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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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凿穿底的小船

　　我把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并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省委。此后我过了几个月不斗不批﹑读书学习﹑教育子女、一日三餐的安宁生活。但这种相对安宁的生活，被一次省委的谈话打破。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省委常委刘廉民﹑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钧杰﹑省直党委书记陈云亭﹑省工交办主任卢荣景﹑省电子局党组书记腾野翔，还有两位女同志作记录。在省委北楼某个会议室共同找我谈话，真可谓“四堂会审”。　　

　　刘廉民主持会议。他开始说，今天请梁守福同志来，是传达省委八月二十三日晚的有关会议精神。省委常委认为：“经审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组织上和“四人帮”没有任何联系；同宋佩章﹑郭宏杰﹑吴从树﹑李定山，也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参与指挥任何武斗事件。但你作为主要头头，应负领导责任。梁守福同志的问题，是积极执行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执行也是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因此，省委决定你到淮南劳动一个时期。要带临时组织关系，好好过组织生活。我已同淮南市组织部联系过了，他们把你安排在淮南化肥厂仪表车间。他们很欢迎你到淮南去，并已同淮南化肥厂联系过了。梁守福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服从省委决议。但有两点要求：第一点，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留在省无线电厂劳动？因为去年我已在厂里劳动一段时间。如果到淮南去劳动，家里有一定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第二点，我希望省委给我做个正式结论。免得以后再来运动，老翻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旧账。”　　

　　刘廉民先回答我的第二个要求。刘说：“要不要做结论，看你到淮南劳动锻炼的情况。劳动锻炼得好，也可以不作结论。”对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刘说：“我把你的要求向省委常委反映。”接着又改口说：“对梁守福同志提出继续在合肥劳动锻炼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在这里讨论一下？”会议沉默一会，陈云亭发言说：“梁守福在合肥熟人太多，影响又大，干扰也大。到淮南去对他劳动锻炼有好处。”会上没有人对陈云亭的意见发表看法，等于默认了。　　

　　这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钧杰发言了。他说：“我原来不在安徽工作，来安徽后，不少老同志向我谈到过你。认为你年纪轻，身体好，有能力，又懂业务。你相信党还是会用你的。你先到淮南劳动一段时间，结论的问题，刘廉民同志已经说过了，可做可不做。看你锻炼的情况再说。”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要求在合肥劳动锻炼是行不通。最后表态说：“我服从省委决定，到淮南劳动锻炼，但我不想到淮南化肥厂，我不是学化工的，对化肥不懂。我是学无线电技术的，最好到无线电厂劳动锻炼。这样可以发挥我的一技之长，给党多做点贡献。”这次刘廉民再一次做我的工作，他说：“淮南化肥厂条件好，宿舍﹑生活﹑工作，都给你安排好了，厂党委还为你专门开了会。你的工作，安排在仪表车间，不给你安排夜班”。但我坚持到无线电厂去，最后，省委同意我的要求，到淮南无线电三厂劳动锻炼。　　

　　我大约九月中旬，到淮南无线电厂劳动锻炼的。但由于工厂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去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无线电厂通过努力，将厂工会办公室搬空给我住。临时从值班室给我搞一张床。他们七手八脚把一个大约十平米的房间给我收拾好，我放下了自己简单的行囊。　　

　　天黑了，工人们都已下班回家。我不是回家，而是离家到淮南来劳动锻炼。人去楼空，在这座新建好不久的大楼里，只剩下我孤寂一人，面对四壁，感触尤深。两年前，这里还是乱草丛生，孤伶伶地立着一座被市邮电局废弃的半截楼。是我去阜阳路过此地时，与淮南市共同商量在这里建设淮南电子工业基地。省电子局拨一半款，拨材料计划，余下的由淮南市自行解决。大楼建成了，轮到我一人居住加看守，自得其所。　　

