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伟：“十七年”时期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及其对农村文艺生态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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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及其对农村文艺生态的重塑

徐志伟《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0年06期


正是因为广播的政治动员潜能在当时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才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在短时间内就对“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等概念形成了认知，而长久以来积蓄在他们内心的“私”的观念则慢慢开始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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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在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有一个通俗的标语：“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听戏坐炕头”。其中，“耕地不用牛”说的是农业现代化，“点灯不用油”说的是能源现代化，而“听戏坐炕头”说的则是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标语很好地标示了广播在农民文化生活中的位置，因为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要实现“听戏坐炕头”的愿望，只能借助广播这一现代媒介。按照今天的标准，广播已经属于“传统媒介”，但在当时它却是成色十足的“新媒介”。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节目形式之灵活，是其他媒介所无法企及的。正是因为广播具有这些优点，新政权特别注重利用广播来传播社会主义新文艺，这也就促成了广播文艺的异军突起。新兴的广播文艺，不但重塑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给农村的文艺生态带来了重大改变。

　　1、农村广播网的建立

　　新政权一直将广播描述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早在1949年9月29日，“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就出现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按照这一法规，各省、区、直辖市相继建立了人民广播电台1。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工业生产能力有限，收音机尚属稀有之物，价格昂贵，普通群众并没有能力购买。为了创造条件，让广播节目能够到达普通群众那里，1950年4月，政务院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作用更为重大。”2该决定要求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应设置或酌情设置专职或兼职收音员。

　　各地方电台根据通知精神，相继出台条例，制定方案，组织培训收音员，积极推进收音站建设工作。据统计，截至1955年底，全国已建成28800多个收音站。3收音站一般归当地的党委宣传部领导，主要工作内容是：抄收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政令或其他重要内容，抄收以后及时送给当地县委领导阅知，并出版油印小报或黑板报，扩大宣传面。收音员除抄收政令、新闻外，有时还要背着收音机下乡组织农民收听广播。1953年1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春节期间组织对农民广播发动收音员下乡宣传的通知》，要求各地电台“应充分利用春节农闲时间，组织对农民的特别节目，发动收音员下乡，向广大农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新形势、新任务的宣传”4。全国各地电台根据通知要求，分别组织了送收音机下乡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听广播对于农民而言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因此收音员每到一地，都被当地的农民围观。有收音员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场面：“每到一处，农民兄弟都高兴地积极帮助架起天线，有的火急地叫开收音机。黄昏后，收音机一打开，老的、少的、年青的听众团团围住，有的小孩家长叫回去吃饭、洗澡也不愿离开;有的在家吃饭的听说开了收音机，连忙端着饭碗出来听;有的听得发呆。第二天，要起程到别的山村去，许多农民依依不舍，要求多放一天。”5由此可见，收音机这一新媒体对农民是有吸引力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收音站是根据当时农村的具体条件和现实需要建设起来的，在传达政令、重构农民的文化生活，调动农民的生产热情以及天气预报、救灾抢险等方面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成为新政权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收音站还存在着很多缺点：“第一，它需要的费用太大，购买一架普通的能够使用的收音机，差不多要一百五六十元，另外每月电池费还需要二三十元;第二，每一个收音机，还要一个专人来保管，这是十分不经济的;第三，收音机零件太多，构造复杂，一旦发生毛病，在农村不容易找到人修理。”6由于这些原因，收音站在农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要想克服这些缺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站。有线广播站和收音站比起来，具有明显的优点：首先，它的建设费用比收音站低，广播站建成以后，农业合作社和农户安一个广播喇叭，仅需二三十元，而且每月不需要花电池费，也不需要专人管理，收听非常方便;其次，通过它，不仅各乡各社都能收听到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而且县里的党、政领导机关也可以直接向群众讲话。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较重的地区，必要时还可以用民族语言或地方语言进行广播;再次，它的传播速度更快，有什么紧急任务，只要通过广播站播出，农民就可以马上听到，有利于实现快速动员。

　　全国第一座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诞生在吉林省九台县，它的创建来自电话串音的启示。7九台县广播站甫一诞生，就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中共吉林省委、国家广播事业局、东北人民广播电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对九台县有线广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经验，并率先在省内推广。1952年12月，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肯定了吉林省办有线广播的方向，向全国推广了九台县的经验”8。国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称这种面向农村的广播为“九台式”广播。九台经验很快在东北推广开来，辽宁省的台安县、庄河县、北镇县和吉林省的农安县、黑龙江省的尚志县等较早进行了试点。此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建站高潮，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山西、四川、陕西等省都纷纷派人学习九台经验，建起了各自的有线广播站。“到1954年年底，全国共有县广播站547个，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有线广播喇叭49854只。”9

