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等 我们忏悔

Gowest

Table of Contents


最黑暗的夜晚


“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


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


生命的暗夜


我的“文革”经历


我的忏悔


(无标题)


艰难忏悔


那年冬至日烧纸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如果能够赎罪……


我打谷志有


(无标题)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


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


老棍


(无标题)


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我的极左经历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趋利避害是我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


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冤孽


初恋祭


刻骨铭心的痛


永久的悔


“文革”记愧


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一生的愧疚


见血及其他


病理切片一二三


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


灵魂蒙羞的1976


无罪的悔——“文革”回眸之一


史铁生致王克明信



前言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人蒙冤受屈、忍辱负重。我们高尚地保卫了“红色江山”，接近了“伟大”目标，却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灵魂。






    为什么对简单夸大的阶级斗争，我们没有过怀疑？为什么对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我们没静下思考？为什么在群体的狂热中，我们失去自我？为什么在崇拜的偶像下，我们满眼敌人？为什么我们会头脑简单、观念极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伤害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面对“文革”时，我们是否问过一句为什么？哪怕是仅仅一句……






    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丧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时代，真能有宝贵的青春价值？失去自我意识的群体迷幻，还能值得“青春无悔”？那时，影响我们想象力的，并非事实，而是信念。信念成为断语，便一夜普及；信念成为迷信，便强大如斯。我们以为揭开了幸福的秘密，其实不过是妄想；我们以为投入进伟大的事业，其实不过是膜拜。我们陷入群体幻觉，对强权卑躬屈膝；我们失去人格意识，对个人唯命是从。我们服从别人怂恿，深信自己肩负使命；我们感觉群体强大，专横推行简单教条。一个群体目标，取代了我们的所有理想；一场想入非非，替换了我们的所有幸福！事实上，只要效忠个人，我们便不会辨别真伪，立刻失去个性；只要感情狂暴，我们便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的精神统一于一家，我们就一定会拒绝讨论，而用言行暴力去伤害别人。那种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对自由和个人生命价值视如无物，毫不尊重；那种为信念和领导者而战的大众民主，只可能对非民主制度五体投地，无限忠诚。于是，我们成为被制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这种意志下蒙受苦难！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为。但我们也一直回避它们，怯于面对，羞于启齿。然而，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剖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因此，我们才懂得：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我们曾问自己：“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们本来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带来的无尽恶果，至今无数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们发动，极左不是我们创始——忏悔，是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良心责任，而我们只是听命，无权选择——他们不忏悔，我们忏悔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制造社会、文化浩劫的权力者，从无忏悔，尚无先例。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存在历史评判的问题。而在我们，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我们忏悔，社会一定更宽容；我们忏悔，人类可以更宽恕。






    个人良心需要我们忏悔。乱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之举。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们的暴力行为、不齿行为，使我们成为事实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罪过参与者。而我们更可能从中发泄，出头表现，“靠拢组织”，牟取利益。我们的更积极，更冲动，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社会后果需要我们忏悔。像当年的德国青年服从他们的“元首”一样，我们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观后果，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社会。我们作为“文革”受害者，认为发动者应该负责；我们作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无须承担责任？！道德罪过关系到个人的言论和行为方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们提出责任要求，我们就越是扪心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责任需要我们忏悔。我们曾经狂热拥戴，支持极权不法，支持破坏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政治责任关系着公民赋予政权及其行为以合法性，是每个公民都推卸不掉的共同责任。有了我们原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专断强权才可以肆无忌惮。扪心自问，作为谬误的土壤，我们应该追究总结。






    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忏悔。即使是被迫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都对那时的“屈从权力”行为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继承发扬的，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报皇朝、皇权长久、圣寿无疆。这都是些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什么？






    历史责任需要我们忏悔。今天，我们有了比较、辨别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对人类、对后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们曾经经历，曾经错误。灾难亲历者的应有责任，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抑制群体狂热行为，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为害的文明制度。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让未来不重蹈覆辙。因此，扪心自问，我们有必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对曾被玷污的历史，大声地说：对不起！






    罪过的历史必然是苦难的历史，不应该无影无踪。集体无意识必然犯有集体罪过，不应该毫无罪恶感。我们的青年时代一度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于“文革”。






    “文革”中，我们也曾经“忏悔”，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为信念的胜利而决心献身，是群体无意识的自大狂妄。那种面向强人秩序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在任何有违“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为罪行时，那种忏悔是极权与迷信统治的工具。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承担责任了，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我们轻松地成为了免除责任的无名氏。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如果用年轻的真诚为自己辩护，我们就永远不知自己曾经良知泯灭。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我们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忏悔，本质上是个人心灵行为，是敞开胸襟，与灵沟通，是进步和文明。忏悔反思，才能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否则，会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从普遍贫穷和“文革”运动中寻找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那只能导致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以**的结果终止冲突，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度引向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将我们的个人经历讲给公众，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来的义无反顾。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忏悔的权利，我们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而那，才是改良社会不公、建设文明未来的文化和制度保证。






    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忏悔，就是说出真相，请求宽恕。未来，必将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方式还原历史。清算不是复仇。只要有忏悔，便可得宽恕。因为，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人类的灾难多来自人类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质便是如此，是想通过侮慢人性，成为他人的上帝。忏悔，便是放弃傲慢，向人性谦卑。






    我们知道，罪过的反面不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无力却异常坚韧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终产品——精神与人格，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最重要资源。当“文革”成因及真相被深刻认知，“文革”忏悔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行为时，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宽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领“文革”忏悔，我们将不枉亲历历史灾难，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些许价值。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做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负起了历史责任；只要我们记下了历史，它就终将会被人阅读。






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特别前言


人类文明和生物进化都遵循这个公式：试探——或成或败——成则进，败则退，然后再试。文明成败，相当于物种兴亡。我们的总结和忏悔，乃是文明进化和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物种和文明及其个体，无法顺利转轨，一旦走错就会一错到底，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对人对己，忏悔都是有利可图的美德，成本很低的美德，而且是进化史上很高级的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对人对己对文明对物种都大有好处的品质。






    ——吴思






    忏悔是一种能力，可以清洗和救赎灵魂。我觉得，只有心灵质朴和高贵的人，才具备这种能力。在我的字典里，质朴和高贵是同义词，和财富没有关系，和真真假假的贵族们关系更不大。我愿意学习这种能力。






    ——李亚平






    对于本书的命名——我们不配。






    忏悔，这个具有天然自我审判、自我清洗意义的洁净词语，仍高悬于我们的头颅之上。






    陈述与呈现，是忏悔的最基本前提。一个民族至今被时空无情地置于整体失忆的深渊，像屠夫卑劣地藏匿起血衣，佯装轻摇羽扇的逍遥。






    先，抖出那些折皱的血痕——再，用心去把它们熨平。






    ——徐敬亚






    天灾是灾，**更是灾。它们都疯狂捕杀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青春、活力与生命、尊严。但天灾，天认；**，人为了种种的私欲，却难愿去认。我们已近老境，并终将速去。我们怎忍心带走该说的话，再继续蒙上儿女的眼睛？该认的，我们凭什么不敢坦然来认？救救自己！更是为了孩子和他们上空晴朗的明天。是的，说是“遗嘱”也行，但它沉甸、真实、鲜红、明亮，它是丹柯化作火把的心。






——**






    忏悔会影响安定吗？会影响团结吗？会影响改革吗？会影响开放吗？会影响发展吗？会影响前进吗？我想，对于有些人，忏悔确实非常可怕。忏悔要丢他们的面子。他们丢不起这个面子。他们不但自己害怕听到看到忏悔二字，而且害怕别人忏悔，甚至不准别人忏悔。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忏悔总是在进行。






    ——周实






    忏悔不是后悔。后悔事关智慧，忏悔则事关灵魂。






    忏悔不是认错。认错是正义的觉醒，而忏悔，除了正义，还有道义。认错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忏悔的背后，则是人类的良知。忏悔是人类良知的下跪，忏悔之后，则是高贵人格的崛起。






    忏悔不是一种姿态，一种仪式，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也不是一种自抚与解脱。忏悔是责任，是担当；忏悔是面对过去，更是面向现在与未来；忏悔是知错，是知耻，是对污浊的自我涤荡，是对不义与罪恶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自审、自省与自觉。没有自觉，人不可能觉他。






    没有自觉品质与能力的民族，将永远是一盘散沙与乱沙。乱沙自乱，乱沙乱人。






    ——晓白






    我是一个“狗崽子”，从读小学起就备受歧视和屈辱，最终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而下乡“脱胎换骨”。我自幼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也对施害人多所原谅和宽恕。因此，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有这样一些镜头令我无法安枕：反右运动时，我与小伙伴追着“右派”邻居唱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在“文革”中的公判大会上，一个“现行反革命”被愤怒的群众当胸一拳打得口鼻流血，我也在台下跟着高呼：“×××，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而伤者的罪名不过是摘掉了那块关乎万千知青命运的语录牌，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了，陌生了……”这个不能忘记的重庆人是卢作孚，他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裹挟了亿万生灵，颠倒了是非黑白，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历三十年之久。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们的子子孙孙。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卢晓蓉






    一个共同参与了作恶的民族，忏悔者必定要背负双重的罪名——一个是曾经的同谋者，一个是如今的背叛者。






    ——胡发云






    1966年，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对世界上的许多事还没弄明白，却大言不惭要“以天下为己任”，傻得可怜。如果我从另一面认识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如果我看到了列宁、斯大林的另一面，如果我早就知道“古拉格群岛”并不是海里的礁石，如果我脑子里装的不只是一个思想，如果我参透了《国际歌》的全部箴言，真正做到了“让思想冲破牢笼”，多想想别人告诉我的是真是假，那个夏天，我肯定会呆在书屋里，哪儿也不去。






    因为没有如果，所以只能忏悔。






    ——郝一星






    文章千古事，一是指行文优美，味道淳厚，能让后人品咂不尽，更是指文章记叙的史实和思想能使子孙后代足以为训诫。






    ——食指






    忏悔的“忏”，原本是一个佛教用语，指的就是忏悔时念的经文。“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瞋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即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忏悔”，也需要真诚的悔意，悔而痛心，才能悟到人性理念的真谛。






    我忏什么？悔什么？做过的错事，有意或无意的失误，自私自利的心理、懦弱、逃避，或是为了自我保护的谎言……但如果这仅仅是属于个人的，那就不必使用“忏悔”这个词语。倘若是因为背信弃义、损人利己，或是缺乏社会公德……那就忏悔吧，并在悔悟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那么“我们”忏悔什么呢？当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发生问题的时候，只有千千万万个体的“我”进行理性思考或者悔悟，并且有了悔悟之行，那盲目疯狂的“集体无意识”才会变成健康美丽的“集体无意识”。






    我更看重大智大勇的反思。那些与社会与时代与人的命运发生关联的思索，具有何等的伟力！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卢梭在逃亡期间写了自传性的作品《忏悔录》。名为“忏悔”，其实它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为争取人的权利而斗争的记录。如果这就是“忏悔”的话，那么梅叶的《遗书》也可称为“忏悔”，甚至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另一类的“忏悔录”。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与公民意识、人性光芒联系在一起的。






    ——刘孝存






    “忏悔”是神要人知所罪己，知所敬畏与谦卑的垂顾，基督教的不朽箴告。我国先贤也奉行“返求诸己”，不怨天尤人，视“过而能改”为世间“大善”，进而“尽性知天”，止于至善。即或力不足功难逮者，也心向往之，是乃中土道德自我建立的壮丽境界。东方西方，人性攸同，掘地及泉，便见涕泪滂沱；仰天长啸，唯有星辉浩瀚。希望超逾苦难、罪孽和悲剧，在精神和心灵世界重建我们的驿站和家园。






    ——王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更是一部由国家恐怖和社会恐怖合成的暴力史——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十亿人“同仇敌忾”书写的。原因当然可以说很多，但从结果讲，说十亿人“为虎作伥”并不为过，我们曾是真诚热烈的大大小小的“伥”。我们所戕害的，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人，最后连同我们自己。我想，这是有别于纳粹大屠杀最要紧的地方。






    因此，只有一句话：真诚地清洗自己。其实这一点“知易行难”。






    这个国家已届花甲之年。我们的生命全部活在这一历史时段，我们负载了太多太多由被动凌迟到主动凌迟的异化物。如果承认这个存在（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那么可能就不得不承认，要做到“真诚”殊为不易。






    清洗身心，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说，忏悔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命能力的话，我愿意学以致用，以使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应该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






    ——吴琰






    忏悔是每一代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古人的闭门思过，即是忏悔。开门思，闭门思，总之要思，而且是思过。






    人从少年走来，童言无忌，少不更事，动物凶猛；然后是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涉世一生，涉人无数，种种善行恶行也无数。谁都不能肯定自己是一生清白，因为我们生而享受的理所当然的人类的特权已经将我们置于不义之地。猪狗牛羊，精烹细作，大快朵颐，穿肠而过，是小过还是大过？延之，拓之，视同类为猪狗，命如粪土，一刀一枪，轻取性命，是小过还是大过？再之，甚之，令同类变木偶，生而线之，操纵之，一颦一笑，一手一足，一思一欲，衡而量之不得有越，有越即罚，令人一生不如一死……——至此已是大过。






    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做过随从，就是做过帮凶。不食周粟者，听说过，没见过。我跟着喊过的口号，眼睁睁看着同伴施行的暴力，检讨书上的滥词，会议上言不由衷的发言，都是种种想起来会令自己脸红的举动，已使我一世清白无望了。






    忏悔是人类必然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人类把自己的忏悔都视作洪水猛兽，那么这个日子就应该是人类的耻辱日了。






    ——胡健






    忏悔与罪密切相连。古希腊文的《圣经》中“罪”指不完全，不完美，没有达到神造人的初衷与目标。人对罪的第一反应乃是遮掩。罪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产生鸿沟。凡渴望灵性不断提升与洁净的人都愿意忏悔。重返伊甸园的途径首先便是忏悔。






    ——张华






    忏悔使人疼痛，它把灵魂中的脓血挤出来。






    ——刘齐






    “忏悔”这个词儿，本是佛家用语，弥散到世俗社会后，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大增，昨日你刚忏罢，今天我又来悔，道德制高点纷纷被占据。其实大可不必效仿前贤。当年和当下，你又没厕身庙堂，国家大计的设定与施行与你何干？你这样急忙忙地挺身而出替执政官舍身饲虎，先不说人家领不领你这份情，我担心的是这种另类愚忠的惯性后果——那个应受刑事审判的巨奸大恶借汹汹舆情再次滑脱。






    广场政治盛行的那些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摇旗啸聚。1976年9月和10月，**前又各有一次百万人的集会和游行，组织者和参与者是同一拨人，政治缘由和配套的呼号却大相径庭。被政治左右惯了的善良百姓三四十年后主动反思，“三省吾身”，其心也善，其诚甚笃，其志自愧不如。多次雨雪风霜侵袭过后，自由思考、独立言说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奋力争夺的权利。这种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形成，我看为时不远了。






    丢尽中华民族脸面的是不下“罪己诏”。勃兰特高贵的一跪，并没有辱没这个伟大的民族，赢得的是世人的普遍尊重。我希望能早日读到这类忏悔——“罪己诏”。






    ——王建勋






    当年，为了虔诚的信仰，我们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红色恐怖中。正所谓“无所逃于天地间”，少男少女，概莫能外。






    今天，我们跨过了知天命之年，独醒黄昏，开始忏悔。这是人应有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它需要直面自我，透视灵魂。






    唯其难，更需由受愚弄最深的吾辈担当，由此引领全民族的思考。旨在前车之覆，后世之鉴。






    ——高志远






    “文革”时我也是红卫兵。我这个红卫兵是反对出身论、反对武斗、反对抄家的。我问自己：我因此就不需要忏悔吗？甚至可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了些好事善事而良心稍安吗？不能。我参与过山呼万岁，参与过大串联，参与过无数次去**庆祝最高指示发布的游行，参与过手捧红宝书的表忠心，写过歌功颂德的文字，唱过歌曲，跳过忠字舞。尽管由于性格使然我不那么狂热，但那不能成为我不忏悔的理由。我那时的山呼万岁及所有举动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点点出自本能的怀疑是针对具体执行人的，对“圣王之道”的怀疑则从来没有过。直到“9·13”的一声爆炸，才将我从浑浑噩噩中惊醒了一些。






    我对自己说：历史不能重来，我不能改变我少年的愚昧和无知，我能改变的是从这一刻开始的自省。






    我忏悔的理由很简单：通向民主社会的道路，它的起点在自己心里。






    ——朱冰






    忏悔的基点是致良知，忏悔的目的是施教化。与西方的“原罪”意识不同，佛教把“忏悔业障”建立在每个人自己“无始以来”身、口、意“三门”所造之恶的“无量无边”，所引发的恶果自身决然难以承受的意识上，由此形成有效救治人性之恶的心理机制，又外化为一整套忏除恶业、“后不复造”的修行仪轨。而我们的问题是：面对一个信仰崩颓、价值失范的民族，以什么工作启动信仰价值的重建？牵动净化人心的忏悔？我们应该忏悔什么？我们如何忏悔？我们忏悔的有效性是否会被别的意识扭曲或遮蔽？






    忏悔终归是每一个体之事，通过忏悔净化心灵的真假有无，唯有自家内心明白。我愿意效法先贤大德忏悔的真诚，对治的痛切！首先明白自体之恶的隐匿之所，在日后立身行事时，随时随处警省自己的内心恶欲，那种种因痴迷名利、贪执得失而或悲或喜或忧或恼或爱或嗔所引发的自他两害。






    ——张嘉谚






    作为曾“插队”的那一代人如今大多已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岁月。这就有点儿“阅尽人间春色”的味道了。很多话我们也说了，该做的事儿也做了。如今，自觉心灵的平安才是重要的事情。客厅里挂着一幅匾，上书：“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既然命中注定“插队”的一代在历史人生的舞台上亲历亲为了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天灾**，相信还会有大戏登台。在这里满怀这样的期望：保持好心态，强健好体魄——因为戏还在继续呢，只有健康地活着，你才能参与其中……






    ——甘铁生






    经过“文革”的青年人，现在大都年过花甲，年轻一些的，也接近六十岁了。然而，经历并不一定让人丰富，年龄也不能让一个人自然地完善起来。从某种角度看，六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六十岁的人在知识层面上几乎能够批评任何人，也可以给任何人辩护；可以给任何善举找到足够的瑕疵，也可以对许多恶行熟视无睹。退休让人少了很多纠缠，从而生出一些无畏来。但是，六十岁的人更多的是退却。生命的青纱帐已经看到尽头了，秋声萧索，许多人从此走向消极，主动放弃的比比皆是，颟顸的慈祥腐蚀着生命本色，对道义的躲避自燃着最后一份精神能源。漫长的心路历程和过重的伦理负担让很多人把余生视为畏途，从此不思进取，而且动辄拿了年龄做掩护。六十岁的人往往会放弃曾经的灿烂的理想，把自己该做的事推给了年轻人，人生变得黯淡无光。把庸俗的懊恼当作大彻大悟，甚至长出许多虚荣和贪婪，也不乏其人。很多六十岁的人觉得此生休矣，因而放弃了羞耻之心，将暧昧深藏于平庸之中。当一个度过花甲之年的人扬扬自得地炫耀自己“从此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了”，那很可能意味着放弃、庸俗和机会主义，至少是夸张。回顾六十年的时光，好在没有做违背天地良心的事，但也不很轻松。人不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些东西可以忽略、漠视、不予计较，但有些东西到死都不能放弃。在这个意义上，我需要检点最后的行囊，认识曾经陷入的误区和那些否定之否定，即使对自己的生活意义不大，但对后来者可能还有些裨益。






    ——王兆军






    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主宰着社会各种事物的变革与发展。当我们明确地提出它的时候，一切已在变化之中了。






    而遗忘会使人类的许多旧病复发。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己之力做些有益的事。为了良知，我们应该尽力而为。






    ——林莽






    “文革”浩劫的实质，是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文化、道德乃至伦理上的种族灭绝。






    我们一代人不仅是浩劫至深的受害者，也是最主要、最主动、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曾经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到换髓换骨，直至非人非兽，荒诞莫辨；直至丧失常识、常情、常理和常伦；直至善于迷信、凶残、丑陋、卑怯、无耻到一切文字不曾有过记载的境地；直至不再是精神、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中国人种，更非世界公民，罕有例外者。至今，我们讳莫如深，自己依然是自己血泪体验的冷漠看客，从无集体地自省自赎。






    始于佛教的忏悔一语（原有祈求容忍宽恕之意），衍化至今，已经在诸多宗教及至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日渐趋同的涵义。忏悔，无论出自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抑或来自泛神、无神的良知语境，或多或少、亦质亦量地有了自省、自疚、自责、自爱、自赎的精神品性。忏悔，既是神性、神律关系，又是人性、自律关系，已经属于超越智慧的灵魂自觉，属于不随躯体消失而消失的高贵自珍，更属于人类精神不朽进化中最具救赎、新生、责任、良知、尊严意义的深远自期。其实，忏悔之精义，中国“内圣”文化精粹中古已有之，无论形上形下，不仅息息相通，且别具博蕴，从“一日三省吾身”，“观过斯知仁矣”，“释然悟，翻然悔”，“改过以自赎”，“见利思辱，见恶思垢，嗜欲思耻”，“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到“恶莫大于无耻”……无不一道一也。虽然东、西方语系、语意各异，忏悔对象有别，但蕴于其中的精神生命、精神升华日渐相向、相融。无疑，忏悔意识一旦成为个体与集体的常识甚至常识力量，一再陷于精神绝境的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建，必将迎来最空前、最具历史意义、最不可抗拒的机会。






    忏悔，仅仅属于良知未泯者，不属于现代**世界制造浩劫的一切罪魁。他们不会忏悔，更从无有过此类记录。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世世代代进行历史审判，似是天遗因果。






    世界历史便是世界审判，中国焉能例外？






    忏悔，一如雷电，痛彻地跃入自身的黑暗。忏悔，皈依唯是属于自己生命的真醒。忏悔，需要穿越坚硬的黑暗和刀锋般的痛楚。忏悔，是心壁上淅淅沥沥不竭的殷红。忏悔，是拒绝每一次生还走向更深刻的死亡。忏悔，无论私密抑或公开，都是对天地有正气的信赖，都会使生命拥有真实的灵魂，使灵魂拥有高贵的命运。忏悔，将予以东方古大陆精神复苏史诗般的归宿和梦想。忏悔，从一句真话做起，从一次操守做起，从一方沉默做起，从自我启蒙做起，从索还最卑微的尊严做起，从精神绝境最无奈的突围做起。






    忏悔，是忏悔者最后的底色。






    ——岳建一






    忏悔，不仅源于灵魂自觉、道德自觉，更源于文化和文明自觉。忏悔，在宗教之内多产生于对圣神的良心；在宗教之外，多产生于对良知的敬畏。忏悔，无论私密的、公开的，无论诉诸补偿的生命方式、行为方式，无论面对神界、俗界，或者面对历史，皆属于人性承诺的高尚和生命更新的美好。尽管忏悔有着与心灵搏斗的难堪，但拥有罪错又拥有忏悔的人，拥有的才是真正完整的生命。忏悔，可以使灵魂清净而致远。忏悔，是用自省自责形式表达的爱，是自救，是宽广的胸襟，是人类精神家园最珍贵的遗产。自我们这一代人始，深刻忏悔最是心灵巨创最是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以引领整个民族的忏悔，需要可以想见的深刻理性、良知和巨大勇气，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做到吗？






    ——章德宁






    过往的罪错是因恨而生，今天的忏悔是因爱而至。因此，今天的忏悔，又是在准备明天的宽恕。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这是为了让人间没有敌人。






    ——王克明






    也许是缘于父亲的庭训，或是源自人生的历练，多少年来，这几个字眼，一直是自己立身处世和知人论世的关键词。担当，首先就是要敢于面对自己，面对承诺，面对责任，把应该承受的和需要承受的，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忏悔，也是一种担当。说“知青一代”也好，“文革一代”也好，我们既是大时代的一朵浪花也是一撮泡沫，既是参与者、受害者也是见证者。我们如果不敢面对自己，把应该担当的担当起来，我们就既走不出自己的过去，中国也不可能走向真正光明美好的未来。






    ——苏炜






    在极权体制下，我曾“忏悔”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接受了“改造”，扭曲并失去了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






    以后在反思和批判极权、后极权体制时，我又如鲁迅当年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那样，发现自己和极权、后极权体制的纠缠。要批判、否定极权、后极权体制，就得批判和清理自己。从另一面看，我的“忏悔”其锋芒是首先指向极权、后极权体制的，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其罪恶的。






    因此，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






    而且我认为，那样一段全民都参与的残酷的历史，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像一场噩梦一样将它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人之常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忏悔”个人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承担其中的痛苦；但绝不以此要求别人，绝不将自己的“忏悔”道德化。






    ——钱理群






    十多年前，我曾在一封通信中写道：曾经了那场诿过于天的旷世**，幸而没有饿死；曾经了那场号称“文化革命”的动乱，幸而没有当过红卫兵；曾经了那场荒谬绝伦的“再教育”，幸而没有退化为文盲。






    很长一个时期，我很为我的这三个“幸而”而自得。






    但，近年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不安，当我细想我可爱的中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总这样时，我的心在沉下去，我越来越不敢再提我的三个“幸而”，尤其是其中对于没有当过红卫兵的“幸而”！






    面对如今在心中忏悔的人，我的“幸而”是一种幸灾乐祸；面对罹难的人，我的“幸而”是一种冷酷的旁观；面对民族的灾难，我的“幸而”是一种开脱辩解……






    罪恶于我，论事似无，诛心必有。






    实际上，又必不止于诛心——






    我自己，难道不曾当过看客？






    我自己，难道不曾伤害过人？






    我自己，难道不曾想去适应当时的主流？






    我自己，难道不曾在灾难的外围呐喊助威？






    ——朱吉余






    做对了事情可以坚持，做错了呢？






    有些做错了的事情可以改正，但有些却永远失去了改正的机会。比如“文革”中那么多的人自杀，他们无一例外是被人逼的。而逼他们的人不能说都是坏人，但至少是幼稚的人，愚昧的人，或者被某种情绪煽动得狂热起来了的人——当历史已经无可纠正地走到今天时，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不应当忘记往事，于是这就牵涉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怎样对待过去。






    有些人至今怀念“文革”，怀念能够动辄便将人逼死的过去。这样一种人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他们更多地具有兽性。这样的人是人类最危险的分子，因为他们已经认同了仇恨，适应了仇恨，而且时时处处以一种阴暗和残暴的仇恨心态来针对人类。






    我们需要认真对话的是那些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却总在为自己寻找开脱借口的人。其实，只要用心寻找理由，便绝对能够找出来理由。但所有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能够给你的形象涂上脂粉，却永远不可能使你灵魂恢复安宁。






    忏悔是人类最大的美德之一。懂得忏悔，说明一个人心里还有良知。懂得忏悔，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前进。因为这是避免错误的基础，是改正错误的前提。






    ——莫伸






    忏悔意味着生命个体试图施行灵魂的自救和自赎。它不是救赎的完成，而仅仅是开始：一个不断重临的起点。






    忏悔意味着“曾经是加害者”——无论是有意的加害还是无意的加害，也无论加害的是他人还是自己。一个总是以受害者自居的人不会、也不需要忏悔。






    忏悔意味着在内心的良知法庭上不可回避地同时成为自己的原告和被告、审判者和被审判者，而更加不可回避的，是充当判决的唯一执行人。从根本上说，忏悔乃是被撕裂、被毁损的灵魂向善的自我搏击，是普遍正义经由这种自我搏击的实现。真正的忏悔不是指向解脱，而是指向担当，首先是自我担当。“中国历来缺少忏悔的传统。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所谓‘向前看’，以其豁达的日常哲理和熨慰人心的情感力量，为多少悲剧的灵魂提供了解脱的理由，而悲剧本身却被一再轻轻放过。另一种可能的归宿则是所谓看破红尘，游心太虚，我们唯独听不到卢梭式的忏悔或普拉斯式的自白（在英语中，‘自白’和‘忏悔’语义相交，可诉诸同一个词——Confession），更听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拷问灵魂时那沉重而尖锐的鞭啸。这种‘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心理模式，以其宿命般的循环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尤其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命运陷阱。在它的面前，曾经的死亡再一次死去，而一时的个体解脱则转变成新的历史重负。这样的解脱和苟活究竟有多少区别？”（录自旧作《灵魂的追求：自救与自赎》）






    一个真诚的忏悔者必有所敬畏，因为他的忏悔既发生在他的内部，也发生在他和被意识到的更高的存在之间。这种更高的存在是被称为“神”、“佛”还是被称为“道义”、“德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唯有它引导着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生成。正是它指明了我们灵魂的偏离和分裂，也正是它，鼓励我们经由忏悔和它，从而和我们自身重新结为一体。






    忏悔只能是，并且始终是一种个体行为。所谓“我们”，只是提示了一个场合，一个必要的公共空间。忏悔总是伴随着祭奠，因而伴随着静默。没有比叫叫嚷嚷的忏悔更不是忏悔的了。






    ——唐晓渡






    在“文革”中，暴露了自己人性中最恶劣的一面。当我振臂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也潜藏着个人自我表现的私心，绝非那么崇高圣洁。






    ——老鬼






    如实地回忆以往的过错，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诚恳的反思，是良知的体现。知耻近乎勇。国家建立这样的机制之前，先行一步的公民值得敬佩。






    ——丁东






    “青春无悔”一度成了口号。我常想，无悔的青春是青春吗？如果说到无悔，我更愿意理解为上天让我们犯了错误又认识了错误。“文革”时，知青中有人写诗：“我辈逢时天下乱，天下大乱我自由”！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都参与了对各类“敌人”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难道我们不是那个失去理性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以为，有怨有悔才是青春。






    ——邢小群






    我知道负罪感是自身良知尚存的标志，一旦遗忘、回避这种罪感，将是自甘堕落的开始。忏悔是实现自我救赎的开端，由此我踏上一条没有尽头的救赎之路。但是，当我开始进行忏悔，感到恢复了祈祷上苍的权力。






    ——杨健






    “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成了一名红卫兵？难道仅仅是我的出身吗？难道仅仅是我正值青春期吗？






    当年，我算不上一个坏孩子，可是，为什么我会怀着“革命的仇恨”将皮鞭抽在老师的身上？仅仅是因为他“出身不好”？我也算不上偷盗抢劫爱占便宜的人，可是，为什么却以“无产阶级的义愤”抄没了一个家庭的财产？仅仅是因为那是个“资本家”？






    是什么使我们疯狂？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是**接班人的憧憬，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是大公无私的道德优越感和集体主义的组织纪律性，是相信幸福生活来自党和政府的精心安排，是相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解救三分之二世界受苦人的阶级觉悟，是对专政国家的崇拜和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总之，是我们从小被灌下的狼奶在发酵！






    我想，“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就是因为千万个像我这样被灌下狼奶的青少年们汇成了恐怖的红色海洋。






    今天，当我们知道，个人的权利才是最高目的，自由、法治和民主才是社会公正的基础时，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拼命地吐出早年被灌下的狼奶，并且，不要让新的一代再喝下去！






    ——杨利川






    此事最早由我提及。其源起于我们中学同学两次聚会中的控诉、解释、谩骂、号啕，由此我想了许多；其源起于我徘徊于山水之间面对许多被破坏的人文古迹，由此我伫立良久；其起源于我出没穷乡僻壤望着那些残存的标语口号，由此我懂了一点儿并联想到我和我们。






    忏悔是有关自我的行为，是有关自我的罪恶之欲、罪行之为、罪过之思以后的向往真善美的行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惯有的是控诉与讨伐，缺乏的是忏悔精神。我们这一代曾在阳光下诱惑着并被诱惑着，其中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做过伤害人与物的施罪事情，而今天的忏悔就是要把这些施罪讲出来，放下来，这样既开启了一扇自我完善之门，又可呈现一点儿真实、清晰、鲜活的历史。






    我还是初始的观点：反对那种点燃忏悔的明烛去攻击别人的东西，反对那种拈着忏悔的清香来攫取自己私利的东西。只当说说自己，说说那些无意识的施罪。从现在做起，从我们做起，还来得及。






    ——宋小明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中，“忏悔”仍是个相当冷僻的概念。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恰当：






    一个人的一生中，或少不更事，或鬼迷心窍，或善恶感颠倒，或在某种情形下不得不，他总会做下一些成熟后、清醒后、长进后方痛感“昨非”的事情。——这已属不错，比那些死到临头仍不知此生有错的浑浑噩噩之辈。然而这私人体验仍然不是忏悔，最多是“知耻近乎勇”罢了。忏悔可能意味着要有清醒后的行动——救赎，向被伤害者道歉，公开承担集体行为中的个人责任，给社会或至少给自己的亲属子女留下一份记录，在一切场合努力实践觉“今是”的价值标准，等等。其实挺难的，不是吗？不过这样的人越多，中华民族就越有希望。






    ——李大同






    忏悔不仅是个体的自责，是自我的灵魂拷问，更是对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不公正的揭露、控诉和清算。






    ——刘晓航






    从本来意义说，忏悔是个人关乎道德和良心的事。你忏悔了，说明你有是非对错观念；你忏悔了，说明你愿意为了良心的安宁付出代价，哪怕是在众人之前公示自己的丑行恶行。这在一般的意义上是牺牲了自己的尊严，但在更深的意义上是维护或寻回了尊严，你因为忏悔才瞧得起自己。在当代中国，忏悔意识和忏悔行为的稀缺不完全是因为个人素质低下，当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与人类普世价值不一致，当价值和道德的相对主义盛行——以前是阶级相对主义，现在是文化传统相对主义，特别是当造成时代错误和历史悲剧的责任者还供奉在神龛上，忏悔者寥若晨星是自然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忏悔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社会政治问题。我们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还要为恢复历史正义而奋斗；不仅要求自己和他人忏悔，还要造就一个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社会。






    ——徐友渔






    忏悔不是患得患失的后悔，它发自内心，基于良心良知良能。可是数十年来，无论高层提倡、社会示范和教育灌输都与此相悖。我们立足于斗，张扬悲情，从不自省，仿佛全世界都欠我们的。中华民族步履艰难，直至现今的全民族的道德滑坡都与此有关。






    ——王学泰






    古往今来每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都会造成“礼崩乐坏”的现象。上个世纪中叶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场“文革”以其广泛和极端更对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一时期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集权政治颠倒是非，破坏人伦，草菅人命，践踏人间的温情和真诚，它不仅曾使国运倒悬，而且造就了一代畸形的灵魂，其流毒至今困扰中国大陆社会。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少事例告诉我们，“衣食足”并不是“礼仪兴”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不完全取决于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大小，而更有赖于它的精神财富。跟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中华民族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的精神家园，而从文化上清算暴力革命的余毒是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一文化的重建需要卓识和勇气，需要暴力革命的过来人不仅批判暴力，而且敢于面对自己曾经受到强权腐蚀的心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虽然缺乏忏悔的精神，但也有“知耻近乎勇”的教训。使我常常不寒而栗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小将暴打致死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但至今还不见一个当事者公开承担责任，说一声“我有罪”。为此，我衷心希望《我们忏悔》能引起关注和共鸣。






    ——邓鹏






    当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荒谬的时代的合作者的时候，没有忏悔意识，断无自我澄明的可能性。






    ——孙郁






    似乎中国人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委实未见到有几个忏悔者，于是，有人质问：“我们忏悔过吗？”我很愿意回答：“我从前忏悔过，而且我现时还在忏悔，今后我还会继续忏悔。”






    是的，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我有不少丑陋之行。虽然，我没有打过一个前辈和一个同辈，但在兽性疯狂发作的年代里，我也成了兽类的一员。虽是盲从，却是自愿的，并且以此为荣。极为可悲的是，顽劣不改，直至70年代末。






    当我幡然猛醒时，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心不已。于是，忏悔！这三十几年里，不断地忏悔。在小圈子忏悔，在群体中忏悔，在小场合忏悔，在大场合忏悔，总之，一次又一次在公众面前忏悔，而且，绝不留情地批判自己！






    绝非为了忏悔而忏悔，因为那是对人性良知的亵渎，不是真忏悔；也不仅为了说真话和摈除自己的罪恶感，使自己平添几分道德感，那样的忏悔似乎未能达到忏悔的终极目的。当然，忏悔首先必须决绝深刻全面地清扫自己被污染很深的心灵，净化多年不洁的灵魂；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让大爱成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唯有大爱才能拯救人类，也才能最后拯救自己。






    人过花甲，余生的岁月自然不会太漫长，因而，真善美缺一不可！否则，应该将自己此生结束，从大地上彻底消逝——这是我的当下的信条。我生命最后的这本书，只有两个关键词，也是永远的主题：忏悔、大爱。






    忏悔是我的月亮，它让我在柔美里充满人性；大爱是我的太阳，它让我在阳刚里充满生机。至此，我才真没有枉然来到这个世间走了一趟。我下跪，我俯身，我膜拜，我对着天地，以这渺小的生命，感恩！






    ——谢春池






    1979年，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威塞尔（他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美国总统卡特见面。卡特给他看了一张照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轰炸机飞越奥斯威辛上空拍到的。威塞尔问卡特：1944年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是否看到了这张照片？是的。那么，为什么美**队没有采取行动？比如轰炸通向奥斯威辛的铁轨……卡特无言以对。他问威塞尔：“如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轮到威塞尔沉默不语。卡特自己给出了答案：与遗忘斗争。






    人常常会选择遗忘，有时是因为事情太小、太琐碎、太不值得被记住；有时是因为太痛、太羞愧、太害怕被记住。






    比遗忘更可怕的是麻木，因为那是精神被阉割后的症状。






    比麻木更可怕的是否认，因为那已是走向非人的存在——漠视他人的生命与尊严，人何以还能是个“人”？良知没有创可贴，只有开刀排脓，才有望痊愈。






    ——陆晓娅






    我问过一些年轻人，他们大都不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既使你去国家博物馆寻找答案，呈现在你面前的依然是一片空白。忏悔是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记录历史而不是回避和抹杀，直面真实而不是歪曲和粉饰，为的是我们的民族尽早地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更迭。






    ——王子冀






    这几十年，我们曾经在无知中狂热，也曾经在迷茫中思索；我们曾经在痛苦中回忆，也曾经在比对中甄别。可以说，从泥沼里挣扎着走出，每个人身上都难免沾染浊水污垢。所以，自省是醒悟的开端，忏悔是灵魂的洗涤。只有经历这个过程，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才能面向光明，轻装前行。






    ——贺延光






    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六十多年间身陷统治者一手制造的接二连三的“灾难”中，被无情的政治绳索捆绑在“集体失忆”的石柱上，对所有耳闻、眼见，乃至亲历、亲为的罪错“噤声”——这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






    不幸，我们就在其中，而且几乎无一幸免。






    无论“受害者”或“施害者”，我们都是这个历史年代段中所发生一切的亲历见证者。“忏悔”是良知未泯、有所敬畏的标志，是自我救赎的起步！






    但愿这部文集留下的历史血泪创痛和亲历者的省悟与担当，或能有助我们找回曾经失去的人性的尊严与正义。






    ——许医农






    过了很多年才明白，喝了“上山下乡”那碗酒，以后的酒也未必就都能对付。






    过了很多年才明白，已经失去的东西，永远也补不回来。






    过了很多年才明白，鲜血往往会白白流去，而不一定能擦亮人们的眼睛。






    我们这代人的这辈子，喊的唬人也唬己的口号实在太多。






    “忏悔”的前提，是知道做一个“人”应该具有的良知、责任和义务，可惜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至今仍然不明白。






    ——定宜庄






    极权社会是没有空隙的。独裁者高超的统治艺术就是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人裹胁到他所设计的阴谋与罪恶之中。因此，经历过“文革”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需要反省和忏悔的地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加害者与受害者以及旁观者的责任与错误是等同的。如果以错误和罪愆的程度而论，最该忏悔的远不该是本书的这些作者，他们之中有些还是受害者。但是他们还是以忏悔的方式回忆了那段历史往事，他们想以自身的行为唤起他人的良知和回忆。对此我是悲观的，没有对于那段历史的自由的充分的叙说，没有对于罪行的惩处，没有舆情对于良知的强大的呼唤，曾经的平庸或不平庸的“恶”仍旧会一如既往地无动于衷。






    “文革”距今已有四十多年，至今仍旧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亲历的一代人已渐入老境，真相将会随着记忆的模糊而流失；由于狭窄逼仄的叙事限制，由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对语言的腐蚀，我们留给后人的也许将是一段由于加害者的隐匿而语焉不详的历史。这是真正可悲的。看一看犹太人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历史的！没有记忆也就丧失了历史，也就无法体味和认识当下的时代，无法想象和设计未来。为那一段足以为诫的历史留下真实的记述，作为亲历者，我们本应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遗憾的是，我们更多的人选择了浑浑噩噩的忽略和遗忘。






    ——潘婧






    忏悔，是对自身的过错、罪孽以及人类的悖谬行为承担一份精神责任。






    这种精神责任应该由人类自己承担，而不应该推给神灵。人人都应该有忏悔意识。






    ——摩罗






    多年来，“文革”的一些亲历者一直在提倡“忏悔”，但“忏悔”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尚有待厘清。依我的理解，“忏悔”的含义是有不同的：第一种，宗教层面的忏悔，佛教所谓“积罪尤多，今既觉悟，尽诚忏悔”（《法苑珠林》），即通过悔过以求得谅解和解脱。这种忏悔，在形式上是隐秘的，目的是通过自我救赎以求得来世的幸福。第二种，世俗层面的“忏悔”，也就是清代袁枚所说：“夫儒家之改过，即佛家之忏悔也”（《新齐谐》）。这不过是基于正统儒家观以矫正己过的说法。而本书倡导的“忏悔”，则与前二者有着明显不同。首先，这种忏悔在范围上是特定的，即集中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乃至“罪行”；其次，这种忏悔在形式上是面向公众的，因而需要更大的勇气；最后，这种忏悔所注重的，不仅是求得受害者的原谅和个人的解脱，还希望借助这种形式达到揭露黑暗、鞭笞邪恶、唤醒民众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讲，我更愿意把这种忏悔视为社会启蒙的一种有效形式，进而推进中国社会走向公正、民主、正义、法制的进程。






    ——刘小萌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






    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我国目前关于“文革”的忏悔就具有这样的局限，不彻底揭开“文革”的真相，不追究“文革”的真正罪魁（“四人帮”虽有罪责，却谁都知道其并非真正罪魁），所谓“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说法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忏悔。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心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






    ——秦晖






    钱理群，1939年生，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2002年8月退休。代表作品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我的精神自传》、《1948：天地玄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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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钱理群，1939年生，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2002年8月退休。代表作品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我的精神自传》、《1948：天地玄黄》等。






    2008年伊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是从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1957年10月中旬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民主自由问题。你污蔑国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权利没有保证。给吕庆仕的信中（按：吕某是江之浒在外地某大学读书的同学，江在给吕的信中介绍了北大运动的情况，并谈了他的看法，这些信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证）故意歪曲事实，借黄必达（江注：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自杀一事说：“在我们国家里，事实真相永远不会清楚”。引张元勋、沈泽宜的话：“我们贴出这首诗，难保不进监狱”，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引呢？想这样封住党的嘴。“五七年肃反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人被莫须有的罪行投入监狱”。肃反搞清楚历史问题，为什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借大字报上的“为鬼申冤”，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法制不完备，这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我们国家无法，我国有宪法，有人民的法制，这些都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三害’分子可以犯法，而不受应有的处分’，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不是党员？一直把对党的仇恨埋在自己心里，到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己。“现在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了”，企图揭竿而起。实际上是说“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不扩大民主不行”，学生会人员产生是提几个人选几个，人民代表也是等额选举，“简直作孽”。候选人是协商出来的，一致通过也是经过充分讨论的，难道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广大人民兴高采烈的选举他说是“作孽”。他一方面对我们仇恨，一方面又像笑面虎。他说，在我们社会没有民主，他要争取的是反革命的民主。整个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写的还赖得了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应放老实些！






    1957年11月3日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关于等级制度和新闻自由。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处于十八层（地狱），那我就要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做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出身的，一般是不同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做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词”，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限”，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扬扬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2008年1月14日急就






          跟风整人的懊悔






赵遐秋






    赵遐秋，女，1935年10月10日出生，浙江绍兴人。文学教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下，与曾庆瑞合著）、《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上、下，与曾庆瑞合著）、《成仿吾传》、《徐志摩陆小曼》（与曾庆瑞合著）、《徐志摩传》、《十论谢霜天》、《文学“**”面面观》（与曾庆瑞合著）、《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林园散论》（与曾庆瑞合著）、《台湾文学论集》（与曾庆瑞合著）等，又主编有《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台湾作家研究丛书》、《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乡土意识与爱国主义》、《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华人女作家与成名作？台湾卷》、《文学“**”批判》等。与曾庆瑞合出有18卷本的《曾庆瑞赵遐秋文集》。近年出版有记忆自己“文革”遭遇的《秋风秋雨》一书。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文革”中，**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然而，在我被人“整”的时候，我痛苦地想起了我也曾经“整”过人。我反复咀嚼着鲁迅那“被人吃”与“吃人”的无比卓越的论述。终于，我醒悟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就是鲁迅所说的，我在被人“吃”，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级学生。我们年级有四个班，我在一班，任团支部书记。






    作为学生，我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大鸣大放、批判斗争和后期处理三个阶段，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记得，那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第二天，我们一班党小组讨论了班上批判“右派”的斗争，决定全班先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大鸣大放中，邵家基贴出大字报《换汤不换药》，批评政府有些部门，有旧中国的“衙门”作风。在鸣放会上，他又列举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抢夺财物、强奸妇女等等事例，批评政府没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没有抗议，没有抵抗。党委给他定了两条“罪状”：一是反对**领导；一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邵家基是共青团员，批判会的形式是团支部扩大会议，非团员列席参加，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就是当然的批判会的主持人。






    一开始，我庆幸主持会议，误以为主持批判会就像中学开会的司仪一样，报告一下发言的程序而已，自己不作批判发言。说实话，当时我很困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邵家基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看法，动机却是好的，是善意的批评。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好的动机，怎么会有坏的效果呢？就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我乐意主持会议，不想发言。






    1956年，赵遐秋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






    哪知，批判会开得很激烈，发言的调子很高。党小组长写了纸条递给我，要我作总结发言，进一步提高士气，以利再战。可是，散会以后，党小组长说我的总结只是发言论点的客观梳理，没有归纳提高，没有战斗性，语气平平，最后对邵家基居然说“我提醒你……”应该义正词严地说“我警告你……”这充分表现了我这个人的温情主义。党小组里的另一位党员童羽还说：“你是预备党员，要在反‘右’斗争的火线上争取转正。你今天的表现，不像**员的样子。”






    当天夜晚，我想了又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是我们**发动大鸣大放，号召大家批评、提意见的，邵家基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出意见，即使有些事实不符合实际，有些看法片面，那也是为我们**好，是善意的批评，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不是说过，**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既然这样，不能由于某些意见偏颇、片面，就断定人家是反对自己吧！






    第二天早晨，在食堂，我遇见了牛然之。他把我拉到食堂一个角落里，关切地问了问我的想法，而后严肃地说：






    “你从中学来，没经历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你实在太糊涂了。在政治运动中，特别在公开场合，你不能随意说话。你的思路不对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前提。现在的前提是，党委已经确认邵家基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坏效果！要知道，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只能从效果看动机。党委认为邵家基的效果是坏的，他的动机当然也是坏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诚恳地说：






    “仔细想想，其实你就是不相信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会给你乱扣帽子！’说开了，就是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党！”






    他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他的话，让我后怕了起来！






    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接受了牛然之的批评。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确实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具体说，就是要绝对地相信北大党委，相信中文系党总支，相信我们年级党支部，相信我们班的党小组，相信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别的党员，相信党组织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不会做错事的。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二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班上开第二次批判会的前夕，党小组长通知我，批判会改由另一位党员主持。这，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害怕极了。我想，我再不积极表现，我这个预备党员真的不能转正了，我的党籍真的保不住了。怎么办呢？我必须给自己立下一个死规矩，对**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






    于是，我“义正词严”地批判了邵家基的“右派言论”。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






    于是，对于班上另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同样，我的批判也“义正词严”，也上纲上线，声色俱厉。






    不仅是对“右派分子”邵家基等的批判，对于班上没划右派却被认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学，以及被认定为“有严重思想和品质问题”的另两位同学，在开展批判的时候，我也是紧跟在党小组长的后边，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显得“义正词严”的。






    没有别的，我就是要证明，我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我是紧跟党中央紧跟**的，我无愧于**员的光荣称号，我是一合格的**员。






    随着“文革”浩劫降临，我自己挨“整”了，我对挨“整”有了切肤的同感了，我才知道，当初，我参与“整”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了。我确信了，我被人在“吃”，可是，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31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再次见到了邵家基。迎面走来，老了，瘦了，也矮了些，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了，他是邵家基吗？我想，这要是走在大街上，我真的不敢相认。让我难过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郁郁的伤感，连他的笑都散发出一种苦涩的味道。当着老同学们的面，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向他道歉，我为自己参加了对他的错误批判，痛感万分羞愧……






    我在1957年的表现终于被肯定了。






    1958年反“右”后期，党支部大会通过并报北大党委批准我按期转正，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员。






    反“右派”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要永远和**、党组织保持一致。对**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心安理得地去执行。






    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的话面前，在党的指示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号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存在于大脑中的那扇智慧之门。






    我开始成了一名党的驯服工具。






    我的悲剧就在于，我认为，这，才是忠于党。






    于是，等到接踵而至的又一个运动来了，我继续参与了“整”人的“恶行”。那是1959年10月，北京的天气凉爽多了。






    有一天，在北大文史楼二层会议室，年级党支部开会，气氛压抑得让我觉得跟刚刚过去的“秋老虎”一样，令人窒闷得很。






    会上，党总支传达了《中国**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原来，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这两个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传达到党外，随即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总共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除了上述两个外，还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听传达，先是吃惊，接着而来的是困惑。






    我的脑海里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那睿智、善战的彭德怀形象，丁玲《彭德怀速写》中的那敦厚、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战士，以及抗美援朝通讯报道中那撼天动地的英雄彭大将军……接着我内心又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的首犯？他怎么会反对**？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于是，我又在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随大流又不痛不痒地在支部会上表了态。






    会后，我反复想，越想越紧张。我想，这么高层的领导人物，有着这么长的革命经历，历史上又打了无数次硬仗、胜仗，还会“右倾”，还反对**，可见阶级斗争多么尖锐，党内的路线斗争多么复杂。像我这样一个刚入党的人，该需要多大的努力来改造自己，才能不犯大的错误。我想，要不犯错误，唯一的保证就是任何情况下，要跟**、党组织保持一致。






    1959年夏，赵遐秋（右）带着姐姐的女儿，与恋人曾庆瑞在北京北海公园留影。那之后不久，他们又经历了“反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






    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参加了“反右倾”运动。






    那年暑假，我们班上的同学高永波回福建老家。返回北大以后，说了许多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转述了他父亲正确而在当时却认为是“右倾”的看法。我立即把他所说的和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联系起来，立即把高永波的言论和彭德怀的“右倾”言论相对比，错误地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共青团内的反映，迅速地出了一期专题壁报《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错误地批判了高永波。那时的我，心里实实在在敬佩**的英明正确，庆幸自己紧跟了**，否则政治上也要栽跟头。






    紧接着，我们年级被下放到京郊平谷县，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并且继续开展我们内部的“反右倾斗争”。






    2007年11月，在18卷本的《曾庆瑞赵遐秋文集》出版的时候，庆瑞和我在《文集》的“前言”里，痛心地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庐山会议”后，我们被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一边忍饥挨饿参加海子水库的重体力劳动，一边声嘶力竭开展极左的“反右倾”运动。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我们俩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这使我们深感有罪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






    确实，邢志恒的自杀，极大地震撼了我。






    我深感有罪，创巨痛深！






    我的悲剧，在批判邵家基、高永波他们的时候，主导行为的主要是思想，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在胡庄批判邢志恒，却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下放到胡庄，我十分吃惊！






    1949年到1959年，解放10年了，农民的生活仍在贫困线之下。我们和社员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规，经常夜战。整天干着重体力劳动，每日只能吃上两顿饭，每顿只能喝上稀稀的棒子面粥。当时喝得饱饱的、肚子鼓鼓的，上几趟厕所，肚子就瘪了，而后咕咕叫个不停。夜里，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精神会餐。脑海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食物，北大食堂的饭菜香味，似乎扑面而来，母亲为我做的葱油饼的葱花香味，常常伴我进入梦乡……






    胡庄农民的极端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我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想起了高永波和他的父亲。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我责问过高永波，是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如果爸爸的话符合实际，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听呢？如果党的某项政策脱离农村实际，是空话，大话，不实之话，又为什么不能批评呢？想到这里，我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害怕了起来，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吗？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






    在胡庄，班上党小组讨论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时候，我先是沉默，到了不能不表态的时候，我违心地说了一通拥护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套话、假话。






    就是这套话、假话，让我40多年来，一直深深地自责。我自责，是因为我也参与了对邢志恒的批判，就是那场批判逼迫他走向了绝路。






    “文革”中，在我遭难的日子里，我常想起邢志恒。只有在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冤屈有多大，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他的无奈、迷茫和锥心蚀骨的痛苦。






    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所谓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






    我说了一番连自己也不信服的话。比如，我说，“比，要看怎么比？胡支书（胡庄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胡奶奶说得好！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躲在后山洞里，天天盼，月月盼，就盼望有朝一日，天下太平，每天喝上两顿稀粥，那就是天堂的日子了。如今，我们能够一天两顿粥，岂不是实现了农民的梦想吗？”等等，等等。






    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发完言，我松了口气。






    然而，转头看见邢志恒，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的样子，我心酸了，后悔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心，是个小人，是个欺侮人的小人。我为自己说假话、讲歪理、装腔作势而感到羞耻。






    我不会忘记，就在那天午夜，几位男同学叫醒了我们女生，他们焦急地喊着：“邢志恒，不在了！”我惊恐不已，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我的脑子。那一刻，不容我多想，匆匆穿好衣服，赶到男生住地。全班分了几个小组，分路去找。一路上，我们使劲儿地喊着“邢志恒”、“邢志恒”，随着那穿过夜空的呼喊声，我的心在下沉，下沉……天大亮了，噩耗传来，一位邻村的农民兄弟在南独乐河路边，发现一棵大槐树上吊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那时的我，欲哭，不敢哭！






    那时的我，含泪，不敢流！






    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批判会，想起了我那可诅咒的发言。






    我在想，是我发言中哪句话，哪个说法，“逼”他走向了那棵大槐树的？






    那时的我，从心灵深处萌生了有负于他的犯罪感；今日的我，已经认识到，我有罪，参与了“吃”他的“盛宴”。






    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人，我的思想，已经在异化了。






    我还是要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里有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






    救救孩子……






    我，是不是也“可以改了”呢？是不是也要“从真心改起”呢？






    毫无疑问，应该。


















最黑暗的夜晚


高宜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地蛋——滚你妈的蛋！”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这是一段清晰的回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






    （一）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社会污染造成的。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维持社会公平，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而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所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蒙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混沌茫然。






    “文革”发生时，我正是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是明末清初叛将祖大寿的府宅，他死后改为家族祠堂，民国初年改用为中学，后来成为北京三中。那时是男校。






    1966年5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只局限于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整天坐在教室里听广播，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好在就要撑不住的关头，忽然传来消息，大家集合起来，到北京郊区的良乡，进入解放军军营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我们正烦得要命，忍无可忍，参加军训，还能参加实弹射击，这个消息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同学们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装，排着队，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搭乘军用列车，很快到达北京郊区良乡附近的解放军兵营。所有同学按照连排班编排。班长、排长都是货真价实的解放军现役士兵。每天听着熄灯号入睡，听到起床号起床。在操场上以班为单位，席地而坐，就着大饭盆用餐。就在准备夜间紧急集合，接着进行实弹射击的期间，忽然传达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紧急通知：中止军训，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军训是**派遣的工作组的阴谋，“走资派”力图调虎离山，把大部分革命同学调离，趁机打击少数坚决革命的“造反派”同学。






    带着一脑子糊涂概念返回学校，每天坐在教室收听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的广播。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还有语气铿锵的报纸社论被高音喇叭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我们心中忐忑，知道一场遮天盖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终于有一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不能坐在教室里了，这又是工作组的阴谋，北京广大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喜欢热闹的心灵。






    全校学生动员起来了。先是造老师的反。大多数老师被关押到操场东北角的体育器材室里了。各个班级可以自己组织批判会，从自己的班主任开始，寻找罪证，开展批判。全校沸腾，各班级批判会热火朝天。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些老师，除了正常讲课，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材料。班主任老师，虽然他们逼迫我们学习，要求我们必须考上重点大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我们好啊。于是，高年级同学选择新的目标。他们带头批判我们学校的那些高级教师，以此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作为重点中学，我们学校很有几名凤毛麟角的特级教师。他们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身份特殊。平时，他们不怎么在学校露面。现在，炮火集中到他们身上，按照级别高低，被分别挑选出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同学们批判。当然，这个批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身侮辱成分。特级教师在北京市教育系统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但现在，我亲眼看到一位过去我无比钦佩的老教师站在椅子上，头顶一个用铁丝废纸篓临时做成的高帽。老教师没有硬抗，但也没有屈服，站在课堂学生的椅子上，他神态倨傲，一言不发，任凭同学们在他面前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拼命叫喊。当天晚上，这位不甘屈辱的老教师就和他同为我校特级教师的妻子，双双走向我们经常去游泳的玉渊潭公园，拉着手，沉湖自尽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不就是戴了一顶废纸篓的高帽吗，不就是被革命群众批判了几句吗？没挨打没挨骂，至于自沉身亡吗？几十年后，当我自己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人格的尊贵，理解了人格屈辱对于正直人类的可怕伤害，知道了宁死不受屈辱的人格力量。






    同样身份高贵，而且是高级干部的校长很快就受到了更大的侮辱。我亲眼看到平时身份尊贵的李文彦校长被高年级同学用理发推子剃阴阳头。一推子下去，脑袋正中一道秃痕，校长用胳膊象征性地抵挡了一下，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屈辱。与高级教师相比，李校长平日注重尊严，保持身份高贵。现在看，作为干部，他忍辱负重，承受屈辱的能力显然远远高于单纯的高级知识分子。






    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沈大逊。记住她，一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校，除了极个别女教师外，全校一水儿秃小子。另外，沈大逊这个名字也特殊。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一位高年级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首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






    “我没有犯罪，我是**员，**员绝不低头。”






    台下的我们登时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时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他是高年级学生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






    沈大逊毫不气馁，大声重复一遍：“我是中国**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灰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胯，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不知是真被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污，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






    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逊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嗫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






    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能看到**人的英勇不屈，非常精彩，却突然变成了变节投降。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倒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员沈大逊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投降了？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行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






    （二）






    军训中止时，早上听到通知，吃过饭就整队出发。我们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什么大事就要发生。果然，路上就听到了确切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就要掀起**，北京出现了一个学生的“文革”组织，叫作红卫兵，他们揭穿了工作组的阴谋，要求我们返校，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






    红卫兵？这是个什么组织？是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气势逼人，高瞻远瞩？






    一进校门，我们就知道了。红卫兵，原来是学校中的**创办的一个组织，是保卫伟大领袖、忠于伟大领袖、为伟大领袖冲锋陷阵的核心组织。这个令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组织，和即将降临的伟大使命，刺激得我们心痒难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一进校门，就发现红卫兵已经正式成立，总部就设在一进大门的原校长办公室。红卫兵头头儿是高中二年级一个行事低调的军队**。他身份高贵，但很有亲和力。平日沉默寡言，遇事考虑周到，沉稳可靠。其他红卫兵总部成员，也是学校的**。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学校，竟然卧虎藏龙地隐藏着大批高级干部的孩子。加上我们这些中级或中上级干部家庭的孩子，学校里干部子弟数量相当可观，因此，红卫兵出现时，没遇到任何阻力。






    由于我的家庭既是高级革命干部，父亲又因为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因而算不上纯粹的革命干部。所以，能否参加红卫兵，我的身份有些尴尬。但那时候，红卫兵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虽然威力强大，却毫无管理可言。那位出身军队高干的高年级同学，红卫兵总部的主要负责人，平素就认识我，几次行动都积极安排我参加。我就这样妾身不明地参加了各种红卫兵活动。那时我感到投身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为保卫**而战，很正义很光荣。






    在红卫兵出现的初期，辩论是红卫兵的主要任务。辩论的内容围绕着那幅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一天，红卫兵总部忽然召集我们集合。原来，东城区一间中学，红卫兵组织受到反动分子攻击，需要我们前往支援。我们火急火燎地组织好队伍，紧急出发，很快就赶到那所学校。原来，那所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人数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同学都是工农家庭出身。虽然他们出身“红五类”，但他们反对由干部子女发起并作为领导核心的红卫兵组织，也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是工人、农民，也是革命事业依赖的重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极其反感。






    辩论正在各个教室分开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了，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士气大盛。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干部子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我心里想着能打人吗？但想到这是革命立场问题，是对领袖忠诚的问题。再说，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那天，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的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副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能算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并给予最大支持，拍拍脑袋夸赞他们几句可以，但让工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接班掌握政权，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领袖、英雄和主人。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所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尚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在一座安静优雅的小楼内。我们到达后一看，果然形势严峻，气氛紧张。芭蕾舞学校的大楼内部，有一个大厅。该校学生们都聚集在大厅对面一个转弯楼梯上。漂亮娇嫩的女同学坐在一层一层楼梯的石头台阶上，沉默不语。而男同学则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身后的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姿势。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现场一片沉寂。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只是来辩论对联的。






    对峙只维持了几分钟，楼门外骤然而起的喧哗声，提醒了我们，对方大批援军到达了。不知道哪个以工农子女为主的中学的学生，大张旗鼓，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了。芭蕾舞校的学生受到鼓舞，向前挤来。我们几个人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很快撤到楼外，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外地势稍高的地方站住脚跟。外校学生蜂拥而至，很快就把我们这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处于劣势，但仍顽强地与包围我们的外校学生大声辩论。大家在高声辩论着对联，但对面学生似乎对对联毫无兴趣。他们只顾起哄般地向前拥挤，如同洪水冲击着堤坝。我们心中充满了悲愤，眼前的情景，多像电影里出现的五四游行的场面啊。悲壮，激昂，壮烈。对面学生有人不耐烦了，伸胳膊打人，脚下也有人使劲踢。我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挡着学生的进攻。耳朵里乱哄哄地充满了叫喊、怒吼和我们高唱《国际歌》的雄壮声音。






