别是政治第一、人的思想第一,我以为以前与学校的分歧,仅仅在于我讲究突出政治搞阶级斗争,而学校的教育则是提倡折中的又专又“红”,“红”压抑了青年的热忱。在大学几年,确实是希望强调精神和内在,认为政治决定一切。我确实与安文江一样,感到一些政治化的老师像牧师,他们手上总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判决权,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这个意识形态,像《牛虻》里的蒙泰尼里,像《十日谈》的教士。: b7 E7 s8 v) ?) Q% b; V9 G
半年多以后,方知批折中主义是批判罗瑞卿,是文化革命进入了政治革命。' b. F( @9 B" V
你可以看到,我在1963年以后,对我来说所谓思想资源的东西,基本上来自正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来自毛泽东思想所确定的路线,这是与重庆的中学生活很不相同的一点。但和众多同学不同的是,我正在努力变成诚信马列的新“加尔文派”,我从文字、意念和共产主义的“天父”直接沟通,而渐渐疏离了在实施那种共产主义的实体,特别是他的“教会”与“教士”。这也是欧洲当年出现宗教改革、革命—乃至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基础。我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依稀感触到如此。同时我也承认自己仍然还处于“激进的民主主义”阶段,1963年我与陈德春同学共同确认这一点,而且认为大概要到28周岁左右,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与毛泽东大概都是在28岁左右,才实现这一转化的。我对马列的探求,自然也在“学术”的阶段,而非“政治实践”阶段。在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与革命热潮里,我又感到十分孤独,认为领导干部不了解青年学生,广大学生群众政治觉悟仍旧低下。所以后来毕业分配,也有同学接受刘老师的解释,批评我并未从阶级感情、立场上接受马列,而是把马列学术化,庸俗化,仅仅是自由知识分子境界。当然,比起政治辅导员在班上鼓动批判我“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批评确实是够中肯的和客气的了。1964年读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毛概括真善美在与相对落后的和假恶丑的比较、斗争中发展,我在其中发现自己清高与孤独的论理映照,毛大概在其自我的真、善追求与审美里,也会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念。就这样,我在孤寂的书斋迎接一场理念的革命。
% ~6 ]# T( g& P9 x; H这些都决定了今后非政治化的我,我难以成为街头和广场上的造反者。6 j# ~( Q% v% _7 x* c' e' G/ x
1965年作者王双印谱曲的时代最强音——《大海航行靠舵手》唱传开来,开始我仅仅感到第一、二句曲调中的“3”、“6”(居于半音的前哨)有点奇特别扭,后来就非常习惯了,而且作为时代之声融化在心律中。今天认真思量,那个“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是绝对的说对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我在那几年的思想,倾向,追求,喜怒,一点也没有“离开共产党”,我在不断否定自我过去里追求认同时代和取得时代的认可。没有共产党当时倡导的,主导的,就没有跃跃欲试走向文革的我。从思想上我离不开共产党,而且后来从谋生上也许我也离不开共产党。也许某种意义的“共产党”从不喜欢我(不是毛泽东;你在圣克拉拉与人家介绍说“毛泽东不喜欢”我,还不到那一步),但我也从未离开这个共产党。我在圣克拉拉见到你,知道你在58岁的高龄,离开共产党的中国,居然“在资本家那儿”谋生,有技术专业知识的我可能永远做不到,脱离了组织安排和我们的这社会主义环境,我在中国可能也难以自我谋生。这也许是共产党和她培养的60年代大学生的整体性悲剧(不是所有的人,别人或许好点)。6 H+ n% I" U/ q  f
( y1 B% }; s' A7 M3 y
    我再次说了,我想我业已拯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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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u3 T& |; d1 j0 L) }% b                  顺问  新年好!             徐海亮
; S6 r: W( s8 H" [* e0 h2003年元旦
) a( @0 z; d1 M6 ?6 p0 N% k5 P) O                                                04-1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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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19 12:34:48 | 显示全部楼层
波澜乍起——我的大学生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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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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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2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
8 V9 a" [4 S& i0 o+ X6 a, F! T    —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5 V1 c* g9 Q2 n! x