　　当时的农村有线广播站，设备虽然简陋，但在重构农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到了高层的特别关注。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把“发展农村广播网”作为农村文化教育规划的组成部分提出。10同年12月21日，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又提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11毛泽东的指示，对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55年12月15—22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局长梅益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农村广播网的方针、规划的初步报告》。会议制定了农村广播网事业的建设方针：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因陋就简，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到村社，后到院户。12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社论。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发展农村广播网的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充分关心和重视这一工作，把它列为地方全面规划的一个重要项目，加强对它的领导，并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在经费、编制、通讯网以及和党的宣传网密切结合等问题上给予明确的指示和支持。13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的第三十条对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发展作出了明确规划：“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各乡和大型的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装置收听有线广播或者无线广播的工具。”14为了给“普及农村广播网”创造条件，1956年4月，广播事业局与邮电部协商，利用农村电话线路同杆同线、定期定时开放有线广播，并联合颁布了《利用县内电话线路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网暂行规则》。

　　由于高层的重视和相关决策的出台，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得以迅速发展。“到1956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458座，1957年底增至1698座(1949年仅11座);广播喇叭增长很快，1956年底增至50.67万只(1949年仅900只)，1957年底增至94.12万只。”15与两年前相比，普及农村广播网的成效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发展并非径情直遂，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曲折。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很多地区的广播站出现了停播的情况。以吉林省为例，据吉林省广播工作会议资料记载：“1961年，全省有200多个公社广播放大站停播，占全省公社广播放大站总数的44.7%;全省有线广播喇叭中有近半数的喇叭声音小或者不响，20万用户听不到广播。”16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中有线广播发展速度超过了当时的物质条件，广播网设施质量低劣;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经费紧张，物资贫乏，电源不足;有线广播的管理、维护工作没有跟上。由此，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进入全面整顿时期。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采取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展开了整顿工作。经过大约三年的整顿，大部分瘫痪的广播网路和停播的公社广播放大站得到了恢复，农村有线广播事业重新步入正轨。1966年3月，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提出了“面向农村，办好广播，更好地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方针。自此，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又迎来了大发展。据统计，1966年，“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181座，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8435座，广播喇叭有1100多万只，77%的人民公社、54%的生产大队和26%的生产队均普及了有线广播”17，在数据上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宣传鼓动工作，分散的村落被无形的电波整合为一个“共时性”的空间，是农村治理向现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是在遥远的边疆，还是在偏僻的山村，农民都能及时、同步知晓国家政事。而且广播是声音媒体，听众容易凭声音喜欢上某些播音员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亲近感，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宣教工作的成效。

　　2、广播文艺的节目来源及类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被赋予的主要功能有三种，即“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18，但其中的“文化娱乐”在现实的广播工作中往往容易被忽略。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媒体和领导的注意。《人民日报》在社论《发展农村广播网》中特别指出：“要使各个时期的节目都能体现党委的工作意图和切合群众的需要。此外，还要防止现在比较普遍存在的那种喜欢播送长篇大论，而不愿播送群众喜爱的文艺节目的偏向。”19刘少奇在《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谈话》中也强调“广播要跟人民建立联系，政治上当然也要跟人民联系，但是总不能只限于政治上的，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很多的，想听的事情也是很多的。这方面也应该关心到。有许多人想听戏，好的戏也很多，也应该让他们能听得到”20。刘少奇的这个意见随后得到了各电台的贯彻落实，“重新闻、轻娱乐”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此后，全国各级电台中文艺类节目的比重明显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省、市、县电台中的文艺节目主要来源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该台作为全国广播事业的核心机构，在当时广播文艺的生产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由该台编播的文艺节目，经农村有线广播网的传输，可以迅速响彻乡村，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建台始就格外重视文艺节目。20世纪50年代初，文艺性节目约占播出时间的10%左右，1952年增到30%左右，至1956年增加到50%左右。21该台播出的文艺节目不是古今中外文艺的大杂烩，而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筛选出来的。为满足节目制作、播出的需求，该台成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文艺部，里面聚集了许多不同艺术门类的专才;20世纪50年代，先后成立了民族管弦乐团、说唱乐团、广播剧团、广播乐团等，主要为电台创作、录制节目;为满足少儿广播的需要，还特意成立了少儿合唱团。这些团体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节目，而且造就了一批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播的文艺节目主要分为四类：音乐、戏曲、曲艺、文学。