    这时，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所有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周围安静异常，大家都抬头看。芭蕾舞校三楼的一扇窗户，砰的一声被人从里面用力推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芭蕾舞男演员。男演员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眉目清朗，雪白的衬衫，衣扣全部敞开，露出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胸肌。他显然经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气质逼人，充满自信。他双手叉腰，立在三层楼窗口前，居高临下，兴致勃勃地俯视我们。看到我们被围攻的惨相，他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连串气势豪爽的哈哈大笑。笑声是那样欢快，那样愉悦，那样得意扬扬，又是那样震撼，声浪震得我们耳鼓嗡嗡作响。






    这一幕可惜不是出现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现在记录历史一刻的纪录片上，只是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山呼海啸，直至今天。






    （三）






    对联辩论只维持了短短数日。8月18日，**在**城楼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我们在**广场站了整整一夜，终于见到伟大领袖本人现身。他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城楼西侧高高的城楼上，居高临下，向我们挥手。**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红卫兵的彻底胜利。**对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






    领袖一句话，掀起了红卫兵打人杀人的暴力狂潮。






    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改名为要武中学。要武中学女红卫兵的暴力，当时在北京的中学中是出了名的。她们最早打死了自己的校长。“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的人是破记录的。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学校附近的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三中的红卫兵女战士打人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残忍的男性。女三中德高望重的校长就是被她们活活打死的。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的冷漠和反抗，红卫兵小将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全部抓了起来，拷打和审讯。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尸体，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红八月”堆积的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地主、资本家等，也有周围胡同里所谓“小偷流氓”的工农子弟们。






    各校红卫兵战士，手捏皮带，寻找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他们不是还活着吗？他们的家还在，财产还在，他们的子女还在，气势还在。名义上，打出的旗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很少有红卫兵成员能具体说出四旧是哪几项，四新包含什么内容。红卫兵的眼中，只有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需要消灭的阶级敌人。






    当时，最经典的红卫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妙龄美少女红卫兵。她手拎彭德怀皮带，脚下跪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鲜血横流，丢魂丧胆。所谓彭德怀皮带，就是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五十年代，解放军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军军官授衔时，给少将以上的军官配有水獭皮帽，呢子军服，皮靴和极宽的牛皮皮带。这种牛皮皮带是仿照苏军制式。皮带既宽且沉，顶头的铜扣粗大坚硬，棱角尖锐。据说，当时有女红卫兵抡起彭德怀皮带，只一下，铜扣落下，地富反坏右分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皮带威力之巨大。






    与继续不断落网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进学校红卫兵总部受审的灰色身影变得苍老落魄了。很多已经无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两个红卫兵拖拉着去审讯。






    我参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袭。天色昏暗，红卫兵突然集体出动，按照已经核实的地址，撞开房门，直接进屋，把小偷流氓从被窝里抓出来，送到学校拷打鉴别。小偷流氓的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所谓的街道积极分子提供的。






    （四）






    一天下午，红卫兵总部接到消息，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夫妇，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围群众怀疑，今早终于被揪出来了。那个临时设在地主兼资本家家中的据点急需支援。当时我正好在总部附近，高年级学生的总部负责人招手叫我过来，临时组织几个红卫兵，由我带领，紧急奔赴那个据点支援。






    地点离学校不远，在只隔几条胡同的福绥境一带。据点已经被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我带着几个红卫兵，作为支援，正式加入她们的行列。






    夜色昏黑，院子里灯光阴暗，墙角跪着两个老人。他们已经经受了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轮番拷打，似乎也不需要继续审问了。昨晚，两个老人试图把几百个袁大头银元和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这个愚蠢的行为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了邻居的注意。街道妇女立即报告附近的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组织。老人的家被封锁了，两个老人已经遭受了一整天的拷打，但他们什么也不肯说。我们的到来，按照程序，应该再次审问两个老人。但我觉得与其继续审问，不如仔细搜索。老人的院子不大，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四间大瓦房，显示着这家主人的阔气。院子靠东北角有一间角屋，里面叠放着两口巨大的楠木棺材。城里人很少能看到棺材。这两口漆黑的大棺材，不但令人恐惧，而且也增添了阶级斗争的阴森气氛。经过仔细搜索，很快在西屋一口大缸中，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布包袱，打开一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元。经查点，竟然有1350块之多。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巨大收获，我们可以雄赳赳气昂昂返回学校了。但如何处理这两个老人呢？地富分子必须遣送回农村老家，具体程序，需要与当地派出所详细协商安排。为此，我们当晚留了下来，躺在乱糟糟的屋子里，马虎眯一觉，计划第二天撤离返校。但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我忽然被一阵叫喊声惊醒了。






    是隔壁邻居。原来，隔壁院子里，也有一家是大资本家，过去是白塔寺西药店的大掌柜的。邻居叫喊，是因为怀疑这个掌柜的妻子可能出现意外了。我一跃而起，跑到邻院。也是位于四合院东北角上的一间小屋。按情况看，这个过去白塔寺药店的大掌柜可能已经被革命群众没收了财产，所以他和妻子两个人才挤住在院角的小屋里。邻居说，老头早就病了，半身不遂。问题是他老婆很年轻，本来每天大早都要起床倒尿盆。今天却不见女人的身影。邻居觉得情况不正常，高声喊女人的名字，屋里没有答应，只听到老人咿呀的声音。






    我过去拉门，里面被拴住了。仔细看，栓门居然只是一根布条，招呼邻居拿来把剪子把布带剪断。门推开，一股浓烈的臭骚味，把我熏得退了一步。我指挥这个院的两个年轻工人进屋看看情况。他们刚一进去就大声喊，不好啦，女人自杀啦。






    我赶紧让他们把女人拖出来。两个青工拖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女人。我当时只有16岁，她应该也就20多岁，到不了30岁。她竟然是屋里那个半身不遂，五六十岁年纪糟老头儿的妻子！






    女人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院子里的人围着七嘴八舌，有人建议拍后背，有人建议灌凉水。我觉得这个女子是服药自尽的，灌水应该是良策。赶紧招呼人端过来一铁勺清水，照女人嘴里灌了下去。过不多时，女人吐出很多白色的液体。这时又有人说，女人肯定服安眠药自杀了，这种情况应该赶紧送医院。我没顾上考虑阶级立场问题，满脑子是救人要紧。忙招呼找来一辆平板车，找人蹬着就往附近的人民医院送。很快到达了医院。这时医院也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急救室楼道里挤满了人。一个医生模样的人迎过来问：“什么出身？”帮助蹬车的邻居不敢胡说，忙答道：“资本家，是自杀。”医生大手一挥说：“赶快拉出去，我们不给资本家看病。”






    我一看火了，刚挺胸上前，医生断喝：“什么出身？”我火不打一处来，大声回答：“红卫兵！”医生顿时气馁，低声说：“我们，我们不给资本家治病。”我高声喊道：“废什么话，老子是红卫兵，让你治你就给好好治！”医生一声也不敢吭，赶紧指挥把病人往急救室里送。






    从辩论对联开始，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了。病人有了安置，神经立刻放松下来了。我家就在马路对面的胡同里，昏头昏脑回到家，吃饭睡觉。这一睡就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回到医院，却发现女人躺在医院走廊里的一张病床上，好在还挂着滴液的药瓶。我过去看时，发现女人的母亲已经来了。她告诉我，女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叫过来医生，医生简单看一眼，大声宣布：“已经死了，拔管子，拔管子。”






    16岁的我还不太明白什么叫“已经死了拔管子”，只好听任医生安排一切善后。女人的母亲居然找来一辆出租车。那个时候，我从来没听过世界上居然还有出租车这回事。这是一辆当时非常时髦的华沙牌小轿车。汽车后座上还铺着雪白的针织纱巾，司机唯恐死人把车弄脏。我吼了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先把人放上去再说。






    第二天，街道已经安排妥当了女人火葬，也联系好了把半身不遂的资本家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的事宜。我例行公事过去检查一下老头的情况。小屋臭气熏天，呛得人根本无法接近。我捂着鼻子过去看了一眼。我看到，屋里有半间屋子被一个木板搭成的床占据了。床上，臭烘烘地只有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在屎尿中翻滚，老头嘴里发出呻吟声，如同一头受伤的牲口。






    我不知道街道最后有什么神通，居然把半身不遂、浑身屎尿的老人弄上前往农村老家的火车。事后细想，那个女人肯定是老资本家生病以后，才从乡下买来的小女孩。说是娶为妻子，其实只不过是让女孩子当用人，伺候这个半身不遂的病人。农村女孩没见过世面，看到外面闹红卫兵，又宣布把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去，一时害怕，服毒自杀。如果不是我，她连起码的抢救都得不到。而过分年轻的我不懂得必须在医院守候，以防医生对病人置之不理。我的争取，使得她得到初步救治；我的无知，却终于没能挽救回她年轻的性命。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她没死，即使她能陪伴半身不遂的丈夫返回农村老家，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那个世道，也许，服毒自尽，对于这个涉世不深的农村女孩是最好的解脱。






    回到驻地，幼儿师范的红卫兵负责人告诉我，在后面一条胡同，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官僚资本家。那个官僚资本家早就死了，家里只留下一个女人。说他是个大官僚资本家，你最好去他家看看相册，那里有几十张丧礼场面的照片。规模那叫一个大，人数那叫一个多，如果不是身份显赫，如果不是家财万贯，哪里能有如此场面？哪里能有如此气魄？






    幼儿师范红卫兵的介绍煽起了我的好奇心。三脚并作两步赶过去，翻开相册，真猛吸了一口凉气。好大的气势，好大的规模，好高的规格啊。几百人排成四列纵队，护送着一个由马车拉着的巨大灵柩。灵柩有一座房子那么大。灵柩上覆盖着黑色的幕帐，幕帐边缘是雪白的流苏。队列前面是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乐队。灵车后面引领着一个高级轿车组成的长列。轿车有十几辆。这种规模的送丧队列，过去就是从书本上也从未见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家庭。






    大官僚家里只剩下一个肤色白皙的年轻女人，这是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的遗孀。现在想，那位遗孀顶多也就是30多岁。大官僚资本家死于新中国成立前，十几年前的这个女人恐怕仅仅是个十多岁的少女吧。






    女人一声不吭，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在红卫兵的眼里，象征着坚持顽抗和冥顽不化的反动立场。幼儿师范红卫兵已经把她毒打过好几次了，她还是不开口。其实，即使开口，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一看，除了搜查，也没别的事情可干了。我把人手分配一下，在这个院子里展开地毯式搜索。这家的院子好大，几十个房间，包围着一个大花园。那个年代的北京城，除了王府和高级干部家庭，带花园的房子凤毛麟角。终于，我在院子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屋子里，找到一口大木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一卷一卷全是图画。我打开几卷查看，都是花鸟山水。一边检查一边往院子里扔。忽然，我眼前一亮，终于找到宝贝了，箱子底部并排放着两把带刀鞘的日本指挥刀。






    我们大喜若狂，收获巨大。作为初中学生的我们不懂艺术，不懂绘画，也不了解这种日本指挥刀，有可能是这家主人在抗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我们仅仅想到，这两把日本指挥刀，就是反动分子反攻倒算的武器，是反革命的罪证。所以，这两把指挥刀，后来出现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上。






    （五）






    这个重大发现，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我带来的红卫兵，主要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们，纷纷涌上前去，把女人围在脚下，皮带像雨点似的抽打在她瘦弱的身上。我沉浸在巨大收获的喜悦中，没有参加这次毒打，也没有去阻止。我怎么可能去阻止呢？重大的战果恰恰证明敌人的猖狂。红卫兵战友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正当的。我没有动手去打人，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女人，而且，从小我就不是爱打架的孩子。






    这个家抄完了，附近的街道妇女不断赶来报告。又发现了诸多资本家、地主、旧官僚住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需要我们挨户去抄，支持群众挨个去批斗。但下一家，我不但毫无成就感，而且备感疑惑。






    这是一个民国时期旧县长的家庭。旧县长看样子年纪并不大，四五十岁左右。现在回想，抗战时期他顶多十几二十岁，比我们“文革”时候大不了多少啊。但那时我们只知道，“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






    他家的房子不大，一家人挤在三间平房里。翻箱倒柜，我只搜出一枚老式的金戒指。当时不懂得贪污，更不会贪污。戒指放进兜里，自己还嫌太脏，到了学校赶紧掏出来，放在红卫兵总部的办公桌上，就像把一个脏东西丢掉了。但也有贪污的红卫兵。我认识一个人，在抄家运动结束后偷偷告诉我，他贪了一个小金片，后来请家里一个亲戚帮忙，把金片卖了，得了38元钱。那个时候，38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抄完家，到院子里审问旧县长。此人灰不溜湫，不显山不露水，从他嘴里也找不出什么具体罪证，打他肯定是不值得。有人在院子中间点起一堆火，把搜出来没用的东西，尤其是书籍一类扔到火里焚烧。当一本书扔进火堆时，旧县长忽然蹦起来，伸手把书抢了出来，扑灭书上的火苗，手熏得漆黑。






    两只皮带同时挥向他的脑门儿。旧县长抬起头，我们却发现他淌血的脸庞上泪流满面。再仔细看他手中的书，居然是一本被烧掉一半的**写的《论持久战》。由于是旧版竖排本，我们居然没人注意到这是一本**著作。






    “夺过鞭子揍敌人”是我们接受的一种阶级仇恨教育，从学雷锋开始就立誓“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带着这种被灌输的仇恨，当天晚上，我第一次怒不可遏，动手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一次人。






    这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那天晚上，一群工人对他父亲召开现场批斗会。他父亲跪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身后站立着两个手握皮带的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前面是参加控诉会的工人。工人发言，声泪俱下，女红卫兵根据群众激愤的程度挥动手中的皮带。皮带重重地抽打在资本家的后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就在这时，院子角落的厕所发出一声威胁的叫喊。叫喊声吸引了我们几个百无聊赖的男红卫兵。原来，资本家的儿子不知何时钻进厕所，把门锁上，任凭押解人员怎么威胁，都不出来。我们几个冲过去。我看到厕所门上面是一个窗户，一窜身，跃上窗户，伸头向里张望。但刚一露头，我就浑身一机灵，跳了下来。厕所里面，狗急跳墙的资本家儿子正举着一只大铁锨，做出要给我一下子的样子。现在想来，他很可能只是太紧张，太绝望。顺手抄起铁锨来吓唬我一下。但在阶级斗争神经质的年代，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儿子胆敢用凶器威胁红卫兵，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的巨大罪行又是什么！






    终于把资本家的儿子从厕所里擒了出来。几个男红卫兵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由于受到他的攻击，我满腔阶级仇恨，怒火中烧，抡起皮带，劈头盖脸一顿狂抽。前院批斗现场，资本家被女红卫兵抽得血肉横飞，大声哀嚎。后面是我抡动皮带，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清脆响亮。但资本家的儿子十分坚强，连续抽了十几皮带，他竟然梗着脖子，一声不吭。这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身材微胖，皮肤白皙。如果在校园里，他也许能成为我的哥们儿。但那时他成了阶级斗争的敌人。他的坚强，使得我气馁，我放下皮带，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8月以来的这些天，我亲眼见到武力行凶的奇异功效。但现在，我的武力怎么毫无作用？






    那段时间，白天，学校操场举办各种活动。一次路过时，我偶尔看到，体操台上，竟是一个平时跟我特别要好的同学。他是初中二年级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跟他交好，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无线电，但他爸是个资本家。这天，他在操场前面的台子上，做出一种非常怪异的动作，身体力行地讲述对联对他的教育：“老子反动儿混蛋，确实，我承认我是混蛋，但是，我不愿意做混蛋……”






    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妻子娇小白皙。现在回忆，应该长得很漂亮。只是那时候，地主资本家在红卫兵面前都灰头土脸的。加上我们心中已经把他们设想为牛鬼蛇神了，从来没注意过他们长相美丑。我也从来没听过她说话是什么声音。几天以后，北京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告诉我，那个女人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打死了。女人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万人斗争大会上，也一言不发。她跪在台上，身后两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工人，人手一个巴掌宽的长皮带。两个人轮流一下一下猛力抽打。皮带打在后背上的声音砰砰作响。但女人既不哀求，也不喊疼。她一声不吭，直到打手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柔弱的女人毫无动静？难道她麻木了吗？翻过来一看，女人早没气儿了。






    那天晚上，带着好奇，我再次进入女人居住的院子。天色微黑，院子里灯火寂寥。昏暗的灯光下，幼儿师范红卫兵的负责人带我走到花园深处的一个假山前面。地上扔着几张散乱的报纸，女红卫兵用脚把报纸踢开，下面是浑身滚满泥土的女人娇小的尸体。






    （六）






    第二天傍晚，回到据点，远远就听到院子里传来高亢的叫骂声。进去一看，是幼儿师范女红卫兵正对着一个北京41中红卫兵在叫骂。一问才知道，这个41中红卫兵原来是个冒牌的。其实，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由于长相比较成熟，冒充41中红卫兵加入了我们，我们居然毫无察觉。






    这个小子冒充红卫兵也还罢了，但他居然从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家里偷了十几张侨汇劵。那个时候，海外华侨回国，可以凭侨汇劵到友谊商店购买各种市面上见不到的商品。这两条罪状还不算，这个混蛋居然还对大官僚资本家的老婆耍流氓！






    说起来，这个小学生确实够早熟的了。我们当时，无论是出于阶级立场还是成熟程度，根本没注意到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年龄。至于美丑，更无人留心。但这个小学生居然留意到这位遗孀是位小家碧玉模样俊俏的年轻女子。并且，在批斗会的前一晚，趁院子里没人，竟然让那个女人脱光衣服，打着阳伞，在他面前表演走路！






    幼儿师范红卫兵是怎么掌握这些证据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几条罪状，都是当时纯洁的革命青年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忍受的。简直罪大恶极！作为现场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我觉得这个混蛋算是把红卫兵的脸丢尽了。想也没想，就愤怒地抄起一条皮带，没头没脸地狠狠抽了他几下。我仍然觉得不解恨，但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拦住我，说，算了吧。你打人就跟挠痒痒差不多，还是让我们来吧。想想女红卫兵这些天打人的威猛，我心说，看她们打这个混蛋也照样解气。幼儿师范女红卫兵首领当场宣布，这个冒充红卫兵的流氓份子必须被打死，否则，无以平民愤。这个说辞，是当时打死人之前必须要照本宣科宣布的。






    打人没我的位置，我自告奋勇带人去找他的家人。我带着自己学校的两个红卫兵去那小子的家。刚走出院门，其中一个红卫兵忽然说，你们俩去吧。我看着那小子就气不打一处来，非打死他不可。他留下来加入审讯，我们两个人就出门去假红卫兵的家。






    到了他家才知道，这个小学生家庭竟然是革命干部。他父亲是个局长，妈妈也是一个机关干部。他冒充红卫兵，仅仅因为当时小学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为了参加革命行动，他只能冒充初中生。但问题是他还偷窃，耍流氓，这个罪过，可不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可以替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啊。






    孩子的母亲，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干部，和孩子的哥哥，一个戴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回到审讯现场，去证实那个孩子的身份。同时，聆听对他的最后判决。






    回到院子，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本来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院，四栋高阶大屋，加两个角门的建筑格局。小院地面青砖墁地，屋前石阶高大，宽门大窗。但现在，北房的石阶上，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火炉上支架着几根炉条和炉铲。炉子前的砖地上，那个小学生已经被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三角裤衩。他赤身跪在砖地上，双手被牢牢捆绑在背后。他的身后，照例是两名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此时，女红卫兵手中握着的不是普通的皮带，而是由四股橡胶电线编成的像棍子般粗细的鞭子。这种皮鞭，外皮是电线的胶皮，内部却是电线的粗铜丝。这个很容易造成内伤的皮鞭还不够，在每位女红卫兵的身旁，还各放置着一个盛满水的脸盆！外胶皮内金属的鞭子已经足够致命了，还要在鞭子上蘸水抽打。她们从小就知道，敌人对**员就是这样火炉加皮鞭的，现在学过来“报仇”了。






    母亲和哥哥站在跪着的孩子身后。母亲抽噎，即使想装样子表态，也说不出话来。因为，幼儿师范红卫兵负责人刚刚对他们宣布了罪行，并且，宣布了人民对罪犯的最终判决：“死刑，今晚必须打死。明天早上你们来收尸！”






    哥哥满眶眼泪，但他终于控制住悲憾，声音颤抖地代表母亲和家人表态：“红卫兵小将，我们全家都支持你们的判决。我弟弟自绝于人民，不得好死。红卫兵打死他应该，红卫兵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






    一家人是怎么走出院门回家去的，我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几日来的劳顿使得我精疲力竭，严重的缺觉令我大脑昏昏沉沉。我一句话都没说，进到西边的屋子倒头就睡。






    忽然，一声畜生般的惨叫声把我从深沉的睡眠中惊醒了。我惊恐地睁眼，四周一团漆黑，只有窗纸透过来院子里的灯火。我回忆起，原来我睡在据点的一堆乱被子中间，而院子里的审讯正在进行。刚才的惨叫，就是那个冒充红卫兵的小学生发出来的。我摇摇晃晃地起身，到院子一看，原来，刚才是我校那个留下来加入审讯的红卫兵，用炉子里烧红的铁铲烫犯人的后背。而在火烫之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已经用浓盐水在他伤痕密布的后背上使劲儿刷过了。






    如果不是这种临死前的哀嚎把我惊醒，今夜的审讯其实才刚刚进入**。我从来没见到过如此残忍的酷刑，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如此残忍的拷打！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我的神经不够强硬，严厉制止了我校那个红卫兵的继续烧烤。但极度的困倦使得我坚持不了几分钟，拷打停止后，我倒在破被服堆里继续酣睡。再次醒来，天已经大亮了。






    我起床，院里悄无声息，推开房门，看到昨晚的狼藉还在。只是火炉早已熄灭，皮鞭扔在地上，满地都是水，但犯人和拷打者都不在现场了。终于有一个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出现了，她睡眼惺忪。我问犯人在哪儿。她指指院角那间放棺材的屋子。






    我推开棺材屋门一看，犯人仍然浑身**，身上只留下一条细细的内裤。他双手被铁丝牢牢捆绑，铁丝又被一个粗绳子与支撑棺材的地脚支撑木结实地捆在一起。我心生一股寒意。这个孩子眼看气息奄奄了，还这么狠地拴他干吗？难道他能逃跑吗？






    虽然是我校红卫兵的临时负责人，但这些天我一直听任幼儿师范女红卫兵的指挥。但现在，我吼来那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负责人，让她把捆绑双手的铁丝解开。费了半天劲儿，铁丝终于解开了。铁丝上鲜血淋淋，我看到，铁丝早已经深深嵌入手腕的肉中了。






    我喝令犯人站起来。他摇摇摆摆往起站。我想伸手去搀扶，但犹豫了一下，打消了念头。我让人到胡同里找电话。既然这小子冒充的是41中的红卫兵，就让41中来处理这件事吧。我隐隐约约觉得幼儿师范女红卫兵还没罢休，拷打还会继续。想起前晚在不远的院落角落里那个寂寞的年轻女尸，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觉得还是别再打死人了。






    只过了十几分钟，41中派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没人搀扶，一缕生的渴望支撑着犯人，他摇摇晃晃地自己走出院门，爬上平板三轮车。三轮车蹬走了，我转身进院。后来得知，平板三轮车刚刚移动，犯人便昏厥过去。41中红卫兵毕竟理性，来不及请示，直接把犯人送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幸亏交接时我交代了一句，这小子可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医院接受了病人。当场进入急救室，经过了不知多少轮紧急抢救，这小子接着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足足躺了将近半年时间，才度过了危险期，保住了一条性命。






    由于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歹毒酷刑，我当天返回学校，向红卫兵总部汇报了我校一名红卫兵参与的这场拷打，说明被打那孩子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当天红卫兵总部贴出告示，宣布开除那位参与酷刑拷打的同学的红卫兵资格。这应该说明，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保留着一丝做人的理性。人性的本能，使得我避免了一场杀人罪恶，拯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一年以后，“文革”运动形势趋于平缓。那个小学生通过父亲关系，终于获得了平反。当时参与拷打、审问的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和我校那位被开除出红卫兵组织的同学，都被招去参加他的平反会议。而作为北京男三中红卫兵现场临时负责人，我却没有接获通知。我知道，我是由于一闪的善念而幸免前往了。






    此后，我仍然参与了其他一些抄家活动，但大都规模很小了。






    我们据点的那一对半夜偷偷往下水道扔银元的老人，不久就被遣送回农村老家了。两个老人勉强支撑到家，很快就双双离世。他们到死也没有用上早已准备好的，放在院角屋子里的一对大棺材。






    离开据点前，鬼使神差地出于好奇，我亲自去西四缸瓦市的殡葬服务部，联系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火化事宜，顺便跟服务人员闲聊了几句。服务人员告诉我，最近火葬场完全忙不过来了。8月份到那天为止，已经火化了2000多具尸体。仅仅那天当天，就有上百具尸体必须火化。当天晚上，火葬场的车来了，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已经放了5具尸体了。女人瘦小的尸体，在卡车上，占据了很小的一块地方。






    对于我来说，抄家活动已经彻底结束。回到学校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如火如荼的“文革”活动。破四旧运动结束后，我参观了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据点。看到的是漆黑的监牢，肮脏阴森的刑讯室，还有固定在墙上的手铐脚镣。






    现在很有一些呼声，希望当时参加打砸抢的红卫兵站起来，忏悔自己的罪恶，对历史负起责任。我们参与那场罪恶的朋友，确实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应该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青年朋友，告诉后人们。让人们知道，并永远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经历了一场给无数人带来巨大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虽然单纯，虽然渴望美好，但我们却用一双最干净的手干出了最肮脏、最恶毒的事情。






    难道我们还能够让“文化大革命”的肮脏土壤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存在吗？






    我的反思很肤浅，因为我幸免于进入地狱的罪恶。人的善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阻止恶行。我幸运地是一个心地还算善良的少年，加上父亲还有一个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底气不那么足。可是，如果我当时彻底失去人性，如果我不自觉地被卷入“文革”的可怕深渊……难道现在不是更应把这种罪恶公之于众，让世人警醒，提高警惕，认识它的起因，不要让我们美丽的祖国再遭受这种灾难吗？






    当年的红卫兵们，请你们反思，反省，反躬自问。忏悔罪行，向人民公开过往的罪恶，让中国大地永远彻底避免这种罪恶吧。

Gowest

“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

张阿妹



    张阿妹，1952年生人。“文革”开始时，在人大附中初一读书。1969年到延安专区宜川县插队，1973年在西安当工人，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1985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9年赴美读书，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联合国发展署顾问。现为美国一家信息公司高级分析师。



    1966年的8月是疯狂的8月。在“砸烂旧世界”和“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北京红卫兵涌向北京的四面八方，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轰轰烈烈的抄家破四旧运动。



    那一年我14岁，是人大附中老初一的学生，也是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的一分子。我没有参加人大附中的老兵组织——红卫兵，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太凶了。



    我亲眼所见，我的两名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在参加红卫兵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她们俩原来都很单纯、活泼、开朗，但忽然有一天，这些十四五岁小女孩的单纯活泼开朗都不见了。我看见的是，她们对着我们的班主任，凶狠地挥动着带铜头的皮带。



    我们的班主任喜欢穿西装，梳背头，总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那时不过才二十几岁。那一天，我的这两位红卫兵朋友，一边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老师，一边让其他的红卫兵按着老师，愣是用推子把老师的锃光瓦亮的大背头，剃成了阴阳头，前后不过用了几十秒。她们把这样的暴力称之为“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剥削阶级思想宣战”。



    看到班主任在一群十几岁的自己的学生面前，低着头，弯着腰，脸上红一块紫一快，嘴里还不停地吐着诅咒自己的词儿，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的目瞪口呆是不是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但我记得我很快就坚定了下来，并且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精神力量：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几位女红卫兵1967年的留影。右一是张阿妹。



    但我决定不参加红卫兵，我参加了“红旗”。像红卫兵一样，“红旗”也是人大附中红五类的组织，但因对校长和老师的态度比较温和，红卫兵叫它“保皇派”。



    不管是革命派红卫兵还是保皇派“红旗”，他们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都绝不含糊。那年的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红卫兵小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和“红旗”都把这奉为绝对的圣旨。



    8月的某一天，我和十几名“红旗”的兄弟姐妹，一起乘车到东单东总布胡同参加抄家“破四旧”。为什么去这条胡同，后来我才知道，在旧说“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北京，东总布胡同及其附近，住着许多最该被“破四旧”的才子佳人、封建遗老遗少、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分子。



    到了胡同口，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个坏分子名单。胡同居委会的一位中年大妈，还特意用手指着斜对面，告诉我们，那家住着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叫胡传奎。当时我们都惊叫了一声“胡传魁？”那时**主持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主要人物胡传魁，早就深入全国人民之心了。



    “对，他也叫胡传奎，但有一个字不一样。”然后，她很神秘地低声说，小心了，里边已经有好几拨红卫兵了。



    有好几拨红卫兵了？我们带着好奇心和生怕被落下的急切，跨入了路北一座有两个雄伟的大狮子看门、挂着两个硕大的铜环的深宅大院。果不其然，里面已经有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扎着皮带，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学生红卫兵。



    这个深宅大院真是深不可测，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我们目力所及，到处狼藉。衣服、瓷器、书籍及各种生活用品，散乱在各处。显然，我们来晚了。



    “胡传奎在哪里？”记得我们“红旗”中一位年龄稍长一点儿的同学问道。



    “在里院”，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答。



    我们赶忙奔往里院。在里院的院中央，站着一男一女，男的很胖，个头不高，秃顶，大约50来岁，胸前挂着一块牌子，记得好像是“反动学术权威胡传奎”。女的微胖，胸前也挂着一块牌子，写的好像是“反动婆子”。这就是这个大院的主人——胡传奎夫妇。



    8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胡传奎夫妇不知在似火的骄阳下，站了多久。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红卫兵向我们介绍说，每来一拨红卫兵，他们就要挨一次揍，每次挨揍时，红卫兵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们都会回答道“哎，哎”。



    毫无例外，我们人大附中的保皇派组织“红旗”，也有人揍了他们，用的是他们腰里扎着的皮带。但我知道，我这次的革命立场跟上次看见班主任被揍已经截然不同了。



    至于胡传奎夫妇怎样反动，并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也不知道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什么。我们只知道，这样的反动权威家里，可能收藏有金条，也可能有电台。当我们发现从胡夫妇嘴里掏不出金条和电台的下落，我们就分散在院子的各个角落，像其他红卫兵一样，挖墙凿洞，掘地三尺，试图找出隐藏金条和电台的蛛丝马迹。



    我们找到的是整箱的饼干，成盒的蜡烛，成捆的书，还有成打的衣服，但没有金条，也没有电台。



    我们累了，胡传奎夫妇也累了。我们喝水，到外边买东西吃。可是胡氏二人既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他们仍然站在院子当中，仍然顶着骄阳，仍然挂着牌子，仍然挨着新来的一拨又一拨的红卫兵的鞭打，仍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哎，哎”。



    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恻隐之心，我只记得，我看得麻木了，听得麻木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坚持下去。



    入夜，我们像其他红卫兵一样，就地和衣而睡。那一夜，这个院子套院子的深宅大院，到底住有多少红卫兵？可能有十多拨，也可能有七八拨，每一拨至少有五六人。深更半夜，还不时地有新来的红卫兵闯入，新来的和原来的红卫兵又不时地发生争吵，而胡传奎夫妇的“哎，哎”声，仍然不绝于耳。



    后来，“哎，哎”声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弱，我似睡非睡。到了后半夜，一切都好像安静了下来。忽然，一阵尖厉刺耳的声音传入耳中，我猛地醒来。只见半边天烧得通红，浓烟掠过，夹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我和“红旗”的战友们，急忙跳起，循着尖厉的声音找去。



    我们跨出那扇厚重的大门，发现整个东总布胡同已经塞满了救火车，救火员正向斜对面的一家院子喷水。二人高的火苗子就是从那里蹿出来的，火势越烧越旺，旺得根本无法进人。



    当火势被控制以后，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告诉我们，胡传奎夫妇半夜被另一拨新来的红卫兵带到斜对面那家院子，那也是胡氏夫妇的家产。他们在那儿被几拨新来的红卫兵轮番鞭打，可能是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家里的衣服和书籍堆在自己身上，点火烧了。



    他们**？我不知道这位红卫兵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只是当火势熄灭以后，我和几个人趁着消防员没注意，一溜烟地窜进了那个宅院的大门。一进大门，我就看见正厅堆着山一样烧焦的垃圾，一些未烧尽的衣服和书籍的边角，隐约可见。其中有两块黑乎乎的东西。年龄稍大一点儿的同学指着那两堆烧得黑乎乎的东西说，那可能就是胡传奎夫妇。



    1966年12月中旬到1967年3月，张阿妹与同学一行16人从北京出发，步行“长征”。经河北涞水、狼牙山到山西刘胡兰故乡，又步行到陕北延安。这是在去往河北的路上，领队擎旗者是张阿妹。



    怎么会呢？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现在怎么变成两段只有半米长的焦黑木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人。



    后来经确认，胡传奎夫妇是被烧死了。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死于没完没了的鞭打，也可能是死于最后还残存的一点儿做人的尊严。如今，在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上，竟然找不到一点儿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又被迫离开这个世界的任何痕迹，呜呼！



    今天谨作此文，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2011年6月10日











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

张雁滨



    张雁滨，曾用名张红军。父汉族，母满族。大专学历。1965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于1967年冬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1972年返城，在湖北科研所任实验师，2001年考取湖北省第一批高级策划师职业资格。主要作品有长篇知青纪实小说《落荒》，并在《湖北日报》、《纵横》等刊物登载文章，创意监制的广告片在中央及全国各地大城市电视台播出。爱好声乐、美术、诗词，时有作品发表，诗词十一首入选《中国当代诗词精品库》。



    无意中我听见了路人的议论，他们说应当再搞一次“文革”治治那些贪官，无疑他们把“文革”看成了遏制贪腐的灵丹妙药。贪腐现象实际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理应从制度改革入手，研究整治解决的办法和措施，而人们却想起了“文革”，这着实令人不安。显然人们已经忘记或者根本没有认真总结“文革”曾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伤害，没有记住它曾使中国面临全面崩溃的严峻历史教训。究竟什么是“文革”？它曾起到了什么历史作用？为什么对现实不满意就想起了“文革”？虽然“文革”已被淡化，但是，那个人斗人的残酷年代已深深嵌在我们一代人的思想行为里，影响着我们的一生，甚至影响着我们的后代。



    用搞“文革”解决社会问题就如同倒一盆洗澡水，同时倒掉了自己的孩子。为了不再重演历史的悲剧，我们应当并且有责任讲出真实的“文革”历史，尽管这段记忆是多么的令人不堪回首。我想通了这层道理，所以我才开始在键盘上敲响了沉睡记忆的门。



    封存在记忆里的“文革”有如烟云，曾经的疼痛将那些往事自动屏蔽，对历史的忏悔之心又将厚厚的尘垢慢慢拭去，渐渐露出它的面目，那些改变了我和我的同龄人一生命运的“文革”往事，从模糊逐渐变为一幕幕画面回到我的眼前……



    “文革”搅乱了我们的学习生活



    “文革”来得很猛，在我刚满17岁的那年，1966年的初夏。



    我随着我就读的美术学校正在河北灵寿县大山里体验生活。那里是一方热土，人们生活在地道的传统中，男人一律中襟白布褂，蓝布裤，头缠白毛巾，女人们都穿各色旁襟小花上衣，下穿一色的黑布裤，梳一样的发式，向后堆纂儿，右侧留一绺剪齐的长发，上别银发卡，很有地方特点。赶集时那么多村庄的人聚在一起，男女们全如此装扮，煞是好看，像天天置身于电影场景中。高峻的群山，清澈的流水，质朴的民风，我们沉醉其中，观察着，搜集素材，为创作做着准备。



    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出现，北京来了两个同学，他们面色严肃，行色匆匆，将班主任和我们几个班干部召集到房间里，低声神秘地告知我们，北京发生了大事，搞“四清”刚返校的高四大同学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好像是暴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他们很激动，鼓动说我们必须立即回校参战。得知这么重要的消息，那可是当前头等大事，事不宜迟，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班干部火速开了个短会，讨论决定，兵分两路，班主任带领全体老师同学立即集合回北京，由我和另两个同学一起乘车，去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通知在那里写生的高三年级同学立即启程回校。



    我第一次离开老师接受这么重要的任务，感到重担在肩，尽管自己根本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不知这大山里路途的深浅，记住了沿途的几个地名，抛下行李，背个小书包就与那两个同学一起上了路。那个男同学还拍了胸膛壮胆说，如果路上遇到什么艰险，有他就不用怕。我觉得好笑，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记得山路不好走，步行去找少有的几辆公共汽车，走了很远的路，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大山，路旁是很深的沟，沟里清亮的流水中布满滚圆的大石，有如卧牛，所以那里的地名多与大石有关，如南滚龙沟之类。在一座石桥旁拦住了一辆卡车，我们爬了上去，车把我们带了一段路，又把我们放在路旁，我们跟着一位当地人找车子，那人像个很有文化的干部，他谈到了当时的一些政治人物动向，好像很了解，看法很严重。但是，当时的我还听不明白，只是奇怪这大山里居然有这么有见识的人。



    又等到了一辆卡车，我们又爬上去，车上有几个本地人。卡车颠簸着在土路上行驶，灰尘飞扬，路旁的山突然变成了深红色，像被火烧焦了一样，草木不长，半山的土石房屋特别破旧，这个村子一片荒凉景象，显然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毛之地，真正的穷乡僻壤。我想，住在这里的人一定很困难，被生在这里可真是不幸啊。车子终于走出这片火烧般的红土地带，驶进视野广阔的平原，老远就看见了像屋顶那样平直的山影，我们终于找到了目的地！



    这个村子在抗日时期曾开展过地道战，这里的房屋密集，全村住宅的屋顶、炕头、水井等都和地道相通，这极大地撩起了我的好奇心，特别羡慕大同学实习的这个地方，特别想钻进地道里看看，但是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和实现这个想法，第一件事就是通知他们立即返校。



    当消息传达落实时，我感到了轻松。我们三个小同学就跟着大同学们几十个人的队伍一起立即启程，乘着卡车，沿着通向石家庄的宽阔林荫大道，直奔火车站，当即买了过路车的站票，大家扛着行李前呼后拥着，以极快的速度紧张地挤进火车的窄门，象摞起来似的堆在一起回到了北京。



    满墙的大字报



    一进学校的大门，第一眼就看到了门洞里满墙的大字报，许多颜色的纸张，标题用碗口大的粗黑体，毛笔书写的字密密麻麻，从走廊的墙顶，直垂到地面那么长，但是写的内容还没看明白，只知道问题很严重。



    从此大字报这种形式遍布中华大地，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它贯穿于“文革”始终，成为打倒对立面的第一杀手锏。



    半夜听批判邓拓的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安排在半夜，那时每个班的教室都有广播喇叭，全体同学被老师喊起来到教室听广播，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别广播可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半夜里，所有的教室都开亮了日光灯，播音员的语气很严肃强硬，空气里充满火药味。我是班里的团支书，必须事事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于是就努力张大着眼听，但还是太年轻，瞌睡大，撑不住困劲儿，管不住眼睛就闭上了，再努力地睁开眼，这样反反复复，终于熬到了广播结束，这就是我们回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开端，等待我们的将是严肃的政治考验。那时的我内心埋伏着对未知的强烈兴奋感。



    接下来的日子，广播报纸集中力量展开了对“三家村”等“黑帮”的大批判。后来听说，邓拓、吴晗自杀了。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6月初在“文革”形势的驱动下，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在此期间，我们美院附中有同学秘密召集了各年级班里根红苗正的同学，在一个小教室开会，并带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并得到**支持的消息，还传阅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等内容。当时有位同学神秘兮兮地关上了门，还开个门缝向外看看，再关上，很有革命电影中地下党工作的感觉，觉得很刺激，用现在的话说“很好玩喔”。同时也很有理想主义的神圣感。美院附中红卫兵组织就此成立了，主要成员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工农的子女。此后红卫兵就成为“文革”初期运动的主力部队。



    红卫兵组织还谈到了统一服装的问题，认为解放军的旧军服最合适，很能代表革命品质，并且也容易得到。于是，解放军旧军服就成为红卫兵统一符号。没想到这身服装后来就成为了红卫兵的标志。那时认为洗得发白的旧军服最棒。



    美院附中红卫兵成立后，开始的行动是组织写大字报走向社会，有几个男同学，还有我们几个女同学一起办这件事，记得那个执笔的男同学，他的字写得特棒，就像印出来似的，内容忘记了，我忙着找面粉打浆糊，有的同学拿刷子，呼啦啦一群人去了王府井大街，在一家商店的大玻璃橱窗贴上了第一张大字报。那店里的人没有反对，进行得很顺利，有些看热闹的人围观，没有谁阻拦。



    我们这群人搬来了梯子，男同学爬到了很高的店铺门脸上方，贴上了“文革”的大标语，贴完了，很是得意扬扬。围观的人很多，还有外国人，人们的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



    “好汉、混蛋”对联大辩论



    7月份，出现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引起很大争议。与这副对联相对应的还有一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副对联显然是在说明那副对联的血统论性质。



    辩论“对联”掀起了**。



    附中部的同学受邀到大学部礼堂一起开大会辩论这副对联。



    当我们走过美术学院长廊的时候，一个穿军装扎着翘翘辫的女红卫兵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我身旁的同学指着她说，那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



    在她的身后紧跟着几个同样打扮的小女孩，瞧她们的劲头可说是八面威风，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架势。我们与她们都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目标就是大学部礼堂。进了礼堂我们附中的小同学都坐在前面，大学部的大同学都坐在我们后面。



    礼堂是木地板，我们在第一排席地而坐。面对不太高的讲台，看得清讲演者的细微表情。



    辩论会开始，许多人像走马灯一样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各种意见争辩得很激烈。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琳和邓榕。邓琳是我们美术学院大学部的同学，邓榕是外校的中学生，因为要辩论对联，邓榕带着她的红卫兵战友找上姐姐学校的门来，要跟姐姐展开大辩论。邓琳走上讲台，直截了当地指责“对联”是反动对联，并且公开宣布她爸爸不同意这副对联的内容，因此，她就坚决站在了批判对联的阵营里。邓琳说话的嗓门很大，态度非常直率鲜明，她赢得了她的大学部赞同者们的热烈掌声。这时，邓榕也上了台，她宣布支持对联的立场，她说话也很有煽动性，她的支持者也是掌声一片。当时，我看邓榕也穿红卫兵服装，自然就支持她，稀里糊涂地站在她的立场，拼命给她鼓掌。



    她们姐妹俩成了对立面，两人同台高谈阔论，观点却是针尖对麦芒，谁都不让谁，两人都为了把自己的观点清楚地告诉大家，竟然激动得争抢麦克风。坐在台下的我，这么近的距离，瞪大了眼睛看她姐妹俩较真的表情，搞得我的脑筋有些乱。辩论一结束，我就找到了邓琳，在操场上和几个同学一起围着她，听她继续讲她的观点，我觉得她的观点也很有道理，于是我的脑袋里两种观点搅成了一锅糨子。当时的我头脑比较晕，不明白为一个对联干吗闹那么大的劲。同意不同意会怎么样呢？不就是个对联嘛。我跟着辩论人群的尾巴稀里糊涂地到处跑，凑热闹，其实让我自己说说为什么同意或不同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当批判刘邓路线的口号响起，革命对联就变成了反动对联。这副对联被批为“反动血统论”，针对这副对联又出来了一个“出身论”，后来，人们讨论来讨论去就认为，实际这两个东西都说的是一个意思。再后来，就把那个血统论都说成了“出身论”。之后就成了“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说法。



    后来，我这个对“对联”问题看法模糊的人变成了被批判对象，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亲身深刻体会到了“对联”所体现出来的“出身论”的祸害，正是这个“出身论”，当年戕害了无数无辜的“出身问题”者，之后，它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文革就是要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最新革命指导下，一些曾经的“出身论”受害者反戈一击，就将这些曾赞成或推销“出身论”的人们（包括我在内）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于是，这些人也就同样饱尝了变相“出身论”之苦，甚至终身。



    有一位年已七旬的老师说了句很经典的“文革”语录，他说：“‘文革’人人都整人，人人也都被人整。”



    “八一八”**检阅了我们



    1966年8月1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在北京**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检阅了百万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浩荡的人群中挥舞着数不清的红旗。



    我们美院附中的红卫兵被邀请站在了**的东观礼台上，靠主席台那么近，亲眼看到了**在向我们摇动帽子。那天，宋彬彬在**城楼第一次高喊：“**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那一刻，我们年轻的心沸腾了，无限激动地张开双臂向着**跳着欢呼，高喊：“**万岁！万万岁！”我相信，当时**广场百万红卫兵震天动地的欢呼都是发自心底的真诚。**在**城楼与**并肩而立，他在讲话中第一次将**冠名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被**广场的高音喇叭传向四面八方，使**的名字响彻云霄。自那天起，**就成了神的化身，全中国人民都下定了决心，誓死捍卫**的旗帜。



    这天，**亲口对宋彬彬说“要武嘛”。这句话鼓励了红卫兵打人风潮，带动了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尚。同时，改名风立即兴起，人人想改个革命名字，发展到红卫兵把大街小巷凡有反革命嫌疑的路名都加以改过，弄得交通部门够忙活的。我就是在这个风潮中改名为“红军”的，当然后来又改了回来。



    就在那天，**在**城楼上发布了“破四旧”的号召。**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的话就是动员令，掀起了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



    “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要指导思想



    红卫兵成立时明确宣布，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思想，我们的行动就是响应**的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誓死捍卫**。



    “文革”要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是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在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运动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成为行动的模仿范本。那里面的经典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成为了“文革”的口头禅。



    在中央领导的号令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出现了红卫兵照搬或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状况，例如考察报告中称赞农民将劣绅用绳子捆绑了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并且无情地斥责，还要把他们打入另册；将那些大小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认为，这些“‘过分’的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受此启发，红卫兵给“牛鬼蛇神”戴高帽游街、打翻在地，再踏上脚；把不同观点和出身不好的打入另册，对他们进行歧视等等，后来发展到抄家打人，最后演变到打砸抢烧。而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引导和协助之下进行的。



    “破四旧”砸毁绘画教具



    “破四旧”落实到学校，美院附中就发生了集中砸毁绘画教学用具的事件。时间也是在夏天，加入红卫兵的同学们纷纷跑到四楼素描教室，将许多教学用的石膏像一股脑全搬到了学校楼下操场，都是些非常著名的古希腊雕塑翻制的石膏像，有的有真人那么高。那可是学校的当家教具，没有了这些教具，今后还怎样进行美术教学呢？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考虑这些事，大家深陷在狂热的政治热情中，包括多数的老师们，没人有胆子敢在这风头上劝阻。



    很快，大大小小的石膏像被摆在了小操场上，白花花的一片，为了记录落实执行“破四旧”运动的庄严一刻，还有媒体的摄影记者到场，所有的红卫兵都很重视这项行动，都穿上军装，扎好腰带，戴上红袖章，这身打扮在当时很是威风。红卫兵领袖一声令下，排在四周的革命小将们抡起各种器械砸向石膏像，顿时白色石膏的碎片和粉末横飞，我听见摄影机的咝咝声，抬眼看时，只见摄像镜头对准了那几个高大的男同学，他们的样子格外卖力，我的身材比起他们显得很矮小，被挤到最后的边角处，当然入不了镜头，心里还不大高兴。由于大家的齐心合力，打砸行动很快就告结束。象征“大洋古封资修四旧”的石膏像即刻化为一地碎片。



    当时，有个男生兴奋地喊：今天的行动是我校“破四旧”的一大壮举，这是要进入历史档案的！革命小将们听罢，眼睛里都闪着兴奋的光。大家就是在这种庆功似的激动情绪中完成了对学校设施的毁坏行为。



    工人子弟无意画破印有**像的报纸而被捕



    “文革”开始以后，**就变成了神，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是美术学校，同学们都有动笔画画的习惯。一次，我们年级的同学工人子弟赵某在街上碰到一个小报摊，他一时兴起在报上画了一下，没想到这张报纸的背面印有**像，这个像破相了，报贩非常恼火，立即告发，说是这个人故意划破了伟大领袖像，罪该万死。于是，赵某被抓进了派出所，与许多像他一样大的孩子们关在一起，大概他们都犯有许多不经意做下的蠢事吧。睡在这一堆脏孩子中，臭不可闻，大冷天坐在地下很难受，他就是这样被关了几天。后来学校得知，才被保了出来。



    一个具有当时最响当当出身的工人阶级子弟，并且是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得力干将，居然有了这样的遭遇，令他很痛心。只不过划破了一张报纸，就因此坐监，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



    奉命第一次抄家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抄家打人运动开始了。



    美院附中的红卫兵成立以后，就有派出所的人找上门来，要求这个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发挥作用，协助他们缉拿超期探亲的服刑人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主旋律强音下，当时的这个行动被看得非常重要。我们能参加这个行动感到很自豪，积极要求上阵。据说那个要执行任务的地方很小，但是我们人多，因此有主有次，有前有后，我们这些女生就被放在了第二线，主要协助看住大门口，制止闲杂人员进入，并查抄反动罪证。



    学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那间照相馆。



    被执行任务的那家照相馆门面很小，店里面有住房，通向住房的走廊狭窄且幽深。男同学和派出所的人在里面的住房区执行任务。据说，要执行的抓捕任务目标是个休假的在押犯人。给他放了几天探亲假，他就不想回监狱了。夫妻俩想了个主意，脱光了抱在一起，那时的人们比较封建，看到此情景，派出所的人都不好意思去抓那犯人，就借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儿来完成抓捕。



    这个小店挤满了人，人们都堆在住房和窄道里，我根本挤不进去，就和几个女同学在店面的照相馆里翻找罪证。我翻开那些很陈旧的照相簿，一股浓烈的霉味儿扑鼻而来。翻了几本，其中有很多男女的全裸照，看了感到很恶心，只翻了几页就将它们丢在一起，这些是“四旧”是毫无疑义的了。再向下的架子上，有更泛黄的相册，落满灰尘，看样子很有年头了，当我翻开来时，看到发黄的照片中竟然有很多张房主与几个日本人的合影，他们都穿着和服，在京式四合院里摆着各种姿势，很得意地笑着。可见这家人在日伪时期与日本人交往很深。这时有同学抄出一本清朝的“春宫图”，打开来，尽画着男男女女的事，只看一眼就羞死人了，赶紧将它丢到那堆“罪证”里去了。



    我们几个带着一堆发黄发霉的照片交到学校，作为我们的战利品。还听到男同学谈他们如何抓到那个犯人，强行将他夫妻俩分开。他们有个孩子才8岁，在一旁伤心地哭泣着，那个负责抓人的男同学，看到这涕泪满面的小男孩心就软了，他说他觉得这小孩很可怜，很无辜。



    为了这次行动，我有将近一星期做噩梦，好像把我包裹了一样，闭上眼就是那些令人恶心的泛黄色的照片，还有那股浓浓的霉臭味儿，很长时间都赶不开，使我一个星期不想吃饭。在这以前，我从未接触过这样腐烂的事物，这次行动的确给我上了一堂社会大课。



    学生打学生



    从那次公开行动以后，我因为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就常被人半路拦截，邀请我们帮助办他们想要办的事。



    有一次，我行至往学校去的路口，有位妇女拦住了我，她把我拉到她的家里，说有要紧的事相告。我跟着她进了她低矮破旧的家。进门有张床，一位姑娘蜷缩在床上。原来是个病人。我对妇女说，我不懂医，不会看病啊。那妇女说，这位红卫兵小将，我请你来不为看病，只为评评理，都是学生，他们就下得去手啊，把我姑娘打成这样。我才知道这女孩是被人打得躺在这里的。



    这个女孩是高中生，年龄大概跟我相差不多，她处于半昏睡状态，长发很乱，是被人抓扯的，她侧身躺着，是因为不能平躺。她妈妈将她的后背的衣服掀起，我看到她的背部、臀部全是累累紫瘀伤痕，她的膝盖也破了皮，青紫肿胀着，再看她的手更是惨不忍睹，那双手全脱了皮，冒着渗出的泛红液体，肿得已经不像是人的手，旁观者都不忍目睹，这位家长的心得是何等的痛！



    母亲叙述着令人发指的暴行，原来造成这女生伤害的竟都是女生，就是因为这女孩说了一句不同于她们观点的话，就遭此厄运，被一群女生群殴，揪住头发把她打倒在地，逼迫她在地上爬，还要学狗叫，极尽侮辱之能事，直到她爬都爬不动，就罚她跪着，直至跪得昏倒在地，才通知家长把她弄回来。她的学校已陷入一片混乱，校长老师也都遭罪更甚，家长向谁说理去？



    母女俩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但是，在这个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又有谁能解决？我想到了派出所，她母亲摇着头，说他们自己都乱了，还会来管我们吗？正在启动我幼稚的脑筋想办法，这时有邻居进来看姑娘，说这姑娘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向来老老实实，她们家又不是什么坏分子，怎么会被打呢？又一会儿，我们学校的同学找了来，将我拉出去，说要集合，且低声告诫我，外面的事情很复杂，谁知这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事，不要乱管！



    张雁滨（左四）1967年与同学在一起。



    当我走出这间小屋时，我看到这位母亲绝望的眼神，我无可奈何。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可以说是给我注射了一针免疫剂，我感到学生打学生是方向走偏了。从此，我绝不参与打学生和打老师的任何行动，也因此，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免除了我曾有可能因犯以上相同错误而引起的精神煎熬。



    抄出真正的国民党



    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去找小吃填填肚子，走在路上，又碰到个人，他喊住我们，很神秘的表情，告诉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那里住着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反动派。



    我跟着他，进入街边的一个门洞，里面的院子是通的，房子连着房子，穿过许多的房子，在一处宅屋前停下，那人就止住脚步留在了屋外。我和同学进入这间房，这家的主人去上班了，留下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守在家中。这男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态度安静地看着我们进入房间。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像个客厅，我们不看这样的地方，而直接走向外面那个人告诉我们的那个房间，推开那房的门，里面摆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箱子，像是个库房。我们打开那些很大的木箱，看到里面装满清朝时期的服装，很多阔太太才穿的服饰，时间虽久，但颜色还很鲜艳，我想那时候人们穿的衣服好漂亮啊。



    这时，那老头儿进了房间，他企图阻止我们打开这些箱子，谁料我们的年龄正处于叛逆期，越是阻止，我的好奇心就越强，偏要打开那个被明显拒绝打开的箱子。我把它打开了。惊人的事发生了，我揭开上面的衣物，下面就露出一套还很新的呢军服，那是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国民党军官的军服！这时，我看到这老头儿的眼睛在向墙上挂着的照片斜视过去，我顺着他的眼神，想到，那一定也是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我就毫不犹豫地走近那个墙上的照片，我一瞥又看到老头儿紧张的表情，就果断伸手向那悬着的玻璃相框后面摸去，我摸到了一个纸卷，就将它拿出来，展开一看，是国民党的委任状！那上面盖有国民党的大红印章。啊！我们亲手抓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潜伏的国民党！



    看见眼前真正的阶级敌人，就想起**的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新中国就是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才成立的，国民党就是革命的敌人，对阶级敌人就要采取暴烈的行动！不能软弱，不能退缩，更不能畏惧！这些平时就牢记在心的思想，很快就转化为行动，我毫不迟疑，解下腰带，就令那国民党老头儿跪下，向他的后背打下去，没有手软，没有任何周详的思想考虑。那老头儿，他不否认他的罪过，不求饶，不反抗，不吭气，听任我们的鞭打，我以为我在为千千万万的江姐、许云峰那些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先烈报仇雪恨！



    这是我在这场“文革”运动中打的第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这是我在“文革”后的几十年中都没有认识到应当为此忏悔的事件。



    我，没有想到，我在鞭打一个放下了武器的“敌人”，在鞭打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头儿，他是孩子的父亲，是子孙的长辈……



    我更没有想到，他还有可能是参加对日作战的英雄。这是我近几年才知道的抗日史实，如果从前我就知道有这段历史，我想，我绝不会去打曾为中国人抗击过日本侵略者的英雄的！



    再有，如果，这个老头儿真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是破坏新中国建设的敌对分子，那也应将他交给相关司法部门去解决，而不应擅自任意处罚。但是，那时，我们的头脑里并没有这样的法律概念，况且处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特殊时期。



    还有，至今令我疑惑的是，那个老国民党，他为什么不反抗？他是个旧军人，有武功，难道还对付不了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吗？我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对敌斗争残酷性的防范意识，可谓初生牛犊不知深浅，如果他稍试拳脚，我们可就不知还能不能活在这人世间了。那么，他被打的当时在想了些什么呢？



    在打人过程中，有他的邻居唯唯诺诺地相劝，自然是说着这老头儿的好话。我当然听不进去，国民党是当时的阶级敌人，毋庸置疑。难道阶级敌人会有好人吗？后来，我们学校的男生闻讯赶到，接管了被我们发现的这个潜伏国民党。我问，那些军服和委任状怎么办？他们说放心，都由他们负责处理了。之后的事发展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随即，我们没有拿任何东西就转移了阵地。



    查抄民国警察的金条



    由于受到抄出“潜伏”国民党的鼓舞，这次，我们是主动要求寻找下一个“破四旧”的斗争目标。我们对那邀我们来抄家的人说，一定要去找确凿的阶级敌人的家。那人说他找的坏人是真的牛鬼蛇神，都有根有据，的的确确，没得跑儿，这家人就是民国时期的警察，作恶多端，国民党坏就坏在有这帮狗腿子欺压老百姓。我认为他说得很对。



    那知情者将我们带出大杂院，指向一处背静朝北的单门独户。临进门，那人又在我们耳旁说，好好抄抄他的家，他们可能私藏金条，就不信他们在旧社会当警察还有不搜刮民脂民膏的。我听进了他说的话，在他的启发下，我们抄家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他们把剥削老百姓的金条交还给人民。



    那人又留在了门外面，我们毫不犹豫地踏进了反动警察的家。进了门才发现，这房子很小，只一间房，原来以为这一溜青砖墙，只开一个门儿，一定是个大户，没想到，就这么点儿个房，可见，这起码有几间房长度的墙，它们的门都朝南开了，单留下他一家一间房的门朝北开，耍了单，连个邻居都没有，何止门可罗雀呀，根本没鸟愿意落在他家的门前。



    这个房间里很黑，小得只摆下一张床，没一件像样的家具，全部黑黢黢的，除了铺盖和几件衣服包，简直没什么东西可抄的。



    但是，我记得那人的话，他们一定是在装穷，掩护他们藏匿的金条！还记得照那人说的，金条可能缝在衣服或被褥里。我们就很认真地触摸那几条单薄的被褥，金条应当很硬，不会摸不到，摸来摸去没发现硬物，衣裳包裹都打开了，里面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没一件像样的。很快就抄完了，再没什么可抄的地方。最后，我看见了门背后的一个破箩筐，我向它走去，我瞥见这对夫妻尴尬的表情，这里有文章？我在他们窘迫的眼神中，打开了箩筐的盖，里面有一本小孩子的小学课本，还有画得很乱的作业本，拿开这些书本，底下露出一堆破布头，根本没有用的碎布，伸手进去探了底，全是破布。我知道现在应当结束了，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金条在哪？天方夜谭吧？



    我问他们，这些课本和作业是怎么回事？他们连忙回答，这是他们孩子的。这个旧警察的媳妇是新中国成立后娶的，是个苦人家出身，肯嫁给这么穷的旧警察，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是他的福气。这个孩子才上小学，家里太穷，连给孩子买作业本的钱都很困难。我问这些破布是干什么用的？媳妇说是给孩子连衣服用的，准备把这些破布连起来，做件八卦衣。就连孩子的书包都是这些破布缝起来的。我注意到这女人的衣服，真的是破旧得不像样子。再环视这间家徒四壁的房，突然感到，我到了真正最底层的赤贫户，这个旧警察混得真够惨的，这样的家怎么可能藏起金条来？我开始疑惑旧警察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们该不该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



    我很严肃地询问这个旧警察，他们在旧社会是怎样剥削欺压百姓的。那个唯唯诺诺的小老头儿赶紧解释，说旧警察就是个混饭吃的职业，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像别人说的，都搜刮百姓。旧警察在旧社会也是普通劳动人民，不是当官的。过去，他跟街坊们的关系其实也挺好的，干事吃饭而已。



    离开这个讨饭似的旧警察家，我头脑里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是否应当列为阶级敌人？这就是我查抄过的第三家，并且是最后一家。面对这个赤贫户，我没有拿走任何东西，更没有打他，竟然还产生了一丝同情。



    关于“破四旧”抄家的战利品，我唯一的贡献就是那个照相馆的一堆发黄的旧相册和那本清朝的春宫画本。



    教训路遇的“反毛分子”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正走在大街上，迎面来了约四五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他们急切地叫住了我们，大声说：“红卫兵小将，快来，这里有人公开谩骂**。”其中还有人说：“红卫兵小将你们应当教训教训他，压压他的气焰。他太反动了。”



    这还了得，**可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啊，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骂**，在当时那就是板上钉钉的反革命分子了。于是，这几个人带我们穿过房屋和林荫路，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见到了一个也是穿中山装的老人，记得他的态度很平和，温文尔雅，像个有资历的人物。他并不承认自己反**，但是，在一片杂乱的斥责声中，他似乎解释不清他曾说过的“反动言论”。对这样一个根本不认识，更没有仇恨的人，我们如何下得了手？但是，不知为什么，带我们去的这几个人对他如此痛恨，坚持说这个人公开辱骂**，罪不可赦！他们催促着我们，鼓动着我们的情绪，使得我们年轻的心激动起来，我们几个人上前，就把这个在公开场合谩骂伟大领袖的人给教训了一顿。此人身体结实，嘴也很硬，他不叫喊，也不认错，还与周围的人犟嘴。我们也实在不知道他骂了些什么，也无人敢重复他骂的内容，眼看着他不认账，我们也就作罢，转身不回头地离去也。



    这次事件只是偶遇，况且人家那么多的人都言之凿凿地指责他，可能就有那么一回事。当时对打了辱骂**的人，似乎理所应当，不曾有过愧疚，之后也无人提起，不久就忘在了脑后。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我们的确犯了大错。我们有什么权力去打一个素不相识的活生生的人？并且，那几个人也没有权力让我们几个毛头孩子去打他们单位的人。严格来说，随便打人是犯法行为，但是，当时，正如公安部长谢富治所说已开了戒律，因此，打人甚至打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并且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



