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敬东：我对文革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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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革的认识与思考

郑敬东


我在乌有之乡发表有文章《亲历“文革”者回忆》，是记叙文。现在这篇是谈自己对文革的部分体会和感悟。　　

一、文革的根源之一是文革前17年的阴暗面　　

解放后，共产党为了兑现为穷人打江山、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为了巩固红色的人民政权，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造，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成绩是主流，阳光普照；当然也有阴影，产生了一些阴暗面。原因主要有：　　

1. 革命队伍中少数人有“老子打江山、坐江山、应该享受”的特权思想，所以，开始犯错误，甚至犯罪。有的人，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富人阶层”的，他们中有些人参加革命，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地做人上人，所以，他们也要极力表现自己，谋求特权，谋求这种特权制度化。　　

2. 原来的受压迫者，翻身做主人后，少数人想成为压迫别人、为所欲为的“主人”，于是，犯错误，甚至犯罪。　　

3. 由于认识的局限，情况的复杂，在工作中，很好的人也会有偏激、失误、犯错误，极少数甚至走向犯罪。党内，有些人争权夺利，或者说为了“进步”而斗争。作为中央或者地方的“一把手”，不得不当“裁判”，客观上参与了这样的斗争，甚至成为“运动员”。这样的斗争，一方面如同“磨刀”，使得刀“不容易生锈”；另一方面，也就产生了许多“恩怨”。　　

总之，由于私心杂念没有得以改造，和认识局限，形成人与人之间许多“恩恩怨怨”，有些人犯错误甚至犯罪，造成新中国的阴暗面。　　

二、“赫鲁晓夫现象”对中国的影响　　

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开创、建设了强大的苏联。但是，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把斯大林比作父亲，受到斯大林信任，也受到过斯大林“整”的赫鲁晓夫，利用“枪杆子”朱可夫，搞“宫廷政变”，夺得了政权；然后，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阴暗面”，震动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共产党得知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对苏联的“阴暗面”信以为真。　　

所以，毛主席决定引以为鉴，要主动清除或者防范中国产生阴暗面。于是，1957年发动人民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由于党内许多人实际上害怕整风等内、外因素，导致整风变成了“反右扩大化”，这样一来，阴暗面更加扩大。而且，人们不敢再给共产党干部甚至党员提意见，否则，可能就给你扣上“反党”的帽子。　　

后来发展到，共产党、特别是刘少奇主席为代表的“路线”，要党员和希望入党的积极分子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当权派的指挥下，为了“进步”和“政绩”，既干了许多好事情，也干了一些阴暗面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夸风”、“共产风”刮起来，导致1960年为“代表”的“3年困难时期”，中间插上“彭德怀事件”，开展“反右倾”，阴暗面进一步扩大。　　

话说回来。1957年“反右”以后，毛主席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苏联教训”，逐步发现，这赫鲁晓夫才不是个东西，表面上还是马列主义，实际上，“修正”过了头，是歪曲了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他那样搞，是要葬送社会主义的。于是，毛主席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上面。对党中央“一线”因为急于出“政绩”而导致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倾向，毛主席发现后，虽然立即开始纠正，但是，在纠正的过程中受到干扰，使得纠正错误的时间延长，所以，阴暗面进一步扩大。　　

三、“社教”“四清”升级为“文革”　　

“3年困难时期”之后，196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即“社教”，如同中医“驱邪”，对阴暗面进行“清扫”，对干部群众进行了教育。另一方面“扶正”，比如“评功摆好”，特别是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效果很好，社会风气可以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互相帮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蔚然成风。　　

但是，毛主席收到的调查研究报告表明，阶级斗争、官僚主义、特权表现等仍然非常严重，于是，开展“四清”；而且，“四清”出台了前10条，后10条，最后是23条，表明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在发展。23条明确指出，整党内走资派是运动重点。可以说，毛主席认为，走资派是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党、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必须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教育人民，在思想、文化上搞“斗私批修”，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才能避免制度上资本主义复辟。　　

遗憾的是，文革遭到否定，“斗私批修”当然也遭否定，结果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官僚资本主义“复辟”。我相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还是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不希望这样的结果。　　

四、对文革前17年评价各取所需　　

文革，是针对前面17年的问题而发动的，而且，方法是实行“大民主”。于是，文革初期，对17年的评价基本上形成两派。“保守派”说，17年好得很，没有问题，想造反？那就是反革命，所以，要保卫党组织。“造反派”则说，17年虽然好，但是，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所以，要按照毛主席指示起来“造反”，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极少数人“形左实右”，把17年说得一团漆黑。还是周恩来总理正确，他说，17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　　

