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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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康生为我撑船　　

康生是中共中央的大人物，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是个小人物。大人物为什么会给一个小人物撑船呢？首先，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我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名普通的红卫兵，但我们都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同一条船上。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原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在静水里，船如果要前进，就要有一种与船前进方向相反的撑力。撑力越大，前进的速度也越大。更何况乱流之舟，它需要更复杂的反作用力方可前进。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安徽乃至全国有一点知名度，也是康生的反作用力把我推上去的。 　　

一． 从仰慕到鄙视  　　

对于一个还没有走出学校大门，更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青年学生来说，我一直认为中央领导人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大的，思想水平都是高的。特别是康生，很早就听说，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中苏论战的大文章，大部分都是在他主持下写出的，心里更有几分特殊的敬意。文革前，我见到最高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就是陈毅副总理。他的讲演让我热血沸腾，为祖国的富强，我愿肝脑涂地。对陈毅也只是远距离地听他讲演，说不上近距离的心灵对话。以后虽然与李葆华等省委领导人有过多次接触，由于处于观点对立状态，也说不上有什么平等的对话。文革初，他们对我们不平等。省委瘫痪后，我们对他们不平等。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间，以康生为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负责解决安徽问题。前面的几次接见，我因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听说前两次，主要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接见王中﹑李胜利﹑曹再凤态度很好。从汇报情况看，康生﹑王力﹑关锋对“一.二六”夺权还是基本肯定的。但当他们听到反夺权的不同意见后，对代表团成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经常是大声喝斥“G”派代表（夺权派称“一·二六”夺权好极了，所以叫“G”派），不准发言，认为“G”派代表的话都在欺骗他们。前几次接见，我不在现场，无法谈印象。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接见我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也在。当“P”派个别代表（反夺权派称“一·二六”夺权好个屁，所以叫“P”派），在发言中有明显不实之词时，康生也不准“G”派代表澄清。例如，程明远发言中说“一·二六”夺权是假夺权；“八·二七”和李葆华有“君子协定”，省委是“和平让权”；“李葆华用三万块钱把梁守福收买了”等等。当李文安站起来要发言澄清事实时，康生拍着桌子不让李文安讲话，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声呵斥李文安：“你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要听你的发言！不接受你的检讨！”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在我面前这样大声叫喊的就是我心中仰慕已久的无产阶级大理论家，无产阶级大革命家。当时我不敢将他大吼时的形象与电影里的什么坏人形象作对比。再看关锋，他的烟瘾特别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停。只要“G”派代表一发言，他就紧锁眉头，瞪着两只眼睛看你，表现出一种完全不相信的神态。他人干瘦，两撮鼻毛露在鼻孔外面大约有一厘米长，被烟油粘在一起，象在鼻孔里插了两只竹签。康生只要一坐下，就将两只鞋子脱掉，光着脚踩在地毯上。王力倒像个白面书生，话不多，但在接见会场以外，却不止一次说“一.二六”是假夺权。 　　

也许印象在一个政治家看来不算什么，但对一个还带有稚气的年轻学生来说，可能很重要。因为原有的“神圣”想象一下消失了；原有的崇敬可能一下变成潜意识中的鄙视。这种鄙视，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它就会慢慢地成长。从潜藏在心灵深处不自觉的意识，成长为显现的社会行为。我就是一个典型。 　　

    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是来自对《九条》的不满，对《九条》的不满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下面我把一九六八年写的“认罪书”中的有关段落摘抄于后： 　　

    （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 　　

    就是在“一·二六”夺权快要被否定的时候，这时，我就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记得大约在去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和张来信同志（八·二七合师院纵队长）在原来李凡夫的住处（李凡夫因被李葆华点名批判后，搬出原住处，其房一直空着）闲谈心。张问我：“你对这次谈判前途估计如何？”我说：“看来承认‘一·二六’夺权不可能了，弄不好是程明远﹑刘秀山上台。”张说：“他们上台，我们就准备成反革命，即使实行军管，我也不干了，军管也只是个缓兵之计。”我说：“军管我也不干了”。 接着张来信就谈到全国夺权情况，他也提到山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问题；重大“八·一五”的问题，说他们现在很消极。张问：“你看这种思想不解决，十年﹑二十年，毛主席百年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我说：“这些人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等主席去世后，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活动能量大，将来一分配，全国各地都有，这些人就成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的定时炸弹。”　　

