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年华文革纪事：瑞士表、故事会及其他

reading · 发表于 2020-12-19 04:55:20

文革纪事：瑞士表、故事会及其他　　

                  一　　

1970年过去了，政治上“反围剿”的胜利，使自己的心情舒畅了好些日子。因为我看到了左右自己命运的力量。　　

又是一年春草绿，1971年到来了。如同往年一样，运动如期而至，而这一年的主题是“抓五.一六分子”。据文件说，五..一六的矛头是对准敬爱的周总理的，因此抓他们责无旁贷。运动开始许多人都侥幸与己无关，因为连五.一六都没听说过。然而后来驻军在讲话中提到“只要是思想和五.一六一致，也属于被清理对象”之后，运动又是人人有份了。据了解这次运动的规模也很大，又使许多人被整，甚至与五一六谈不上什么关系的也有人被逼身亡（如身在科学院的大学者钱钟书的女婿）。就在四人帮倒台以后，对于此事也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四人帮对于此事到底是支持、反对还是阻挠。可受害的人已经进入了历史。　　

比起许多“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们这里确实侥幸地没有成为运动的重点，但是对于所谓有“反军”倾向的人，还是有被狠狠地“敲打”了一阵。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历年运动的第一打击重点的我，却悄悄地被改换了位置，不仅在开始疾风暴雨似的点名里少见我的名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受蒙蔽的陈风雨到了反戈一击的时候了！”的大字报，这个也会使有些人感到不安的说法，却使我感到了从没有过得轻松甚至亲切。——我清楚地看到了场里（包括驻军）斗争大方向的转移，而这又是靠自己在此前的奋斗得来的。　　

对此我也没有更多地沾沾自喜，运动毕竟不能当饭吃。我们每天面对的还是干活和过日子。这里面也自有喜怒哀乐。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雨交加，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普通职工的理解、同情甚至是好感，而且这大大的超越了运动里的派性。这点我在1969年工伤时已经体会到了，而后来的日子体会更深。说到这，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它发生在1972年——引自我的博客文章《千人糕、十人靴和一块瑞士表的故事》，　　

　　

这题目初看也许使人觉得有点故作玄虚。但最终是“故作”吗？请您先看下去。
1972年春天，我是天津一家汽车运输场的一名青工。一不小心才买来也就两年多的“　5.1”　手表丢了！感到很可惜。但后来也就借此生出了一个换一块进口表的念头，可那是许多东西都要发条凭票的年月，当然包括进口表。
到了五.一节前夕，人们都说，节前场里准会接到上面发下来的“三大件”条：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其实这些商品，商店里也还不是都买不到，关键在于品牌。需要条的有上海的永久、凤凰自行车，进口表和高档一些的缝纫机。
我找到了场办公室打听消息，负责人说确有其事。而且这两天就要分发到各车间，基本上每个班组一件，是什么，就没准了。好！我一听很高兴，觉得只要发到班组，就会有办法。
我当时在保修三组，大家都知道我丢表和想买新表的事。当我回去把从办公室带来的消息和大家一说，马上就有六七个人表示：“我要抓了条，一定给你！”问到组长，就更痛快了。他说：“只要表条一到咱们组，就是你的了！”我也觉得他的话不大公平，可这时的霸气和义气，我听了却特别舒服。之后，又问了两个新徒工，他们也做了支持我的表示。这时表没到手，我却觉得有七八成地把握了。　　