    忏悔打人的思想根源



    检查自己“文革”中为什么会打素不相识的人？这要从小时的教育谈起。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军队是国家机器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我自幼就在阶级斗争教育体系中成长，有为理想献身的情怀和军队特有的强烈荣誉感。所以我事事力争上游，是学校少先队大队主席、学校学生代表，又是学雷锋的先进典型。雷锋的爱憎分明，“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些话语是渗透在我的灵魂中的。有一首歌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其中有段歌词是：“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因此，我的爱憎行为就表现得如此分明。



    **在1963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时，只有13岁的我学习雷锋是认真的，《雷锋日记》我都翻烂了，几乎都能背下来，雷锋精神对我的影响很深。无疑雷锋精神中具有普世的一面，例如：报恩思想、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团结同志等，而雷锋思想的核心则是忠于**。我热爱雷锋，也像雷锋那样从心里崇敬**，“读**的书，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做**的好战士。”这句雷锋经典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因此，凡是**的话，我都深信不疑，坚决照办。积极参加“文革”行动是如此，积极上山下乡更是如此。“文革”开始，**要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能不扫吗？**要我们去“破四旧”，我们能不“破”吗？**要我们去打黑帮，我们能不打吗？不过我就是还不知道谁是黑帮而已，否则，指不定我还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来呢。并且，在打那些阶级敌人的时候会毫不留情，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拿起鞭子揍敌人！



    同时，我认识问题的方法也受到了雷锋的影响，看问题绝对化，非好既坏，因此对事物的认识也比较绝对，处理问题就简单化，从而也给自己的人生之路带来麻烦和坎坷。虽然，“文革”中，造反派同学对我的批评，使我认识到雷锋的奴隶主义思想内涵，但是，由于有关宣传方面对他的反复肯定，使我不能彻底从思想深处认识清楚，直到在人生道路上屡屡失败，才有所认识。雷锋思想是我对**个人崇拜的基础，事实已证实个人崇拜导致了“文革”悲剧。我们人人都自以为在捍卫**和**思想，我们的行动正义而神圣，而实际却是做着犯罪犯法的坏事。一个被社会绝对崇拜的个人，一旦凌驾于党和国家政府之上任意发号施令，就会发生可怕的社会动荡。



    我也认识到，“文革”的发生实际早已奠定了动乱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也早已奠立了思想基础，这就是由**倡导的学习雷锋而兴起的学习**思想热潮，包括全军推广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著作的经验报告。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提倡学习**著作，并印发了大量的**语录和著作，要用**思想武装全中国人民的头脑，配合**制造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在此基础之上，**发动了“四个伟大”的造神运动，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誓死捍卫伟大领袖**革命路线的动员令。于是，在**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中，一场以“捍卫”同一个人为由的全民内战开打，死伤不计其数，**制造的精神原子弹在“文革”中引爆了，**也死在了它的巨大冲击波的威力之下。



    由于“文革”运动发起人的特殊目标和动机，为了运动的需要，就有意识地将本来应当在校读书学习的青少年，公开地、人为地、集体地引导异变为社会不安定分子，造成这批人日后的前途发展的坎坷，以政府行为给这整整一代人的脸上抹黑，在他们的心底埋下了难言的苦衷，并且实际地影响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的命运。



    周总理取消《红卫兵战歌》



    为了迎接国庆节，我参加了红卫兵千人大合唱，指挥是个小男孩。后来的合唱排练中加入了国家乐团，一并由这个小男孩指挥，当他面对这么庞大的阵势，他从容的表现很令我钦佩。当时演唱的曲目中就有“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如果谁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样的歌词。现在看起来，这首歌充满火药味，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党的存亡而战，那还有的可说，但是，现在的党是执政党，党必须听取不同的声音，接受各方批评应当是执政党的责任，但是，这首战歌的内容显然令人心惊胆寒。不过，在当时我可没有这个看法，没有认识到歌词有什么错，倒是觉得挺来劲的。



    演出前，周恩来总理来审查我们的排练，他劝说把这首《红卫兵战歌》去掉，换成另一首歌，并亲自指挥我们唱歌，和我们在一起有两个小时。我感到幸福得发了昏，整天都快乐得像只小鸟。



    第二天，我听到广播说，周总理昨晚接见了几个外国代表团，算算时间，从总理与我们分别到早晨，没几个小时啊，那他睡觉了没有啊？有人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休息。从此，我才知道，周总理每天忙得睡不了觉，这样长年累月地忙，他身体怎会不垮呢？从这实实在在的体验中，我认识到周总理的伟大，他是我父亲心中最好的人，也是我心中最敬佩的人。



    《战士爱读老三篇》就是那次晚会传向全国的。



    在演出时，我看到了石油战线的英雄、大名鼎鼎的铁人王进喜，他从我身旁走过，就坐在我们合唱团前面不远的位置上。



    因犯“路线错误”，我被抄家



    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骤起，工作组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这是我当时还不能理解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宣部派来的解放军工作组还会犯错误。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时期。我与当时的人们一样特别相信报纸和书，认为凡被铅字印在纸上的就一定是对的。因此，我相信那些报刊上发表的新结论，就是，从前的几个月里，工作组推行的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们这些被选出来的班干部都执行了这些错误路线。但为什么是错的，我稀里糊涂，头脑一片茫然，不明白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是革命造反，应当造谁的反。



    既然我们错了，就老老实实认错。我们是革命的后代，绝不会做与组织意志相违背的事情。我们是**的红卫兵，应当坚决站在革命路线一边。于是，我们和几个女同学一起写了张工作组的大字报，表态批评工作组的错误。但是，由于认识水平不高，好像文章没什么内容。



    我这个班“文革”小组组长是同学们选出来的，执行了中宣部派来的解放军工作组的指导。批判反动路线后，我感到如雷轰顶，事情来得十分迅猛，我还没有时间思考，就接着发生了许多终身难忘的事情。



    那天，我在半夜被叫到学校顶楼，被批判审问很久，困得眼睛直打架。因为个性使然，我承认应当由我负责的错误，到结束，我不肯回答的是我还没有认识到的事，就是必须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因为我认为我没有封他们为真正造反派的权力。



    当我下楼去宿舍睡觉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的床铺和箱子被抄得底朝天，枕头被子书本衣物散落一地……我很痛心，当夜失眠了，从此我患上了失眠症。我的日记被抄走，被宣布为黑材料，那本记载着工作组的工作布置的日记被造反同学公布，那些被划成左、中、右的同学的名单就见了天日。但是，就在这个名单被公布的同时，那些被划为中、右的同学因此精神受到了伤害。因为批判反动路线来得十分及时，这个名单当时还处于保密阶段，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如果一旦实施，后果就很难想象。可是如果不将它公布于众，可能这些同学在感情上就不会受到冲击，而这样一公布，就使一些同学感到气愤，矛头立即指向了我。我看到几个同学恼怒的眼神，还有性情直爽的同学直接向我表达了不满情绪。我很理解，我已感知到了工作组要求我们所进行的事情可能的严重后果将会是什么。



    同学们抄了我的东西，我没有任何怨言，我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执行了“反动路线”，从革命派突然变“反动”了，这对我的精神打击是非常猛烈的。但是，我不会回避。因为，革命者应当不怕犯错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在我少年时代受的教育中，敢于承担责任和不贪功诿过已经渗透在骨子里。因此，我从不埋怨因我的过失造成的同学们表现出的过激行为，从来不记恨他们不恰当的行动，我根本忘记了那些同学的名字，正如他们所说，这些行动叫作“矫枉过正”吧。不过，时过境迁，当我们回顾我们青少年时期做的那些傻事错事，这些造反同学们，是不是也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反动”二字，在我的头脑中是太大的打击，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坚信不疑的解放军会犯错误？为什么这个从上到下贯彻的精神会是“反动路线”？什么是反动路线？为什么会出现反动路线？为什么中央要推行这个反动路线，又反过来批判它和执行者……



    这一切都不是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考虑范围之内的事，但是，当时的形势却督促着我，我意识到必须努力弄清那些很难懂的一切正在发生、发展着的事。我日夜不停地思考着国家要求我们必须关心的国家大事和路线斗争问题，十分努力地反省自己，但是，还是弄不明白，我的头脑混乱了。我完全失眠了，一星期一星期地睡不着觉。后来，我看不进书了，看很多遍都看不懂一行字，我不能看书了。有同学对我说了很多的话，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我的头开始剧痛，我回到南方的家去看病。医生告诉说，我得了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需要治疗和休养。



    我回到家依然睡不着觉，头脑里塞满当年励志青年的内容，天天告诫自己必须照办。有一本关于**青少年时代的书，说少年**从小就树立了远大革命理想，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他用以励志的座右铭就是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为此他常黑夜独自进山，以锻炼革命胆量。



    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而不是“反动”派，就模仿书中少年**的榜样。有一天，当黑夜降临，我独自一人爬上了施洋烈士墓，在墓前的亭子里坐下（这座亭子现在已拆除）。当时的山上还很荒芜，亭子四周长满很高的蒿草，没有灯光，很黑，游人已陆续走空，万籁俱寂，只有草丛里的小虫在吱吱低鸣。我告诉自己，做革命者就必须勇敢，不能害怕。于是，我躺在了亭子的木条凳上。半夜，我看见有两个黑影向我慢慢接近。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当时的我头脑里还没有会遇到坏人的概念。这两个人来到我的跟前，我发现他们背着枪，知道他们是解放军，就更不介意了。其中一人将手电光打在我跟前的地上，我坐起来，他看清了我。他说小姑娘，你怎么一个人睡在山上？碰到坏人怎么办？他们问我家在哪，要送我回家，我就这样被两个军人送回了家。当父母看到我，他们的表情很激动，显然，他们因找不到我万分着急。军人告诉父亲遇到我时的状况，他们都惊讶地盯住了我的眼睛。我想，他们一定是以为我的精神出了毛病。



    或许我当时是真的出了毛病，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反动派，用这种方式，现在看来，也的确不很正常。



    以后的我成为了不情愿的“逍遥派”。



    我开始学《**选集》寻找“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方向，就指向了辽阔的边疆。



    张雁滨1968年在内蒙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插队。



    革命与反革命的风水轮



    随着“文革”“破旧立新”运动而来的是学习和树立**思想，国家大量地印刷**语录和**著作。“文革”中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著作和**像就达108亿册（张），而当时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著作和**像更是数不胜数，数量惊人，在我国出版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我想这么超大量的书的出版，其稿费也该是空前绝后的吧。“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走**指引的路”，“誓死捍卫伟大的**思想和革命路线”，“谁反对**就打倒谁，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文革”的主旋律思想，也是全民的誓言。红卫兵冲锋在前。



    当时红宝书《**语录》人手一册，还发行了许多**著作单行本，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了**的革命主体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南。这两篇文章也成为“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教科书之一。“文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成为红卫兵模仿的运动范本。在对运动主要目标的斗争中，戴高帽、游街、批斗就成为红卫兵行动的典型写照。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文化革命”就是要把反对**思想的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在“文革”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于是，沿着阶级分析就出现了阶级成分论，再延伸到这些阶级的后代，就出现了“唯成分论”，其代表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提出和赞成这个论点的人群主要是“红五类”，他们是这个新政权的主要受益者，是精神贵族。这些子女的前途展现着一片光明，而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则被宣称为“狗崽子”，他们感到前途一片渺茫。血统论严重地分化了青年一代，造成了“黑五类”子弟很深的精神创伤。因此引出了“出身论”，出身论成为日后一些造反派的精神支柱。但是，人们看不出在出身论批判血统论的背后，潜伏着的是什么真实的意图。



    以红五类出身为主的红卫兵，在毛爷爷的带领下，“破四旧立四新”，起来造“黑五类”、“三家村、四家店黑帮牛鬼蛇神”的反，然而他们标榜的革命暴力行为却犯下的是血腥的罪行。有个所谓红卫兵，一天就打死几十个所谓的牛鬼蛇神，这耸人听闻的事是我认识的人亲见亲口所言。它的真实性令我毛骨悚然，也使我想起，那年在大街上看到的一辆没有关后栏板的卡车，上面随便扔着四具没有包裹的尸体，这些尸体都伤痕累累，可见都死于非命。那只是我亲眼看到的当年“破四旧”运动后果的局部，这蓦然使我认识到当年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是多么的令人发指！这些罪过被运动的领导人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这些领导的言行错误地引导了学生运动，使这些处于叛逆期的半大孩子们做出这样血腥的坏事。然而，当年的红卫兵并未意识到错误，他们或当时高涨的舆论认为，这些革命小将们的行为是革命的矫枉过正。



    红卫兵们没想到，也没料到，作为“文化革命”伟大舵手和统帅的毛爷爷所以发动这场革命的真正意图，就是当时的副统帅**宣布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这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实质。后来这些张狂不可一世的红色子女们果然被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五类分子、黑帮子女并列。工农子女始终被重用，他们上升为最优越的人群，尽管这些人中也有许多“破四旧”运动的跟风抄家打人者，他们却始终不被人注意和追问。



    以**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批判**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中央派出的解放军工作组连同它的血统论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曾被反动路线压迫的人们，成为造反红卫兵的骨干力量。他们被压越深，反弹越强，他们火力集中，坚决捍卫**的革命路线，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红卫兵疯狂批斗老干部的行动开始了。查抄、批、打，对另一派疯狂报复。许多干部、名人被揪斗、虐打，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抢枪抢炮，为了争夺权力，他们真枪实弹地打起了派仗，甚至大胆地动用了飞机大炮，杀人无数，那些落败的灰头土脸的老红卫兵们可真是望尘莫及啊！多少不同派别的人们、各级干部以及无辜的群众死伤在他们的枪弹和棍棒之下！



    那些曾被称为革命小将的老红卫兵（当然包括我），昙花一现，只几个月就偃旗息鼓了了，他们的“文革”行为被钉上耻辱柱。他们不但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的身份陡然一变，成为被革命打击的对象，甚至有人与父母一同坐牢，他们的遭遇较被他们曾经迫害过的人更甚不知多少倍。



    我有个同学，她的父亲是1926年就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但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他的一家被查抄一空，连她养的狗的眼睛都被打瞎，他们全家被赶到农村，她连当知青的资格都没有。父亲含冤病逝，母亲病重，且被隔离审查。她带着三个弟妹在人生地不熟的农村靠工分活命。她们人小劳力差，为了养活弟妹，她干那些男人都受不了的苦活累活挣钱挣工分，她吃尽了人世间非人的痛苦。她母亲不幸得了癌症，为了给母亲治病，她费尽心思到处求人，办各种手续，才取得给母亲治病的许可。她忘不了带着病重的母亲，在南方炎夏的灼热阳光下躺在渡船的滚烫的铁甲板上，母亲那种痛苦的神情，并且给母亲看病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为了给父亲平反，她屡次上访，直告到胡耀邦那里，才得以平冤昭雪……苦难使她懂得了人生的不易，直到有了考大学的机会，因此特别地努力，终于靠着自己的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弟弟在“文革”中也是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其中就有“窝赃”行为。他帮助王任重的儿子把他妈妈的一些皮鞋偷出来，暂时藏匿在我们家的床底下，等待时机，然后抓住机会，躲过巡逻的哨兵，携带这些鞋子翻过军区大院的高墙，出去卖点儿钱救急。那是因为王任重的儿子已经穷得没法过日子，他和他的妈妈每月的钱不够填饱肚子的。



    “文革”后来的十年岁月，虽然成立了以造反派组织为主的革委会进行管理，但是仍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度过。无休止的造反派之间的派仗将国家经济搞得一片混乱，混乱中以王洪文为代表的造反派坐直升机到达了政权的顶峰。国家成为造反派的天下，那些以批判血统论为基础的人们，反过来，以同样的办法排挤和压制曾经的对立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在住院治病的时候，就听到一个被造反派暴打的基层小干部的抱怨。他精神似乎出了问题，走到哪里，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要控诉造反派。他说他只是基层小干部，从没有打过别人，就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些人掌权后，几个人围殴他，棍棒都打断了几根，直到打累了才住手，他遍体鳞伤，衣服都打成了碎条，落下一身的病痛，但是他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总理。他们充分利用了造反派，想以此彻底打垮老干部。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三位中国的首脑相继离世，“四人帮”再没有了挟持的借口，当他们全体覆灭的日子来临，“文革”也就走到了尽头。其实在这场运动中各派都不是胜利者，无论哪个派都是被利用者。这十年大好光阴被白白浪费，国家和个人的损失无法估量。



    我对“文革”的认识概括



    “文革”是全民参与的国家民族的灾难，是一场由国家主要掌权者越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利用人民对个人的拥戴，操纵宣传喉舌，带领全民展开的夺权混战。它的特点是，在“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造反有理”的堂皇口号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四旧立四新”、“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等口号的指引下，群众运动对某些领导者任意宣布的革命对象和不同观点的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以此获取重组权力机构。而被“文革”抬举得无限崇高的“群众运动”方式，则表现着它对个人崇拜的痴迷、从众、无序、随意、任性和极大的破坏性，使无序的群众成为某些人夺取权力而践踏人权的主体力量。而群众要命的表现是从众性，被错误引导且失去理智的从众性冲乱了社会的全部秩序，肆意侮辱践踏了一切法律、法规、道德、人性、良知，导致了无数生命的无辜丧失及个人命运的悲惨经历，更万劫不复地毁灭了大量的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更可悲的是，这种万古遗恨被运动策动者作为“文革”的伟大成果公示于众，全民却无动于衷！正如同当前，各种工程建设无视我们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打着建设的幌子，大肆毁灭从地底宝藏到地上古建筑文化遗产，其毁灭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不知有多少倍，全民还是无动于衷！



    在“文革”和当今的遗憾发生时，全民疯狂中，清醒者能有几人？！



    事实证明，国人在几千年大一统的长期封建统治下，习惯了个人独裁的盲目追随，而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思考，只是在政权腐烂到百姓无法生存时，才起来简单地杀戮，以血腥暴力泄愤和夺取政权，接下来胜利者又简单地重复旧政权的独裁与**，这样周而复始地绵延了几千年。血腥杀戮成为政权更替的必须手段，在杀戮中万众听命于一人，这种迷信从众的秉性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文革”的“党内夺权”正是又一次历史的重复而已，但是，“文革”的狂妄夺权者们低估了战争中千锤百炼的老一辈战将，王、张、江、姚等一干奶油小生花旦岂是老帅的对手？“文革”夺权必然惨败在老帅手中，暴力与铁腕相撞的结果，这就是逃不出千年轮回的毫无疑义的“文革”结局。



    由此可见，为了避免今后的历史发生政权更替的杀戮行为，就需要让改革成为不流血的更替方式，而建立崭新的更替办法，同时也必须研究国人的盲目崇拜和从众等特性，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改造，摈弃国人的盲目从众、人斗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法治的普世观念的前提下，培养国人的独立人格和思考意识，建立自尊与自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人格、自由和正当生存权利，理性处理各种矛盾等，应当成为国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只有文明自主的理性国民，才具备履行人民自主选举中意的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这是一个宏大的软件配套工程。如果没有这个工程，如人们在“文革”等非常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倾轧、混乱、暴力、血腥等恶行，这个改造就不可能成功。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稳步地向政体改革的方向迈进，并且一定能够成功地完成我们国家独特的改革方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参政、保持政权永不锈蚀的长远有效的机制，以达到百姓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民富国强的目的。



    2009年7月29日

Gowest

生命的暗夜

陆晓娅



    陆晓娅（陆小娅），1953年出生。“文革”开始时是北京育英学校六年级学生，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6年中学老师和27年报社编辑，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过副刊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91年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项目“青春热线”。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博士完成心理咨询硕士班和博士班学业，现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2008年退休后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任总干事。曾出版过《活出新感觉》、《横渡死亡之海》、《改变从心开始》等书。



    很久不曾失眠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胃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50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知道我的文章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文革”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18日**在**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么就是“革命”的对象，要么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可以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地主”，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柯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嚓”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曾对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劳改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说“×××（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他们想推翻**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而**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40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1978年北京育英学校校庆时和老师、同学在礼堂前合影。1966年8月的那个下午，就在这个礼堂前发生过毒打老师的暴行。前排左二为作者陆晓娅。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儿，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儿结束，快点儿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我的“文革”经历

刘伯勤



    刘伯勤，文物保护工作者。1952年出生，“文革”中曾下乡插队、在济南火车站做工，1978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先后在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济南市文化局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2007年退居二线，参与地方文献整理。2012年退休。



    1966年夏，我14岁，在山东省济南一中读书，老初一，就是所谓“老三届”中最低的一届。我们这一届，是“文革”前入学（1965年）的最后一届初中生，也是“文革”时最小的中学在校生。



    我们学校，建于20世纪初，是济南也是山东省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原称省立一中，占地面积广大，教学设施、实验设备齐全。学校有一大群优秀教师，学生经初中、高中两次筛选，高考入学率很高，“文革”前是济南市重点中学，学子并家长都趋之若鹜。**济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视，这点从干部配备上也可看出：校长王苇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13级；副校长朱琳（女），老革命，行政14级；党支部书记王景三（女），行政15级。仅上述条件，与其他中学就拉开了距离。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东省政协大院宿舍里。“文革”前夕的政协，已从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权力的议会性质机构变成纯粹的统战机关。当时山东省政协的领导是一些年龄大、资格老、声望高但已不适合在一线顶岗的老干部，或者级别较高但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或有这样那样问题被控制使用的干部。驻会常委、委员，则是些党内高龄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国民党军起义或被俘将领、民族资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等。机关内设机构，则比照厅局级机关设置。



    “文革”的爆发，可以说是“救”了我



    1966年6月的某周，适逢我们班劳动。记得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用地排车往学校拉东西，班主任许俊源老师迎上我们说道：“明天起学校不上课了，我们班也不劳动了，参加‘文化大革命’。”



    那年春天以来学校就不平静了，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燕山夜话》，好像也刮拉（牵连）上了本校的老师。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关心这“不上课”，是这一周不上课了，还是怎么着。就问道：“是这星期不上课了，还是永远不上课了？”许老师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说：“永远不上了！”



    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他当时的眼神、口吻，我都历历在目！许老师兴许是可怜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讲，才这么说。我们哪里想得到这些，立刻“啊……”欢呼了起来。别的同学或许想的只是不上课可以玩儿了，对于我，还包含着解除了留级的危机！啊，我解放了！



    “文革”前小学升初中，也是考试入学，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来小学的尖子生。但进入中学后还是产生了分化，像我，就没从新鲜劲儿里转出来：上课根本不认真听讲，老琢磨着玩儿的事，学习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语，几乎没背过几个单词，到后来，上英语课几乎像听天书，老师和同学读课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数，就感觉有越来越多的题不会做了，下学期期中考试，竟得了59分，不及格。老师批评我，反认为是老师跟我过不去，就干脆琢磨起怎么对付他，绝对属于班里的“琐矣（调皮、捣蛋）孩子”。



    一次上代数课，教代数的班主任许老师提问，我忽发奇想，想捉弄一下许老师，于是举手。许老师看到我举手，以为我要“学好”了，认真听讲进步了，就叫我回答。我站起来却质问他为什么昨天到家中“告状”（家访）？立刻把课堂气氛改变了，我这里还得意不已。还有一次是下学期开学不久，一个下雪天，天气阴暗，北风呼啸，泛巴拉子（雪霰）不停地从屋顶瓦缝里吹进，班里同学在上自习，我跑到黑板上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教室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一幅是外面不下了屋里还下小雪，又在旁边写了“抗议”两字，这是对老师不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在教室“挨冻”发牢骚。想想不妥，又加了“不敢当”三字，也引起部分同学起哄。到了春天，许老师看我越发不像话，就组织七八个同学开会帮助我。



    先是有女生义愤填膺，控诉我捉弄她们的种种事例，我则满不在乎，不以为然。这时另一位男生放了“重炮”，提起我画漫画的事，说：“刘伯勤‘抗议’，抗议的谁呢？就是抗议党抗议人民政府！”记得当时我吓了一跳，许老师和批我的女生也愕然了。就在这时，突然地震了（好像是邢台地震的余震），许老师立刻让散会，才算是给我解了围。就这样，我自己也渐渐感到了“危机”，慢慢在班里混不下去了。这学期期末考试，教政治的蒋明老师又出了个“怪招”，开卷考试，要大家写进入中学以后各方面的进步，这下我可作难了。蒋老师教学方式比较特别，她说话诙谐，把一门乏味的课讲得有声有色。她上课，乃至批评我，我都不好意思不听。这题目下我要是编，肯定会被她戳穿，那样更没面子。没办法，我只得交了白卷，在试卷上留了一段话，明确说我要么是当成语文课的作文编造一篇故事，要么写不下去，因此我选择了实话实说，但保证今后改正缺点云云。蒋老师竟然在班上宣读了我的留言，还表扬了我“诚实”，给了我60分及格。不管怎么说，到1966年上半年，我已经很难混下去了，成绩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提上来的，况且要骤然转变，在平常啦到一块儿（谈得拢）的同学眼中又觉得“掉价儿”，可若再不改弦更张，下场必定是降班（留级）。这个时候突然说“永远”不上课了，搞“文化革命”，那危机就算解除了，所以我心里高兴，所以才欢呼了起来。



    批斗师长



    停课以后，大家还是每天到校。党支部抛出了六个“牛鬼蛇神”，作为批判对象。学校再也不是清静之地了，高音喇叭震天价响，办公楼和各教学楼内外全是一层层的标语和大字报，连道路两边也拉起了绳子，挂满了大字报。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开大会上台发言，不管是什么“理”，还能说个道道，我们初一学生，也就是跟着瞎起哄，胡狗乱（胡闹），但都在极力表现自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志，这样一来，这六位老师就遭了大罪了。



    六位老师中有毕德质、郑世经、孔庆珊、张家璇、辛建岭，还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每天除了批斗就是强迫劳动，其间挨打挨骂是经常的。记得一次开批斗会前，这几位老师低头弯腰从办公楼里鱼贯而出，两边挤着不少学生，不时有人伸手打过来的老师。看着别的同学动了手，一瞬间我也“心动”了，瞅着谢了顶、被勒令不许戴帽子的李昌义先生过来，照着他头顶就是一巴掌，接着又朝他后背啐了一口吐沫……所有的老师都一声不吭，忍受着来自他们学生的殴打、谩骂，屈辱地从人群夹缝中穿过。说实在的，我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丝不忍，但周边的气氛，以及手打到李主任头上那略微弹起的“快感”，立刻就把这一丝善念冲掉了。那年月，“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雷锋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过后多少年，我曾无数次回忆起当时一幕，每次都是赶紧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不敢正视那一刻以打人为快的龌龊念头。



    那时候，随便哪个学生在校园里遇见“牛鬼蛇神”，都可以任意呵斥，老师们没有一点儿尊严，斯文扫地。一次，我遇到了毕德质老师，想起听说《牛鬼蛇神之歌》是他作词谱曲的事，觉得好玩儿，便喝令他停下唱了一遍才放他走。还有一次，看到毕老师与另外几位“牛鬼蛇神”排着队不知到哪里去，又喝令他们必须边唱边走，一直到他们走远。有哲人曾说过：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可当年哪里讲这些，“亲不亲阶级分”，“好人打坏人，活该！”阶级敌人根本不被当作人，可以任人侮辱，没有谁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愿不愿这样被人作践，愿不愿家人看到自己被人糟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我20岁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



    1966年盛夏以后，揪斗对象早已不限于原来党支部抛出来的几位“牛鬼蛇神”。“大民主”之下，表面上凡还没有被认定为敌人的人都可以写周围任何人的大字报，揭发任何哪怕道听途说的“问题”，但任何人第二天也可能就是那个被莫须有的罪名击倒的人。发生在教我们图画的胡熹和老师身上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胡老师是在我们学校教了一辈子美术课的老先生，有同学的父辈都是胡老师的学生。他年长而和气，永远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就这么一位老先生，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成是国民党，且反动透顶，妄想变天复辟，证据就在他的画中，说是他的画里有“反动标语”，打倒谁谁，谁谁万岁，与我们平常喊的口号正好相反。于是，他的画被挂满了校园，要大家从中搜寻罪证。我也曾傻乎乎参与了这事，声称从他的一张漫画中找到了36条“反动标语”！胡老师的漫画非常简洁，往往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图景。可正是这样简洁画中的横、竖、斜线条，被说成不同字的不同笔画，被分析为构成这个那个字，进而又组成为一句句口号。36句口号，又不能记（你记到纸上岂不变成了你写的反动口号！），一会儿就搞混了，也就报个数字。回想起来尤其可笑的是，在我和其他许多同学想象出的反动口号中，竟然有“打倒**”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完全不合乎常识！他既然恨你，怎么会以职务衔名相称？！这些个如今看来无比荒诞的事，那时大家却都深信不疑。仔细考究下来，这做法好像也还不是一中师生的发明。记得那之前不久，有报道北京批判某画家就曾用过这类构陷手段，我们只是跟风而已。



    我校朱琳副校长，是一位资格老却似乎不受重用的干部，因而在“文革”初也被抛了出来，可却抓不到她什么重要把柄，于是扣个“三反分子”大帽子，一直就是劳改，在风头最劲的那轮批斗中，反倒没遭大罪。1967年春，学校组织在千佛山下果园里劳动，也就是拔拔草什么的。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忽然就有了嘿唬（吓唬，训斥）她的想法，走到朱校长跟前，直呼其名：“朱琳，你为什么反党？”朱校长说：“我不反党！”我用当年最无理、最蛮横、最常见的口吻质问她：“你不反党，为什么被揪出来了？！”朱校长转脸看了我一眼，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说：“你们还小，不懂，等长大了就明白了。”我觉得她太不拿我当回事儿，朝她吼道：“你不老实！小心点儿！”其实已是色厉内荏了。朱校长头也没抬，不卑不亢地说：“我认识你爸爸、妈妈。”真的假的？反正这下轮到我不自在了，谁让我自讨没趣呢！只得讪讪地走了。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我想，朱校长说不定还记得这一出呢，这应该是朱校长落难中一段出彩的插曲。



    抄同学家



    进入8月，整个社会上都乱了，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口上古旧书店门前，在马路中央堆起了一米多高的线装书焚烧，过往车辆都得绕着走；大明湖北极阁里的元代泥塑、千佛山上的隋代造像等等，都被砸毁；街头商铺的老牌匾全部被砸，有些道路、商场也被改了名；所有绾髻的老太太，几天时间都剪成了短发；留长辫的姑娘，也都剪成了短发或短辫；里弄闾巷时常弥漫着焦煳味道，那是有人家在偷偷地烧旧书或者怕给自己带来厄运的物件……就在这时，从北京刮来了抄家风。



    开始抄家的是我们“黑字兵”，又被称为“黑老保”，属于保守派。“黑字兵”以“红五类”自居，但还是以所谓“革干”（革命干部）、“革军”（革命军人）子女居多，也最活跃。其标准形象是带军便帽，穿一身旧军装，外扎军腰带，左胳膊上箍着袖章，上面“红卫兵”三字是黑颜色的，寓意为烈士鲜血写成。要打人时就解下军腰带，抡起来没头没脸地抽。若是皮带扣朝外，抽到头上必是血肉模糊。运动初期抄家是以所谓“破四旧”、查抄枪支电台“变天账”等反动物品名义展开的，对象是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以及历次运动中被揪出来的人，名堂五花八门。在学校里，抄家对象就是父母属于这些人的同学。这个标准十分荒唐，比方说地主、富农出身的同学，他们父母最晚也是从新中国成立时就在城市里谋生的了，却还得依照祖籍地祖父辈的个人成分确定他们的家庭出身。我们班里同学这一时期被抄家的至少有四位，我参加了抄张念泉、韩桂英同学家的行动。



    张念泉同学的家，完全是由本班同学去抄的。他家并不属于“黑五类”，只是他父亲中学毕业后留校任用，抗战初随济南各中学撤退到四川绵阳编入国立六中，抗战后返回济南，分派到某学校教书，算是在旧政权公立机构里工作过，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就凭这一点他家怎么会被抄的。



    自上初中以来，我与张念泉的关系一直不错，去他家抄家，心里着实抹不开面子。即使如此，张念泉也没流露半点儿反抗、不满的情绪，还得配合着搬家具查看后面或底下藏没藏东西，有没有暗洞。我们照着电影《地道战》里的情节，拿棍子戳地（听声音），敲到他家堂屋，硬说八仙桌下有洞，怀疑底下埋了枪、电台。张念泉说没有，我们哪里肯信，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挖了有小半米深，自然是什么也没挖着，一个个没劲了，就不了了之了。从张念泉家里没抄到任何所谓“反动罪证”，连属于“四旧”的物件及金银、存折也没有，现金不过五六十元，他家就是一户再寻常不过的挣工资过日子、“撑不着也饿不死”的普通市民。



    韩桂英家住舜井街南段路西一个院落的三间西屋，抄家时她不在，只她母亲在家。当天我们在她家也没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一个外班的同学手里拿的棍子不小心拨拉到了挂在堂屋正中墙上的**相框。相框掉到地上啪的一声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儿惶恐——户主再反动，你也不能把他家里**像砸了啊。他像是掩饰似的，赶紧蹲下，清理碎玻璃，打算把里面**像取出。就在他把**像往外拿的时候，发现了后面藏的蒋介石相片。



    蒋的相片共32张，比现在5吋彩照小些，有戎装照，也有便服照，码了4沓，夹在**像与相框背板之间。那时代只是电影里才有一闪而过的蒋的形象，我们也不真切地清楚蒋的形象，因而也很好奇，拥到一起，都想仔细瞧瞧蒋究竟是什么模样。但相片立即被高年级的红卫兵收走了，说是（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不管怎么说，这下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去了。



    韩桂英她母亲立时就挨了打，被扇了耳光，拳打脚踢。原本抄家都要结束了，这下大家又来了劲，重新把她家翻了个遍，并且这次就没个好了，看什么不顺眼，啪嚓就给摔了。我也顺着那个思路看别的相框后面有没有东西，将墙上大概是韩桂英奶奶的一位老太太的相框，一棍子砸下来摔碎了，在相片后面露出来4沓10元面值的现金，数了数一共是200块，被我们抄走了。韩桂英家院内有一口井，全院住户都打井里的水吃。我们问韩桂英母亲里面藏没藏枪？藏没藏电台？她母亲嗫嚅着说没有。我们自然是不信，却也根本不用脑子想想，枪支电台泡在水里算个什么保存法！找了长竹竿往井底扒拉，院里其他住户也不敢多说话，任由我们折腾。可除了一只掉了底的铁筲（水桶），什么也没捞上来，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抄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炫耀的口吻跟别人吹嘘这段“传奇”，虽然“首功”不是我的，但我抄出了200块钱，是“第二大功”！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文革”中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



    抄韩桂英的家的理由，是她出身资本家。她父亲“文革”前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据说新中国成立前这照相馆就是她家开的。抄家后我还专门去明湖照相馆看过。明湖照相馆是泉城路（“文革”前称院西大街）上一处门头平房，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分为营业和拍照两个区间，用拉帘隔开，还有一个里间做暗室，不知有多大。工作人员不过七八人。想来新中国成立之前韩桂英父亲经营时，顶多雇用两三个帮手，也许就带一个徒弟，这情形搁现在也就算个个体经营者。她家存的蒋介石照片，估计是当年给客户洗印照片富余，出于职业便利而留存的。这与有现行行为的犯罪是不同的，按照《刑法》是无罪的，即使按当年恶法“公安六条”（1967年1月颁布）来衡量，仅仅“保存蒋介石照片”，也不能构成反革命罪。还有，“文革”初像韩桂英父亲这样老职工工资顶多五六十块，要负担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时大多数家庭都属于现在所说的“月光族”，往往没到下月发工资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他三四个月的收入，也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存款。当年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不是多数家庭所能拥有，条件略好家庭一个月存个3块、5块，要攒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钱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我真不敢想象后来她家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被抄家后，我没见韩桂英再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后来我们班拍的毕业照，也没有她。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捉弄高邻



    恶作剧本是孩童顽皮的特征，历朝历代任何国家地区的孩子都可能做得出来，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段对特定人群实施恶作剧，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欺侮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文革”时我家住的山东省政协大院内，有许多民主人士，“文革”初他们遭了难，而我又在此时捉弄他们，加重了他们及家属的困厄。



    周志俊先生是著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后，卧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报纸。我曾好几个夜晚与伙伴一起，用缝纫机线轴绑上皮筋做弹弓，劈开冰糕（竹）棍一端，夹着小鞭炮作箭，穿在线轴孔中，点燃后捅破报纸射进去，使他和家人在沉睡中受到惊吓，我们则乐不可支。



    还有一位宋文田先生，是留美硕士、著名水利学家，为山东人民，乃至河南、陕西、四川人民治河修桥，兴利避害，干了不少好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水利厅厅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改任省政协常委。我曾多次与伙伴夜晚潜入他家门前葡萄架下偷葡萄，偷吃之后扒他的窗户往里偷看，往往见他还在台灯下看厚厚的英文书，嘴巴翕张不已，喃喃作声。我们把脸紧贴到窗玻璃上扮怪相，然后敲玻璃。宋文田先生系老知识分子，看书非常专注，这样下意识地回身一看不免吓一大跳，我们则坏笑着跑掉。宋文田先生对人，尤其是大院里的孩子非常和善，我们却这么捉弄他，实在是作孽！



    杜大中先生原是国民党军少将，后随军起义，“文革”前任省政协常委。那时住的是平房，家家门口一侧檐下都接有一间一面坡的小房作厨房，这厨房没有门，敞开的。一天半夜里，我与伙伴悄悄潜入杜大中先生家厨房，将油、盐、酱、醋等全和在一个盆里，让他家没法再用，只得倒掉。这个瞎包事（坏事）的“主谋”和“主犯”，都是我。第二天，杜大中先生的夫人不知怎么猜到是我干的，找到我母亲告状，我还拧着脖子死犟，不肯承认。



    在“文革”初，人性扭曲变得正常。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女——心理狰狞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以欺压、折磨人为业、为乐；居于社会被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被打倒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统战对象和黑五类子女——只得在高压下就范，对于暴力残害束手就擒，逆来顺受。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定是罪孽膨胀勃发，恶行习之为常。就我个人而言，可能还有已不能刺激我记忆神经的瞎包事尚未交代忏悔，每忆及此，则不胜惶恐！



    罕见的抗争者



    “文革”中山东省政协机关造反派打人是非常普遍而又厉害的，据说是上至厅局级干部，下至公务员（那时机关公务员属于勤务工人），无不动手，出手必狠，凡经批斗者无人能幸免，以至于一位副秘书长先是造反，也参与打人，以后自己被揪出，自知活罪难熬，夫妇俩一起上吊自杀。还有一位处长，被诬为“叛徒”，不堪毒打，也上吊自尽了。但也有人在残酷批斗中不屈服，不自污，他们的表现或机智或坚强，在黑暗的日子里透露出光亮，传递了希望，令人钦佩！



    揪斗1926年入党、时年已70岁的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邵德孚先生后，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广播了批斗纪实，其中邵德孚先生的“×××（是一位也已年过70的党员驻会常委，后来也被揪出批斗，并遭殴打）你打呀！你打呀！”之语，是他们为批邵德孚先生“不老实”而引用，却使得邵德孚先生面对强暴顽强抗争的形象隐然可见。



    章培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的长兄，抗战后曾任陆军大学机甲战术系中将主任兼第四期将官班主任。1927年他任浙江省省防军第六团团长期间，放走了列入逮捕名单的弟弟章秋阳等12名**员，其中有周恩来（又一说为陈云）。1949年章培先生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战史组长、装甲教授研究会第一副主任。一次周恩来参加学校活动时认出了他，主动跟他打招呼，当众对他当年救命之恩致谢，这令章培先生十分感动。1958年章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1967年初夏，政协机关造反派斗起了他，且做法极其野蛮。一天傍晚，在机关后院高台南面，我们正在玩耍，四五个造反派不知为何喝住了正欲回家的章培先生，没说几句话就开始了暴打。有人啪啪啪啪，连续正反抽他耳光，只见他胸膛挺直，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头被抽打得来回摆动。接着又有人从后面猛地一脚踹在他小腿上，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狠狠地栽倒在地，但立即又爬了起来，笔直地挺立着，任由造反派继续暴打，没有呻吟，更不求饶……



    虽然此前我动手打过老师，也见识过不少红卫兵打人的场面，但像这样毒打老人的情景却还是头一次见。章培先生那年已经74岁，遭一帮正值青壮年，受党派遣做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当众暴打，令围观的我们看得心惊肉跳，没有一个人敢出声。时间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相信，当年在场的孩子中仍会有人清晰记得这一幕的。章培先生的气概，那个时代只有电影、小说**产党员受刑上法场才有，而国民党无不是贪生怕死的样子，可我们却亲眼见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被一帮人毒打也如此坚贞不屈，与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认识全不相同，故而印象深刻。



    这次暴打之后，曾听得一造反派悻悻地说：章培给周总理写了信，周总理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杨得志派人找了来，不让打他了云云。据说，章培先生给周的信中写道：“我不求你们像我当年对你们那样。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只请你们按照你们的俘虏政策对我！”不卑不亢，义正词严，不是讨饶，更像是斥责。即使这样，没过多久，章培先生还是又被当众痛打过一次。



    反思与忏悔



    大约是在1966年8月，社会上流行起一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完全颠覆了以前公开宣传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从我个人来讲，感觉不过是把以前只做不说的事情公开化了。早在1964年和1965年，政协大院有两位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的孩子参加高考，都落榜了，被分配到青海支边和郊区农村插队，政协机关还曾分别为他俩开过欢送会。还记得会上他们不情愿又无奈的表情，难以掩饰，勉强挤出来的笑容是那么不自然。院里大孩子告诉我，他们“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没用！”所以血统论对联，对于我这个没有多少知识又自以为站在真理一边，头脑发热血脉偾张的毛孩子，就不能不像打了鸡血似的狂躁，渴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功立业”。看着相熟相好的同学受难，我也曾心有不忍，也曾心里不柱壮（不踏实），却又随即暗自庆幸自己不是生在他们那样的家庭！接下来不管我们红卫兵怎么胡作非为，打人、抄家、烧书、砸文物，等等，中央对我们都是支持的，尽管《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法，但各级党政、公检法对于打人打死人的事当场不制止过后不追究，那还不是纵容？更像是支持和怂恿嘛！是不是出于我们的父辈不便出面而由我们出手的策略考虑？这就不容我们再怀疑，相反，我还曾为自己的“不坚定”、“资产阶级人性论”暗暗羞愧。因而那个阶段，尽管坏事做到熟人那里会有抹不开面子的感觉，但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脸一黑就过去了，我没往深里想过，也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对。



    到了1966年十一前后，我母亲也被打倒了。那时她在济南市历下区一所民办半工半读中学当校长，每天要到学校接受批判，皮肉之苦自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家还算没遭大变故。到了年底，一天我从北京串联回来，一进大院，就见满院标语大字报，一直到我家门口，全是我父亲的，指我父亲是“叛徒”，我一下子就懵了。不久，我们家就被政协机关的造反派抄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干部的“历史问题”格外看重，在白区工作曾被捕的同志、作战被俘的同志，都需要自证清白，凡不能者，几无不受怀疑的。对被捕被俘者以道德高标衡量，使得这部分同志往往有口难辩。因此，党内斗争中“历史问题”一直是一把利器，掌握它的一方用以制人，如同抓住了对手小辫子，无往而不胜。我父亲被打倒了，且无翻身之可能，我们家变成“反动”的了，由“自来红”到“自来黑”，我也成了“狗崽子”。



    开始我对这场变故接受不了，曾连续在家躲了几天不出门，不愿见人。之后我想，不管怎么说我父亲这种情况还得算党内矛盾，与政协大院内及社会上涉及“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富农资本家”之类的固有敌人不同，我与他们子女也还是有区别的，因而我没有必要太自卑。有了这种想法，我尽力让自己表现如常，有时甚至还更夸张一些。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加自作多情——随着我父亲的“被揭露”，我已经被划入另册了，我与曾经被我欺负过的“黑五类”同学其实是同类人！于是我转而慨叹党的“出身不由己，重在个人政治表现”的政策落实出了问题。继而又觉得自己施害“同类”的行为被看了笑话，我开始——也只是为此——感到了羞愧。



    1971年“9·13”后，个人崇拜的神话破灭，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很自然地松动了。这时我已成年，经过了上山下乡又回城当了工人，与许多人一样，对自身经历和国家发生的事有了自己的想法，已经不再认可关于“文革”、“阶级政策”等等宣传了，在内心深处，对于人为以阶级划限，确定远近亲疏，制造并任意扩大贱民阶层（黑×类）的政策深感厌恶，我已能够确认“文革”初参与的对同学、师长、邻里的恶行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忏悔只在心中，我还是没有勇气把话明确地说出来，向他们当面道歉。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的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但许多问题尚没有搞清，社会对“彻底否定”也远未达成共识。例如，许多“文革”初期施害，后来也曾受害的人，往往仅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或被示于人，比如当初的老红卫兵（济南的“黑字兵”），其实就是“文革”打砸抢的始作俑者，但在清理“三种人”阶段却被剔除在外。这不符合真相，仍然是歪曲的历史。对于“文革”中那些纯粹的受害者——例如我的经历中那些师长、同学、高邻——而言，这比往他们伤口上撒盐好不了多少。再如所谓“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提法，如果是受害者在得到真诚道歉后发自内心的回应，那才是值得肯定的；假使加害方对受害者没有实质性的抚慰，反而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对他们无疑是又一次刺激，和解的指望除了变成奢望还会是什么？又如以动机论来开脱发动“文革”的罪责，似乎也被不少我们这类曾加害于人的红卫兵借用，自我麻痹，讳疾忌医，甚而以攻为守，反过来质疑真相探讨者的动机。其实动机论不仅是“文革”的一个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也曾是“文革”整人的技术手段——对不合己意的言论斥之以“别有用心”、“动机不纯”，再对言者论者加以迫害。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思想没有被这些东西统一，我用自己的脑子想了几回问题。虽然“文革”是一个太大的课题，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更非我个人能力所及，但作为经历者，在过了快半个世纪以后，面对后辈的追问和良心的拷问，我没有勇气装没事人似的泛泛斥责“文革”，闪烁其词也不过是自欺欺人，我必须面对，必须就自己的罪错向受害者道歉，向逝者在天之灵忏悔。



    我曾经向张念泉等同班同学当面道过歉。虽然曾受过我的伤害，虽然“文革”改变了他们人生进程的应有轨迹，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怨恨我以及当时的社会，但他们无一不转而安慰我，反倒劝我应该历史地认识和对待“文革”中的自己。我感觉到了人性的差距。如果不公开地向其他曾遭我伤害，且已逝去、不能面见的同学、师长、高邻忏悔，就无异于对他们家人亲属继续隐瞒，我就无以感谢那些善良的同学的宽宏大量，更无以拯救自己的灵魂。我深知迟来的道歉并不能折抵加于他们的伤害，但我仍然冀望他们在天之灵及其家人亲属感受到些许慰藉！



    衷心祈愿“文革”历史不再轮回，我们的后代永不重复我们的童年，人人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的忏悔
杨健



    杨健，男，1952年生。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导。著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1992）、《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合著）、《中国知青文学史》（2002）。



    近几年，我常为当年所做的错事折磨，有时深夜醒来，就不能再入眠，我无法解除沉重的负罪感。负罪难脱的人是悲惨的人，如果永远不得解脱，同活在地狱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忏悔才能得到救赎，也曾考虑对受害者及亲属进行道歉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忏悔”论争，使我意识到对个人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侵犯。私人化的过失忏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带社会性质的犯罪，进行公开忏悔是一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愿意公开地忏悔，以证明我的诚意，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救赎。我打算发表这篇短文，或是上传到互联网上。对于具体受害者，则等待私人化的机会进行谢罪。



    1966年，我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但是作为一个“红五类”，我积极地投入了“文革”运动。我曾满怀热情跟随一些中学红卫兵参加了“鬼见愁”对联的辩论会，支持过“血统论”，还追随他们参加了“红八月”的抄家活动，并有过两次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我参与的所有抄家中，性质最严重的有三次。



    其一，参与抄“大右派”章乃器的家。这次抄家有机关造反派、中学红卫兵，我只是一个追随者，但是在最初却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我参加了对章先生的围攻，喊过口号。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对章先生进行身体伤害。抄家没有结束，我因为学校有事就退出了。



    那年杨健13岁。



    其二，抄一个资本家的家，地点在史家胡同幼儿园边上的一个院子里。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红卫兵的头头儿，带着几个小学生接受一些中学红卫兵的领导。我在这里有过两次加害行为，一是对无辜者抡皮带。我所受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是不允许打人的，这些教养多少挽救了我，使我当时抡皮带只是摆样子，并没有真用力打。一是用水戏弄恐水病患者，几个红卫兵把她绑在椅子，试验她是否怕水，我围观和插手了这一残忍的“试验”。



    其三，抄一个市民的家。地点大约在南小街的一条胡同里，是一个两口之家。他们是普通知识分子，看上去像小学教师。当时有三个红卫兵组织在场，抄出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外国民歌。女主人因为丧失了心爱的唱片，悲痛欲绝地叫喊起来，她的丈夫极力去安慰她，这一场面使我受到强烈震动。



    抄家本身是一种严重的暴行，特别是我担当的职务，领着组织成员去抄家，所承担的罪责更大。我对组织成员也有失责的罪过，以我当时的身份如果能有所觉悟，本来是可能警戒或阻止相当一部分小学同学犯罪的。



    在“文革”后期，保守派红卫兵失势后，我父亲所在机关的造反派们，开始以革命的名义整肃“联动”和“流氓”。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处于批判运动的边缘，但也曾迫于压力，怯懦地在批判会上对一个邻居（初中生）做过批判发言，尽管这个人事后宽恕了我，还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但是我至今无法原谅自己。



    章乃器先生已经去世了，在这里我向章先生的亲属，以及自己曾加害的人们表示道歉。我准备接受来自社会方面的追究和审判。



    回想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幼稚、愚蠢，甚至是昏乱的。当年自己14岁，对人生、社会和政治的知识极为肤浅，灵魂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参加运动的动机其实比较简单，作为“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接班”充满了向往，令我激动的是能以一种优越身份参与一场富于浪漫色彩的革命。我的“革命”动力，除了领袖崇拜，也有利益驱动，只不过当初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我既没有思想，也缺乏判断力，甚至不具备真正革命者的勇气。我只是一个准备去革别人命的人。



    回首我的过去，我看到的是一个渺小、丑陋的形象。就在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被确定了。作为一个对自己行为缺乏责任感，对自己无法负责的人，却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



    我知道，悔罪的话语是苍白无力的。忏悔与灵魂自救有关，但对已犯的罪行无补。用血写的罪，不能用墨来补偿；用行动加害的罪，不能用道歉来补偿。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切实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呢？只有用己血来洗他血，以己泪来抵他泪，以义举去抵偿罪行。所以不仅要忏罪，还要设法抵罪，以各种方式补偿社会。



    我现在知道只有用善行来抵消恶行，才能切实地疗治心中的愧疚。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道路。我鼓足勇气踏上这条路，以求得到获救的希望。虽然救赎之路对于我来讲，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但是我知道，只有走上这条路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人的生活，才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我知道无论我是否向受害者进行了请罪，如何谢罪，是否得到宽恕，我的罪也是永在的。我的负罪感不会减少。我必将负罪而行，直到死亡。我并不因此而沮丧，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宿命，这就是我的人生。



    由于我的灵魂欠缺力量，我知道自己的忏悔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我的反思也许仍然掺杂有文过饰非的因素。我的救赎之路还很长。













艰难忏悔

胡健



    胡健，女，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0年生于北京，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时遇“文革”。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曾任《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北京纪事》执行主编、央视《东方时空》、《影视聚焦》等和凤凰卫视《开卷有益》节目主持人。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恋神》、《粉身碎骨》、《刀下留人》及中篇小说《心里有事》、《消夏时节》、《争议人物》、《青春感觉》和《后顾之忧》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



    42年了，连一个婴儿都已长成中年人了，何况一个当年十几岁的少女。总有太多的记忆，尽管有些已经模糊甚至歪曲，但是总有一些情绪和感受是永远挥之不去的。



    如果有机会，我应该能对42年前的那场浩大的政治运动说些什么，虽然大部分同龄人都不再想了，更不愿说了，或者宁愿涂上些幼稚的色彩，幻想的色彩，怨天尤人的色彩，但是什么色彩也掩盖不住的是里面渐渐渗出的血的色彩，鲜艳的红色，它既代表革命，也代表暴力，还代表烧毁一切的火焰，更代表掩饰一切的脂粉。



    遗忘有多厉害



    有个女友，在一次同学聚会中说，我反正在“文革”中没做过坏事，从来没有斗过老师，没有打过人，没有抄过家。这时，同学里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说，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在此突然打开！



    “文革”前两年胡健的学生证照片。



    这声音令她终于想起那次经历。“文革”中的一天，她和另一个女生在校园里遇上几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向外走，问他们去哪儿，说是去抄家，还让她们也快去。在她们终于借到自行车赶到目的地的时候，抄家似乎已经结束，人们在收拾现场。见她俩到了，就吩咐她们检查几个柜子。于是她们对包括床头柜在内的大小几个柜子认真搜索了一遍，还发现了“大毒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并且迅速私藏起来。她并不知道这是自己同学的家，只知道这家的主人是个民主党派人士。



    后来，那本《外国名歌200首》在很长时间里都陪伴着她，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她都为偷偷拥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而感到安慰。可是在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之后，成千上万的新鲜事爆炸式地发生过之后，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本《外国民歌200首》是从哪儿来的了。



    终于，在这次班级聚会上，这位女友勇敢地走向自己的女同学，向她郑重地道了歉。



    有一个词，叫“群体之恶”。在群体的名义下做坏事，士兵能够滥杀无辜，工人能够盗卖产品，农民能够哄抢山林，学生能够打骂老师……因为是群体行为，大家都干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的只是追随者的角色，谁也不用负具体的责任，所以，在个人的心灵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等负面的痕迹。“文革”中的红卫兵，少年意气，风华正茂，动物生猛，遇上为所欲为的大好时机，在群体的相互激励下，做出什么都不足为怪了。



    而当时所谓的“组织领导者”，比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要武（彬彬），虽然她是小头头儿，但是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之后，她除了继续推动之外，已经无力做其他什么了，甚至不推动都不行，更遑论制止；否则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那么，这个组织领导者又如何肯为她领导下的群体之恶负责呢？在群体的活动中，她组织中的成员打死了校长，七手八脚，乱拳之下，几十上百的参与者，谁的一击是致命的呢？42年后的追究，只能是指向组织领导者，人们只记得她。



    但在群体之恶中，宋要武绝对不会承担这个责任，除非是她亲手打死的校长。别说是她这么一个小头头儿，就连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将领们，在最终的审判中，也是以服从、群体、职务为借口推脱责任的。



    正因如此，在群体之中，追随者就比领导者容易胜任；尤其群体中的专业分工（例如两个女生只负责检查柜子）也容易使个体将责任推给他人。



    由此，反过来，有一个人生的结论可以得出，可以教给现下的小孩子——当任何群众运动汹涌而来之时，在它失去控制之前马上躲开，远远地躲开。虽然这是庸俗的犬儒的实用主义的劝告，但它是生活的真理。“文革”中有不少成功逃避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42年前的血债，到头来，谁都不肯负责。这是必然的。群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快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



    而如何解释人们在一段时间后的这种遗忘呢？也许在于，人类面临压力时，除了退化情感之外，另一种心理机制就是采取防卫的心态。有人将防卫的心理机制称为“精神麻痹”——人类处于情绪痛苦或不愉快心境难以自持的情况下，具有自我麻痹能力。遗忘就是最好的自我麻痹的方式之一。



    隐瞒有多自然



    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101中学读初三，整整16岁，处于刚刚好的年纪——既不是太小，小到只能充当高年级学生跟屁虫的角色，也不是太大，大到高年级的18、19岁，看似什么都该懂，法律上是成人，表面上什么事情都该自己负责了，实际上还是孩子。



    我在自己班上一直是个自由散漫分子。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脱离了班级，参加了一个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的组织，理由是因为他们的大字报写得很精彩。这个组织是主张“清算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但是又反对血统论，很健康的。每天抄写大字报，领纸，领糨糊，贴上墙；还参加校园里这一场那一场大大小小的辩论，异常兴奋的日子里，以为这就是“文革”运动的一切。



    而那时班里的运动也在轰轰烈烈，迟一步加入运动的同学们为了表示革命，率先斗争了老师，有的还动了手。我却不知道。



    后来学校进了工作组，开始制止这一切，把学生们都送去军训，使运动停滞下来。我们又开始反对工作组，认为他们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其实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真的是比较理性的，好像没有怎么整学生。可是当时父母听了我的叙述，脸都吓白了，他们不敢跟我讲五七年反右派的事情，因为这太像当年的“引蛇出洞”了。就是让你自己充分表演，百家争鸣，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把你们一网打尽。几十年以后，看到“文革”初期的材料，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们恰恰是这个部署！而且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已经有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学生”受到处分了。虽然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是几十年以后，我已经老了，知道厉害了，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假如那个时期稍稍延长一点点……假如派工作组的那位国家领导人挺住了……假如……那么你的一生就不敢想象。这是另话。



    真正的严酷发生在一个傍晚或者下午，学校里似乎人不多，时间已经记不清了，经过上网查对，才明确时间是8月17日下午，著名的“818”前夕，听说学校的美术老师被打死了。他是我在“文革”中见到的第一个死者，是个上了年纪的男老师。据说是因为他猥亵过高年级男学生，正在监外服刑。当我们听说后跑去看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躺在学校喷水池旁边，花白的头发贴在额边，毫无生气的一张黑黄色的脸，就像睡着了一样，没有血，没有伤口，并不似传说中的死人那么恐怖。虽然其他细节都不记得了，但是记得我们问起过，是谁打死的？当时有人知道，就说了，谁谁和谁谁谁；不知道的人再问，怎么打的？说什么的都有，七嘴八舌。



    对于死亡，年少的人们并不认为有多可怕，他们正处于吸取各方面知识的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只是知识而已。“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而已。生命是什么？生存的意义有多重要？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究竟可贵在何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大概只有亲人的死亡和离去，才可以惊醒少年们懵懂的心灵。



    现在想起来有些迷茫。如果真是8月17日，而第二天就是8月18日，是**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但是没有，我们可能太亢奋了，记忆掩埋了一切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包括生命。**！这才是真正的记忆。



    8月19日，就是**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我们踏上火车，上路了。学校的一切抛在脑后，我们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遨游去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记得多少时间过去了，被大串联冲淡了的学生运动又因为各群众组织严重的分化再起波澜。为夺取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权的权力之争，使得学校里各派组织为表现“唯我独革”发起了又一轮斗争。我们这个组织立刻成为保皇派。群众组织成立了劳改队，很多老师都进去了。我们随即把老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占领了，在大套间的外间安营扎寨，为的是不让其他组织来抓她、打她。老校长是老革命，1922年入党，她是**的入党介绍人。瞧瞧有多老的资格！当然她的革命经历因为长久而变得很复杂，有不少把柄抓在反对派手里。



    这时，又一件死亡事件发生了。



    高三的政治老师陈司寇死在看押她的小屋里。据说，她是被高中的学生打死的。看押她的小屋就在校长室的走廊尽头。同一条走廊，不同的世界。我们都去看了。她躺在小屋的地上，头边点着蜡烛，火苗晃啊晃的。看了就看了，真的没有多少感慨，除了对生命依然没有认识，对打死人犯法的认识也不足，只是更证明了我们对老校长实施保护的必要。这件事以后，我们劝说老校长回家，不要再逗留在学校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来揪斗她。



    几十年之后，学校的同学说，陈司寇老师没有死。——可见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亲眼所见，仍然是不确实的。



    我们这个小小的学生组织的特点是人少话多，每天在一起就是谈话，比着读书，马克思、列宁、普列汉诺夫、赫鲁晓夫、铁托等人的著作都读，没有多少武力保护的能力。所以在运动中，我们的眼界一直比较高，从未针对过任何一个具体的老师同学，我们讨论关注的都是学校的运动大方向和路线问题。“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单位去学校外调，谈到我的情况时，班主任老师就说，她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非常散漫，说话，做小动作，经常受批评，但是在运动中却没有骂过或斗过老师……这是我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评价。此为后话。



    等老校长终于离开学校了，我们才松了口气。在她身上没有发生恶**件只是个万幸。



    后来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事情，分化成“四三”、“四四”、“联动”几派，甚至发生过武斗，然后是上山下乡，屯垦戍边，家各一方，流离失所，这一切由于其切身性而冲淡了“文革”初期历险式的经历，令人多多少少产生了带有些赎罪色彩的感情。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的确改变了学生们。从少年变成青年，从青年走向中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历练，是脱胎换骨，对他人的遭遇总是拿来与自己的遭遇相比。每每提起忏悔，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自我辩护词就是：我也是受害者。



    几十年里的多次同学聚会中，只偶尔有人提起过学校这两起死亡事件。但大多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当初知道情况的人也不再提供任何细节。今天的人们知道了利与害，对“秋后算账”的恐惧使大家三缄其口，为朋友为亲人隐瞒，把事情彻底变成无据可考是多数人的共识。我不知道当初动过手打过人的少年们是否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想起这些。也许他们已经在内心偷偷地忏悔了。究竟应该原谅他们，还是清算他们？家属的态度最重要。其他的人们似乎能忘就忘了。



    忏悔是多艰难



    重要的是，无论是遗忘，还是隐瞒，在我的身上都发生着。我把曾经抄过家的经历完全“忘记”了，而且也一直认为我没有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情”。



    我的履历表中，出身一栏写的是革命军人，父亲的行政级别是9级。但父母并不是权力中心人物，使得我能够在运动中不受他人歧视能够随意活动，不会因为他们一会儿是红帮一会儿是黑帮而上下颠簸，大起大落。这也是后来的“逍遥派”产生的群众基础，即，你起码是有条件有权利逍遥的。此亦后话。



    胡健离开学校后，到塞外当了卫生兵。



    “文革”中，大串联初起，我所在组织的同学们就在818**接见红卫兵后的第二天踏上了大串联的路程。身上揣着15元钱就南下广州了。选择路线、目的地的事情都是高年级同学决定的。我们第一站就到了广州。我们显然是第一拨，因为所有的人都向我们打听北京“文革”运动的情况，连当时的省委书记**都接见了我们和北京26中的红卫兵。**听我们讲了**派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又被赶走的过程，听了我们亲历的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检讨刚刚说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紧接着**就出来接见了，把**甩在一边等等情况，说了一些“跟着**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等等刚刚在818以后流行起来的话。