    到北京后，（指三月的北京谈判），根据其他同志介绍的情况看，认为“一·二六”夺权肯定要被否定，刘秀山﹑程明远上台的可能性很大。有一天，有胡昭复，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学在一起闲谈，胡昭复也谈到重大“八·一五”，他说，现在重大“八·一五”搞的男同学到酒馆喝酒，女同学到茶馆喝茶。他一讲到这里，我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来前和张来信的谈话。于是我就感慨地说：“我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不少定时炸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毛主席去世后，这些人会不会再起来干？那时社会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六七年的七月，我不只是把自己的困惑用语言来表达。而是发展到给陈佰达﹑江青写信表达这些困惑。我再把同一份“认罪书”的有关段落摘抄于后： 　　

我在给陈佰达﹑江青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个思想，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建议中央处理问题时，能从三十年以后看效果，特别是处理群众问题上，不能给运动留下后遗症。弄不好，将来社会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八月初，我出于对“七·二〇”事件处理的极度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困惑也发展到了顶峰。我斗胆给毛主席﹑周恩来写信阐述我的看法。下面我把另一份“斗私﹑批修”检查里的有关文字摘抄于后： 　　

“去年是刘少奇﹑邓小平背着你抛出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被打下去，今年的一月革命风暴，又是你点起的，二月、三月形势大好。但从四月以后，全国的夺权就变得冷冷清清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武斗，一场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被打了下去。去年六﹑七月份是群众斗群众，其行式是文斗；今年的六﹑七月份，仍然是群众斗群众，其行式是武斗。与去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对照，我怀疑在你身边，还有未被挖出来的刘邓。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篡夺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背着你又抛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在同一封信里，我对许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也提出了看法： 　　

现在，把许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例如：江西省的“大无联”﹑湖北省的“百万雄师”﹑四川省的“产业军”。这都是上百万人的群众组织，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同情者﹑支持者，恐怕上亿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其实，在这封信里，既反映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极度不满，也是担心安徽省的“G”派组织，会被康生﹑王力﹑关锋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 　　

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必然引起对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极度不满，我在“认罪书”里的第二大罪过就是反对中央的《九条》决定。现抄录于后： 　　

（二）疯狂地反对《九条》　　

1.《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产物，不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 　　

2. 支持兵团调查组收集《九条》的黑材料。当时兵团调查组，在收集《九条》下达后的生产情况；老保翻天的情况；牛鬼蛇神出笼的情况等。我是知道的，我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因为这样做，对我有用处，我想利用这些材料证明《九条》是不符合安徽实际情况的。以此来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改变原来的态度，承认《九条》是错误的。 　　

3. 错误地认为《九条》仅仅是一种策略，有意暴露敌人的。我在许多报告中，都这样说过：《九条》下达后，形势大好，许多牛鬼蛇神度纷纷出笼，这也是一件大好事。 　　

4. 在许多场合下，恶毒攻击《九条》。 　　

（1）去年六月，有同学对《九条》发牢骚。我说发牢骚有什么用？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权，只要我们将来有了权，权是在我们手里，管它《九条》﹑十条，那只是历史资料中的一页。 　　

（2）去年七月七日，在一次全体战斗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我含沙射影地攻击《九条》说：“今天是七月七日，刘秀山开个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为他吹捧叫好的，（因为刘秀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被李葆华点名批判的）明天是七月八号了，是《十六条》下达十一个周月。《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我们是靠《十六条》起家的，我们对《十六条》感情最深。最近一个时期，宣传《十六条》的少了。明天，我们开一个记念《十六条》下达十一个月的大会。通过这个大会，掀起一个宣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的新高潮。” 　　

（3）去年七月十六日晚，在省军区小礼堂的会议上，我说：“通过《九条》下达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九条》不是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的，是不符合安徽实际的。所以《九条》下达后，生产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武斗使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阶级阵线不是清晰了，而是更乱了。《九条》不仅影响了安徽，而且影响了全国，现在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牛鬼蛇神为什么这么猖狂？就是由于《九条》的先天不足引起的。《九条》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是听了左派的话，而是听了程明远等叛徒的话。所以，它不可能是支持左派的，而只能为牛鬼蛇神利用。你们军管会有什么权？军管会的权又被《九条》剥夺了。你们有一点权的话，也是我们给你们的。”接着我又说：“我要是钱钧，我就不干了，我不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主任。” 　　