    两、三个月后,我一次次回忆起工作组进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第一天的场景,努力去揣测当时还没有出现“左派”或“右派”,“革命群众”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野的老师、同学的最初心理状态。我相信,在那一天,绝大多数在场的欢呼者,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共产党的人,自认为应该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些人未必能这么坦然和轻松。+ b, X# G- x9 ?4 a9 \0 o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我22岁,在武汉水院念四年级。我的同学大多在这个年龄上下,完全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一代学生。那时大家很喜欢一首赞颂雷锋的诗:“你只有二十二岁;不对,不对……二十二岁是什么样的年龄啊?七分热情,三分幼稚……”。凭着激情和幼稚,我和我的同龄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30年后、或许40年后人们还不得不议论的政治大动荡。( d4 q1 M* g8 h
说不自觉,是因为我在6月,甚至在1966年,并不可能知道这场革命最终要作什么,会出现些什么。不过1966年春天报刊上频频发表的史学、文艺战线大批判文章,持续了两个月的批判“三家村”,使刚刚从“四清”第—线归来的师生,隐隐感到—场政治斗争的来临。特别是6月3日广播了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新市委指派的北大工作组已接管北大党委权力。有同学在悄悄议论,是不是彭真出了问题,北大出了问题。一年级的游华生同学,6月2号晚饭前就首先贴出响应北大的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文革运动缺乏应有的热情。
& g- H" X  b1 [' D/ l9 D( x7 _9 @) r实际上,持续已3年的中苏公开论战,早已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形成了种种理论、观点,乃至后来红卫兵的文风。1965年春,“二十三条”在学校传达,令人特别注意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新概念。后来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我们虽然没有与任何想象的走资派交锋,但阶级斗争的弦已绷紧,我们学了撇开基层组织,由工作组发动群众来揭发干部问题的办法。从农村回来,本来我们已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但没法平静下来,回到学校后,我去图书馆把下乡期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补阅了,作了笔记。1966年1月21日,我在—则补阅日记上写下:“‘四清’之中发表了好几篇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要文章,都是谈的政治。回来后得认真学习”。我也觉得中国之大,似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3月6日,给—位远在边疆、正在社教中的老校友写信,说“以往的高校和社会斗争有极大程度的脱离,这种脱离是资产阶级的,是人为的。现在正在变,变得很好,大快人心”。实际上我们的党与国家、我们的学校、(至少)我自己,思想与行为都为迎接这场运动,准备了数年。
5 [+ k8 Z# C- S) E  r7 Z( V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7天,是不眠的—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但)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公正的说,绝大多数学生们当时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因为我们自己也刚刚做过工作组员;尽管李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他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而我个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1966年的6月,充其量是一场教育革命。
9 }6 T- ~% x4 s- ]( U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叉……党委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e% n$ \4 c$ N; o) f$ t
    当然,在狂热与激昂之中,许多同学们也有徘徊和内心的冲突,一个一年级同学悄悄找我聊天,告诉我他很矛盾,好像自己的父母亲被批判了似的(他父亲是西安的一个厂长,该同学后来倒是一个坚定的造反派成员);而且不理解为什么老干部会犯错误。我说我很理解他的苦闷和担忧,但我可以“忍心”批判他们,也十分理解为什么老干部跟不上这次革命的形势,会有人犯错误。
6 @1 n, C: s. l- U$ g* w* K当时,同学们奇怪地发现各系党政干部按兵不动,态度暧昧,甚至阻碍学生起来,部分学生干部跟在领导后面,冷言冷语,从而疑窦顿生。有的系低年级同学与辅导员发生激烈争执。个别政工干部流露出要警惕坏人破坏的言语,学生中也流传出有左、中、右秘密排队之事,激起群众强烈不满。好几次,在一些公共场所,如食堂、宿舍楼外空地,学生自发聚会、集会、争辩、述说。一些同乡、熟人,特别是文艺、体育积极分子等活跃分子在走动,原始状态的串联,已在系际、年级间出现,当时还没有“串联”这个名词;原始的串联被斥之为上窜下跳。& b% d! j- @* L
6月14号系党总支组织在宿舍阳台开全系大会,总支寇书记承认他有些怕,有人问“怕啥”?他支吾不出,我忍不住飚出一句“怕群众吧,为什么呢”?同学们都笑而起哄起来。会下我就写出大字报,希望书记不要象50年代毛主席批评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里的小脚女人,应该站出来领导学生。几个月后,班支书告诉我,那天会后下去,寇书记禁不住发抖,还喃喃说“徐海亮终于跳出来了”!
9 M* ?& M7 f6 j) j一些不善言行的人,正在思考,把激进分子视为“四清”中所谓的“勇敢分子”,去打听他们的出身、表现与动机。包括我自己也以正统思维在这么观察、担心。6月17日、18日,出现了反复。以“工人要说话”名义出现了反击大宇报,院广播站反复播送“反击别有用心的—小撮人”的声明,有人慌着撕去已贴出的大字报,有人马上涂去大字报上已签上的名字,有人哭泣、开始作检讨。