    我们住进了省委交际处，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招待所。由于在路上就听到了北京已经开始“破四旧”，剪人家裤腿、剃人家的头发等，没有走在前面的我们还有几分不满，认为这都是幼稚行为。可是，不那么幼稚又可以尽显北京红卫兵风范的行为，什么最好呢？我们组织里男生居多，他们主张去抄家。人生地不熟，抄谁呢？那就找公安局吧。就去找了，就有了名单，就选了一家，就让人带着去了。现在想起来，这么轻易的选择实在儿戏，但是当时简直认为是一件神圣的任务。公安局怀疑敌特，缺乏证据，不能怎么样人家，既然你们要出面，当作群众运动，那么好，就帮忙搜一下好了。



    懵懂之中，在一条路边都是阔叶树的繁华街道，我们登上了一家店铺旁边的小楼梯，进到一户人家里。男生开路，我们女生跟进，没有遇上什么阻挠。昏暗灯光下，里面有几个人都没看清，就开始搜查。先找电台，又翻文件，后来就听到男生在旁边屋里打人的声音——进入回忆真的很艰难——有女生过来说，谁谁谁他们用皮带抽呐。我们女生吓得不敢去看，脑子里想的是，原来谁谁谁是这样的人啊！这个谁谁谁是我认为非常内向的低年级学生，言语不多，很有思想的，这次行为只是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毫无道德判断，只是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不同而已。我们在这边房间的翻箱倒柜毫无进展。一会儿，那边终于有了结果，人家交出很多金条。第一次见金条，窄窄的，黄澄澄的。金条而已，并无电台，基本上是没有完成任务，但也算有个交代，就当作一次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吧。金条上交，继续战斗。



    抄家，对那时的红卫兵来讲，只是大风大浪中的一种历练而已，丝毫没有去想那些被我们惊吓欺辱搅乱了生活的人们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尤其这些坏事情是在外地做的，与自己周围生活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好像相关性就差了好多。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就像原本文明的外国游客到了中国就乱穿马路乱丢垃圾一样，失去了家乡感觉，就失去了责任。



    后来在不同的城市做相同的事情，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新奇。



    第二次串联，就感到车上的人非常多了。第一站到武汉，除了在市一中住地铺，看长江，吃的是用陶钵蒸的米饭之外，我就不记得什么了。后来就继续南下贵州。不明白我们的小头头儿为什么那么喜欢和公安部门联系，总是抄家找电台有什么意思！不像我们班的女生到广州以后曾经勒令全市私营店铺全部关张，传单发得到处都是。虽然后来并没有实行，但怎么说也是做大事情啊。这是回京以后听说的，相比之下不太光彩。



    在贵阳，贵州省公安厅的同志带我们参观了深山里的土匪窝，非常非常复杂而巨大的一座木质房屋，里面的机关暗道处处皆是，足足能住上百的土匪。公安厅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些土匪在解放军剿匪的时候，都跑光了，潜伏在农村和城市里。所以贵州这个地方，人员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这次来去都是徒步，上山下山，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对贵阳这个地方土匪多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小雨，路灯昏暗，我们跟着一个公安厅同志指派的普通中年女人，在城市的曲里拐弯的平房区泥泞的小道上走了好久，有些神秘，有些恐惧，终于来到一家很不起眼的院子前。这是一个疑似潜伏土匪的家。然后我们敲门，就进了门。具体的抄家过程已经忘记，只记得我们终于在他们家的床铺下面发现了一个正正方方的坑，大小、宽窄、深浅绝不能放一般的箱子，它刚好、恰恰能够放一个电台！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地瓜地瓜我是土豆”那样的电台！而且旁边的土还是新的。然而电台不在。这才是我们真正想得到的东西，可惜它并不在。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激愤，仍然有拷打，逼问，谁动了手，怎么动的，都不记得，就记住了那方方正正的坑。那天最后是什么也没问出来。



    无论如何，一个坑算不得什么证据。但在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一切恶行的掩体。在这个坑的掩护下，我们继续抄家的理由更加充分，行动更加疯狂，力度在加大。



    紧接着的几个晚上，男生们还是出去抄家，却因为晚上有遭遇潜伏土匪的伏击和反抗的危险，就不让女生参加了。我们虽然不再上“战场”，但是支持就是参与。



    我想，在乱世当中，平民的生存法则就是麻木。这是每个经历过乱世的人都体会过的。因为敏感的人会变得脆弱，面对强大的刺激会精神分裂，人格分裂，以致无法活下去，无论是受害方，还是施害方。麻木实际上是失去良心的一种前提表现和借口。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本质上并不是坏人的孩子，却对自己或他人参与的暴行麻木不仁呢？起码内心的些微抵触很快就都过去了。



    戏剧性的是，很多在“文革”初期抄过家的学生，很快自己的家也被抄。是报应如此快就应验了吗？不是，是因为你们做多了，造成了其他人的麻木，把这些东西都当作常规来看了，所以人人都照样做。自己搬的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还少吗？



    串联回来，见爸爸妈妈也在往沙发里藏日记和手稿。本来想告诉他们，没用，我们抄家的时候早知道拆沙发。但是我没说，我不愿意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为我惭愧。这就是当时内心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显然是负面的评价。还有什么呢？



    什么样的忏悔，能够比得上相同环境下的身份互换，来得更深切呢？让学生们冲进你的家，打你的爸爸妈妈，把你家翻个底朝天，即使不打出血，即使不砸烂东西，你的忏悔也会比空口说的任何悔过之语都真实。



    “文革”是每一个人的“文革”，它不仅释放了青少年们内心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渴望，还把藏在我们内心的魔鬼一起释放了。“文革”引起的短暂美好掩盖不了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那将是上百年的危害。君不见，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仍然在怀念**，那个时代出生的人们正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大唱样板戏，那个时代没上过几年学就成家立业的人们其孩子正是80后、90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伤痛。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被动地接受的外来的，有的却是主动出击的、自发的。我们老三届心上的垃圾，绝不是独特的，即使全部吐出来，同时代的人们看了也不会惊讶。



    忏悔不是小孩子认错，“老师，我打同学不对”，不是那么简单。忏悔是一种素质，是一种需要传承的精神。我们的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基督教向神父忏悔，都是人类自我调节的手段。假如人类没有忏悔，内心该是多么腌臜，盛满思想的垃圾、心灵的污秽还有记忆的蟑螂，它们盘踞着你大脑的存储空间，这些病毒随时会发作，直至你死亡。



    老了以后就明白了，用不着说社会好不好，只需要想想自己对社会做了什么，还应该去做什么。

那年冬至日烧纸

王冀豫



    王冀豫，1951年生人。1967年8月5日北京粮校武斗打死人。1969年3月24日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办稻香湖马场，牧马人工作至今。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42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其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等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简称，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匆匆地到我家：



    “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他们学校‘老兵’、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我积极响应，并召集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满天的石块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生在紧张地争论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们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



    “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儿。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翻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中“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说：



    “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儿吗？”



    “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属各个大院，无论“十一”、“七一”、“六一”的，还是“育鹏”、“育英”的，都是从小经保育院、小学两部制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他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更加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细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决意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的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驰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仅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且战且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减缓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冒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相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掩护。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



    “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反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清醒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吼过，我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没有察觉，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四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其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所谓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



    “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转身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过了，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了人！



    后来我知道他叫“王××”。



    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我和王××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这类负欠一再写在中华大地一代一代人的身上。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42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杨里克



    我杀过鸡。杀鸡时，要左手抓牢鸡，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完事儿。问题是鸡会垂死挣扎，拼命扑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儿麻烦，一只鸡半天杀不死。



    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



    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40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为此，我已经受到过严厉惩罚。



    40年了，没人愿意让你提起，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深深的忏悔。



    1966年，我在四川西昌高中读高三，刚刚通过毕业考试，就遇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由于家庭出身是工人，怀着“保卫**、保卫党中央”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文革”一开始，我参加了保皇派红卫兵群众组织。很快，保皇派就被造反派彻底击溃，土崩瓦解。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蛊惑下，我随即参加了造反派。西昌地区成了造反派一统天下。但在如何对待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结廷的问题上，西昌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内斗不止，上纲上线，日趋激烈。



    对立派背后有西昌军分区暗中支持，我们这派背后有铁道兵部队暗中支持，双方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从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石头、棍棒、钢钎、籐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真刀真枪从哪里来？到解放军那里去抢！抢枪那么容易？其实，有的是“明抢暗送”。



    西昌地区1967、1969年爆发大规模武斗，事后统计，死伤2000多人。



    就记忆所及，我知道的因武斗而死的人员，列举几例。



    （1）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是烈士遗孤，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像没有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就算运动初期参加派性组织，也不是活跃分子，后来也是一个“逍遥派”。1967年的一天他到学校去，据说是去问烈士家属抚恤金。结果被盘踞校内的武斗人员（全是初高中学生）抓住，不由分说，关押几天，拳脚相加，活活打死。死后无人追究，不了了之。



    （2）秦同学之死。1969年我们到西昌地区所属一个县份去抢枪。在武斗激烈的混乱形势下，部队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我们有100多人，漫山遍野，盲目搜寻。后来在部队“内部人”暗中指点下，终于找到一些埋藏地点，抢到部分枪支弹药。枪是战士的生命，部队组织众多士兵包围我们，企图将被抢的枪夺回去。我们在汽车上，一边向士兵头顶上方开枪射击，一边加大油门，强行突围。慌忙之中，汽车开错方向，来到河边，熄了火。而解放军大队人马跟踪而至。情急之下，弃车而逃，徒步涉水，冒险渡河。悲壮之情，颇类“八女投江”。我们几个同学手牵手向河里走去，有的背着枪，有的扛着子弹箱。走到河中心，突然遇到一股湍流，将我们四五个人一下冲散了。我当时肩扛一箱子弹，斜挎一只半自动步枪，一下就沉入水底。只好扔掉子弹箱，拼命游向对岸。上岸之后，发现半自动步枪也不见了。秦同学沉入水中后，再也没露面。



    （3）崔同学之死。1967年，在一次抢枪行动中，小崔同学被军火库守卫用棍棒（或枪托）击中头部，当即身亡。他是初中生，年仅十四五岁。



    （4）武同学之死。武××是初中生，西昌军分区司令员之子。1967年某天晚上，坐在汽车上强行冲关时，被我方乱枪击中，当即死亡。



    （5）王同学之死。王××，女，我校本派同学，瘦小孱弱。被女友玩枪走火，面对面击中。临死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其父为本派“铁杆”，在亡女追悼会上说：“可惜她没有死在文攻武卫、保卫**革命路线的火线上！”



    （6）王同学之死。王××，男，本派初中生，派头头儿。被对方制造的大楼爆炸压死在底楼。



    （7）卢同学之死。卢××，本校同学，对立派头头儿。被他的初中生“警卫员”面对面擦枪走火击中，当场死亡。



    （8）“小长生”之死。“小长生”，英俊少年，活泼可爱，面红齿白，人见人爱。他是我方某派头头儿的警卫员。在一次坐车经过我方关卡时，被我方守卫误会，中弹身亡。



    （9）武氏兄弟之死。武××，工人，我方武斗队员。浓眉大眼，气概不凡，敢作敢为，胆大包天，一看就是武松式的英雄人物。1967年某天晚上，护送我方某派头头儿返校时，被我方警卫误会，慌乱之中，开枪击中头部，掀去半边头盖骨。英雄气短，令人扼腕叹息。武××死时年方20来岁。他有一个弟弟，年仅10岁。某日，武妈妈牵着他和我方众多群众到西昌军分区门口和平请愿，被隐藏在军分区内的对立派发射的迫击炮炮弹击中，可怜的小弟弟当场被炸死，武妈妈也被炸断右手。武斗结束后，我在街上看见武妈妈靠卖凉开水为生，一分钱一杯。



    （10）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我校对立派武斗头目。威武雄壮，声名远扬。1967年武斗初期，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我方小口径步枪击中头部身亡。



    （11）江浙同学之死。1966年，从江浙一带转学过来一个同学。同校时间太短，已记不清姓名和相貌。1967年武斗中被对方抓住，当场枪毙。大约从那时期起，双方仇恨升级，开始互相“枪毙俘虏’。谁先动手，已经分不清了。在“好人打坏人活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说法儿影响下，双方都将对方当国民党，往死里打。



    （12）“红背心”之死。1969年，在一次战斗中，我方将对方击溃。对方武斗人员藏匿于当地群众当中，一时无法分辨。但对方有一人身着红背心，十分显眼，被我方从人群中抓出来，当场枪毙。



    （13）女卫生员之死。1969年，一场战斗中，我方击毙对方十余人，活捉一名女卫生员。我方武斗队员欢呼雀跃，围上去动手动脚。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调戏妇女，成何体统？我方头目（在校大学生）见状大怒：“给我拖出去毙了！”结果，不是把流氓毙了，而是将女卫生员毙了。



    （15）尹排长之死。尹排长是“支左”解放军，在派性冲突中被杀，原因不明。我亲眼见过法医检验他的尸骨。



    （16）芦大学生之死。芦是四川林学院我们这派的大学生。1967年武斗时，他率领十多个大学生组成的迫击炮班驻守在林学院内一栋小楼上。一天晚上，对方潜入楼下，设置炸药。一声巨响，炮班十余个年轻人全部死于睡梦中。此事终未破案。



    （17）林大学生之死。林大学生是四川林学院大一学生，西昌人，高我一届。1969年一次武斗，他们那一派被我们击败。他和几个人在掩护撤退时被俘。当天晚上，他们即被枪杀于安宁河边。参与杀人的就有他的大学同学代某。



    以上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闻的。也许个别细节有出入，大致情节不会错。因为在当时，在地区一级范围内，很多事情都是当即传开，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很多血泪故事，回想起来就令人恐惧、伤悲、惆怅、愤懑。那年头，我见过太多的血、太多的泪。泪干了，血消了，人民总是淡忘。“时间永是流逝，街市永是太平”。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书面联系过某著名作家和某著名学者，请他们根据我的口述，写写“文革”中的武斗。后来都没有下文。如果有心的作家潜心研究“文革”，收集资料，默默耕耘，定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文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匪夷所思的，波诡云谲的。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趁现在当事人还在，抓紧时间吧！



    希望“文革”亲历者，都能写下对“文革”的回忆。总结教训，共赴明天。“我经过昨天，我知道明天。”



    1969年，双方势同水火，都想打垮对方。当然是武力打垮。讲理、辩论都失去意义。当时，每个单位几乎都分成两派。哪派势力大就把对方排挤出去。西昌城中，双方犬牙交错，互相攻战，狼烟四起。



    城中心的大礼堂为对方武装盘踞。地处要冲，对我方威胁很大。“总部”决定武力拔除。



    战斗在上午打响。我们几个中学生在火力掩护下，翻越围墙，进入对方阵地。对方从楼上扔下一颗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只觉得有东西进入我的小腿，并不感到疼痛。顿时鲜血淋漓，我被送往医院。幸好，最大的一颗弹片——葡萄干大小，打穿烟盒，打断指甲刀，打穿军用皮带，进入肚皮表层。指甲刀救了我一命。



    医生手忙脚乱，不知何故没有打麻药就给我扩创，剜去烂肉，取出5、6个弹片。后来2003年，我出车祸后照片时发现，身上还有两个弹片。它们至今还在我体内。



    在此之前，我还受过轻伤。一颗菜籽儿大小的手榴弹弹片，打入我的右眼角膜。医生在角膜上划了一刀，用吸铁石吸出来。当时角膜上有一道白雾，像白内障。后来自然消散。年轻人，受伤恢复快。只不过，视力变为1.0。



    1969年，在省革委和西昌军分区支持下，对方将我方全部赶出城外。我们四处流窜，抢枪，杀人放火。西昌地区10个县，我们打遍8个。武斗结束后，四川省革委给我方的调查结论是：“走一路、杀一路、烧一路、抢一路。”其实哪派都这样。



    我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后，兵分两路，杀向西昌（城），口号是“血洗西昌（城）”。进军路上，我们偶遇对方四个武斗人员。当场打死三个，活捉一个。这俘虏叫田德强，中学生，武斗小头目。当场审讯，我做记录。田已负伤，坐在我们面前，非常镇静，令人敬佩。



    田德强见四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便缓缓地主动说他家里还有一支56式冲锋枪，他可以叫人带来缴给我们。言外之意，让我们饶他一命。谁知我们头头儿嘴角一歪，他身边的警卫员立即扣动扳机，“叭”，一颗子弹正中田的脑门心。弹孔正圆，像海豚的呼吸孔。正面没有血迹，脑后没有创口。田一声不吭，身体一歪，慢慢向左侧倒下去，一动不动了。没有挣扎，没有扑腾，没有慷慨激昂，没有任何预兆，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消失。



    可是，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



    武斗中，如同战争一样，谁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我想，德国纳粹残杀犹太人，苏联红军枪杀波兰军官，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无产阶级专政”杀害张志新、林昭，其具体执行人，可能也跟我们那时一样，没什么感觉。



    后来知道，田德强的同伙中，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马××。他是负伤后举手投降，再被我方当场打死的。我那天正拉肚子，浑身无力，没有冲在前头。否则，我可能能救他一命。在“文革”中，我有三次被对方抓住，其中有两次是被对立派同学看在同学情分上释放的。当然，那时双方对立情绪还没有发展到互相枪毙俘虏的地步。否则，我这种武斗积极分子，被对方俘虏，肯定毙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武斗队占据了××工厂。××工厂是战略要地。对方曾动用大部队，企图武装夺回，被我们击退，激烈的战斗逐渐平静下来。有天晚上，我感到口渴，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4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



    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不知道他参加过武斗没有，据说对当地农民很凶悍。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20出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但送来时已被暴打过，奄奄一息了。



    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便强打精神，随着我们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里，周围都是齐腰深的野草，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河边走去。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我们威胁他说，不走就当场打死他。



    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



    他一个人站在河岸边，身后是4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水。沉入水中后，身体又冒出水面，没有任何动静，慢慢向下游飘去。



    这时，我突然冲动，抬手扣动扳机。“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4个人吓了一大跳。



    杀完人后，我们5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地区武斗结束后，当地公检法对武斗情况进行了多次清理。我们偏远地区的人都很老实，只要被传讯，一般都是老实交代。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我是“下乡插队落户”后1970年被传讯的。关押了10天，问题交代清楚，就被释放了。当时对“革命小将犯错误”还比较客气。公安人员说：“回去好好学习**著作，不要再犯错误。”



    枪杀成都知青一案涉案5人，除我之外：本地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被判无期徒刑，可能他们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武斗杀人罪行”。一个“军工”，被军法审判，不知结果，好像被清退回家了。一个成都知青，因他的父亲与公安局长有关系，平安无事。



    当年，我积极投入“文革”洪流，是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满怀“保卫**、保卫党中央”的革命激情，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渴望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67年，武斗刚开始时，我是怀疑、厌恶、反对的。一度准备逃离是非之地。可是对立派包围了西昌地区，控制了交通要道，我们走到一个县被抓住了。幸好对立派中有一位我的同班同学，悄悄将我们放了。我们只好原路返回。逃离已不可能，被对方抓住必死无疑，最后不由自主地陷入武斗漩涡，被暴力裹挟，不能自拔。



    1969年底，我下乡当了知青。开始还是打算安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们偏远地区的中学生，从小学、中学就经常到农村劳动锻炼，对艰苦生活习以为常，在农村生活也无所谓。我们下乡地点就在当地农村，和北京、上海知青到黑龙江、云南不一样，他们反差太大，距离太远，比我们困难得多。



    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看不到任何希望。农民从来都把知青看作城里人而不是农村人。恰逢西昌地区大招工，我们西昌地区的知青绝大多数当了工人。当工人就应该做个好工人。我刚刚想实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梦想，就被迎头痛击，打入“地狱”。后来，一不小心，居然当了技术干部。从“阶下囚”到“人民公仆”，不啻从“地狱”到“天堂”。



    风雨苍黄60年，我一直喜欢看书、学习、思考、争论，始终保持年轻幼稚心态。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我挨过饿，我知道人权；我杀过人，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工人农民，受过剥削压迫，我知道人权；我当过“罪犯”，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干部，我搞过**，我知道人权；我通过国内书报了解国外信息，我上网，我知道人权。集60多年人生经验，我早就认为，只有民主法制才能救中国。



    这就是我的心路转换历程。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比较研究的过程，一个痛苦的过程。只要不被洗脑，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自然会接受现代民主。希望大家都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畅所欲言、言论自由，世界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2009年

Gowest

如果能够赎罪……

任国庆



    任国庆，男，天津人，69届初中毕业生。“文革”期间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五年，在河北省青龙县双山子公社岭下大队插队落户三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河北省廊坊市万庄中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1993年赴美国，1995年后在美国骑士资本市场做计算机工作至今。



    1970年初，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0团组建。组建之初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们必须在入冬之前盖起营房，否则严冬到来他们将无处栖身；他们必须在土地冻结之前，把荒原变为可耕地，否则明年开春他们将无地可种。20团地处库布齐沙漠边缘，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全年从土地融化到土地结冻，可以施工盖房的时间只有6个月。当时团党委和各个连领导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从4月份起，“脱坯大会战”、“挖渠大会战”、“平整土地大会战”接踵而至。战士们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都有一些战士，把城市里的流氓作风带到了兵团。他们不遵守纪律，劳动偷工减料，结伙斗殴，严重地影响了全团的生产建设。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的秋天。



    那是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记忆中那天屋外格外安静。我被通讯员叫到连部。指导员早已等在那里。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的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这很好，但还要经受得住更严峻的考验。团党委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的动员大会已经开过。这就是考验你的时机。现在连里就有一股歪风“牙”气(他总是把歪风邪气的“邪”字念成“牙”)，十分猖狂。今天党支部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第一战役是教育刘胜利。对这种破坏连队建设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究竟是站在党支部的一边，还是站在歪风“牙”气的一边。这次教育运动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说完给了我一根一把粗的木棍——那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崭新的铁锹把，向“餐厅”那边一努嘴，说：“去吧。”



    我拎着木棍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其实是用土坯盖起的简易房。“餐厅”里点着几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照得满墙都是人影。进来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里面早已站了十几个人：一班长、三班长、一排长，还有各班的几个战士。他们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十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木棍，站到一处就觉得杀气腾腾了。



    一排长见人已到齐，把门推开一个缝儿，朝门外一摆手说“进来吧”。刘胜利就被两个人从门缝儿押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子，略有点儿驼背，白净脸上生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野气，是个很文静的小伙子。年龄和我们相当，十七八岁。



    一排长把门关上，用木棍顶死。然后转过头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要对刘胜利进行特殊帮助。谁先发言？”



    一班长说：“刘胜利是我们班的，还是我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刘胜利！让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状！第一，你反对伟大领袖**，你承认不承认？”刘胜利说：“**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一班长说：“可你说**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会崇拜他吗？你这就是反对**！”



    一班长哪容刘胜利辩解，接着说：“第二，你破坏兵团建设。”刘胜利说：“这么大的兵团我破坏得了吗？”一班长冷笑一声，说：“我这里有铁证，你是抵赖不了的。我们脱的坯标准是38斤一块，你的坯我刚刚称过，只有30斤！”



    刘胜利偷懒是全连有名的，脱坯为了省泥，他把团里发下来的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别人的都一样，只是薄了很多。刘胜利知道抵赖不了，说：“我的坯只是薄了一点儿，也说不上破坏兵团建设呀，扣这么大的帽子谁受得了？”一班长把牙咬得咯咯作响，说：“好样的！敢承认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后言论，涣散革命斗志。”刘胜利说：“这我可就听不懂了，这是哪的话？”一班长说：“你说‘不入党，不入团，一年能省两块钱。’这还不是落后言论吗？这简直是反党言论！”说着把棍子顶到刘胜利的鼻子尖上。



    1970年任国庆在内蒙兵团二师二十团九连当战士。



    刘胜利干脆把头迎了上去，顶住棍子，说：“哥几个，我明白了，你们不就是想‘鞭’我一顿吗？想表现表现你们积极，直说就行了，我给你们个机会。哥几个仔细听着，我姓刘的要是出一点儿声，我不是好汉。可别忘了给我留口气儿。好，来吧！”说着将身体一“叠”，咕咚一声侧倒在地上。



    刘胜利不愧是个“玩儿闹”，满口都是黑话。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叠”就是在挨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姿势。他这一“叠”也颇有讲究：两手把头抱住，用小臂护住太阳穴，全身缩成一团，侧倒在地，上面的一条腿紧紧压住下面的一条腿，把“命根子”死死护住，这样，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护起来。



    大家见状都愣住了。刘胜利却说：“哥几个，还等嘛？别不好意思了，来吧！”



    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皮带扣攥在手里，朝刘胜利的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



    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战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着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



    我和刘胜利没有一点儿私仇，甚至可以说还是不错的朋友。他是很落后，甚至是个纯粹的“玩儿闹”，流氓。难道这就是我打他的全部理由吗？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或“阶级仇恨”吗？



    没有纵情打过人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刺激，那种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为止。



    刘胜利确实是“贼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



    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挠痒痒吗？躲开，看我怎么教训他！”一句话说得我羞愧满面。



    说着他抡起木棍朝刘胜利后背就是一下。木棍应声折成两截儿。他抡起手上的一截儿又一下，手里的一截儿又折成两截儿。手里的木棍只有一尺来长，不能再用，他丢在地上，捡起地上折断的一截儿木棍，抡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两截儿。



    这一下太重了，只听刘胜利惨叫一声。想起那声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接着刘胜利立即求饶：“哎呀妈呀！我服了！饶了我吧！”



    这时一班长、三班长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们都唯恐显得自己立场不坚定，争相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刘胜利打起来。



    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愉快。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所有的铁锹把都断成一尺长一截儿的，横七竖八地掉在刘胜利周围。炊事班的女生看到，就主动把伙房的擀面杖拿来继续打。这时我才知道，人的身体远比我想象的结实得多，粗粗的擀面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会折成两截儿！所有的擀面杖又都打成一尺长一截儿。



    开始刘胜利高声求饶，慢慢地听不清他嘴里呜噜呜噜说什么了。再一会儿，雨点样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像落在麻袋上毫无反应，只有噗噗的声音。



    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从刘胜利身下像一条小溪慢慢地往前洇。接着两条，三条，越洇越远。



    一排长说别让他装死，去拿凉水来。炊事班的女生端来一盆凉水。一排长接过盆劈头浇在刘胜利头上。没有动静。又端来一盆，又浇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摊肉颤抖了一下：“哎唷妈呀，我在哪呀？”然后又昏死过去。



    医生抢救刘胜利的病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晚11：15，血压：40/20，心跳：23/分钟，体温：42，全身95%皮肤受伤及皮下瘀血，左臂小臂骨折，手指骨折，肋骨骨折，头皮撕裂……



    当晚打了强心剂、防破伤风针。



    接下来，“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在连里全面展开。接连几个星期，一到晚上，就会听到从餐厅、从连部发出男生女生的惨叫。记得名字的被打的男生有青岛的于永胜，女生有天津的康英华。



    教育康英华的是女生。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康英华的头发几乎被女生们揪光，只稀落落地剩下几绺，一片黑一片白的，让人们还能看得出她是个女人。



    于永胜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他常常早晨出操起不来，干活老拖班里的后腿儿。于是也是一个被教育的重点。



    于永胜被揪到女生排，这是“姑奶奶教育运动”的特点：利用年轻人害怕在女生面前丢脸的弱点，特意让女生教育他。



    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向于永胜头上乱劈乱砍。于永胜只好用手护住头。一顿劈砍过后，于永胜手上、头上、脸上全是血。



    与此同时，全团十个连都分别发生了同样的事。



    政委在“两个运动”开始之后，分别到各个连做动员报告。报告说：“这次运动不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



    “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



    “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帮助你。”



    “‘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部队旺盛战斗力的法宝。”



    康英华被打之后不久回天津探亲，此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她曾是我小学的同学，还坐过同桌，跟我家是邻居。从家里人那里得知：她回津后得了精神病。半夜三更不穿衣服就跑到外边，哭着，喊着：“妈妈，我没偷懒，我没偷懒呀妈妈！她们打我呀！”后来，为了逃避再回到兵团，嫁给了郊区农民。



    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入了团。



    一年以后，一排长被选送上了南开大学。



    2002年，于永胜在青岛醉死街头，终年大约52岁。



    刘胜利回城后经常酗酒。曾经因赌博被判刑。2005年，刘胜利病逝，终年52岁。



    我不知道他们酗酒、赌博、早逝跟当年挨打有没有必然联系。几十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刘胜利赔礼道歉。道歉的话也反反复复地编了多少个版本，阴差阳错，每次回到我和刘胜利共同的故乡天津，总是找不到他。有一次听说他在家，我决定去找他，但一个战友说：“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从那次以后，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裤子就湿了。”



    听说他回天津后因赌钱被判刑入狱。再后来我就远离了那个城市。现在，我只能在这篇文字的最后对他说：



    对不起，当年，我曾经打过你。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丢了性命。难以排除我是挟有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当时自己说不清，但现在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限，为了“要求进步”，为了入团，总之是为了自己获得利益，这些是难以逃脱掉的！但是这些私欲都被正义、崇高的理由包装起来，成为了实现私欲的外在形式。



    我不想请求你的原谅，因为那次对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也许对你后来的一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我能说的只有轻飘飘的“对不起”三个字！甚至就连说“对不起”，也是出于自私：为了减轻一点儿负罪感。如果有能赎罪的办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我打谷志有

王克明



    王克明，1952年出生，1969—1978年在陕北余家沟村插队十年，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现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任延安余家沟村建设顾问。著有《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07）等。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30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却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已从饥饿中走过来，但还没从“文革江湖”的习气中走出来，还没成为人们记忆中破衣烂衫的一代知青。我那时不爱劳动，日工分只给7分，头一年下来挣了700多工分，大部分时间都换了衣装歇着或串队去了。偶尔听说哪儿杀猪了，无论远近，一律去吃。那时，最舒缓情绪的事情是唱歌，最兴奋情绪的事情是打架，甚至跟同学纠集一起翻沟越梁几十里去夜袭别人。1970年头上，劳动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理想的状态还是在山沟里游手好闲。但每遇人家收工回来，总有点儿无地自容。



    忽然有一天，来了个“一打二反”运动，没多久改叫了“一打三反”。每个生产大队都得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我们村没地主、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富农有一个，但生活太贫苦，人又太本分，没人想起来去斗他。于是，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就不幸被选中了。



    余家沟农民谷志有



    谷志有是我们余家沟的一个普通农民，那会儿也就30多岁。他小时候随爹妈逃荒到这深山沟，住进了一个破旧的古窑洞，开荒种地，打粮为生。人民公社化后，他入党当了大队书记。那时候余家沟吃糠咽菜，他同样家徒四壁，却不知为什么在“四清”时被开除党籍，当不成队干了。这成了“一打三反”他入选批斗的天然理由。而当时他的“现行”只是说了句“天上三环套，地上人脑(pào，落下很多)”。这是句很像谶语的谚语，在山上集体劳动时，他聊起了。大意是出现一种三环相套的天象时，地上要死很多人。具体预言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指旱灾——那年夏天陕西旱了两个多月，放在古代就该死人了；也可能是指杀人——“一打三反”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死人**。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谷志有猖狂攻击**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



    运动一来，我压力骤减。因为，第一，要没完没了地开会。我最喜白天开会，不上山干活儿就给记工分，最适合游手好闲者。第二，游手好闲者也不能少了对**无限忠诚。拉下表情，喊响口号，就解决了，可不像上山劳动那么累。第三，插队前，因为亲属里被打倒的人太多，我没能参加红卫兵暴力造反，在一边儿失落着。眼下，能实践一下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了，我“痞子”般地跟着起哄，有了点儿人上人的感觉。第四，刚到农村时，曾立刻寻找“地富反坏右”，想看敌人什么样，没找着，又失落了。饥饿和劳苦让我们觉得这革命没啥意思，突然弄出个敌人，马上恢复了“解放全人类”的激情。



    天天开会确立了谚语的反动性质，组织者便把谚语作为阶级斗争成果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在我们邻村万庄组织了一次集中批斗会，这条大山沟里的几个生产大队，各出一个批斗对象。我们余家沟出的就是谷志有。



    那天全山沟里的农业生产全停了。只要参加会，就给记工分，包括谷志有。因此，没人不来。婆姨女子们换了干净衣裳，娃娃们也跟来了，热闹得很。有人笑问谷志有：“今儿斗争你？”他笑：“噢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开上会，批斗对象被押到前面，低头站好，大家就静下来了。各村运动组织者发言批判自己村的人。我们村儿的发言主题是谷志有恶毒攻击**发动“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然后，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不管他怎么回答，角色都做愤怒状，用这样的办法来煽情。我和众人便一起严肃地跟着喊口号。



    一散会，队干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荫儿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有社员端来水给他喝。我和几个男知青却意犹未尽，起哄般围了上去。



    “谷志有！”



    “哦……”



    “‘天上三环套’是什么意思？”



    “哎——没意思嘛……”



    “你他妈不老实！”



    “我咋咧不老实了嘛……”



    “你他妈反**反革命！”



    “哎呀，我不反咧嘛……”



    “你他妈老实交代！”



    “哎——受苦人——交代甚了嘛？”



    王克明1975年在余家沟。



    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抵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周围社员大惊，围上来挡住我。队干也赶过来：“咋能打人咧！”把我拽开了。我扭头看到“敌人”一声不吭，缩头靠倒在磨盘上，鼻子、嘴那儿一片鲜红，心里一紧：把人打出血了！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只要他是敌人，就能打。于是我喊：“他不老实！”



    那以后，在小小的山村里，我和这位陕北庄稼汉一起耕种锄割、背打扬场，又共度了八年多。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挨斗挨打的事儿，却常帮我，磨镰擦锄、盘炕垒灶什么的。有点儿好吃的，常记着我。我常肚痛难忍，他每听说，都来我窑洞里，耐心地给我按揉肚子，总是有效。我卧病时，他用三角针给我指尖放黑血，让婆姨煮好白面条，卧上鸡蛋，端到我炕前——那时他们自己根本不敢吃奢侈的白面面条。他对我说，你一个北京娃娃，娘老子不在跟前，落难到这乡里受苦，实在不容易。我忽然心酸，扭过脸去，悄悄地任泪水流下。



    但是，我对他的敌意曾经弥久不消，总提醒自己：他“有问题”。什么“问题”？挨过斗。其实，我压抑感激之心、相处之情，固守这么个论断，就是怕把我打他说成是错的。我那是革命呀！我是革命的，他就一定得“有问题”。这是在不可理喻地否定他人，为的只是收获自己的正确。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挨过斗，问题只在于我打过他。任何时候，我见到他，跟他一搭儿，都会想起我那一拳，想起他脸上那片血。梦魇一般，摆脱不掉。但是，一个现成的借口，能让我随时给自己免除责任，那就是：我是为了革命。因为**教导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直到后来想起那谚语只觉得幽默时，我还要对自己说：我是为了革命。



    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名义承自苏俄，祸及中华。整个“文革”，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决不道歉；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说自己永远正确。



    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得，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我服从了“文革”中非结构化、程序化的决策，服从了不合法，有“屈从权力”行为。“文革”中的“无限忠于”，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动。我们“三忠于四无限”了，**极权才可能肆无忌惮。



    说起来，我曾经狂热拥戴。对**那种人的厌恶和仇恨并未影响对“文革”发动者的热爱。那虽然不是民选产生——对此谁都没有投票责任，但从众的拥戴行为支持极权合法化，支持破坏国家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拥戴者是躲不掉这种责任的。



    我曾当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是罪过参与者。在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出手打了谷志有，就成为事实上的积极分子。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对“文革”承担责任了，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全一笔勾销了，全轻装前进了。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就像以前德国青年对他们“元首”的“伟大事业”信念真诚一样，我在“文革”中曾真诚地“忠于**的革命路线”。我如果用年轻的真诚来为自己辩护，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良知泯灭。我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那次运动中，我们村儿还批判过一个受苦人郝祯有，也是因为他有反动言论。一句是“万寿无疆，挣断驴缰”，一句是“**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不过运动没完，他就迁出余家沟了。32年后，我找到郝祯有，问他当年挨批判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另一老汉诬告所致。当年老汉们常相聚赌博，时日久了，另一老汉欠他赌资高达十几元钱，他索要多次未果。一天见那老汉出售自制粉条，他便上前说买一大堆，扛上肩转身就走。那老汉追他要钱。他说，你欠我的钱比这多。那老汉便无奈。适逢“一打三反”，那老汉告密于组织运动的知青，说在山上劳动时，郝祯有说反动话。组织者喜，审郝祯有，令他坦白。他本不曾说过，审之茫然，数次未果。组织者便诱其女儿：让你爸承认就没事儿了。他们教他女儿记住“挣断驴缰”这句话，回家教会她爸，明儿来承认。女儿答应，但一进家门，就忘了那词儿，急得哭起，导致她爸“拒不交代、顽固不化”。这件事当时组织者也汇报上去了，也是余家沟的阶级斗争成绩。



    30多年，我一直以为郝祯有真的说过幽默可笑的“挣断驴缰”，真的说过远见卓识的“倒灶八百辈子”。没想到，跟谷志有那事儿一样，更是当年构陷。那年头儿，打倒别人，成为自我荣耀和获取利益的唯一途径。



    也是那年，一天夜晚，我们村儿饲养员在牛圈角落里发现一个黑影，紧张地告诉了我们男知青。我们便“抓”到了一个天然的“敌人”。天上掉下个敌人来，我们兴奋莫名，把他带到村外小学校土窑洞里，严加审讯。他是个南方的农民，顶多30来岁，头发蓬乱，面目黢黑，身形瘦小，形容枯槁，黑衣破旧，双眼恐惧，一口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就等于他不交代。于是，我们用绳子把他捆住，拳打脚踢。他声嘶力竭，大哭大叫，听得出来——其实看都看得出来，他冤屈、痛苦，更恐惧。而我们却为捡到个敌人而兴奋，沉浸在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中。最后大体弄明白，他在牛圈里偷吃牛饲料。队干赶来，看我们太不像话，就说县里有个遣送盲流的遣返站，明儿一早送去得了，现在赶紧休息。这才止住了我们的殴打。队干给那个人弄来些水和吃的。见了吃的，他紧张地环顾周围每个人的眼睛，确认允许，就像没遭过拳脚一般，一扑上去，狼吞虎咽，旁若无人。他太饿了。看着他吃，我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念头：这人真可怜。但是，不能忘了他是“敌人”。我们怕这个“阶级敌人”夜里逃跑，就把他牢牢捆在一张小学生双人课桌上，让他这样睡了一夜。



    第二天，队里派我和另一个男生送他进城。给他吃了早饭后，我俩学电影和小人儿书里的样子，把他五花大绑，猛推一把，厉声说道：“走！”就押送“敌人”上路了，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外走去。他双手捆在身后，个子又小，我们嫌他走得慢，就推搡：“快走！”走到一条小溪面前时，他突然双腿一弯，扑通跪下。我俩大惊：“你干什么！”却见他低头就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山里溪水很浅，一碰就泛泥，我们那儿社员都不喝。我站立在旁，俯视他双手反绑、踡身下跪喝泥水的样子，心里忽然别扭，又冒出“这人真可怜”的念头，随口说：“这水哪儿能喝！”那男生也说：“太他妈脏了。”等他喝够自己站起，又往前走，我俩才随后跟上。进城路走了四五个钟头，他灰心木讷，一句话没说过，我俩没再推搡，没再催促。送到遣返站，我们问：“这人怎么处理？”答：“送回原籍。”把人交进去，取了收条，我们找食堂吃肉粉汤，坐下无语，半天，几乎同时说：“这人真他妈可怜！”



    后来我总想起这事儿，总想起那人真可怜，总想起我们对他的虐待。这件事情上，我早已对自己嗤之以鼻，觉得那简直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青春施虐狂。但是，当我近年看到介绍南方“文革”屠杀事件的资料时，我忽然惊恐不已，又想起了他。那个人的方言，恐怕就是广西、湖南什么地方的。而那会儿的他，能千山万水，远上陕北，昼伏夜行，潜入深山，远避人烟以隐身，偷吃饲料以果腹，可想而知，一定是面临着极为严酷的死亡威胁。我的天，他该不会是1968年武斗的幸存者吧？或者，是“一打三反”镇压的幸存者？如果他是1968年就开始逃亡，那他被送回原籍，必死无疑。如果他是1970年才开始逃亡，那他就是“一打三反”的镇压对象，被送回原籍，也必死无疑。那是在“文革”镇压**期呀，而且可能他的故乡正在镇压。如果是这样，他极端艰辛，极度恐惧，便仅仅是为了苟延生命、残喘呼吸。可是，余家沟却成了他逃亡的终点。这时，我才惊问自己：我们做了什么？



    左一是王克明，左三是谷志有。这是谷志有最后一张照片，摄于2008年4月。他于2008年7月辞世。



    谷志有还住在那个破旧的古窑洞里，白羊肚手巾还系在头上，已经沧桑老态、步履蹒跚。但他总算等来了我的道歉。等了半辈子，他终于听到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他笑了，说：“嗨！运动嘛！你们那则会儿娃娃家，解下（懂）个甚！”他知道我喜欢陕北，就把年轻时婆姨给他细纳的一双精美遍纳鞋送给了我。50年了，一直贫穷的他，从没舍得穿过。



    可是那个人——那个被我遣送的人呢，你在哪儿呢？你还活着吗？你还能听到吗？一个在你的逃亡终点虐待过你的人，一个最后指定了你的“敌人”身份的人，一个可能把你押送上了死亡之路的人，38年后，在此向你道歉，向你谢罪。遣返站里也没人能懂你的方言吧？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你吧？你就这样躲过劫难，至今安度晚年了吧？你有这种幸运吗？你该不是早已死于镇压，成了冤魂饿鬼，听不见我的谢罪了？那么，只能等来世了，来世我们还会相遇。哪怕是地久天长，我也一定要你听见：对不起！



    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划分敌我？多年以来，在否定自己有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时，我实际上一直回避这些事儿，对过错羞于启齿。直到明白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我才懂得：必须道歉。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以人性反思，我才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文革”年代，我也“忏悔”过，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的忏悔。“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决心献身。经过时间证伪，那成了说谎。那时，人们面向**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因为任何非**思想都可以成为罪行。在初识思想之光时，我也差点儿成为“反革命小集团”一分子。那时，忏悔是**统治的工具。



    面向人性的忏悔也使我知道了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使它们不能发生严重恶果的制度。和平年代里，用夸大阶级仇恨来制造敌人，用继续革命来迫害同类，用迷信和崇拜来挑起无视人权的自相戕害。这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能搞成？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一个人性的、文明的制度应该是：**主席有权认为他身边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制度能制约他的行为，能保证他以人类文明的方式进行他的战斗。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儿？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我想，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



    面对后代，我不愿意自己被看成精神侏儒般的长辈，不希望自己被看作害怕历史的矮子。我们不再“以革命的名义”了，但是能换成“以真诚的名义”吗？即使那会儿我真的只是被洗了脑，只是理想主义、革命狂热，我也应该把那种失去自我的行为恶果告诉孩子。让孩子思考：那是为什么？让孩子警觉：不要那历史重复。让孩子清醒：唯有一个文明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发生那些事情。如果孩子们记住了，我们的个人经历就成为历史的经验了，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点儿价值。我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回归之路，只能选择新事物的诞生。民主是所有人的共用，人权是所有人的共享，包括谷志有、郝祯有、那个人，和我。



    人过中年，我明白了：没有敌人。



    2008年1月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

章孟杰



    章孟杰，1964年初中毕业即赴大巴山社办林场当知青。1975年秋以“黑五类子女”之身调回重庆，在磁器口码头当搬运工。1978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高级教师。曾任沙坪坝区第八届、九届政协委员和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现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沙坪坝区委会专职副主委，重庆作家协会会员。



    “阶级斗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报刊、广播、电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能看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幅大标语。据说有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就是要粉碎他们的阴谋。



    说实话，未出校门之前，“阶级斗争”对我而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关它的知识全部来自书本上和老师的教诲，头脑中的“阶级敌人”早已公式化如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之流，他们一个比一个残暴奸诈荒淫无耻。1964年9月我落户到川东北大巴山社办林场不久，就有幸目睹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并参与其中。



    记得那是到达林场的第三天，一大早公社书记就上山来到林场，告诉我们今天不用出工，参加批斗大会。当时我们初到林场，临时住在农民腾出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三合院，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男生集中住在堂屋，女生住在厢房，三合院的中间是空坝，开会时可容纳200多人，主席台就设在堂屋门口。听说要参加批斗会，大家都为能亲眼见识阶级斗争而感到兴奋（现在想来那似乎是专为我们安排的），有人事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课。”



    吃过早饭后，参加批斗会的农民陆续来到会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大多穿着用家织的土布做成的衣服，颜色是极其难看的青蓝二色，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头上都裹着白布头帕，和我们的衣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坐下后，男人们就开始卷叶子烟抽，妇女们有的忙着纳鞋底，有的敞开怀奶孩子，会场上顿时烟雾弥漫，人声鼎沸。



    被批斗的是一个姓何的地主，大约有40多岁。他也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衫，除了左胸缝着块儿写着“地主”两字的白布外，和其他农民并无两样；他身体干瘦，头发和胡子花白，这也和其他农民无甚区别，只是脸上的表情是卑怯的，这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大相径庭。他站在主席台下，面向批斗者，低头弯腰。他的老婆和几个儿女坐在第一排陪斗。



    批斗会开始，先由公社书记宣读他的罪状。我们初到大巴山，对川东北话不熟悉，听起来很吃力，边听边问总算弄明白大半。原来他的罪状是故意把自家饲养的牛放出去践踏了生产队的庄稼，这充分暴露了他对人民公社的仇恨心理。姓何的地主嗫嚅着说：“我有罪，我破坏了集体财物，我不该让牛挣断牛鼻索跑出圈去……”他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呵斥他：“你还在狡赖！你明明是故意的！”公社书记高声说：“社员同志们，知识青年们！敌人是狡猾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要随时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听了公社书记的话，几个男知青愤怒地冲上前去揍那地主，直打得他双手抱住头，连连躲闪，嘴里哇哇乱叫。人群中马上有人喝彩：“打得好！”受到这叫好声的鼓舞，我不假思索地大步冲上前去，对那地主说：“把你的变天账交出来！”因为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老师告诉我们，地富分子都有一本“变天账”，上面记着谁分了他的田地和财产。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回来，他们就要挨家挨户变本加厉进行清算。那地主鼻孔流着血，昏花的眼睛木然地望着我，似乎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气愤极了，一耳光抽在他的脸上，然后又踹了他一脚。地主倒下了，他的老婆哭喊着扑上前，跪在我面前哀求我莫打了。我心里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但随即看到坐在前排的他的几个儿女眼里露出仇恨的目光。



    批斗会结束后，公社书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阶级立场坚定，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同时又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提防地富分子的报复。他的表扬使我们都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今天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女孩背着菜走进院子。我们初到林场，没有菜吃，公社领导号召附近生产队的农民为我们送菜，所以几乎天天都有人送菜来。看见这个农村女孩送菜来，我们赶忙收下并连声感谢她。她放下菜却磨磨蹭蹭没有走的意思。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那女孩鼓足勇气小声说：“知青哥哥，求你们以后别打我爹了……我爹现在都起不了床……”



    “啊！”一瞬间我们醒悟过来：她是被批斗地主的女儿！我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不知是谁说了声：“狗地主想收买我们！”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众人捡起菜朝她扔去，边扔边说：“谁要你的菜！想收买我们？没门！”



    那女孩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跑了。看见这种情景，几个女知青不满地嚷道：“不要太过分了！欺负人家小女孩算啥子英雄！”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



    大巴山社办林场知青“全家福”。后排右起第一人是章孟杰。



    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后来与农民交往多了，才知道姓何的地主在当地算一个人精。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原本也不富裕，但这家伙脑瓜子活络。大巴山到处是桐子树，盛产桐油，当地农民用来点灯、漆水桶，除此以外别无他用，因此卖不上价钱。这姓何的不知怎么打听到桐油在外地是紧俏物资，就低价收购，贩运到成都卖大价钱，不久就富起来。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年，附近一个财主家因抽大烟家境败落，姓何的就趁机低价把他的十几亩田地买过来雇了几个农民耕种。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按政策他自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而那卖地的财主反倒成了贫农。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难怪农民谈起他时笑他“捡了顶地主帽子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当初的举动感到不安。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我那中央大学毕业、曾当教授的父亲被造反的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暴打直至惨死，那简直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有人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看未必！它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仇恨，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靠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哪里靠的是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呢？这是后话。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多次被叫去参加全公社的批斗会。常常是几十个地主富农被民兵用枪驱赶着来到会场。他们衣衫破烂，表情呆滞。印象中最深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地主婆，走路颤巍巍的，似乎站都站不稳，由她的两个儿子搀扶着也来挨斗。他们左胸前都缝着一块标明地主或富农身份的白布（后来上大学时读了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后，才知道这种做法源于纳粹德国。那时在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都得在左胸上缝上一块白布，上面画上一个黄色的六角星，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批斗会的形式一般都是先控诉他们的罪恶，然后专门有一人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会场气氛肃杀。



    最初参加这类活动还有新鲜感，逐渐就感到索然无味。到后来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父母也被批斗，同病相怜，大家终于对这种阶级斗争失去了兴趣，再逢开批斗会就纷纷当逃兵了。



    1986年暑假，我带着儿子重返大巴山，去看望在改革开放中已初步摆脱饥饿贫穷的乡亲们。我又看见了姓何的地主。只不过现在他已不是地主了。“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宣布撤销人民公社的同时，为全国几百万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无疑是最能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政策之一），他现在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摆谈中我得知他又干上了经商的老本行，就是把乡亲们家里的鸡鸭及蛋类收购起来贩运到城里去卖，从中赚差价，这使他又成为农村中率先富起来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我更祈愿那荒唐的阶级斗争闹剧永远不要再在这块饱经磨难的土地上重演。

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

李华



    李华，画家，河北省美术协会会员。河北涿州市人。1969—1975年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94—1997年任村支部书记。曾经商、当干部，现专业从事美术创作。



    2010年8月下旬，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第10套播出的一个节目，里面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一支远征军，浴血奋战在印缅热带丛林中的历史，使我了解到在这支部队里有无数为民族抗日大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其中就有我的一个同乡熊俊昌。而这位身经百战的抗日英雄没有倒在抗日的战场上，却被我们这些忠于党和**的红卫兵整死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真让今天的我悔恨不已。



    我是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黄家屯村人。196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村的红卫兵组织在村小学召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坏分子”熊俊昌。在我们的怒吼声中，他被押上了讲台，责令他交代所谓的“罪行”。可这一刻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平常言语不多的“反动军官”竟十分顽固。批斗会上他不但不诚恳地向我们低头认罪，而是用一个军人的标准姿势站在台前。当我们让他交代他反人民的罪行时，他不是像有些被斗人员那么不堪一击，而是用军人的标准口吻回答大家的逼问，并且回答得相当坦然和自信。当时他多次强调他是国民党党员不假，是个军官也不假，可说他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坚决不承认。他说，他不但没罪，在抗战八年中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应该为他记功才是，让他交代他的反动历史，他就说他被派往印缅战场，在美军什么史迪威司令和国民党什么什么指挥下与日本侵略者殊死奋战，屡立战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顽固！顽固！让你这摆功来了”，台下多次这样大吼。为此他的顽固和摆功多次招来了我们这些有志青年的仇恨与气愤，我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军人真的会抗日，笑话！他的顽固与摆功只能招致我们的拳打与脚踢。就这样，经过几次批斗，他就“服软”了，这个软服得很“真诚”，那就是一命呜呼了。到他死时连口薄皮棺材都没得到，是装在一个破柜子里下葬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火化。我们终于舒了口气，一个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彻底地被“革命”群众斗倒了。



    说到这，我应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熊俊昌：他1911年出生，由于家境贫寒，自幼就跟随父母逃荒讨饭，当小做活的。抗日战争爆发吃粮当了兵。在历次战斗中作战勇敢，杀敌无数，他虽然是个大字不识的莽汉竟然混了个连副，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是行伍出身，当官也是靠和鬼子拼命拼出来的。”他说的确实是实话，因为在他从部队带回的那一堆奖章、勋章上就能肯定地证明这一点。熊俊昌比我父亲大几个月，按乡亲辈份我喊他“大爷”（也就是大伯）。由于我们住得比较近，从我记事起对他的印象就很深。他为人和气，平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小孩开玩笑。这时我们就不再喊他大爷而叫“大头鱼”，这样他也不恼火，仍然龇着两颗闪亮的大金牙冲着我们呵呵地笑。据说那两颗大金牙是因为作战时被敌炮炸掉后镶上的。我们都知道他胳膊受过伤，可当他夏天干活时或天热脱掉上衣，我们发现他的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疤。特别是他的右臂除了上半截有一个大伤疤外，这只手握东西的姿势也很怪，大拇指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朝前而是朝后，看起来特别滑稽，其原因是这只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伤后手术时留下了残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我们村唯一穿黄呢子军衣的人。他是在淮海战役中投诚到解放军这边的。投诚后改编时被遣返回原籍。他唯一的胞弟熊俊龙收留了他。刚回村时他还带回一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南方小媳妇。可他们回村后生活没什么着落，种地吧，连施用的猪羊粪都没有，只能向别家借。同时又因为他是“反动军官”，回村后就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小媳妇没多久就弃他而去了，从此土棚里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瞎胡混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命呜呼。过后当我懂些事以后才弄清，像熊俊昌这样的一个好人太冤枉了。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由于其命大，没有倒在血腥的战场上，却留下个残病之身还成了专政的对象，最后惨死在了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中。



    在动乱的1966年，我们这个仅千余人的小村，就有多达五六十人被打被斗被抄家，并且是一个挨批，株连全家，就连妻儿老小也会失去自由和尊严；自杀的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死有余辜，甚至死者亲属都不准哭泣。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除熊俊昌惨死以外，还有服毒自杀的、上吊自杀的，家人悲痛欲绝，不但得不到半点儿同情与安慰，领导还派我们去制止家属哭泣，并在死者棺木上贴满标语来指责其死是自绝于人民，是人民的敌人。我们还有人性吗？



    后来，我当上了农村党支部书记，“文革”后逐步地认识到自己在“文革”中做了很多错事，用自己的特权剥夺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实在是惭愧和内疚。虽然以后多次以个人的名义向以前遭我迫害过的乡邻赔礼道歉，并且也取得了受害人及亲属的宽容与谅解，但有很多时候回忆起那个年代自己的所作所为，总觉得寝食难安。特别是面对惨死的那些乡邻，我个人的赔礼道歉更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老棍

王建勋



    王建勋，工人出版社退休编辑。曾在陕北插队。



    老棍，大号张金耀，张氏四兄弟中的老大。张家在庙梁村6户人家中占其4，土生土长，世代祖居，是方圆几十里公认的大户人家。1969年2月9日，队长老祁带人把我们从40多里外的公社接回来时，天已快亮了。活了16年第一次徒步走这么远的路，又是雪后夜行，翻山越岭，到达目的地后的狼狈可想而知。来不及脱衣脱鞋，瘫倒就睡的土炕，就是老棍窑里的；下午醒来吃的第一碗面条，也是老棍婆姨擀的。那年，已当了爷爷的老棍才40多岁，身材高大，脸色红润，虽然也是一身藏青色的土布棉衣，因为比别人的整齐干净些，倒也算得上仪表堂堂的一条汉子。



    说他是条汉子，是与村里其他的“外强人”（陕北方言，意谓男丁）比较起来，感觉他多了些豪强气质，说话不啰嗦，办事也还大度。遇上队里偶尔平分被饿狼咬死的羊或“踼崖”（踼，音tàng；崖，音ái，陕北方言，从悬崖滚落。）摔死的牛，对常年不沾荤腥的村民们来说，这可是“惟此惟大”的事，全村所有的人和狗都围在庖丁四周，眼巴巴地死盯着那堆血淋淋的肉。重量有秤管着，可部位就难说了。此时，只有老棍的话最具权威，使多数人大致满意，各得其所。如果说分肉是件大事，那么夏秋两季分口粮，可就是要命的事了。口粮口粮，那可是全家大小人口赖以生存的金豆子。写此文前曾把这话说给刚上大一的女儿听，她说这是新天方夜谭。



    广袤的黄土高原连绵千里，塬上人家“务育”（陕北方言，概指侍弄、整治）庄稼从不知什么叫灌溉，天水不来，麦秸当柴。所以，打场的时候人们异常兴奋，分粮的关口大家特别紧张，大人娃娃婆姨女子齐刷刷地一个不落，比“早请示晚汇报”自觉整齐、认真严肃多了，二三十双贪婪的眼珠里射出支支利箭，靶子就是那掌斗人的手。矩形的斗被木锨装得满满冒尖，盛不下的粮食像洒落的珍珠滑落下来。掌斗的人蹲在斗前，左手扶斗，稳稳地伸出右手，齐着木斗的上沿迅速果断地一抹，一次神圣的分配便完成了。掌斗人的手如果稍有起伏，就是七八两的出入。别瞧不上这七八两，到了来年春上，兴许就是全家老少那根勉强还能与阳界丝连着的生命线。每次蹲在斗前负责这一“抹”的人，非老棍莫属。



    老棍在庙梁的地位如此特殊，这般重要，他头上却没有任何党政帽子，可是队长老祁却无论是秋种夏收还是卖羊买驴，事无巨细，总要先凑到他跟前嘀咕一阵儿，然后才向大家宣告。



    又是一年雪花时，生产队长要换届了。每户的户主加上我们3个知青，9个“受苦人”（陕北方言，谓农民）拥坐在我们窑里的火炕上，5支旱烟锅发出的辣红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忽明忽暗，彼伏此起。9个人的身体互相挨挤着，9个人的体温互相传递着，9个人身上的跳蚤互相串联着。老祁当仁不让首先发话，说今年没干好，让各家饿肚子了，欠公社的化肥钱总也还不上，心里愧得慌，要大伙儿另举贤明。有人就提村里唯一外出闯荡过的肖建臣，说他在西宁当过司机跑运输，见过大世面。老肖当即坚拒，说见世面不如北京来的学生娃，让朔南干吧，这样再交公粮或到公社、县上开个什么会时，能说出个道道来。朔南哪敢挑这个头，误了农时全村几十号人喝西北风去？又有人笑着推出高山峁老高的上门女婿李世杰，说他心细、稳重。



    高山峁是属于庙梁生产队的一个居民点，在庙梁南面，相隔四五里路，只住着老高一户5口人。肖建臣家也是单独住在庙梁东南方向几里之外的肖家圪垌。肖、高两家各自独占一个山头，与庙梁形成犄角之势。



    李世杰是外来户，人颇老实，烟酒不沾，老丈人又不在眼前无法商量，于是也千推万辞，死不敢应。就这样你推我让，几乎每个与会者都以各种特长被推举出来成为候选人。在大家面红耳赤地相互谦让声中，老棍干咳了几声，又把烟袋锅倒过来，在光滑的榆木炕沿上轻轻磕了几下，倒出烟灰，然后挺了挺身子，说：“时辰不早了，明儿个还要去后沟修水利，老祁你就再对付一年吧。”说罢出溜下炕，往外走。走了两步，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弯腰去提鞋，扭过脸来说：“让学生娃也省省灯油，老肖、世杰，你俩还要走夜路哩。”于是，直接选举庙梁村最高行政领导人的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与会代表打着哈欠，伸伸懒腰，鱼贯而出，留下满窑的辛辣烟气和对来年好光景的祈望。



    来的时间长了，逐渐与村民厮混熟了，初始阶段的相敬如宾开始演变为更随意的散漫相处。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有一天在地头儿吃罢晌午饭，我们与老棍摔起跤来。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哪里是正当虎狼之年的老棍的对手，三个人逐一败下阵来。在送饭的婆姨和其他人的齐声喝彩中，老棍颇为得意地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边道出了一件他的“当年勇”来：“我刚娶才子妈那阵儿，常偷着到‘大崾崄’（崾崄，陕北方言，指分水岭）去耍钱，我大（陕北方言，指父亲。音达）不叫去。有天下半夜，我扛着一桩麦子翻墙跳出去……”



    陕北人搬运粮食时用牛或羊的毛织就的口袋盛，一袋叫一桩，直径约尺许，立起来过腰高，可盛三四斗麦子。一斗麦子收成好时约重三十七八斤。



    望着得胜的老棍倨傲的样子，年少气盛的我们心不服口更不服。老棍见状嚣张地叫板：



    “咋？不服？你们个‘碎娃’（陕北方言，意为小孩）两个一起上也不顶毬事儿！”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邻村的知青小明和林峰像挣脱了笼头的骜马冲了上去，与老棍扭作一团。那天，同属一个生产大队的吴家瑶科村的村民，干活的地块恰巧在近旁，在那儿插队的三个知青也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吃晌午饭时，六个老同学自然凑在一起互通有无。霎时，刚刚落定的尘埃重被扬起，围观的几十个人发出的呐喊声撞到对面的山梁上又反弹回来，再与观众发出的第二次声波交汇在一起，如此反复激荡，搅得寂静的山野一片喧闹。缠抱成一团的三个人，无所谓跤法，也不懂什么摔抱别绊，抓住哪儿算哪儿，只是一味地用蛮力。我围着角斗士们跳着叫着，不时地大声提醒伙伴注意我认为的即将到来的危险或可乘之机。喊着嚷着，身不由己，我也加入其中，扑到老棍身上。好一个老棍，两腿像两根铁柱死命插进松软的土里，腰弯似弓，青筋暴凸的两只大手盲目地捞住我们身体的随便哪里狠劲地乱摇，被从腰部向上翻起的棉袄蒙住了的头，左冲右突地撞击着，急促的喘息伴随着粗野的叫骂透过棉袄听来更显沉重。我们三人改变了战术，两个人各拖着他的一条腿向左右拼命拽，我从后面抱住他的腰用力向后拉。一场肉搏这才结束。