按照我当时的思想逻辑，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开始，引伸到对《九条》的抵触情绪，认为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于《九条》引起的。进而发展到对参与制定《九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不满。为首的自然是康生。除了前面所说的印象外，我的确有不少攻击康生、王力﹑关锋的言论和行动。　　

我支持“专揪王力战斗队”炮打康生﹑王力和关锋。 　　

1.    大约六七年的七月份，工大的李家鹏等人想整康生的材料找到我，要我给他们提供第一次北京谈判时，康生等人是如何压制“G”派代表发言。我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份书面材料，而且要李家鹏去找李胜利和李文安核对一下。　　

2.    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合工大的宋某﹑范某在东天桥下的马路上碰到我。他们说：“在合肥干不下去了，想到北京去看看”。我问他们到北京干什么？他们说，想到北京看看王力能不能搞。我答应他们可以去看看动向，能搞就高，不能搞千万不要乱干。 　　

3.    六七年七月份，合工大“红联会”的几个成员找到我，说他们到北京找王力辩论，我也是同意的，并答应给他们一点钱。 　　

我在背后不止一次地说过，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要轰康生。 　　

我同李文安闲谈时说过：“康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整了这么多人，我看不要等下次文化大革命就有人搞他。”　　

我不仅在闲谈时常说攻击康生的话，后来发展到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也把发言的矛头对着康生。六七年七月十六日，严光在省军区召集“八·二七”兵团和“工联会”的头头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严光主要是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然后对我们做些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仅公开发泄对《九条》的不满，而且公开批评康生：“我看康生就是没有被挖出来的刘邓，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轰他。就是他弄个《九条》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的，反革命搞个造反组织，杀人也是革命的。就是《九条》下达后，全国各地都搞成两大派，反正搞武斗也是革命的，哪个不敢搞。” 　　

    我不仅在一些小型的会议上把讲话矛头对准康生，而且在一些大型会议上，也公开向康生挑战。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我在工大全体“八·二七”战士大会说：“我怀疑在毛主席身边还有没挖出来的定时炸弹。就是这些人背着毛主席又抛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只要我们能坚持到七月底不大打，我相信在八月份，毛主席一定会拿出决策来，转变这种局面。（以上言论也是摘自“认罪书”） 　　

    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第二次赴京谈判代表团已经到达北京。为了接受第一次谈判准备不充分的教训，“G”派代表准备了两麻袋辩论材料。就这样我还是不放心，又专程赶到北京。一方面是给代表团鼓劲；另一方面也到七机部招待所看看老干部，问计于他们。 　　

    到北京后，形势对“G”派不利，因为严光离开了军管会，受到中央的批评。安徽省军管会的工作由十二军负责，这说明军区支左有错误。另外，“P”派的情报人员，将我历次骂康生的话整理成材料，这份材料我在合肥也看到过。而且我讲话的录音在合肥也听到过，我总认为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对错误的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应该抵制。我认为自己是搞阳谋，是在抵制错误领导，怕什么。所以在北京时，代表团希望我主动向康生认错，写个检查，在康生接见时送给他。由于我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就愤愤地说：“我有什么错误要检讨的？二十年以后看，是他对，还是我对？” 　　

二 . 最后的枪声 　　

就是我在北京期间，合肥又发生了一起武斗事件。起因是什么我全然不知。但从武斗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可以判断是“G”派打了“P”派。　　

时间是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天就是“八·二七”事件发生一周年，也是安徽实际意义上的“造反”开始，“八·二七”兵团肯定要纪念一番。地点发生在小东门的铁委大楼，这是“工联会”的总部，这里同样住有武装人员。我得知八月二十六日发生武斗，我断定是“P” 武斗人员吃了亏，这对北京谈判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我终止在北京的活动，于八月二十八日乘飞机赶回合肥。　　

回合肥后，我就协助十二军某团副政委张某某，对这次武斗事件进行调查。总司顾问团的彭宗珠也参加了。从铁委大楼留下的弹痕，可以判断当时是武斗人员的相互射击，只是“G”派人员占有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造成“P”派两死两伤，这可能是“P”派武斗以来，伤亡最重的一次。但张某某认定责任在“G”派一方，这样“G”派就不服气，认为“G”派武斗以来，被“P”派打死十几个人，没有谁明确责任在哪一方，特别是八月八日的武斗事件，“G”派被打死九名师生，而且还有四人受伤，这完全是“P”派“红卫军”主动进攻的，是十二军现场制止的，也没有让“P”派承担什么责任。这一次武斗，本是双方互射造成伤亡，“G”派责任大些是事实，但认为责任完全由“G”派承担有失公正。不符合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就认为张是支“P”压“G”。在召开责任认定会时，我和曹再凤一气之下，不去参加。这就是我和曹再凤反对十二军的唯一事实。也是康生在“九五”讲话中责令“曹再凤同志，梁守福同志对6408部队的态度是错误的，应当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应当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向广大群众公开检讨”的原因。 　　