　　天黑了，人离去，再也没有人与我分享蚊子的叮咬。到淮南市已是九月中旬，自以为天气渐冷，淮南不应再有许多蚊子，没带蚊帐。当我躺下准备睡觉时，灯一灭，蚊子又善长暗中活动，于是房间里很快钻满蚊子，无法入睡。开灯一看，墙上爬满蚊虫，看起来肉麻。于是我和蚊子的一场战斗开始了。我用脱下的上衣，向墙上扑打。衣软而皱褶多，打不死蚊子，蚊子只是被赶得飞起来而已，但也有效。既然蚊子喜暗怕亮，灯亮了，它们又被赶起，匆匆忙忙又从窗子向茫茫的夜空飞去。第一场人与蚊子的战争结束了，我取得暂时性的胜利。我要保住来之不易的成果，关好门窗。由于门和墙都是临时用纸板隔的，缝隙太多。我用报纸一点一点地将缝隙塞死，认为蚊子再也进不来，再将灯关掉睡觉。不料时隔不久，蚊子又在耳边叫起来。这次不想再驱赶它们，自知无用。我用上衣将头蒙起，把自己关在一个更小的壳体内，抵御蚊虫的侵扰，求得暂时的安宁。但又觉得呼吸困难，再掀开一个小口，延口残喘，但仍不凑效，蚊子又从这个小孔钻进来。只好再将灯打开，坐起等待天亮。没想到有了意外收获，日光灯成了驱蚊工具。在日光灯的驱赶下，第一批“先锋队”渐渐离去，也没有后续大军入室，我得到暂时的喘息，在朦胧中睡去。这要感谢那位发明日光灯的人，他发明的日光灯，不仅可以驱走黑暗，而且还可以驱走爱在暗中活动的蚊虫。我在日光灯的照耀下，度过到淮南后的第一个黑夜。　　

　　淮南无线电总厂，将我分配到无线电三厂劳动。在那里青年工人都称我是师傅。我当师傅实在有愧，拿电烙铁不如一名熟练的女工；搞调试不如一名技工。讲无线电基础理论，我强于他们。所以有关技术上﹑工艺上遇到的理论问题，他们常来问我。在调试中出现的具体故障，我又常请教他们。我和工人互学互长，还是进步不少。　　

　　只是，每天下晚班后，或遇星期天，我一人孤独的日子比较难过。那时交通不便，每周休息一天，又不可常回家看看。为了消磨这些多余的时光，除学习些专业知识外，又重新学习英语。我们这代大学生，都是在向苏联一边倒时学习外语的，所以绝大多数学的都是俄语。我的一点英语知识，还是大学时期的那位女朋友鼓励我自学的。多年不用，剩下的仅有二十六个英语字母和简单的读音规则。坚持学习，总有收获。几个月下来，借助工具书，可以笔译专业书籍。我试着译了美国田纳西大学帕顿教授所著的《现代通信系统原理》。后来给业内人士看一看，得到鼓励，认为语言组织不错。没想到这一额外的收获，却帮助我一家人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我的艰难确实是一家人吃饭穿衣的问题，这是后话。　　

　　除了学习英语外，我很早的时候，就喜欢中国古诗词。但我学的不是文学，而是无线电技术。所以谈诗词只是业余爱好，学的似懂非懂。对诗词中的音﹑韵﹑格﹑律，一窍不通。但内心的孤寂﹑迷茫也能以习作的方式由感而发，聊以自慰，还可消磨难熬的时光，一举几得，也算是一种收获吧！至少它们可以记录我这一段时日的真情实感。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凭窗远眺，雁阵南翔。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随吟一首《蝶恋花》词，寄托我对天各一方亲人的思恋。　　