    我们和老棍还真打过一架，也是在某一次的地头儿“歇歇儿”（陕北方言，短暂休息）时，说“打架”其实不准确，实际上是我们三个知青把老棍揍了一顿。老棍挨打的缘由，是他在众人的胡“谝”（陕北方言，闲聊意）时突然冒出一句：“人心不足蛇吞象——老毛占了大陆还想抢台湾。”朔南一听不干了，我和海一跟上，口诛不足以平心愤，拳脚相加之后再把他掀翻在地，死死按住，喝问他以后还敢不敢再放毒了？印象中，老棍那天没有认真抵抗，可能是顿悟言语有失，自觉理亏。原本三三两两散坐将息着的老乡们，被这幕骤然加之的闹剧吓得目瞪口呆：你们怎么敢打才子他大！老棍的独子才子，一个敦实健硕的后生，只是在我们放开了老棍之后才恍然跑过去扶起他爹，边拍打老棍身上的泥土，边惊恐地颤声问道：“大，伤着不？”此时，安居在北京城里中南海内的**肯定不知道，在两三千里地以外，养育了他十三年的那块皇天后土上，有三个傻小子正在“誓死捍卫”着他哩！老棍的这次被打，实在冤枉，写到这里，我的心头还在阵阵泛酸。如若果有黄泉在，他日苟以重逢时，我定当向老棍赔个不是。在那之前和之后的荒诞岁月里，我加诸其他“棍”们之身的荒唐事，恐怕不能简单地归责于领路人，也不可以“大环境使然”一推六二五。细究起来，首过在己，谁让你慧根不定，又有眼无珠？误进庙门，拜错了菩萨，怪得谁来？



    后来老棍还曾向我透露过他年轻时的又一件“当年勇”。一次他在外村惹了祸，被一群人追打着逃回家来，事主堵着他家的院门大骂。骂人的被好言劝走后，惹祸的少不了挨他大一顿臭揍——被吊在磨房窑里两天一夜，一握粗的小镢把儿打坏了两根。



    年轻时的顽劣，人到中年，仍不收敛，他的外号“老棍”即由此而来。这个外号是林峰他们给起的，原本是三个字——老淫棍，后嫌“淫”字不雅，叫不出口，于是略去中间的那个字。事情的缘起是——



    到村里不久，我们就发现老棍总往我们的邻居、羊倌儿大金牙赵金祥家跑，偶因雨雪不出工的白天和几乎每一个晚上都是。大金牙在这种时候则肯定坐在老棍的三弟袁子仁（张家四兄弟，一、二姓张，三、四姓袁）家炕上，与子仁婆姨谝得正美。那时，老三袁子仁正在县里坐牢，罪名是“破坏军婚”，他把东邻皮头村的一个军属给“日”了，后又长期通奸。陕北农家畸形的伦理观念，使初来乍到又不谙世事的我们大为惊讶——肩负着教育我们的国家重任的贫下中农，咋是这个相？如此公开，并且坦然，是不是仍在西北边民血管中流淌着的突厥人的血液使然呢？有待社会学家考证。



    初夏的一天，在后沟锄玉米。歇歇儿的时候，我们打死了一条二尺来长的草蛇。瞧着这意外的收获，想象着从未吃过的蛇肉会是什么样的美味，我和伙伴们热烈地议论着，喜不自禁。看着我们这次小小的捕猎时大呼小叫地忘情投入与得手后的激动，村民们大都漠然视之，也有人不以为然。老棍慢腾腾地走到正说得热闹的我们当中，眯着眼仔细端详那战利品，扭转身走开时悠悠地甩下一句“学生娃，这也吃得？作孽哩，大小是条性命，伤它作甚？”老棍和我们一样，缺粮少盐没油水，可是对我们什么都敢往肚里填颇有微词。他的生态平衡意识超前了我20年。



    老棍的民生观也与我们相左，在对待饥民的态度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当年左得可怕，比黄世仁还黄，比南霸天更霸。



    下乡后的第一个初春，从上头（泛指延长县北面的绥德、榆林）下来的讨饭队伍秩序井然地三天两头走过。这些携家带口的上头人，身背几件民族乐器、戏装和些许被褥，虽然个个面黄肌瘦，但衣着与庙梁村民相差无几，有的人甚至头发还要平顺些，外衣还要洁净些，显然是在离家前和行进中，为了保持起码的尊严整理过。以我们在此之前受到的教育，当然地认为讨饭是历代**政权反动统治下伴生的社会丑恶现象，而现在这些人有的竟然还拿着盖有“**××党支部”红戳的介绍信，并且吹吹打打、说说唱唱。我们甚为愤怒，鄙夷他们是吃不了苦的软骨头，把个人的磨难放大了再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抹黑，当然不许他们进村，又粗暴地撵他们走。殊不知，凄婉悲切的唢呐声，抒发着向苍天的控诉和求告；撩人心悸的酸曲，实则是穷苦人无奈的哀求和乞怜。同为受苦人，相煎何太急！但我们当时的确不懂这样一个极浅显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此时的老棍，嘴里咬着烟袋锅儿，默不作声地看着，听着，然后调头回家，拿出一老碗“酷累”（陕北一种掺着野菜、榆钱蒸熟的荞麦面食）或一半升糜子，默默地递过去，又默默地背着手走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景，在离开陕北以后，多次闪回到脑际。所谓刻骨铭心，指的就是这种情景吧。



    1990年9月24日，本文作者王建勋（左）在庙梁村村口与伫候多时的老棍张金耀把手言欢。这是两人时隔20年后的再聚首，张金耀时年68岁。



    又一个天高云淡的收获季节，我满载着硕果，与海一再次远走他乡。老棍和乡亲们含泪执手相送，长亭接短亭，一程又一程。在塞给我的本色粗布口袋中除了洋苹、大枣和花馍，还有老棍婆姨给他做的一双鞋，“你的脚和我的差不多，路上穿……”说这话时的老棍，两只眼眶中一滴泪也没有，充盈着的是怜惜与期许。



    20年后，为了安葬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李秋雨，我重返庙梁，闻讯而至的老少爷们儿中，鹤立鸡群的老棍腰已塌了，背也驼了，拄着一根花椒木手杖。记忆中的凛凛风采和狡黠世故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两只浊浑的眼。



    又过了7年，因拍摄电视剧《回家》，我领着剧组再访庙梁，老棍已死了两年了。村里的人无不羡慕地说，70多的人了，高寿，高寿！喜丧，喜丧！



    2000年1月初稿



    2009年9月改定

Gowest

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刘小佈



    刘小佈，1967年追随爱情不情愿地“自愿”报名到内蒙古插队。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成为保护少数民族干部的保守派。莫名其妙地差点成为“反革命头头儿”，说自己是头头儿主动承担责任，成为“打死人的首犯”。看守所和监狱把个少爷从此变为吃苦耐劳、好读书的人。去过邯郸当工人，回北京后当过老师，再后来调到国企当干部，退休前是华能集团的中层干部。



    2008年7月下旬，我又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内蒙古草原。站在乌拉盖索海阿爸和额嬷（与“阿妈”同义）的墓地前，我哭得很伤心。这么多年了，这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巨石，一想起来，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我是1967年11月25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知青。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三天后，经过和场部掌权派的斗争，我们坐着大车下到了陶森大队。仓促下队，场部未给知青准备好蒙古包，只能暂时将我们分散，安排在贫下中牧的蒙古包里。我被分到一户贫牧家中，家主叫索海敖日布，一家五口，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农乃扎布此时正在旗里读中学，家中只有二老与两个儿子。初下牧业队，与大多数牧民语言不通。好在索海阿爸是东北蒙古族，他大儿子东日布曾在旗里读过初中，两人汉话都说得相当不错。有他们做翻译，没过几天，我就和他们一家混熟了。但阿爸的老伴及小儿子基本不会汉话。阿爸让我叫他老伴额嬷（阿妈），告诉我他的小儿子叫达木仁。



    阿爸时任牧业组长，小组共五户人家。只因组里有两个敖日布，为与另一位区别，前面便加上了“索海”二字。这里还有个缘故，他是哲里木人，曾在解放军蒙骑一师当过兵，复员后到林区当过看林人。“索海”汉语的意思即为森林。



    索海阿爸个儿不高，黑瘦，常年一身短打扮。额嬷瓜子脸，吊眉吊眼，年轻时必是蒙古族美人，两人的相貌明显有很大差距。后来才知道他家的三个孩子都是额嬷带来的，不是阿爸亲生。大儿子东里布与我同岁，属猪，牧区人早婚，可他已经20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与同组的下中牧老森巴勒登家合包一群羊，他负责白天放牧，巴勒登阿爸的儿媳管下夜。达木仁十四五岁的模样，只上过几天学，却已顶着全劳力干活儿，给队里放羊扒子（种公羊）。老两口有件事儿相当自豪，就是他家出了两个有文化的儿子，这在牧区相当难得，一般牧民都像达木仁，粗识几个蒙文字母，念起来挺流利，什么意思不一定了解。



    额嬷一直是病秧子。据阿爸说，四年前旗里的医生说她得的是肺癌。肯定瞎掰，不动手术也不化疗，能拖这么多年？因为我的母亲生前是治疗肺结核的医生，耳濡目染。看着额嬷手里总拿着烟袋，我觉得她的病是肺气肿，而不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癌症。额嬷基本干不了什么活儿，而阿爸是牛倌儿，只早晚去趟牛群，有的是时间。所以里里外外一把手，连家务也包揽。靠他一人养大三个孩子颇不容易，又要供他们念书，额嬷又常年吃药，家境不富裕是当然的。但他一直宠着额嬷，甚至给人感觉有点儿惧内，任劳又任怨，待孩子们如同己出。



    没几天，我就和这一家人形同一家子，他家像又添了个儿子。第一件，阿爸叫达木仁把他最喜欢的一匹马送给我。牧民爱马是有名的，何况还是个半大孩子！看得出，他舍不得。可阿爸说了，这可是给你哥！一听这话，他二话没说，立刻去马群把马牵来，还备好马鞍，将马缰绳递到我手里，嘴里亲热地唤着“哥哥，骑！”



    这是当年全牧场最有名的一匹马，比一般蒙古马高大许多，全身棕红色，鬃毛却呈现出太阳的金色，非常漂亮，跑起来一路大颠，高昂着头，精神抖擞。阿爸说，若不是这匹马老了，也分不到达木仁手里。马要轮换着骑，一匹当然不够，阿爸又逼着他们组的色布格扎布给了我另一匹黄骠马，加上另外两匹，很快凑够了一人四匹的数儿。



    几天后我坐不住了，主动提出跟达木仁搭伙放羊扒子。早已经入冬了，白天最高温度也仅有零下20度，初来草原的我对此毫无所知。一天傍晚我去羊群接替达木仁，竟然忘记了戴皮帽子，戴了顶单军帽就去了羊群，一个小时后才回到蒙古包，两只耳朵冻得像刀拉一样的疼。我二话不说，下马进包就去烤火。亏得阿爸及时将我强拉到雪地里，逼我不断用雪块儿紧紧地捂住双耳，大约两个小时后，我的酷似硬塑料般的耳朵才渐渐软下来，随之是异常剧烈的疼痛……当晚，我的耳朵就变成了两个直径近10厘米的大铃铛，疼得我吱哇乱叫。睡觉的时候，只能强忍剧痛正面朝上，两只铃铛分置两旁。勉强睡到半夜，一只破了，黎明半睡半醒之中，另一只也破了，流出的液体浸湿了大半个枕头……阿爸说，你小子知足吧，还敢不敢不戴皮帽子出去了？真悬乎，耳朵差点儿冻没了！听了这话，把我的疼也吓去了大半，心里不由万分感激阿爸，不是他有经验，我这辈子就成秃耳朵大冬瓜了！



    一天傍晚，我和达木仁双双坐在敖包里喝茶。他顺手抓了两颗糖给我。剥开粗糙、灰暗的糖纸，那糖竟然是黑的，又硬又苦，显然是用甜菜渣熬制的。一辈子吃不上北京的水果糖，活得可真够冤的！当晚，我提笔给姥爷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来牧区后的感受，并顺便请他给我寄两斤北京的水果糖。



    第二天，正好阿爸要去场部，我赶紧拿出信，求阿爸到场部给我邮信，一边说我写了让姥爷给我买几斤水果糖，我当然不能明说是给他们买的。



    我和阿爸说话的功夫，达木仁忽然从腰间拿出把钥匙，把自己的一个小箱子打开。我知道那是他的宝贝，要不怎么总让铁将军把门呢！嘿，那真是个宝箱，里面塞满了钱。牧民的孩子干活早，经济也比较独立。他从里面拿出两摞钞票，一沓五元，另一沓贰元，全部崭新，显然是一百张一摞的那种。他拉拉我的衣服，塞进我手里。我用询问的眼神望着阿爸，他也想让我替他买水果糖？



    那是给你的，我们孩子说了，给哥哥买糖吃，那是他自己的钱。阿爸对我解释。



    我哪能要他的钱啊！我赶紧把钱推了回去。



    给你就要吧，拿着，拿着！你又没赚钱……阿爸、额嬷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我。我只好明说，我是要给你们买糖，不是我要买。



    当然，这钱我最后没要，姥爷最终也给我寄来了水果糖，我终于让他们一家吃到了包着漂亮糖纸的北京糖。



    那两摞厚厚的钱从此便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一个孩子，月收入充其量也就四五十元，却能如此大方地对待一个语言不通、几乎陌生的人，真是稀罕事儿。从一个蒙古族孩子的身上，我充分领略了蒙古民族的热情与慷慨。



    阿爸家的生活习惯与汉族有很多相同之处。过去，我从没做过饭，是他手把手教会了我包包子。牧区没有青菜可吃。一次我们从供销社买了几斤梨，由于天气太冷，全都冻成了铁蛋蛋，我拿在手里只有发愣。阿爸笑着从我手中拿过冻梨，包上一层纸，在水中浸湿后扔在铁炉子底下的热炉灰中。不一会儿，他拿出来递给我，梨已经化了，软软的，还挺好吃！看着我啃梨的贪婪样子，阿爸有点儿得意地笑了。望着阿爸脸上的笑容，我心里的感觉甜甜的，就像含在嘴里梨的滋味。



    住在阿爸家的那三个多月，他们还教会了我骑马、放牧。1968年4月知青自己立包后，因为下夜需要狗，他又把新出生的三条最好的小狗送给了我们包。



    说实话，初来牧区那几个月，我一直偷懒，没好好放牧。我从小娇生惯养，嘴还特别馋。上学期间，每次下乡劳动我都为此挨整。记得高中劳动时，就因为我去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全班开我的批判会，差点儿没给我记过。我们这批知青都是自愿报名来的，几乎都有扎根边疆的决心，只有我是追随女朋友被迫而来，从没想过扎根。没有精神动力，表现自然差劲。每次放羊，刚一出包，我就苦苦地盼着太阳下山。牧民都是一人放一群羊，而我是和达木仁轮流放，他还总是提前来接我。当时，我女朋友住在巴勒登阿爸家，我经常中间跑到那里蹭吃蹭喝……就那样，我还觉得受不了。坐在羊群里，看着那群倒霉的羊扒子，我就起急冒火。这群公羊真不提气，经过秋天的配种，它们风流过了头，如今曲里拐弯的犄角全都耷拉着，毛色灰暗脱落，每天都得死一两只，有时甚至是三四只。又不能将其丢弃在野外，还得要收回羊皮，只好将它们放在马上，前头一两只，后头一两只。每天当搬运工，累得要死不说，眼看着队伍一天天缩水，还是这么垂头丧气的一群，心里不由憋闷，无怪乎小伙子和有地位的人都不放这种羊群呢！想到这里，恨不得把太阳当足球踢下山，好赶紧回去喝茶。



    受家庭影响，我的政治热情却极高，**当时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很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干活儿尽管犯懒，说到运动则精神抖擞。到牧区不久，我就脱颖而出，成为我队知青的学生领袖，还成为大队生产班子的负责人。队里照顾我，决定让我放马。当马倌儿，在牧区几乎是一种最高的政治待遇。可我放了几个月的马，感觉简直是罪受得更大发了。因为实在无法坚持，我以开会、外调多为借口，要求改成放牛。贫下中牧真是宠我这“运动健将”，没有多余的牛群，就把阿爸的牛群一分为二，又将巴勒登阿爸的自留畜拿来凑数，好歹总算凑成了一小群。牛倌儿最多早晚将牛圈到包附近，白天根本没什么事儿，俗称“二流子牛倌儿”，这正合我的胃口。



    1968年夏天，内蒙古开始重新划分阶级，那时我们知青虽已单独立包，但我时常到阿爸家串营子（串门），走动挺勤。他对本组的人都不错，甚至包括牧主子弟，看不出阶级斗争观念强。那时，我对重新划阶级有看法，特别是对抄家极其反感。但贫下中牧坚持要抄家，后来还闹着要私分抄家所得。作为大队生产班子的负责人，我尽管反对，却无法阻止大多数牧民的“革命热情”，唯一的做法是消极对待，并叫人把抄家物资分配情况列了详细清单。



    令我万分失望的是，阿爸斗牧主不甚积极，分东西时却特别来劲，赶着牛车拉走了不少东西。我这人眼里向来不揉沙子，既然觉得他爱占便宜，就在心里无限上纲，认为他是小农意识，见钱眼开的贪心人。其实，这跟阿爸解放前后都是穷人有关，他远没有牧主、富牧富裕，就连家里没有男壮劳力的巴勒登阿爸家都比他家殷实。我却不能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从反感到不予原谅，从此便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



    阿爸属于外来户，与当地蒙古族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他曾多次对我发过牢骚，认为当地人排挤他们。除了外地来的布林队，当地三个牧业大队的队长都是本地人，只有我们大队四个牧业组的组长有两个外地人，赶大车的也是外地人……到牧区不久，我也发现，从昭盟、呼盟、哲盟等地来到此地的蒙古族，确实和当地人有嫌隙，他们的人数也相对比本地人少。阿爸还一直对牧场的哈木图书记有看法，认为他支持本地人，排挤外地人。而我觉得哈书记的政策其实是公平的，当地人既然占了多数，当然牧业队的大队长应当是本地人，否则他怎么在当地待下去！我认为既然大多数贫下中牧保哈书记，我们当然应当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力保哈书记了。当时，场部的造反派揪斗哈书记，甚至采用严酷的武斗。为了保护他，我们把他抢到了陶森队，把他放在知青包。刚开始，阿爸虽然表现得比较低调，但也没公然反对哈书记，更没起来反对我们的行动。



    自从我搬离了阿爸家，又开始主动疏远他，他的态度就逐渐开始发生变化。1968年秋天，造反派和其他队的一些知青在东乌旗掌权派的支持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抢夺哈书记行动。我发现，在浩荡的人马中，居然出现了阿爸的身影。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自己戴着派性的有色眼镜，一碗水端不平，拒绝对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而是立刻将他划入基建队的外来盲流一伙。从那一刻起，由于派性作怪，我与阿爸一家基本断绝了关系，很少再登他家的门，把他一家人对我的种种好处、缕缕恩情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甚至背地里没少骂他。当时，为了把三个牧业大队的人拧成一股绳，我经常在各个牧业队穿梭，没少做贫下中牧的思想工作。阿爸也是货真价实的贫牧，我唯独不去与他沟通，而是用派性划分亲疏，断然将他抛弃。



    当时的我认为群众运动天然正确，采取的态度是基本顺着本地牧民。可我对重新划阶级确实想不开，不愿意再违心地干下去了，便以知青应该接受再教育为名，坚决辞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从我离开大队生产班子，地方的一派势力就进一步抬头。因为派性，我们队重新划进了不少牧主、富牧和上中牧。巴勒登阿爸一家甚至被划得五花八门，他是上中牧，老婆是牧主，儿媳妇是牧主子弟，抱养的儿子和女儿是贫牧，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先的牧业小组建制被打散了，外来的小组长都罢了官。把阿爸的组长撤了，说他的老婆额嬷有历史问题……此后，阿爸与当地人的关系进一步搞僵，他理所当然地倒向了挖肃派。



    自从阿爸成为我们的对立面，我们也曾偶尔在公开场合碰面。他对我一直很客气，我的态度则是严肃而冷淡，明显含有划清界限的意思，心里还认为他是受了出身有问题的额嬷的影响。到我离开草原，我和他们一家再无任何来往。我的派性像吹足了气的球，阶级斗争意识日渐提升。



    后来，由于与挖肃派的矛盾，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们与一挖肃派的打手发生激烈冲突，将他打成重伤，最后那人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派性斗争中用死人压活人乃司空见惯。由于我是学生领袖，又主动承担责任，被关押判刑是自然的。运动后期我们的案情反映到了中央，中央派出了工作组，我才得以减刑，运动结束后我主动要求甄别，又被免于刑事处分。1979年，我重回内蒙古落实政策，曾去探望过不少牧民朋友，却没想过要去看看已经年老的阿爸与额嬷。



    尽管已经平反，但毕竟死过一个人，这段历史总有些不清不楚，尽管我在工作岗位表现出色，却影响着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我的入党提干，组织上终于决定派工作组去调查这段历史。当时，阿爸的第二个儿子农乃扎布一路陪伴，路上说了我不少好话，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



    这一家人以德报怨，挖肃中尽管被整、被冷淡，对往事却既往不咎；而我呢，以怨报德，甚至像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做人的原则历来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怎么到阿爸这儿就成了这副德行？看来，阶级斗争和派性把人性都磨砺得变了形。多年来，这成为我的一块心病，总觉得对不起阿爸一家，总想着有一天，我能站在阿爸和额嬷面前，亲口对他们说声对不起。因为工作忙，我一直无法了却这桩心愿。2007年下半年我退休，直到2008年的夏天我才第二次返回草原，可面对的已是乌拉盖山头上，茫茫大草原中的一处孤独的荒冢……



    达木仁的妻子告诉我，额嬷生前一直对他们念叨，你们北京有个哥哥，还有个姐姐（指我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千万不要忘记啊……站在二老的墓前，这句话像一把蒙古尖刀插在我的心口，眼泪汨汨地涌出，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有些遗憾可以通过努力与诚心弥补，但大多数遗憾却终生无可挽回。搞阶级斗争造成的这种遗憾，扎在你心里，像一颗钉子，一想起来，心就阵阵剧痛；它也能成为一粒种子，在心田生根发芽，时刻提醒着你，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蒙古族牧民宽厚淳朴善良的人性与和谐之美，就是埋在我心中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种子，他将引导我和我的家人一路走好人生的旅程。

我的极左经历

吴思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10年，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书。



    假如“四人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的错误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插队时在知青队门前。右一是吴思。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了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儿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写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儿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儿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儿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儿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儿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儿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予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越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40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诈伤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自留地变迁史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



    从1955年年底开始，**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大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1958年8月，**在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说“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小尾巴于是归了大堆。一些主张保留自留地的干部，例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1958年秋收之后，主要农产品供应全面紧张，**开始纠左。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中央已决定恢复自留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纠左中止，极左派得势，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大饥荒末期，**看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评论说：“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儿，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



    1960年11月3日，在大饥荒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第五条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再加上生产队内部实行的小包工，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三自一包”。



    1962年9月27日，**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第四十条说：“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稳定下来，直到大包干在二十年后将所有集体耕地都变成“自留地”。事实上，万里在安徽农村搞大包干的时候，**就在四川农村扩大自留地。一是内部瓦解，一是外部蚕食，两条路殊途同归。



    1977年10月于大寨。后排左二是吴思。



    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1963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冲毁，陈永贵乘机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1970年，山西省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这一年，昔阳全县取消了自留地。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我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中下乡插队的。



    在这场历时二十多年的较量中，我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我绝不会手软。因为，我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换来的，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对照这面历史的镜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无知者无畏的嘴脸。



    我对自留地在理论上的厌恶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经验的充实。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争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动机：迫使每个社员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体上，断绝所有后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格局——要么爱集体，要么没饭吃。这是资源和人心争夺战逐步升级的必然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极左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逻辑并不荒谬可笑。针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堵住漏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日子很不好过。



    问题在于，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依托高层发动的全局性攻势，我不仅无力消灭自留地，就连卡自留地半个月的水也卡不住。



    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可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顺便交代几句：我没有计算工分差别对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在我们村并不存在。名义上说是按劳分配，实际是按年龄和性别分配。男壮劳力一概评10分，女壮劳力一概评8分，老人孩子根据年龄体力评4至8分，地主富农比正常标准低一档。真实规则偏离名义规则，是因为这样做阻力小，就好像现在评职称，论资排辈，评委会只卡硬条件，否则就难免纷争大起，既得罪人又摆不平事。我一度不知深浅，试图打破这套不分好歹的规矩，把一位敬业的老饲养员从8.5分提高到10分，结果孤军奋战，在队委会上几次争吵，只给老饲养员争到9分。老饲养员感到社会压力，私下找我，求我别替他争了。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的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火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创造**新人。**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疏远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说了，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儿，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镐里，他们只有1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儿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2到3镐，所得只有1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的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儿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意识形态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儿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统治集团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马列主义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百分之六。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得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程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假如**长命百岁，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去公社交高考报名表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儿。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儿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惊人地相似。朱元璋也搞国有化，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就是夺取皇家贵族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社会主义，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均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他们控制和驱使。这种官家说了算的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端的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官家主义因主张和信条不同，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官家主义的角度看，左派右派的分类，被超越历史阶段地过分强调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才符合我们的时代特征——官民之分更能揭示当代的主要矛盾。所谓官，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所谓民，就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组成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才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候，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划分，才从二级政治分类上升为一级分类。如此看来，在官家极权的时代，我恰好在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问题在于，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就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时代，官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全盛的顶点，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官退，民间和官家势力的新均衡即将重建。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在官家集团真正成为公仆之后，我希望出现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做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叫“全民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代替官家主义的真是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2006年8月15日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李斌



    李斌，1949年出生于上海，曾是红卫兵、知青、**员，1978年成为职业画家，1982至1984年于中央美院研修油画，1987年出国，1997年入美国籍，2000年定居上海。重要作品有：《伤痕》、《枫》、《张志新》、《舍得一身剐》、《油灯的记忆》系列、《国父》、《换了人间（溥仪获大赦）》、《**人》、《上海的早晨》、《小平您好》、《世界是你们的》、《向罗中立致敬》、《革命伉俪（孙中山与宋庆龄）》、《五十年代》、《梦境-正义路壹号》、《424晴空万里》等，2009年重画《枫》，2012年自编《生于1949——李斌画集》。



    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1966年8月，我看到**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便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他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整版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时，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见我诚恳反思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丑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时，负责押解的红卫兵按下倪老师的头，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便得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二是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儿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行驶，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也在上海，他坐在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第一次当然是在**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万岁”了。我只望见**城楼上有两个色块：**的红脸，**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胶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的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被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就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杨浦区的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做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1968年7月上海中学红代会送别赴东北兵团的知青。三排左二是李斌。**像右上方白衬衣者为上海造反派头目徐景贤。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



    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分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限！”从此，“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坠落于万丈深渊。



    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儿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儿，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刚收到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报答**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团，“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团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期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儿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抗日。



    30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啦，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儿告诉我：副统帅**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儿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倒背如流。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彻底暴露一下。再后来**被判处死缓，我不明白了：对**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四人帮’利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部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7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四年前，我认识了三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火中一位哥们儿，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儿，我快冻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儿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缮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不忠，认为对方对**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起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儿模棱两可，都是不作定论。这么一来《枫》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我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可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卢晓蓉



    卢晓蓉，女，1946年生。曾在四川大巴山上山下乡13年。华东师范大学七八级经济专业本科毕业。后下海经商，做过企业高层管理、副研究员。现为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水咬人》和《人生的万花筒》，三次获冰心文学奖。



    《现代汉语词典》对“忏悔”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到痛心”；二是“向神佛表示悔过，请求宽恕”。这两种说法在形式上都是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内省。至于是否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或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那部分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公开的忏悔，词典上没说，这符合中国国情。当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中死难的千万生灵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应该为在内战、在“饥荒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屈死的数千万同胞和侥幸没死却生不如死的数亿生民忏悔？我们历史上有几位皇帝曾下过“罪己诏”，但我们现在没有勃兰特。



    因此，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为自己与忏悔无缘。因为我自幼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册，备受歧视和屈辱；我高中毕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在农村度过了“文革”，既没参与对老师的批斗，也没欺侮过农民，更未动手打过任何人；我在爱国知识分子父亲和信仰基督教的母亲言传身教影响下，始终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对施害者也多所原谅。我下海之前在体制内领到的工资、奖金、福利总和不足六千元人民币，下海之后参与或主持引进的外资却超过千万元美金；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我都没有沾边，故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



    但是，当我读到镌刻在美国波士顿“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的德国马丁神父的名言“起初，他们追杀**者，我不是**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时，受到深深的震撼。从此，一些曾被我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镜头便常常浮现出来啃噬我的良心：



    反右运动时，我和小伙伴们曾追着“右派”邻居高唱当时流行的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见邻居低垂着头，沉默无语，一脸的痛苦和无奈，我们还得意扬扬地接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



    “文革”中，我参加了区上召开的一次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一个衣衫褴缕的人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他的罪名就是把那块关乎千万知青命运的语录牌摘了下来，并在上面放了一封写给我们农场知青的信，信中婉言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不要留在农村给农民增加负担。一个义愤填膺的青年农民跳上台去，当头一拳把他打得口鼻流血，台下“×××，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的批判声浪中也有我的吼叫声。



    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说过，他是不能忘记的人，蒋介石对他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民族英雄。这个人是谁呢？一个不能被忘记的重庆人，他就是卢作孚。”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无地自容。因为卢作孚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历三十年之久。



    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我再也不能毫无愧色地面对祖父在天的英灵和马丁神父高尚的品格。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蒙昧的起点



    马丁神父所言“我不说话”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因精神养分短缺带来的无知愚昧与盲从迷信，当事人真诚地以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另一个是由接连不断的人为惨剧所引致的常态化的恐惧氛围，即如杨继绳所言：“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从“我不说话”到说假话、套话、做伪证、栽赃陷害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正如一头驴，可以拉磨碾米，也可以拉炮打仗。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着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造神运动，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了大大小小的“魔鬼”，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使自己深受其害。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应该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每一个盲从迷信参与者都难辞其咎。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无知愚昧盲从迷信是从六岁开始滋长蔓延的。1952年3月中旬，父母亲带着六岁的我和幼小的弟弟从香港回到了家乡重庆。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我的祖父走完了不到五十九年却功业卓著、自身修养近乎圣贤的人生之路。为了实现“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他一生曾作过无数次选择，却从未偏离初衷。结束生命、魂归信仰是他最后的选择。我的父亲在遭遇这一灭顶之灾时，没有忘记祖父生前要他“早点儿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叮嘱，作为长子他还要承担为中年丧夫的母亲尽孝道的责任。父亲回来后放弃了去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研究院所或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毅然落户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这间工厂是我祖父继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于1928年底兴办的。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生公司的船队修船和造船。祖父的挚友、著名作家李劼人曾担任过该厂厂长。



    我在香港不满五岁就上了九龙塘学校，那是一所名校。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是高我几个年级的校友。我刚读了两个多学期，已能认字、写字，可以把“蝴蝶”等多笔画字写进作业本的小方格里去；还学了算数、自然，比如摩擦生电等知识。回到重庆以后，我被告知要听党的话，七岁才能上小学。这么一来，我不得不放弃了九龙塘学校的学业，还留了一级。记忆中，这是“听党的话”给我最初的印象，我的个性朝着党性的归顺便由此开始。与此同时，我的命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当时如果继续读下去，应该在1962年高中毕业，那一年正是“三面红旗”和“三年灾害”折腾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大好时机，大学招生基本上做到了“有教无类”，只看成绩不看出身，我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而一休一留之后，我便推迟到1965年高中毕业，刚好撞上教育战线大刮“贯彻阶级路线”风，不仅让我提前进入了“文革”的预演，还要“让地主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断子绝孙”。我成绩再好，认识再跟得上形势，也属于大学“不宜录取”之列。



    我在重庆上的小学是民生厂子弟校。老师们对我的祖父和民生厂知根知底，且大多有很好的学养，使我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发蒙教育。怀抱“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理想的祖父，把民生厂所在地青草坝也建成了一个大花园。我在这个一年四季都绿茵葱茏、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度过了快乐纯真的童年和部分少年时代。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被告知红领巾是党旗的一角，“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们就推行“小五年计划”，比如把梧桐果炒熟以后在锅里熬成汤再加点儿盐作成酱油，自己都不敢喝，却被选送去市里参加成果展；党宣布“总路线”，我们虽不能领会，却载歌载舞到城里街头做宣传；党发动“大跃进”，我们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半夜起来背石头砌土高炉；党下令“除四害”，我们就停下功课到郊外轰打麻雀……作为少先队和班级的主要干部，我是这些活动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只要是党的需要，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率众趋之若鹜。五年级时学校带领我们下乡劳动十天，我一边想家想到抹眼泪，一边却给学校出的《简报》写了一首小诗《青松赞》，表示“要像青松一样，不怕风吹雨打，傲然挺立在山崖上”。



    我初试阶级斗争的“风吹雨打”是小学三年级，即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厂里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参观，要我们学校派几个少先队员去献花，我也被选上了。哪知就在献花前一天进行彩排时，我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献花的资格。在同学们一片质疑的眼光中，我走出教室的腿重如千斤。虽然这个打击比起我后来的诸多遭遇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我第一次受挫折，所以很难受。母亲很镇静地安慰我要经得起考验，学会忍让，还叫我把她专门进城为我买来准备献花时穿的一件新毛衣，借给没有新衣服的同学穿着去献花。就在那些时候，我们家中与祖父有关的物品，比如他的照片，他的重要文章印制的单行本等等，都悉数不见了踪影。父母在我们面前从此再也不提祖父的事，大概是怕我们年幼无知，祸从口出。



    很快，反右运动开始了。就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唱骂“右派”分子之后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事。有次全校做早操时，和我同班的厂党委书记的女儿，气势汹汹地领着两个女同学走到我跟前，当众说我偷了她的钱。我受家庭熏陶很看重人品，听了此话不由怔住，脸唰一下子就红了。她见状越发得意，并借题发挥在班上孤立我。她诬我偷钱的理由是，前一天我看到她口袋里掉了两毛钱在地上便告诉了她，所以我知道她身上有钱可偷。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好几天。校长知道后，很快就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了她，还说了句我一生一世都不曾忘怀的话：“像卢晓蓉这样的家庭教育，别说是两毛钱，就是二十块她也不会偷！”校长是周淑芬女士，人和名字一样文静。我真不知道斯文瘦弱的她，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敢于公开批评党委书记也就是她的顶头上司的千金！就在“偷钱”事件之前不久，这个党委书记曾亲自到我家里，动员我父亲给党提意见。父亲很真诚地回答，“我有意见平时都提了，现在没意见了”，让唯一一次“作客”我家的书记白跑一趟。后来父亲为自己那次没有中“阳谋”当成“右派”感到庆幸，但他终究没有逃过“文革”的炼狱。



    我从母亲的宽容博爱学到了善良，从父亲的慎言笃行学到了忠厚，从小学校长的仗义执言学到了正直。然而，时隐时现的政治斗争、血统歧视和人格侮辱所引致的恐惧感和疏离感，却像黄曲霉菌一样在我的血液中发酵生长，并从此在潜意识中左右着我的选择。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我唯有不断努力紧跟主流意识，却无形中掐断了智慧树上独立思考的嫩芽，隔绝了通往祖父那个世界的道路。我曾隐约感到“取消献花资格”、“偷钱”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如其来的波折与祖父的“消失”有关，但很快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我相信祖父是个好人，这是在青草坝这块土地上时时可以感受到的，我以为这就够了。大炼钢铁时，我曾和小伙伴们到民生厂的防空洞里去淘拣废铜烂铁，拿去喂“鸡窝炉”挣表扬，却不知道这个防空洞是抗战时厂里的干部工人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开凿的；也不知道在这个绵延一里多的地下工厂里，每天都有上千的工人和技术员昼夜不停地生产零部件，以满足战时修造船舶的需要，从而保障了唯一连通前线和后方的水上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我在那块埋藏着无数历史遗迹，闪耀着人性与智慧光辉的土地上足足生活往返了二十八年，却从未想到去探寻这方面的事迹，开发这座“金矿”。我与盲从迷信越走越近，与祖父和他的精神事业渐行渐远。数十年后，当我有了寻找真相的冲动时，民生厂已变成一堆废墟，青草坝也成了一座荒山。



    历史的盲区



    1959年秋天，我考上了巴蜀中学。这所中学与同名小学及幼儿园统称巴蜀学校，创建于1933年，从彼时到如今都是重庆的名校。我的父辈中有不少人在那里就读过，当时是只看成绩不看出身的。到我进入这所学校时，它被坊间称为“两头尖”，即干部子弟和民主人士子弟都比较多。这一点我父亲是不大清楚的，他对自己的判断和我的学习成绩很有信心，所以要我务必把巴蜀中学作为唯一志愿。结果我一举中榜，父亲如愿以偿。但他后来很可能为这个选择后悔终生。为了宽解他的自责，直到他离开人世，我从未和他提起这个话题。



    我中学班上的同学主要来自重庆市的三所重点小学，即也是“两头尖”的巴蜀小学、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人民小学和以军干子弟为主的八一小学。我们这些来自其他非名牌学校的学生，不足全班四分之一。同班同学中有江姐的儿子彭云，有双枪老太婆的外孙，还有不少同学的父母都是地下党或南下干部，并且正担任着该市党政军要职。在这个红得发紫的新集体里，我感到非常陌生和孤独。刚进中学时，我也曾有过一次反叛。我们班是住读班，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再说我的家离开学校很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也不可能天天回家，因此我很想家，很怀念小学同学。第一个周末回家，我缠住母亲哭闹着要求转学到我家附近的中学走读，最后当然以我的失败告终。



    如果在巴蜀的路让我自己走，我只需管好我自己，有时间读一些课外书，也许会养成多向思维的习惯，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然而，开学不久，班主任就把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交给了我。因为初中同学大多还是少先队员，所以中队长不是一个闲职。我要么坚持不就，要么不负责任放任自流，要么挑起重担让这个原本就非同寻常的集体名副其实。我的天性和潜意识决定了我只能选择后者。我内向而不善言，和一个个背景、资历、见识、能力都远在我之上的同学相比，我就像一头“大驴子”（我在中学的外号叫“大卢子”，四川话中两者发音相同），只能靠“勤能补拙”为全班同学服务，为班级争名誉，不惜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社会工作上。上高中后，我的职务改成了班长和年级主席，社会工作更多了。据说有一次市团委来学校检查学生干部的课外负担，把“卢晓蓉一周开了23个会”作为典型上报。这个调查结果未免太夸张。真实的情况是，我以“服从党的需要”为宗旨，放弃了自身的知识积累和人格修养，退化为没有灵魂的“砖头”和“螺丝钉”。



    上初中不久，全国性的饥荒就开始了。由于四川省的极左思潮和浮夸风领先于全国，所以饥饿的时间、强度和饿死人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这个重点中学也不例外。也正是那时候，小说《红岩》出版，很快就风靡全国乃至海外。《红岩》代表人物江姐的儿子就在我们班，我们不带头谁带头？我们把江姐在狱中给亲戚写的信，“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作为战胜饥饿、刻苦学习的座右铭。我们主动申请“为党分忧”，将原本就吃不饱肚子的每月定量男28斤、女25斤降到男女平等的21斤。经过中间层层克扣盘剥，到口的粮食就更少了，饿得我们常常以盐巴、酱油汤充饥。其实我当时就知道，许多干部家庭是没有定量限制的，米饭馒头鸡鸭鱼肉随便吃，我以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不享受谁享受。而我班非干部家庭的同学却跟着饥民一起挨饿，特别是一些活动量大的男同学，不知道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几年之后，我和一批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去了农村。初办农场时，又一次经历了饥饿的煎熬。由于定量低、缺油少菜见不到肉，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我们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有的同学就用家里带来的零用钱到集市上加点儿餐。上面知道后，要农场党支部书记传达指示，进餐馆说明我们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不彻底。我当时担任农场团支部书记，当即从命把一个到场里来卖包子的小贩阻挡回去。这虽是后话，但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个性的泯灭将会带来人性的麻木。我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却视而不见身边的同窗和战友。无论他们是否责怪我，我都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1963年我们上高二的时候，红岩精神还炙手可热，“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又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江姐等英雄人物虽令我们崇敬，但他们要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行动，我们无法仿效。而雷锋则是新时代的代表，很容易学以致用。我就曾经帮人家推平板车上坡；我和弟弟还把迷路的小女孩送回家，并相约做了好事不留名。那一年全国上下以军队为榜样，兴起过一阵“评功摆好”的活动。自我记事以来，就那次群众运动不是批判人而是表扬人的。可惜好景不长，雷锋刚学了一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我们学校我们班，成立了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蓝本，按照家庭出身把全班同学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对象”和“斗争对象”。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沦为“斗争对象”。一位初中和我同班的干部子弟多年后对我说：“你真糊涂，我早就看出他们对你有阶级歧视，心中很为你抱屈，你怎么就没感觉到？！”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师形容我当年就像一头“被蒙上眼整天围绕磨盘转的驯良动物”。我纯属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这时曾动员我担任年级主席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要我批判我祖父，说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与人民公敌蒋介石有过往来等等。接着班上的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也要我揭发批判祖父的“罪行”和交代自己与家庭划不清界限的问题。所举例子有，我说过祖父是靠勤俭起家的，不是靠剥削起家的；说过自己是家里的孝子贤孙；有同学揭发我们家平时吃得比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过年还好等等。其实有些话我没说，有些话是顺口说的，至于“平时吃得好”，则出自母亲有一次为了招待跋山涉水来我家玩的两位同学，特地去餐馆炒了几个菜。再说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何过之有？但是早已习惯单向思维的我，还是选择了接受批判。由于对祖父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对父母的言行挑不出什么毛病，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比如恋家呀，注重学习成绩呀，工作作风主观呀，缺乏斗争精神呀等等，实在找不出什么了，就怀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是已严重到不知道有资产阶级思想了。在麻木与困顿中度过一年之后，我负责帮助的两位成绩差的干部子弟同学考上了大学，我落榜了。



    巴蜀中学在庆祝七十周年校庆时出了一本《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32年夏，王瓒绪通过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推荐，聘请江苏教育界知名人士、时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兼附小主任的周勖成入川办学。”又说：卢作孚“与王瓒绪等一起创办巴蜀学校，任首届校董。其后多次出资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成为巴蜀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我这才知道，父亲当年为何非要我考巴蜀不可。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祖父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呼吁：“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并强调“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祖父一生坚定信仰，咬准目标，竭尽全力去实现他青少年时期就树立的理想，虽只读了四年正规小学，却成为“一个不能忘记的人”，身后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而他疼爱的长孙女我，却在正规中小学的校园里蒙着眼睛转了十二年半的圈圈后，带着对知识和教育的漠视，上山下乡以求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的代价



    还在上高三的时候，我就预料自己十有**考不上大学，因为比我高一年级的几位优秀学生皆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去了农村。我丝毫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只在心里盘算与其落个考不上大学的名声，还不如不参加高考直接去农村。再说，既然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严重到浑然不觉的程度，更应该去农村彻底改造思想。为此，我一连给学校写了六份书面申请。哪知学校不但没有批准，还两次叫我改填大学报名表，把我原先填的第一志愿“北农大”先后改为“北大化学系”和“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事隔七年后我偶尔看到了这张报名表，上面赫然写着“此生不宜录取”并盖上了学校的大红印章。我才恍然大悟，学校当初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我志愿填高了考不上大学的假象。不久前，我当年的一位校友得知这个真相后，曾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像犹太人不屈不挠追踪纳粹逃犯那样，追查清楚究竟是谁有这个权力判决你们“不宜录取”？可惜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多是被阉割和伪造的，有如精神的“三鹿奶粉”，不仅造成我们精神营养的短缺，还患上了不会“排毒”的后遗症。人性的软弱，人格的扭曲，使我们丧失了捍卫自身权利的觉悟和能力，更不用说为社会承担道义的责任了。



    卢晓蓉在大巴山上的自留地旁。



    没考上大学，我为了兑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承诺，便和本校三十多名同命相连的高初中毕业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与大巴山一脉相连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曾是四县交界、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我祖父在1927年受命出任该地区峡防团务局长剿匪和维持治安。但祖父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消灭土匪，而且要消灭产生土匪的土壤”，要把以北碚为中心的这个区域“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作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祖父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更重视文化建设，在那个地区陆续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和中小学等。“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194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以表彰它对文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抗战期间，北碚还先后安置了众多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接纳了数以千计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被誉为“陪都的陪都”、“东方的诺亚方舟”。



    时隔四十年后我去大巴山时，对祖父这些业绩全然不知。我既无高远志向，也无明确目标，只凭几句口号和发热的头脑就去了穷乡僻壤，非但没有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带给当地农民，反而努力向他们看齐，与他们同化，还阿Q似的自我安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办了两年农场后，接到省委“拆场插队”的指示，又分散到生产队落户，原因在于“知青集中在一起，不利于思想改造”。当地纯朴的农民其实很看重我们，认为我们有文化，心眼好，信得过，凡是称斤记账之类的事都交给我们干，也爱给我们讲真话，譬如讲“大跃进”时，上级为了争高产、放卫星，搞什么土豆播种“楼上楼”，小麦播种“撒满地”，结果不仅颗粒无收，连种子也赔了进去；讲大炼钢铁前，村子里的小道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白天走路都“阴森恐怖”，大炼钢铁时都砍了去炼钢，现在已经光秃秃的；讲吃大锅饭时，村里的家庭都分居，女人孩子住屋里，男人住猪牛圈，家里的锅灶都打得稀巴烂；讲三年饥荒时，村子里原有一百六十多户，死得还剩一百二十多户；讲张国焘在的时候，杀了很多人，还指给我们看，哪哪就是埋死人的“万人坑”。可是我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根究底。



    我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亲眼见到“解放”了二十来年的农民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村里的农民因为穷，买不起衣服，买不起线，只能买一毛多钱一尺的白布，一毛钱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蓝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绳缝衣服，还都是补丁重补丁；妇女来月经，连最次的草纸也买不起，就用破布代替，照样下地干活；生了病没钱看医生，死了就说是“天收了”；吃的都是半年红薯半年土豆，很少见到大米小麦之类的细粮，到了青黄不接时，家里还常常断炊，可是却要挑选上好的粮食交公粮……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我居然也是熟视无睹。我原本有的是机会，为农民做点儿实事，最起码可以做些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证词。可是我光顾了效忠于“神”，却把这些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坍塌的父老乡亲抛在了脑后。人情和人性冷漠到如此程度，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现在每逢看到农村素材的电视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这是感触的泪，更是悔恨的泪。我应该对那些家贫如洗，却毫无保留地收容了我们的大巴山农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深刻的忏悔！



    “文革”开始时，我们身在农村，也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捍卫“**的革命路线”，主动投入了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可是区委书记却在全区“三秋”生产动员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我们就写了他的大字报。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不久以后，我受知青们的委托到北京上访，沿途所见的一切，比如火车上首都红卫兵侮辱隐瞒出身的“地主婆”、北京批斗毒打“走资派”、餐馆里“出身好的坐着吃出身坏的站着吃”、“出身好的吃馒头出身坏的吃窝头”的血统歧视以及铺天盖地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等，使我失望而归，可惜却没有因此而醒悟。后来我参加了当地的农民组织，参与了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批斗。虽然恪守不动手打人的原则，但我不能因此而开脱自己的罪责，因为在这场打着“革命”的旗号，行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之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没有说“不！”每当我想到那位勇敢地站出来，劝我们知青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农民所挨的那一拳；想到因为参加了抗日远征军，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父亲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精神和**的凌辱，我就不能原谅自己的愚昧与盲从。



    我父母保存了几封我在农村写给他们的信，其中一封是1971年得知在长春的二姑一家连同我七十岁的祖母下放农村时写的，信中说：“知道保保（即我二姑）一家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和放心。高兴的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响应了**的伟大号召，也毅然踏上了这光荣的革命征途，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四年前，我走的这一条路走对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放心的是，他们到了农村，到了贫下中农中间，思想就会炼红，身体就会长好，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婆婆年纪虽然老了，但到农村去，对她的身体还适合些。以后，（等）他们的地点落实后再给他们写信。应该认识到，这还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可以为将来的**建设储备一批技术力量！”信中除了“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和“可以……储备一批技术力量”这两句还算人话外，其余那些八股文，等同于驴叫。我祖母那时已年逾七十，在乡下负责为全家做饭烧炕，晚上三代人同床共眠。而她在我写这封信的年龄时，她的丈夫即我的祖父已经在教育、实业和乡村建设三大领域的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并明确提出了以“现代化”为“公共信仰”，以“新的集团生活”取代旧的家族制度，以动员全国人民投身“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国防运动”的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整套主张。祖父绝对想不到，事隔三十多年后，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举着蜡做的芒果游行喊口号，对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红太阳”顶礼膜拜之外，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事件发生后，我先听到小道消息。过去无论国家的形势有多么糟糕，我对最高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始终坚信不疑，总以为是下面的人不听话，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最可靠的接班人竟然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开始担忧起来。哪知此事件解密后，县里要我参加批判**“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思想宣传队”。得到如此信任，我很快打消疑虑，重拾信心，并庆幸可以借此机会摆脱几天繁重的农活。不过我很快就体会到，批判“纪要”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比如“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被利用变成了替罪羔羊”、“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明明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要在宣讲中说这都是对**革命路线的诬蔑，要把它们批倒批臭。我去宣讲的地区有座设施非常简陋的煤矿，工人进矿采煤都是爬进爬出。那天刚下班就赶来听讲的矿工，除了眼白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也听不懂我的口诛。这些年每逢煤矿出事，我眼前就浮现出这一幕。无论历史对**事件如何评价，我对自己在那次行动中口是心非、颠倒黑白的言行深感羞愧。



    1972年我因为给大队党支部写了一篇《用**的哲学思想指导整党建党》的总结材料，得到县革委和地区革委会的重视，被上调进县革委文教局。命运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我就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因而成为“县革委大院里最忙的人”。但好景不长，半年后接军宣队通知，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怎能在县革委工作，于是便被扫地出门，调去一间边远农村小学。后来虽换了几个单位，在我填写的任何一张登记表“家庭出身”栏里，我自己写的“职员”都会被别人改写成歪歪斜斜的“资本家”。1978年我在县电影公司做办公室工作。公司下辖一个城区电影院和四十多个公社放映队，办公室就我一人，事无巨细，包括党员档案管理均由我这个非党员承揽。有次地区来县里检查档案管理工作，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要去地区开会。单位领导却对我说，按上级规定，管理档案的人必须是党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没有资格参加代表会。此话无异于向我宣告，上山下乡十三年脱胎换骨终成泡影。我从小就“听党的话”、“跟党走”，历经二十五年的刻苦修炼，到头来不过还是一头蒙着眼睛转圈圈的驴！



    我后来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有个“红五类”的出身，并因此而成为“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有资格参加城里的“红卫兵”，我能心明眼亮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吗？在面对**强权的铁窗和极刑时，我能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们那样挺直了腰杆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忍受酷刑和精神折磨乃至献出生命吗？按照我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准备，我不但做不到，而且很可能还会加入批斗他们的队伍之中。我和王申酉是校友，在华东师大政教系的阶梯教室里，党委书记施平为我们七七、七八两级学生做了一次极具启蒙意义的演讲。施平书记满怀深情介绍了王申酉的事迹，高度评价他被监禁时写的那封公开的“情书”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我当时深受震撼。退休之后，我写了《人格的魅力》和《“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两篇文章，作为对这位英雄校友的深切怀念，其中不无洗刷自己愚蠢盲从的动机。



    我原以为作完这番忏悔，就能让心情得到放松，灵魂得到解脱，殊不知我的忧虑更重了。在检讨“我不说话”带来的祸害时，我分明看到“我不说话”的巨大惯性还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盘桓。现实世界的假货泛滥、**成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分化、人权遭到漠视等等，岂不都与“我不说话”有关？！等到警告变成了现实，新的灾难“奔我而来”，再说话就来不及了。事不同而理同，此灾难与彼灾难，起因和结果都一样。



    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从“驴”变回人，这样就有资格去天堂见我的祖父了。



    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在抗战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乡村建设，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他关于“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成功实践，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具参考价值。他毕生从事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其成果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他“大公无私，为而不有”，为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声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卢作孚的创业精神和卓有成效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经验等，值得当今企业管理者学习、借鉴。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的“十大文化名人”中，卢作孚名列第一，评语指出，他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文集》收录了卢作孚从1916—1951年间的著述124篇，涉及工商管理、企业文化、教育改革、乡村建设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论述等内容。（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封底）

趋利避害是我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

张华



    张华，1967年自愿到内蒙古插队，一直做牧羊女。1974年困退回京，做过售票员、医院的会计，最后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退休后在朋友的帮助与鼓励下，闲时开始爬格子，出版过《羊油灯》、《机关大院的故事》、《燃情年华》等。



    自伟大领袖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来，我就往往在对立面挂着。“文革”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基本没站错队，便常有几分窃喜，口里虽说不恨那些整过自己的人，刻在心底的往事却像噩梦，一辈子化不开。



    近年，读到《圣经》中耶稣被鞭打得鲜血淋漓、临上十字架时，曾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由不感到羞愧。这就是神的儿子与我这凡夫俗子的区别。耶稣没有任何过错，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这个罪人，却在一味谴责别人所犯的罪错，闭着眼睛不看自己。我这里所说的罪，不是杀人越货之类，而是指跟神的儿子耶稣相比太不完全，距离神造人的初衷过分遥远。



    人的罪性之一，即是趋利避害。我没有去迫害别人，很大程度取决于我没有这种权力与机会；试想若有这种机会，在长期阶级斗争观念灌输与洗脑之下，在高度迷信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下，在革命形势的驱赶下，我会不去迫害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吗？不是我往自己脸上抹屎，而是有行为可证：就是对最疼最爱我的父亲，我也曾手下无情，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刻，为显示自己是革命的，为了表示要与他划清界限，曾向他投过一枪，只是杀伤力不大而已。



    自从填履历表有了出身一栏，父亲便让我们写成“旧军政人员”。他是民主党派的，解放前曾参加过民主运动。大院里的孩子就连与民主运动不沾边的，也填“职员”，但他强调要对组织忠诚老实，结果，却把自己的子女推到了对立面。随着我处境的不断恶化，我对父亲的埋怨也逐渐加深，甚至有恨在心里发芽。



    父亲最疼爱的一直是我，在心底我与他感情最深。自从因出身不好挨整后，我就开始怨恨他，爱与恨纠缠在一起，充满着无奈与矛盾。我不得不试图与他划清界限，曾写过不少思想汇报，将自己和他批得一无是处，想挤进团组织内。可是，我很快灰心地发现，这界限根本划不清，无论我怎么努力，写多少思想汇报都是一堆废纸；无论我怎么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组织的大门不会向我打开一角，还把我撞得头破血流。因进步毫无希望，争强好胜的我恨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怨父母不该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骄傲也随之变成了自卑。



    “文革”初起，父亲的机关有人给他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他被贴得脸色铁青，眼里满是恐惧。我似乎还嫌父亲的压力不够，为表现自己的革命与赶潮流，更为了表现确实在与他划清界限，遂做起了家里的造反派，动员弟弟妹妹和我一起给他写过一张大字报。内容如今已经记不清楚，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例如他自私，困难时期曾到自由市场买过一只鸡之类。新中国成立以来，父亲变得特别谨慎，即使在家里，也常常望着天花板发呆，谈话从不涉及政治。这张揭发父亲的大字报，最后是父亲自己拿到机关去的。他觉得正常，我也觉得理所应当。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为此指责过我。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年，回忆往事，我才有了内疚与不安，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给他雪上加霜。其性质与那些大义灭亲的弑父者一样，只是我的手里没有足具杀伤力的子弹，我的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定，也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十诫中有“孝顺你的父母”。试想，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生命的人都不懂得去爱，那他（她）怎么可能会真正地爱别人。所谓爱人民，不过是一种无的放矢的虚幻意念罢了。



    那时，社会上整校领导的声势已经相当凶猛。我所在学校在大潮冲击下，给校长、团委书记等戴高帽游街，打人也发生过，可能跟清一色高中生有关，都不算特别狠。



    运动初起，老师给校长贴大字报提意见，校长却找几位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谈话，威胁要将他们的档案抖搂出来。有个姓王的老师，上大学期间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时曾有过所谓“右派言论”，虽没打成右派分子，却已记录在案。这一谈话，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学校的楼道里突然跳出来，扬言要与**拼命。并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施政纲领与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乱语，却已足够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猖狂进攻”。在工作组和师生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下，将王整得很惨，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拳打脚踢……



    我校团委书记整天大讲阶级斗争，整人也狠。我们班的何景仪，听说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业主，而是地主，团委书记就提出要开除何的团籍，搞得何有好几个月精神到了分裂的边缘（后来，每次与她见面，她都在叨唠这件事情，可见伤痕之深，并在更年期时跳楼自杀）。后来团委书记也被批斗，还挨了打。我虽然觉得打人不对，但看着给我不喜欢的老师戴高帽，批斗他们，我都觉得挺正常，甚至有种快感。那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已经深入我心，阶级斗争与造反有理也逐渐成为植入我血液中的蛊虫。



    工作组一来，就反对将矛头指向校领导，主张全面开花，大揭盖子，很像当年的反右派。特别是那位组长，对普通老师态度极坏，在全校大会上严厉指责那些给校领导提意见的老师。在他引领下，开始给老师们上纲上线，几乎是一个个过筛子。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历来爱当老师的向日葵，特别喜欢围着老师提问题。不知道是团支部的几位怂恿了向日葵，还是向日葵主动向团支部表功，他们突然贴大字报揭发穆老师，说他讲过“反对**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据此将他打成反革命。一时间，墙上堆满了声讨穆老师的大字报，有老师们的揭发，更有诸多同学的声讨。我记得穆老师那些天主动将分头剃成了光头，无论见到谁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运动开始，他曾和当时的几个年轻教师一起，给校领导贴过不少大字报，这下引火烧身了。向日葵的揭发，根据他让我们学习**主席在全国最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那天下课后，向日葵向穆老师提问：反**思想是不是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穆老师拿**的话回答她，说宗教是反马列主义、**思想的，但爱国宗教人士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反对**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



    “文革”一起，讲的是“造反有理”。这句话特别对我们的口味，小人物被压制久了，一旦有了条件，不造反还能怎地！我们几个人写一张大字报，指出在工作组领导下，现在运动的大方向错了，不该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该把矛头对准普通老师。穆老师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一时动员了共11位同学签名。结果工作组长在大会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我们。



    没多久，听到工作组要撤离的消息。工作组临撤离的头一晚，陶铸突然光临我们学校。那年头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不知道什么叫困，同学们大都连轴转，不分昼夜商讨革命形势，筹划对策，赶写大字报。我们这几个无法置身事外的当然也不例外，陶铸来的那晚我也在场。那时的陶铸已经是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对我们学校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幸。首长讲话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组要走了，你们学校的学生代表骨干表现不错，坚持了运动的正确方向，今后就靠你们这些小将，把学校管理好……这番讲话的含义明显是把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工作组支持的干部子弟。



    工作组撤离大约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为核心的干部子弟组建了老红卫兵，想要领导学校的运动，但想把权力接过来却颇有些力不从心，学校里一时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压在我们肩头的山，大有摇摇欲坠的趋势，我们的队伍又有些壮大起来。实际活动中，我们以战斗组为单位，战斗组的名字就叫“造反有理”。看来，伟大领袖的这把火，也把我这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点着了。我们班的这个战斗组什么出身的都有，甚至有个据说出身军统兼中统双料特务的女生，大家也一视同仁。



    当初进入65中时，我心性高傲，有棱有角。三年多来，在阶级斗争这把锉刀的磨砺下，已经钝成了一块易碎的木片。回想少年时代，一心想学居里夫人，起码当个一代名医，而革命一来，却突然发觉自己一门儿不门儿，形同废物，由于字写得糟糕，连刻蜡版和抄写大字报都不配，只能跟着跑龙套，心里的懊丧与自卑可以想见。



    不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战斗小组齐聚我的男友刘小佈家中，商议写大字报的事情。他的姥爷走过来，很激动地举着个半导体，让我们听广播中的内容。双方都兴奋，觉得自己没站错队。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场运动将指向包括这位老人在内的当权派，并且要彻底打垮，秦城监狱一住七八年。



    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对联也在我校张贴，不久抄家就开始了。“老兵”们都穿起绿军装，腰间系根宽皮带，有时还将皮带解下，在空中张扬地挥舞，皮带发出劈啪脆响，金属的皮带扣撞击在木头上有碎裂的声音。听说就用这皮带扣往人身上抽，阶梯教室中摆满了抄家来的东西，听说还成为了刑讯室，不少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就在那里用肉身体验皮鞭的滋味……



    我一直绕着阶梯教室走，眼睛也不敢看那些勇敢的战士。尽管没体验过皮带扣的滋味，却感觉自己的脊梁骨已经断裂，断裂的脊梁搅拌着残存的骄傲碎末，拌出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而恐惧是油，点燃了痛苦之后变为一片麻木。



    那时，家里同样漫溢着恐怖气氛，抄家仿佛是迟早的事情。父亲已经把行李打好，随时准备以“公安六条”的身份被遣返回乡。一天我回到家，小妹告诉我，我们学校的老兵已经来抄过家了，拿走了一只皮箱，把我的邮票和日记什么的全抄走了……从小学起我就开始集邮，母亲在人民银行工作，全国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经她之手，一天就有上百封，邮票更多。那年头时兴积攒盖销票，有此便利我遂有了集邮的兴趣。什么梅兰芳票、金鱼票、牡丹票，十几张一套的，别人很难弄齐一套，我却有好几套，多出的就去换外国邮票。多年下来，积攒了好几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邮票我已经攒齐了，其余几册则是外国的。



    回想往事，我校的老兵应该是比较文明的，基本不打本校的学生。为数不多的打人者多是军队子弟，可能听战斗故事淤住了。



    我班的老兵头目，长相颇似李逵，本以为他抄家中必会逞凶，没料想却做了两桩好事。一是我校党总支周书记的妻子为某中学的书记，该校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并毒打其妻，周书记在旁边不识时务为妻说话，惹得老兵怒上添堵，皮鞭疯狂冲他挥舞，结果打成脾脏破裂……还是我班这位小头目赶去，说这属于我们学校的势力范围，才将他从皮鞭下救出，并送往医院抢救，救了周书记一命。后来，这位头目又揭发有人在抄家中私藏金子……



    “红色恐怖”的时间不长，可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却是刻在心上的一道伤疤。我总是后怕地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庆幸，从来没有想过讨回自己的邮票与日记。但是，从它们被抄走的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和集邮了。爱好与噩梦联系在一起，我唯有将爱好与噩梦一起斩断。