在协助十二军处理八月二十六日武斗事件的同时，我考虑到事态的严重，对北京谈判非常不利。于八月三十一日，召开“总司”核心小组会议。在会上，我提出开展三整活动的建议。建议的提纲抄录如下：（摘自我的工作笔记）　　

一、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问题。 　　

（1）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强调“三整”的重要意义，说明“三整”的可能性。 　　

（2）结合大批判，合理安排“三整”计划。 　　

    当前结合大批判运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的三整工作。　　

二、加强几个组织的政治工作。  　　

（1）“青野司”﹑“青职司”﹑“八八红暴”　　

A. 先找头头进行教育。　　

B. 在此基础上，放下武器，集中整训。 　　

C. 让他们在自觉的基础上，找出中间的坏人，并作处理。　　

三、关于“八·二六”事件处理问题。 　　

（1）对于当时的情况要细致调查。 　　

（2）凡属我方的错误，要做检查。对打第一枪的，不仅要做政治教育，而且要做组织处理。对打伤解放军的，首先要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对开枪者，要追查政治责任，做严肃处理。对打死人的凶手，要依法惩办。 　　

四、关于与6408部队的配合问题。 　　

主要要求6408帮助做政治思想工作。　　

五、关于整顿组织的意义 　　

（1）成立“三整”的专门领导机构　　

这个领导机构要十五人左右，其中核心小组有五人组成。参加人员主要是公﹑检﹑法（指造反组织）和政治部门，以及解放军（指三支二军）　　

（2）整顿的重点对象：“青职司”﹑“青野司”﹑“八八红暴” 　　

（3）整顿步骤：　　

A. 先把这些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一起，学习文件，了解当前搞“三整”的重大意义。 　　

B. 在这些负责人思想弄通的基础上，让他们参加“三整”领导小组，一起领导“三整。　　

C. 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三整”的重大意义。　　

D. 进行深入细致地思想政治教育。 　　

E.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让群众自己起来教育自己，揭发自己内部的不良现象。F. 整顿组织，把不纯分子清理出去。　　

G. 加强组织纪律教育。　　

（4）学习文件。　　

A. 毛主席著作重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　　

B. 学习时事政策，重点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　　

C. 学习《九条》﹑“六六通令”﹑ “公安六条”等。         　　

（5）注意事项　　

A. 一定要从政治入手，狠抓活思想。 　　

B. 领导小组和群众同时整顿，带头检讨缺点错误。 　　

C. 密切注意坏人的破坏行为。　　

D.不能简单地采取组织手段。     　　

其实，在我对“总司”提出“三整顿”建议之前，就在“青野司”进行了试点。八月三十日上午，我在十二军支左部队的护送下，进入“青野司”的司令部（原工人文化宫）。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解放军护送。因为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八·二七”兵团常委会上，有人汇报“八八红暴”中的几个中学生，在逍遥津公园里干出了让人难以启齿的坏事。我听过十分生气地说：“这些人实在该杀“”。我说这话时，没注意被“八八红暴”的人听到了，他们计划在工大北门杀掉我。这事不知怎么又给解放军知道了。所以八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十二军派了一个班，用军车接我。当我走到北大门口时，突如其来的四把刺刀逼着我，问我有没有说过要杀掉他们？这时，我非常严厉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以后，谁再干出在逍遥津公园中的那种坏事，我不杀你们，也会有人杀你们。不要忘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放开我！”我两手推开刺刀，走出门外，上了汽车后，在副政委吴波的阻拦下，没有追赶我，几个学生竟然向天空开了几十枪，表示向我抗议。 　　