　　音乐节目在文艺广播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录音设备、技术水平有限，相关人才匮乏，导致本土音乐节目的制作能力较弱，外国音乐一度成为音乐节目的主角。为了改变这种偏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电台的协助下作了很多努力。195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派出三个采录组分赴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个大区采录音乐节目，历时四个多月，采录节目的时长超过90小时。此后，该台又集中力量录制了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中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歌唱二郎山》《桂花开放幸福来》《三套黄牛一套马》等后来广为传唱的歌曲。在同一时期，该台还制作了《刘胡兰》《王秀鸾》等几部歌剧录音剪辑。这几部录音剪辑都是由该台的音乐编辑顾湘写稿，康普播音，连同歌剧的音乐一起录在腊片上，这是中国音乐广播史上最早的歌剧录音剪辑。22这些节目丰富了本土音乐节目的曲库，为调整中外音乐的播出比例创造了条件。同时，该台还开办了《教唱歌曲》专栏节目，大力在群众中普及革命歌曲。当时由于录音设备缺乏，有时要请教员到播音室直接教唱。通过这个节目，不仅迅速普及了《解放区的天》《翻身道情》《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解放区的歌曲，而且还教唱了新涌现的歌曲，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歌唱祖国》等。从1955年7月起，该台开办了推介优秀歌曲的《每周一歌》节目，在《全国联播》之前播出。该节目将一大批革命歌曲向群众推广，使其迅速流行。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该台加强了音乐节目的欣赏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节目的内容和形式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改观，欣赏性的音乐节目明显增多，而且加强了与听众的互动性，开办了《音乐信箱》《听众点播的音乐节目》等栏目，征集群众的意见，解答群众的问题，播送群众点播的歌曲。为了满足群众对音乐的多元需求，该台还于1958年开办了《中国轻音乐》和《月末舞会》节目，编播尺度进一步放宽。1963年，有领导同志认为电台播送的轻音乐是无益的，于是，在领导的批示下，这两档节目停止播出。尽管当时的音乐节目在曲目选择上时紧时松，但总体而言，其在引导群众情绪、塑造群众情感、鼓舞斗志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戏曲在中国一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初期，每周却只播出半个小时的戏曲节目。播出时间短并非是台里不重视戏曲节目，而是因为节目源缺乏，当时台里所仅有的是一些不符合现实需求的旧戏唱片，现代戏少之又少。这种状况一直到1952年才有所改观。1952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展演了大量的现代剧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利用这次会演的机会，采录了一大批节目，使戏曲库存大大增加：可供播放的剧种增至60多个，剧目增至400多个。一批契合时代精神的现代戏，如评剧《刘巧儿》《小女婿》、沪剧《罗汉钱》、淮剧《王贵与李香香》、吕剧《李二嫂改嫁》、曲剧《妇女代表》等，都是这一时期产生并为听众所熟知的。自此，戏曲在文艺节目中所占的比例一路飙升，最高时曾经达到了41.95%23，而现代戏的播出率也开始超过传统戏。高的播出率对现代戏起到了扶植作用，不但推动了全国现代剧目创作的热潮，也提升了现代剧目的认知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6年举办的《最好的一出戏》征文活动中，有很多听众选择了《李二嫂改嫁》等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等剧目被各大剧种争相移植。现代戏在短时间内能够获得与传统戏争夺观众的能力，该台的反复播放功不可没。解决戏曲库存问题之后，还要解决剧种布局和剧目排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几乎不存在，因为当时剧种、剧目的库存较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但随着戏曲库存的猛增及戏曲广播次数、时间的大幅增加，剧种如何布局与剧目如何排列，就成为需要特别斟酌的问题。当时全国有剧种300多个，某个剧种播放的多寡，会影响到该剧种在全国的地位。而剧目安排在什么时间什么次序，也表明对该剧目的重视程度。从公平的角度考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力图兼顾所有剧种，播出的剧种一度达170多个。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因为一些小剧种，语言局限很大，过多地照顾这些剧种，会导致听众大量流失。有鉴于此，该台及时调整了方案，以播出流行地区广的剧种为主，兼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剧种。1960年以后，通过对听众来信的调查，“拟定了以京、评、豫、越、川、秦、粤七大剧种为主的方针。这些剧种占全部戏曲节目的65—70%。一些语言易懂、曲调优美或流行地区较广的中型剧种，如河北梆子、晋剧、吕剧、黄梅戏、锡剧、沪剧等也适当注意安排。其余剧种则属于相应照顾，播出时力求加以介绍，帮助听众收听。”24从收听率的角度看，这种安排显然更具合理性。