可是最后没有想到，我们组长抓回来的却是一张缝纫机条。
大家和我一样的没有词了。就算我的运气不好吧！我对来安慰我的组长说。
接着，不知从那里传来的消息，说是保修二组“抓”来了一张表条。我一问，果然不假。
我原来就是保修二组的人，而且和大伙的关系更好。听了这个消息，我的心又有点蠢蠢欲动了。
正犹豫着，没想到保修二组过来两个人找我来了。他们表示，如果抓了条，马上就给你！这些话让我耳热心跳。谈话中我们又想到了其他也会帮助我的人。这时一人说，组长也没问题啊！随后，他们二人就回去“做工作”了。
我没有去保修二组，一切听天由命吧。
中午一点半的班前会之前，我们的组长找到了我。他笑着说，你小子的运气还真不错！说着就从怀里取出一张条，递到了我的手里。我一看，是带购货点的进口表一块的购货凭证。可我觉得一懵，问他，我们组不是抓了缝纫机吗？
他说，没错。可刚才保修二组的组长来了，给换走了。我连问，为什么换？他说，还不是都为了你啊！听后，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后来了解到，保修二组的那两个人回去一说，没想到，比我们组还痛快。大家一致让组长给我们组去“送表条”。对于这个不算公平的“交换”，我们组的一个女徒工还是说出了怨言，可被我们组长两句就给问回去了。
这样，我就得到了两个小组共计25个人的心意。
我转天特意请了半天假去买表，星纳司，瑞士产，五级。回来给两个小组的每个人看，包括我觉得有点对不住的那位女徒工。
多少年过去了。已经换了两次朦子的星纳司早已经停摆，可它一直文物似的静静地躺在我办公桌抽屉的一角。无论多时，我都不会扔掉它。
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千人糕”的故事。后来读书时，还知道了革命者捷尔任斯基的往事，我一直记着在他从波兰奔赴新的革命征途之前，得到了十几个朝夕相处的鞋匠共同为他做的一双新皮鞋。于是，我就想到了本文的题目。

   这篇文章写于事情的33年之后，即2005年。　　

               　　

               二

　　

经历了文革初期几年多次起伏跌宕之后，1971至1973这两年间是相对比较平静的。我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工——既没有作为运动重点被打击折磨，也无对我美术宣传特长的使用发挥。这期间我感到日子平和安稳，而且和大家的关系也很融洽。　　

那阶段我们场实行的是保修合一。全场唯一的保养车间所有的修理工，都分配到了车队，每个车队都配备了充足的内勤。在各个车队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早晨出去的拉活的车就陆续地回场了。司机大半就在这个时候报修，于是我们内勤就开始忙活起来了。由于司机报修的时间不一，内勤干活的时间也不会像生产车间一样的划一；这样提前干了活的，事后还许接着干。我们是中班，一般吃了晚饭也还都要干一会儿，直到八九点钟。遇到“崴泥活”过了十点下班也还要干，可是只留下有关的人，干到太晚第二天还可以晚来会儿。　　

因此，人们都不大愿意早接活。组长为了派活有时还费一番心思。那时我新由保修二组调到保修三组，看到这种情况就主动地第一个接活，无论难干的还是好干的都说我去，开始组长很高兴。后来也还给我活，再后来他就说什么也不给我活了，他说那不公平。好在这时组内也不太计较派活的早晚了。这样有一度开始总是不派我干活。我也显得有些寂寞。别人不干活这时干什么了呢？抽烟、打逗、聊大天。我不会抽烟，也不爱打逗，对于胡聊一通也兴趣不大。于是一天对周围没有活儿的人说，我给你们讲讲《梅花党》吧，还没有说完，大家就叫好！　　

那是个流行手抄本的年月，也流行讲故事。那个“有人用小孩尸体想要炸毁南京长江大桥的故事”，使很多人兴趣盎然，但多数知之不详。我也听过别人给我讲得《梅花党》，只是遗憾他说得太简单。这时我想到要添油加醋了，也就所谓“艺术加工”吧！对于从小学就看了许多课外书的我来讲，讲故事是理所当然地“强项”，二三年级就是给本班同学讲故事的“主力”，如今我的文学知识当然会派上用场。　　

于是就沿着我听过的故事梗概一面加工一面讲解了：我先用描绘风景的办法来描述环境，再用人物特写的办法介绍容貌，最后还用小说里的对话来丰富故事里的语言。必要时再编造一些小的情节也在所不惜。这样一来，我这别开生面的《梅花党》就吸引了组内所有的人，就是有人被派了活，也都恋恋不舍。其余的人呢？又上茶、又敬烟，　　