! Y3 o2 u! r) }" l6 M张茀承书记开会向处级干部分析形势,说1966年是“1957年加1958年的形势”,文化革命是“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当时,大家完全不知道这是张书记从中南局宣传文教口会议带回来的精神(5月9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运动;5月中旬张书记从广州开会回来,紧接着省委也部署传达了中南局的精神)。坚定分子对这一提法嗤之以鼻,认为1966年就是1966年,是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是为了反对走资派。我从1962年开始关心国际共运和国内问题,当年4、5月又从图书馆翻阅了1957年社论、大字报文献资料,自然也决不同意文化革命就是在知识界来一场新的反右运动的认识。1 K' z/ I5 b; n' ~% o
恰好那几天广播了南京大学的消息,批判校长匡亚明压制学生,敏感的学生反对把紧跟院党委、保卫院党委和紧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湖北省委并提,即反对提“四个紧跟”。6月18号,院广播台播送“工人要讲话了”的反击大字报,同学里两种意见的争辩更加激烈。运动的发动仍方兴未艾,所谓“17~18号事件”这样就过去了,但学生中的分裂从此开始。19号是一个星期天,全院自动放假一天;不少人到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湖北大学、湖北医学院,从自己的老同学或老乡那里了解其他学校情况,这大概是第一次的校际串联。( d: v1 _% S0 g
运动紧张地发展,形势还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激进者对工作组开始不满,去省委反映情况,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其中一个三年级同学,叫任乾健的,说任弼石是他的堂伯父,自己买票去北京找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并在学校扬言,要去找王任重。 / N  v7 ]0 t% K
保卫科秘密监视群众,将在群众中“反击右派”的传闻不翼而飞。我隐隐感到压力的存在。早在5月份,我借用系文体部长在楼梯下的狭小洗印暗房,在熄灯后利用红灯起草批判“三家村”的文稿,居然被汇报到党委宣传部,部里一个认识我的干事 ,出于好意悄悄要同学收回钥匙,同学又困惑不解地告诉了我 。我敏感地意识到院里在监视我,心里确实好笑。5个月后,真相大白,原来从张书记参加中南区文教系统的文革动员会回来,就布置了在师生中排队、整理资料的工作。工作组进院伊始,宣传部胡部长就汇报了所谓左、中、右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到6月底7月初,敏感的同学都意识到,所谓的反扑——反击“右派”几乎不可避免。7 q$ N# \; T( q, B
我将一幅非常喜欢的“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4开张版画,托同学送给院广播台的专职台长,一个曾经关系很好的转业军人,而且在画上写下“敬赠吴金海同志,愿我们以欧阳海烈士的话共勉: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看了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要向欧阳海同志学习,‘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为了历史列车的畅行,即使有生命危险,也要冲着障碍物上......”。又写下社会主义革命也还是有生命牺牲的,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有一天需要牺牲,要相信革命自有后来人。- U7 d# q/ x3 {6 n5 g. T6 v. p
(几十年过去,我见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说不要轻易戏言当年写了这部作品;历史是严肃的,至今我还不敢多想欧阳海那“最后的四秒钟”与他血染的日记,一想“为事业献身”就得伤感,也许正是金书的出版,成为另一个契机,把我们这欧阳海的同一代人送上了自认为舍身以取义的中国文化革命)。, j  T7 o" P& u3 Y# u" F
    7月10日,省委加强了运动指导,派来了以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为首的工作队。学生中传开,他是当年武汉大学斗争中的工作队长,后留下当校长,是当然的左派,八级干部。我依然天真地私下想,大概他可以镇住院党委了。(到今天我拜访了92岁的刘,才知道当时省委把他从四清第一线调回,去武汉大学巡视了几天,学校的新左派似乎嫌他们碍手碍脚;又被省委匆匆调到水利学院,当时他与省长讲,水院没有黑帮,加强干什么呢?)
3 P; u, p- N2 A    只有极少数干部知道,工作队进驻,是来执行省委关于在水电学院反击右派指示的。干部、师生中的“右派”,早在5月中旬,就已按既定精神,暗中确定。到了10月份,学生才从转抄、油印出来的一份文件中,知道省委第一书记——也是中南局书记的王任重,有一个“七·三批示”,说武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很好;有左、右派争夺领导权的学校,如水电学院,“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引蛇出洞,好打”;“有条件就把左派队伍组织好……抓住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斗倒斗臭……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学生揪出来,集中的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O+ _9 Z8 B9 r
省委书记是在武汉大学生中深孚众望的秀才书记,大学生听过他的形势报告,读过他的好些文章,也听说毛主席很欣赏他;我考大学的作文“说不怕鬼”也是受他类似文章启发而一挥而就的。这时,他已到京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是毛泽东提拔到北京的文革派。我那时想不到水利学院的事竟是他一手关照的,更不至于想到用一半光阴研读马列的自己,就会是只最坏的“出头鸟”。3 c' E! O0 f0 s' p
7月14日傍晚,我去看大字报路上巧遇政治经济学的刘老师、党史课的陈老师,简单寒暄后即走开,我不经意回了一下头,他俩正贴耳说什么,几乎同时,陈老师也不经意回头看我,两目居然射出时尚的阶级斗争的仇恨眼光。这就是二年级时在7个班的大课上公开点名批评我“一个中国人居然用英文记中共党史笔记”的那位讲师,也是自此30多年后,在全国性马列教育学术会议上对我的一个亲戚说“你认识徐海亮?!他用英语记中共党史笔记啊”的那位退休老教授。% A& I/ I( F+ v6 D1 Y
