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军酒泉的文革前十年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14 20:50:38

以下资料为2008年我为酒泉市史志办公室编写的《酒泉通史》撰写稿件时按照收集的资料所写。这个历史阶段是主任孙占鳌分配给我的撰写任务。后来他不同意我的撰写形式（也许主要是内容，因为最终好多内容没有能够反映在最终出版的书上，书于是乏味，甚至平庸。关键是遮蔽了本来的面目。但是那一摞子东西没麻烦。跟孙这个人一样。他编书的目的，现在看来，就是为了平庸和乏味。后来他请我撰写书评，我一个字也不想写，得罪了这家伙，他就拒绝让我的散文集在他操持的飞天文艺奖评选中获奖，而宁肯将干脆不是文学的杂碎拉入名单。这个人，唉，作为人类，你只能叹息），他嘱咐我将稿件交给撰写者之一的刘生平（本来也是个语文教师，可坐在那张机关办公桌上几年，变成个干脆没意思的人了），从此没了下文。书出来已经三年了，稿费一分钱也没有。刘生平指天赌咒说他也没发稿费。但愿他赌得咒没问题。孙占鳌因这一类书号称评上了民族学院的教授。

这儿把这些尚不成文章形的资料贴出来，不是想让过路的看官细读。很乏味枯燥的，加上又是那样一个更加枯燥无聊的时代的荒唐事情，所以不求可读性。但是可以实实在在证明某些历史，见出某些道理。这个我有绝对信心——资料都是党的部门和政府部门组织专门写作班子查档案编的内部资料，还有，我们曾经很荒唐，可今天又绝对不相信、要否认这种荒唐。或者干脆避而不谈，这就没劲了。所以虽为草稿，又不是体现本人个性文风的文章，很不好玩儿，可我还是愿意拿出来供有心人共享。

第十三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年）

(本文全部资料出自《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敦煌市党史资料》《酒泉文史资料》《安西县文史资料》《玉门市文史资料》，由各县市党史办、史志办编辑。内部发行)

小  序

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6年，今酒泉市所辖区域行政建制经过多次变化。1957年至1958年，统归张掖地区行政公署管辖，有酒泉县（今肃州区）、玉门县（今玉门市）、金塔县、敦煌县（今敦煌市）、安西县（今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中共各县委员会受张掖地委领导。1958年11月，玉门县并入1955年成立的专区级玉门市。1958年2月，成立地级酒泉市，辖酒泉钢铁公司、嘉峪关区和原酒泉、金塔两县行政区域。酒泉、金塔两县建制撤销。1961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酒泉专区建制。玉门石油管理局和玉门市分设。酒泉市改为县级市，恢复金塔县建制，隶属酒泉专区。1961年12月，甘肃省撤销专区级玉门市，成立县级玉门市，隶属酒泉专员公署。1962年1月，酒泉专员公署建立。辖酒泉市、玉门市、金塔县、安西县、敦煌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7个县（市）和嘉峪关区。1964年6月，国务院决定撤销酒泉市，恢复酒泉县建制，原行政区划不变。196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嘉峪关市（专区级），直接隶属甘肃省委，从酒泉专区行政区域划出。

第一节  大跃进  人民公社

酒泉市（含酒泉县、金塔县）

酒泉县的人民公社化热潮是相应毛泽东主席1958年8月16日视察河南时的指示而兴起的，此前，酒泉县已经历了合作化的阶段，农业集体化步伐较为平稳。

9月2日，酒泉县西南乡将所属西峰、官北沟、塔尔寺、张良沟、联丰、香庄、中深沟八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酒泉县西峰人民公社，原乡党委书记李存福就任社长。此日，一千多民社员敲锣打鼓，打着“人民公社好（毛泽东语）”“公社是金桥、是天堂”的标语，广播国歌，举行集会，并将本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县委报喜。县委书记常昆，县长孟言吉等县领导和各乡代表参加了成立庆典，纷纷送上贺词。常昆书记讲话祝贺公社成立，要求各乡党委书记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克服“小脚女人”作风，大胆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

常昆的讲话，等于是县委发出的号召，一时之间，各乡紧跟形势发展，接二连三地加入到公社化的行列中。9月8日，泉湖乡一千五百多群众在泉湖公园集会，乡所属春光、友好、永久、三水沟、西坝、头墩、和平、水磨沟八个高级合作社联合成立泉湖人民公社，张德福任社长，侯富贵人公社管委会主任。春光合作社农民抬来22斤重的大西瓜，友好合作社的社员带来了在石沙田里种成的大辣子、牛心茄子、长胡茄，一次展示农业合作集体化带来的丰硕成果。县纪监委书记马守基代表县委县政府到会祝贺。

随后，当时的《酒泉县报》、县广播站作了热情洋溢的报道。

临水、三墩、中渠，鸳鸯、长城五个小乡组成了当时全县最大的人民公社。

到9月24日，酒泉县原有的34个乡（包括嘉峪关市的文殊、嘉峪、新城三乡）合并成18个人民公社，相继成立了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169个生产大队，669个生产队。

各乡干部就地转变成各公社干部。公社党委书记、社长、管委会主任，均由县委审批任命，保证了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权。县委制定的干部编制为：大公社25—30人，中等的20—25人，最小的17—22人。党委设办公室，秘书、组织、宣传、纪监各有专人负责，另设共青团、妇联、武装部。公社成立管理委员会有财会粮食部、文教卫生部、治安保卫部（个别叫政法部）、办公室等职能部门。行政日常事务办公室负责，文书处理。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12月，小社又合并为大社，原有的18个人民公社并为13个，冯候并入西峰公社，杨洪并入银达，总体改名叫五四永丰人民公社，以表现其革命化的政治色彩。西坝并入怀茂，铧尖并入泉湖，改名四坝人民公社。西店并入总寨，营尔并入上坝，红寺并入金佛寺。

与此相应，原有的生产队也进行了归并，两到三个生产队并为一个中队，生产队改称生产组。但人为的归并只是为了适应理论上“一大二公”的政治口号，并不一定具有生产安排的合理性，反而给管理带来不便。如西洞公社罗马大队三个生产队合并后，一个中队处在长达三公里的地带上，组织甚为不便，整齐划一的劳动组织调动让农民极不方便。

但合并在继续。县委从各局抽调30多名干部，一举成立了更大的酒泉县联合人民公社，副县长耿占鳌担任社长，将办公地点设在县城南稍门外，专门指导各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耿占鳌代表县委讲话，认为人民公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集体经济，取消社员自留地，生产资料、树木、房屋归公社所有，因此房屋不准擅自拆除，生产物资不能自己倒卖，树木不能擅自砍伐。号召全体社员吃集体食堂，生产队不再分配口粮，自留地停止经营，家畜家禽由公社集体饲养。

伴随着农村公社化，城市也开始了公社化运动。酒泉县城关镇政府改为城关镇人民公社，六个街道人民政府改作了街道人民公社，居民委员会积极创办街道居民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各机关食堂撤销，在东大街办起了规模极大的职工食堂，干部、教师、各单位职工均在此就餐。

此前，西峰乡、泉湖乡、银达乡已经创办了一部分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公社化后，食堂成了公社的主要标志，队队有食堂。各公社竞相办起了敬老院（幸福院）和托儿所。全县实现了吃饭食堂化，老年幸福化，小儿托幼化。

公社化之后，各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变作了大队核算单位。经济条件较好的西峰、泉湖公社，还提出实行全供给制，社员吃饭、医疗，孩子入托入幼上学，失去劳动力的老人赡养，全部由集体供给。凡是参加劳动的社员，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月基本工资为10元，一等12元，，二等11元，三等10元，四等9元，五等8元，六等7元。经济条件一般的永丰、果园等公社，也实行了半供给制。比如永丰公社，社员看病每人每月医疗费3元，超支部分自己负担；保证孩子入托、入幼、上学；优待五保户、烈军属，敬老院集体负担一半经费。社员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薪酬制度，月基本工资6元，分六等：一等9元，二等8元，三等7元，四等6元，五等5元，六等4元。其余基础薄弱的公社和大队，也紧跟形势，实行了部分供给制。一般优先办好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孩子入学免学费，五保户、烈军属、特困户实行医疗补助，其余社员实行年终一次分配。