造反派，绝大多数，是按照周总理这样的思想进行“造反”的，他们批判的是，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路线。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了否定文革，把17年又说得“完美无缺”，说根本没有另外的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什么资产阶级路线；所以，文革根本错误。　　

后些年，“气候”变了，有人公然理直气壮地说，17年就是有另外一条路线，与毛主席的路线对立。接着，就有人把17年说得“一塌糊涂”、还不如解放前。更有甚者，把共产党建立以来几十年的光荣历史也给以歪曲、糟蹋，这样，这些人要否定共产党的狼子野心就昭然若揭了。我竟然看见，有年轻知识分子的博客公然写着“座右铭”：驱除马列，还我中华。这居然是“我们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

五、文革造反派主要是些什么人？　　

造反派，开始都是“成分”或者“家庭出身”非常好的，一般都是以前没有辫子被人抓住的“红人”；有问题的，不敢造反。　　

最初号称造反派的红卫兵，都是响当当革命家庭的子女，是中学生。他们的造反对象，名义上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四旧”，其实，矛头主要是“老运动员”——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当然也有新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他们维护的，主要是“工作组路线”。他们的抄家、破四旧、斗走资派、抓“小爬虫”等行动，其实大多是按照工作组意见，或者当地派出所意见进行的。客观地说，有成绩，但是，更多的是错误。　　

人们后来定位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指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那些人。北京是这样，全国各地大同小异。　　

“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紧跟毛主席的周恩来总理，经过调查研究，支持了反“工作组路线”的那些人。　　

结果，这样的造反派“吃香”了。特别是1966年10月，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以后，“天下”都是造反派，无论谁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以造反派为光荣，以保守派为羞耻；原来的保守组织，有的瓦解，有的摇身一变，也号称造反派组织。　　

这个时候，特别是批判了“血统论”的单位或者地方，造反派才有了“红五类”以外的人；而且，这些人特别积极，因为前17年的某些不公平，把他们搞得不“红”，他们觉得冤枉。有些人，支持造反派却不敢加入，也是因为“血统论”；只是，他们全心全意支持造反派。　　

否定文革以后，有些人就把造反派妖魔化，经典的说法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把文革期间出现的阴暗面和“被阴暗面”，统统贴到造反派身上，实在是天大的笑话。许多人也就“划清界限”，甚至“墙倒众人推”，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　　

六、保守派又是些什么人？　　

保守派，刚开始被人称保皇派；后来，党中央领导说，还是客气点，叫保守派吧；再后来，群众就把保守派叫“老保”。他们主要是支持“工作组路线”的。许多人为什么参加保守派组织？我在《文革亲历者回忆》中多次说到，人们初期把宣传“造反有理”的人当成了“右派分子”予以围攻，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7年的教训，让人感觉必须站在“党组织”一边，保卫党组织，那样不吃亏（所以，我更赞成把这样的组织叫保派）。更何况，1966年6月9日，党中央领导刘xx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谁听了这样的话，不站在保派一边？　　

七、“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变成“武斗”局面？　　

文革16条，针对过去给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等“武斗”现象，专门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后来竟然发展到真枪真炮、名副其实的武斗呢？　　

到1966年10月以后，造反派才逐步表面上占优势，对17年中阴暗面的揭露、分析，也逐渐深入。许多掌握着实权的当权派，为了证明造反耽误了生产，就消极“怠工”，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支持了上海“一月风暴”——由左派即造反派夺权促生产，并且，号召全国学习。这样一来，全国搞起了“夺权”，实际上是夺公章。当权派当然希望把“权”交给自己喜欢的“左派”——实际上的保派；于是，毛主席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军队卷入。殊不知，大部分军队支持了保派，而且，在抵制文革的“上面”领导支持下，开始了“二月镇反”；把造反派抓起来，五花大绑，批斗；那些本来已经表面消失的保派组织，也死灰复燃，成为“镇反”组织。　　

之后，经过几个月，各地陆续开始纠正“二月镇反”。真正纠正了的地方，一般地，“老保”臭了，保派组织消失，就只留下了造反派组织，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武斗。有的地方，因为部队之间有分歧，所以，或者是保派与造反派对立，开展武斗，都号称造反派，而且，有的“老保”比造反派还要造反派；或者，造反派分裂，骂对方是叛徒、新老保，两派对立，开展武斗。北京以外，武斗的根本原因在部队分歧。粉碎“四人帮”后，有人把武斗原因归结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江青讲话大意是，保守派武斗你们，你们不能束手待毙啊，要自卫啊。如果凭借这样的讲话就把武斗原因归咎于她，就太不讲逻辑了。而且，恰恰是这样的讲话，证明武斗迟迟得不到制止的原因是什么。　　