  当晚闷热,露宿阳台,与低年级同学议论了沉闷的运动形势,再也无法入睡。对面宿舍楼的一些公用房间,居然通宵有人写大字报,什么事这样忙呢?我后来才听与会者说,正是当晚,各教研组、各班的“左派积极分子”,正集中在图书馆四楼开秘密会议,工作队和张院长做了反击的动员。会后,部分人回去抄写业已草就定稿的大字报,其他人通宵留在大会议室不能外出,以免走漏风声。
1 f2 @3 L+ g# Z6 K, M7月15日,公开点名批判斗争学生、老师,有组织地炮制的大宇报,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校园中,覆盖了全部席棚。记得第一名受批判的就是上京去找王任重的任乾健同学(6382班,他后来在湖南工作)。另一名是6344班的团支书郭明正,据说他泄露了系“左派”碰头会秘密,又在全班吃西瓜时(“文革”中学校仍每日发冷饮,有时是发西瓜),持切瓜菜刀威胁不同观点的同学,“杀人未遂”,不几天,就以“任、郭反党集团”首谋“持刀杀人”罪名将他正式逮捕。另一位就是我,据说是1962年就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向毛主席上“万言书”,要纂党篡政,想当总理;持刀破坏文化革命,在二系组织了系列黑会,有“徐、晏反党集团”组织之说。还有一个同学的罪名现已记不起来,大致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极端自由主义”。后来才知道,我们4人是院党委向工作队汇报,经省委正式批准公开点名的。大学的问题由省委亲自点名,大概只有湖北大学的“6.20”事件和水院的四个右派学生了。$ l; ]: e) U; i5 A/ S
尽管工作队原意似乎是要控制打击面,只枪打“出头鸟”即可,但不出一周,全院在各级公开点名批斗老师、学生已逾百人。一位据说是57年漏网右派、名利思想严重、自称要超过爱因斯坦的老师罗守琳跳了长江大桥(我的物理老师)。一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张庭英自杀;批判他的罪状恰恰是他在回国后主动向党组织交心,清理自己对苏共中央存在的“模糊认识”。一学生自杀未遂,据说吓得神经分裂了……我实际处于台风眼中,外界信息不通,见识“反击狂飙”不足,对毛泽东后来怒斥的广泛的“白色恐怖”似乎还没有同学们深知;一些事情时至今日,还常被当年的“右派”、“左派”同学一一披露……都是快60的人了。文革几乎成为中国这“老五届”同学聚会的永恒话题之一。
0 ^# P8 l! O- e在大字报栏前,几个同学抢去我正抄写的纸,在宿舍楼前立即召集了批斗大会,人群就像前一向我们自发集会一样聚集起来,逼问我如何破坏文革运动,逼问为何上书中共中央。但系领导和政治辅导员们,正在楼上静静观战。批斗下来,辅导员就带人来宿舍监护了我,收走小刀、剪刀、指甲刀,我说:“郑老师,你少收了一件,刮胡刀片;台湾的刘自然中尉就是用它自杀的”。一年后、几年后、二十年后一直给我承认自己不是搞政治材料的郑老师,当时感到受了嘲笑,颤抖高叫“别相信他,他是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别人遭遇如何我不知道,反正时时刻刻有两个专人看守我,无法自由行动。
% c% g! W- V" K  N/ z    原定7月中有横渡长江的活动、同学们早已准备了近一个月,由于‘“反右”,提前撤换了许多选手,包括我与我的许多熟人;但7月16日中午,渡江回来同学,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检阅了游泳的武汉群众,毛主席横渡长江,王任重一起陪游。水院顿时轰动。毛主席就在武汉?他一定又住在对岸的东湖宾馆,他知道一水之隔的水利学院的情况吗?他会赞成水院这样整学生吗?    
, G* `1 t! D8 E# {0 z1 f当时,我们多希望王任重同志向他汇报武汉的真情啊!有的人拿出发下来才一两个月的毛主席语录本,哭着哼出了“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这是1964年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名歌,学生把自己比作受王明路线打击的战士,而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救星和指路人。但批斗学生在继续,党委领导甚至亲自到会指挥。张茀承书记(权倾一时的院政治部主任,他直接组织、指挥了1966年水院的“50天”运动)就参加了6221班批判我的小会,并慷慨呈词,指责我就是睡在人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m5 T# i" n0 k! k+ k
我主张用“23条”的精神和政策指导运动,从不同意大字报无限上纲、无端指责,现在轮到自己来应付那时尚的指鹿为马了。不过,许多被动员起来参加批判的同学,他们向往革命,风声鹤唳,内心都是极其虔诚的,如果无端的指责允许我一一解释清楚,他们也难以继续指责下去;我想,你们就以批判我来锻炼干革命吧,我只是“风车妖魔”。每天,我在押送下浏览大字报、去食堂买饭。批判我的文章十分系统和理论化,一批一批的出笼,言辞之严峻锋利,使我想起批判胡风和“九评”文章,也想起堂·吉珂德面对的“风车巨人”妖魔……  Q( k$ C2 `/ }+ ^* I
革命运动是把双刃剑,镇压群众的大字报有两种认识结果,文化革命和以前的运动不尽相同,从一开始就几乎具有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舆论并非一律。一些人始终以为洋洋洒洒几万言的批判文章出自学生之手,而且全是真实揭发——甚至到1969年、1970年,还将66年7月的文论又变成材料送到我锻炼的部队、基层,有些人至今还天真的(?)赞扬那“50天”的运动“引导”——或许是断送了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镇压;一些人反而同情受批学生,有人事后对我说“真是关心国家大事啊”,“你讲的不错”;1973年,河南一个15级的老县委副书记听了汇报水院追杀我的材料内容,反问“18岁的大学生给毛主席上书,提出要推翻政权自己成立什么共和国,当总理,那可能吗?就是给毛主席写信、想过当总理也不是反革命呀,今后他们一代总有人会当的”,“高等学校的运动就是这种水平”?拘禁当中,一天去食堂打饭,路上听见生活委员请示班长,“徐海亮的西瓜是不是不领了”,班长回道:“当然要领,他现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班长在1963年就看过我写给中共中央的信稿,而后来我从别人处听知,他压根就不同意整学生整我,作为班团支委,他被冷落,根本不让知晓“反右”的部署,尽管他此后并未造反,但一直是伸张正义、抨击邪恶的。4 f% i! B4 L) W- u1 V5 R2 G" F1 O
两周的监禁是极其艰苦的,晚上入睡后,还有人用手电筒不断检查熟睡亦或装假,同学告诉我,那时的值班十分过细,连几时几分翻身、说梦话都留下记录;由于“反右”舆论过于恐怖,同宿舍有人竟怕我夜里去杀害他。由于天热,又缺乏行走活动,我的大腿内侧、阴部全都溃疡腐烂,到8、9月才掉下一大层厚厚的痂皮。7月30日,“反右”戛然而止。工作组副组长找我谈话,取消管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要求去东湖游泳。一个与我睡上下铺的“中左”同学陪我下了水,对岸就是东湖宾馆……再远再远就是北京,我半个多月没能来了,只有靠清凉的湖水洗刷悲愤委屈和高热闷倦。