　　久凭小窗望天际，远山断目，秋风吹落碧。　　

　　枯草衰杨残照里，野处几缕孤烟细。　　

　　苍穹万里连思绪，飞鸿不驻，家音归无计。　　

　　欲上白云书片语，随风遥寄离人意。　　

　　我常以这样的小词，小诗陈述这段经历的情怀。不管写得好与坏，这是我自己的，属于我的情感世界。本不想公诸于世，但为了回答我是谁？还是从中找出一点供读者指点与体味。　　

　　尽管心理上的时间坐标与地球环日旋转的物理时间坐标可能大相径庭，但时间总是按季节流逝，秋去冬来不可逆转。在日忙夜孤独的时间轴上，已指到隆冬季节。本来供蚊子自由出入的缝隙，冬天又成了无孔不入寒风的通道。室内也常常结冰。尽管妻子将家里唯一的一条毛毯托人带给我，同时还带来两瓶烧酒和四川产的怪味豆，让我饮酒取暖，抵御寒冷。但这些东西只可以暂时抵御皮肉之寒，并不能抵御独守数千平米厂房带来的心灵之寒。于是我常带酒﹑带怪味豆到守门的刘师傅处，共同饮酒，以排遣心中的寒冷与孤独。每每踏雪而归，寒风透骨。我真不知自己竟成了二十世纪的林冲。有时我也不带酒到门卫，而是带书。因为门卫房内有个大炉子，很暖和。可以一面取暖，一面看书，也常和刘师傅叙家常。他也是阜阳地区的人，谈起来话题多，容易相通。偶尔他也让我吃他的夜班饭，我也不客气。久而久之，我们成了知己。一九八零年的元月，尽管天气寒冷，但有刘师傅的热心和他的大炉子，总算比林冲的境遇好得多。既没有草料场的大火，也没有陆谦的暗算。虽别妻千里，但音书未断。偶而还可以乘火车回合肥，看看妻子儿女。这也是林冲无法比拟的，这要归功于人类科学的进步。　　

　　严冬已过，春暖花开。一九八0年的春天，能否给我带来好运？只有天知道。省委和我谈话时，要我带党的临时组织关系，但省电子局机关党支部开出来的不是临时介绍信，而是正式介绍信。来时省委也没有让我带工资关系，但以后省电子局将我的工资关系也转到淮南。我不知道谁在欺骗！这样，我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淮南市普通职工和普通党员。劳动一段时间中的“一段”二字，也变成了无期限，我就变成了两地都管，两地都不管的人。好事都不管，例如，调整工资，省电子局不管，说我的工资关系在淮南，应在淮南调。淮南无线电三厂认为我是省委放下来改造的，早晚会离开三厂，就将淮南市给我的调资指标给了别人，连续两次调整工资都没有我的份。这样的问题，我向谁申诉？只有问苍天。大学毕业十四年，工资只有五十三元钱。妻子工资四十三元，加起来九十六元。四口之家，分居两地，为了省钱，为了团圆，妻子只好利用女儿放暑假，带着锅﹑碗﹑瓢﹑勺﹑澡盆；带着儿女来到淮南。与我同甘苦，共患难，过一个令人难忘的夏天。　　

　　第一件事是如何战高温。八〇年的夏天，有段时间特别热，我住的房子是东头开窗，早晨五点多种火辣辣的太阳，就开始烘烤十多平米的房间，到上午八点多钟，室内温度可达三十几度。为了遮避阳光，只好用我的床单变成窗帘。一大早就要把它挂在窗子上，减少阳光直射，让两个孩子多睡一会。早饭后，也能让女儿不在阳光下做暑假作业。直到中午，才能将窗帘取下，下午成了一天最好过的时光。　　

　　由于住的是临时房子，当然不可能有厨房和卫生设施，只有用一只煤油炉为一家人烧饭吃。这是妻子的任务，买菜﹑烧饭都由她管。住在城里的人，是没有供应煤油计划的，于是我就委托青年工人从乡下买，解决燃料问题。用一只旧仪器包装箱做灶台，一张课桌当餐桌。洗﹑涮要到几十米以外的公共厕所去。　　

　　白天的日子还算好过，真正难熬的还是晚上。首先是洗澡难，我可以到公共厕所用冷水冲，妻和女儿不行。他们要用热水，煤油炉生产的热水太少﹑太慢。我只好用盆到公共热水炉打水。洗澡水无处倒，只好泼在走廊里，还可以降温。晚上十点钟前，一家人可以躲在调试车间里。因为我每天晚上，要编制新产品的装配和调试工艺，房里为我们配一台电扇。十点钟以后，要回去睡觉，睡觉又成了最痛苦的事。两张小单人床，四个人挤在两张小床上，冬天可以，夏天是不行的。两个孩子睡在地上，因为夏天要开窗﹑开门睡觉，尽管开着灯，也不是所有蚊子都怕日光灯。好像夏季蚊子比秋季蚊子更勇敢，依然我行我素，照样在日光灯下飞来飞去。由于日光灯对蚊虫驱赶作用不大，我们只好用扇子不停地给孩子赶蚊子，反正我平时夜间睡眠也不好。少睡点，为孩子作牺牲吧！　　

　　第二件事，是与痱子作斗争。八0年儿子才刚满四岁，他生来怕热，晚上睡不好，老要洗澡。天太热，用冷水一冲弄了一身痱子。尤其是头部的，特大﹑特多，有的开始化脓。我只好带孩子到厂卫生所，请“医生”给点紫药水抹一抹。因为我知道紫药水，有吸水和消毒作用。结果“医生”不给，说我不是厂里职工，小孩不享受劳保待遇。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要厂长批。我只好找厂长批一小瓶紫药水。由于当时离市区远，否则到药店买一瓶，也只要几角钱。　　