    很快大串联开始，顾不上打砸抢了，老兵们纷纷到外地去见世面，外地的学生来北京的更多。我们这些“狗崽子”不但松了口气，还派上了用场，昼夜值班，接待外地来的红卫兵。我特别羡慕能去外地串联的人，可走出去的念头想都不敢想，没觉得自己有这种资格。那时候，我的心灵已经被革命扭曲，原先觉得人生而平等，这会儿却只想如蚂蚁似的活着。



    1966年入秋后，萧瑟的秋风也吹到了老兵身上，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那时候起，我们就算彻底翻身了。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从地狱到了天堂，你说是什么感觉？轻飘飘的幸福感，有点儿像在做梦，很美的梦。一点儿不夸张，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幸福在心中涨满，便想分给别人一些，甚至分给曾经整我的人。看到老兵被批得低下了高贵的头，仍有人不依不饶，在我提议下，我们又贴了张应当团结绝大多数同学的大字报。许多同一战壕的战友不满意了，批判我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闹不清人道主义该属于哪个阶级，到今天才搞明白，人道主义是普世原则。



    期间，我和刘小佈去了趟清华大学，并和蒯大富见了一面。引见者是我的邻居阿春，在清华自动控制系上学，与蒯大富同属井冈山派。记得那是蒯大富给**贴出大字报的第一天。



    那时的蒯大富刚被解放，还没有牛气冲天的架势，挺平易近人，长得白净，很有些风流倜傥。记得他的左右臂刘才堂与刘泉也在场。我们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期间我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要给**贴大字报？就不怕再次打成反革命吗？他有点儿神秘地对我们说，周总理跟他长谈过，大字报是在总理启发下写的。至于蒯大富说的是否为实话，那就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正与蒯大富聊着，外边的扩音器里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竖起你们的驴耳朵听着……他立刻站起来对我们说，你们快走吧，来镇压了！我们只好赶紧往外走。只见成群穿着绿军装，臂戴黑字红袖章的少男少女们正狂撕大字报，嘴里骂的都是“狗崽子”之类的话。一打听，原来他们是海淀区11所中学的老红卫兵。



    说实话，蒯大富给国家主席贴大字报，我当时并不认为是反革命行为。我们也是所谓反工作组的，在感情上自然与他站在同一立场。那时有句话特别流行：怀疑一切。我深受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给国家领导提意见挺正常。



    后来听说蒯大富搞得很不像话，甚至真刀真枪地搞起了武斗。我的邻居阿春也和他反目，从井冈山到了414。她的男朋友被围困了几十天，没吃没喝，后来还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而我印象中的蒯大富永远定格在他刚解放的那个时刻。我一直为他惋惜：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从农村考进清华多不容易！若没有革命，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或企业家。一场革命点燃了多少野心，烧毁了多少脚踏实地的理想！



    后来，兴起了“四三”派与“四四”派之争，一派反对解放军领导学校的革命，一派力挺解放军。按说，解放军对我们这派够意思，刚开始，我们的感情倾向于“四四”派。可看到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在了对面，互相喷吐沫星子，彼此毫不留情，那感觉真不是滋味。因此，我们自称“不三不四”派，主张大联合及复课闹革命，超然于两派之外。这让解放军和两派都不满意，说我们是“骑墙派”。眼见得斗来争去，大家都变成了乌眼鸡，这革命也太没意思了。我们索性很少在学校露面，而改为天天去北京图书馆坐班。那几个月，从早到晚，我们按着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将没看过的世界名著扫荡了一遍。



    1967年10月份，听说了曲折一行10人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消息。我头脑一热，想要证明资产阶级小姐也能比别人革命，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从本质上说，我本该是距离革命最远的人，一无野心，二无热情，在环境稍有缝隙的条件下便贪图享受。然而，革命一天不结束，它就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等待我们的将是草原上更加严酷无情的革命。



    我们所在的牧场分为两派，一派主要是外来户，属于造反派；另一派主要是贫下中牧，是保场部哈书记的。我们认为，既然是来与贫下中牧结合的，当然应当站在他们那一边。这样，就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有个造反派的打手，把派出所所长也“专政”了，两次打我们队的知青，第三次把我们知青买粮食的牛车也扣了，还扬言，你们陶森队的知青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没有说理的地方，大家只好集合了几个知青去教训他。当时我的劝阻很无力。以暴制暴，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在民间一直是大快人心的。面对这种形势，这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去效仿！结果，这个打手在旗医院死了。死因到现在都是个谜，这是否跟他们那派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兴奋针剂有关，是否跟让他平躺在卡车上颠簸了几百里有关？知青头头儿、我的恋人刘小佈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被判了七年，坐了三年多牢。



    不久开始了“挖肃”运动，大批蒙古族干部都成为了“内人党”，严刑逼供下，整个内蒙古地区大约死了1.6万余人，8.7万余人致残。我们牧场，哈书记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内人党”，他老伴就是那时自杀的，但直接因“内人党”被打死的却没有，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都属罕见。或许是因为我们牧场没有打手了？



    那个时代对与错是颠倒的，许多人犯错误和迫害别人皆出于要革命的目的，品质恶劣的应是少数。而我尽管心里明白对与错，出于自私的天性，为了自身利益，却矛盾着甚至准备违背良知去选择自己的行动与道路，这属于明知故犯，应该罪加一等。回忆往事，感觉自己与那个时代的多数人并没有本质区别。我自以为超脱，其实并不超脱；我自以为宽容，其实内心极其苛刻，对以暴制暴同样缺乏清醒的认识；当我与人有不同观点时，使用的语言会不知不觉用上大批判的语言……造反有理与阶级斗争观念已经融化在我的每一个细胞中，就像古时候犯人额上的金印，别人看得清楚，我不照镜子却看不见。



    每一个人都是革命不同程度的参与者，也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幸免。所以，寻找责任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究竟做过什么，早一天挣脱套在良心上的枷锁，释放自己的良知。因为我不完全、不自觉地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神便给了我生活上的种种磨难，那其实也是对我的历练，破碎我，重新塑造我，让我终能认清自己是距离神要求甚远的罪人。

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张红兵



    张红兵，曾用名张铁夫。1953年9月生，安徽桐城人，电大中文专业毕业，法学研究生，专职律师。当过知青、钳工、公务员。在省、国家级报刊、网络发表作品：评论《从电视剧〈黄河情〉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散文《我读“生”与“死”》；杂文《偶本质就一农民》；小说《遭遇美眉》；论文《论我国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行宪经验》、《〈馒头〉：数字化影像电影评论作品》等。



    （一）



    妈，我终于给您写信了。



    作为您的长子，我知道您是安徽枞阳（原属桐城）石婆附近高塥村人，曾用名“忠模”：您生前无论工作、学习还是劳动，时时处处争当模范。您是一位最低级别的干部——本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在安徽五河县锦绣兰庭小区家里的书房，不孝之子我关起门来，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您的照片跪下了。我的双眼含着热泪，哽噎着给您写这封酝酿了34年的信。



    在佩兰姨和梅开舅推动下，1979年10月，我为您的冤案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写了如下日记：“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掉母亲脸上的血污。”我萌发了学习法律，当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的念头。



    我有千言万语向您诉说，现在是时候了。



    1970年2月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驻地）院内的家里，因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为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德怀等翻案、发表对**与其他国际共运政党之间外交政策看法、反对**搞个人崇拜、焚烧毛的画像等，被我和父亲张月昇检举、揭发。



    您仅在家乡菁华中学初中读书一年。历史早已证明：虽然受到时代、认识等方面局限，但当年您发表的主要政治观点，被后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等文献证明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您是正确的，而我和父亲错了！



    像过去无数次我在梦中寻觅您，在2012年固镇县“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在今春以来面对国内以及英、美、德、法、日等国记者采访一样，我再次向您忏悔、道歉：是我亲手把您出卖给邪恶并送上了断头台，妈妈！我对不起您！真的对不起！如果能赎回您宝贵的生命，我宁愿立刻去死，哪怕死一百回！



    在您遇难43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您作为母亲而感到骄傲！



    您的故事感动了中国和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您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平民，虽然不能与昨天刚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受到全人类尊敬的黑人前总统曼德拉相提并论，但是，您勇于独立思考、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他并无二致。我要大声地说：妈妈，我爱您！



    （二）



    我还要说：假如您不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是出生在南非或其他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法治国家，当年，即使作为固镇县卫生科长的父亲张月昇和我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向县革委会人保组检举揭发、要求判您死刑并立即执行，您也不该死，不会死！



    而在中国，1967年1月颁布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是……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什么叫“依法惩办”？从当时经常张贴固镇街头的《布告》内容来看，就是“枪毙”！



    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我和父亲狠心告发，您的冤案就不会发生，您就不会死！我们爷俩对您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说，我和父亲就是杀害您的凶手！对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否认、隐瞒。



    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尽管我们绝情地告密，但毕竟无权决定您的生死。依据“公安六条”规定，当年此案被县、宿县地区逐步升级，报经安徽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判您死刑、立即执行；从2月13日发案到批准死刑，还不到2个月时间！



    归根结底，是一纸恶法剥夺了您的无价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邪恶的帮凶；而杀害您的真正凶手，是当时极左的、具有镇压大权的国家机器！



    （三）



    我跪着给您写信，除了真诚地对所犯下的十恶不赦大罪悔过之外，还为了体验在“文革”中父亲和您被罚跪批斗，特别是您临死那天跪着的感受。



    1970年4月11日上午。灰云低垂，冷风袭面。固镇县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南侧广场。白底黑字的“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万人公审大会”巨幅会标高悬。那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到了会场，亲眼看到：



    您被五花大绑押上来。当登上用附近小学校的课桌临时搭建的宣判大会台时，您胸前挂的在名字上打着血淋淋红×的木牌靠近了膝盖；您突然用膝盖猛地撞击牌子！它的边缘挫痛了您，您用非同寻常的动作表达对**的愤慨！



    您被强压跪在台上，万众瞩目。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揪住您的头发硬往下按——要您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的手一松，您的脖子一拧、短发一甩，立刻昂起了倔强的头！您怒睁双目，射出了两道仇恨的光芒！



    您环顾会场四周，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当看见老邻居、西圩生产队长齐洪川时，您向他点头告别（这是10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和佩兰姨都说：在出事前，是您有意安排让梅开舅与他的长女——我舅妈定了亲）。您默默地向那些熟悉的眼睛告别……在更多生疏的脸上，您看到的是恐惧、惋惜、兴奋、冷漠、迷茫……



    宣判后，为了显示威严，主持者大喊一声：“把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押赴刑场执行枪决！”2个当兵的把您提起来，架着走下木板台阶，人群中一阵骚动。在被拖上停在会台旁的大卡车时，您掉下了一只平跟带襻的黑皮鞋（这是后来舅妈告诉我的）。



    我坚信：当脚上的鞋子脱落时，您一定想到了“民国18年参加**”的您的父亲方雪吾“在死之前，故意把鞋子脱下来”；想到他“名义上是保小（学）校长，实际上做地下工作”；想到“他……筹备党的活动经费”；想到他“打入敌人内部工作，被……杀人灭口”（这是当年2月12日清晨，您来到东屋孩子卧室里，对我们和舅舅说的话）。



    我知道：当刑车发动起来迅速驶离会场、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时，许多人跟在汽车后面追赶，去看行刑场面。您被捆绑着站立在向东急驶的车头，无情的风把您的头发吹向耳后；您背后插着自古以来沿用的“亡命旗”，它在您手臂、上身被紧勒成一团的法绳中。您一定想拼命地向车下的人和站在街道两侧围观的民众呼喊：



    “我就是要为**翻案！”“为什么**搞个人崇拜？！”“**、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解放！”“我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好同志……搞他是错误的！”“算她（**）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帐！”“他（**）把历史车轮倒拉21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



    以上是1970年2月13日夜晚您在家里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主要内容，还有您在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述”。10年后我才知道：在县看守所里，他们打掉了您的牙齿，可是您仍坚持观点不变！



    我不怀疑：在东郊大木桥北半里地的刑场，望不到边的田野上，枯草萧瑟。您乌黑发亮的头发有些凌乱，脸色平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环顾四周。您似乎要看苍穹、大地最后一眼，盼望有一天人间洒满灿烂阳光……



    在被凶残的刽子手踢中跌跪在地上时，您一定想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万岁！”但是，您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您被无情地剥夺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后权利！当罪恶的枪声响起，您的脑海中一定闪现过我这个“憨子”的脸庞，浮现出让您爱恨交织、无法割舍的亲人们的面容……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热泪在近视镜片上流淌，模糊了双眼。



    （四）



    尽管我的双臂自由、两手倚着电脑键盘打字，但跪着的两个膝盖、支撑的脚前掌骨很疼，痛感随着时间延长不断地加剧。



    我说您临死前要喊口号并非主观臆测：当夜您用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画像，接着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卧室里；您撕扯墙上挂的毛像和诗词手迹，从镜框里取出《**去安源》邮票点火焚烧；在我按照父亲的命令狠心用擀面杖打了您背部两下后，您喊的就是这句口号！



    可怜的妈妈！仅仅因为您说了几句赞扬或批评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话、撕下焚烧了**像等“圣物”，您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人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利！（见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里，有几个制定了如此的恶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这种反人类暴行相“媲美”的，只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世纪以来欧洲“宗教裁判所”——它把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就连臭名昭著的世界法西斯主义头子希特勒，可能还没这样做！



    （五）



    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当您的魂魄飘到空中，一定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1951年秋。长江之滨安徽安庆市。在桐城大别山里放牛、只读过几年私塾、有9年党龄、11年军龄的**党员、25岁正营职干部的父亲与您——同年出生的军分区医疗队荣立三等功的模范护士、共青团员经组织批准结婚。菱湖公园木桥边、荷花池旁，有您们依偎的身影；钱牌楼胜利剧场里，看黄梅戏名角严凤英演出的掌声如潮，观众中有您们的笑声……



    您和父亲调到皖北宿县区中心卫生院工作。父亲任医政课长，您是护士。1952年6月，女儿小胖（张芳）出生，您带病坚持工作，被选举为工会委员、提拔为护理部副主任。被定为地主、“匪特”的外公死后，外婆领着佩兰姨（6岁）、梅开舅（4岁），从老家来宿县投亲。1953年9月，伴随着您产前的剧痛，我呱呱坠地；您和父亲给我起名张铁夫。父亲调任安徽怀远县卫生科长。1954年弟弟出生，您因妊高症急救后转上海中山医院。政府发放保姆工资，您请了3位奶母哺乳我们，自己坚持上班。



    1960年。怀远。每月除了花光您和父亲的工资外，您兑完了2000多元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卖掉了自己的金壳手表，买洋葱头等补充家人口粮不足。父亲和弟弟得过肺结核，您计划着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为弟弟订了羊奶。吃饭时，外婆从锅里先捞出大半碗米粒递给父亲；您和外婆嚼着葱头和葱叶，吞咽着像稻糠一样扎嗓子的“无粮面”粑。日子过得艰难，最大幸福是全家8口平安度过饥荒……



    （六）



    自1970年2月7日以来，父亲就发现您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有些不正常。



    从2月13日早晨去医院上班到晚上下班，您拖着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身躯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而在这一天里，您连一口饭都没吃！送走在家吃晚饭的父亲在新汴河工地的3位同事后，您回家坐在堂屋里的小凳子上，在大木盆中搓洗我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连一口水也没喝。



    当时，“六亲不认”——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我像中了魔咒，如一头张牙舞爪、疯狂嚎叫着撕咬猎物的野兽，对您进行了长时间批斗，直到午夜您被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捆走。我就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我不知道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喝到一口水、吃上一口饭；您那孱弱的躯体怎能经受得住如此饥寒、劳累、病痛和精神的多重折磨！俗话说：“母子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当时的我，怎么对您连一点儿怜悯、同情、关爱之心都没有？我为何这样冷血？



    当天早上，您是否知道父亲要您请假休息不上班的用意？您是否明白舅舅上午去医院供应室帮着您消毒时的想法？您是否懂得我和弟弟在父亲安排下，先后去找您回来吃午饭的心情？虽然做过战场军医的父亲和我们不懂医学精神病症状概念，但在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您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咱家无法再承受意外的打击了……



    （七）



    1965年5月，您和父亲从怀远调到固镇工作。



    1966年11月，14岁的姐姐张芳作为固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在**广场接受**检阅，回家后第5天，突然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对于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没有缓过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谈起就说自己的小胖多么懂事、优秀。



    1967年1月16日，您和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造反派在卫生科院内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昇！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外公的事：“张月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枪毙。”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长期批判斗争。



    1967年1月在固镇县委、县政府大门口的批斗游街。戴高帽者左起：方忠国（**固镇县委书记）、董万仲（县委组织部长）、张月昇（县卫生科长）。



    在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您被叫上台陪斗。有人拿出写有“地主分子母老虎”的纸糊帽子逼着您戴，您大声抗议：“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因群众中也有不同意见而作罢。有人对戴着高帽、低头跪在水泥地上的父亲拳打脚踢。您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您搀扶着父亲回到家中，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副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挨斗用。



    “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您作为“特务嫌疑”内控使用已在1964年取消，但到了1968年10月，您又被医院革委会作为“地主分子”、“特嫌”，进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后来，同意由我和弟弟、舅舅轮流给您送饭。



    我看到您的脚面肿得发亮，只能穿宽松的布鞋。您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扫地、刷瓶子、打扫厕所……为此，您始终毫无怨言，但对这种政治株连、对组织上迟迟不给您作结论非常不满。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多么想让厄运尽快地远去，回到那虽然艰苦但生活毕竟已好转的家庭和睦、平安幸福的年代啊。



    做梦也想不到，由于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发生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八）



    随着时间延长，我跪着的两腿从疼痛到了麻木。我知道您被捆绑着下跪、支持不住歪倒的滋味了；咬牙摇晃着站立起来——这完全是我这个把“爹亲娘亲不如**亲……**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红歌当真、灭绝人性的儿子让您遭的罪！



    2月13日夜晚在家里，当听到您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警觉起来，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得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是恶毒攻击**思想！我们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



    我的自利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和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0多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儿完蛋！



    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号），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儿！



    父亲对我的行为及后果判断准确：对于您，他想遮掩也盖不住，除非把我这个“**的忠实红卫兵”一棍子打死！但是，当着您和舅舅、弟弟的面，他对我这个亲生儿子下不了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复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在您的冤案起因上，父亲有一种错觉。



    1980年6月13日，您的冤案即将平反；因省里希望做成“安徽的张志新”案，佩兰姨来我家写回忆您的生平事迹材料。



    当晚，父亲、小姨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父亲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您出事前，他已经“站起来”工作了，医院革委会也准许您回家吃住了，您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当时他想：固镇这个地方复杂，难道您能被暗藏的美蒋特务收买了吗？小姨说她也有类似想法。



    父亲和小姨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又何尝不是！我们都缺乏精神病学的常识。而这一点，一直到我为您的冤案写申诉书、彻夜不眠、边写边哭的时候才想到！



    （九）



    我今年60岁，比您多活了16年了。我和妻子与女儿、女婿、外孙一起生活。我们4个大人都是**党员。与您相比，我们入党根本没费劲！



    我知道：作为党员干部和您的丈夫，父亲张月昇有很多缺点、错误。在与您结合后19年的家庭生活中，他没有给予您足够的体谅、关心和爱护，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告发而抛弃了对您的忠诚。不过，他绝没有想陷害您的念头！



    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



    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塥梗路边上“示众”；下放农村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插队落户的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忧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



    县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是完全错误的。对此，10年后父亲有了新的认识。1980年6月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有点儿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我们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奖赏”：当年您死后，我和弟弟成了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初中毕业后，同学中的大部分干部子弟进厂、升学或当兵。10月，作为知青，我和弟弟去固镇连站公社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告发您没有任何好处：您被逮捕后，他把被子抱到东屋来，每天夜晚陪伴着我和弟弟睡觉。有一天，看到父亲拿起他20多年未摸过的针线，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缝补着自己的旧绒裤，我的心中无限凄凉，不由得想起了有您在的时候……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父亲与固镇区医院一位素不相识的丧偶女清洁工结婚。为了改变环境，他调五河县商业局工作，降职为副局长。我们跟着搬了家。在1974年“批林批孔”、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您的“罪状”成了父亲两次挨整（曾被免职）的原因之一。后来，父亲恢复了职务，一直工作到离休，2003年1月9日因病逝世。



    在此，我代表父亲向您和去世多年的外婆、二姨、健在的小姨、舅舅及家人们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我们姓张的对不住老方家！我再次真诚地向您道歉！



    尽管有所谓“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但“反革命”的丈夫、子女的政治帽子却如影随形，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1972年，我招工到五河县机电排灌管理站维修车间当学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我的政治信念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随着父亲官场沉浮，我的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为痛苦而哀伤，为满足而欢乐，甚至想去自杀！我没有看过医生。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慢慢地趋向理智，度过了心理危机。



    （十）



    难道我是一个生来就坏、本质下流的坯子吗？



    古语说：“知子莫若母”。从一出生时起，您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着姐姐、我和弟弟。您是儿女的第一位引路人；子女也是您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性格是父母的综合。



    冤案发生前5天，我在小姨、舅舅插队落户的岗寺公社溧涧大队玩，您下乡来找我，见面不喊我“铁夫”，而叫我“憨子”。案发当天傍晚，您向在家里下棋的新汴河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憨子。”我愤愤不平：您不该这样称呼我。



    当晚，在我使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官方语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对您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您告诫我：“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



    20世纪60年代初在安徽省怀远县照相馆照的全家福。前排左起：张红兵的姐姐张芳、母亲方忠谋、外婆方吴氏、弟弟、父亲张月昇、张红兵、舅舅方梅开；后排左起：小姨方佩兰。



    前不久，舅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这些话使我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我：“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真的照着去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也许这就是您喊我“憨子”的原因！



    有人说，谎言和誓言的区别是：前者是听的人当真了，后者是说的人当真了。而我把两者都当了真！为什么我失去自由行动能力赋予人类独有的尊严，让正常人觉得像个傻瓜呢？



    （十一）



    您对姐姐、我和弟弟讲：“没有**，就没有我今天。我要努力地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您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对我们说：“疼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父亲给我们说他14岁参加新四军给指导员当通讯员、“皖南事变”随部队突围的七天七夜；您给我们讲自己冰天雪地在刺骨凉的河水中洗伤病员换下的敷料、深夜里点着马灯独自料理牺牲战士的遗体……您要求子女：听**话，跟**走，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团结同学，言行一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们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1956年3月，您担任怀远县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因热爱病人、工作认真，埋头苦干，参加了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您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们呢？在小学里，姐姐是少先大队干部，我是“二道杠”中队委员。我们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您和父亲非常高兴。“文革”前，在固镇县卫生科宿舍，尽管工作、学习忙，您还在业余时间把家属们组织起来，和她们一起学习“老三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团支部书记C姨领导下，姐姐、我和弟弟参加了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建院墙的工人们搬砖、打扫院内厕所、去火车站打扫卫生……



    “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县里红卫兵大破“四旧”，焚烧了古戏装、古籍、家谱，拆除残存的庙宇等古建筑，砸碎了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人性论”、“尊卑孝悌”、“成名成家”等被作为“封、资、修”彻底批判，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性”、“革命感情”和“又红又专”；衡量、检验事物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最高指示”。



    作为一个心智尚未发育完全的13岁小学生，在我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被彻底抛弃了。在父亲和您赞许下，我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的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经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我们学毛著小队的小学生破例参加了第一批红卫兵！



    父亲被打倒后，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忠于伟大领袖**，忠于战无不胜的**思想，忠于**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表扬少先队员写父亲大字报的鼓励，有**子女等贴父亲大字报的榜样，我贴出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在家里，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洗衣刷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为了表达“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证明自己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我和您一起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您揭发批判父亲，但被造反派说成“避重就轻”，停止发言。我随后站起来，揭发了父亲叫姐姐写大字报留底稿等“问题”。



    对于我的忤逆行为，您和父亲不仅没有批评过我一句话，反而把我当作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在我的心目中，已和您平起平坐。这样的结果，鼓励了我积极地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最终丧心病狂地将您出卖！



    妈！您、父亲和我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不会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做人太实诚了！然而，我们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主宰着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就足够有力，可以独立于本能需求、偏好或者环境做出选择。



    既然您已看出我这个并不笨的孩子变成“憨子”，无论当时您正在遭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在下班之后、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您也应该和父亲商量一下，采取适当的、我能接受的方法开导、教育我，使我逐步懂得社会常识，有能力主动行动，自由选择，那该多好啊！如果您们这样做了，家庭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悲的是：由于受到自身的局限，您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



    （十二）



    1980年6月，您的冤案平反昭雪之际，佩兰姨来到我家。10年未见，百感交集，小姨和我抱头痛哭，夜不成眠；8月，为表达对您的忏悔和思念，我填《满江红》一词赠她：



    泣涕滂沱，凭栏处、潇潇雨落。说不尽、我慈仁爱，众言金烁。十载奇冤终洗雪，千年遗恨常铭烙！岂能得、净水柳杨枝，翔云鹤。



    从军旅，出东阁；群英会，奖拔获。卫真理、何惧地凌天虐！无意汗青留碾土，有情碑口安魂魄。怎寻回、忠骨葬家乡，傍芍药。



    寻找到您的“忠骨”安葬——它仅仅是我们的愿望，或者说是一种比喻：如果有一天，您当年想说出的话可以公开发表；您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能够在人世间银屏、舞台上重现，那就是您的“忠骨”得以真正地安葬之日！



    您死后，为了表明与您划清界限，父亲和我根本不愿收尸；除了铺床席子之外，小姨、舅舅连一条多余的都没有，也无法安葬您。后来，舅舅和我们寻访到：您被县看守所在押人犯草草掩埋在刑场旁山芋地一处洼沟里。



    1980年8月，您的冤案虽然平反昭雪、宣布无罪，但留下尾巴。不久，官方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案发当晚，您说：“我档案里有：我活着不能参加**，死了也要参加**！”为了实现您的遗愿，我们要求追认您为**党员和革命烈士，未果。



    1982年清明，舅舅、小姨和我们就地为您捧起一座土坟；此后年年祭祀。



    经舅舅出面申诉，1987年，宿县地区中级法院裁定剔除平反判决中您“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事实情节部分。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开对“卖母求荣”的困惑，我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自己。当第一次读到明代宋濂的《猿说》中母猴将乳汁洒尽而亡、小猴抱着母亲的皮撞死的故事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猿猴尚且知其有母，不忍心看到它死，何况人呢？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很多动物对妈妈都表现出具有亲情的天性，而我却亲手把您送去枪毙！当年所谓“红卫兵”的我，连畜生都不如！



    亲爱的妈妈，为了弥补我犯下的“弑母”大罪，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寻找时机为您说出您最想说出的话，为您争一口气，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20多年中，我先后通过了中技、大专、研究生等不同阶段的在职教育，学习了机电、汉语言文学、法学等专业知识。我干过钳工、电工、代车间主任、律师工作者和公务员，现任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09年11月，因有人在网上撰文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谬论，我决定现身说法，就《固镇县志》刊登您的案例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您和父亲名誉、侵害您荣誉等为由，以县政府等为被告，先后向北京海淀、丰台区法院起诉，并在博客里公布了诉状全文，想以此唤起民众的关注、讨论和警惕。但法院不予受理。



    我向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申请依法将您的墓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2012年8月10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固镇方面以您的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为由，第二次做出不能认定文物的决定，我向县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原决定。我向蚌埠市中级法院上诉，但该院维持原判。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回您的“忠骨葬家乡”啊！我这样做目的是：说出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以您的“文革”遭遇做“教材”，“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家巴金语）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它重演？



    （十三）



    让我幡然醒悟、懊悔不迭的是：您的家庭成分和父亲方雪吾所谓历史问题，竟然也是人为制造的天大冤案！



    在1993—2003的10年里，作为梅开舅的申诉代理人，我两次专程对方雪吾案调查取证，经研究发现：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我外公是高塥村的一位门馆塾师，**党员。1928年，在党员项孟卿的帮助、配合下，他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求得翻身解放，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县临委书记章逐明派遣，他和项孟卿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从组织上控制了县党部领导权；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另外，土改时方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佃田，无中大型农具，远够不上当地划地主的标准！



    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外公与同行W的关系很好，W的儿子与您订了婚。您参军后，因提出解除婚约，致使W子失恋而一度精神失常。W的侄儿到高塥任土改工作队长，利用外公与部分群众关系不好等借口，进行打击报复、蓄意陷害，借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将外公划分为地主成分，而且把他当作“恶霸地主”、“匪特（特务）”枪决！



    我把外公案的申诉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但无人接受。



    我如梦初醒！您在案发前说：“就是我死了，临死前也要告诉孩子！”上述事实与您生前所说是一致的。天哪！是我和父亲误解、冤枉了您，人为地把您当作“阶级敌人”，并把您送上了绝路！



    （十四）



    弟弟现在是在上海执业的一位药师，也有了孙辈，和我家一样，三代人在一块儿生活得很好。



    我们的生活越富足，我就越是思念您，越痛恨自己无法弥补害死您的罪过：如果和现在许多老人一样健在，您也才87岁，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尽享天伦之乐。可这只是一个破灭的梦想！



    痛定思痛。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和社会底层生活磨难，在外公、您和亲人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并在我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他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人类有绝对的道德原则：血缘、亲情关系胜过一切其他关系；守住人伦是做人的底线。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深切地体会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锋维尔涅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他留下了“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箴言，在200多年后被无数次应验了，外公、您、父亲和我的遭遇是它的再次应验；《**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观之树，它在“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气候中结出了一枚让我终身难咽下的苦果；长期地灌输正统的、不可置疑的统一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讨论争辩，不进行宪法至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治教育，搞彻底的人性改造——它在社会、婚姻、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交出了一份写满“吃人”两字的答卷！



    在这封信上的署名，我仍使用您喊过的“张红兵”；并不是因为喜欢它，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一直使用，现在想把公民身份证姓名变更为原名非常难。另外，我认为，姓名只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叫什么无所谓。假如那时有这样的认识，当初我就不会改名！



    无论您的墓是否认定为文物，您短暂的生命因自身而闪耀光芒，树立起了一座朴实无华的纪念碑。



    您永远活在我和亲人们的心里，也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热爱和平、正义的人们心中！尽管仅44岁的您从世上匆匆而过，但是，您的音容笑貌却定格于永恒……



    安息吧，妈妈！



    2013年12月7日—13日

冤孽

  施明



    施明，1946年出生于广州市，1965年高中毕业，做了10年知青，1976年回城当工人，后在公司当工会干部。1984年移民美国，一直生活在洛杉矶。目前在中文媒体当编辑。



    我们都太早地消耗了青春、梦幻，因而失去了未来。



    我们都太快地摈弃掉过去，因而又失去了历史？



    “黑五类”子女，这是某一特定时代给我们的定位。此外，还有几个诨名：狗崽子、混蛋、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等。



    其实，我的父母亲不过是寻常百姓，并非大富大贵。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在文化馆干了几年，后来双双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过不失。



    但是，在1956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后期的肃反运动中，母亲不幸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清洗出教师队伍。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一层阴影：我妈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她教我们唱《夏令营之歌》，她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她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要听**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她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到底是怎么成立的？1939年，日本侵华，广州沦陷。那时我母亲17岁，随家人逃难到曲江县。为了生活，考入一个官办的青训机构“统计班”，在里面学习文书、译电码的工作。我妈会唱的《热血》、《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抗日歌曲，就是那个时候学的。当时我父亲还滞留广州。他们原本是邻居，青梅竹马，因战乱而劳燕分飞。母亲在曲江仅待了半年，因相思之苦，只身潜回广州与父亲完婚。从此永远离开了那个青训机构。就是这几个月的经历，给我母亲带来终身遗恨。我曾看过那份给母亲定案的材料，内容大概还记得：该统计班名为抗日，实则**。陈某某受训时间虽短，也没有直接的罪行，但该机构背景反动，隶属国民党军统管辖……陈某某认罪态度不好，没有主动交代这段历史，且在审查期间意图自杀，消极对抗……“意图自杀”倒是事实，“消极对抗”实在莫须有。因当时母亲受不了“审查小组”轮番的逼供，曾想一死了之，有一天趁上厕所的机会爬上学校大楼的天台准备跳楼。我永远记得，当日母亲由两个女同事带回家的情形，母亲哭得像个泪人儿。



    老照片已斑驳模糊，但母亲的音容在我心中始终清晰。



    那段日子里，妈妈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天天以泪洗面，原来红润的脸颊变成蜡黄，清秀的眉目蒙上愁云，特别是过去一说话总带着微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皓齿，还有一对深深的梨窝，全消失了……那时母亲才34岁。



    母亲被开除教职后，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我有一对孪生弟弟，当时才满两岁。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不见了“细弟”。昨晚我还教他唱“月光光，照地堂”呢……母亲含泪告诉我，为了全家好，让一户无子女的农家夫妇把小弟抱走了，甚至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家在何方，也不敢打听。穷人卖儿卖女也有个“卖”字，可“四类分子”的孩子竟一文不值。



    没过多久，“三年饥荒”来临了。粮食定量，物价飞涨。当时父亲每月工资七十三元五角，每人平均只有十多元，还买不到一斤鸡肉。母亲饿得面黄肌瘦……



    为了填肚子，我们几兄妹要半夜轮流到市场排队买菜。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被窝里睡得正香，感觉有一只手在我脸上轻轻抚摸，摸了很久，我睁开惺忪睡眼，看见母亲站在床边，痛惜地说：“你不是答应去买菜吗，两点了，该去了，不然连菜毛也买不到了……”我无奈地掀开被子，母亲帮我把衣服穿上。我提起一张小板凳，走出家门，赶到市场。市场大门紧闭，门外已有一串人缩瑟地等在那里……终于等到天亮了，市场的大门开一道小缝，让外面的人一个个钻进去，争先恐后在各个摊位前再排长龙。那时的市场，肉类已经绝迹，每天供应的菜少得可怜，排队的人只能定量买一角多钱的菜，通常是番薯叶、芋夹、南瓜、苏联菠菜等。买到这些，拿回家去，已经功德无量了，母亲会奖赏我两片饼干，然后去上学。我那时13岁，读初一。



    那时家门前挂有一块大纸皮，上面有“车、补、改衣服兼织冷衫”几个毛笔字，非常工整秀丽。那是母亲亲手写的。母亲为了帮补家用，替人缝补衣服。有次我放学回家，母亲教我试穿一套刚缝制好的新衣，是邻家孩子春节要穿的新衣，那户人家有港澳关系，洋布料很美，我穿上后母亲端详一番，扯扯衣角，拉拉袖口，觉得手工还可以，就叫我脱下，我一边脱一边冲口而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本来只想卖弄一下在课堂上刚学到的诗句，不想触到母亲的伤心处。当时母亲潸然泪下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些年，随着“阶级斗争”日益深入人心，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选民榜上固然没有母亲的名字，街道的群众大会亦不许她参加，连家庭妇女组织的劳动服务站也把她摈弃于外。本来母亲很想加入街道的“车缝小组”，但戴帽的“四类分子”没有这个资格。私人承接车补改衣服被“上纲上线”斥为“搞自发”，被勒令停止，母亲只好在家粘纸盒，而这些发外加工还要以我外祖父的名义才能领到。那些年母亲起早摸黑地劳作，家里任何空间都堆满纸盒，一毫几分地赚点儿血汗钱。



    1961年母亲得了宫颈癌，做了切除手术。1962年母亲又患上肝炎，身体十分虚弱。生活贫困可以咬牙挺过去，可是精神劳役的杀伤力比**的癌更凶残。大概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想争取在有生之年脱掉“四类分子”的帽子，让身边的人不再背黑锅；也许“谬误重复一百次，便成了真理”，她已完全相信自己就是人民的罪人，而自觉接受监督改造，早已习惯那些粗暴的训斥和冷漠的鄙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很少哭了。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妈妈就挣扎着病躯出街扫地，由巷头扫到巷尾。只要监督的人说还有垃圾，又马上重扫。每个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每个月底在街坊的评审会上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有两项罪名强加在她头上是很荒唐的：有个街坊在会上发言：“她替人缝补衣服时，我丈夫的衣服破了叫她补，她要我先洗了再补，真是岂有此理，衣服破了一洗不是更破吗？丈夫做搬运工衣服当然有汗味，她是怕脏怕臭，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还有一个干部说：“我看见她儿子倒的垃圾中有几块破瓷片，她是有意用瓷片去扎贫下中农的脚，是阶级报复行为。”每次莫须有的“检举揭发”，母亲都是逆来顺受，接着通宵写检讨，自然是深挖狠批，以表悔改之心。



    我们几兄妹升学政审时都被打入另册。我哥和我妹初中毕业都没考上中专，尽管他们都品学兼优。我侥幸考上高中，妈很兴奋，但我读到高二就被列为下乡务农动员对象。那时的我，政治上似懂非懂，青春期的躁动，又使人思想走向极端——“背叛家庭”、“划清界限”、“走革命化道路”一大堆说教灌满脑子。平时对母亲也不甚尊重，说出一些忤逆的话，还以为大义灭亲。高中毕业我别无选择地报名去了珠江农场。



    母亲是1967年3月去世的，死时44岁。从1957年被清洗到1967年整整十年，正是极左路线在全国最盛行的10年。这条路线既然要把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自然也要把另一部分人打下地狱。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是死神对一个顽强挣扎的生命最沉重的一击。1966年萧瑟的秋天，红卫兵举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两次来抄我们的家。他们把所有的家具、衣物洗劫一空。一对父母亲用了二十几年的枕头，一边绣有“同心”，一边绣有“协力”，是组织这个家庭时母亲用灵巧的双手和热切的心血绣上去的，抄家的人质问“用心何在”，竟用剪刀剪破了这对枕头。还有一张大床，因为太重不好搬，竟用刀在周围乱砍……抄家过后，专政机构一声令下：所有“四类分子”统统滚出城市！于是将母亲的户口强行迁到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她每天被押解着在荒山上搬石挖渠。三个月后，一天母亲劳累得吐血晕倒在地上，经检查是末期肺癌。父亲带着单位介绍信前往苦苦哀求，才让他把病人带回广州。



    这一切，父亲瞒着我没有来信告知。那时我在农场表现很好，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农场工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出墙报、搞“红海洋”的好手。我终于可以从“贱民”晋升为“平民”了。到1967年初，母亲已经病危。我接到家信后，请了15天假，回去看到家徒四壁，母亲已经不能走路，也不能平卧，吃什么吐什么，连说话都无力了。待到我的假期已满，正忐忑不安，母亲把我叫到床前，留给我最后一番话：“孩子，纪律重要，前途重要，你还是准时上路吧……我是什么身份，一切都定局了……你还年轻，自己去闯吧……”



    我硬着心肠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家，那是1967年2月底。回到农场，我马上投身于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革命行动”。我们进驻了场部，把农场党委几个头头儿拉下了马，轮番批斗他们。那阵子沉迷在红旗如海歌如潮的“革命造反”中，狂热无知的人们似乎都失去了自我，完全没有工夫去考虑个人或者家庭，为了捍卫**的“革命路线”，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



    一天早晨，有人给我送来一张电报单，上面写着：“母死速回”四个字，我拿着这张纸，长长叹了口气：“她终于死了！”心中竟然异常的冷静，潜意识里还有点儿如释重负的感觉，是替死者？替自己？还是替全家人？我慢慢抬起头看着造反派贴在墙上的大标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没有掉泪。



    母亲生我育我，传我学识，给我智慧，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最亲爱的人死了！世上的一切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潮水照样有涨有退，太阳依旧有起有落，人们还是那样天天奔忙着。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心内的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剧。现在每当看到有人在报上登的讣文，其中“随侍在侧，亲视颔醶，尊礼成服”等字眼，总会咬噬着我的心，大概这就是惩罚吧，因为我不曾尽过孝道，该回馈的时候没有回馈，该恸哭的时候没有恸哭……



    是什么使我们泯灭了天生的有缘有故的爱？又是什么使我们衍生出太多无缘无故的恨？是什么使我们对值得怀疑的东西一味地盲从？又是什么使我们对不必怀疑的东西却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荼毒！

初恋祭

邢仪



    邢仪，油画家。1969年延安插队，1972年西安美术学院上学。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北京女美术家协会、油画协会会员，副研究馆员。分别于1998年、2009年举办个人油画展，纪念知青插队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出版著作《知青·陕北速写集》《我在陕北延川插队的日子》。油画作品《三八节留念》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邢仪的油画作品内容多以知青生活和陕北风俗等题材为主。



    四十年前，我和我的同学们到延安插队落户，我在那里生活、劳动，奋斗了前后整整十年，陕北是我人生之路的第一段旅途。我留恋那块黄土地，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它，也把我纯洁的少女的初恋留在了那里。



    插队生活的第三年，同队的知青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参了军，有的去了父母所在的干校，有的被抽调去了县里的文艺宣传队，我也被借调到杨家坪中学教书。



    杨家坪学校与我们村相隔一座山，十里路，设在离关庄公社三十多里的川道上。这是个只有初中部的简陋的学校，三面依山，一个操场，几间教室，靠山脊箍着一溜石窑，是教师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学校的教师有公办和民办之分。公办教师吃国库粮，民办教师每月要从自己窑里背粮来入伙。我因为是临时借来帮忙的，属于后者，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往返二十里山路回村里去取粮食。说到需要在学校住宿的教师呢，主要是离家太远，还有像我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每天下午放学后，住家近的教师就都回去了，学生则不论离家十里、二十里，翻山还是走川，一律不在学校住。因为一来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二来像他们那样的半大孩子，家里还有许多活等着他们放学回去干呢。



    喧闹纷乱的校园一下子静下来，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我们这所学校被山的巨大的阴影笼罩住。坐在窑洞里的书桌前，遥望对面山脊上光与影的分界线，眼见那阴影部分在上升，光亮部分在变小，由淡黄色到橘黄色，由橘黄色到橘红色到只剩下玫瑰色的一小块山顶。我响应**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来到陕北农村，一年年过去了，以后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随着同学们以不同的方式一个个离开陕北，这种忧虑经常困扰着我。



    窑门外响起脚步声，是他来光顾我的小窑找我聊天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观看一次县级篮球比赛上。人们大声地为一位高个英俊的青年叫好，只见他弹跳惊人，投篮几乎百发百中，在场上十分活跃。只要他上场，比分便直线上升，这个小伙子篮球打得真棒！原来他就在杨家坪学校任教。他是绥德人，是属于被我们学美术的所赞叹的那类形象好的陕北后生，生得宽肩窄股，修长挺拔，鼻直口方，浓眉亮眼。他比我大四岁，正当二十五六岁的年龄，是原高中66届本地回乡青年。



    在杨家坪学校，他是骨干教师，担任初三毕业班的数学课教学，还兼任两个年级的体育课。学生们都喜欢他，崇拜他，无论他走到哪里，周围总是簇拥着一群男学生。他是公派的教师，家离学校有好几十里地，所以平时住在学校。那时候的陕北农村既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每到晚上他常常拉二胡消磨时光。



    看得出来，在这个寂寞的山村学校，对于我的到来，他十分欣喜。“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他曾步行到过北京，还在**前留过影。他惊讶于北京与陕北的天壤之别，他羡慕，向往，念念不忘那个遥远的群山外面的精彩世界。所以，我和我曾生活过的那个城市的一切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我们坐在小窑里有说不完的话题，论古今，谈天地，我本不善言辞，但此时在他面前却滔滔不绝。我高兴有人与我一起排遣这些个孤寂难挨的黄昏，我还有一种讲给对方听他所没有的经历时的小小的优越感。但回想那时的我，绝对纯真，善良。当时，我第一次接触陕北青年，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为他们叫屈。他们天性优秀，不乏智慧，只因出生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使他们只能祖祖辈辈在黄土里扒食，缺吃少穿，穷困不堪。为什么同是一个时代，一片国土，一个社会，命运会如此不公平地亏待他们？我在他们面前感到理亏，我不应该拥有的比他们多那么多，我愿尽我的所有给予他们，把我的与他们分享。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借给他我的书，我们一起议论“牛虻”的命运，感叹“青年近卫军”的英勇，我给他看我的读书笔记，送给他一腔的热忱和友谊。不是有意的选择，我们就这样相遇了，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段感情经历确实影响甚至改变了我们各自以后的人生道路。



    他变得越发青春和生气勃勃，篮球场上更多地活跃着他矫健的身影，校园里学生们中更多地听到他的高声笑语，他欢快又悠扬的二胡声，驱散了我黄昏时分的愁思。逢到我不用回村取粮食的星期天，他也留下来，我们和其他青年教师相约着去水库游泳。等到下一个星期天，我背着口粮回到学校时，他也正从窑里回来了，并且随着季节和时令，他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山里的特产：桃、杏、小瓜、大枣和红薯。



    我很年轻也很傻，毫无顾忌地享受着我们的友谊。我很快活，却不知道由于我的出现搅扰了他的平静。他开始向往，憧憬，开始睡不安稳，开始跃跃欲试。就在一次我们相伴夜行十几里去外村看一部老掉牙的电影回来的路上，他说“小心脚下”的同时抓住了我的手，立时一股热流涌遍了我的全身。直至今日，我仍能鲜明地记得他那滚烫和颤抖的手，一种真情的烈火由他而起，也点燃了我，那是无法拒绝，身不由己的。我不能说这是我不希望的。总之，我没有抽回自己的手，也许这就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的初试？我们就这样手握着手一路走回学校。



    好像我知道他已经结婚是在这之后，他不能不告诉我，他显得很痛苦。我不能想象这样年轻活泼的一个人，竟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吃惊的同时又十分矛盾。先是感到一种失落的揪心，好似一脚踏进无底的枯井，心被悬在半空，无着无落，继而又有一种摆脱绊羁后的轻松。我不否认在我二十一年的生命中，这是第一次与异性产生友谊与恋情，但我从未想到过结婚，因为我无论在感情上掀起怎样的狂澜，心底总存一丝理念：不能在这里安家。我很清楚，如果不是他已经结婚，我们的感情发展下去也是没有出路的，这样反倒令我释然。现在我知道我很“坏”，我不如我的同学，我就有这样的女同学，她们与当地青年结了婚，几十年同甘共苦，相亲相守，有些至今生活在陕北。她们勇于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只是为了一个爱人，也是为了自己的真情，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以至整整的一生。从这点上说，他们是富有的，浪漫的，是无愧的，而人生在世，什么是可宝贵的呢？不就是那么一点点真情么！



    我真的不值得他爱。他向我表示他准备离婚，我说绝对不行。我说绝对不行的同时，拆了自己的毛衣给他织成毛袜，我想补偿什么，可我知道我什么也不能补偿。他变得意志消沉，他望着我时的眼神里有无尽的哀怨。他痛心疾首，他怨恨陕北农村的早婚，他开始一根一根地吸烟，他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他常常失眠，傍晚空寂的校园里长久地回荡着他的二胡声，如泣如诉。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相处一年产生的如醉如痴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他路过学校里另一位男教师的窑门口，听到里面在议论我与他如何如何关系好，他冲进去劈头给了那位教师一顿老拳。那位教师状告到公社，公社书记亲自下来处理，一时间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事后他对我说，我在他心中之神圣，使他不能允许别人对我有半点儿微词，他很后悔年轻气盛不顾后果……当然我更明白他这是在借机发泄，他想发泄，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啊！



    1976年邢仪在延川县当驻队干部。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县里录用了一批知青当干部，上面来文调我去县文化馆报到。我本不想留在县里当干部，可在当时，已顾不得更多考虑，反正杨家坪学校已不适宜我再待下去了。我们告别得匆匆忙忙，他还回了我的书，送给了我一个硬皮笔记本，笔记本的开头有他写给我的一首诗。他的诗写得不太高明，当然很朴实，很真挚。我发现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些水迹，突然明白这是他的泪痕。我受不了堂堂七尺男儿的眼泪，更受不了这泪痕对我的刺激，神使鬼差我竟将那首诗从笔记本上扯下来撕碎了，我无法解释我的行为，也许是不喜欢男人的软弱？也许是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上天安排，我们的缘分并未就此了结。到县文化馆的第二年，我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在美院里还被选为团委副书记，当上了学生里最大的“官”。毕业时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诚心地表示要留我在学校工作。可没过几天，我的班主任悄悄告诉我，他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延川县搞我的外调，原因是一位同来自延川的同学向学校反映了我曾在杨家坪学校的什么事云云。外调不了了之，我留校的事也没被再提起。



    上学三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延川县文化馆。这时县里的知青已走得差不多了，而正当别人纷纷远走高飞之时，我却又往回托运自己的箱子。这时，我开始对他产生了怨气。



    他知道我又回到延川后，一个星期天到文化馆来看我。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脚步有些迟疑。我看到他又像以前那样出现在我的窑门前。两三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瘦了，两颊塌陷了，他的眼神疲惫而空洞，他的衣服不再是干净而平整的了，穿着一身皱巴破旧、灰不溜丢的蓝裤褂，他身上原来那种最吸引我的青春和朝气几乎荡然无存。但此刻他的脸上却兴奋地放着光，我让进他，我们再次相对了，彼此却显得很生疏和客气。这时，我心里什么滋味都有，惊诧、痛惜、酸楚、凄怨，于是我犯下了一个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我不管不顾地讲了我没被留在美院的原因。我永远都要诅咒我自己的自私，千不该万不该在他满怀重逢的喜悦来看我的时候，兜头给了他一盆冷水，将自己的不幸全推给他要他承担。他立刻像被霜打了似的，整个人都瘫软下去，脸色霎时变得土黄，蜡人一样呆坐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他追求美好、高尚的精神生活，他有什么错？他虽然贫困、单调但却平静的生活被这短暂的无望的痛苦的爱情所搅扰，从此他吃不香，睡不安，他吞食了这颗苦果。他太善良了，他可以默默地忍受命运给予他的痛苦，他只想给人爱，却从不想害人。他忠厚、纯洁的心地因自责而深深地受了伤，他伤的是元气，将终生难以治愈。



    在这场悲剧式的爱情中，我只是暂时受挫，但我当时却只替自己着想，一味强调自己的落难。我们无言地僵坐，眼光相互回避着对方，空气在我们中间凝固了，时间变得非常难熬。他缓缓地站起来，默默地将书包里的水果、罐头和当地产的粗大饼干块堆放到我的书桌上，然后捏着空空的书包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我追出去，但没有想叫住他，从他垂下去的头和紧缩的双肩我看出他正在啜泣，他的心在啜泣，他的心在滴血。这就是他最后留给我的背影。他走了，他的背影一直刻在了我的心上。以后我又在延川县呆了三年，再没有见过他。听说他有了四个孩子，调到一处很偏僻的农村学校教书，不愿与过去的老朋友再见面。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总是那样的鲜活，我忘不掉他，也摆脱不掉对他的歉疚。



    如今我已经历了人生百味，早已不会提起初恋便耳热心跳了。但第一次毕竟是第一次，犹如那块黄土地与我们人生路上头一遭邂逅。那蔚蓝蔚蓝，在调色板上不用加白，纯钴蓝画上去都不过分的天空；那**贫瘠，但蕴藏巨大生命力的土地；那深山沟里小村庄的春、夏、秋、冬；那些黄土一样纯朴、厚道的人民。当年，我们年轻的生命曾与他们融合，我们曾用汗水和泪水浸润过黄土地**的胸脯。在那块黄土高原上，我曾与一位黄土地的儿子相遇，并给了他一个少女的初恋，也搅扰了他一生的平静。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不管朋友们会如何谴责我，说我是个狠心的人，我决不辩解，谨以此文向他和那块黄土地表达我永远的祝福与怀念。

刻骨铭心的痛

丁爱笛



    丁爱笛，北京清华附中老三届，陕北延川插队十年，曾任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兼公社书记。后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天津第四机床厂工作，曾任车间主任、技术科长。后任国家科委人才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北京城建开发公司总工助理。1988年下海后任海口中海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开发建设了三亚创业大厦。现任天伦度假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陕北插队期间娶村中羊倌儿的女儿为妻，育有一女。



    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与什么地富反坏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刚到北京时，家住在史家胡同24号一个大四合院里。记得小时候偶然会来一个当兵的客人找父亲，总是千感谢万感谢父亲的帮助。父亲高兴之余也会透露一两句话给我，这些叔叔都是他在重庆当记者时秘密为延安推荐的原国民党的飞行员，现在都成了**的高级军官了。那时跟着张友渔为**工作也是随时会掉脑袋的，父亲最多就说到此为止了。看来鲜红的五星红旗也有父辈的心血，我从小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为人随和，基本上和任何人都能打交道。上小学时的学校是赫赫有名的史家胡同小学，班里的同学多是高知子弟，什么赵树理的儿子赵八虎，华君武的儿子华端端，好像还有齐白石的孙子之类的，要不就是过去清朝的皇亲国戚，什么爱新觉罗氏。上中学来到清华附中，除了高知子弟外还多了一些**和军干子弟，我和他们也非常合得来，在一起谈古论今，没有隔阂。1960、1961年，家里发生了变故。我在清华附中住校，只是知道我家从史家胡同24号院搬到城南虎坊桥10号楼。那是一个筒子楼，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两间房，小到不能再小。父亲好书，家里七八个书架一个都搬不进去，只好送人。那些花了一辈子心血买的书多数也送人了。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发生变故的原因，我只是隐隐知道，父亲在河南乡下蹲点采访时写了几篇报道发表在内参上和主流报道唱了反调，父亲强调的是生产破坏了，整村的人几乎都饿得死光了。“**看不到下面的老百姓在吃观音土。记者的职责就是如实报道，降两级降三级都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和母亲争论时如是说。但对我影响有限，偶尔我也知道班里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家里出事了，我就是听了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我相信我父母不是坏人。



    1965年，北京市中学生选拔空军试飞员，可能我各项身体指标都符合，和学校的几个人被送到空军总院。经过一轮比一轮更严格的检查测试，初检800人的队伍最后剩下两个，就我和我们学校的许福黔。我是什么毛病都没有，负责测试我们重力加速度耐受力和大转轮平衡力的大夫用手指弹着我的胸脯夸奖说：“好小伙子，多少年都没有碰上像你这么好身体的，天生就是块当飞行员的料。”许福黔，大夫还怀疑他有点儿脊柱不正。看来我是铁定能当空军了，还是试飞员，我真是好不得意。过了一个礼拜，学校教务处通知我去清华大学找教务长邢家鲤。



    在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办公室里，邢家鲤慈祥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我，让我在椅子上先坐稳，然后递给我一杯水喝着，从体育锻炼说起，慢慢说到了家庭，最后扯到这次被推荐去报检试飞员的事。他很小心地告诉我，身体检查我是唯一通过所有科目达标而合格的人选，但是政审社会背景我不合格。“为什么呀？”我急匆匆地问。“你有个舅舅叫贺元，是国民党中将，所以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不适合当空军飞行员。”邢家鲤还意味深长地说：“除了你舅舅的事情外，你爷爷是地主兼资本家，多少也不符合条件，当然拿这个标准我也不符合条件。小丁啊，空军不当，其他的事情可做的多着呢，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有一句话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凡事都在人为。”我从来没听说我还有个舅舅，让邢家鲤这么一说我心上就像放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当天晚上我就回家去找我父母去了。我父母沉默良久，最后我母亲抱着我的肩膀，用带点儿哽咽的话说：“爱笛呀，真对不起，你确实有个舅舅是国民党中将，做过重庆城防司令。后来去了台湾，做过基隆城防司令。我和你爸爸在重庆时就和他划清界限了，他派马队冲散殴打学生，我就再也没有见他。我们之所以没有告诉你，就是不想让你有心理负担。”关于我爷爷，父亲告诉我：“你爷爷刚解放时确实在老家被划成地主兼资本家，他们老兄弟几个，只有你爷爷很早就跑到上海去打工，挣得一些钱，自己舍不得花拿回老家购置几亩地，然后把他们老兄弟雇上，好让他们有口饭吃，这就成了地主。自己在上海打拼了十几年，从街边的小门脸做起，最后做成个不算大的百货公司，也雇了些人，这就成了资本家。不过我可说清楚啊，你爹可从来没沾你爷爷的光，从我记事时开始就很少见过你爷爷，我从家乡考到燕京大学是因为考了个文科全山东省第一，拿了奖学金的。”话虽然这么说开了，但从此在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那么点儿阴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便积极投入，成了清华附中最早的红卫兵成员之一，又是我们高631班红卫兵的核心组织“齐向东”的一员干将。那时“血统论”还没有开始流行，英雄不问出处，我全身心地投入，也没想过自己的出身如何。1966年9月，开始大串联了，有人传过来消息说上海红卫兵运动受阻，需要北京的红卫兵支援，我们一帮人立刻热血沸腾起来，马上就上了火车向上海进发。在火车上我看到很多红卫兵都身穿黄军装挎着武装带，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好不威风，十分羡慕。我想起在上海我姑父原来是三野打到上海的，还授过衔，是个大校，这套行头他一定有，我打定主意一到上海就去讨要。到上海在**咋咋呼呼闹了几天后，抽空给在上海港务局工作的姑父打了电话，他是那里的货运办公室主任。到底是当兵出身，我姑父痛痛快快地答应把压箱底的两套全新的军装都送给我，连武装带，只是要我答应不许用武装带打人，他对有些红卫兵的做法很不满意。



    姑姑家在上海外滩附近，闵行路上一个比较陈旧的日式风格的建筑里，我如约兴冲冲地去了。到时刚好6点多一点儿，天刚擦黑儿。笑容可掬的姑姑给我开开门后，我一眼就看到两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新军装放在客厅门侧的餐桌上，上面压着一根令人动心的武装带。我立马就想去拿，手被姑姑拉住：“这孩子，急什么呢，快过去见过爷爷奶奶。”这时我才看到餐桌两侧的椅子上端坐着两位老人。奶奶坐在靠门的一边，我立刻上去拉着奶奶的双手，说：“奶奶好。”奶奶那年有76岁了，饱经苍桑的脸上透着喜悦，用双手不断的搓着我的手，喃喃地说：“长孙啊，长孙，难得一见呀。”那边爷爷坐不住了，站起来高兴地说：“爱笛呀，我的孙儿，你不记得爷爷我了，小时候我常抱你呢。”爷爷那年有78岁了，人显得有点儿精瘦，但像我们丁家男人一样走路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的，三两步走到跟前伸出双手，期待着我这个长孙。我伸出双手刚要握，霎时间我想起了我爷爷是地主兼资本家。我仿佛看到邢家鲤在谆谆教导我说：“小丁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顿时僵住了，没有去握爷爷的双手。爷爷愣了一下，向前跨了一步想来握我原本已经伸出去的手，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爷爷终于明白了我这个长孙是不想和他握手，喜悦的目光霎时变成疑惑不解，满是皱纹的脸上顿时老泪纵横。伸出的右手握成拳头，在自己的左胸敲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开口转身就回自己房间去了。原本的欢乐气氛顿时降到冰点，姑姑是准备了一顿饭来招待我的，结果无论姑姑怎么劝，爷爷就是不出来，奶奶一直在抹眼泪，姑父港务局有事回不来，我只好悻悻地走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爷爷奶奶的永别。四个月后，爷爷奶奶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被从上海赶回到山东日照的老家，性格刚烈的爷爷在老家祖屋没住几个月就郁郁而终。孤苦伶仃的奶奶又被姑姑接回上海，没几个月也撒手人寰。



    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在夜深人静时总好像在冥冥之中看到我爷爷疑惑不解的眼光瞪着我，仿佛在问：“是什么让爷孙俩失去了人间最美好的亲情？”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蕴藏了多少岁月的磨难而要跟我这个长孙诉说的故事。但这都成为永不可能的期待。当我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资本家时，我更深刻地理解到爷爷创业的不易。2002年，我的父亲感到自己来日不多时坚持要回日照老家一趟，我陪他去的。在日照涛雒镇水木头乡我们丁家的祖坟上，我跪在爷爷的坟前，无论如何忏悔都已经于事无补了。墓碑上只有几个字：丁少南，生于1888年，卒于1967年。我抱着爷爷的墓碑放声痛哭，无论亲戚如何劝都没用，我知道当我那一天来到时我如果能到爷爷身边陪伴他，听他讲述那逝去的故事，也许才能补回失去的一切。

永久的悔

刘晓航



    刘晓航，男，安徽芜湖人，1947年5月出生于杭州，1966—1975年在安徽的定远、南陵插队9年。1977年12月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1981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教授，旅游系主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读者》杂志签约作家。主要著作有《我们曾经年轻》、《苍桑人生》、《老小吃，老味道》、《大学口才训练教程》、《山山水水总关情》，《曾经同饮一江水》、《我们要回家——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真相》、《旅游文化学》，在知青文学创作和研究上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



    我这一辈子最痛悔的是1983年夏天，当命运多舛的大哥身患胃癌，特别是在他弥留之际，我竟没去看他最后一眼。每想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甚至放声恸哭，我不能原谅自己。



    大哥长我16岁，人世间所有不幸，差不多全降临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一生下来，脸上便有一块红色的胎记，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红胎记便一年年扩散，以至半个脸都是红的，并增生了一些瘤。更不幸的是有一次报社机关篮球赛，他被撞倒在地，球衫上报社的圆徽章戳瞎了他的左眼。从此，他便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更羞于见女人，这副模样上哪儿去找对象！比这些更不幸的是，他在政治上蒙受的厄运。大哥是徽州农校毕业的，学的是园艺。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经亲戚介绍，1948年，18岁的他着一身灰布长衫从皖南来杭州，进《东南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学徒。刚满师杭州就解放了，《东南日报》改成《浙江日报》。他已是一名熟练的排字工人，成为报社第一批入团的青年。他工作热情，热爱文艺，是工会的骨干，这时他已担任报社印刷厂的统计员，很快就要入党了。但不久大祸临头，在肃反运动中报社电台挖出一个平时对现实有不满情绪的译电员（他是前《东南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委刘湘女的侄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哥和他曾是好朋友，过从甚密，散布过一些言论。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一些不到20岁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稚嫩的小青年。这样他们被打成纠合性的反革命小集团，此事还牵涉到当时正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二哥。1949年，二哥刚15岁，失学在家，常与大哥他们在一起玩，也发过一些“牢骚”。