到了“青野司”的第一件事是说明来意，在做好头头工作的基础上，召开全体战士大会。这是一支人员十分复杂的武斗组织，其中有“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还有惯偷。他们手中还有几十支乱七八糟的破枪。会上，首先解除他们的顾虑，告诉他们“八·二七”兵团只来了三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们谁也没有打过枪。这次来主要是宣传中央的文件，时间五天左右。为了安全起见，防止枪支走火，要求枪支统一保管，用时再发。仓库钥匙由你们的周司令和江政委保管。下午三点之前，把每人手中的武器送进指定的仓库。就这样，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收掉了“青野司”的全部武器。从此后，这里再也没有响过枪声。热兵器的枪声平息了，另一种来自中南海大人物的枪声又响了。　　

这就是六七年九月五日康生﹑江青等人接见安徽代表团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康生插话说：“我说句公道话，你们好派的梁守富（应是“福”）也派人到北京来收集材料了。”　　

如果说中共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中，没有指名批评我“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的话，在“九·五”讲话中，就指名道姓说我派人“到北京收集材料”，而且这个讲话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的。这样，康生讲话的反作用力，把我推到全国范围。为了让读者了解“九·五”讲话的全貌，我将它作为附件印在书的后面。 　　

“九·五”讲话以后，九月六日，“总司”为了紧跟党中央，发表了《严正声明》。在《声明》中指出：“曹再凤同志﹑梁守福同志，犯有严重错误。我们决定，他们两人应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向广大群众公开检查，接受群众批评。他们在“总司令部”担任的工作有其他同志接替。”　　

我在7月19日合工大全体“八·二七”战士大会上，就大胆的预言：“只要坚持到七月底不大打，我相信在八月份毛主席一定会拿出决策来转变这种局面”。毛泽东主席在八月份果然拿出了决策，那就是王力、关锋成了“乱党乱军”的阶下囚。王力、关锋的倒台，并没有给反对过他们的“八·二七”带来好运，大人物的“枪声”，把我推到坏头头的边缘，也许我们的命运都是政治的需要，当时“P”派中的少数人对十二军施加压力，要将我和曹再凤作为坏头头抓起来，这时十二军林育生参谋长表态了：梁守福同志、曹再凤同志的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和刘秀山、程明远的性质不一样。　　

自“九·五”讲话后，我离开了“八·二七”兵团的领导岗位，并向毛主席写了第二份“请罪书”。这份“请罪书”里，我按照“九·五”讲话精神，在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罪的同时，也向曾经解放过我家乡的十二军公开赔礼道歉。按理说，我在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应该划上句号了，但我的脑子还会想﹑话还要讲﹑事还得做﹑检讨还要写。 　　

我从“八·二七”兵团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没有什么。但严光因为支左不力，犯了支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因为他是将军，是一个省军队之长，犯了错误似乎没有我那么好过关，他一犯错误就必然株连他的一大批下级，这些人都变的灰溜溜的。 　　

大约是六七年的十月份，原省军区转业干部王某某，到工大找我，说阎波（严光同志的夫人）同志想见你。我说在哪里？王说，在我家。其实，我和阎波同志很熟悉。六﹑七﹑八三个月我们常见面，有两次严光就是通过他夫人约我到他家去吃饭，想做做我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到了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后，省军区和“八·二七”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犯了错误都会株连到对方。由于很长时间得不到严光的任何消息，我也很想从阎波哪里知道一些严光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她还是像长辈一样，问生活﹑问身体﹑问心情。我告诉她，身体没问题﹑学生生活老样子，每天闭门看书学习。当然，我当时最想知道还是严光在哪里，是不是被软禁了。我总觉得由于自己的不检点，连累了省军区的领导同志。阎波告诉我：严光同志在南京，许世友司令员对他很不错。检查还是要做的。并告诉我，老严要我给你带个话，不要气馁，不干了也要好好学习，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严光还能想到我，我很感激。 　　