　　用紫药水一抹，痱子很快消去。但孩子头上的紫药水，并不会立即消失。汗水一洗，弄得满头紫色，他成了紫头小孩。也许厂长实在看不下去，也许是工人有反应，厂长决定将调试车间的电扇晚上借给我用，白天带回车间。但我的房子里，没有一个插座，有电扇也不能用。　　

　　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没有觉有什么了不得，妻子有下放农村的经历，这段经历洗去她干部子女身上的娇气。我本来就是淮北农村的，流浪中成长，并没有觉得太苦。两个孩子较小，虽然女儿大些，幼儿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孩子的可塑性大，让孩子小时候吃点苦头，他们会终身受益。正是这段痛苦的经历，锻炼了他们远飞的翅膀。有了这样的精神基础，一家人在一起，也是其乐融融。星期天，带孩子到湖边游玩；到淮河大堤观看滚滚不息的淮河大水；有时也带孩子做些智力游戏。有时我们也领着孩子，到田家庵的马路上散步。当时的马路的确可用脏﹑乱﹑差，来形容。但我四岁的儿子没有这样说。他说：“马路上是猪﹑马﹑牛﹑羊﹑人，同行。”这个话不像出自四岁孩子之口，我们谁都没想到，他描述的不是现象，而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听到孩子的概括，我和妻子一阵窃喜。因为人活着总是为了未来。而未来正是属于孩子的。我们也经常在晚饭后，到田间散步。让孩子闻到稻花的芬芳，泥土的芳香和稻田池塘里的蛙鸣，观看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回家后，总是要启发九岁的女儿写一篇观察日记。我们在淮南的日子，应该说相当艰难，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多么痛苦。春天里也会有落叶，逆境中也会发出快乐的笑声。　　

　　孩子两个月的暑假很快结束了。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又回到合肥。由于受到我的珠连，妻子被迫停止工作，在家抚育孩子。什么事都有两面性，失之官职，得之子女。由于两个孩子从小就得到父母在精神上的关爱，有了较好的做人和学习的基础。所以，在以后的学习岁月里，我们并没有在物质上花太多的力气。　　

　　孩子走后，我住的小屋里少了欢声笑语，又重新回到一人世界里。有时也会一个人漫步至淮河水边，观看淮河的秋水。偶尔会发现远方飘来的断枝败叶，在河边回流的漩涡里时浮时沉。这一自然景象，触动我久久积攒的心事，随作诗一首：　　

　　树添秋色花减容，落叶浮沉乱流中。　　

　　风来空穴吹破帽，虫起荒坟断草生。　　

　　立马长啸感旧事，枕靴短歌哭残缨。　　

　　饮墨自是心先老，不惑已成白发翁。　　

　　吟诗可排解﹑可宣泄﹑可慰籍，但不能代替我的技术活。经过几个月的苦干，终于在八零年的秋季，将安装调试工艺的资料编写完毕。而且新仪器按照我编写的资料组装后一次调试成功。新产品诞生了，但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大约八〇年十一月下旬，吃过晚饭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感到嘴里粘呼呼的，并有股血腥味。我赶紧在走廊里吐两口。由于光线较暗看不清楚，不知是血还是别的什么。赶快回到宿舍，又吐几口，在日光灯下看清楚了，是鲜红的血。我不敢再吐下去，躺在床上休息。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从床上爬起来。这时只是感到胃里不舒服，但鲜血不再吐。第二天，我不得不向厂长说明情况，不知厂长是出于关心，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他又到现场做了实地考察，这才允许我回合肥检查身体。由于刚吐过血，不能马上做钡餐透视，必须等病情稳定后再做。我只好在家休息等待。后经检查，犯有严重胃炎。吐血是因为坚硬食物将食道毛细血管划破所致。医生出据，要我休息三个月。　　