我一时成了“活神仙”。组长开始不理会，不久也听上了瘾，后来就根本不派我干活了。无形中我成了专职的“故事员”。大家对此不仅没有意见，而且坚决支持。　　

回想起那些时日，大家的热情超过了我。一上班就会看到人们的笑脸，有的人昨天没有听全，还找我来“补课”。在人们的簇拥下，我真的好几天没有干活，直到后来也来了外组的“听众”。《梅花党》尽管我极力发挥渲染，但是一个多星期也就讲完了，可听众们意犹未尽，我问还讲什么呢？你随便！大家回答。说着，一颗点着的香烟又递了过来（我其实早就抽过烟，就是没有瘾。这时又“开戒”了。）可是讲什么呢？在当时说故事也还是有禁忌的，弄不好还会被说成“阶级斗争新动向”。我的一个师傅，就因为讲过“指鹿为马”之类的典故，而被说成“以古讽今”的。那么如何讲得有趣，还要做到不被别人曲解呢？　　

于是我想到了福尔摩斯，我知道这是国家正规出版社的读物，如果有人借题发挥，我也有办法对付。于是，我就提前列了列故事的提纲。　　

福尔摩斯更是大获成功，其实我此前读过的只有《四签名》、《血迹的研究》和《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三种（文革前出版的也不多），每个故事都使大家急不可待，乐趣无穷。（特别是福尔摩斯和华生刚一见面，就对他说，你去过阿富汗吧？——这个令人叫绝的开篇。）值得高兴的是那时年轻，头脑清晰，许多细节都在讲述过程中完善起来了。后来我还讲了威尔斯的《隐身人》这部名著，那个年轻的利令智昏的科学家之死，使很多人惋惜不已。我的故事越讲越多，记得后来也还讲过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这些长篇。人们也越听越带劲。后来，我的“故事会”也引起了人们的联想，记得一个雨天由于报修的车也不多，我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讲到了晚饭前，那天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对我说，如果哪天讲讲咱们七场，讲讲你们这些人的经历也很不错啊。他的话使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那是最早地使我想到要写出今天的一切。我的故事会坚持了多久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那些文学性很强的故事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大约还开始说过《第三帝国的兴亡》，但肯定是没有讲完。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后来在文化宫搞展览会时给美工们讲完的，而且获得了成功。　　

我的“故事会”出现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它春风般地化解了一部分人之间残存的派性，融洽了人们的关系。在那“政治就是统帅、就是一切”的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特殊魅力春雨无声般地滋润了人们焦渴的心田。即使多少年以后，我也许会想起同伴们眼神里的渴望，和那递到我面前青烟袅袅的恒大烟来……　　

　　

                  三

　　

大约从1972年以后，社会的政治环境就比较宽松了。工作之余，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老爱好——画画。这时的美术组已随着我的命运自行消失多年了，场里宣传也多以写标语为主了，就是在到处画主席像的时期场里还舍近求远的请了外面的人——以此表明对我的不信任。　　

但是这一切并不会从根本上限制住我再画画，因为画画的手长在我的身上；而且都用业余时间；再者我的模特——也就是愿意让我画像的人在场里到处都有。于是，我就从给大家画像开始，画笔重拾了。　　

说起来，面对着对方在一个来小时之内画一幅素描像，画好了还形神兼备，是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的一项硬功夫，甚至比起美院学生的擅长的长期作业来也自有特色。因此，文革前的工人文化宫就把“给职工画像”当成节日的一个重头戏，凡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场场不落，有时还去塘沽等地表演。不谦虚地说，我在这样的表演里还是比较出色的。不仅专业认可，而且群众欢迎。提前找我预约是经常的事。那时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只要一集中精力画出一张场内外叫好的肖像并不是难事。记得那年在一宫，一起来了四个小伙子都想画，可是排队又费时间。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就请另一个业余作者张胜和我一起画，二人画四人在一张纸上。画的时候大家都都感到很振奋，虽然在连接的时候费了点劲，可是这幅别开生面的《四个青年》还是成功了，人们几乎欢呼起来。懂画的朋友明白我们这是借鉴了当时的油画新作《四个姑娘》的创意，也都很赞同。（张胜，现中国美协会员，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著名油画家）至于我在场里画像的历史就更长了，无论男女老少，干部工人，我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绝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也有的是我觉得对方形象不错主动提出画他（她），效果也不错。有趣的是一位有连鬓　胡子的　老师傅，我觉得气质挺突出，就订好了画一张，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他在来时把胡子都刮了，他这“美好的愿望”却使我哭笑不得，于是只有等下一次了。文革前一次在场工会正赶上下雨，许多人留在了办公室，我本来就在画一个人，结果就连上了好多人，没想到一下午竟然画了六七个幅——这个至今想起来都不敢相信的速度。　　