三. 面壁自省，对理想产生困惑  　　

   能够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这是人特有的功能，我也不例外。特别是自己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就特别想一人面壁自省。在“九·五”讲话中，受到康生不符合实际的批评以后，自己想远离政治。但人又很奇怪，越是想远离政治的时候，恰恰自己心里更多想到的还是政治。我就是在困惑和彷徨中读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读的第一本书，当然是《共产党宣言》。由于自己不是专修社会科学的，如果说有点什么基础的话，也是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文章中学到的。那些知识很零散，系统学的就是艾思奇先生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当时大学里的必修课，但又不是必考课，学得比较马虎。但我这个人，在想不通的时候，往往喜欢从理论中找答案，为自己找依据，以势压人的办法对我是行不通的。结果凭着自己粗浅的知识，想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自己思想的困惑﹑彷徨的答案。结果是读得似懂非懂，只知道共产党应该领导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和专政的手段消灭私有制。读到这些问题时，我不认为做不到。因为当时私有制已基本被消灭了，但人们的私有观念，并没有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人的私有观念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所以在文革中，左一篇社论，右一篇文章，要人们自己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我觉得自己做事，并不是出于私心，是为了防修反修。结果还是“写不完的检查﹑认不完的罪﹑流不完的眼泪﹑站不完的队”。我不也是为着“私”字做假检讨吗？我对“私”字能不能消灭，产生怀疑。我又带着新的困惑，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提出，要通过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来清除“旧社会”遗留的“痕迹”，我在“痕迹”二字上加了新注。下面摘抄一九七三年我写给省委检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以此证明我当时的想法： 　　

人的“私”字能斗掉吗？ 我有些怀疑这个问题。如果人的“私”字斗不掉，怎么能到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要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现在文字中有关阶级社会中的论述，到共产主义怎么办？如果有人问到，阶级斗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这些概念时，应该怎么解释？如果按照今天的意义来解释，又怎么能消除影响呢？我又想从物理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些问题。我记得，我的制图老师曾经这样说过：“一定要想好了再下笔，你在纸上画一道印子很容易，但你要想涂掉它是相当困难的。”我从思想上又发展了这个说法，认为从微观的概念上来讲，消除这个痕迹的影响，只有把纸变成另外的物质。我觉得只有世界及社会里所遗留下来的东西都发生质的变化，才能消灭阶级社会里遗留下来的“痕迹”。质的变化，就意味着现存社会的毁灭。从而，从我思想上得出一个极端错误的结论：共产主义的到来，意味着现存社会的毁灭。 　　

    我当时还把这个论证作为新思想在背后同不少同学说过，就是这个“新思想”又给我带来了没完没了的批判。这句话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反革命。这是我读书的第一个“成果”。 　　

四. 康生要我到中央学习 　　

   “九·五”讲话后，我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并没有因康生点名批评而下降。相反，他的批评激起许多群众更为强烈的同情和不满。“八·二七”为我鸣冤叫屈，他们对康生的不满无处发泄，居然将李胜利和李文安抓到卡车上要游大街，认为是他们在北京出卖了我。当时对康生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决定我到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学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驻工大军代表突然通知我去北京学习，并说这是康老（康生）亲自决定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的关怀，同时通知我，林育生参谋长这两天找我谈一次话。　　

大约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林育生将我接到稻香楼宾馆，让其他参谋人员退出后，把门关上说：“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关起门来谈，这样你可以放开来谈。有什么想法和建议都可以谈”。我问：“我们围绕什么中心谈？”林说：“围绕两个题目谈。第一个是，你对成立革委会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谈谈看法；第二个是，你对十二军支左的看法和建议。” 　　

我首先就“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谈看法。我先分析安徽干部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安徽干部中的宗派主义斗争比较严重，这是革命战争年代遗留的。加上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你整过来，我整过去，积怨较深。文革中又将两派群众卷了进去，甚至动了枪炮，死了人，这种积怨一时难以化解。但他们毕竟是干部的基本力量，又不能都不用。所以我建议，对原来的干部要用，但对一九六四年以后，从军队转业的干部或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更要用。他们没有介入安徽历史及近期的宗派斗争。我举出像：李振东﹑陈玉等。原省委常委干部，我像“一·二六”夺权后，搞“三结合”名单时一样逐个分析。但这次最大的不同，我提出了李任之。认为李任之多年来一直是抓工业的，对安徽的工业布局比较熟，上上下下的工业管理干部也比较熟，这样他抓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不需要重新熟悉。第二个，我提出了杨效椿。认为杨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伤害了一部分群众的感情。但以后对群众的态度比较端正，对游斗﹑罢官都能正确对待。听省直机关许多干部说，杨在解放前就是模范党员，解放后也是以身作则，艰苦扑素。这时，我又向林提个问题。听说抗战期间，他在山西参过一个什么“会”，只要这个组织，不是特务组织，杨效椿应该首先解放，而且不会有什么阻力。当我提到要解放李任之和杨效椿时，林很吃惊，这个平时不动声色的军事干部也将身子向前倾斜着听我讲。后来，我还是提到了王光宇，尽管“一·二六”夺权后，搞“三结合”时，我为此挨过批评。但考虑安徽是个农业省，农业搞不好，安徽的问题多。我还是尽力推荐他。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王光宇解放后，就一直搞农业，别人谁也代替不了他。对张恺帆，我也做了介绍，其中对张的五月七日“紧急呼吁”，我都觉得可以谅解。我认为张的问题，还是涉及毛泽东讲话的问题，很快解放张恺帆，群众不好接受。对李世农，我一直认为他身体不好，即使没有毛泽东的批评，他也不能正常坚持工作，所以，没有详细介绍他。对黄岩和任质斌，由于“九条”和“九·五”讲话中，都批评了他们，我就没有再提他们。王中的身体差，能力也不强，我也没提，认为，有上面这些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就够了。 　　