　　因为我需要较长时间在家休息，怕省委说我不请假擅自逃回合肥，对抗省委决定，抗拒劳动改造。所以，我向省委组织部写了专题报告，说明情况，需要在家休息。报告由我亲自送给组织部长史钧杰。在史钧杰的同意下，留在合肥养病。在我请假时，史还以关心的口气说：“有病要治，住院有困难组织部出面帮助安排。”我顺便又提起结论问题，史说：“不要急，冷冷再说，如果你急着要工作，可以考虑在淮南安排适当工作。”由于我不想再搞政治，只想回合肥与家人团聚。我要求回合肥，搞一般技术工作。史告诉我：“回合肥暂时有困难，等一等再说。”我能理解史的讲话，因为在我前后，接二连三地下去二十三位副厅级以上的年轻干部，动了我，其余的在下面留不住。　　

　　身体有时也会像政治一样与人作对，胃病未好，左侧的疝气日益加重。给行动带来不便，只得住院治疗。手术后，又要卧床休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生病，三个月的假期已到，按规定应该上班。但胃病未好，不能吃饭，只得休假。按厂方规定，病假超过三个月，要扣发工资。工厂还算照顾我，没有扣发。但到八一年五月份，左臂的尺神经从肘关节的鹰嘴沟里滑出，造成左臂不能弯曲。弯曲时肘关节的骨头刺激尺神经，使左手小指和无名指麻木。医生认为只有手术解决。虽然手术不大，但难度不低。是省立医院骨科主任主刀手术。这样又要较长时间休息，虽然每次手术后，都给省委写了请假报告，但时过半年，工厂再也无法照顾我。只好按劳保工资（即原工资的60%）发给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家无积蓄，我下台时，妻子告诉我，存折上只有二元五角。扣发工资，使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困难面前，我是带病去淮南继续劳动改造，还是留在合肥，一面休息，一面再想别的办法？成了摆在我们一家人面前的问题。　　

　　妻子坚决不让我回淮南。她的理由是：一是不要做官，无所谓劳动表现好坏；二是孩子越来越大，不能没有父亲教育；三是回淮南多十几块钱，两地生活开支也大，不划算；四是天无绝人之路，总能想到办法，于是我们为吃饭，穿衣而挣扎的日子开始了。　　

　　我的工资被扣发后，全家收入不足九十元。平均每人生活费用不足二十五元，尽管当时生活水平很低，但扣除房租﹑水电等固定费用，每人每月的生活费用不足二十元。经济很困难。大人犹可忍，但两个孩子还正在长身体﹑长知识，不能受太大的委屈。穿衣可以差一点，但吃饭要保证基本营养。在我们的生活计划里，首先考虑到的是节流。我找来一本存放多年的老菜谱，学习烹饪技术，做到蔬菜好吃，“巧妇可做少米之炊”；到安纺买零布头给孩子做衣服，我们尽量穿旧衣服。时值改革初期，物价波动大，单靠节流已不能解决问题，为了生存，还得开源。我处在被审查阶段，不能做任何事情，只能呆在家里做内务。抛头露面找“源”的事情，自然落到妻子身上。她利用节假日，和同学一起到学校推销气球；帮出版社推销书籍；从团市委揽来一批加工红领巾的任务。我在家里用她陪嫁的电动缝纫机干起红领巾加工工作。尽管加工费很低，收入也很微薄，但有总比没有好。除掉搞点外加工外，我还在阳台上办起“养鸡场”。这个“养鸡场”实在太小，最多时也只养过四只鸡。我也算是个养鸡能手，四只鸡生下的蛋，一家人吃不掉。于是我又处理掉两只，剩下两只鸡生的蛋，也足够两个孩子用。有一只大花母鸡，连续多日每天生下两只蛋，生下过一只最大的蛋，居然有一百三十克。采取这么多的措施，也只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这时我真的想到，一分钱可逼死英雄汉的道理。　　

　　古人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我的困境引起朋友们的注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一位比较精通英语的朋友（时任“八·二七”副政委的吴波），翻看我翻译的《现代通信原理》。他觉得我对英译汉的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好，他就想办法从外面找点付费的英译汉的资料给我，译后他帮助修改，将翻译费全部给我。有一次他说：“你的困难，我和几个朋友都知道，虽然大家都不富裕，凑几个钱接济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我们认为这条路行不同，你老梁决不会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钱。给你找点事情做做，你拿钱就会觉得心里好受些”。　　

　　小译文做几次，水平有提高。开始翻译校对大型工程项目的图文资料。安徽宁国水泥厂的电子自动控制部分，基本都是我翻译和校对的，累积起来上百万字。收入从几十元一次，到几百元一次，后来到上千元一次，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这时女儿已经上初中，我第一次带着她到自由市场让她自己挑一件喜欢的衣服，儿子也给外人讲：“我家有钱了，晚上可以吃到炒菜了。” 　　