很显然，当时各公社的这些集体化行为，带有很明显的政治追风特点和共产主义浪漫色彩，大家以为分配方式一旦转变，人民就可以过上吃穿无忧的幸福生活，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鳏寡孤独皆有呵护。但是显然没有进行经济基础的科学核算，没有足够的储备过程，没有对将后生活的冷静规划。而是随风赶超，争着在政治上走在人前，以致根本不考虑将要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由于一切包管带来的制度管理上的麻烦和人们劳动劲头的松懈。

大跃进的华而不实，也反映在当时的文化活动中。各行业都提出了响亮高亢的口号。如工业方面的口号是：“解放思想搞革新，技术革命打先锋，宁教身掉几斤肉，不叫任务差半分。”农业方面则高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旱大丰收，无雨大增产。”交通战线说：“汽车列车化，快跑又多拉，大中修不占车日，二保不占车时。”教育部门的口号更显急躁：“苦干实干拼命干，一月实现无盲县。”完全无视教育的特性和人受教育的能力。卫生战线呐喊说：“革命加拼命，实现无蝇城，苦战四十天，四害消灭尽。”其中四害指苍蝇、蚊子、臭虫、老鼠。这些口号体现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热情，显得急切而不顾实际。

与之相伴，文化主管部门对群众文化文艺生活竟提出任务指标，要求迅速完成。酒泉县的文化口号是：“鼓足干劲加油干，社社建立文化站，人人写诗又作画，跃进歌声冲霄汉。”要求尽快实现“文化县”目标。文化馆干部下派四名干部分片包干抓“普及文化县”工作。干部们徒步行走于各社之间，采访，采风，创作宣传诗歌，编辑宣传小报，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散发给社员。其中也包括一些干部群众的“诗歌创作”，其中同样表现出了狂热的时代风尚。如酒泉县文化馆干部郭仪编辑的《黑板报材料》上刊出的社主任张玉祥编的诗歌：“千斤胡麻万斤菜，油料种在沟沿边。洋芋本是高产田，亩产万斤不奇怪。”这样的小报当即受到如花寨公社党总支副书记杨吉元这样的基层领导的重视。杨吉元自己也有创作：“头研地，拼命干，苦水滩上夺高产。谁说糜谷是低产田？不打千斤非好汉。”“干完太阳干月亮，干完月亮干星光。只要抛出破天胆，碱滩变成米粮川。”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民工们也有豪言壮语：“水利大军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强迫高山让开路，喝令龙王绕道走。”这首诗显然有石油工人王进喜的痕迹，也与当时全国盛行的许多作品大同小异。

1958年9月，文化馆收集到群众创作万余首，由郭仪和高正刚编辑了《酒泉诗歌集》一、二集。大多诗歌政治呐喊要多于形象思维，虽则体现了来自乡野的某些创造性，但是口号味浓重，传递出浮躁狂热的政治情绪。比如，“干干干！不怕苦，拼命干，一天等于二十年……”

群众绘画、对联、赛诗会等文化活动也进行得很热闹。1958年6月，三墩乡党总支在二墩屯庄摆设赛诗擂台，所挂对联上联为“刀山火海敢上敢下”，下联是“千斤万斤能收能打”。横批是“解放思想”。党总书记高尚德担任擂主。三墩高级社主任韩应龙第一个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歌：“豁上一条命，亩产夺千斤。要是放空炮，甘愿当龟孙。”南沟高级社主任张兆基第二个朗诵：“亩产千斤不稀罕，决心突破双千关。不是老张夸海口，打麦场上再见面。”许多群众的诗歌，一则强调“不顾一切”，“拼命”，一则高喊“亩产千斤”甚至“万斤”，豪情满怀，许诺大胆，出言不羁。使用巨大数字和夸张修辞，是这时群众诗歌的基本写作手段。

6月下旬，酒泉文化馆选派了三沟乡党总支书记冯毓敏坐飞机去兰州参加中国作协和甘肃省文联在兰州召开的文艺创作经验交流会。会上也摆了擂台赛诗。著名诗人李季、电影艺术家赵丹都参加了大会。冯毓敏的现场创作为：“酒泉地广荒滩大，人民干劲也不差，勒令荒滩产油粮，遍地盛开跃进花。”

1959年郭仪代表酒泉县参加甘肃省文化厅、省美术家协会在庆阳西峰镇举办的大跃进群众绘画现场会，带去一百多幅作品，他在会上的发言以诗作结：“学习天水赶庆阳，河西儿女心向党。彩笔绘出新天地，千里走廊变画廊。”连画廊也以“千里”预计，文风豪迈，情绪激昂，是大跃进精神的直接写照，直接映射出当时人们的亢奋心态和头脑的狂热。

公社化后，酒泉县继续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成了指导一切工作的总方针。上面号召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打破队界，社界，富裕的队、社，要无条件无代价支援穷队、社，劳动力完全统一安排指挥，房子也要大搬家。一时之间，到处都沿用“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工作模式，刮起了“共产风”

1958年12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酒泉、金塔两县，合并成立酒泉市（省辖地级市），隶属甘肃省委和省人委领导。酒泉钢铁公司隶属该市管辖。赵北克任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市长。

借此条件，1959年1月2日，中共酒泉市委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其中决定全市成立一个政权合一的联社，书记处书记常昆兼任联社第一书记，市委委员耿占鳌任书记兼社长，吴积昌任书记。这是新成立的酒泉市正式决定建立类似当时全国各地盛行的“一县一社”的人民公社。

概括起来，酒泉县人民公社化后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实行了“三化”：

首先是生活集体化，公社机关食堂及其他各单位食堂全部撤销，干部职工到临近生产队公共食堂就餐，社员按每人定量标准，在食堂排队打饭。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单位职工的粮证交公社会计（或粮食会计）统一管理，自己出钱购买公社统一饭票，下队即可用来在各食堂吃饭，由各食堂管理员管理员汇总后到公社财会股结算。

其次是生产战斗化，实行大兵团作战。所有劳力统一劳动号令，集合整队上地劳动。各大队把青年民兵组成青年突击队，一切农活都打突击战，白天干不完，晚上点灯突击完成。全县提出，人、机、马、牛一起上，半个月完成深翻土地任务。泉湖公社的口号就很响亮：“抹掉帽子顶破天，完不成任务非好汉；快马加鞭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热情中透出一种政治上的焦躁和轻率，也不甚考虑劳动者的体力承受限度，只是一味追求劳动成绩和数字的炫目。

再次是行动军事化，凡符合民兵条件的男女社员一律参加民兵组织，分为男女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生产队人数少的设班，多的为排。中队设民兵连，大队设民兵营，公社成立民兵团。县里以武装部为领导组建民兵师。建制与军队相仿，除班、排、连、营、团长外，连、营还设政治指导员，由中队或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团政治委员由公社党委书记兼任。民兵组织要求做到“劳务结合”，一切行动听指挥，带枪劳动。平时也组织军事训练。

金塔县

金塔县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于1958年。当年8月18日，金塔县委召开誓师大会，县委书记高锦光作动员报告，提出“以钢为纲”。9月7日到9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讨论动员全县人民大炼钢铁事宜，提出坚持“小土群”的生产方针，制定了全县完成炼钢3500吨的任务。全县组织了8600人的采矿炼铁大军，几乎占到全县农业劳力的三分之一。抽调大批车辆和牲畜，按军事化方式编制，分五路进山，寻矿建炉。由于大量劳动力被抽走，一时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12月19日，县委做出了《金塔县1958年钢铁生产总结报告》，总结说，截至2月15日，全县生产铁9（含铁百分之75的烧结铁）4412.25吨，完成调整后计划的220.16%；炼钢139.75吨（大部为废旧钢铁回炉），占任务的69.88）。回收废钢铁415.5吨。开采矿石39542.7吨，生产炼焦煤44147吨，原煤17600吨，焦炭18417吨。炼钢铁先后投入老李5900人次，汽车38辆其他车辆5000辆次。厂矿农村相应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放卫星活动。其中，“拔白旗”422人，后来事实证明是打击了一批说真话和坚持真理的干部群众。到12月15日，炼钢铁的人马开始陆续撤回修整。

金塔县1956年基本完成了第一步集体所有制，即变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起到了激发农民生产热情，挖掘生产潜力的作用。1958年9月，金塔县委制定了《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方案》，把全县15个乡、一个镇、226个高级社组成4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47个生产大队，146个生产小队，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成为全公社的公有财产。劳动产品扣除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后，最后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积累基金按国家统一的计划和政策进行分配，消费基金在全社成员间进行分配，不再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差别。