　　曲艺大多起源于乡村，种类繁多，农民和普通市民是其主要消费群体。1951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赴朝曲艺大队”汇报演出，其中包括单弦《金圣云打飞机》、京韵大鼓《飞虎山》等，这是曲艺第一次以实况录音的形式进入广播。在所有的曲艺门类中，相声和评书最受群众欢迎。由于从业艺人一度不了解广播，所以直到1953年，相声才首次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的相声是孙玉奎、侯一尘合说的《新历书》。相声节目大量播出是从1955年开始，是年，侯宝林、郭启儒参加了说唱团工作，不断排练节目，并进行录音，保障了节目的供给。当时广播相声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根据需要，或向社会征集，或从报刊上选材，编辑自行加工，然后根据作品内容，选演员表演。在节目排练过程中，编辑经常担负起导演的任务，分析主题，提出要求，排练成熟后才进行录音。比如，1956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起了一次征稿活动，后来成为经典之作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高炳华整理)即来自这次征稿活动。二是来源于对传统相声的挖掘和整理。1960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参照1939年著名相声演员戴少甫、高德明、常宝堃经常演出的《曲名总目》和各地出版的传统相声选集，编纂了《传统相声目录》，共列入传统相声296段。到1962年年底，说唱团相声组录制完成了其中的287段，约有一半经审订后播出。与相声一样，评书也是当时曲艺广播的重头戏。最早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结缘的评书演员是袁阔成，他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中篇评书《小二黑结婚》于1950年3月播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评书演员当数连阔如。1954年5月5日，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这是该台首次播送长篇评书。这部评书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甚至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后来成为该台曲艺编辑的陈连升回忆说：“我记得，1954年我在北京八中上初一，每天中午12点，广播电台播送《三国》，我11点45分刚一下第四节课就拼命往家跑，非听不可。”25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在连阔如之后，陈荣启、马连登也相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各自的拿手书目《精忠说岳》和《杨家将》。1950年代末，电台对传统书目的重视程度开始减退，从1958年开始，掀起了说新唱新的浪潮，一大批说惯传统书目的艺人，改弦易辙演播新书。196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录制了新评书《赤胆忠心》《平原枪声》《红岩》《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

　　文学节目是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广播化处理的节目形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较早的文学节目是《故事讲述》(1950年4月)，主要播送民间故事和童话寓言。该节目后来曾改名为《革命故事》(1957年7月)，改名后，节目的播出次数和播出时间都有所增加，该节目寓革命教育于故事之中，持续了十年之久。1954—5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继创办了《小说朗诵》《诗朗诵》《文学书籍》和《最近文艺刊物》等栏目。1958年5月，开办了《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播出的作品有《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1954年，为了简化名称，该节目更名为《小说连续广播》，播出的作品有《三里湾》《艳阳天》《百炼成钢》等。1962年，文艺部要求这个节目的编播向评书学习，走民族化的道路。1965年该节目更名为《说新书》，播出了《欧阳海之歌》《焦裕禄》等新评书。这个节目的特点是不照本宣科，播出的作品都经过了编辑的处理，每天播出的内容既独立成章，又留有悬念。当时在广大文学爱好者中颇具影响的节目是1961年5月开办的《阅读和欣赏》。这个节目旨在通过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帮助听众提高阅读能力和欣赏水平。节目选材广泛，但侧重古典文学。节目的撰稿人大都是高等院校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和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比如诗人臧克家、作家叶圣陶、红学家周汝昌与李希凡等都曾为该节目撰写过稿件。广播剧是适应电台广播需要而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1950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了反映铁路工人支援国家建设的广播剧《一万块夹板》，这是该台播出的第一部广播剧，此时的广播剧大都是创作剧目，因条件限制，人物不多，情节也略显简单。1954—57年，由于录音设备的改进，广播剧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全国各电台每年大约能够制作二三十部广播剧。广播剧的内容也愈加丰富，既有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也有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其中《皇帝的新装》水准较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成为保留剧目。1957年之后，广播剧虽有短暂的曲折，但经过调整，很快又重入正轨。1960—65年，出现了一批影响颇大的广播剧，如《红岩》《杜十娘》《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山谷红霞》《党员登记表》等。自此以后，广播剧一改边缘位置，成为文学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电台的所有节目中，文艺节目所拥有的听众群是最大的。当时，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各省级电台也特别重视文艺节目的编播工作。总体而言，各省级电台的文艺节目在类型和播出方式上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在各省级电台的文艺节目中，地方文艺所占的比重更大。尤其是各省级电台在播放戏曲节目时，大都以本地剧种为主，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比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在1951年，本地戏曲占了全年文艺节目的70%。这对本地剧种的传播和发展无疑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地域辽阔，民间文艺种类繁多，中央及各省的电台即使倾尽全力也无法满足所有地区、所有民族听众的差异化需求。这时，有线广播的优势就显露出来。有线广播作为区域性广播，具有分布区域广、数量多、节目容量大的优点，能针对特定区域民众的特殊文艺需求编播节目。中国的少数民族众多，各族群众对本民族的文艺都有特殊的感情，但很多文艺形式只是在小范围内流行，对于这些文艺形式，只有县、乡广播站能做到经常性播出。当时的很多县、乡广播站，在转播中央及省台文艺节目之余，都自办文艺节目，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听到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文艺节目。以贵州省为例，从1958年开始，该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广播站都自办了民族文艺节目，如“黔东南州各县站的文艺节目，都结合本地特点，播出民歌、山歌等，如苗族的苗歌、芦笙舞曲，侗族的侗歌、侗戏等;黔南州的望谟村广播站的《地方文艺》节目，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就邀请当地布依族、苗族歌手到广播站演唱”。群众听到本民族的文艺节目，兴致盎然，“很多群众一听到喇叭响，就坐在一起，跟着喇叭哼唱”。26