我的“画笔重　拾”　超过了预想的效果。不仅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也密切了和大家的关系，弥合了不久前由于派性带来的缝隙。到场不久的七零届新徒工更是热情得很，他们不仅自己请我来画，而且还帮助我联系别人。这样，我的“手生”阶段很快地过去了，请我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我至今记得一幅用紫色的特种铅笔画在了米黄色书皮纸上青工杨贵友的立幅肖像，获得了圈内外的一致赞扬。由于影响扩大，到后来人们又把我请到了家里，画了许多老人。而后来老人们去世时还都是用我的画像作为遗像了。由于找我的人渐多，我一时画不过来，后来就请我以前在文化宫的朋友来场里画像，这种交流很有意思，我记得我们也还在二车队画过《四个姑娘》，作者之一就是如今的天津美院教授、油画系主任孙建平。这样我就由自己画变成了组织活动了，没想到着对我后来的组织群众美术活动成了预习。　　

1971年8月下旬，我们场也和千千万万个企事业单位一样地进行了军事化的野营拉练。我在这次拉练中出人意料地被指定担任宣传员，这个谈不到任何级别的“露水官”，却也微妙地表现出对我多年来“遏制”的结束，这次不大的启用也使我的不少朋友感到欢欣。“宣传员”的工作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而突然改变的生活环境也使大家充满了新鲜感。我们来到的是武清县河西务太子村，在和农民的接触中确实建立了亲切的感情。我在连部除去完成上级布置的形式宣传的各项任务后，还刻印了《野营训练》小报，写些短诗、小散文还真使我体会到写运动材料和大字报以外的文字的乐趣。半个月的拉练很快地就要过去了，就在即将返津的时候，我们接到了紧急情况的通知，大家也紧张了一夜。这天是　9月12日　，后来知道就是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发生的那天。　　

转年来的春天，我们进行了第二次拉练，我依旧担任宣传员。这是对我继续“使用”，但是大的限制没有消失，我依然无法恢复原来的专职宣传工作，每天修车还是我的本职工作。每每在工作之余我也考虑到我的前景，感到并不乐观。　　

文革前存在好久的对于我“上来下去”的吊桶式的使用，一度使我烦躁不安，我渴望像一宫的许多朋友那样专职专心地搞宣传。文革初期对我好不容易的专职使用又被文革造反而打断了。由于场里的掌权者对我文革行为的永不宽恕，我恢复到文革前的“吊桶式使用”也非易事，何谈更高？人们似乎都不否认我的工作能力，但是也更不否认对我的限制。也许注定的命运就是这样“上来下去”了此终生？　　

与此同时，我自己从来没有理会过的所谓“生活问题”又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心头，二十六七岁了，似乎还没有明确地目标。本来这是我觉得最无所谓的问题，认为是自然而然地会来的人选，却迟迟地没有出现。在此前错过去的毕竟错过去了，可是“关心”的同事和亲友也不是没有，而且我也随着别人的指引，见了几面。无论是自己不满意，还是对方有意见，总之，一直没有遇到再次占据我心头的人。　　

这样，就在沉闷里向“而立之年”迈去，尽管我依然相信会有机会，无论是在事业奋斗里，还是在生活问题上。可是它几时找到我呢？我感到茫然。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63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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