敦煌县

1958年9月1日，从广播上收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敦煌县委抽调县乡干部二十多人，到杨家桥高级社试办人民公社，经过训练干部、宣传政策、组织群众辩论、登记财产、审查社员、建立组织机构等步骤，仅用九天时间，试办人民公社的工作即告结束。仅在试点开始的第二天，社员已贴出拥护办社的大字报，交申请书2503张。当时的宣传口号是两个大讲：“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开展了三大辩论：“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转人民公社的好处和有利条件的大辩论”“私有财产归公。割私有尾巴的大辩论”。要求一下子把私有观念割断，“自觉拥护办人民公社，做到生产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但是当时县里所做的试点报告中也承认，“起初我们的参考材料只有《人民日报》20日、21日的两期报纸，我们只知道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实现全民所有制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它的特点是兵强马壮，资金雄厚，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生产管理实现军事化，它的建立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提高，但如何着手，具体问题如何处理，心里却没有一点底”。“从工作中摸底排队情况看，第一类口通、心通、原则通、具体通、个人通、家庭通、一切都通，对办人民公社决心大，时对处理具体问题能带头，是先进者的占29.17%；第二类对办人民公社口头通，但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有些私心，资本主义思想挖得不彻底的占64.17%；第三类是对私有制财产不愿归社，资本主义思想存在严重的占6.7%”。

很明显，敦煌的公社办得仓促，在群众还没有想通、干部还缺少具体措施、组织目标还模糊不清时就匆忙开始，带有很强的响应政治口号、追求热潮的色彩。

12日，县委召开全县万人大会，宣布以县一社的“敦煌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下辖6个生产大队，46个中队，259个小队。县人民委员会随即成为公社管理委员会，县委成为公社党委，原有的乡人民委员会和乡党委，随即成为大队管理委员会和大队党委会。敦煌人民公社制订了公社暂行条例，在全县范围内宣布对社员进行20包，诸如吃饭、穿衣、住房、乘车、医疗、理发、洗澡、缝纫、用电、娱乐、结婚、出嫁、生育、养老、丧葬、就学、幼育、取暖、零用及其他生活用具，都由公社包管。

据算账，公社照此经营，全年供给支出需要1316万元，而当时实际收入不足900万元。包管生活后几个月，仅医疗费用就比上年同期增加14万元。为应付这一局面，一是剥夺农民，大搞平调；二是降低生活供给标准。公社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原公社社员所交股份基金，一律由公社掌握使用，一律不退。原公社社员投资，转为公社所有，再不付款。社员的自留地、马莲滩、苇池、坟地、场院、宅基地，不论面积大小，一律无代价归公社所有，公社统一经营。凡社员私人所有的一切生产资料，镰刀、锄头、铁锨等，一律无代价归公社所有。社员养的猪、一律归公社，再不作价。羊只原则上每户只留一只，超过一只的，超过数无代价归公社，社员私有的零星树木，不论散植于田埂、道旁、渠旁、宅旁、院内，一律无代价归公社所有。所有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店组，一律转为全名所有制公社商业，归商业部门领导，利润上缴公社，并停止付息”。

在大有乡，曾召集61个老人开会，要求他们向公社贡献了5口棺材和贮备做棺材的162块木板。在前进社，几户农民将家中存放的13125斤小麦上交公社。

据不完全统计，公社共平调农民自留地13487亩，房屋11317间，牲畜790头，猪645口，羊17242只，小农具1850件，家具1879件，灶具498件，粮食74300斤，木料16050根，树木24263棵，劳动日153923个，共折现金时价4346824元。

1958年8月底，《甘肃日报》用两版篇幅报导敦煌全县66181亩熟地春小麦平均亩产1037.1斤，总产68633846斤，加上荒地所收，亩产及总产都翻了两倍多。全县六个乡平均亩产都超过千斤。还有12个队亩产超过2300斤。还出现了5块亩产3000斤的所谓高产样板田，最高的竟然爆出3186.4斤的亩产。这在河西走廊的耕作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浪漫记录。同年，敦煌的棉花产量也成了全甘肃省的卫星。亩产达到籽棉1005斤，令三十年后的1987年486斤的亩产记录黯然失色。全县6个大队中的三个亩产过千斤，三危大队有1128斤的高记录。全县的神话是一块亩产8719.15斤籽棉的卫星地。

其他“元帅升帐”“成群卫星上天”的“奇迹”也不少，比如发明创造11.6万件，推广了82894件；有的地块，洋芋亩产45580斤，高粱亩产3276斤，谷子亩产3080斤；共造林74575亩，比上一年增长了13倍；兽医防治病害达到了所谓“十无”；全县实现了“气象化”；脱盲比例达到85.84%；新建文化馆、俱乐部、业余剧团199个……

敦煌县借此“实现”了“把全国粮棉大面积丰产旗帜插在敦煌土地上”的口号的承诺，以创造粮棉双千斤的奇迹名列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最高嘉奖。

据后来核实，敦煌县1958年的小麦亩产只有337斤，总产只有3416万斤，棉花亩产只是约213斤，总产是1900万斤。所有数据都被扩大了好几倍，而制造虚假数据是当时的政治风尚。

因此，敦煌县委在1958年底的实行“田园化”的规划中，对下一年的粮棉生产提出了天文指标：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各8万亩，亩产量均达到5千斤，力争7千斤；还要种一万亩卫星田，亩产万斤，力争1万2千斤，总产要达到4亿斤，力争5亿斤。个别地方工业提出一年实现工业化、机械化、，三年实现电气化；两天办一个工厂投产，社队企业要达到771个等。

显然，敦煌县一县一社的公社制及其运作方式、生产指标和成果大大超越了当时的生产水平，带来的弊端难以避免，引起了上级部门的注意。

1958年8月29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在甘肃省长邓宝珊陪同下视察敦煌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参观了南湖大队。中央领导已经看到大跃进带来的某些不正常现象。习仲勋向敦煌县领导讲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办公社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所以首先要抓好生产；公社化并不是共产主义，因为目前物质并不富裕；生产中应注意工农业的兼顾协调。他表示了对一县一社体制的怀疑态度，要求尽可能按原来的生产单位搞生产分配。他认为解决群众福利问题，要遵循“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原则；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不可一切都供给；农村建立新村不可弄成一个模式，要便利群众，要循序渐进，要利用旧房，要多种树；不可过分强调形式；要尊重风俗，不可一味平掉百姓坟地；办食堂最好不要千篇一律，让群众自觉自愿才好。针对县里搞得“二十包”，他认为不可想着在一个早晨办完所有事情，超越客观规律。

在全县上下头脑狂热的时候，习仲勋同志的讲话，无疑是冷静的，客观的，符合事实求是原则。

10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来敦煌视察，听取县上汇报时，他指出，“一县一社不是方向，不是大了就好，要看生产发展的水平。”“社员生活福利20包包不了就不要勉强，超越了客观现实就要碰壁，就会犯错误就会遭到失败。共产主义社会，人民要有高度的觉悟，物质要有极大的丰富，没有这个基础是不行的。”“粮食打多少就算多少，报多少，要实事求是。”视察杨家桥大队时，彭德怀走访了公社食堂，拿起饭勺检查了饭菜质量，向管理人员询问伙食情况。看到了男女老少挤在食堂打饭的情景，他尖锐指出：“共产主义绝不是吃大锅饭，睡大炕！”在去莫高窟参观的路上，彭德怀看到了许多简陋的炼铁炉，他向身边的县委副书记刘孟晋询问炼制情况，刘孟晋如实回答只炼得出烧结铁。彭德怀叹气说：“这样的炉子怎么能炼铁呢？能办到的事就办，办不到的事就不要硬办。”

但是，彭德怀的理智提醒并没有彻底煞住公社化风气，县委根据《红旗》杂志“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的号召精神和河南省应举社、双庙社办食堂的经验，抽调县乡干部带上建食堂任务，深入生产队作动员宣传说，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还总结了办食堂的5条优越性，诸如把妇女劳动力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加强集体观念、解决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吃饭问题、移风易俗改变卫生面貌、调剂生活吃饱吃好等好处。10月，全县建起公共食堂426个，队队实现食堂化。城乡人民百分之百在食堂吃起了大锅饭。12月，敦煌人民公社召开了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公社管理着91000人。