　　3、广播文艺对农村文艺生态的重塑

　　总体而言，1949—66年全国各级电台的文艺节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政治整合的作用，参与了新中国“共同的价值观、理念、信息和文化表达方式”27的建构。这一作用在当时的农村体现得尤为明显。

　　有资料表明，当时各级电台的文艺节目获得了广大农村听众的认同与接受。1963年4月初，《文艺报》记者曾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人民公社和晋县周家庄人民公社，做了一次文艺广播节目在农村收听情况的调查。调查显示：由于五公人民公社自己有发电设备，周家庄人民公社由石家庄供电，所以这两个公社收听广播的工具数量增长很快，听广播已经成为当地社员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五公人民公社社员刘兰相在果园劳动，果园有个晶体三极管收音机，他就接上一条线通到家里，在家里安上个小喇叭，白天劳动，晩上休息，都能听得到。晩上，二三十个人守着一个收音机的现象很平常。更有趣的是，前几年只有矿石收音机的户，在‘小说连续广播’时间，也常有一群人收听：由一个人戴上耳机子，听完里面讲的一段故事之后，就兴致勃勃地向周围的人复述一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更是入迷，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又不能阅读报纸、刊物，晩上收听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就成为十分快乐的事情了。”经常性的收听，也使社员对广播产生了特别的情感：“有不少公社社员，凭着收听经验，摸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套节目在什么时间广播什么节目的规律，而且能从一些广播员、演员或唱的声音中，知道他(她)叫什么名字，对他们有着亲切的感情。有位老太太，曾经朝着家里的收音机，对正在播音的女广播员，满怀深情地说:‘你们这些小闺女，一天说呀唱呀，总也没个完。不吃饭，不喝水，也不咳嗽一声，真的不饥不渴不累?出来和大娘歇会儿吧!’”28由此可见，随着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广播文艺已渗入基层，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内容和方式都开始发生改变。