同时，我还建议十二军，在考虑主要干部领导岗位时，还要注意安徽干部的历史。　　

在谈支左问题时，我首先肯定，十二军比省军区得力。特别在制止武斗问题上，十二军的措施比较有力。但我也同时提出，如果十二军一开始就采纳我们的意见，立即收缴武器，也许以后两次小型武斗搞不起来，减少伤亡。这时，林解释说：“我们刚到安徽，许多情况不了解，如果单方面收了你们的武器，另一派就是不交，我们又犯了支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后果不堪设想。对你们的建议，我们也作了仔细地研究，认为等一等，情况了解了，条件成熟些，两派同时收。” 　　

在谈到省军区支左问题时，我说：省军区上上下下介入支持“八·二七”较早，后来他们完全是凭感情支左，所以才犯了“对‘八·二七’正确的也支持，错误的也支持”的错误。我们在省军区领导面前，也是自持“了解”，讲起话来没遮拦。十二军支左，主要是抓住《九条》不放，靠政策“支左”，这样一碗水比较容易端平。林对我这个分析很感兴趣，认为说到了要害。他问：“你看我们支左中，有没有用感情代替政策的现象？”我说：“十二军，这么多支左人员，要求一点没有很困难，人都是有感情的。但面不能大，面大了，也会犯省军区同样的错误，支一派，压一派。”林说：“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也很及时，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说：“可以采用轮流学习加换班的办法。比方说，一个单位有十个人支左，可以抽调三个人集中学习，学几天后，这些人不要再回原单位，调换到别的单位，然后再来三分之一。用这个办法，就不会让某个单位的支左人员集体陷入某一派的感情里。”林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我们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部队有个建制的限制。林在送我出门时，说了一句很让我安慰的话：“通过今天交谈，我们的看法很接近，你是一个派性不重的人，又是个顾全大局的人。” 　　

五．我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泉路上。班长就是挂名的林彪，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 　　

我是一个候补的特殊人员。去北京学习的人员中本来没有我。后不知为什么，康生在开学后二十来天，又决定让我到中央学习。到学习班后，只是感到学习班很大。在里面学习的学员中，有不少高级将领。学习班里，不管职务高低，不管工人﹑学生，一律平等。吃一锅饭菜；同进一个大浴池洗澡，大家把衣服一脱，不分将军和士兵；不分高贵和卑贱，都是男人，一律平等。伙食相当不错，每天有一架运输机给学习班从广州运送新鲜蔬菜。许多人都吃胖了，不过，我除外。　　

学习班里，多数是团以上的军队干部，这些干部几乎犯了同一个错误，都是在毛泽东发出支左号召后，犯了支一派，压一派，镇压军内造反派的错误。其次，就是地方的造反派头头，这部分人比较杂，有工人﹑学生﹑一般机关干部。这些人中，有保军队的，也有炮轰军队的。保军队的和军队大多数将领们，都站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而军队造反派和炮轰派的群众是当然的革命动力。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才明白，康生要我到中央学习的用意。就是要我通过学习，与自己和省军区领导们的错误划清界限。 　　

    学习的方法是自学，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相结合。平时以自学为主。学习的内容是以毛泽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为主，结合学习有关社论文章。 　　

    由于我是后补学员，前面学习情况不了解，从学习进度上看，我肯定是落后了，我要多用些时间，将拉下的课程补上去。幸运的是，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陶健提前回合肥搞大联合，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晚上开点夜车，落下的功课很快补上。 　　