　　但对近万元的翻译费，我想到的不只是给女儿买件衣服，给儿子吃点炒菜。我想到的是办一所免费的“创造发明学校”。为此，我还给时任省长的王郁昭写份报告，极言办学校的必要性，希望省政府能给予支持。王郁昭认为此建议很好，就将此信批给时任副省长的王厚宏，因为王厚宏分管文教。但信终究石沉大海，后我让妻子找过王厚宏，秘书说：“王副省长看信是梁写的，不敢具体落实，压下来了。”　　

　　一九八0年，万里调离安徽后，省委第一书记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我被压在“五行山”下，无人管﹑无人问。别人可以不关心我的死活，但自己不能不关心。我让妻子先去找王郁昭，王郁昭让我写一份报告直接送给他。我写好报告，在妻子陪同下，直接到王郁昭家。王听说我的结论至今未做，感到很吃惊。王说：“郭宏杰的结论都做过了，你怎么还没做？我将你的报告同黄璜同志（时任省委书记）商量一下，尽快给你解决。”　　

　　就在我给省委写报告不久，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张某某到我家，告诉我专案审查已经结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错误。我们调查到哪里，哪里都为你说好话。在写你的结论时，虽然也有争论，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由你个人负责的，因此结论材料和结论都比较简短。给你的结论是这样几句话。：“经审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属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免予处分，建议省委组织部分配一般工作。”张又说：“这个结论拿给孟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孟家芹）审批时，孟说，‘分配一般工作要改掉，应写成建议省委组织部分配适当工作。我们是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对人的处理，应视犯错误的事实而定，不能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定。对人的处理意见一定要与错误事实相符。我们不是对一时的政策负责，而是要对历史负责’。专案组根据孟家芹的指示原则，将结论改为：经审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属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免予处分。建议省委组织部分配适当工作。孟书记对这个结论立即签了字。并以省纪委的名义上报省委常委。”　　

　　我和王郁昭谈话后几天，去找黄璜。黄璜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你给王省长和我的信，郁昭同志给我了。我们已商量过，很快给你解决。省纪委的审查结论报告常委们也传阅了，我想利用开常委会议时，穿插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不要单独开常委会讨论你的问题。并问我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回工大或别的什么学校教书。学校如果不能去，到一般研究机构整理资料也行”。　　

　　一九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会上陈云提出全国清查不彻底问题，他的两句话，比小人物讲一万句还顶用。于是，在全国又掀起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次是逆向地整党内﹑党外的造反派，我当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于是，安徽省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对我做出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决定。这个内容在《安徽日报》刊登之前，省委还派人找我核对名字，我到底是叫梁守福还是叫梁守富。他们搞不清，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我档案里的名字是哪个，你们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吗？”他们说：“再调档案查来不及了，明天就要见报”。我说：“既然你们如此仓促，连我的档案都没看过就给我下结论，我看你们也是奉命办事，我就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叫梁守福，是幸福的福，不是富贵的富。”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读者，前面我说过，我的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都已转到淮南，我是淮南市的一名普通党员和普通职工。结果对我的组织处理决定是由省电子工业局党组做出的，与当时党章的要求是否符合？　　

　　另外，我当时还是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未换届，又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就罢免了。　　

　　一九八四年的元月二十一日，我和三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起上了《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我被开除党籍的规格上升了，与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平起平坐。　　

　　后来，听说胡耀邦对安徽处理这件事情的做法十分生气，并指示以后类似的问题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得擅自见报。也就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省市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对某些人说是十年，而对我来说，整整进行了十八年。我想用一首诗总结我的前半生，也是结束本书。　　

　　万紫千红一镜中，阴晴圆缺树轮重。　　

　　昨日童颜向春貌，今朝华发对秋风。　　

　　画图不识众神面，讴歌难吐满腔情。　　

　　耄耋应归南山下，  煮海种豆类逝翁。　　

　　我现在虽未到耄耋之年，但已住在合肥市大蜀山下的“梦园”里，把“梦圆”倒过来就是圆梦。写此书就算圆我这个还活着说话人的梦吧！因为活人总得做梦。此书也是为纪念“八·二七”事件发生四十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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