　　调查显示，除了少数农民听不懂的节目，像外国的交响乐、听不清唱词的戏曲以及语言不够通俗的文学作品以外，大部分节目都在农村赢得了听众。从作品的形式来看，受到社员普遍欢迎的是：相声、评戏、河北梆子、革命故事、革命歌曲、民间故事和民族民间音乐;从广播的栏目来看，受到社员普遍欢迎的是：《广播影院》《小说连续广播》和《广播剧院》。而《文学爱好者》栏目经常播出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小品文等，则主要受青年农民、基层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欢迎。中老年农民也并非绝对不能接受这类文学作品，调查表明，中老年农民经过适应，也完全可以接受。文化馆干部高化民曾向调查组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妹妹爱听广播小说，可是妈妈却不爱听，妹妹因此受到了妈妈的干涉：“你听那个干吗?找段戏听吧!”妹妹没办法，只好一边听，一边给她讲解，经过这么几次辅导，妈妈便逐渐有了兴趣，后来不但喜欢听，而且能记住人物、故事，并向别人讲出来。有的中老年农民，不但能够接受广播小说，而且还能够用新的观念对小说进行品评。有一次，调查组借用周家庄的有线广播台播送了短篇小说《于文翠》和《两个队长》，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在听完《两个队长》后表示：“这个小说不错，有意思。当生产队长嘛，为了大家的利益，就不能怕得罪人;可是也不能到处得罪人;最好像人家那个队长那样，既不得罪人，又保住了社的利益，还让那个贪便宜受了罚的妇女满高兴。”29从广播文艺作品的内容来看，反映不同革命历史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日益被农民接受，像《小说连续广播》中播出的《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广播影院》中播出的电影录音剪辑《李双双》《洪湖赤卫队》《槐树庄》《宋景诗》《林则徐》《画中人》;《广播剧院》中播出的话剧《八一风暴》《哥俩好》《全家福》，都在农民中间广为传播。许多农民对《革命故事》中播出的部分作品，如《王若飞在狱中》《读“红岩”忆亲人》等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据一位青年农民介绍：有一次，他刚进家门，见嫂子坐在炕沿上啼哭，以为家里出事了。一再追问，嫂子才说她刚听了一个革命故事。30由以上事例可见，经过电台多年对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普及之后，农民的眼界、格局及情感都已经发生了改变，接受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当时的广播文艺不但得到了农民的接受，而且也悄然调整了农民的关注点，影响了农民的好恶，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电台收到的农村观众来信中得到证明。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观众来信为例，房山上坊公社的一位社员听了该台播出的河南坠子《两个南瓜》后，写信评论：“别看批评偷瓜的事情不大，却表现了两种思想的斗争。我们要维护集体利益，爱社如家。”易县西陵公社的一位社员听了相声《家庭会议》后反映：“它告诉我们平日过生活要勤俭持家，养成艰苦朴素的风气。我以前生活没计划，安排得不好，影响了生产积极性，今后一定要把精打细算养成习惯。”农民对节目也不是一味地表扬，对个别节目中的不当内容，他们也写信提出了批评。昌平横桥村的一位社员写信说：“相声《猜字》里说到‘王’字加八点儿念‘王麻子’，我觉得不入耳。我们生产队有个姓王的社员，解放前出了天花，因家穷无钱医治，长了一脸大麻子，本来精神上就很苦恼了，听了这段儿相声后，有人管他叫‘王字加八点儿’，增加了他的苦恼……拿别人生理缺陷当笑料是不礼貌的，是旧社会那种低级庸俗的表演手法。”对个别艺术上粗糙的节目，农民也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比如，有农民写信批评节目唱词语言不精练，信中写道：“山东琴书《王汉喜过年》，水词儿太多，没结没完，听着不带劲。”还有农民写信对节目的内容、题材等方面提出了要求。香河县安头屯公社的一位社员说：“我觉得相声应该多说些农村的事情，怎么总也听不到?”翼县杨集庄公社的一位社员说：“想听到促进社员之间、婆媳、妯娌之间团结友爱的曲艺节目，尊敬老人的也要有一点。”涿县百尺杆公社的一位社员说：“要多编点宣传婚姻制度，批判买卖婚姻的。”也有农民对传统节目太少提出了意见。宝坻县大白公社的一位社员说：“《关公战秦琼》《蛤蟆儿》不错是不错，就是听的时间太长有点腻了，能不能换点别的?”31以上农民对节目的表扬、批评及要求，一方面表明广播文艺正逐渐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后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新的是非标准。尽管这套新的是非标准高度依赖当时的主流话语，但它至少意味着农民已经被纳入到了新中国的政治进程之中。　　

　　广播文艺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实现其政治功能，与各级电台对节目的选择和编排密不可分。当时，各级电台的文艺编辑都把节目的鉴定和选择放在工作的首位。首先，各级电台都优先保障社会主义新文艺节目的播出比例与频率。1958年4月，周扬在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提出文艺广播的“三三制”原则，即配合政治任务的、现代的和传统的三类节目各占三分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落实“三三制”的原则，规定文艺节目的安排大体是“今二古一、中七外三”。321962年以后，该台又开始“加强文艺广播的革命化”，现代题材特别是配合政治任务的节目大幅上升33，例如，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之后，该台现代戏的播出比例曾激增到70%。34如此大量地播出现代题材的节目，显然会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阵地。随着现代题材节目播出时间的显著增加，已有的节目源已经难以满足播出的需要。为了拓宽渠道，建立更广泛的节目源，各级电台都纷纷向全社会征集“为农村服务”的文艺作品。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例，1963年7月，该台的文艺部联合多家单位举办了“为农村服务的音乐作品征稿”活动。此次活动历时近两年，得到了全国各地专业、业余词、曲作者的响应，最终评选出的72件作品，都与当时的政治需求高度吻合。这些作品经该台播出后，很快进入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其中的部分曲目，如《社员都是向阳花》《大海航行靠舵手》《学大寨，赶大寨》等，在很多地区更是做到了妇孺皆知。这些音乐在“以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音乐代替封建的及其他落后的音乐，以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音乐鼓舞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35