学习总的说来并不紧张，晚上一般不开会，可以自学，也可以串门聊天，交流学习“心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军区后勤部一位协理员房间闲聊，他告诉我军区第二政委宋文不学习的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军区开干部大会，宋文在会上作报告，稿子是秘书写好的，他念稿子时，居然将“同志们好”读成“同志们女子”。把“好”字读成“女”和“子”两个字，结果把整个会场搞得哄堂大笑。当时，我以为这是丑化宋文的笑话。时隔不久，宋文在一次检讨会上居然读出了更大的笑话。文革期间，什么人讲话，写文章都要在开头引一段毛主席语录。宋文那次检讨，引用毛主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这一段。结果，他把这段语录读成“革命请客不吃饭…”，下面呼口号：“宋文篡改毛主席语录！”宋当时也发现不对，急忙改口，后来竟然又读成“革命吃饭不请客”。说来也怪，这时，下面没有人呼口号了，大家都在捂着嘴笑，直到第三次宋文才把这段毛主席语录完整地读完。 　　

由于晚上时间比较宽裕，我利用晚上时间，比较认真地读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这本著作里，斯大林也多次称列宁是“天才”，但斯大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列宁主义诞生的必然性。我把这本书的基本思想与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联系起来。总觉得林彪说的“毛主席同志天才地…”，这里的“天才”二字太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所以，在一次学习《再版前言》发表一周年的讨论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再版前言》中的“天才”二字，发表几句议论。我记得当时发言的大意是：《再版前言》中说“天才地继承﹑捍卫﹑发展….”，我认为“天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为一种思想，他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我把话说到这里时，发现大家本来比较从容的表情，一下子没有了。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到了禁区，赶紧补充说，现在林副主席工作太忙，我相信他以后有空了，一定会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样，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这又是学习的另一“新成果”。　　

我的发言结束后，会上既没有评论，也没有谁批判。不知别人有什么看法和想法。会后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好像我什么也没说一样。但到了一九六八年，这个“新成果”成了几乎要炸死我的重磅炸弹。这是后话，以后再叙述。　　

学习班里除了自学和讨论外，定期由中央领导来给学员作报告。肖华﹑杨成武等更高级的军事领导都给我们上毛泽东思想课。中心内容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自己行动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些课程无非是让我们掌握大批判的思想武器。学习班除了看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外，还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等，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安徽大批判的对象，当然是严光﹑宋文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他们的错误，主要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压制“八·二七”，利用军委的“八条”命令，镇压军内的造反派。“一·二六”夺权和军管后，支“G”压“P”。在这样的批判氛围里，我既要批判，又要检讨，总要把两种灵魂集于一身。时而要批判严光﹑宋文利用宣传车压制“八·二七”，时而又要批判自己是怎样和严光﹑宋文他们“穿一条裤子”压制“P”派。就这样，我带着两套面具，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舞台上表演了四十天。　　

一九六八年的元月中旬，学习班的任务基本完成，为了鼓励学员回去后，把学习的成果变成行动。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京学习的各地学员。在接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身体很健康。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他大步流星地在舞台上走了个来回，最后停在舞台中央准备照相。这时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两边让，最后，舞台中央仅剩下毛泽东和林彪。为了纪念这次接见，每一个学员赠送一张这次毛泽东和林彪接见的大型相片。后来由于林彪出事，要求销毁林彪的形象，送给我的那张相片，也不知被藏到哪里去了。　　

就在毛主席接见我们的当天晚上，李德生到学习班看望安徽学员。结束后，李德生把我和曹再凤单独留下，向我们转达康生的讲话。李德生说：“主席接见后，康老（指康生）把我叫去谈些事情，最后康老要我转告你们，你们写给他的信收到了，他原打算找你们两个单独谈谈，再做做工作。后来，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他让我转告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写给康生信的底稿还在，做附件附在书后）　　

李德生转达了康生的意见，这意味着康生收起了撑船的杆子，我和康生之间的直接思想碰撞画上了句号。　　

学习结束了就回合肥。回来以后干什么？我却很茫然。但回来那天，合肥市居民的夹道欢迎，实在让我感动。从北京回来的学员都是站在大卡车上，长江路两旁的市民前拥后簇地欢迎归来的学员。从拥挤程度看，最少有一﹑二十万人。后来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人前来欢迎？不少“八·二七”的同学说：一方面是十二军组织的，更多的人是自发的。他们说，跟着曹﹑梁，干了一年多，还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利用这个机会看看他们，听到同学们的回答，在我心灵深处得到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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