$ e( g& n0 k# Z2 G7 D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回京斥责北京的运动情况,王任重在北京见势不妙,急电省委打招呼,学生中“反右”紧急刹车。
0 B; ~7 B1 Q  {8月中,在电影场听重要录音,突然听到了刘少奇的声音,印象最深的是,他用浓重的湘音拖长了说:你们问我-这个革命么子搞,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但8月上、中旬,谁也不知中央出了什么事。受了委屈的人—包括我认为,是院领导骗了省委,而省委又骗了党中央。从此对王任重产生失望和怀疑。王任重很快在中央文革失势了,他受到武汉学生的揪斗批判。但在文化革命之后,据说有人向他调查文革里大学生的所为;他说不要再去追究了,学生也是上当的,何况在集中的省委干部学习班里,造反派学生也保护过他,给他熬中药、倒痰盂。据说他成了“凡是派”,又确实有些历史污点记录,邓小平也无法用他了。
1 ^8 W" J; \5 k+ G回顾起来,1966年的5、6、7月,令我首次不是不断深究自己“这…那”错了,自以为非,而是怀疑眼前的党的领导,发现他们也可能作错、说错,乃至说假话,“我”可能属“是”。以前所谓的修正主义都在纸面上,这次,活生生在眼前。批判苏共使思想冲出樊笼,撕去了他的面纱,而66年的实际,是开始撕去了我们中共的面纱。作为学生,我们不可能从理论内涵上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总是感性地把自己认为非共产党应有的东西,叱责为之。& d+ f+ M) G; {& t) V* |

' k9 m4 U, g: w% H# @8 o' r$ C(二)
! t" i1 f( x; o' L' Q# m8月19日,同宿舍的庞文海同学突然从外面回来告诉我,到下面去买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你会想看的!我好感谢他的消息与默契知心。庞是韶山人,一个很正派、稳重的同学,他自然不同意前段运动的走向作为,时常发些与众不同的高论。他后来就是6221班造反派的一个核心成员,如今在一个省直部门做技术老总。" \2 C, N5 e* V3 ^' ^2 A6 ]6 t9 d
8月23日,院广播台突然通知到体育馆集合,说是来了北京红卫兵!“红卫兵”当时还是生疏的新名词,但有莫大的吸引力,同学们飞奔而去,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好像去迎接陌生的天使一般。不过运动经过两个月,同学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我们被视为当然“右”的人其实内心充满左的激情和自信),是保卫毛主席的;但是一部分人认为党中央是要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一次新的反右运动,另一部分人认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心向党内走资派斗争;一些人按照组织渠道的传达、布置来理解执行,另一些人按照自己本能的理解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在一张大字报中曾经写道,现在是左右不分,左派、右派齐声反右。
- C8 [7 l8 I: y0 G后来,工作组宣布撤离,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此之前;进行了两天的大辩论,其焦点自然是前一段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人们主观上是“巴黎公社”大民主的,但当时的少数派声音很弱,占不了优势,多数人还不明白北京发生了什么,武汉与北京有什么联系。选举的结果,党委与工作队内定人选全部顺势当选,少数派提名获票不多。我自然是少数派,却盲目和无奈地在选票上划了勾。  
+ e  H, a$ U( c( p8 ~9 Z7 Q4 U8 H新成立的院“文革委员会”重新抓住了“一斗二批三改革”的方向,推出一位12级的梁百辅副院长(抓后勤工作的)作为走资派,批判了一批老知识分子,斗争了1957年的老右派分子,八、九月之际,组织了尚属较讲究政策的破“四旧”。一切都按部就班在进行,按省长张体学的讲法,“斗批改”在8~9月可以胜利结束,争取中秋、国庆“回家看嗯妈”!按“左派”们乐观的想法,我们这些铁定的“右派学生”大概很快就可以“后期处理”了。
8 i2 P8 g2 t0 U& `0 ~7 X但同时,一些人去北京看形势,其中一些于8月31日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回到学校,他们传抄了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和北京大字报;我第一次读到“炮打司令部”,但还不敢真相信这就是毛泽东写的。这一批人于9月初组织了“8.31红卫兵”,这是水院第二个公开命名的造反派组织。之前。在6、7月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署名写大字报,8月里一直冲在前的同学,于8月28日组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自作了队旗,开始批判工作队执行的政策。水院学生中的战斗队是自发出现的。6月初的大字报,多以个人、集体名义、班级名义签署,后因意见不一,自由组合的多了起来,开始有了小集体或个人的笔名;笔名具有战斗性挑战性,而且稳定下来,有了雏形的组织,到八九月后,形成了旗帜林立的战斗队。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则是同类战斗队的聚合。水院多数派战斗队多用一些显示庞大、牢固、稳健、传统革命化的名称命名。少数派多用毛泽东诗词、语录中的名词成语以及斗争性、挑衅性的名词名句命名。文化差异显面易见。- j2 y8 k7 r3 j9 ]7 S1 T
水院里“多数派”、“少数派”的提法盛行于七八月间,到八九月,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已经人人皆知,少数派渐渐成了自认和公认的造反派。当时,“院文革委员会”是合法的权力机构,各个组织都到院文革领取文具,开支必要款项。
3 d3 N+ I2 p/ c  i6 x# g4 B    9月初,水院造反派的几个战斗队,一次次到省委提意见、请愿、静坐和示威,适逢首都部分南下大学生炮轰省委,在省委门口、省委礼堂前,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发生辩论,焦点是湖北省委好,还是犯了错误。水院的造反派走向了社会,并与首都南下红卫兵接触,他们当时并未预料到,自己会在今后一两年,不断地影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Y3 k5 ]; u$ k