　　其次，各级电台在播送传统文艺作品时，都严格把关，尽量删除其中的消极部分，同时通过对作品的介绍来引导听众的情感。传统文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区分出其中的“先进”和“落后”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即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把握节目尺度上也曾引起过广泛争议。1957年5—7月，该台应部分听众的要求在四个节目中陆续播送了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等11首歌曲。该台密集地播放周璇的歌曲，而又缺少必要的说明，这给地方电台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文艺节目的审查标准松动了。于是一些地方电台不但开始播送周璇的歌曲，甚至还播送了一些“黄色”的、反动的歌曲。比如，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旧歌重放音乐会”播送的歌曲中，就有“以日本歌曲《支那之夜》填词的《春之梦》”“以唱黄色歌曲著名的白光唱的《期待》”以及“低级趣味的《睡的赞美》和《相思夜》”等。36此事引起了中宣部的关注，在其指示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停播了周璇的歌曲，并做出了检查。随即，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肃清黄色音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在群众中进行一次不买黄色音乐唱片、歌片，不唱黄色歌曲、不听黄色音乐、不跳黄色交际舞的宣传教育，并要求各地对现有黄色音乐唱片、歌片，分不同情况加以取缔，不让它们继续放毒。37由此，一场全国性的反击“黄色歌曲”运动拉开了帷幕。多家报刊组织文章，对黄色歌曲的来源、性质、危害进行揭示。此后，各级电台在播送有争议的旧歌曲时变得更加谨慎，音乐广播的主要任务也转变为向广大群众推广、普及社会主义新歌曲。这也折射出文艺广播向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媒介发展的趋势。

　　各级电台的文艺节目不但在农村实现了政治功能，也深刻改变了农村的文艺生态。首先，广播文艺节目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艺的类型。在广播进入农民的生活之前，农民所能接触到的文艺类型是比较固定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戏曲和曲艺。而在广播进入农民的生活后，农民不但接触到了流行音乐、广播剧、小说联播、电影录音剪辑、话剧录音剪辑等新鲜的节目，而且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曲艺节目的种类也大大丰富。比如戏曲，除了京、评、豫、越、川、秦、粤等主流剧种以外，河北梆子、晋剧、吕剧、黄梅戏、锡剧、沪剧等中小剧种也应有尽有。可以说，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部分文艺节目，都通过电波进入了农村的文化空间，供农民选择。而且，广播文艺在传播效率上也是其他文艺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一个艺人走村串巷说评书，即使说上一年，也没有电台广播一天的听众多。由于广播文艺天天有，各种文艺形式几乎样样有，这就使得农民的文化生活具有了多样性和经常性。农民在参与方式上也开始“由群体化转向家庭化、个性化”38。尤其是一些家庭有能力购买收音机之后，在家中就可以自由选择收听一些文艺节目，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要聚集到村里的公共空间才能观看到文艺节目。

　　其次，传统民间文艺进入广播文艺节目后，也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种类繁多，但名称并不规范：有些名称比较随意，比如戏曲，多以“某某班”“某某腔”相称;有些干脆就没有正式的名字，比如后来被定名为“山东琴书”的曲艺形式曾一度被称为“唱扬琴”;有些称谓混乱，比如“锡剧”，在统一名称之前曾被不同地区的人分别称为常锡戏、常锡剧、常锡文戏、苏锡文戏、无锡文戏。39“剧种”这类规范性概念的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研究者考证，“20世纪50年代在戏班登记时，登记表中设了‘剧种’这样一个栏目，于是各地戏班给自己演唱的戏曲起名为‘某某剧’”40，从此“剧种”一词才被广泛使用。在当时，如果说“戏改”部门完成了“剧种”的分类与命名，那么广播则完成了“剧种”在观众中的认知与普及。大量的传统民间文艺以新的名字进入广播之后，不但被本地的听众重新接受，也被全国的观众所认知。“评剧走向全国，同北京、天津和东北各地电台的宣传、推广是分不开的。全国解放时还仅限于在安徽省安庆地区的一些县流行的黄梅戏，后来成为受到全国各地群众喜爱的剧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安徽电台的发掘、录音、推广和介绍。在越剧、豫剧、吕剧的发展和普及过程中，上海、浙江、河南、山东等省、市电台起了很大作用。吉林电台对二人转和吉剧的大力扶持和宣传，四川电台、重庆电台、成都电台为振兴川剧所作的努力，也受到了戏曲界和听众的赞扬。广东电台的粤剧节目不仅在本省，而且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中也有着良好的反响。”41与民间舞台不同，电台对于播出的文艺节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正是这些严格的要求促使传统民间文艺不断推陈出新，向着更加规范化、更符合政治与现实需求的方向迈进。