北京，情况特殊，学生造反派头头因为受到“宠爱”而“走到反面”——这大概就是物极必反吧——自以为是，唯我独革，是不是因此就发展到武斗？内幕我至今不明白。　　

“文斗”变成“武斗”，让老百姓对“武斗”地区的军队领导和“积极分子”失去信任。这样的情况，如同57年整风变成“反右扩大化”，58年“三面红旗”惹出“六零年饥荒”，59年庐山会议纠“左”变成“反右倾”，让共产党和“积极分子”威信降低。　　

好在还是毛主席伟大，一声令下，在北京，党中央派的军宣队、工宣队1968年7月27日进校夺权，“百日武斗”立刻结束。全国武斗局面也迅速得以制止。　　

57年“反右扩大化”的“积极分子”，59年“浮夸风”与“反右倾”的“积极分子”，部分在文革初期受到点“冲击”，或者因为当“老保”受到点冲击，后来，绝大部分，一直是官运亨通的，其中，不少的人，“改开”后更是飞黄腾达，成为腐败分子；68年“武斗积极分子”中的骨干，绝大多数是遭到处理了的，而且，后来定为“三种人”，处罚加重，还规定永远不得重用，没有了“腐败机会”——历史，就是这样演绎着“因果关系”，或者说“因果报应”。　　

这普通人啊，要生存，就得去适应环境，说难听点，就是趋炎附势；但是，总得有底线吧，如果趋炎附势搞过头，偏激了，甚至为所欲为，就犯错误。这样的“规律”，许多人至今在前赴后继地犯。

八、“文化大革命”有没有成果？　　

可能大家都说，文革是失败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准确。应该说，党内斗争结果，拥护文革的“铁杆”派——“四人帮”被抓当然就失败了；经过11届3中全会，抵制文革的“铁杆”派胜利了，拥护文革派就分化了，大部分逐渐从政治舞台消失。文革当然就“被失败”了。　　

但是，“文化大革命”成果还是实实在在的。比如：　　

1. 大家抛弃了“驯服工具论”。没有人愿意再做驯服工具了。即使在刘少奇同志平反后，1980年有好些人趋炎附势发表文章推销这个理论，大家仍然不买账。相反，“造反有理”深入人心，哪怕反复批判，不允许“争论”，仍然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2. 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深入人心，君不见，现在人们对什么不首先怀疑一通？你能说是不好吗？不怀疑能创新、能不被骗吗？能纠正五花八门的错误与腐败吗？“本本主义”没人听的。　　

3. 文革期间，高级领导讲话公开，传单到处发，大家都可以看见；所以，现在有人歪曲历史，甚至造谣，尽管可以骗年轻人（其实也难，只要年轻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会发现假话不能自圆其说），但是，骗不了“过来人”。而且，那些传单都有人收藏着，“铁证如山”哦！经过文革，人们对上级，特别是高官、“专家”，不再崇拜，不再有神秘感。　　

4. “样板戏”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家喻户晓，成为红色经典，虽经反复批判，甚至有巴金这样“道高望重”的“大家”说，听见样板戏词曲就怎么——是心惊胆战还是什么——反正是妖魔化吧，人们仍然喜欢。　　

5. 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尽管经过许多人诽谤污蔑，但是，在“过来人”中，甚至年轻人中，许多人思考问题，还是毛泽东思想那套。现在的“网络文革”就有充分体现。这也是某些人害怕文革、害怕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6. 对“孔圣人”，能够一分为二，哪怕你吹得天花乱坠，“过来人”也不激动；无论明星怎么煽情，“过来人”也无动于衷。　　

7. 对宋江，“过来人”都知道投降派反戈一击是怎么回事。　　

8. 对美国，“过来人”知道应该咋样对待它，因为，周恩来总理在机场站着与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的照片，毛泽东在自己书房与尼克松会谈的情景，诠释着“毛-周外交文化”的伟大。无论有些实权人物怎么背道而驰、崇美媚外，仍然有许多正义的“反调”声音在呐喊；而且，这些声音，大多发自年轻人。　　

9. 关于“走资派”理论、路线斗争、群众观点、“一分为二”、物极必反、“三个世界”、共同富裕等许多思想观念，确实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哦！　　

还可以列举许多“文化大革命”成果；特别是，结合毛主席去世三十多年后的社会实践，再回头看毛主席的著述，人们不得不惊叹：还是毛泽东思想才能万岁！尽管有些人对毛主席肆无忌惮地诽谤、污蔑，人们对毛主席的怀念却越来越情真意切，愈来愈多的人从“趋炎附势”的队伍中分离出来！　　

九、“文革”与“文革期间”当然是两个概念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理解是：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立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吸收精华，扬弃糟粕，结合生产力的发展，大力创新文化，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化。　　