公社为办食堂投入的确不少。有的食堂提出一星期甚至一月不吃重饭，有的把饭单公布于墙，有的把饭菜送到了炼钢炉旁，有的养起了家禽畜，种了菜。食堂之间为花样、质量、卫生展开竞赛。同时，还建起托儿所258个，幼儿园189个，敬老院137个，农村医院15所，产院和理发室各11个，澡堂236个，缝纫厂94个，洗澡场21个，鞋厂33个，面粉厂285个。

不切实际的做法难以持久，大规模举办公共食堂的行为使公社的物资供应难以为继。刚到1959年7月，全县食堂就萎缩为12个，参加者仅剩276户，1426人，且岌岌可危。但县委在《关于公共食堂发展情况及巩固意见》的报告中却宣称：“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农村公共食堂作为争夺的主要阵地，利用纠正‘共产风’之际，抓住食堂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缺点，大肆攻击，千方百计搞垮食堂，妄图达到搞垮人民公社的目的。”可以看出，政治概念的粗暴判断完全掩盖了产生问题的真实原因，总结者根本不想承认冒进狂热的错误做法带来的危害，而用简单的阶级斗争观念来搪塞责任，推卸罪过。为此，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精神，以及张掖地委号召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城里大搞反右倾运动，在农村开始查产斗争。具体措施是：开展阶级斗争大辩论，打击富农，解决认识问题；将1959年口粮分配一律留到食堂；制定了“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节约归己”政策；优选思想好出身好的贫下中农担当食堂工作人员；党团员带头吃食堂；生产队继续为食堂投入以求改善条件。如此，使奄奄一息的公共食堂又起死回生。到1960年底，食堂又变成了307个，参加者9774户，50219人。

中央的错误政策给这种在下坡路上的危险行为推波助澜，60年3月到11月，中央先后三次批转了各省办食堂的典型材料，甘肃省委的批示中指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张掖地委60年也是三次作批示，认为“当前农村生活安排中最主要核心的问题，还是办好农村公共食堂。”敦煌县因此成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县长张福生亲自负责。县委书记黄仕福亲自深入食堂做调查，发现不少弊端，如无民主作风、财务混乱、设备简陋、炊事人员多吃多占、食堂家底生产供应不足等。县上表扬了无上述问题的红敦大队秦安一队食堂。但是，根本问题并未得到清理，公共食堂制度违背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合理关系，本身带有荒谬性。

县委为加强食堂领导，先后下派脱产干部60人，其中包括县委委员，来充当食堂管理员、保管员和炊事员。举办了农村炊管人员轮训班，每期十天，轮训炊管人员270人。

1958年11月，伴随公社化进程，敦煌人民公社的干部工人工资由薪金制改为供给制，分基本生活资料和津贴两部分。繁琐而不切实际，第二年即改回薪金制。

这一年，敦煌县主观提出公社公共积累和生产费用要占总收入的59.06%，社员分配只占33.25%，加上生产数据本是夸大产物，到1959年，政治因素加上天时不顺，粮食歉收，社员在虚假数据中的实际收入大打折扣，许多生产队入不敷出，社员毫厘无收，反而欠账。

1959年1月，县委成立了整社办公室，打算加强经营管理，掀起更大生产高潮。2月，全公社举行了第一次农业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这个月的28日，《甘肃日报》发表了敦煌人民公社向本省内武山等七个县级人民公社的挑战书，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如1959年粮食亩产要达到3000斤，棉花亩产要达到1500斤，人均有粮2000斤，人均有皮棉550斤，人均收入875元，工业产值达到3000元。这些指标几乎是1958年敦煌县生产水平的两倍，显然很不科学，是头脑过热的反应。但是很显然，因为在正式省级党报发表，许多数据都比上一年底的田园化报告上的指标收敛了许多

1958年8月，敦煌县开始了大量钢铁的群众运动。1958年12月21日，敦煌人民公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动员布置大炼钢铁任务，号召全县人民苦战三个月，完成炼钢200吨、炼铁3400吨的任务，县上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提出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总动员，不惜一切拼命干，突破铁阵跨钢关，宁教人瘦三分手脱千层皮，不叫钢铁差一斤。”

共组织6844人投入到大炼钢铁的活动中，建立大小高炉1303座，砍伐了大量树木，砸破许多铁锅和铜盆。据1958年统计，全县炼土钢202吨，炼铁1416吨，土铁64.81吨，支出1021533.43元，而炼出的土钢土铁仅可折价60869.60元，直接亏损960663.83元。事实证明，敦煌县的大炼钢铁运动除了政治意义，毫无经济价值可言。大批劳力被抽调炼钢铁和办地方工业，致使许多成熟的庄稼烂到地里收不回来。

玉门市（含玉门县）

1958年8月，玉门市根据毛泽东主席倡导办人民公社的精神在赤金乡开始试办人民公社，9月11日成立红旗人民公社。由原白杨河、清泉、赤金、赤峡4个乡的13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建立。

1958年9月，玉门县从县级有关部门抽调63人的干部队伍，组成六个工作组分赴各乡协助成立合作社。将全县原15个乡、一个镇和玉门市所辖白杨河乡共50个高级农业社合并建立了红旗、红星、卫星、火箭、东风、跃进等六个人民公社，13天就实现了全县公社化，入社农户百分之百，并有非农业户1101户加入公社。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编成50个大队和57个生产队。

9月14日，玉门市委成立钢铁指挥部，第一书记刘长亮亲自挂帅，书记杨志范担任总指挥。决定在全市建立三个炼铁点，要求月底前建立一支1400人的钢铁大军。

9月16日，刘长亮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市人民全力支援钢铁生产，大战100天，完成当年生产任务。会后，全市掀起大规模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9月30日，玉门市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玉门市人民公社的决定。

在公社成立之初，新的集体生产方式确实起到了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例如，当年10月，玉门县红旗人民公社（清泉乡）跃进大队党支部相采取了挖沟排碱、打井取水等有效生产措施，直接提高了农业产量，该大队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约65万斤，亩产量达到609斤，春小麦创造了高产纪录。1958年底，该大队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进单位”奖状，让全大队农民倍受鼓舞。

至1958年底，玉门县市两级行政建制又有所更动。11月26日，根据1958年9月日国务院第79次会议通过的撤销玉门县并入玉门市的决定，即日撤销玉门县，，28起停止对外办公，县上干部共1037人，上调市委203人，下放公社195人，留基层工作598人，被处理33人。这一举措同时带来人民公社的调整，原有六个人民公社合并为玉门镇、昌马、赤金、花海4个人民公社，下辖五个管理区，原50个生产大队并为44个，原357个生产队并为342个。至此，玉门市所辖为一个镇、四个街道办事处、四个人民公社。

玉门市委因此贯彻全国和省委劳动工资计划会议精神，精简职工以支援农业生产。到1960年7月底，精简了10056人。

在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进行总结时，玉门市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做法尝到了苦果。原计划工农业总产值为4550.50万元，实际只完成852，32万元，仅占计划的11.30%。其中工业产值只完成449.95万元，为计划的9%。农业产值完成402.37万元，占计划的15.68%。同1957年相比差距更大，粮食总产量下降了23.47%，棉花总产量下降了60.905，油料总产量下降了40.405%，作为农业主要生产力的大牲畜30.50%，相当多辛苦养殖的大牲畜被宰杀、饿死。原煤产量下降40.20%。职工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显著低于“一五”时期。

安西县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1958年4月4日，阿克塞县开始开展建立互助合作组的运动。此后五个月时间内，全县在牧区建立临时和常年的互助合作组15个，入组牧户222户，占全县总户的52.22%。互助组采取入组自愿、退组自由的原则。建组后，采用牲畜集中归类放牧，入组牧民在分配上采用评工、记分、算账、还工、还价等形式。这样的互助组部分解决了牧户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饲养管理上也有利处。受到敦煌县一县一社的影响和启发，到了11月7日，阿克塞县也成立了政社合一的公社——甘肃省阿克塞县人民公社，原县委改称公社党委，县人民委员会相应成为公社管理委员会，县人民代表大会改称社员代表大会。12月，县上荣获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署名的奖状，被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1959年4月，阿克塞县被划归敦煌县委领导