9月底;由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安排,由水院院文革组织、全院绝大部分师生按正常班级建制到北京串联;而且在国庆节受到汀毛泽东的接见(第四次检阅红卫兵),院文革的部分学生领袖,光荣地上了观礼台;为了保证国庆清晨的活动,据说有的同学幸运地住进中南海,甚至安排在周恩来总理的家里睡了一晚。到北京大串联,是水院多数学生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战役。特别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多年来想都没敢想的最神圣时刻。那时,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对学生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大家一下子从传统革命的崇拜者,成了现今革命的参与者、推动者;好多人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边,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2 k/ X& M3 R8 i1 w6 C
水利学院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中下层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抬熏陶不如北京学生。虽然6、7月有一些惊人的举动,少数人也非常过激,但与北京学生比起来,思想深处还是十分温和的。北京之行,使人大开眼界,多数人知道了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听说了什么是路线斗争,渐渐地自觉去跟随毛泽东路线。毛泽东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造反派红卫兵从来没有感到和伟大领袖如此地靠近,从来没有这么自豪过。
) _  r( I. ]. M% M9 E1 o2 v我与一些同学仍属于不可靠范畴,这批有组织的上京接见不予包括。记得当时在武汉,我的一个任务,是将做美工的同学在墙上已草描好的标语、语录,用油漆一一填上,闲时看看毛泽东选集,晚间在宁静的走廊里拉小提琴排遣。
6 y" {0 }8 q$ I+ M10月6日,仍滞留在北京的我院部分造反派,去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大会,即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第一次听到传达10月5日发出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指示中心思想是不允许挑动举生斗学生,要给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材料当众销毁。10月上旬,水院多数学生回院继续搞运动,一部分人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和“长征”。: q1 V0 ?2 m% N8 }9 q
10月13日(或14日),省委工作队召开全院大会,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宣布给运动初期“反右”中被整的同学平反——销毁材料;但是,造反派坚决不同意由工作组执行的平反,坚持要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错误,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给自己恢复名誉”。我未去参加这个大会,只听见远远的喇叭叫我们一些人的名字,但半天没有回响,麦克风前有人在小声说“人呢”?是啊,人到哪儿去了呢。不过当初的材料,已被复制转移,工作队的行动不了了之。4 W  B9 w. J" g* K, b
但是,我班的团支书朱长荣同学(他是班上唯一的党员,后也选为院文革委员;现今也算厅局级干部了),在会后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他坦诚地说自己在批判我的大字报上签字,参加对我批判,是错了,他很痛心,自己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就犯了错误,而且是“资产阶级反动”的错误。我相信他是十分诚恳的。他告诉我5月以来院系布置整我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也没有料到最后会抛出来公开批判,而且问题那样惊人;7月15日和后来几个重头大字报,其实不是学生写的,而是马列教研室的书记、64年开始在班上驻点的刘兴彬老师,以及他组织的马列教研室写的。刘老师当然是在党委指派下,撰写的居高临下的发难大字报,他此时已经是院运动的理论组主要成员,8月又选为院文革委员。刘老师会如此我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之后一直泰然若是,关心我的前途,乃至我的家庭,好象问题、批斗就是同学造成的,好象一切谎言都是真实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概括都是最后的判辞。朱同学拿出时称的黑材料还给我,我拒绝了,请他保留好,交给造反派看如何处理,造反派红卫兵正在收集、乃至从“左派”手里抢夺这些材料;让运动来证明我的是非吧,如果材料问题成立,我心甘情愿去当右派。后续的历史说明,7月的大字报、材料,特别是它的思维方式病毒,克隆、衍生了好多代,对水院一代学生“穷寇”追杀不已,平反与否、销毁与否、退还与否真不一定解决问题。/ v; Q# X! c) o% u
水院“井冈山”兵团那时集中精力在为郭明正同志平反,我不清楚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他们说服了公安部同志,居然放他们找到部长谢富治副总理,谢听了汇报,说: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看不像嘛。这是谢富治第一次与水院发生直接关系。就这句话,他们向省公安厅传达,厅里那时还无所谓派别,认真研究之后,不赞成抓捕郭的意见占了上风,就决定将其无罪释放(郭同学现今是东北某设计院的院长、老总,在同学中始终享有不错的声誉)。造反派则利用批判“资反路线”,宣传了北京、全国形势,争得了革命的人权、地位,团结了观望派(中间派不赞成整群众,也害怕整群众,但又不完全同意造反派中激进分子的言论、冲杀行动),为造反派形成水院的多数,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 }" f) J- [