    大哥从未和我们合过影，他说他的样子太难看了。1979年，他在西湖边的留影在我几次搬家中遗失了，只保存着他在1953年的一张照片，当时他26岁。



    当时抗美援朝刚结束，荣立过几次战功的二哥已是营军械员，即将被保送到刚成立的装甲兵学院学习，他被强令“自迁”，离开部队回国。连一个转业军人的名分都没有。在二哥回到杭州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和大哥同时被捕了。当时我和妹妹都睡着了，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一早醒来，只见妈妈眼睛哭肿了。我们的生活失去依靠，母亲变卖了家具，带我和妹妹离开杭州，回到她的娘家安徽芜湖。一年后，两个哥哥有了消息，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后来被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产调查队工作；大哥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当时劳教还能领到工资，他按月给我们寄20元钱。当他劳教期满时，上面来了文件：劳教人员一律留场就业，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了。大哥那些年一直在东海边一个盐场劳教，在饥饿、疾病、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中，他顽强地活下来。1962年元旦，盐场放电影，散场后，劳教人员的宿舍着火，大哥顶着一床被子从大火中逃生。我和妈妈一次次写信给劳教总团恳求，1963年大哥终于回到芜湖家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走投无路的大哥只得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下乡务农。他去的是我们的老家——离芜湖30华里的繁昌县中沟乡章墩生产队，家乡的父老收留了他。起初那两年他住在村口的茶棚里，冬天四处透风，夏天也没蚊帐，8年的盐场生活使他对环境有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衣着到讲话，他学会了包括犁田在内的各种农活。大哥为人老实、忠厚，干活不叫苦，言语又少，乡亲们呵护他。在这里他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在生活能糊口后，还不时接济一贫如洗的家里。大哥每逢农闲和雨天便赶回城里帮母亲糊火柴盒，起早摸黑从无怨言。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1965年春节，大年三十，左邻右舍燃放鞭炮吃年饭了，我们家冷锅冷灶，连年饭米都没有，母亲让我和妹妹去江边的杨毛埂去接从乡下来的大哥。我和妹妹站在寒风刺骨的江边差不多三个钟头，天快黑了，只见到半个红脸的大哥挑着一副担子，顶着寒风气喘吁吁赶回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他的担子，他带回20斤米，几块豆腐，两尾筷子长的鱼，这一顿年饭吃得很沉重，母亲掩面长泣，我们兄妹三人沉默不语，这段经历使我从此懂得珍惜——它是贫穷的姊妹。



    1965年7月初，我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虽然我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我知道我是考不取大学的，因为早在前几年，在大学招生中已经严格地贯彻阶级路线，许多出身不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都考不上大学，甚至连一份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何况像我这样的，差不多是出身最不好的一类（父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算“历史反革命”），两个哥哥是“现行反革命”，等待我的只有绝望。果然在7月20日邮局送发录取通知那一天，我和母亲守候在大门口，看着邮递员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五天后我收到了“不予录取通知书”（43年过去了，我仍然保存着它）。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茶饭不思，颓然地望着苍白的天空发呆，我的明天在哪儿？幼稚而不懂事的我说了不少抱怨母亲和大哥的话。那几天，母亲以泪洗面，大哥充满愧疚地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痛苦地低着头，不敢看我，这些情景43年来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成为对我的自责。



    1965年高校招生卡片我的考试成绩表。“文革”期间设在安徽农学院的省招生办公室被红卫兵冲开，招生档案撒得到处都是，我们高中的陶广忠同学从中找到我们的成绩卡，我才知道我的总分是384.5分，是完全可以录取到全国重点大学的。12年后，1977年冬天，我又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才圆了大学梦。



    1966年2月，在走投无路中，我报名去了皖北的十八岗农垦学校，那是一种变相的上山下乡。1968年12月又第二次上山下乡到皖南的南陵插队。大哥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鼓励我不要惧怕困难，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经常用英国诗人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来勉励我。



    1967年夏天，为躲避城里武斗的枪林弹雨，母亲让我去繁昌县乡下大哥那儿“避难”。我在大哥低檐的茅屋里住了两个月，我随他在烈日下锄草、割禾，收工后在月下看守瓜田，去水塘网虾，使我感受到农耕劳作的艰辛和乡野田园生活的宁静、淡远。在他的茅屋的角落，一个木箱改成的“书柜”里，我发现外貌丑陋的大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理论学习，他写了整整几本读《毛选》、艾思奇《大众哲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我翻看了他的日记，一页页、一行行琐细的日常生活记录，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切，对母亲胃病病情的焦虑，对我和妹妹学业及成长的关怀，特别是对我前程的期待，我的前程成为全家人的希望。在漫长而贫穷孤寂的日子里，大哥唯一的爱好便是音乐，那只陈旧的口琴成了亲密的伴侣。在乡居的日子里，傍晚我们在村口小河边散步，大哥为我吹奏了一曲曲他烂熟于心的俄罗斯民歌《小路》、《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喀秋莎》，还有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风流寡妇》，这些旋律与乡村氛围格格不入，但它们勾起大哥一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的回味。它们倾诉了的心灵自由，即便一个卑微的人，也是不能禁锢的！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因为成绩优秀，1978年元月就参加了高考体检，可是到3月，我仍旧没有接到录取通知，还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我愤怒了！打倒“四人帮”，春天终于来到冰封的中国，为什么春天的风仍然吹不到我们身上？我给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写信，申述我们的不平。4月底，安徽省招生办根据万里同志的批示，把我们这批受家庭出身影响的高分考生录取到几所师范学院，从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大哥闻讯从乡下赶回，祝贺我人生的转折，兴奋地喝得酩酊大醉。



    1980年，当时全国的地、富和右派都已摘帽，右派已改正平反，而大哥头上的帽子仍未有人来摘。我们支持他去杭州上访，家里凑足了来回的路费，他回到阔别24年的杭州城。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浙江日报社早搬家了，50年代的老同事多半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调离了，还在的几个老职工，见到已经衰老的大哥像是发现出土文物般惊叹：“你还是回来了！”他寻访当年办案的单位，都推来推去，一律官腔官调：“过去案子并非都办错了，平反还没平到你们这一拨，你回去等着吧……”一句话就将可怜的大哥打发了。但是，有人告诉他当年和他一个案子受处分，还活着的都在上访，受理重审还是有希望的，大哥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离开杭州，临走前还花钱在西湖边照了一张相。



    1981年，大哥终于结束了长达18年的农民生活，他是以身体病残，生活难以自理的理由而被照顾返城的。大哥又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时我已从芜湖调到武汉工作，大哥对母亲最孝顺，有大哥照顾母亲，我和妹妹都放心了。街道居委会安排大哥扫大街，一个月工资30元，他很乐意地去干了，起早摸黑将大街小巷扫得干干净净，获得全体居民的一致好评，接连两年被评为区、市级优秀的环卫工人。1982年春节，我接到他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张芜湖市环卫所表彰先进的贺信，这是一张极普通粉红色油印信，我深知它的分量：这是重新获得劳动权利的大哥在重返社会后，获得人们承认与尊重的光荣与骄傲。



    1983年春天，我又接到大哥来信，他被选为街道织布厂的厂长，他是第一次担此重任。工作很忙……这一年夏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悲伤地告诉我，大哥病倒了，医生确诊为胃癌，他呕吐不止。我惊呆了，我工作太忙，孩子刚周岁，又遥隔千里，一时不能去看他，只能写信去安慰他，并寄去50元钱。



    半个月后，我接到他回信，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病痛中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我要和命运继续抗争……”我读后哽咽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我就去芜湖看他。



    电大的期末考试总安排在7月下旬，学生的考试结束，我正准备去买船票，母亲又来信了，我拆开一看如五雷轰顶：我可怜的大哥已在7月22日去世了，他是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的，死时形销骨立，他是在七旬老母慈爱的关照下去世的，死时他那只唯一的眼睛是睁开的，这是对不公道命运的抗议！母亲是在办妥他的后事后才写信告诉我的，我顿时泪如泉涌，几乎没有考虑，我就登上一艘正要起航的轮船，赶回芜湖家中。我跪在大哥的遗像前放声恸哭，伤心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为大哥这一辈子不幸的遭遇而愤懑，我痛悔在大哥临终前最需亲情关怀时，我竟不能看望他最后一眼：他对我是那么宽厚，而我亏待了他，我的良心将从此不能安宁！



    大哥去世后，他在乡下的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下乡18年的故土。第二天我冒雨赶往中沟的章墩，在淅沥的雨声中，我长跪在大哥的坟前，鞭炮的纸屑与纸钱的灰尘漫天飞扬，似乎在诉说长眠地下的大哥的哀怨。由于大哥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只能以女儿珊珊名义为他立了一块碑，以悼念他一直未走出炼狱的灵魂。



    1985年，浙江方面给母亲发来一封公函，说明1956年对大哥的处分是错误的，现经查实，给予改正。这是一封迟到的改正书，对于死者或者生者都已毫无意义。

“文革”记愧
史铁生



    史铁生，作家，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于清华附中初中毕业，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散文集《我与地坛》等；以及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发表。1998年肾衰竭致尿毒症，终至透析。之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以及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2010出版随笔集《扶轮问路》和剧本与影评集《妄想电影》。2010年底去世。2012年出版未竟集《昼信基督夜信佛》。



    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23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则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记愧而录的。



    先是朋友A带来了朋友B。不久，B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论根据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现成而且有威力。“中间人物论”呀，“写阴暗面”呀，“鼻涕和大粪什么时候都有”呀，“阶级立场”和“时代潮流”呀，等等，足令B无言以对或有话也不再说了。我自视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马列的书读得本来不算少，辩论起来我又天生有几分机智，能为那些干瘪的概念找出更为通顺的理由，时而也让B陷入冥想。现在我知道，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找理由是一件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的事。B为人极宽厚，说到最后他光是笑了，然后问我能否把这些小说给他复写几份。我也显出豁达，平息了额与颈上暴涨的血管，说这有什么不行。一来我反正闲得很，二来我相信真理总是真理，不会因为这样的小说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东西不让大家看到才是软弱或者理屈。我们一时都没想起世上还有公安局。



    我便用了几个上午帮他抄那些小说。抄了一篇或者两篇的时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笔下流出的字行与我的观念过于相悖，越抄心里越别扭起来，竟觉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说。心一惊，停一会儿，提醒自己：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抄，况且我答应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于是又抄，于是又别扭又心惊，于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于是……终于没有抄完，我给B写信去，如实说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来了，一进门就笑了，依然笑得宽厚，说那就算了吧，余下的他另想办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没抄的都给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处，朋友C从A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C立刻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C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怎么救C，却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笔迹。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会儿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从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A和B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有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代，大家一会儿为她担忧，一会儿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决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如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十四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个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妈妈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由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的，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庇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得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是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移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漏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我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1978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1988年

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

丁珊



    丁珊，1949年生人。1969年赴东北插队。自由职业者。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上课已经被停止，教室也被本班的五六位红卫兵占领。



    整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被夹持在持久的“破四旧”、抄家、游行、打砸抢的疯狂喧嚣中。她“全副武装”（旧军装军帽、皮带、杀气）飒爽英姿地走进教室，双手叉腰来到我们面前，用手抖了一下她的裤腿，“瞧，这些血迹，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打人溅上的。”



    后来，我们听说：那天晚上，她（他）们，用皮带活活地，将我们图画老师的妻子及岳母打死，中间还学着电影里常见的审讯革命者的场面用井水浇醒昏死的受打者，然后继续抽打。一直到两个妇人已然死了很久，他们还在打。他们都是十五六、十七八岁的青春少年，已经在最好的学校接受了七至十二年的新中国教育。



    这就是浙江省杭州市第四中学1966年“文革”初美术教师俞之清的妻子和岳母被打死的事实。



    “她”是我同班同学。



    1966年的文化革命，对于我自己，就这样拉开帷幕。血腥接踵而至……



    （一）



    曾经在少年时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同学LYJ》。



    那时候作文，不仅老师出题目，还有范文在课本上，经老师的段落分析：第一段，外貌；第二段，性格特点；第三段，记他的一件事；第四段，感想……谁模仿得好谁就会得到高分，甚至老师拿到课堂上来宣读，那是很荣耀的。



    其实，这种作文等于填表格。我们的语文课代表是这方面的高手，她经常拿到90、95分。而我的作文分数则经常徘徊在60和70分之间，不是离题了就是太短。可那一次我拿了85分，这是在M老师任教期间我拿的极限高分。



    我记得我写了“水汪汪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热情、乐于帮助同学”……这些文字大多是有出处的并且广泛引用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可以听到“鲜为人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那确确实实又是“纯属巧合”的真实。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她，这也是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写父亲、老师、班长、解放军、贫下中农……却写她的原因。她聪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考出满堂红。她能歌善舞，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她让我快乐，不论是15分钟课间休息的疯玩还是在课堂上狂传纸条；不论是捉弄他人还是一起解数学题；不论是下乡劳动还是合唱团唱歌……我们心有灵犀，快乐不可阻挡，甚至不知道这世界除了快乐还有什么。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1966年夏天。



    1966年的夏天，一切快乐戛然而止。



    一天LYJ没来学校，然后说是她写反动标语被抄了家、被红卫兵刑讯打成重伤。在审讯中她辩解道：那天正在写一篇大批判的提纲“反**思想的资产阶级……”恰逢广播通知全体师生去操场开批斗大会，她匆匆放下只写了头二字的提纲草稿在自己抽屉里就离开了。



    而这就是不知怎么搜查到的“罪证”（难道有人时时在搜查每个人？那时又没摄像头）。得知这消息，我当时真的不寒而栗：这是多么容易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疏忽啊！尤其是我这样一贯粗心屡屡闯祸的人！我庆幸我的侥幸：灾难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辩解，当然成了“狡辩”。“不认罪”则“罪加一等”，就有必要严厉拷打，直至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承认，则更有理由“痛打落水狗”，还要“狠狠踩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们轮番去她家抄家，轮番拷打。听说家里可以撕的都撕碎了，可以砸的都砸烂了，可以拿的都拿走了。最后一次看到她，是被押解来的，好像是来办理开除离校手续。曾经“水汪汪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笑靥满面眉飞色舞的她，变成了一具蓬头垢面灰暗枯槁僵滞的散了线的木偶，后脑勺有一块暗红色血痂将一绺头发粘结成一个小鸟窝。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是那目光，曾经水汪汪的大眼睛，变成呆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铅灰。



    是什么东西永远死了！？



    那一年，我们16岁。



    （二）



    原来我们都是班里的好学生，学习好，十分活跃。LYJ还是班级的文娱委员。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但在那个夏天，我们都成了随时可能被专政的边缘人物。LYJ的家庭出身好像是“小业主、职员”，我的父亲则是“反动学术权威”，稍后一些时间我父亲即被关进“牛棚”。那时候周边每天都有人被揪斗，每天都有这家或那家被抄家。很多人的得意、快感让我清楚地感觉：我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我是个“异类”。我曾一心努力想要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去摆脱作为一个“异己”的恐惧。只有在革命队伍这个群体中，你才不会孤立，你才可以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中成为主体一员，你的恐惧才能消散。比如说，你鞭打别人你就不恐惧；而你若无权鞭打，你就随时有被打的惶恐。可是，我是铁定入“另册”的，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好像完全呆傻了，任别人揪来揪去。我没有勇气和她对视，我连上前道一声别的勇气也没有。我当时是想要上前，却犹豫而最终止步了，因为我害怕！



    我选择了沉默。我得向施暴者表示：反革命该死，我划清了界限。我知道鞭子已经高高举起——今天是她，明天就可能是我！若在那种时候上前问候道别一个反革命，其后果等于你也是一个反革命。那就一切都完了！



    似乎“惩罚”并不就此算了结。她只好任由家人安排迁去了运河边一处小镇，那是祖上老家。再后来听说她早早地嫁给了当地一个善良本分的铁路工人。我猜那是因为“铁路工人”这个头衔和血统足以给她挡风遮雨吧。



    我的16岁的恐惧：我在最要好的朋友落难时没敢挺身而出，因恐惧而与道义失之交臂。



    至今我睥睨自己。



    是的，恐惧是超乎一切的强大的。



    在恐惧面前，理性思考、正义、人格、亲情友爱……都可能迟疑、止步。



    就如犹太集中营里看着别人受死无动于衷甚至甘为帮手是一样的，生存恐惧下的自保。同样，那时很多人会揭发揪斗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志生死至交……甚至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把屠刀指向至爱，拿舌头舔刽子手的屁股。



    而当灾难临近却尚未降临至我，哪怕为了苟且一时，我也得向“灾主”示好，以求暂且免死。



    我们曾经以为有些东西是高于生命的，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我们背叛了。



    而今我想，怎样解释这一切都是虚伪浅薄的！其深层和基本原因只能是恐惧——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恐惧。因为恐惧，不惜跻身刽子手的行列！



    更何况，设想我若是“红”色出身，或可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照我那极端、张扬、好表现的性格，我也许会是同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作为”。不是也许，我想是“肯定”。或许，避开面对熟悉要好的亲朋；或许是某个陌生的无辜受虐者；或许是早就不顺眼的“对头”；或许于纷乱打砸中踩上一脚……我不敢往下想。



    我的16岁的侥幸：我没能成为一个施暴者的“荣幸”！



    （三）



    42年后的又一个夏天，高速公路的路牌显示出了那个运河边小镇的名字。仅仅一个小时前，我改变了旅行路线。前方3公里，1000米，500米……我要求司机让我在高速出口下车。



    从那年LYJ被揪斗拉走后，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见面的刹那有点儿像久别的情人，激动、兴奋、一点点潮红，手牵手。



    我们坐在她那不足10平方米的小天井，听她絮絮地述说：她的房子拆迁“不要大，够住就好”，她的股票套牢又逃出，她的妈妈九十能饭，她的儿子媳妇孙女……她的脸颊复归红润，眼光偶尔闪烁兴奋的光芒，声音依然银铃。我们聊着最寻常的事，聊着这些我从来不耐烦参与的千篇一律的谈天内容，心灵深处波澜起伏。



    那些曾经是同学一度变成暴徒的人，是否也在某处绸缪着新房旧房、股票基金、儿女婚事？也在饭桌上絮絮地谈着同样千篇一律的内容？但他们一定不会想起那个曾经被打成重伤被毁了家被迁徙离开了我们那座著名城市著名学校的水灵精乖女孩LYJ的一生，怎样地从16岁开始彻底改变来到这运河边上的陌生小城。他们也许早在滚滚红尘的革命熔炉里集体自觉地将那些“辉煌历史”熔化再铸了。



    我的思绪随着天井上方的藤蔓绵延到很远很远。



    运河上不停地有驳船来往，发出突突突的马达声，白色的夹竹桃簇拥着运河的堤岸。



    离这里不远有一处历史小城，曾经引发一位历史学者写过一篇《湮没的辉煌》。



    有多少辉煌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有多少历史在人类的罪恶中失色？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老鬼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化艺术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儿，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2）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儿小亏，别人占他点儿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取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儿，终日埋头写检查交代。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的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客居美国期间，备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就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灵原谅。

一生的愧疚

食指



    郭路生，笔名食指，山东鱼台县程庄寨人。1948年11月21日出生。1955年入北京一机部子弟小学，1961年考入北京第五十六中学至“文革”爆发。1968年年底到山西汾阳杏花村大队插队，1970年回原籍务农，1971年入伍，1973年复员后因病回京分配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现退休在家养老。中学时因试着搞诗歌创作，“文革”之前和“文革”初期因此受到学校的批判，《一生的愧疚》一文即是“文革”初期的一个片段。



    “文革”前我是北京第五十六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文革”初期的1966年，和社会、学校的大环境一样，我们班上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以班上几个干部子弟为首的女同学要揪斗我。因为“文革”之前我写诗，喜爱外国文学作品，并对当时的教育制度不满，“文革”前我就是学校里有问题待处理的学生。



    但因为我热情好学，处事公正又通体透明，班上大多数同学都理解、信任我，站在我一边，所以几次批斗会都开不起来。记得有一次她们甚至纠集了外班的同学（也都是干部子弟），在学校图书馆开我的批判会，可由于我们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保持沉默，会也没能开起来。



    终于有一天，双方在我们班教室里正式交火了。



    由于对我一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她们便在同学中找突破口：



    对立面为首的一个女生，对一位男同学一指，厉声喝道：某某某！郭路生是你的入团联系人，可某某某每礼拜都去监狱看他反革命的爸爸！为什么某某某你不和你反革命的爸爸划清界限？！郭路生你知道不知道？某某某你站起来！！我一下懵了。



    这位被对立面点出的同学的爸爸确实是“历史反革命”，当时他确实在监狱里服刑，这是他和我汇报过的。



    1968年上山下乡之前，郭路生（中）和同学在北京火车站。



    “文革”前我们上高中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那时的我朝气蓬勃，勤奋好学，对国家欣欣向荣的形势兴奋不已。这位男同学虽出身不好，但功课很好。我们常一起谈论国内外大事，相互勉励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我们一起学雷锋，为班集体、为同学做好事。他对我非常信任，把他爸爸的情况告诉我，并说他看他爸爸时要他爸爸好好改造做个新人。他爸爸在监狱里也力所能及地帮助管理人员和狱友做好事，如理发、打扫卫生等，受到监管人员和服刑人员的好评。



    这些情况我全部如实地向团组织汇报了。对方为首的那个女生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应该知道。但是，每个礼拜都去监狱探望，我的好朋友也就是那位男同学确实没有和我说过。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毕竟监狱不是能经常去的地方呀！



    可能是因为一时紧张，也可能因为害怕，我不由得说了句：某某某，你可没和我说过每礼拜都去呀！我说得很急，显然有埋怨他的口气。



    被大家围在中间的某某某同学站在那儿，抬起一直低着的头瞧了我一眼，目光在眼镜片后闪了一下，一句话没说，又把头低了下去。



    到现在我才懂得，这场突然袭击的目标是我，我的朋友因为我才受到伤害，我的朋友心里很明白。可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我一是懵了，二是没有弄清楚情况。后来才知道，监狱是不可能允许每礼拜探视的，对方是在胡说八道，是在讹诈我们。在对方咄咄逼人、全班同学一片愕然的情况下（因当时这样家庭出身的同学的情况是保密的，只有团组织知道），我的朋友老实，受着极大的委屈，却没有说出来。



    但在关键时刻，我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好同学，反而不自觉地为解脱自己向自己的朋友又捅了一刀。我想，自那一刻起，我的同学对社会、对理想、对我、对我们平时所热情谈论的一切，都改变了。



    之后风风雨雨40多年，我的处境虽不好，但写了40多年诗，也有点小名气了。如今信息如此发达，找到我很容易，连当时对立面的同学也邀我相聚，可就一点儿也没有当年因为我软弱而伤害过的同学的信息。我想，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了。



    这成了我一生良心上的自责和愧疚。



    2008年8日

见血及其他

刘齐



    刘齐，1951年12月生于沈阳，知青，工人，干事，编辑，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刘齐幽默散文丛书》、《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一年签一次婚约》、《形而上下》、《幻乡魔迹》等。



    见血



    1975年我在沈阳工厂报考工农兵学员，费了很大劲儿，即将成功，忽然就说不行了，家庭不行。我很受刺激，咬唇，发愤。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我是厄而写杂文。别说我少年狂妄，自比圣人，当时风气粗鄙，管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



    为啥写杂文？那时认为，杂文是天下第一妙文。中国那么多名家，**单挑出鲁迅一人，让大家崇拜，鲁迅就是写杂文的。我找了两张账簿硬皮儿，夹住一沓白纸，钉牢，开始奋斗。



    鲁迅经典名言：杂文是匕首和投枪。我理解，不能挠痒痒，得见血。让人民见血不中，说轻了是误伤，说重了是刽子手。得让敌人见血。这个不难，中国缺粮缺电，就是不缺敌人，国际的另说，单是自家的，从大内奸到小流氓，就层出不穷，如雨后的蘑菇。蘑菇不妥，如狗尿苔。



    可是，用杂文收拾小流氓，规格太高，况且，主席也没这个教导。擒贼先擒王，那就擒主席觉得最危险的大人物。这样的大人物很多，主席隔三差五就揪出一个。我于青春年少的奋斗期，曾在练习簿上多次攻击过他们。



    1975年刘齐在工厂宣传部办公室。



    我很用功，天天写，写不出硬写，硬写也愿意，仿佛做俯卧撑，多做一下是一下。方法，跟流行的路子相仿：先研究宣传口径，揣摩上意，然后，选一个小典故，挂一个大道理，以点带面，以一斑窥全豹，说开去，及其他。时不时地，点缀几个鲁迅爱用的字眼儿，比如：“罢”、“大抵”、“很有些”，等等，左勾勾，右抹抹，就以为是杂文了。写作时，恍恍惚惚的，总有一种东西罩着自己，亮，神圣，雄浑壮阔，不用人类和革命这种大词汇，很难加以描述。此外，还有些具体的企图，比如出名，比如让人佩服，藏着，不说出来。



    经过无数次历练，终于有一天，《辽宁文艺》——现在叫《鸭绿江》月刊，采用了我的一篇杂文。生平头一回上文学杂志，高兴啊，恨不得全省人手一册，一二三，统统翻到我那页，喝彩。有人给班上来电话，甚至希望，那是一位女性，用美丽的细嗓子说：是刘齐同志吗？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



    这种心情没持续多久，局势骤变，世界轰隆一声，颠了个个儿。我惊愕，兴奋，跟着人们一起欢呼。电话铃响，又每每不安，怕有庄严声音发问：我们都拥护邓小平，你居然，如此混蛋！



    说我混蛋，是有证据的，白纸黑字，捂不住。我那篇公开发表的杂文，叫“论风源”，矛头所指，恰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文中除了上纲上线，横斩竖劈，还引了宋玉《风赋》里的一句：“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看上去比较有学问，其实是从报上抄的。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青萍”。



    懊悔之后，仍想做上进青年，便重操匕首投枪，顺着报刊的指引，刺向另一拨敌人，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这样砍砍杀杀，又过了一段时光，渐渐开始厌倦，反感自己，也反感我那种路子的所谓杂文，一遇到就烦。批判对象见血没见血，无从知晓，我自己倒是见了血，一摊一摊，在胸间，在储存疼痛与羞愧的地方。



    2006年5月6日



    历史的大水盆



    饭后无事，说一则荒诞岁月的荒诞经历。



    多年前，我从农村抽调回城，在工厂搞过一段宣传，官衔：党委宣传部干事。有一回，我奉部长之命，到车间了解一个人的情况。车床、铣床、刨床旁边，五六个师傅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发言，小豆干饭——闷起来看。可怜我那时刚20岁出头，业务上还不熟练，阅历也浅，只以为自己的学生腔太重，让大家见外。现改又来不及，怎么办？记录本平摊着，刷白刷白，一个字没有。



    闷了一会儿，一个师傅憋不住了：“你打听这个人，为的是啥？是想批判还是想表扬，给个痛快话。”



    我赶紧说：“是表扬，是想登厂报。”



    师傅嗨了一声，嘻嘻哈哈道：“你咋不早明确，我们也好有个遵循。”



    “是啊，”另一位师傅也开口了，“他要是红花，咱就添一把绿叶；他要是让公安局逮了，咱就挖他阶级根源，横竖不能让你空手回去。”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也说得我恍然大悟，群众果然如主席所说，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讲什么，不讲什么，心里明镜似的。



    看到这里，搞宣传的人，或写材料的人，亲爱的同人们，各位应该会心一笑。你们笑不笑？你们不笑，反正我笑，我不笑别人，笑我自己，尽管笑起来有点儿疼。我点灯熬油，辛辛苦苦，写过不少“县团级”的典型材料，一二三四，因为所以，当时很满意，现在想起来却脸红。当然，这事不能全怨我，按惯例，我可以把责任像盐碱一样，泡到历史的大水盆里，溶化得杳无踪影。但我仍然不好受，“水”是苦涩的，毕竟不能与你无关。



    如果单就写材料而言，路子不对似乎纠正了就行。问题是写材料这件事对我的生活方式影响很大，不知不觉竟渗入到心肝肺腑，以致言谈举止、气质性格都发生了某些变化，总之，不那么真实可靠了。



    这样一来，就相当糟糕。比如看领导眼色行事这一条，我就没少干过，自己也讨厌，发誓不干了，却总犯戒。



    **说：“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不是机会主义头子，就容易改吗？也不容易。



    中国有一条常用语，平日生活和影视里屡见不鲜——“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平民这么说，干部这么说，连骄横无忌的匪旅长匪参谋长也这么说，盖因大家都拿不准主意，或假装拿不准主意，因此要试探一下，听话人究竟是什么价值取向。久而久之，是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无意识？



    1997年10月



    我的一篇报道稿



    搬家，收拾旧物，发现一篇妙文，是我在沈阳工厂时写的一篇新闻报道稿，刊登在多年以前的厂报上。心中立刻百感交集，堵得慌，也闹得慌。



    那是七十年代，我在沈阳鼓风机厂宣传部当干事，主要任务就是编辑出版厂报。这一篇稿子以“本报讯”的形式放在头版头条，地位算是很显赫了，但最显赫的还不是它，是高高在上的，位于报耳的**语录。那时全国的报纸不分大小，一律在报耳刊登**语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间断。



    1974年沈阳鼓风机厂热处理车间批林批孔大会，左起第二人为刘齐。



    什么叫“报耳”，顾名思义，就是报头（报脑袋？）旁边，那块非同小可的关键地方。古代订盟约，盟主执牛耳。现代办报纸，主席执报耳。全国那么多报纸，主席哪里执得过来？编辑人员只好不请自来，根据版面内容，代为选用一条语录。这样做，既能保证主席威力的覆盖面，又能使他先前说过的老话一经接触新闻新事，马上产生神奇的、令人敬畏的预见力、指导力和其他种种力。以我们厂报为例，假如表扬工人改进了刀具，就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假如是八一建军节，就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其中，有一条语录最适合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因此被厂报频频使用，有时一连几期不撤换，什么版面用它都行。你报道的内容纵有天大变化，横竖逃不出革命和生产这个如来佛的大手心。别说厂报，就连车间师傅的工作服，在最显眼的左胸口，印的也是这六个字，用隶书体，用红颜料。当然，报耳总用这一条也显得太死板，显得咱们好像脑子不好，记事不多，对不起主席的渊博。领导就说，换一条吧。就换一条。登我稿子那天，就没用它，用的是：“**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接着说我的稿子，几百字，篇幅不长，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家都那么写，我也刷刷写出来了。谁知今天一看，竟像某种陈年液体一样，有了一股特殊的味道。我不会说像陈年的酒，我说的是液体。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把稿子照录在这里，并做一些注解，推陈出新，综合利用，也不枉我当年写它一回。



    大打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向**和孔老二猛烈开火



    这两行是标题。批林批孔？批香烟批酱油？不对，这个“批”指的不是批发，是批判，在当时是很重的词，跟枪毙差不多，所以又说向他俩“猛烈开火”。



    这个标题看起来很大，别说放到我们厂报上，就是放到市报、省报、中央报上，尺码也不会嫌小。事实上，这标题就是我从一家省报上直接抄下来的，借用今天的网络术语说，是直接下载，直接“宕”下来的。当时厂宣传部订了十多种报纸，我“宕”的时候，比较谨慎，总是挑外地的“宕”，比如《北京日报》，比如《解放日报》。其他部门没有这些报纸，别人就不容易发现我是在抄袭。



    今天看来，我当时有点儿过虑了。对于这两行绝对革命的大标题，你就说你是抄来的又能怎样？你不原样照搬，难道还想篡改不成？譬如“人民战争”，人家是“大打”，你“小打”一个试试？马上把你也给“打”进去，一勺烩了。



    以下是正文：



    本报讯彻底砸烂孔家店，挖掉**路线的祖坟。连日来，我厂大打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广大职工紧紧抓住**和孔老二妄图开历史倒车的要害问题，向这对黑师徒猛烈开火。



    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在斗争中，我厂职工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掌握批修武器。他们有的访贫问苦，有的用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联系孔丘要复礼、**要复辟的谬论和罪行，狠批孔孟之道，狠批**路线的极右实质，深挖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到七日为止，短短的几天内，我厂就出现了大批判组五十三个；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八百七十次；写出批判稿三千一百余篇；举办批林批孔展览会七个；有二千七百余人写了大字报；一千七百余人参加了骨干训练。运动来势之猛，规模之大，发展之快，都证明了**最新战略部署已经深入人心。运动中，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争笔，争墨，争写，争批。有的同志在做大手术前，有的在产假中，有的因公出差前，都坚决要求上战场，口诛笔伐打豺狼。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我厂层出不穷。



    批林批孔是一场内容极其广泛、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广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新形式，适应新形势。他们创造了漫画、顺口溜、幻灯、歌曲等多种批林批孔新形式。通风机车间加工段的工人，怀着对**和孔老二的刻骨仇恨，仅用一宿时间，就画出了四十多幅批林批孔漫画。这些漫画形象易懂，鲜明生动，尖锐泼辣，一针见血，深受群众欢迎。事实充分证明，工人阶级批林批孔最内行。



    我厂各级领导努力提高对这场严重阶级斗争重大意义的认识，放手发动群众，带头学习，带头批判，在斗争中做出榜样。厂党委领导×××同志外出开会后，迅速赶回厂内，参加全厂批林批孔大会。他用自己在旧社会“四口之家，一年之内仅剩一人”的悲惨经历，愤怒声讨和批判了**梦想倒转历史车轮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批驳了**鼓吹“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



    重读感受一：我们那时不容易！我才二十一二岁，胆子本来就不大，下晚走夜道心跳都加速，偏赶上那么个年代，看看那都是什么气氛？又是挖祖坟，又是打豺狼，战场，砸烂，要害，激愤，刻骨仇恨，滔天罪行……真有点儿毛骨悚然，瘆得慌。若把今天的孩子冷不丁放到那时的环境里，不加过渡，一下子就放进去，十有**，都得吓得哇哇哭，晚上还得做噩梦。我们那时都在作噩梦。**给人的印象，好像别的什么都不做，就是抓路线，抓批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哪一个都不好惹，稍不留神就可能卷进去，成为革命的对立面。那时总是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训练大家不要可怜别人，你卷进去就是卷进去了，我们脸色一变，立刻把你从同志变成敌人，再踏上千万只脚，哪儿疼往哪儿踩。



    从稿子上看，我厂领导和群众争批争写，表现似乎挺踊跃，其实心里差不多都有害怕的成分，担心人家说自己不积极，进而深挖根源，上挂下连，弄出问题来。在这种情况下，言不由衷，说假话，走过场，做表面文章，诸如此类的做法，就不好避免了。当然有些人说假话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另外一些原因，比如私欲，比如阴谋，那就另当别论。



    重读感受二：这稿子是我写的吗？有没有弄错？我现在生活在九十年代，我和千百万读者一样，喜欢真实、生动、亲切、风趣的好文章，同时对那些惨不忍睹的破稿子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谁知我从前也写过这些东西，人云亦云，听风是雨，大言不惭，装腔作势，套话连篇，怪诞不经，观点可疑，事例虚假……比如这两句：“工人阶级批林批孔最内行”，“狠批**路线的极右实质”。什么叫“最内行”？不久前，车间里的师傅根据上面口径，刚刚会说，**路线的实质是“极左”，睡一宿觉醒来，又让改“极右”了。师傅特老实，让改就改。难怪有些领导总爱赞叹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



    还有，那时一开批判会，就说**是想复辟资本主义，这也是笑话一句，中国那么大一个农业国，**气息呼呼往外冒，哪有资本主义让他复辟。



    再比如稿子里举的那些数字——“短短的几天内，我厂就出现了大批判组五十三个；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八百七十次；写出批判稿三千一百余篇；举办批林批孔展览会七个；有二千七百余人写了大字报；一千七百余人参加了骨干训练”。这些数字都是从各车间层层报到宣传部的，当时我不假思索，给啥记啥，胡乱加减乘除一番，就罗列到文章中。其实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会看出问题，我们厂当时只有三千五百多名职工，花里胡哨一下子出了这么多数字，怎么可能呢？然而，我就是不往深里想一想。



    1966年，出身不好的中学生刘齐（站立者）和哥哥偷偷跑到北京看**。



    我为什么不往深里想一想呢？



    重读感受三：惭愧，自责，心情沉重，不好意思用轻佻的语气调侃。同时，对这篇荒诞的稿子竟产生了某种珍惜的心情。为了永远不再写这种东西，我要经常读一读它。



    1999年春



    炉果



    刘黑枷，新闻工作者，饮食不挑剔，吃什么都行，就是不吃炉果——一种烘烤的东北甜点，不是不爱吃，是不忍心吃，一吃就想起中学老师徐公振。



    徐老师有恩于刘黑枷，不但关照他的生活学习，而且教育他要正直勇敢，支持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校园里有几个别着手枪的特殊教官，阴险凶横，对进步学生威胁很大。徐老师不听邪，当面斥责说，欺负学生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对付日本人去！刘黑枷投入新生活时，徐老师赠送一套《辞源》，一件长衫，一笔生活费，又亲自送行至嘉陵江边。



    光阴荏苒，转瞬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刘黑枷在辽宁一家报社当领导。某日，忽接一信，信封下脚写有“沈阳大北监狱徐公振”字样——原来老师因为说真话，被打成“极右”，锒铛入了大狱。信中别无所求，只是说他身体虚弱，希望学生买几斤炉果，去看看他。这是相识几十年，老师第一次求学生，求的又是如此简单易行的小事。谁曾想，学生特别为难。学生不是小气之人，忘恩负义之人，学生一直在心中装着老师，但心中另有一隅，装着别的一些东西，比如阶级，比如立场。学生此前曾因胡风问题受过审查，属于“内控”干部，深知政治的厉害，因此更加犹豫不决。都说人心是肉长的，可是楔进了种种硬东西，人心就有些异样。几次买了炉果，打好包，最终都未成行。



    事情悄悄过去，心灵却不肯“告一段落”。从此，学生不吃炉果，也怕听“老师”这个称呼。梦中常见一衰迈老者，在铁窗前遥望，在高墙下等待。



    几年后，天下大乱，学生步老师后尘，也失去了自由。没入狱，入的是“牛棚”。内心企盼救援，却独自撑着，无一纸信函给亲友，暗想即使写信，也未必有回音。由此想到老师，倍感凄怆，胸中充满自责。



    再过几年，尘埃落定，学生复职，提升，想与老师联络，老师已做了古人。于是越发不安。偶尔也试图自我解脱：时代使然，大家都那样，换了别人，也不敢去探监。往好里想，虽未拔刀相助，却也未落井下石。再说后来，自己同样尝到苦头，算是受了惩罚。如今，时过境迁，天地间只一人知晓此事，自己不说，谁能发现？



    越想解脱，越不能解脱，夜里睡不着，拥衾静思，耳畔总好像传来老师的声声叹息。终于有一天，学生稳不住了，含泪提笔，写了一篇忏悔之文，题目：“愧见炉果”。写完立刻登报，给所有的人看。文章很诚实，对自己的心灵一再拷问。文章结尾说，有朝一日，学生到了九泉之下，一定向恩师负荆请罪。



    这个准备请罪的学生，就是我的老爹，我的慈父，我的严父。去年，他走完漫长的人生道路，真的到九泉之下去了。我屡次设想，他和他的恩师，应该怎样重逢。我曾计划买一些炉果，在盘中码放整齐，供到父亲像前。父亲是无神论者，不看重供品。但这个不是供品，是心，是遗产，是我们家永远的念物。



    商店里的糕点琳琅满目，唯独没有炉果。店员说，炉果档次太低，干巴巴的，没人爱吃，早已不生产了。



    2002年7月11日



    看不见的手



    看电视，见一官员胡说，便想写文章驳他。一下笔又犹豫了，他那个级别能驳吗？驳完了谁敢登？登出来有啥后果？派个小流氓粘我家钥匙眼倒不至于，但是派一个比小流氓威严郑重的角色来了怎么办？总之是顾虑重重，脑子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攥着我，让我不得施展。



    是谁，给我装了这只手？董仲舒？雍正帝？革委会？萨达姆？还有些人名、单位名我想到了，但不敢列出——这只手仍然攥着我。



    这只手特厉害，也自觉，好比“文革”时的“群专”，不用上头动手，群众自己就把自己给收拾了。



    或者，天下本无“手”，庸人自装之？



    我的文章总也写不深刻，是不是我本人给自己装上了这只手？一经装上，便不断地滋养它，服从它，让它成为我的自控系统、自检系统，全面，认真，昼夜工作，挥之不去。久而久之，自检成免检，头脑成顽石。



    2003年7月



    我曾经为虎作伥



    1976年8月，我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稿子。这件事比较特殊，我终生难忘。



    我那时在沈阳一家大工厂搞宣传，在省市报刊发稿已是常事。但这一篇不同，这一篇不叫报道，叫杂文，署名也不是工厂报道组，而是我的真名。



    杂文的题目挺激烈，叫“革命造反永不停”。这也不出奇，这是著名的《红卫兵战歌》里的一句歌词，1966年，千百万青少年唱着这首歌，在中国翻江倒海，大打出手。我写这篇杂文，就是为了纪念红卫兵诞生十周年。



    但是，吊诡的是，我从来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还被红卫兵打过，不是一般的打，是比较“正式”的打。作为初一学生，因为父亲问题，我被学校红卫兵“刑讯”，棍棒弹簧鞭，拳脚皮带，审讯员记录员，拍桌子勒脖子，统统亲身领教。



    想不到，十年以后，鬼使神差，挨打的居然调过头来，歌颂打人的，这还不算，还希望打人团体的行为继续下去，“永不停”，真是匪夷所思，荒诞已极。然而，这事还真就发生了，白纸黑字，登在报上。



    这是约稿。报社来电话，那什么，你能写一篇吗？那时写稿不给稿酬，但能在报上露脸，对一个青年业余作者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严格讲，我不适合写此类文章，但当时我并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也不认为，红卫兵应该打我，想想看，那些戴红胳膊箍的野蛮男女，是何等的血腥、残暴！问题是，区区一个中学的红卫兵，能代表被最高当局肯定的红卫兵整体吗？我写稿的地点——工厂办公室，与当年我挨打的地点，物理距离很近，不过几公里，观念距离却很远，远到几乎不相干的地步。我昏昏沉沉，懵懵懂懂，并不觉得，我对红卫兵的赞美与我被红卫兵的毒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媒体日夜宣传的革命和路线，主流和全局，将我绕进了意识形态的牢笼，我被洗脑，被催眠，以致连亲身经历的事实都认不清了，连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懂了。



    这篇稿子见报不到一个月，**去世；不到两个月，“四人帮”被捕；随后，“文革”和红卫兵运动被官方正式否定。



    现在看，这篇稿子不但观点站不住，文笔也很差，差到我都不好意思说它是杂文。但是，它在我的杂文写作生涯中，却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它不断提醒说，我曾经有过一段愚蠢的经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被虎咬死了还帮虎害人。



    三十多年过去，我又写了一些杂文，这些后写的杂文，多多少少，都从先前这篇稿子身上得过益处，以它为诫，加小心，别再让人忽悠，也别忽悠别人。



    我常常想起这篇旧稿，想起与它关联的那首“战歌”。有时脑子呼啦一下，甚至会传出那个久违的怪异旋律：我们是，**的，红卫兵——都迷瘦，拉了馊米，来兜售……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大唱红歌，有人会不会把它也唱出来？



    2013年5月7日

病理切片一二三

吴琰



    吴琰，1949年生人，在北京景山学校读书期间遭逢“文革”。1968年到山西、1975年又到河南插队。后在《工人日报》工作，曾任群众工作部、新闻周刊、法治社会部主任。



    如果我问自己：在我的童年、少年直至走向青年的时段里，“我是谁？”我会十分茫然；如果问题换一个角度：“我们是谁？”似乎轮廓就清晰得多。



    在那个时段，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思维逻辑的高度一致，狂热情绪自我神圣化的高度趋同，使我想准确真实地回答“我是谁”，竟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我曾经在一篇反思文章里写到：“在那个年代，你并非具有‘生命’的迹象，只是巨轮滚滚碾过的一粒尘埃。你连同亿万尘埃在碾压中没有自己的体温。没有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的人所有的生存都难逃‘助纣为虐’之劫。”



    今天静思敛神，力争在集体一致中梳理“我是谁”？或者说，我是从怎样的昨天走过？我的社会化过程有着怎样的印记？如何在红色与黑色的浪潮中廓清自己的身影？由于我当年的日记、通信及其他文字佐证几经抄家、迁徙，以及躲避抄家的多方藏匿辗转，业已荡然无存。我不得不多方寻觅当年的各种文字，以助自己的反观内省。



    也许，这是向人性损毁的深层困惑的寻觅。



    （一）



    眼前是一堆发黄的碎纸片，不少纸张已经很脆很薄，几至透明如蝉翼，需要非常小心地展平它们。



    一张一张，很慢很轻地翻阅，心底百感交集。



    那是当年很多同学的“思想汇报”、“入团申请书”，还有同学的部分日记。那时段，我们正在或即将步入青年时期。



    我从出生四十天后进入全托托儿所到幼儿园再到小学，一直是寄宿制生活。直到小学五年级进入北京景山学校，方结束寄宿制。大凡经过寄宿制教育，身心会更多地融入“我们”之中。



    景山学校当时是六十年代中宣部直属的教改试验地，为九年一贯制。因为有比较多的**，因此当时被社会上称为“贵族学校”，我们甚至很长时间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即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国家主人翁。那也是后来“文革”中老红卫兵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心理基础。



    （二）



    这些纸片的行文有几个普遍的特点：其思维逻辑、叙事程序、行文风格基本是模式化的。大凡在开头，总是——“我们处在大变动、大革命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国内国际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然后一派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继而自我大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结束语经常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行文中，标点“！”常常一贯到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曾用一年多的业余时间，以“世纪之患”为题采访精神病院、精神残疾群体以及相关生态环境。采访期间竟有无数次将思维的镜头闪回“文革”前后，乃至伫立街头时，不知今夕何夕。



    精神病学中有一个术语，叫作“象征性思维”，即把具象事物泛化、抽象化、夸大化直至绝对化的思维文化现象，比如，红——红色，如红衣服、红旗、如火——寓意热情奔放、辉煌灿烂——象征“革命”——反对“红色”就是黑色就是反革命。比如，有的病人睡觉一定要抱着暖气管。因为暖气管是钢铁的，钢铁“代表”工人阶级，他要和工人阶级分分秒秒不分离。



    这种“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思维在当年同学的“思想汇报”中已经清晰毕现：



    大约是在插队前，同学们合影。左起第二人是作者吴琰。



    我身上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作风，行动中也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是让它们发展下去，我会成为人民的叛徒、革命的对象！刚上初一时，那是我国农业受灾，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在咬紧牙关渡经济困难关，我却经不住考验，用在路上捡到的饭票拿到食堂买吃的，还偷了机关合作社的点心（每次一块）……现在我认识到，我的种种行为是可耻的，是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做法！阶级敌人争夺我们年轻一代的主要入手点就是我们追求物质享受讲吃穿。今天我吃了一块不正当取来的食物，就丢了一些无产阶级的风格，助长了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在阶级斗争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到处都在激烈进行着。一个丧失了阶级立场的人是经不住考验的！在大风大浪中站不住，要倒向阶级敌人一边去。



    当年的日记很少私人性，没什么“窃窃私语”。我拿着同学1965年的日记时，几个女孩儿家的日记里都是“朗朗乾坤”——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小没有受过劳动的锻炼，贪图享受，从小就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我一直觉得自己家庭出身不错，只是被小资产阶级这个‘小’字迷或（惑）着。我现在真正认识到家庭对我的影响及我思想上主要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本就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么就是资产阶级的！



    至于“入团申请书”，有些像“讨伐檄文”——



    我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就要保住工人阶级的本色，永不变色。怕不怕死，就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敢不敢与敌人进行斗争，愿不愿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刚一想到这个问题，思想斗争很激烈，有时睡觉还在想自己会不会成为叛徒？



    最近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越南形势很紧张。昨天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把仇恨挂在枪口上”，我希望我能成为志愿军的一员，到前线杀敌，消灭美帝国主义！



    我们是靠马列主义吃饭的，马列主义出一切！



    还有些日记，终于有一点儿“窃窃私语”，但“暴露私念”后一定是“灵魂深处刺刀见红”——



    这一次，某某同学又得了高分，我心里很难受。要说是嫉妒吧也不完全是，就是觉得他们学好了将来会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我是革命家庭出身，怎能让他们得逞呢？



    我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可是我阶级觉悟一直很低。我胸无大志，既不发阶级之奋，也不发个人之奋。一些剥削阶级子弟，受他家庭深刻的烙印，还特别“争气”，争他那个反动阶级的气！我现在觉得，阶级敌人非常狡猾，而我非常愚蠢，糊里糊涂地走了十六年。我们的思想里没有“一支枪”，对待问题不能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我的成分好，这意味着我的担子更重！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革命干部的子女不去接革命的班，让谁去接？



    这里的“成分好”，当时是指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而地主、富农、右派、国民党遗属、历次运动确定的反动分子家庭出身的，都是“成分不好”。



    这些发黄薄纸的文字，落笔的年代是1964、1965年和1966年“文革”前夕，执笔的孩子或十四或十五或十六岁。



    这些稚嫩的文字当时是很真诚的，没有今日“作秀”的感觉，也没有这种可能——绝大多数是做给自己的，无“秀”可作。如果说被胁迫的话，主要是被集体胁迫——大家都唯恐被“革命队伍落下”，争先恐后。



    “灵魂深处刺刀见红”的口号是“文革”时期提出的，但在这之前的学校教育中早就处处可见。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动辄便“主义”全能、“主义”至上，具体表现在“敌对思维”、“仇恨启蒙”、“暴力启蒙”、“非此即彼的极端逻辑”，以及宏大话语的叙事习惯，等等，这些“原则”很如常地占据着我们这些普通孩子的生存意识。应该说，这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仇恨的能力、极端思维的能力、把任何小事泛化到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的能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能力，等等。



    不同的人对此的认同程度不同，当时我是高度认同的。对其认识判断分析问题的思维、逻辑、习惯从未反感、质疑过。



    (三)



    这里没有我的“思想汇报”。我的同学，当年的班干部给我看这些发黄的碎纸片时说：“你当时在班上被很多同学认为是学习的榜样。”



    确实，有的纸片上，有同学写道：“要向小燕学习”（我的原名是吴小燕）。有的同学的日记上写道：“比、学、赶、超某某某、某某某、吴小燕，他们是班上优秀的同学，我一定要学习他们。”“小燕在谈到入团动机时说：说到入团迫切，要看看我们是迫切要求参加革命呢，还是迫切要求个人显示的愿望得到实现？”“小燕最值得我学习的是，关心集体热爱同学，斗争性强。”



    看到同学们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我，是一个很听话的积极靠拢组织、积极改造思想、紧跟大形势、主潮流的少年、青年形象。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个好学生、好的班干部。



    景山学校在“文革”前就已经“运动”不断。



    我们就一个出身工农家庭劳动好但学习不太好的同学是否可以入团，曾开展很激烈的辩论。老师、同学分成两派，讨论如何又红又专问题。同学记录了当年的辩论对白：“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是最重要的？难道是‘文化’吗？”“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比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不高的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要危险得多。”



    开展“为谁而学”的辩论，讨论题目是“为社会主义而学和为个人而学能否统一？”同学日记中记录：“大部分同学说不能统一，统一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对立矛盾却是永远的绝对的。”



    看过《三家巷》、《苦斗》，学校让大家就“身边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开展“阶级分析”。同学日记中写道：“这几天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兴无灭资运动。今天一早大家的大字报就贴满一墙，同学们对党的号召真可谓闻风而动啊！”我们对某老师、某某老师、某某老师提了很多意见。不少同学感慨：“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来，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过去崇拜的老师竟然受资产阶级影响给我们传授这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忘掉‘我’字，记住人民！和‘私’字刺刀见红，搞暴力革命！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文革”前夕，我们被学校组织到河北遵化王国藩“穷棒子”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个月，回来当然又写了很多思想汇报；还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史称的“四清”运动），瞪大了眼睛看着大人们如何组织贫下中农斗争地、富、反、坏、右。



    这些小型“运动”已是“文革”前的各种实战演习。它和“文革”巅峰中的“上纲上线的绝对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等等精神原则，一脉相承。接受“文革”思维，顺理成章。某种杀伐之气已然若隐若现。



    多少年后看到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小说《一九八四》，展现极权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其中的一个细节描述语言学家编纂《新话词典》。语言学家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全部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想起我们的“思想汇报”、“入团申请书”，更想起我们的日记，包括以后的大字报，我几乎认定，奥威尔是以“文革”前后的我们为其创作的原型！实则奥威尔逝世于1950年，他所预言的极权时代的生活图景，当时在这块土地上还没有真正开始。



    当年，在封闭、贫瘠、排他性的信息壁垒中，我们这样的生命气质与当时中国的地脉气息，在襁褓之中就完成了“集体一致”的接壤。



    （四）



    旧中宣部被**点名为“阎王殿”，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在全中国各大部委中第一个被“文革”推倒。大概在1966年的5月底就已经“被揭开盖子”。景山学校也就在1966年的6月初有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在当时的北京中学中，掀起“革命风暴”是很“前卫”的。



    我的好朋友与另一个同学多少年后和我说道，当时我们怎样地彻夜不眠地聊天，怎样地狂飙初起般不可抑制：“我们太幸福了，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幸参加这样伟大的事业。”



    如果说，“敌人思维”、“仇恨启蒙”、“暴力启蒙”、“极端逻辑”等等，在“文革”前作为能力培养只是酵母，在“文革”中能量的爆发则膨胀得无边无涯。“暴力启蒙”、“仇恨启蒙”自然衍化为“暴力崇拜”、“仇恨至上”。



    我作为中宣部干部的子弟，父母很快被隔离失去人身自由，我也在“文革”的第一时间成为“黑帮子弟”，也即“狗崽子”。这样，社会上“出身不好”的人群中增加了大批“狗崽子”，即父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因为没有自己当时的文字为证，很难准确地描述我当时的行止与心态，只能是依稀的勾勒。



    景山学校不是学生斗老师的一边倒，更多的是老师与学生的大混战。一篇同学日记记录了当时学校走廊里的一幕：



    “几个彪形大汉把X（一个老师）按倒在地，拳打脚踢。W（另一个老师）大声说：‘同志们，这是你们保卫**的时候了！’大家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X挣扎着高呼：‘誓死捍卫**革命路线！’群众往地上啐唾沫：‘你死了连臭狗屎都不如，遗臭万年！’我高呼：‘**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W厉声叫道：‘你是什么出身？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你包庇反革命！’”



    这位同学当时已是“狗崽子”，属于“阶级异己分子”了，她当时竟然忘记了自己身份的这一变化。她立刻被别人推搡挤拽。



    身边每天真实地演绎着仇恨与暴力的生活：



    听到学校红卫兵“扫四旧”时，用皮鞭活活抽死了我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再后来，这个同学被遣送回乡；这名同学后来有一封信，痛骂所有的同学，咬牙切齿，“一个都不能放过”；老师揪斗老师、学生揪斗老师——打耳光揪头发泼大粪，剃阴阳头（即头发剃掉一半），敲着破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学生被老师大批判——“你们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们是反革命的狗崽子！”、“某某，站出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接受革命群众的审判！”——不是不惮以最大恶意去揣度对立方，而是必须以最大恶意（当然这在当时叫作“革命性”）“认清敌人真实本质”。



    生命极其卑贱。而且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我自己生命的卑贱：



    我家被抄家时，家里人的照片被扔在地上，前来抄家的同学拼命用脚踏着踩着蹍着；我出门、进门，胡同里更小的孩子朝我扔石子，不断地听到背后的声音“狗崽子！狗崽子！”背上有时被砸得砰砰作响；昨天还是朋友、同学，今天就已经看到他们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拿着皮鞭吆喝着驱赶着其他同学；因为父母被隔离关押（那时叫“群众专政”），没有钱吃饭，我和一样是“狗崽子”的同学一起与街头孩子捡拾打、砸、抢丢下的桌子椅子腿回家烧火，拿麻袋捡拾当时合作社准备扔掉的烂菜叶烂西红柿，等等等等。



    事情就是这样吊诡：一个努力紧跟社会潮流并被称为“好学生”的青年，迅捷且彻底地被社会边缘化。几乎被称为“很有阶级觉悟”的人被革命的狂欢彻底放逐。“革命动力”在革命狂潮一开始时就沦为“革命对象”。我曾经狂热信奉的某些价值迅速地“报应”在自己和很多同学身上。



    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跌宕，我会不会在“文革”初期成为一个狂热分子呢？答案几乎没有悬念。依据原来的思想脉络，在“文革”初起时我会热诚拥护并力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名义去揪斗并对“阶级敌人”“批倒批臭”。这些“阶级敌人”在当时就是身边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邻居、亲人。



    “文革”裹挟了所有人，所有人也裹挟了“文革”。在“国家主义”熏陶下成长的我们，部分地成就了“文革”的暴虐。在暴力狂欢的旋涡中，最后“人人打倒人人”。这一局面我们完全目睹了——“原来某某是老地主啊，昨天被打死了！”“某某家昨天被搜出金条！”“真没想到，某某老师过去在国民党监狱里叛变过。他前几日跳楼自杀了，罪有应得！”——作践与戕害生命的“暴力狂欢”，当年就是每天的吃喝拉撒睡。



    有朋友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国家精神病阶段。我很认同这一说法。



    “文革”的人道灾难的确不同于纳粹大屠杀。纳粹屠杀是由国家机器和制度组织、由国家等级严密的科层体系一层一层贯彻执行，以国家暴力和恐怖手段戕害的人道灾难。“文革”是以最高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动员全体人民打“烂”曾经严密的科层体系，“挟全民以令天下”，假“全体人民”之手，以社会暴力和群众恐怖手段戕害的罕见的人道灾难。



    对于绝大多数人，那是一个思维病态时代。然而最为惊心的，莫过于我曾经目睹或耳闻的某些父辈“文革”后的自我精神绞杀。



    一个朋友的母亲，很早便深居简出足不出小院。但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家的“文革”依旧如火如荼。家里人的工作单位还经常收到各类“举报”。诸如“×年×月×日看××（她儿子）的日记，思想倾向很不好”、“从××（她女儿）给同学的信中看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泛滥。”而附近派出所也常常收到各类“案情简报”。诸如“××(她儿子)偷听敌台”、“×年×月×日，×（她家保姆）从乡下回来，带了好多红枣、柿子，说在北京工作辛苦不如乡下人自在。这个人的家庭土改时被划过去了，很可能是阶级异己分子。她最近出门时不梳洗，头发很乱、衣衫不整，很异常。还有异样电话，听口音是南方人，比较年轻，以前没听过这个声音。”



    吴琰曾在山西插队



    她儿子对我说：“我们家的‘文革’始终没有结束。阶级斗争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而是天天有、月月有、年年有。出那些‘案情简报’，其中写作、编辑、领导圈阅批示，全是她一个人。她自己玩也罢了，她不甘心，到处寄，给家里每个人的单位寄，给国家有关部门寄，给公安部门寄，甚至寄到外省亲戚的单位那儿。”必须“设计”出敌人，一个或几个，并由于敌人的存在而证实自己的存在。修理家里一干人等，挑动他们互相猜忌仇恨，如同修剪一盆盆景。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弄出家庭“5·16国家机密失窃案”的闹剧，家里人才想到把她骗到精神病院。



    当年专家的诊断既有口述，亦有文字：



    本人无遗传史。从外表看很正常。检查亦未发现异样体征，因此这是一个思维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行为异常。从病历及检查观察，患者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和精神障碍。这种病人意识清楚、智能良好，且妄想具有严谨逻辑性、高度系统性特点。这种病人一般情况，如生活及工作可以很好，记忆力亦可很好。往往中年发病。患者确切什么时候患病，不好确定，但属于政治社会应激影响。



    我童年时期的朋友中不止一起这样的“家庭文革”。这种最阴狠最暴虐的事情，以最昭然最张扬的形式，被她（他）自己赋以“革命的名义”乐此不疲。



    （五）



    每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是他人格形成的奠基阶段，也是心理及人格建设的过程。我的社会化过程是在“敌对思维”、“仇恨至上”、“暴力崇拜”的素质教育、情感教育中完成的，并且为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的“英雄话语”所裹挟，很“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则运动中的一切具有天然不可质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这种思维惯性其实浸淫很深。今日反观内省，日渐清晰这一生态链条的形成与生长。



    这种思维特征以及性格特征，带着时代划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转化为某种“戾气”，依旧影响着我的判断与思考。从这种“病态素养”逐渐回归到爱、宽容、尊重并体悟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常识理性上，竟要花相当的气力。由于曾经备受“国家主义”的强烈塑造，所以对“二元思维”、“集体一致”、“卡里斯玛人格崇拜”等等有着相当的戒备。但是，在反思极权体制问题的思考中，发现自己在因袭“敌对思维”、“极端逻辑”的路径，放不下“诛心之论”的思维惯性，竟在同构的思维框架内，以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这种警醒让我怵惕不已。



    我们曾经听到太多这样的话语：“当年我们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如今想来不能认同这句话。事实上，所谓“违心”只是各种恐惧的真实观照。对于我自己，不过或心向往或心惧怕，是心的选择，何违之有？



    今日剥析这些“切片”，试图梳理它们如何开始、在哪里延长，又是怎样蛰伏在基因素养中。当然没有哪一个旅程仅仅是单行道，历史的图谱远为广阔多义，我只是力图淘洗自己曾经的精神主干道。



    “人生而自由，但是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



    真正的枷锁在自己内心。



    2009年3月—6月

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

张嘉谚



    张嘉谚，生于1948年。自由学人，诗评家。贵州赤水县人；1968—1971年分别在习水羊九公社、安顺刘官公社插队务农；1978年从安顺县食品厂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安顺县文化馆任图书管理员，后到安顺教育学院、安顺师专（安顺学院）执教中国现代文学。有《凝视中国自由文学》、《中国低诗歌》等著作出版。目前关注网络上的诗性正治与病毒写作。



    为友人《王钟啸诗集》而作，借此忏悔我参与的“文革”之恶吧。



    ——张嘉谚



    （一）



    为自己青年时代的足迹留个纪念，将自己曾经要做一个诗人的梦想留一种见证，给自己的朋友、熟人、同学一份特殊的礼物，人之常情也。主观愿望与各种客观缘由，促成了这本诗集的产生。



    王钟啸这本诗集，提供了一种现在看来恍如隔世，而在当时，却是再平常不过的写作现象、诗歌现象。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就像那时人手一册**语录，人胸一枚**像章，连同到处红旗飘扬，红口号，红宝书，语录套红的报刊，随处可见涂红的墙壁上张贴的大字报喷吐战斗的火焰，大街、广场与数不清的公共空间充满红得发烫的脸孔与激情洋溢的大辩论气息——那铺天盖地的红海洋！梦魇一般倏然而去，而今已是踪迹难觅！



    现在，读王钟啸这本诗集，当年的气息竟然扑面而来。



    集中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大众意识，莫过于诗歌了——这恰是钟啸这本诗集不可忽视的东西。因缘所至，笔者得以今天的眼光重新解读这类“文革”诗。我以为，最值得今人寻思的，是其“话语现象”折射的“文革”语境。