　　结语

　　综观1949—66年各级电台的文艺节目，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农民群体视为主要服务对象。当时不仅各省级电台的工作被规定为“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被要求多办供农村转播的节目。42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方面开办了《对农村广播》节目，一方面也在其他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上充分考虑农民的需要和接受能力。为了让农民“听得顺耳、听得懂、听得进”，各级电台都建立了干部、播音员、主持人定期下乡制度。据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常振美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台的播音员都要经常到农村去体验生活，下到农村后，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田间地头把稿件播给农民听，征求意见，增强播音员的播讲愿望和对象感。“当时，交通不便，不是都有汽车可坐，有时要坐马车，有时要走路，是很艰苦的，但播音员都争着去，以求得到思想上的锻炼和提高。”43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态度，才使得包括文艺节目在内的大部分电台节目都被农民接受。

　　此外，当时的文艺节目，也充分释放了广播的政治动员潜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群众、改造群众的作用。广播作为媒介，具有商业、文化与政治等多方面的潜能。当时，广播文艺被赋予了“人民文艺”的崇高地位，其被重点挖掘的是政治动员潜能，而商业潜能则被排斥在外。这种排斥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体制僵化”，而是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恰如列宁所言：“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44，广播文艺作为社会整合和动员的有力武器在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广播不仅大量吸纳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作品，如《白毛女》《兄妹开荒》《义勇军进行曲》等，来建立群众对中国革命的认同，而且也大量编播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作品，如《朝阳沟》《百炼成钢》《三里湾》等，来鼓舞群众的生产热情并建立群众的阶级认同。正是因为广播的政治动员潜能在当时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才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在短时间内就对“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等概念形成了认知，而长久以来积蓄在他们内心的“私”的观念则慢慢开始松动。

　　(本文系2020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国家重大培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1截至1950年底，中国大陆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共有地方电台65座。参见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3《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4《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关于春节期间组织对农民广播发动收音员下乡宣传的通知》，《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中国的有线广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5黄良柱：《翁源县收音站与第一部收音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翁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翁源文史资料》第8辑，内部出版，1990年，第128页。

　　6鹿野编：《建立农村广播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7参见《当代中国的吉林》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吉林》(下)，第102页。

　　8同上，第102—103页。

　　9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10参见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1955年l0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

　　11《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年l2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510页。

　　12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第27页。

　　13《发展农村广播网》，《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0日。

　　14《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第3卷，第4页。

　　15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238页。

　　16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吉林省志卷四十二·新闻事业志·广播电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

　　17赵玉明、艾红红：《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8《京津新闻工作会议讨论要点初步意见》(1950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1950—1956)》，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19《发展农村广播网》，《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0日。

　　20刘少奇：《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谈话》(1956年5月28日)，《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中国的有线广播》，第4页。

　　21参见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第15页。

　　22参见《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第195页。

　　2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编写组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24《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中国的广播节目》，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23—624页。

　　25王娜、于嘉：《当代北京广播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26林青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页。

　　27参见詹姆斯·卡瑞、珍·辛顿：《有权无责：英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28《更好地利用广播为农民服务——河北省饶阳县、晋县收听文学广播情况的见闻札记》，《文艺报》1956年第5期。

　　29《更好地利用广播为农民服务——河北省饶阳县、晋县收听文学广播情况的见闻札记》。

　　30同上。

　　31王决：《农村听众对广播曲艺节目的反映》，《曲艺》1963年第3期。

　　32参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编写组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第114页。

　　33同上。

　　34《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中国的广播节目》，第620页。

　　35林明：《巩固成绩，总结经验，更好地为农村服务》，《人民音乐》1965年第4期。

　　36康普：《电台在播送旧歌曲上的一些问题》，《人民音乐》1958年第1期。

　　37《关于肃清黄色音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1949—1959)》，内部出版，1982年，第228—231页。

　　38梁景和等：《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8页。

　　39傅谨：《戏曲“剧种”的名与实》，《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40刘文峰：《关于建立认定剧种标准的意见和建议》，《戏曲研究》2014年第3期。

　　41参见《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第203页。

　　42参见《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选编：《中国的有线广播》，第5—7页。

　　43常振美：《五十年代的播音工作》，云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征程留踪——云南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第五集，内部出版，2000年，第17页。

　　44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