但是，文化是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代替枪炮打击敌人的，所以，文革“16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促进各个方面的工作。“抓革命”，是为了保证生产等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要求。1966年冬季，农村文革开展期间，我亲身体验到农民很开心，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劳动“有效性”还提高了。1968年，工宣队进入学校“占领”，我相信，当时工厂生产也是好的。我1969年去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接受“再教育”，看见工厂生产形势很好的。1970年我正式成为工业生产者，看见的主流就是艰苦奋斗，热火朝天，“出大力、流大汗”；我所在单位，取得的丰功伟绩可歌可泣，有《厂志》为证。　　

当然，社会难免也有“支流”，难免有阴暗面。比如，70年代初期，我的一个连襟的哥哥，是公社的领导，因为与一位下乡女知青有“生活作风”问题，被判而且执行枪毙，许多干部、百姓保都没有保下来。要知道，那个时候敢“动”下乡女知青就是不可饶恕的阴暗面。又比如，1970年前后，报刊批评“假大空”，说明当时存在“假大空”；当然，那个时候的“假大空”与现在的“假、骗、剽”比，则犹如伤风感冒与艾滋病之差别了。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看看1975年，毛主席关于“走后门”的信与谈话，看毛主席是怎么无可奈何地对待“不正之风”。　　

令人可笑的是，我在网络上看见有人写的“揭露”那个年代“腐败”的“事实”是，引用小说的。其实，如果认真研究，看看“腐败”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成为流行语的，就知道历史了。　　

党的“九大”1969年召开，林彪他们与我这个普通百姓思想水平差不多，以为“文革”就结束了，所以，起草的报告提出，把精力转移到生产上来，被毛主席批评为“唯生产力论”；现在看来，他们，还有我这样的普通百姓，并没有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内涵和辩证思想。坦白地说，我也是近20年，看见现实的阴暗面太乌烟瘴气，才领悟“抓”与“促”的辩证关系的。　　

至于“文革期间”，精神“变”物质，生产等各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果，别人已经论述过许多，我就不啰嗦了！但是，我要简单补充以下看法：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紧跟毛主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主持“一线”工作，经济发展是快的；增加粮食产量的关键性措施，在几年之内就会大见成效，粮食产量就会大幅度提高；在这个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1975年具体组织制定的、1977年准备实施的经济建设规划——后来被批判为华国锋的“洋跃进”——是可以而且应该实施的。然后，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全面发展，不急功近利地“停军转民”（插一句，我们工厂被要求“停军”，国务院二机部主管部长大哭），坚持在公平的基础上，确保效率，副作用小，这样，“西格玛”效益才真正高，综合情况会比后来实际的、改变了路线的30年情况好；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包括安全感）、面对世界的自豪感，会比现在要强；绝对不会产生现在这么多的腐败、堕落、犯罪、自杀，以及对付和防范这些丑恶而付出的巨大“成本”。　　

如果那样，领导人的“政绩”可能是“平平”的，有些官员在毛主席那里受到的“委屈”，可能得不到“拨乱反正”；但是，长远看，对比看，那是名副其实地站在毛主席的肩膀上“往高处走”，那才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然地，“争论”就会少。　　

十、对“骂娘”的思考　　

上个世纪80年代有句家喻户晓的经典说法：“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批评广大干部群众“不知好歹”。其实，人民心中有杆秤，知道饭碗里面的“肉”是毛主席-周总理执政时“怀的孕”，骂的是继承人改变了“娘”的路线，颠覆性地标新立异，会犯大错误、导致极大不公平。因为人民长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文革让人们浸润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人们才敢骂；也仅仅是骂，人们并不知道要颠覆到什么程度。骂声铺天盖地，如果这个时候当权派以及他们依靠的专家、智囊，能够有毛主席、周总理的胸怀和群众观点，能够听取广大干部群众的不同意见，进行反思、调整，而不是通过诽谤、污蔑、丑化毛泽东时代来反衬他们的高明，来维持他们的一意孤行，社会阴暗面不会恶化到现在这样，真正的积重难返。　　

看得出来，我们党内的正义力量，人民群众中的正义力量，愿意正视历史，说出真话，研究历史，吸取教训，反省并纠正错误。相信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会好的，面包会有的”。代表我们社会本质正义的是，“新三民主义”、反腐、“网络文革”、打黑、“辉煌六十年”、“钱学森现象”，以及如实反映60年代北京姑娘一个人趴货车、安全到达“遥远的地方”保卫边疆等电影现象。　　

【如果有人写文批判我的文章，在别的地方发表，则请附上我的全文，不要断章取义。跟帖例外，欢迎批评、修正。正如有网友在我的《亲历“文革”者回忆》文章跟帖批评的，我是文革的旁观者。不过，旁观者清嘛；如果来兴趣，我可能接着再写点认识和思考。】


转自 乌有之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