    （二）



    什么是“文革”语境”？现在人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假、大、空。



    毫无疑问，这本诗集中的话语构成（“文革”词语及其组合方式），当年邓拓已讥讽其为“伟大的空话”！奇怪的是，笔者读这些诗，感觉在其“宏大话语”架式中，却又分明透发出一种写作者的真情实感！若以“假”和“空”判决，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化而轻率了。



    诗怎么看？我想，有没有“真情实感”是起码标准。不说优秀标准，更不说最高标准。能以“真情实感”写作的诗歌，它就应当是诗了。



    回望“文革”，亲身参与其间的人们，真正清醒的能有几个？！那个时候，像王钟啸那样写诗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如今的人们，能想象当年修湘黔铁路的那些年轻人么？他们住工棚、睡地铺（居住条件绝对比不上今天的打工妹农民工），披星戴月，炸炮开山，铺路架桥，充满了建设新生活的激情！钟啸即是其中之一。往往是超强劳动一天下来，还不知疲累，又为内心勃发的诗情激动了。没有灯，点蜡烛；没桌子，没凳子，他就站在他那只大木箱前写——



    铁建工人志气大，



    一双铁脚走天涯。



    战罢水濂战水钢，



    荒山脚下安新家。



    要问我们的新家吗？



    屋梁——楠竹支起，



    屋顶——油毡盖压；



    细小树条夹壁，



    墙壁糊上泥巴。



    **画像正面贴，



    鲜红对联两边挂。



    还有一个小园地，



    斗私批修都用它。



    这诗集里好多作品，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写作环境的真实，写作激情的真实，外在与内心，使诗歌真实的双向性确定无疑——



    别了，清水江大桥，



    为你诞生，咱奋战了多少个黑夜清早。



    临行，你却又是这样眷恋不舍，



    携江风为我送爽，揽白云向我微笑。



    “真情实感”强烈地出没在钟啸这些诗句中，我们凭什么去指责、轻视这样的真诚写作？



    钟啸的“文革”诗现在还能坦然地拿出来，是他心中无愧，不怕见人。这样的诗，未必是邵燕祥先生所指斥的“口吐铅字，永无真情实感”的东西。



    钟啸是我的终身好友，我理解他这些作品，不想严厉地否决他这种写作。那时候，不说那些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前辈也跟着推行毛式话语了，年轻一代（红卫兵与知青）从小为体制性教育糊弄，少有人去认知别样写作资源与其他思想参照，要摆脱从上到下笼罩一切的话语氛围谈何容易！比如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我们真心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这本诗集中也有以知青为题的赞美诗。可见，身处“文革”语境中，“真情实感”的投入和“真诚写作”获得的回报，简直没法相称！



    （三）



    我读钟啸这些诗，更多的是读他这个人。我知道，钟啸在“文革”中没有因为要干什么而整过人，害过人。他为人心地良善、大方大度，帮助他人不遗余力！他对朋友亲人的真心相待、真诚、正直、率性、热情，几十年一贯如此，熟识者有口皆碑！这样的人，几乎是无可指责的。



    我与钟啸同读高中，都喜爱文学。我俩一起打饭就餐，同进教室寝室，乃至同睡一张床，可谓是形影不离。钟啸一上床就睡得溜直，只要我的腿一弯，他就叫起来，终于迫使我养成了伸直腿睡觉的习惯。



    钟啸性豪爽，喜欢苏东坡、辛弃疾、贺敬之、郭小川一路豪放派。能够写点儿诗出来，便不免沾沾自喜流露小小的虚荣。我当时曾为他写了一首诗，现记起来的，是这么几句——



    赤心可露胸外，



    裸语不善含糊，



    诗词喜作数风流，



    才能人前卖弄！



    那些少不更事的岁月，懵懂的我们，怎知高天隐隐聚集乌云！



    风暴劈面而来，我们班一入“文革”门就有五个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原因不外乎有点儿个性或在别人眼里显得特殊罢，我也在其中。至于霹雳怎么降临的，国家主席尚且蒙在鼓里，学生哥儿只能等着当器具了。那时我心情沮丧之极，内心几乎崩溃。全校同学意气风发地投入“革命”，而自己整天夹着尾巴抬不起头！现回头看，才晓得那时没资格去造反抄家，客观上少造了多少孽！这种认知，当然不是庆幸。学生右派解除之后，我见学校里的校长老师有几位被揪出来打成“牛鬼蛇神”，亦是避而远之。有两个还是教过我们班的，我心里竟没有同情或疑问，从未思考过他们也是无谓的牺牲品！有一次我还大着胆子去看抄家，不知那是县里一个什么干部或官儿。去到那儿，屋子里人声喧腾，门口地上乱七八糟一大堆纸笔书籍笔记本！我忽然看见眼前有几张非常漂亮的邮票，正想悄悄收为己有，这时，一个蹲在杂物面前的女孩，十来岁的样子，忽然抬起头盯着我，那双眼睛射出的仇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眼光严厉的拷问，设想在“文革”语境中，我完全可能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冷不丁地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没有做不等于不会做，只是没人给我这样的机会罢了。



    还有一件事，我自个儿愚昧还怪别人！那次班上搞个什么活动，要写**语录张贴。我为了表示某种崇敬，便用隶书体极其认真地写起来。不想遭到旁边一个左派同学呵斥：“**语录你敢用隶书写！”我被迫住了手，心里很不服气，当时的右派身份也不敢回嘴。多少年后，我仍对那同学耿耿于怀！包括对本班那几位左派同学。如今才明白，是我自己首先愚痴！什么左派右派，盲目崇拜**，一样愚昧。我们那时都是可怜虫，被忽悠被愚弄犹然自以为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当着那几位同学，说声对不起！我们都吃错药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游离于“文革”主潮之外。待到大串联回来，学校正“停课闹革命”。钟啸那时在造反派“四海翻腾”总部主办《红卫兵报》，见我回校，便邀我参加了编辑部。我便成了《红卫兵报》的一个编辑。落落寡合的我，对钟啸自然心存感激。在编辑部我卖力写作，参与“文革”语境作恶造孽，还热血沸腾地写了些造反诗文，发表在《红卫兵报》上。其中一首诗至今又还记得——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凶。



    缝纫社里黑雾横，翻天老保蠢动。



    金猴齐抖擞，狠揍小爬虫。



    雾散天青见日头，挥刀怒指黑手！



    这就是那时我写的作恶诗！一副跟着起哄打砸抢置人于死地的劲头！而今一看：年轻人多么容易作恶呀！只要内心愚昧，见人振臂一呼，立马就会跟着瞎起哄。我自己曾经就是这么一个角色，还当过右派呢，转过身又跟着整别人了！



    这就是“文革语境”——受传染病侵害完全意识不到，犹自以为是！暴力病害传染之迅疾与辽阔，若要探究其中因由及来龙去脉，足够人们不断进行碎片整理。



    钟啸与我，1968年走出校门后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他去参加了修建湘黔铁路大会战，我当知青下了乡，随即从习水县转点到安顺县刘官公社务农。三年后招进安顺县食品厂当了烤酒工人。回城后通过寻师找到了安顺师范学校的钱理群老师，从此在边远小城一个民间思想群落开始了一种另类性的思想探求。



    钟啸始终浸泡在主流话语中。人性真奇怪，我俩的友情又始终未受思想追求的影响。王钟啸并不讳言他“热爱**”，但同时又欣赏黄翔的诗。而黄与毛这两个湖南佬，文化思想意识决然根本对立！我也是，除非脑袋再次进水，断不会对毛抱什么好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与热爱毛的钟啸数十年如一日的友情。这种情形，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毛式思维，算不算一个讽刺呢？



    （四）



    读钟啸这些诗，我感到“真实”这两个字，其内涵指向颇为复杂。



    回望“文革”岁月，我们如今发现了它的“荒唐”，它的“罪恶”，它的种种“虚妄”与“荒谬”。可实际上，它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又是平常，平凡，感觉正常得并无什么异样，甚至乐在其中的。我就见过不少青年男女结成的民间小群伙，在一把京胡或一架手风琴伴奏中唱样板戏或苏联歌曲、电影插曲而自得其乐，其乐融融。这就是“文革”语境呵，置身其间，感觉就那么平常与正常。就像一般人或大多数人，现如今感到自己的生活平常或正常一样。



    “文革”中的民间思想群落：听钱老师讲鲁迅。本文作者在钱理群先生（中）之右身后。



    “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文革”语境与今天的生活语境，一旦身在其中，一般人怕是难得超越。或许有不满而别有追求与思索的吧，更多的人便随遇而安了。如果不满者的追求与思索者感到的语境是真实的，那么随遇而安的心安理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也是更为普泛的真实？



    什么才叫“真实”呢？



    或许，有人会提出，在“文革”写出让今天的人们佩服的诗歌，那才称得上“真实”。



    是呀，同是一代人，同样身处“文革”语境，毕竟有人发出了另类之声：有哀伤于生存困境仍顽强憧憬未来的：“当蜘蛛网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诉说贫困的悲哀，我依然铺平失望的灰烬，用孩子的笔写下相信未来”（食指）；有不屈从时潮，始终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从海岸到巉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舒婷）；有要顽强探究世相真面目的：“即使你穿上天的衣裳，我也要解开你星星的纽扣”（芒克）；有看破单一思想只能收受社会病害的：“竹篾般单薄的思想/编成的篮子/盛满盲目的毒蘑”（北岛）；更有直接揭穿造成“文革”劫难之罪魁祸首的：“火光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那是一座偶像权力的象征/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黄翔）。这样一些突破“文革”语境的诗歌作品，在一代人中，毕竟寥寥可数！以上一类诗歌，除非不公之于众——放进抽屉或躲藏起来成为“隐态写作”——必将处处碰壁，引来灾难甚至生命遭殃。在“文革”门中，主统话语席卷华夏大陆，大多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只会跟什么样的风。



    那是一个连家喻户晓的主流诗人写“我”都要招致大批判，只能“把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郭小川）的年代！那是整个社会风行以“我们”的口气用豪言壮语书写“颂歌”与“战歌”的年代！



    真的写作者，谁不想进入一流创造？为何绝大多数人只能入流、跟流或许还入不了流？



    要超越团团围困的流行语境，除了天赋特出，还要有好书可读，或有高手指点，种种因缘汇聚，可遇而不可求。钟啸一腔真诚，为何只能写出跟风的“文革”诗？生在穷山沟，无书可读——甚至连艾青诗也读不到；无人指点，他身边没一个真懂诗的。他凭什么写作呢？只能凭激情。作为写作者，谁不想自己写的东西获得社会认可？钟啸的诗作多在当时公开发表，自认进了文学门径；谁料想堂而皇之的东西，将人带进了死胡同呢？幸而，钟啸还有一组《马绵征之歌》颂赞了一个异类，一位张志新式的反“文革”语境巾帼！又有表达个人情思为他二姐哀伤的诗，这是他这个集子中最获得今人认可赞许的作品。



    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写诗？是否有真情实感，只顾抒情感怀就够了？是否能够发表就够了？在写作姿态上，是否勤奋努力就够了？在思维取向上，是否加入流行话语的“合唱”就够了？——可惜，包括笔者在内，多少人因体制教育不断地洗脑，不可能同时具备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



    为什么写诗？作为一般写作者，谁不争个在当世为人佩服？特别是边远闭塞穷苦困窘的山娃子，不管什么时候，若能写点分行文句在公开报刊发表甚至出本书之类，则不光自家感到骄傲自豪难免沾沾自喜，周围的亲友熟人同事也会佩服哩。谁管它后人承认不承认呢？这是一般小知识者的奉行准则，也是普通人无不认可的真实。



    从个体人生追求的角度，或许可以说，他是为真善美而写诗吧——



    你对生活充满希望，



    你对未来抱有幻想。



    谁愿做尘世间匆匆的过客呢？



    谁不想为祖国奉献青春和力量？



    这哀悼他二姐早夭的诗句，何尝不是钟啸真实表白的心语！



    虽有一颗努力求知上进的心，但陷身于“文革”语境，更因落脚于毫无文化传承，没有任何思想资源、艺术资源、诗学资源的高原山野之中，这种贫乏的起点，怎么能够感到、看到与想到自己追求的理想已经扭曲，实际上已被假丑恶欺瞒愚弄？！



    “王钟啸们”的诗歌写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对于文学，钟啸从未放弃内心的真诚，也使我感动而有些惭愧。我与文学其实是若即若离的，并不因为与诗的不解之缘，就不明白文学带给人当然包括我的毛病。



    因此，当我们质问：文学，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我不想这种呵斥落到钟啸身上，他对文学的真诚能否化解这种呵斥之声？如今看他这本诗集里对最高领袖的盲目歌颂，至少我表示谅解，因为他有真诚！



    真诚对路了，就会导向良知。一旦机缘所致，也叫人刮目相看。这就是钟啸诗集里那一大组《马绵征之歌》。马绵征其人，敢于叛逆“毛式话语”，敢于质疑“文革”劫难，像张志新、李九莲等女子一样，无疑是孤胆英雄式地屹立在一片红色浪潮中对抗“文革”语境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她们的价值及其意义，至今并未得到完全彰显；她们的形象尚待日后全貌恢复。对这个一般人不敢亦不愿触及的题材，王钟啸却酣畅淋漓地大书特书——



    寒冬终究封闭不住春天的萌生，



    黑夜又怎能将闪亮的眼睛囚禁？



    监牢，可以关住一个烈性女子的身躯，



    关不住今日的情操，明天的信心。



    任凭背上的斩死牌逆风晃荡，



    岂管嘴被布条、铅丝紧紧捆绑，



    这封建主义加法西斯的暴刑呵，



    怎能塞住真理的声音，奔突的岩浆……



    这一曲《马绵征之歌》至今虽未正式发表，却颠覆了王钟啸公开言说的那些“文革”诗作文本，体现了他内在良知的力量。对于钟啸，马绵征事迹是难得一遇的题材；钟啸的良知与马绵征事迹，互相发现互为因缘，以这曲良知之声为参与“文革”的过失多少赎了罪！令人遗憾的，是本诗的批判，对象依然是“**、四人帮”，遵从的话语套路，仍未走出“文革”门。



    （五）



    可注意到这本诗集中的作品，大都发表于国内正式报刊：《水钢通讯》、《小草》、《苗岭》、《群众文艺》、《花溪》、《贵州文艺》、《铁路会战报》、《贵州日报》副刊，好多还是省一级。并收入《风雷滚滚》、《乌蒙新歌》、《飞虹集》、《石花》、《遵义霞光》、《喷泉集》、《山海的悼念》、《三十年诗选》等等诗集。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是社会风气。1971年后，“文革”门里“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空前扩大……文艺刊物陆续复刊，诗歌批判会、诗歌讲用会、赛诗台等群众诗歌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全国出版了数百种诗集。”一位评论家后来写道，“一套新的理论原则与‘样板戏’原则，一起在诗歌中得以贯彻：诗歌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提炼主题，必须牢记‘根本任务’，必须‘写中心，唱中心’……无论是‘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评法反儒’、还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歌唱“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诗歌都紧密配合，报刊上都有专门文章篇幅登载。”（张劲《重读来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最高指示下达城乡每个角落，全国山河毛式话语一统天下。从上到下，层层叠叠，各种机构，尤其是宣传、文艺部门，跟风造假步步紧跟，上唱下和，到了工农兵身上，无论落笔还是开口，便寸步不离合辙顺调。一套“文革”话语，习惯成自然；一副“文革”腔，怎么也改不了。“文革”之后，很多诗人在报刊上硬撑了几年，之后便销声匿迹。时代交替，不能进行话语转型的诗人在全国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是二三四五十年代成名乃至名满天下的诗人，走出“文革”语境后，再已没几个能够写诗了！就说老三届，好多当年写诗的未免消逝得太早！真正立得住的诗人也少得可怜。原因简单，仅仅从艺术角度看，诗歌这种文体对语言的敏感，就是它特别不能容忍话语的虚假！



    再就是个人心理。作品能够在报刊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一般写作者通常感到荣幸。如今正式出书者多会介绍自己的各种作品发表于什么报刊，得过什么奖之类。与“文革”时相比，时势今非昔比，一般人的心底，依然那么卑微；炫耀的，依旧是体制标记。落后也罢，进步也罢，不过是在共同的语境中被当下认可，环境轮转，时势变化而已。体制还是同样的体制，人心亦还是一样的人心。你有什么资格否定过去？



    还是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的“随大流”。然后混个脸熟，在小圈子也算知名，既安全又满足了虚荣心，如此而已。那么，我们自以为得意的东西，谁知道历史翻过几页后，会不会又成泡沫垃圾！



    如今读《王钟啸诗集》，我看到一种十分真诚的诗歌写作，一种并不虚伪的真情实感，扭曲在一片虚假虚妄虚饰虚浮的时代风气之中；一个活活的诗性生命，乃至一代人的诗情诗思，就这样被“文革”语境破毁了。



    流风所向，被污染的心，很快加入传导染污的共同体，形成红色年代的大合唱！



    “文革”中的思想群落：朋友们在钱理群先生寓所前留影。前排右二为钱理群先生，本文作者在后排中间。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钟啸之“过”也，当来自其语境。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首先是时代出的问题；要说其诗歌作品有什么毛病，就是社会病！谁造成了“文革”语境社会病？要追究责任，首先就要追究“毛式话语”的强权推广者！相比起来，只是清查一些小民附和性的言说与写作责任，未免就主次不分了。



    但小民附和性的言说与写作就啥事没有了？造成一种席卷一切淹没全体的语言环境，绝非一人之力或者一个群体一个阶层所能做到。想想看，身处那个时代的人，谁又躲得了？要彻底寻根究源，又须每个人反躬自问。这个集子中那首如今看来十足假大空的歌词《我对全球放声歌》，就是1974年春节期间钟啸到安顺找我玩时，我俩认真地而且兴趣盎然地搞出来的，这就是实证！“文革”语境之所以成为泛滥整块大陆的汪洋大海，让每个国民陷入文化大浩劫的灭顶之灾，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推波助澜，哪怕只作了一分！那也是赖不掉的“共同”参与！既然都有过失，共同忏悔是应当的。哪怕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哪怕绝大多数参与过“文革”的人至今浑浑噩噩，并无忏悔之意，哪怕国人至今还没有对“文革”作集体忏悔的可能，我们先从自个儿开始！



    （六）



    以笔者近来在网上倡导的“病毒写作”眼光看，在钟啸诗的“真情实感”里，分明有“病毒”隐匿其中。



    什么病毒？“顺民意识”或“暴民心态”病毒。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无不深知“顺民意识”或“暴民心态”病毒催蚀社会人心的酷烈危害。



    身处“文革”语境之中，无论我们当时是怎么表现的，我们都是“文革”分子！个个都是病毒携带者，要么顺从主统意识跟着造恶，要么跟着起哄推波助澜。心藏贪、嗔、痴，有什么不能从心里发动的呢？仅仅贪图痛快贪图为他人认可，“文革”时多少年轻人，就对所谓“地富反坏右，走特叛嫌臭”极逞抄家批斗之勇！而后嗔心大发，以仇恨、嗔怒、憎恶之心挥皮带动棍棒，这还不叫“愚痴”吗？忠实的愚昧，愚昧的真诚，岂非寄身在“文革”一代人心中最流行的病毒？从身、口、意三门看，造反派显态地造恶，其他人呢？身与口造恶没辙了，但心里呢？要么羡慕，要么认同，要么寻思报复，不也是造恶么？内心对流行那一套随和附议，便已经造恶了。这叫“随喜作恶”。就像前些年美国轰炸伊拉克，不少国人跟着叫好一样。我们在“文革”中被愚弄忽悠，分为左派右派，而后左右两派相互轻蔑与敌视！实则要么做了奴隶，要么想做奴才而不得，贪嗔痴病毒已经噬心，犹然自以为真理在手！



    我们在“文革”中所见所闻，身体力行的语言暴力还少吗？1966年我参加一个“五湖四海”长征队步行串联到了贵阳，陪一位天津红卫兵去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回来后他发现度数不合，问询接待站的阿姨，竟越说越气，当即写了一张大字报，另纸写了一张“砸烂黑店”四个大字，让我与他去到那家眼镜店，不由店家分说即张贴上去，然后得胜而回。当年的红卫兵，谁惹得起！大字报，店老板更不敢撕。随即，这家眼镜店也就关了门。好几天，我经过那里，仍看见贴在门板上“砸烂黑店”几个张牙舞爪的大字。这类口诛笔伐的语言暴力肆虐妄为，为“文革”语境平添了几多火药味。没有这种语言暴力的齐心协力，所谓“文革”语境又何以形成？这样的行动，指控谁呢？我自己，不就是一个仗势（仗所谓“造反有理”）欺人的协恶犯？！



    钟啸诗集的“文革”话语所带的愚痴病毒，因了真情实感的包装似乎变得可爱，然其为“革命情感”所挟持的虚妄性，今天已无处躲藏。对圈外的读者，这样的诗似乎失去了阅读的价值，人们总会轻松地抖掉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今，还有多少人去读那些五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诗人及其诗歌呢？



    除了个人及向亲友熟人同事送一份特殊礼物的纪念意义，钟啸这样的作品还有没有别的价值？



    应该说，“文革”话语类的诗集还有某种文本价值，甚至还有特殊的诗学价值。我想，这种诗歌以其历史的真实，应当进入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等学术文献研究视野。这仿佛是生活开的玩笑，写诗者当初万想不到，本来要去的地方，结果却走到别处了。在此我郑重建议：诗集付印后，不妨寄一些到各地特别是各学校图书馆，更别忘了寄几册到广东汕头市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可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文革”博物馆！这样的文本，将向后人提供真实的“文革”语境：“文革”语言艺术、“文革”诗歌样式、“文革”思维方式、“文革”话语系统等等，没有这样的实物留存下来，所谓“文革”只会成为空壳而被遗忘。而忘记过去的人们，必定会重蹈覆辙！



    当这样的文本面对儿孙的时候，我们惭愧而又坦然，然后可以说：这就是你的前辈们所经历的真实语境。



    2009年9月18日初稿于贵阳



    12月15日于安顺改定

灵魂蒙羞的1976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后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放猪、伐木、采石、农田农工、教书哄孩子。高考恢复后上学，后在《中国体育报》干记者。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多部。主要代表作为：《辉煌的悲怆》、《珠穆朗玛之魂》、《母狼衔来的月光》、《红牌之死》、电影剧本《女足九号》（合作）等。曾两次进藏，随中国登山队去南迦巴瓦峰和珠穆朗玛峰采访，《珠穆朗玛之魂》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获全国冰心图书奖和国际奥委会2004年颁发的奥林匹克文学大奖。



    （一）



    那个时候，在我们兵团，也很有些重视文化建设的架势。例如放映电影，会根据这部影片的政治重量，决定放法，分“重放”、“轻放”。——轻放不用说，常规。重放，印象中有三次。《**接见红卫兵》，一套拷贝，可以在相近的三四个连队一起“串放”，错开一本两本的时间就可以。团里专门特配了四部三轮摩托，用来跑片。摩托上三个人，一个驾驶员，一个跑片的，竟还有一个配枪戴白手套的“武装民兵”！放着放着，下本片还没到，等；一听外面猛传来秃噜秃噜山响，全场就鼓掌，来啦。——这算最“重”，规格最高。还有一次“重放”，是九大的纪录片，那是1969年春上，我调到了刚刚组建的新建连。营部放映组带着片子来到荒原上我们的帐篷里，为我们四个人放专场。我们四人坐在草铺上，和人民大会堂的领导、代表们一起鼓掌，参政。电影放完，为表示看到领袖的激动，便喊道：“再放一遍！”一个营的，熟，放映员就笑笑应了，马上日日地倒带子，重放。我们就又热血沸腾了一遍。为四个人，一部电影放了两遍，这在当时很罕见。



    再有，就是《决裂》了。故事影片有此级别，这是唯一。片子到了我们这个营，只给一天一夜。七八个连队，怎么办？排，排到哪个连队，几点到就几点放。到我们连是凌晨3点，等于得折腾一宿啊。明天，可以不出工了。



    《决裂》是1975年北影厂拍摄的。取材于江西**劳动大学的创建背景，在银幕上首次展现了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导演李文化，主演郭振清（就是《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据说这部影片是**亲自主持拍摄的，为“文革”后期最重要的政治影片，被称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登峰造极之作”。郭振清饰演男一号，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影片聚焦上农大要“农民”还是要“学历”，结尾号召同“资产阶级旧教育体制实行最彻底决裂”。而影片中让全国人民无法忘却的，是葛存壮饰演的一个专教“马尾巴功能”的孙教授。



    （30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访谈郭振清的节目，这已是临终前夕的他了。对着镜头，他悲伤已极，老泪纵横，欲语哽咽。访谈时提及了《决裂》。据说，就是这部电影，毁了中国这位最质朴特殊的优秀演员，这个我们永远无法复制的，果敢英武的“李向阳”……）



    ——为什么提到电影《决裂》？



    它让我回忆起一段往事，这桩往事曾使我灵魂蒙羞……



    （二）



    1976年还是来了。



    1月，地冻天寒。



    我和妻子回到北京探亲的第10天。



    傍晚，刚从首都图书馆回来，抱着一大茶缸热茶捂手，岳父递给我一封电报，说，你们东北来的。我忙放下茶缸拆开，果然，是北大荒连队发来的：“接兵团司令部紧急通知，让你五日内到兵团司令部文艺处报到，参加创作学习班。”



    捏着，很是诧异：去年10月，刚刚在兵团参加了个为期一个多月的“创作学习班”，怎么又要办？不可能啊！但“五日内云云”又言之凿凿。“紧急”两字又分外醒目，看来确有“急事”。那么，在京顶多还有三天了。一是快去几个好友的家中看望一下他们的父母；二是去图书馆还书；三是打点行装准备北返。



    “文革”时期**与母亲的合影。



    次日，到朝内北小街去看望一个好友的母亲。恰好见到了他的大姐和二姐。她们都是教师。大姐在北京农业大学是教授，二姐在东城一所中学教外语。闲聊之中，不知怎么扯到了刚上映不久的电影《决裂》。



    二姐问我：“听我弟弟说，你也写点儿东西。《决裂》，看了吗？”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很棒。很感人！”——我说的是心里话。对于这部影片出笼的背景以及教育路线的斗争，我一无所知。用当时的文艺思想来衡量，这自然是部“优秀的影片”。那时，也只能有如此的“文艺标准”。



    二姐听了，低下头去削手里的苹果，半晌，说：“颠倒黑白！整个一颠倒黑白！它是一个阴谋……”



    大姐是北京农大的教授，她起身关上门，说：“这样办学，还这样对待中国的知识分子，国家的教育没希望了。”



    ——我大吃一惊。这可是首都知识分子对这部“优秀影片”的真实反映啊。我到京不久，岳父从单位给我拿来了一些首都的报纸。我注意到1月7日，《人民日报》重点发表了署名“初澜”的评论文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片〈决裂〉》（这篇文章发表的次日，周恩来辞世。是巧合？）。如今大姐和二姐说的，为何和报上说的完全相反？她们的所指，似乎又决不仅仅是对这部电影。



    这是为什么？



    我是带着这迷茫的问号北归的。



    离京前的最后一天，我和几个在京的朋友去了**广场。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火化那一天，北京市民十里长街含泪相送，是自发的，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味道。如今，人们又三三两两来到**广场，将胸前的白色纸花系在广场后面的松树上。我们也都佩戴着白花，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天很冷，偌大的广场有一股肃杀之气。



    我不会想到，两个多月之后，“地火”就从这里燃烧了起来。我更不会想到，我马上就要介入创作一个和电影《决裂》主题完全相同的作品。



    （三）



    匆匆赶到佳木斯。这里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



    到了才知道，不是要办“创作学习班”，而是要筹备一台文艺节目，代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全省的汇演。我是作为编创人员紧急调来的。在兵团第一招待所，我见到了刚刚从其他师调来的徐老和老刘。他们原来都是北京文艺团体的老文艺工作者。老刘是音乐编导和指挥。徐老和我负责演出脚本的文字部分。



    我们这次的任务不重，因为已经从各师演出队演出过的节目中，选定了进省的节目，待整理加工后，就可以去调演员，组成兵团演出队开始排练了。说着，徐老给了我几个节目的文字稿，让我准备在集体讨论之后，整理和修改。我看了一下节目，觉得大体能体现兵团“屯垦戍边”的特点。一些节目本来的基础就不错，修改量确实不大。



    我们的“领导”，是兵团文艺处的隋干事。



    老隋那年，也就四十出头，人精干帅气。戴着一副黑边玳瑁眼镜，更漾着难掩的智慧与机敏。他学生时代在牡丹江师专学的就是中文，评论和创作都是行家里手。



    老隋对于当时兵团创作力量的组织和培养，功绩大矣！张抗抗、梁晓声、李龙云、肖复兴、陆星儿、何志云……提及那段经历，都会很难忘却老隋吧？



    我到的当晚，老隋从上边开会回来了，马上把我们三人叫到他的房间。先说很快就要调集演员，一周后排练开始，并让我次日就去二师，到16团调姜昆等人。然后，他突然转了话题，让我详尽谈谈在北京“听到了些什么”。



    我提到周恩来去世后北京人悲痛的反应，也谈到一些首都知识分子对电影《决裂》的反面看法等等。



    “听到关于清华的什么消息吗？”他问。



    我摇摇头。



    “迟、谢？”



    “……”



    “娘娘呢？”



    “娘娘？”我没反应过来。



    他笑了，“侄子呢？”



    “侄……侄子？”



    我只能再次摇头。



    在北大荒下乡时的演出队演出。**在拉手风琴。



    他问的是**和毛远新。



    我一直在兵团的基层连队，那是消息最闭塞的地方，如同沙丁鱼罐头内。对于天下大事，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连队旗杆上的“大喇叭”和报纸。我们连的知青，家境几乎都很贫寒，连听到“谣言”的资格都没有。而此时暗地里最“活跃”的，是一些**和知识分子子弟。一些上边最机密的信息，大多由他们处冒出，再四处流播。有意味的是，这些传言大都是真实的，比如“红都女皇”事件、“李庆霖的一封信”等等。



    老隋别看身处北地边城，他的身份，和他特殊的对政治的敏感，使他简直就是一个“刘伯温”式的“观棋料五步”者。当时中国这样的人，并不少。



    当晚，老隋弄来点儿酒，把房门关严，对我们三人就中国的局势上了一堂“大课”。他说的大意是：周恩来病后，推邓小平出山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去年一年锋芒太露，推行的“全面整顿和三项指示为纲”，看来得罪了**。因早已传出，去年年底毛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向邓告迟群和谢静宜的状非常不满，说“这是指向我的，是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邓所以得罪毛，是因为和周太近，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文革”的评价。毛觉得邓的“整顿”，是对自己发动的这场“文革”的“清算”。



    老隋最后说：“中国刚刚有点儿希望……看来邓这次凶多吉少。娘娘和皇侄最近活动频繁。江这个女人，想做武后？妈的！什么东西！”



    我们听得毛骨悚然。徐老捏起烟叶的手直哆嗦，总卷不进纸内。老刘呆在那里，如一根木桩。我无端觉得一股嗖嗖的冷风自本来最温暖的下部而起，贴着脊梁向上袭来，全身不住打战。



    无法不对老隋肃然起敬。散伙后，我们出来，往各自的房间走，徐老使劲捏我的胳膊，压低声说：“记住：今晚听到的，对谁也不许漏半个字！”我点头。



    回到房间，我睁大眼望着天花板，几乎到凌晨。



    ——如今回忆起来，他当时对局势内幕的分析，多么准确。



    我们三人又都觉得，这些铁幕只是上面的事，议论一下而已，和我们的这次任务不会有什么关系。——我们都错了。



    （四）



    几天后，演员们很快到位。这里有姜昆、师胜杰等。姜昆是我去调的，他们二师16团团部在一个叫“新华”的很小的火车站旁。当夜，我们两人聊了很晚。当时他在演出队中已是多面手，话剧、相声都可以演。（他的一位搭档小戴，也是北京知青，表演自如活泼，但就是嗓门有点儿细尖，怪嗓。到兵团后，姜昆开始了和师胜杰组合。师是相声世家，“门内”的，当然出色。这一点，也给姜昆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排练全面开始。



    这已是2月下旬，距离进省演出的时间，只剩10天了。



    这天上午，老隋急匆匆地从司令部回来，召集我们编导组紧急开会。他神情凝重，但也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说所有的排练停止，上面的形势出现了变化，中央已经决定停止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预计“反击右倾翻案风”就要在全国开始。兵团政治处和文艺处的领导要求，我们的这次演出要紧跟中央精神，所以节目马上要“全部变脸”。一是马上新创作重头的“批邓作品”，二是另一部分保留的节目中，也要加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



    我们大吃一惊！时间这样紧，来得及吗？



    老隋说：“这是政治仗，没有来不及一说！”



    他给我布置的任务是，当天下午就赶往三师师部，到那里的科研所去，采访关于赤眼蜂防治病虫害的事。要准备创作一个重头小戏，回击“教育回潮”。我连午饭都没有吃，赶往车站奔向三师师部。我就是三师的，对师部很熟。到了科研所，向人家说明来意。这个科研所关于赤眼蜂防病虫害的课题，是几个专业科研人员很成熟的科研成果，已经推广。基本上没有知识青年的参与，也与“开门办学”没有任何关系。去年，在邓“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下，开始重视了科研人员和研究项目。若说“成果”，该是“整顿”的成果吧。我采访了一天半后，和老隋通了电话，如实说明了情况。



    老隋说：“好，你的采访就此结束。放下电话就快回来！”



    我问：“这……这可怎么写呢？”



    他在电话中笑道：“你个书呆子！快回来吧。”



    原来下午还约了人家采访的，只能向人家说明兵团有急事，便匆匆往回赶。



    回到兵团，才知道老隋早有安排。赤眼蜂防治病虫害的事，只用了一个引子和由头。他和徐老亲自来抓这个节目，他甚至亲自动笔。节目被称为“重磅一号”，题目叫“三战校门”，表演形式是“三人故事”。写的是一个老贫农来到一所农大，和校长为坚持“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展开激烈斗争。直指“教育路线在黑线回潮，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贫下中农“看得清清楚楚，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演员的角色可以“跳进跳出”，姜昆主要演反派校长，范冠军演老贫农，另一位知青演员“交代背景”。



    我被指派创作另一个节目《风雪征途》，写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知青听到“黑线回潮”后，冒雪返回农场继续扎根，途中遇到一个也是刚从部队军校毕业的同学，两人都以“实际行动”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五）



    人说，文艺写作，是心声所凝。文艺的魅力，使我喜欢的原因，也尽在于此。生活千姿百态，将其况味用艺术的形式捕捉再完成，是多么美好的事。而人类也喜欢和需要它。



    但我们如今这是在做什么？写不熟悉的生活、莫须有的生活、根本没有的生活，装在一个叫文艺的瓶瓶里，就是写作啦？创作啦？就成文艺节目啦？而且最让人心神不宁的是，这样做是在陷入一个“阴谋”，不知道还罢，知道了故意为之，欺世欺人！



    ——当年，我没有这样去想，我已经不会这样想了——



    只有一次，在一个午夜，写得眼前直蹿金星的时候，我推开徐老的房间。徐老抽烟抽得好像一位神爷，端坐在腾腾白雾里。我问他：



    “咱们这样弄，叫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吗？”



    而且，《三战校门》的整个故事，太像电影《决裂》中的一个相同的重点情节啊。



    徐老点点头，半天，答：“少长脑袋……你还不懂什么叫文艺。”



    沉默了许久，徐老又说：“我已经这把年岁啦，你还年轻……”



    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像明白，又不明白。



    老刘一推门也进来了。



    我也把这个问题问了老刘。



    老刘有些紧张，吭哧了半天才说：“我和你们两人都不一样……我太喜欢作曲，这是我爱干的活啊。这些年，爱干的活不能干……感谢老隋给了我这次机会。”



    这是他的“底话”了。



    我和他们，和所有的知青，也“不一样”。我是1958年8岁时随着10万官兵来到北大荒的。一个那片土地上长起来的孩子，对外面世界和政治风云的了解是一个“零”。历来上面说什么就认定是什么。丢失了眼睛和耳朵，也就丢失了行走的脚。



    若干年后的1997年，我和一批当年北大荒的同学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相会。30年前和他们从校门分别的时候，我17岁。归来的当夜写下过一首诗。现录于此：



    天流泪了，



    滴下这颗白色的葡萄。



    它变成了我们的月亮，



    在青春之河里飘摇。



    ……妈妈，你叠了一条纸船，



    就送我上去，去迎接湖上的风暴？



    达子香悄悄地开了，



    17岁跳着舞蹈，



    歌声在土里欢笑着发芽，



    我们却没有了头、失去了脚。



    ……妈妈，你留给我的书上，



    每一页的右角，怎么都有毒药？



    那片荒原在哪里呢？



    17岁的笑声在哪里呢？



    30年之后再问，托着这颗



    干瘪、美丽惊人的葡萄。



    （六）



    整整两个半小时的节目，个个都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排练日夜兼程。一直到我们赶往哈尔滨的火车上，《三战校门》还在逐句修改，越改火药味越浓。



    ——其实，这是一场风险很大的赌博！因为当时全国的“反击”之势只是有点儿苗头而已。而邓依旧在职，仍然分管外事。全省的各文艺团体自然也知道这样的政治背景，都只是在观望。时间这样紧，上面再有变化，节目再修改已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横空出世”——这不是老隋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兵团政治处和文艺处的决定。我们兵团属解放军的序列，当然要冲在最前面。行前，政治处和文艺处的领导亲自为我们送行，送我们去“战斗”。



    抵达哈尔滨后，住进了省会最豪华的北方大厦，我们仍然在没白没黑地排练和修改。距离演出还有两天的时间。



    老隋每天都在紧张地和兵团联系，其实是为及时了解中央“反击”的进程和动向。这关系到我们这台节目的生死啊。由于没有准备预备节目，整台全是“炸弹”，如果一旦中央“反击”的局面回缩，我们怎么办？——只能“弃权”演出。



    所以，我们连每夜的排练，也是有些秘密地进行。门外有专人做“暗哨”，防止别人偷听。



    大家却都很兴奋。人人心里知道：这一炮，马上就会在全省打响。



    老隋的心脏却出了问题，心动过速，怕听声音，脸色惨白。紧急用药后，他瘫在大沙发上闭着眼一动不动，但能够听到隔壁的声音。隔壁，我们还在排练。听到哪里不合适，他还让人马上做一些改动，哪怕一句台词。这是演出的前夜。对这台节目，他真是呕心沥血了。



    第二天傍晚，演出的时间到了。



    我在后台负责催场。铃声响过，大幕拉开。



    我们的“战斗”开始。几个节目后，《三战校门》终于出台。我透过侧幕的缝隙向台下望，前三排的坐椅没有空的。这很少见。听说省委和省文化局的领导都前来观看。黑黑的台下鸦雀无声。



    这枚重磅炸弹炸响。姜昆、范冠军等三人的演出激情卖力。你听听“老贫农”几乎是喊出来的台词吧：



    “这整顿那整顿，就不怕把俺贫下中农的心整寒啦？”



    “三项指示为纲？那**的革命路线呢？这是不是在和**唱对台戏？！”



    “教育路线的黑线回潮，就是最大的翻案！”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全场静场。



    然后，有了掌声。不久，掌声多了。台下一片议论。



    我们果然“打响”，更“震惊”了省委和省文化局的领导。同全省20多台节目来比较，我们“战斗性极强”的政治锋芒、演出质量，甚至台风，都让全省的文艺界大吃一惊。有人说：“这哪里是演出啊，是给全省人民上政治课啊！”



    姜昆和师胜杰的相声《林海红鹰》，是批“唯生产力论”的，效果也好，掌声一片。



    省委和省文化局的态度很微妙，无法不支持，但又明显有些在观望。



    也就一两天内，局势明朗了，中央批邓的风声骤紧。我们赢啦！（2月25日，中央明确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就是批邓”，3月3日，“批邓”全国展开。）省报开始发表我们的节目，并强力推出评论文章。兵团文艺处来电话，对我们大力表彰。



    老隋的病马上好了，人顿时精神起来。



    预料之中，《三战校门》引起了激烈争论，马上便是一场轩然大波。汇演期间，每天的下午为“内部交流讨论”时间，上午和晚上才有演出。这天下午，我们的代表正在台上谈这台节目的“创作体会”，突然涌来几个人，使会场引起了波动。其中的一位，听说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姓潘，穿一件蓝色的中式棉衣，戴着眼镜。他在我们的代表发言后，大步抢上讲台，开始滔滔不绝谈起对《三战校门》的异议。他的主要观点是：《三战校门》是假大空的作品，图解政治，严重违背艺术创作规律，是投机之作；《三战校门》的主题和电影《决裂》一样，颠倒黑白，使教育战线刚刚出现的“整顿”带来的生机再次被扼杀。



    他的发言一结束，会场无法不乱了。我们由于是“作品单位的人”，不好马上反击。一些其他单位的编创人员开始和他激烈辩论。顿时，会场混乱起来了。



    ——我至今都记着潘教授的形象，他不冲动，很镇定，虽然显得那样孤立，但神态却是坚定和胸有成竹。他的观点，无疑在那样的时间内犯了大忌，被称为“两条路线斗争中，反动观点的代表”，甚至会成为“阶级斗争最新的动向”，但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是他的眼睛，一个闪耀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风骨的眼睛。



    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厄运。如果没有后来“四人帮”的倒台，他会如张志新烈士一样，也被送上血腥的祭坛吗？



    我在当时的任务，是悄悄记下潘教授的主要观点，回去向老隋即刻汇报。



    北大荒兵团20团62连演出队。后排右三是**。



    老隋靠在沙发上，为这场争论高兴，他点了一支烟，长长吸了一口：“太好啦！他为我们的胜利，增添了更重的分量……”当晚，我们开酒庆祝。我在当时也是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唯心底小小的遗憾，是我独立创作的《风雪征途》没有参加这次的演出。



    如果说这次的整个演出活动是一个“事件”，我在参与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感到疑惑和羞愧。



    （七）



    当夜的庆祝，散时已经凌晨3点多。我整理出了一个节目的文字稿，准备明日交给报社。按惯例，得向老隋送审，他来把最后一道关。我推开了他的房间。



    他瘫坐在沙发上，眼镜在手里，脸朝向天花板，睁着眼睛。



    只有台灯亮着。



    我放下稿子，要走。



    他说话了，声音极轻，好像从很幽深的地下传来：



    “那个……潘教授，师大的？”



    “是。”



    “年龄……好像和我差不多吧？”



    “差不多。”



    “……”他无力地向我挥了一下手：“好，你休息吧……”



    这是我所见到的他，最真实的面孔了——木颓蔫萎，与他刚才庆祝时的神态，判若两人。如同一场激烈热闹的拳击后，突然醒悟败的最惨痛的并不是对手。我知道，他在敬佩潘教授。



    老隋的心底，还活着那丛绿叶。



    任务完成，我们在省城解散。我去搭乘当夜的火车，一个人站在月台，心里袭上一种越来越沉的孤冷。火车驶来，喷出大团大团的白雾，我被严严地卷裹在雾中，这城市与天地都看不见了。



    三年后，那是上大学之后了，我终于开始在想一个问题：对于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这场斗争，老隋和我们这一方，与潘教授一方，在骨子里的判断和观点，是完全相同的。但为什么我们却呕心沥血地导演了这台“闹剧”？还有，我们的“做法”基本上代表了全国文艺工作者普遍的“做法”。我们的这台节目，很快就被省内各文艺团体搬去，回去在全省演出。



    无论是谁，哪怕是希特勒来了，我们也会“紧跟，紧跟；鼓掌，鼓掌”吗？谁使我们这样的？



    ——我们努力呕心沥血地去做“吹鼓手”，“抢先吹响”，让主子满意。满意了，我们才能“比别人好一些”地生存。



    在那种背景下，文艺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是搔首弄姿再涂脂抹粉的娼妓。怕的是不被临幸，怕的是自己脂粉盒内的脂粉比别人的少了。



    2008.7.23初稿



    2009.3.12修改

无罪的悔——“文革”回眸之一

郝一星



    郝一星，1947年出生，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理事。遽逢“文革”，上山下乡，耕读岁月，田园茂盛青春老；一朝劫后初登岸，编辑生涯，不辍笔耕，小有收获，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聊以自慰。淡于名利，无意物喜己悲；静以修身，冷眼世态烟云。



    “文革”远去，恍如隔世。后人看“文革”恐怕不可能如我辈这样有现场感，他们只能从官样文件刻板的语言表述中了解那场社会大动荡，但这种表述往往不准确，也往往是表述者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有意忽略某些事实或提炼出某种说法，对于后世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思想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我在回眸“文革”时将完全回到历史的现场，展现个体生存的状态，如实述说，包括我在当时情景下的真实想法，而不袭用官方文件的提法和判词。



    ——题记



    “文革”爆发那年，我19岁，高中毕业，正在准备高考。这年春天，报纸揭露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使社会感到兴奋。社会上弥漫着浓郁的阴谋味道。没有人怀疑阴谋的真假，人们普遍有某种期待，总想看下面还会发现什么人被揭露。随着一团团迷雾的释放，一个个大人物被点名，公众的热情日益高涨，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将会陷入长达10年的社会大动荡，公众完全信赖党中央**做出的任何决定。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和共和国每个阶段所宣传的主张是同步的，到“文革”时，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营养配方中的成分主要是学习毛著、批判苏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主流意识的引导下，普遍坚信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要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年轻人任重道远，因此对“文革”是从心里拥护的，而且满怀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这是当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公正地说，“文革”烈火所以能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于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革”时尚。郝一星在1967年。



    6月3日，我们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顷刻之间便把大字报贴满了校园，没有任何人事先串联组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才是真正的动员令，媒体十分强劲，掌握人们的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中学生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行为也是顺乎当年的社会意识的。上高二的时候，教育改革提倡生动活泼的教学，我还被请到讲桌前当了一回语文老师，而袁杰生老师坐在我的位子上提问，我来作答。记得那天是上古文课，开的新课是《左传》“秦晋崤之战”，同学们大为兴奋，课堂上十分活跃。这怎么能和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扯上干系呢？何况高中三年，年年下乡劳动，天天思想教育。北大附中宫小吉写了篇作文《五分的秘密》，大体也是讲如何摆脱刻板教学，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的，反对分数挂帅，首次质疑了应试教育的弊端，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那个初夏，学生的行为实际很盲目，盲目到喊出“没有**的命令我们不进考场”，我们的大学梦还没开始就破灭了。在阴谋论鼓动的“党组织烂掉了”的危言耸听驱动下，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校党支部，大有要挖出“小三家村”的势头。最初学生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带来的近乎狂欢的兴奋中，沉浸在无政府主义的放任和放纵的亢奋中，但我和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觉得这个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我们连夜骑自行车赶到市委，要求市里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当时北京市委已经改组，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是第二书记，负责文教的是郭影秋。不久，首都各中学都进驻了工作组。这就是说，派工作组首先是学生自己要求的，然后中央作了决定。我校工作组组长是团中央干部刘平，副组长丁文彬。丁也是团中央的，此人“文革”后曾经任秦皇岛市委书记，前些年病故。他当年来学校时也就不到30岁，寿命似不长。工作组到了以后，学校生活暂时有序，这便是不久以后备受指责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我说的我们，就是张北英、祝江山、闻政协、苏晓临、田新新、何迪、傅欣、孔新民、梁其望等十几个高中学生。但事后有传言，我也是被工作组列入右派学生黑名单的，运动后期要处理的，我当时却毫无觉察。但老人们有经验。



    两个多月后串联到福州，我和哥哥上街时，身为省高检院副检察长的姑父，一路尾随我们，怕我们出言不逊，招灾惹祸。回到家里，我们不以为然，嘲笑他跟不上形势，说**号召我们造反，还怕什么？姑父一脸苦容：“你们还小，不懂事。当年就是号召给党提意见，后来提意见的都被打成右派了！”姑父已于2010年以90岁高龄在福州去世，他是1949年随父亲南下到福州的。1952年父亲调回北京，他却留下了。他一辈子都想回故乡北方来，却终老他乡。“乡音不改身许国，汾水闽江系一生”。40年前在福州郎官巷家中他的那席话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不像以前搞政治运动那样，这次工作组很快从领导者变成了被清算者，烧饼烙了一面，再烙另一面，角色转换只在朝夕之间，以后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关于工作组撤销前后的事，我已另有文章记述（详见《寒夜三章》）。幸亏工作组走了，这对我是一大幸事。



    说来，我的参与“文革”，到了工作组离开时，就已经结束了。8月18日**广场**首次接见大中学生之后，“文革”狂潮才真正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组织也是这一天真正被最高领导层认可。多年后，钟解放说他在城楼上近距离见到毛、刘、林、周，有种异样的、不祥的感觉。可是我们在广场上只有狂热亢奋，城楼下“刘主席，我们要见**”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后在革命正义、砸烂旧世界的理念驱动下，暴行被视为勇敢，人性中的诸多底线被突破。凡此种种，我见怪不怪。女学生们更是以敢骂人为革命性标志，除了政治鼓动，也有青春期躁动的因素，一年以后革命加恋爱便悄然占据了少男少女的感情世界。



    所谓“红八月”，是暴力肆虐的盛夏。印象中有两件小事足以反射出当时的大环境。我校后勤组有位老师，叫李慎言，不担任授课任务，刻得一手赵孟体的蜡版，每个字一般大小，字距行距恰到好处，全校各年级的复习材料和考试卷，全出于他的手笔，平时也很谦恭，不苟言笑，真的是人如其名。8月的一天早晨，我一到学校便听说李老师昨晚在办公楼后的平房里自缢而亡。原来当天下午他下班时给自行车打气，有人路过顺便问了一句：“打气呐？”他也平静地回了一句：“啊，后带没气了。”不想此话被一个学生听见，当即上纲上线：“你说革命后代没气了，是什么意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又不知什么人很快散出风来，说他在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当过什么差。旧社会过来的人不都在国民党治下讨生活吗？只是一说，并无真凭实据，学生们也没有继续纠缠，但李老师害怕了，走上了绝路。一辈子谨言慎行，最后仍没有脱出宿命。老实胆小又遭人诬陷而轻生者绝不止慎言老师一人。



    也是在8月中旬酷暑时节，我和廉根茂同学骑车路过西安门时，见一群既非大学生也非中学红卫兵的人在追赶一个女子，那女子30岁上下，扎了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那群人手持王麻子剪刀，嘴里狂呼着什么，一路追去。我们很是好奇，凑到前面，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是那种让人一见动心，想接近的女性。虽然被人追赶，但并不十分慌乱，而是以平静的口吻反问他们，这是想干什么。这群人更来劲了，一直把她追到刘兰塑胡同。那是个死胡同，接下来的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今细细想起此事来，突然醒悟了，敢情是漂亮脸蛋招的祸。好色之徒假革命之名以革命手段调戏良家妇女，亦是一奇观也。狂热年代什么人都有。



    打人、抄家、“破四旧”的那一阵子，我绕开了。6月初学校大乱，老师们顿失尊严的时候，我都没对任何一位老师说过半句粗话。我的数学老师吴汝贤平时极重仪表，头发梳得光光洁洁，衣着整洁，一双布鞋一尘不染，即使被劳改时，穿的衣服虽旧，却也干干净净的，不失尊严。吴老师身处逆境，依旧冰清玉洁，我对她的敬重始终不灭，在劳改队见到她仍然向她问好。“文革”前她作学生思想工作，常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打开《修养》第37页，好好理会。”这是**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被误解、受委屈情况下的一段很有名的论述。吴老师是北京市优秀教师，她终于熬过了那个时代，学校80周年校庆时，我见到了她，一把年纪了依然保持了整洁的仪表。



    8月初，我和李石生、傅欣（其父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将军），骑车到人大附中，第一次看到那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当时我们感到不对劲儿，如果蔓延开来，学生中间不是要发生严重的对立吗？记得我们是骑车穿过现在是国家图书馆的一片树林草地，沿着一条河回来的。像传染病毒迅速扩散一样，几十个小时之后，全市各中学都为此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学校召开了全校大会，会前我和张北英、何迪、孔新民几个同学说好，不在大会上引发关于此对联的辩论，按原定的会议议程进行。不料刚一开会，一名高中二年级的同学跑到前面，主动表示：我认为这个对联是完全正确的，我就是个混蛋。会场顿时失控，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上来表态，有人还引用了印度电影《流浪者》之中的台词：“贼的儿子就是贼。”我便离开了会场。第二天晚上，在女三中（今历代帝王庙址）的大殿里继续辩论，西城几所学校的人都来了。大殿光线暗淡，人头攒动，谁都可以上台发言，气氛热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某些场面，革命真是大众的狂欢节。在闹哄哄的会场里，突然听到有人在台上点了我的名，说郝一星他们认为这幅对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云云。在上千人的场合，听到自己的名字响彻起来，那感觉真是有一种灵魂出窍的震悚，接着是恐惧，可以体会那些在台上被批斗的人是什么感受。我悄然走出了大殿，夏天的夜空高远而幽深，空气闷热。



    几天后听说陈伯达、**在天桥剧场接见中学生时公开支持这副对联。然后有人又在此联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派生出诸多对联，其中还有封建社会就流传的陈词滥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中学里，很快分出了“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对立，当然实行专政的是“红五类”，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时俨然成了被纳粹蹂躏的犹太人。我的一个乒乓球友被打得面目全非。此后红卫兵组织成立时，我没有参加，“文革”中我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我很少到学校去了。



    折腾得最凶的时候，我串联去了。我是8月25日随哥哥和他的一位同学登上了去武昌的列车。出门什么都没准备，只从父母房间里拿了15块钱。我们是全国最早大串联的，上得车来，居然能找到硬卧铺位。一分钱也没花，睡了一路，便到了武汉。车停在武昌站。对武昌的第一个印象是月台上出售的油条足有二尺长，比北京的大多了，且口味特别，才三分钱一根。这是我们唯一一次花钱买食品，半个月南方串联都有中学或机关接待。当时串联的学生不多，北京来的又格外受欢迎，因此我们享受到的待遇规格是后来的学生们所没有的。我那次串联先后去了武汉、长沙、广州、福州、上海，历时半个多月，什么革命也没干，观景物，听方言。客观地说就是看城市。各地给我的感觉是新鲜的，主要是声调各异同样动听的方言，再就是所到之处都保持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包括城市格局，旧式街道房屋，如同回到历史之中的某一场景。从行政方面还可以感觉到全国一盘棋的政令统一。日益升温的“文革”潮也没有改变这些基本特征。



    我在从长沙去广州的列车上又目睹了一场“文革”暴行。在卧铺车厢里有一个男子和一位老妇挤在一张硬铺上，几个同车串联的大学生以作风不正为由强迫那男子认罪。男子操南方普通话先是辩解，人家不听，硬是逼他低头，同时过来两个学生拧住那人的双臂，男子连连说“是我图谋不轨，是我图谋不轨”，这方才避免了皮肉之苦。我第一次在那种场合听“图谋不轨”这个文绉绉的词，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现在想来，那人定是个文化人，秀才遇上了兵，很尴尬。倒霉的是那位老妇人，年龄在60岁左右，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仪表气度不像寻常人家。面对学生们“你什么出身”的咄咄逼人的质问，老太太似乎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反应木讷，嘴里说着不知是何处的方言，别人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一个学生追问，你是不是地主婆，老太太怔了怔，奉迎他们点点头说了句什么。于是她就算是承认自己是阶级敌人了，被这几个学生押着在车厢里游斗。我清楚地记得，有人还往她身上泼墨水，白色的上衣墨迹斑斑。几十年后我回想此事，肯定老太太是误解了这些人，以善意相待，没想到反而受到人身侮辱。



    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我并不觉得怎样恶劣，熟视无睹，在那种社会氛围和全民积极参与的环境下，这也实在不算什么，更残酷、更血腥的北京“红八月”都见证过。个人的麻木，印证了时代的常态。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而且一直在延续，不过是转换了形式而已。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和傅之华、白廼智被军管会派往女三中去给新入学的初中生当辅导员，其实就是帮助维持课堂秩序。正是冬末，临近初春的料峭天气。在此期间有两件事至今不忘。一是参加了一次露天批斗会，原因是在女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迅速破案。初中的新生们集会在大殿前的阶梯下，校领导都坐在殿前的主席台上，军代表主持大会。教导主任周继道，一个矮个子的中青年，不到40岁，厉声宣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文敏押上来！”台下一片肃然。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两个佩戴着红小兵臂章的学生扭住一个小女孩的双臂，孩子最多13岁，在一片“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文敏”的口号声中，我注意到这个小女孩的古怪神情，她被摁下去的头微微抬起，眼睛迅速地朝台下环视了一圈，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同时缩了缩脖子，与如此严峻的场合大相径庭。孩子那神情像是在做一场游戏的快意，一点儿没有害怕的样子，跟我1966、1967年看到的无数次批斗大会上的那些低头弯腰挂着黑牌子挨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地痞流氓们表情迥然不同，满不在乎，还有点儿莫名的兴奋。“文革”中这样的场景是为仅见，像是安徒生式童话的现实版。



    再有就是参加了一次入户搜查。班上有个男学生叫傅继善，有人举报，说他家里藏有一本变天账。变天账就是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保存的有关证件文书，一旦**政权垮台，这些纸片就是反攻倒算报仇雪恨的武器。军代表找到我们三人交代任务，一定要到他家里找到这本东西，向同学们进行一场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参加这次行动。军代表指了指他的领章和帽徽：“军人不便出面嘛。”我们跟着一群学生娃，到了傅家，这个地方就是西四十字路口以西，今地质部大门旁，是一间临街的铺面房，窗户的玻璃上贴着修理钟表的字样。原来傅的父亲是一位修表师傅。这间门脸，我太熟悉了，每次到西四都经过这里。室内不足10平方米，光线暗淡。学生娃们向家人索要变天账，那家人拿不出来，急得直冒汗。一个学生突然背起了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来。于是挪椅抬桌，真的挥镐举锨挖了足有二尺，除了黑土碎砖末一无所有。败兴而归，这真是一场捕风捉影的闹剧。我当时不以为这种行为是多么荒唐，还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教育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后，一次路过傅家，仍然是修理钟表的店面，很想进去找找傅继善同学。我想向他道歉，那次行动是我参与主导的，但都止步未前。40多年过去了，李文敏、傅继善这两个幼童或早已为人父母，一路走来，几十年风雨，不知童年的遭遇留给他们内心深处的是怎样的回味。



    今年10月客居洛杉矶，寓所临海，静夜涛声阵阵，催发往事涌来。细想起来，十年“文革”，以一介草民置身其中，无罪有悔。何谓无罪？答曰：从不参加任何组织，没有打过人，抄过家，更没有趁火打劫聚敛财物，化公物为私有，逍遥于山水与阅读。怎说有悔？因为即使洁身自好，仍在潮流裹挟下成为拥护并参与“文革”之亿万群众之一分子。在此意义上说，“文革”波澜也有我一份。据之于理论，可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无法超越“文革”的主导意识，做不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当时境遇下，醒者多罹难。我非智者，只能从众。喻之以戏剧，则可以说“文革”中所有反面人物都是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所有的罪恶都披有正义的外衣，这才是悲剧的深刻性，而非一句彻底否定便能交代了的。现在我在大洋此岸，回望彼岸上世纪的风云起落，更加深痛于我的封闭和盲从是何等的愚蠢。以**的冤案为例，当年全国人民怎么都相信中央文件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证确凿呢？为什么党内问题一定要向全社会公开，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后来证明这份严肃的红头文件是罗织罪名蓄意陷害**的铁证。这里主流媒体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把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彻底妖魔化，塑造出一个完全与历史真实不相符的人物。流毒之深，至今尚未完全消除。人们甚至不追问，凭什么刘成了党内第二把手、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去思考这种转化的原因和后果。一般百姓随大流也就罢了，而参加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不乏刘的战友、部下，都是历史的过来人、见证者，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都不如。他们为什么举手通过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而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沉默否定？推及庐山会议开国元帅的悲剧，也引发同样的疑问。试想，如果中央委员们坚持独立思考，勇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结果会是如何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后有人诗叹曰：



    武穆功高反掉头，



    从来宦海是非休。



    少奇魂断开封府，



    老帅低头热泪流。



    古人云：心之官则思。又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历史的类似现象出现时，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改革的名义、全球化的名义、价值观的名义，还是其他什么名义，切不要轻信，更不要盲从，推波助澜，多动动脑筋想想，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多一份清醒，就少一分折腾。这或许就是我辈平头百姓对社会稳定的唯一贡献吧。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脑袋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



    2012年10月8日初稿完成于美国洛杉矶



    2013年1月9日于北京据手稿录入

史铁生致王克明信

克明：你好！



    来信收到，我从不上网，是希米下载给我看的。我精力原本不济，加之透析，有效时间就更少。所议之事甚好，但一因我实在无力相助，二是徒挂虚名的事是我最不愿意的事，就不加入你们的编委会了，还请各位谅解。



    说一点儿我的想法吧。你说“从人性入手，心理入手，但直指‘文革’，直指制度”。后两条恐怕不易，最多擦边，很难说透。好在前两条我看更是重要，是问题的根本。比如说民主，民主的根本并不是制度，而是文化，唯民主精神文而化之，渗透到人们的道德习俗中去，民主制度才可能立于不败。否则“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通”。忏悔精神也是这样，并不与制度直接相关，倒是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制度。设若把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制度使然，人倒容易推卸责任了。毛其实懂得，要改变一个社会，先要改变其赖以存在的文化；只不过毛是背道而行。忏悔精神所牵连的一系列道德信念，究其根由，未必不是民主精神的基础之一。比如，唯因是“天赋人权”而非“君权神授”，这才可能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忏悔，从来是人与上帝（或信仰）的直接对话，不可有中介染指。忏悔，不仅使人能够反省自己的罪与恶，还能够使人独立，变官本位社会为人本位社会，这才能有民主与法制，或民主与法制才有了根基。中国文化中从来缺少这一点，所以《我们忏悔》实在是响亮的名字。所谓“话语霸权”，倒还不是指不让谁说话，而是让你不知不觉中跟着他说。比如“你要忏悔”，就是根深蒂固的君权遗风。



    图图的书《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其中谈到南非是怎么处理大量遗留仇恨的，从中可见，宗教起着多么大的作用。所以我想，侧重“从人性入手，从心理入手”，从信仰入手，不仅可以做成，而且可以更好。



    如有符合这本书之选题的文章，我会推荐给你。



    史铁生



    2008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