以“横扫”战斗队为核心的少数派组成的“井冈山兵团”,加上“831兵团”、“红旗兵团”,与武汉大专院校其他造反红卫兵先后分别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于10月26日参加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就是后来称为的武汉“二司”。我院“横扫”队和“井冈山”的头头丁家显任副司令。他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三年级学生,个头不高。开始,保守派和观潮派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决没想到,他会成为武汉朝野挥之不去的人物。所谓“一司”,由各院校“文革委”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后来被大家认为是保守派红卫兵。
) S8 s) P* m, s5 ]. i- j3 b$ U0 N! K2 |    10月的水院,对造反派采说,仍如节日的狂欢,每天都有新鲜事件出现,造反派自己装的广播,每天都播出理直气壮,时时又带着冷嘲热讽的批判文章。好多年后,一些外地来过水院的大学生,还给我提起造反派就像在播送“九评”一样的起劲。走进造反派集聚的6号教学楼——革命造反楼,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市府,或十月革命时的斯摩尔尼宫,有同学感到6号楼的大阶梯教室,好象当年法国各派争吵的“国民议会”。几年后,我研读法国大革命,20多年后,去了彼得堡,终于明白当年的臆想决非偶然。
- h/ r+ E  H' ~: N( h+ V    不管怎么说,1966年10月在水利学院是关键的。院团委的主要干部,是院党委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他们和一批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反对党委如此对待学生群众,造反参加了少数派的活动。他们也成了一批核心人物。
4 K% w3 B; ~$ t- S. S我是在11月中去北京的。听说毛主席接见到月中就会停止,我赶快去车站排队办票,可是只有11月22号以后的,再早已经发完。怎么办?我当时见识太少,不敢无票上车、扒车,一狠心买了广州来车车票。车票全价22元,是我一个多月的生活费,我天真地想,国家已经花了不少钱了,自己也花些吧。不料临到上车时,不叫进站。问讯处好心告诉我车站里面乃至路轨上人太多,武昌临时不停车,已经绕外线直奔汉口了,要有决心,就赶到汉口。我没有钱再去买票了,决心坐电车去赶。大概火车这段路是20分钟,电车再快也要40分钟。好在汉口站也是人山人海,列车被略略耽搁了一点,还开着门停在第一道,而检票员也仅仅让我这自费者冲进去,刚上车,车就开动了。' H! f  T% ~3 O, @- J, {
在北京我有一个多月机会,走访了二十几个著名大学,中央各部,北京市委、团中央、中央党校、学部,拜访了他们的各派组织,和不期而遇的四川、上海、福建、内蒙、黑龙江等地学生交流,也参加了许多会议。我从小小的一个3千人的水院,知道了全国,北京流行着“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阶级友爱深”的乐曲,是毛的路线,一下子将天南地北的学生、工人拉近。在北京有两次使我泪如泉涌。一次参加全国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呼和浩特大学生真有心计,把一个小学生带来大会发言,小孩说:学校把我打成小反革命,因为我给校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当时我才9岁……武汉的眼泪在这里我才真正涌出来了。
' c) y: O; A$ J4 |# ]1 X- R另一次,我专门去看望干外婆张金保,她是大革命时武汉的工人领袖,六大中央委员,曾被王明严厉打击,停止党的生活,她自费买枪打游击,从湖北打到山西,直到“七大”时,毛泽东亲自为她平反,在家宴上还风趣地说,“喔子搞的罗!王明把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怎么这个工人也打成反革命了”。我们见面时,中央10月工作会议的精神正在向下传达,张外婆十分了解学校里出了什么事;她开口就讲党内斗争的历史,讲不要怕党内斗争,也不要怕王任重,“王明都斗了,王任重算老几“?我说王还讲要“秋后算账”呢,她像40年前在汉口大街讲演一样滔滔不绝,道出一段永生难忘的话:“自盘古开天,哪朝哪代,哪个阶级见过自己掌了权还号召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只有中国共产党,也只有毛主席能作到!……只有毛主席最了解你们青年人,你放心,只要毛主席还在,你们就吃不了亏……毛主席不在了,就难说了……”!一席话说的我热泪滚滚淌下。她没有谈及院长张如屏,其实他们当年在中南局相互都知道。
4 W- f; Z- }) `5 `  q# i/ ^0 n11月26号,由解放军组织,我们清晨5点就起床,走到西苑机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乘军用吉普车,在下午检阅了机场的大、中学生。我被解放军排长安排在最后面,因为个子高点,横队约有100米的宽度,我距车队还不算太远。后来有报道说红卫兵欢喜雀跃,其实非得跳起来才能看见。排长那天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一厘米多的直径,很普通的也很精美,至今还在我的盒子里。4 z0 c, y% f# A0 P/ J; M
对于我,北京的串联日子也是非常关键的,我开始领悟什么是党的历史,什么是政治大革命;北京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我收集了许多、看到许多。后来在业务工作中习惯于南下北上,访东问西做调查研究,总是从66年就开始的。
' L1 {  i- B% |6 D, H# S12月20日回到武汉,造反派正批判院领导。我们的老院长,第一书记张如屏,是黄埔前期学生,老革命,8级干部,运动以前,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听说他是1957年与那时的右派分子针锋相对斗争的英雄。在学生中“反右”的秘密动员,是他搞的,造反派狠狠批判他,但似乎并不恨他。一次,有人用十分漂亮的对仗和书法,贴在他住宅小院门口一幅对联,横批竟是“真他妈的”,庞同学和我讲起这种蛮不讲理和老辈人难以忍受的对联,哈哈大笑。我大概与那些无忧无虑和义愤填膺的同学不同,自忖在戏看周回,一些非原则的仇气,包括两派喇叭播送的攻击对方——几近中学顽童的对抗举止行径,常常叫人忍俊不禁。