第二节  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

酒泉市（含酒泉县、金塔县）

酒泉县

1957年，酒泉县（包括嘉峪关）隶属张也地位领导。县委下辖38个乡党总支部，2个乡（鸳鸯乡和民族乡）党支部，1个镇党委，共有党员4309人。

6月11日，酒泉县委第三任书记常昆主持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的精神，草拟了《酒泉县整风远动的初步计划》，计划运动分城乡两批进行。城市党组织包括县级机关于1957年7月开始。乡级党组织于1958年春天展开。

1957年7月7日，中共酒泉市委作出《酒泉县开展整风运动的初步计划》，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酒泉县委书记常昆任组长，由常昆、孟言吉、周志和、霍荣山、郭锦华、王天义、朱连祥、李嘉昌、李锦玉、郭寿山、刘元璋、李会诗、苗宗录、张晋屏14人担任组员。下设办公室，由周志和负责。农村整风运动由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城市整风运动由邢葆柱、王天义、李会诗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

运动前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党员学习文件，要求“摆对思想，解除顾虑，虚心对待群众意见，处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县委分别召开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要求大家畅所欲言，所谓进行“大鸣大放”。而后经历了大字报、大辩论、整改、批评反省阶段。到了运动中后期，形势急转直下，转入反右派斗争。

7月下旬，城市各党政机关、公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卫生系统和手工业联社都投入了学习动员。但干部群众思想并无头绪，因为上级文件精神是要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实际上，却在党内外全面展开了；文件精神是要向党提意见，可运动中又要求主要反击右派言论。这种相互矛盾的号召让人们一时无所适从，思想混乱。例如，1957年8月，利用暑假集中全县600多教职工在原地委干校举办为期27天的反右派斗争及整风学习，当时的情况简报反映，教职工们“心怀恐惧”，“怕说错话给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本来要求大鸣大放大辩论，可是，“鸣放气氛沉闷，说话谨慎”。自相矛盾的政治导向让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严肃紧张、相互猜疑的空气令人窒息。

在这同时，城市整风小组分别召集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也大致相仿。

10月中旬，酒泉县委根据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和前一阶段的实际情况，调整了运动的步骤和方法。指出前已进行的工作为鸣放阶段，然后制定出“现阶段反右斗争计划”。

1957年10月18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中小学教师继续进行整风学习，要求以乡、校为单位，在政治和业务学习时间组织教职工继续整风反右。县里各单位也相应作出类似调整。

在农村，40个乡，130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了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按县委要求，第一步训练干部，第二步动员鸣放，第三步反击右派言论，第四步开展大辩论，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主要是对比新旧两个社会，讨论粮食问题，让大家言说个体经营好还是合作化好。一些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讲了真话，一时都被视为攻击社会主义的行径。通过思想教育，老百姓思想意识中当然是认为社会主义好，新社会好，地主、富农和右派言者是坏分子。

自此，运动进入高潮。全县223个城市单位里，大小字报满天飞，揭发会、辩论会、批判会到处举办，人与人的关系极度紧张，猜疑之风大盛。

1957年11月中旬，县委制订出了“整风运动转入整改的计划”，作出了对合作社、党组织、团组织进行整顿的安排。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和民主人士被定为右派分子，分别受到降级、撤职、开除公职、劳动教育等处分。

自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酒泉县共9次宣布张掖地委批准的右派分子名单，达到90多人，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逮捕83名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主、富农和违法犯罪分子。其中地主22人，富农16人，刑事犯罪分子45人。

根据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省地指示，酒泉县在整风运动的整改阶段展开党政机关人员精简，意在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所谓“官、阔、暮、傲、娇”等“五气”，密切党群关系，压缩机构，提高效率，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1957年11月，一部分鸣放中队领导提出过批评意见的干部遭到下放惩罚，行动带有明显整人倾向到了12月8日，张掖地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精简暂缓，继续准备。县委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到1958年下放重新开始，4月份结束。县级机关共精简下放干部784人，乡级机关下放干部173人。

到整风运动后期，酒泉县开展了反贪污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1958年1月22日，机关召开动员大会，2500人参加。3月，中央的“双反”文件下发，县委第二次、第三次做动员报告，要求查处问题算经济账和政治账。全县共查出贪污盗窃人员110人，浪费款达256873元。同时，继续反右，一些客观批评被当成右派言论，为接下来的大跃进的冒进和虚假之风张了本。

1958年7月23日，县委发文号召整风运动转入第四阶段——个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各单位召开交心誓师大会，开展了思想大革命和红专大辩论，狠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参加运动有4193人，列出各类问题134574条，批判了被认定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的98人。

1958年9月5日，县委提出了“关于善始善终结束整风运动的意见”，抽调30多名干部分为11个检查组，验收了36个单位的整风反右斗争。

在整风全过程中，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对党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监督建设性的。全县共贴出大字报11656张，提意见27891条，在县委督促下，各单位对这些意见比较重视，97%的意见所提的问题得到整改。全县机关干部、人民团体、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系统257个单位、4741名干部，以及工商界、民主党派人士862人在运动中触及最深。运动某种程度上确实改进了机关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然而，运动毕竟是极左政治风气的一次泛滥，许多人因提意见受到不公正待遇。1958年9月，运动结束，93人（其中党员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或坏分子。其中80%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是正直之士，诚恳建言，却横遭打击，身心受到摧残，被扣上莫须有罪名，虽然961年的复查使个别人得以摘帽，但更多的人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平反，一些当时摘帽者在紧接着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受冲击，倍遭折磨。运动后期的“双反运动”收效甚微还否定了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的正确方向，助长了大跃进的浮夸风，把实事求是上报生产数据当成右倾保守。

1959年10月6日，中共酒泉市委召开历时33天的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精神和甘肃省委二届十一次全会文件，号召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市委常委、副市长高锦光，市委委员、原酒泉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现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耿占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代表，受到揭露批判。还揭露出了所谓“李锦玉、张巨达为首的反党集团。会议通过了《关于保卫总路线，继续深入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决议》和《关于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市委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向党交心，开展交心运动。一批干部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其他分子，受到处理。

金塔县

1957年6月6日到12日，中共金塔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部署了整风、夏季整社、农村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精简宣传动员等工作。县委第一书记陆为公讲话说，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以整风的精神，检查总结本县、本乡本单位工作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

8月下旬，县委组织力量在红光公社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试点。9月中旬，县委抽调干部，分两批深入全县68个农业社，组织开展关于“合作化的优越性、统购统销政策、肃反与法制、工农关系”；等四个大问题的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全县斗争地主分子207个，斗争富农分子197个，反革命分子8个，坏分子24个。大辩论结束，按照甘肃省委规定的四条标准进行验收，一类社33个，二类社30个，三类社5个。

1958年2月21日至3月3日，金塔县第三次党代会在县城宝水堂举行，县委书记高锦光传达了中共甘肃省委二届二次党代会精神，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以解决县委领导成员的问题进行整风。但这次会议没有充分解决领导核心的整风问题。6月3日到7日，会议延续进行，继续高扬整风反右的主题。

9月，金塔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县划定右派分子53名，反革命分子49名，兖州右倾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者64名。逮捕32人，劳动教养29人，开除公职后交农业社监督劳动47人。有104名脱产不脱产干部被定性为中右分子，受到批判。整个运动，将尽4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对金塔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波及面不小。后来受到冲击的绝大多数人得到平反，但却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不可挽回的创痛。

玉门市

1957年5月，玉门市整风运动开始，1958年8月底全部结束。参加整风运动的共31900人，经历了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整改、整风四个阶段。共划定右派分子350人，劳动教养41人，监督劳动65人，撤职、降职、降薪的140人，留用查看的47人，法办的35人。在农场、水库劳动的330人，留机关控制使用的17人，死亡1人，回家自谋生活的2人。

运动中，还揪出所谓反革命分子69人，坏分子人47人，阶级异己分子18人，投机分子14人，腐化堕落、蜕化变质、严重违法乱纪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107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子和隐瞒着政治历史问题的187人，其他82人。

整风总结时，有90%的干部写了思想汇报，85%的工人、营业员、警士进行了民主鉴定，写了个人思想总结。

到1959年8月，玉门市的整风运动又起高潮，一直延续到1960年8月，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基本结束。全市11455名干部中，参加这个一年时段运动的人数达到10825人，占到了干部总数的94.4%。运动声势浩大，大字报铺天盖地，计达368228张之多。文字激切，上纲上线，无端指责，充满不实之词和浅薄激烈的批评。与此相配合，提出的意见也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竟达342457条。382名干部被揭发出犯有各种错误，255人受处分，期中41人被开除党籍，留党察看39人，撤职55人，严重警告76人，受到警告44人，免予处分的114人。一年之中，人人自危，互相之间毫无信任可言。在各地普遍已经结束整风和反右运动的时候，玉门市的这个为期一年的政治运动，人为因素很多。与1957年的那一次加起来，玉门市已是第二波开展运动了。

1959年9月，玉门市对现有右派分子进行了全面评审和鉴定，系统分析了他们的悔改情况，第一批摘掉31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原有350名右派分子已死亡18名，逃跑2名。

1959年10月，玉门市的反右工作继续进行。10月5日至22日，市委召开第十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错误的决定》和省委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党内普遍深入地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会议揭发批判了原市委书记杨志范和崔临酮、赵宗鼐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通过了《关于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和甘肃省委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继续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倾、鼓干劲、掀高潮的思想教育的指示》等文件，处处高扬反右旗帜。30日，又成立一个反右倾整风领导小组，加大反右斗争的领导力度，由程浩、鲁愚、白光明、高兆兴、金钟超、任志恒、郗林英、马萧、黑永华等九人组成，程浩任组长。

1960年到1961年，因生活安排，机构变动，有151名右派分子被外调。

1962年底，右派摘帽工作基本结束，先后四批共摘去159名右派的帽子，人员进行了适当安排。

敦煌县

敦煌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从1957年6月开始，到1958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分为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斗争、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主要内容的整改和以思想检查、思想总结为中心内容的交心运动等四个阶段。

1957年5月，县里组织学习《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等一系列中央文件。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黄仕福、县长张福生、组织部长尚齐、宣传部长连涛、公安局长贾怀登五人组成。全县机关、学校、乡政府等42个单位开始整风。参加人员1464人，党员354人，团员389人，民主党派1人，群众720人。全县分成党政农林、财粮贸、文教卫生、公交四部分开展运动。共成立整风领导小组51个，成员160多人.。县委发动群众，号召反对“三风”“五气”，号召党内外群众向党提意见和建议，帮助党整风

1957年6月，敦煌县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邀请了文化、教育、卫生、气象、农技、兽医、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党外人士323人参加，讨论贯彻党的“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协商方针，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征求各界对党委工作的意见，希望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会上大家基本做到了畅所欲言，东街小学校长谌国祥发言甚长，言辞激烈，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这次会议，可以视为敦煌县整风运动的序幕。

7月26日，县委根据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成立了11人组成的整风委员会。8月16日到7日，县委召开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大会，部署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搞了九十多天，先训练干部，宣传政策，组织大鸣大放，然后揭露敌我矛盾，整顿改进干部作风，最后，对党团组织和公社进行整顿。

8月22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县委书记黄仕福作了《关于迅速行动起来，掀起我县整风运动高潮的动员报告》，有成立了黄仕福任组长的5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全面领导全县的整风运动。随即，全县42个机关和学校、乡镇投入运动，参加人员1464人。与各地相仿，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开展大辩论。期间，一些党员和干部对党的工作提出了一线尖锐的意见和批评，紧接着就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9月中旬，根据党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精神，整风运动演变为反右斗争，经过批判，全县揪出右派分子50名。9月13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动员大会。各单位根据每人鸣放中的言论和家庭成分、个人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表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态度，特别是整风运动中的言行，严格衡量，将人划为左、中、右三类。全县40各单位，1308人，排为左的365人，中的792人，右的160人。排右者立即遭到严厉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会内会外相结合，集体批斗和个别攻心相结合，斗争形式多样。有的单位逐个斗，有的单位采用“车轮战”——“大会上要打威风，小会上要层层剥皮”，大会小会相交叉。斗争中，右派没有发言权，只能听批判。所谓“只许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低头认错，不许乱说乱动”。

同时，对群众中出现的所谓消极态度、温情主义也视为右倾思想进行了批判。

从1957年延续到1958年的还有整改和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期间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举办展览会等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两种思想的辩论，对“三风”“五气”、贪污浪费、右倾保守思想作了批判，贴了大量大字报，用大跃进方式提了大量意见建议。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存在的某些问题，但也有过于夸大的运动现象。全县揭发出浪费金额364416元积压款2754757元，贪污分子24人，贪污金额10866元。百货公司进货不合理，一年购入刮脸刀64万片，食品公司1957年购入鸭肉20000斤，食杂公司购进冰带鱼20000斤，或积压了大量资金，或不适合销售，都造成了大量浪费。类似现象都反映出官僚主义影响下管理不善、不负责任、贪污腐败的弊端。由此可见五十年代中期后因行政管理混乱产生的工作漏洞。群众有意见实属正常。

整改后，通过落实意见，精简合并了一些机构，共合并15个部、科和公司，精减人员128名，下放干部94名。

运动的尾声是思想检查和思想总结，要求向党交心。先鸣放，再辩论，插红旗，拔白旗，兴无灭资。贴出许多大字报，提出大堆意见。比如大字报统计有36479张，交心251条。结果，又从这过程中“暴露”出右派分子2人，坏分子1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8人，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85人，贪污分子5人，隐瞒历史问题的14人，不满历次运动的183人。筛选后重点批判了103人。

9、10两月之际，县委召开农村党员党会，传达地委扩大会议的反右倾精神。参加大会的党员有684名。大家算了一笔生产账，检查批判了合作化后各级领导、乡社干部及党员身上的右倾思想。12月下旬，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贴了37833张大字报，提了26520条建议。

到1958年9月底，这一拨运动基本结束。

1959年9月14日，根据上级指示，县委抽调专职干部，对全县右派分子“摸底排队”。时有右派分子171人（包括外地来改造的126人）。这一工作到1961年底才结束，35人得以摘除右派分子帽子。

据大略统计，敦煌县在整个运动中，共贴出大字报28.9万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整出所谓反革命集团一个，反党集团两个，有右派问题的168人，其中戴帽子的右派50人，中右18人。凡是定为右派的人，一律开除党籍或团籍，降职、降级、开除公职。有些人被监督劳动，控制使用。还有人被判刑劳改。

从整理出的右派分子的材料看，类如对干部任用问题提出质疑的、对粮食问题和河南移民工作有看法的、对各级领导提意见的，都应当是正常发表批评意见者，而且，发表这些意见，还得到了组织的鼓励，却遭受批判和戴帽打击，受到所谓残酷斗争的迫害。许多人甚至含冤20年以上。

安西县

1958年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1958年3月3日到4月13日，中共肃北县第四次党员大会召开，在县委书记拉西尼玛所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粉碎“张、郭反党集团、清除右派分子”的说法，张翰昌、高立才等五人在大会决议中被定为反党分子，有1人被定为反党反领导的政治投机分子，这六个人被开除了党籍。还有两名老党员也被认为犯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受了留党察看处分。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1958年5月8日，中共阿克塞县委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73名党员参加，会议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错误地处理了一批同志

第三节  三年困难时期

酒泉市

酒泉县

1959年3月，中共酒泉市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文件，以及甘肃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精神。由于形势严峻，积攒问题很多，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共6004人，一连开了八天。会议采取边鸣放、边讨论、边辅导、边研究、边解决问题的方法，认真处理了公社化运动及大炼钢铁中遗留的问题。4月13日，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算了政治、思想、经济三笔账，开展了全民大算账运动，边算边兑现，纠正了 “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做法，贯彻了“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方针。

酒泉县在人民公社建立初期，曾在公共食堂上花费许多力量。全县办了1300多个。1958年到1959年3月间，因为有以前的合作社和高级社集体积累，食堂实力雄厚，饭菜质量较高，也提出了米面轮流做、一星期内饭菜不重样之类的口号。群众生活水准尚可，大家也表示满意。