! X& z: T7 y2 \( A0 A- G; y我曾经写信给张院长举例,说苏联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当年在少年教养院,曾被院长误认为偷了糖,他向院长保证,请他相信自己的清白,院长不信;马特洛索夫逃出了救养院浪迹社会;第二天一个小女孩向院长认错,院长彻夜未眠,深感到作为教育者,自己第一次犯了不可原谅韵错误。我说,幸亏马特路索夫没有因此堕落,他还成了用胸膛堵住敌人枪跟的英雄。但为什么一个教育者不理解不信任自己的学生呢,“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呢”?您难道不后悔吗?…… . {. n) V. S/ z$ l+ }
张院长从何时后悔的,我无从知道。1967年夏初,武汉武斗初起,水院学生在校外受到殴打,学生在汉口、武昌绝食抗议时,他捐出了自己的薪金和粮票,而且拿着老脸去找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请部队出面来制止武斗、保护学生。老革命、老院长终于和学生站在了一起。水院学生,那时还是很简单的,他们衷心希望这场革命,不是分离两代人,而是使两代人衔接得更紧。他们十分希望一个个老干部一个个解放军,都站出来支持自己。他后来与刘真与张华秘书长、毛远跃(测绘学院院长、第一书记;据说是毛泽东本家侄儿),以及水院的梁副院长,其他几个干部,分别组成了省革命干部联络会(革干联)与高校革命干部联络站(高干联),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1967年“三结合”时,被结合成水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一度被打成“叛徒”、“5.16黑后台”。70年代中,通过一些他的老领导(说是王首道)作工作,他被平反。我曾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他从不恨红卫兵,红卫兵是想革命,他也并不记恨他一手培养出来,后来(在学生毕业走后)又批斗他的一些政工干部。他想不通的是他的某些上级领导——省委的领导,是多年的干部,党的历史、政策都懂的,为什么要挑起群众斗干部?我明白,他指的是抛出延安审干时已作结论的材料,置他于死地的一些恶劣作法。1969年后,水院的干部大批挨整,据说执行“林彪路线”的军宣队,居然宣布水院干部只剩下“一个半好人”,那一个好人,竟是运动初众矢之的——后又装傻躺下的原党委宣传部长!在他积极参与下,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叛徒、黑手”,有的甚至被“推荐枪毙”!相比之下,水院老干部应当理解1966年确实是错怪错整了一大批纯真激情的青年学生。; r; E' d) s6 ]. e* L& F0 I
而工作队成员,卷入了运动初斗争的中心,最早受到学生冲击与影响;我与时时听候批判的李组长聊天,他心平气和,也是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那时作错了,我觉得他是诚恳的,也觉得实在不能怪他什么;上级指示他,水院向他反映,他必须照办。67年初,我也与刘真队长平等、诚恳交谈,他参加过多次造反派的批判会,参加过陪斗,他开始了解水院造反派并不是那么青面獠牙,他也认为自己的确作错了。我当时提醒他的一点是,水院的“反右”,不仅仅路线上完全错了,而且一些关键人物的关键问题,恰恰是假的,这是他和一大批虔诚的“反右”积极分子始料未及的。他从1967年初开始支持水院造反派,因此被打成黑手;由于和造反派接近,文革中、后期他与其他几位省委秘书长、副省长、省委部长一样,始终在学习班与牛棚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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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 Y" v1 h) B) z6 A8 V7 D/ Z    水院造反如滚雪球一样,由小变大;先后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兵团“、“八·三一兵团”、“红旗兵团”,我所在的班“抗大战队”属于“红旗兵团”,但在北京我总感到自己实质上还仅仅是一个观潮者(22岁的学者),而并不是造反者;我比我的同学们,早了几年来盼望一场革命运动,为此我读了好多,也写了好多。但文化革命真正来了,我以为落后的同学好象比我更为激进。我认识的好些同学,成为著名的造反战士,而且不乏《水浒》中梁山好汉式的人物。11月,从正统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中造反出来一大批人,组成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也加入了武汉二司;其头头是一位院文革委员,是运动以前知名的院三好学生。到此时,我认识的老院文革成员(党员),已有五、六人加入了造反派,我们年级的第一位党员,还毅然参加了“横扫”战斗队。另外有一大批主张批判“资反路线”,又不同意二司一些激进的言行的人,组成了“共产主义红卫兵”,参加了武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我也不同意一些过继激行为,但我参加了二司的活动。  F3 R" T/ h, g: h) @
    到1966年底,我院造反派以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核心,占领了院广播台,元旦后,又封了档案室,接管院政治部、武装部、保卫科的权力,实现院内夺权,对外代表武汉水院。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迅速瓦解,许多人外出“长征”串联,一些人留校冷静观察。到此时,水院属于武汉二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其影响的外围学生,大致已经占全院三千学生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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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g# ]2 E                        第一稿     1995年6月
6 z9 D: q, Q0 [) c3 ^) J$ F                        补充于     2003年6月
) q# y7 P7 V0 R5 J# S( i                        辑入《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电子版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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