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春天，既要保证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又要留足粮种和牲畜饲料，加上以前的储备在一年大半食堂过程中消耗殆尽，各公社的粮食供应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干部们为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也是政治挂帅，不顾实际，以为去完成所谓高指标，而没有按照实际需求留足口粮。何况，为了装点所谓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和欣欣向荣的集体生活的繁荣景象，免不了大手大脚，丧失了农家小户日常生活的勤俭节约，物资耗费的速度加快，仓库见底，存粮不再。除个别公社大队能保证人均年480—500市斤口粮（原粮）外，大多数公社都已不能保证社员每人每天一市斤（当时一市斤为十六两）的基本口粮。

1959年冬天，酒泉市和全国一样开展了以核查粮食问题上“集体瞒产、个人私分”为内容的查产斗争。58年酒泉统计的粮食产量为141310000斤，远超1957年的110000090万斤，但是除过这个数字的虚假成分，一年中大办食堂，提出不切实际的生活指标，浪费巨大；而59年壮劳力多半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农业生产中的平整田地、翻地浇地、积肥造粪、田间维护等重要劳动内容主要由妇女、儿童和老人承担，庄稼生长情况不良，粮食收成大幅度降低。同时，政治上盛行虚假风气，向上级报告了很多并不存在的产量，统购粮收购后，留给社员的粮食就非常少了。那些凑不够数的统购任务，便由上至下推到社员身上。干部们误以为农民私下里隐藏了粮食，有些生产队也有意“集体瞒产”。这许多原因，都促成了查产斗争。

1959年12月，酒泉市派干部下乡开始查产，干部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但实际上，调查了一个月，干部们发现农村根本无余粮可存。干部们动员基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开会，让他们揭发。但人们面露菜色，连开会的精力都不济。当时依然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开展工作，无端确定怀疑对象，揭露批判。要么就是鼓励自动报粮行为，将揭批会改成报粮光荣会，个别生产队竟然报出私藏粮几十万斤，其实都是谎报虚报，为完成政治任务编造数据。临水公社甚至发生了整死人的事件。

查产的第二个阶段开始解决所谓“八大员”问题，及即生产队的会计员、保管员、记工员、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大队粮食加工员、服务部售货员、饲养员。因为管理疏漏多，加上后来粮食紧张，这些人中确有利用职务之便多吃多占、贪污偷窃的，但工作开展时，又用揭发、威逼、强加、批判等手段，造成许多不实之案。临水公社下黄大队使用这些方法，竟然挤出四万多斤粮食。干部们将这些“查出”的数字同当年实际产量加到一起，制造出了许多很高的亩产量向上报告。

查产第三阶段是算账评议队干部。他们为了过关，也都自报了许多虚假的数字。

各公社按照查产所报数据核算，要求交纳粮,实际上并无多余粮食可交，倒把农村一些有限的救命粮全部搜罗干净，造成更大的危机。

1960年春天开始，全县农民开始吃国家返销粮。既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反而浪费了运输等环节的财力。以泉湖公社为例，一年缺粮就达420万斤。许多食堂粮食不够，只好以瓜菜代粮，所谓“低标准，瓜菜代”。甚至树叶、野草籽儿、苞谷秆，也都磨成粉末，代替食物充饥。营养缺乏让许多人得了水肿病。此后，社员口粮标准继续下降，每人每天只有不足五两粗粮。一部分食堂管理人员和部分干部暗中多吃多占，偷偷摸摸，更加损害了社员利益。社员们有怨言：“人家头大的，吃了湿的拿干的，我们盆子里端的是照天的。”全县所有食堂一例缺粮、缺钱、缺燃料。畜草烧光了，树木砍光了，连房子里的木料草料也开始拆烧。先例反复派干部到食堂蹲点解决问题，然而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漏洞补不上，群众怨言多，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到1961年。

据统计，从1960年到1961年，酒泉市因饥饿而导致的各类营养不良症病人达16万多人，其中患高度营养不良、干瘦病、浮肿病的就有8万多人。群众中流传俗语云：“一肿一消，骨头熬胶。”

金塔县

金塔县在大跃进运动中，以公社作为基本分配单位，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其他家庭副业，生产统一规划,农业生产划片耕作，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划片严格。种植粮食的生产大队不再生产经济作物，反之同样。这种调整导致无限制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由1956年的4.01万亩扩大到1960年的11万亩。田间管理显然跟不上种植面积的陡然扩大，亩产由56年的32斤下降到60年的14斤。充分展示出共产风和瞎指挥的弊端。同时，倡导办公社食堂，宣传说“人民公社是天堂，食堂是心脏”，社员在所有食堂皆可就餐，公共积累挥霍很快。很快，金塔各地都出现了农民饥饿的现象。

1958年4月上旬，金塔县委抽调三十名干部组成调查组，到三金乡的建国、营泉、红光三个农业社进行粮食问题调查，发现有18户农民长时间仅靠野菜树叶充饥，大人孩子全身浮肿。县委向全县通报了情况，要求干部摸清存粮底子，保证返销粮重点供应，保护劳动力，抢救饥饿生病的农民。5月，抽调了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下乡救治浮肿农民1092人。

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大幅下滑。1960年，金塔四个人民公社粮食总产量只有1877万斤，不及正常年份的一半。农村只好采用“低标准瓜带菜”的生活标准，每人每天平均只能吃到4到6两粮食。

玉门市

1960年，玉门市公社化和大跃进产生的问题被提上正式讨论议程。7月，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市委书记刘长亮传达了省委第五次常委会议精神和十八个问题的具体规定，全面检查了工作中“一个指头”（借毛泽东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的言论，一个指头指错误，九个指头用以肯定主要成绩，这无形中淡化了当时的错误）的问题。他的报告透漏了玉门市严峻的困难形式：

1959年，玉门市农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1960年，玉门市农业总产值仅有403.81万元，又下降17.77%，只有1957年的82.63%。粮食总产量，1959年比1958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1960年，又下降20.6%，只有1957年的65%。粮食亩产159.7斤，是1957年的60%。其他如棉花、油料、牲畜，都是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全面倒退，经济收入持续滑坡，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1960年，玉门市农村社员年平均口粮只有237斤，城市居民在本来就不高的粮食供应标准上，也根据中央指示，每人每月压低了2斤商品粮。农村、厂矿、机关、学校中普遍发生了浮肿病。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分局、西北矿山机械厂和市商业局、党校、砖厂等14个单位调查统计，就有浮肿病人3122人。发病率最高的单位，浮肿病人有25%。

1960年1月至6月，全市农村死亡2367人（包括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占农村人口的3.5%，超过了历年2.5%的人口平均死亡率。昌马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半年内死亡832人，占总人口的6.2%。至1960年底，全市农村人口死亡3840人，浮肿为主的病人达4060人。

到1961年底，昌马公社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37.50%。柳河公社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37.5%。

时任玉门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杨志范赋诗叹息说：“腊月三九天，北风刺骨寒，路遇冻死人，沿途牛驴死。大车七零落，凄凄惨惨寒。”“北风寒凄凄，走了几村庄，没见鸡狗影，没见有猪羊，未闻猫儿声。”人家是“房屋破又烂，屋内黑漆漆。房上破窟窿，铺的破席子。被褥很单薄……”他已经意识到政策偏差带来的危害：“提起共产风，实在太伤心。无锅无灶无家禽，不跑不走不甘心”。“主观主义害死人，脱离群众真危险，人为紧张自遭殃，事情如此怎能行”。“亩产上万斤，社员一旁笑，去年四百斤，今年上万斤，增长太快了，一亩八百差不多”。“红旗挂在墙上，牛皮吹到房上，胸前戴的章章，肚子喝的汤汤。”随即，这位书记被当成右倾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化工厂劳改。这位被群众誉为“杨青天”的干部从此交上厄运，至文革被迫害致死。

玉门油田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原油连续六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脱离岗位的职工有1249人。

为改变经济困难的局面，玉门市贯彻全国和省委劳动工资计划会议精神，精简职工支援农业。截至7月底，包括石油管理局在内，共精简职工10056人，城市职工家属回家务农劳动2532人，调外省44人，回农村支援农业2901人，劳动教养和法办24人，调剂使用和调农场1500人，送技工学校及外地培训1361人，支援兄弟厂矿1408人，年老体弱退职退休226人。

敦煌县

大跃进活动中，狂热过激的行为彻底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1959年，敦煌县粮食总产由58年的4394万斤下降到2687万斤，1960年更是下降到1924万斤。张掖地区分配给敦煌公购粮324万斤，县上不顾产量实际，实际公购364斤，多购“过头粮”40万斤，给农民生活带来极大负担。农村出现“人缺口粮畜缺草，地缺籽种没肥料”的短缺景象。1959年，敦煌县人均口粮只有272斤，全县外流人口3429人，疾病和非正常死亡人口达1285人。

有数据显示，1959年敦煌县大搞所谓“田园化”的乌托邦建设，主张少种高产，压缩了耕地面积，1960年又动员大批劳力弃门前熟地而外出开荒，致使熟地田间无人管理而减产；盲目扩大棉田种植面积，从1957年的7万多亩扩大为1960年的12万亩，占了总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再加上秋粮瓜菜，占去播种用地三分之二，粮食生产大面积下降，且生产管理的不合理调整，使粮食生长得不到良好保障，所以粮作物减产在所难免。快速合作化后，干部并不具备统一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能力，在生产中胡乱规划，盲目指挥，致使夏秋生产比例严重失调，影响了作物合理倒茬，有些地块连续重茬，长草不长粮。干部们自以为是新人新时代，具有新的先进思想，动辄要求大胆放卫星，紧跟时代步伐，解放思想，向旧的保守传统宣战，随意命令早播、密植作物，认为越早越好，越密产量越高。1959年要求每亩小麦下种量为80—100斤，卫星田甚至下种220斤，浪费巨大，违背科学，自然难有像样收成。

这只是生产灾难。相伴的还有政治灾难。由于分配很少，吃不饱肚子，农民自然采取了自己能够使用的自保方法，如自觉抵制不合理种植方式，不愿意跟形式胡乱生产，不热心不合理调配自身的集体组织安排等等。公社不从自身查找原因，反而将斗争矛头对准群众，加强了两条路线大辩论，大批小私有者资本主义倾向，开展反对私分瞒产的查产斗争。类如“右倾保守”“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反社会主义分子”“资本主义冒尖人”等政治帽子，一顶顶无端扣向无辜的农民和个别干部。1959年敦煌县相应开展了查产斗争，有607名干部群众受到斗争批判。

敦煌县领导层只顾大刮共产风，一味完成政治指标，很少顾及百姓生计，更不关心外地移民。不讲科学的工作安排完全打乱了农民正常的生活生产节奏，在民间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959年5月15日，从河南鲁山、杞县迁来的数百移民，前后三次结队进城，有的睡在县政府院内，喊叫饥饿贫病，有的强行进入县政府食堂，连吃带拿，一时局面十分混乱。另有部分移民企图返回原籍。县委立即采取措施，反复做工作，发布《关于处理移民问题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满足闹事农民的正当要求。直至26日，闹事农民才返回本队。

同时，1958年至1960年，敦煌地区自然灾害也很严重。据气象资料显示，1958年敦煌大风18次，1959年增加到27次，，1960年也有16次之多。1959年5月19日到28日，持续18小时的八级大风使庄稼严重损折。年总降水量1958年36.1毫米，次年为33.9毫米，1960年只有7.8毫米，旱情逐年加强，其时，敦煌尚无水库类蓄水设施。1958年4月28日，突然降雪14.1毫米，使小麦田严重板结。5月9日的一场晚霜让万余亩棉田和胡麻田幼苗冻死，只能重种。

敦煌县经济形势开始逐年恶化。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4394万斤，1960年下降为1924万斤，1961年再跌至1839万斤。棉花总产量1958年是643万斤，1959年只有420万斤，1960年还剩249万斤，1961年仅61万斤。 1960年，大牲畜比1958年减少了42.43%。年人均口粮，1958年425斤，1959年272斤，1960年只有169斤。人口外流趋势明显，1958年有1167人，1959年上升到3429人，1960年3922人。疾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数由1958年的636人，上升到1959年的1285人，1960年又上升为1827人。

1959年10月，敦煌人民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发出《关于动员全党全民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大采野籽、饲料突击运动的指示》，号召开展灾害救助活动。

至1960年3月，敦煌县依然有是10个全日制食堂，28个中午开灶的食堂。

5月中旬，县上发生两起吃野菜中毒事件，3人死亡，4人受伤，受到张掖地委通报批评。6月，红当公路工程处发生因饥饿进食不当的食物中毒事件，113人重伤。

县里上报、下发一系列文件，如《我们是如何战胜干旱争取农业六零年大丰收的》，寻求继续办好食堂的途径，力求摆脱无粮危机，甚至继续打肿脸充胖子。其中指出：“几个多月在大抓生产的同时，结合春耕和夏收对生活大抓了两次，工作一般是比较扎实，总的形势很好，生产生活一起抓的结果是党的两条路线走路方针的伟大胜利。”文件的口吻语气洋洋自得。

但形势逼人，必须做出调整，必须纠正浮夸做法，必须承认失败。9月，县里召开第31次常委会，抛弃先前造假数据的做法，确认全县粮食平均单产246斤。到月底第33次会议上，该为220斤。10月3日，第35次常委会再改为191斤。而农场的亩产只有68斤。

粮食越算越紧张，接近了事实，逼到了悬崖，这才有了痛改前非、撕下假脸、直面事实、为民请命的决心。10月中旬，县委在三秋检查团检查全县农业生产的情况后，16日才第一次接受张掖专区拨付的救济物资和救济金，而此前专区已下拨过两批，敦煌县认为自己形势不坏，不愿造成消极影响而拒绝接受。

10月29日，县委第40次常委会核定了全县口粮标准：城镇各种劳别均按最低线执行，农村人均口粮以6到9两安排，吃菜低标准。再次下发文件介绍杨家桥大搞代食品的经验。县委通知老人和病人大量回家做饭。

1960年冬至1961年春，农民只能以瓜菜代粮，每天仅四五两。食堂办不下去，只有依赖平调，让经济作物区调产量区的粮食。12月21日，县委通知：大人每天六两、小孩四两，打三至五天的口粮回家做饭，食堂仍然坚持不散。到此时，大批群众得了浮肿病，外流人口剧增，饥饿死亡蔓延，牲畜大批乏力。敦煌全县1959年总人口91257人，60年下降为84843人，61年只有65668人，两年之内，外流7361人，死亡3112人。

经过调查发现，当时全县五万多人，只有口粮不到600万斤，在新粮下来之前每人日均不到7两，有些地方不到4两，全县缺粮240万斤。想尽一切代用食品的办法，全县每人能有70来斤代食品可利用。全县大部分公共食堂都在吃代食品。全县困难户达到1210户，4000多人无法过冬。仔细统计出各类病人2200人左右。外流人口3085人，死亡人数1588人。

1961年1月31日，县委召开治安会议，会上的数据显示了严重灾害带给人们的恐慌和失常。从1960年，全县因偷盗、宰杀、围攻粮仓、聚众闹事、抢劫物资等行为损失羊1618只，牛155头，驴345头，骡马7匹，骆驼1头，猪35口，粮食8104斤，案件1246起，日均十起。到1961年元月，案件上升为460起，日均20起。各类牲畜损失1400多头，粮食丢失10673斤。群众饿极走险，在所难免。县里则要求加强法制，加大对首要分子，特别是地富反坏右的严厉打击。

县里亡羊补牢，利用学先进的老办法极力为无米之炊。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介绍了杨家桥的先进经验，比如，不管家的野的，一点一滴拿回来；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自己问题；扩大复种面积，狠抓秋禾管理，整治打尖储备棉尖、叶；大搞小秋收，采集回回草、碱菜籽、灰条、黄毛头籽、；加强苜蓿管理；积极储备冬菜；利用农闲提制榆树皮等野生淀粉；大量晒、腌制瓜皮、玉米秆、葫芦皮和籽儿、豆子秧条；夏收复打再收；节约计划用粮等九点经验。凡此，既看出当时县里在尽心尽力解救群众，关心人民，但也看出盲目的、浮夸的政治作风已经使敦煌无粮可用，人们被逼到了与野兽争食、和牲畜同饭的地步，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精打细算到了荒谬可怜的程度。

敦煌县在酒泉地区的各县市中，原有农业基础较为雄厚，经济条件不错。但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政治热潮中，县委企图走在甘肃省前列，盲目追风，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规划，工作作风华而不实，一再求大求新，超越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和财富积累，贪图冒进，甚至不顾中央领导同志的诚恳提醒，急躁狂热，不讲科学，全面追求形式上的跃进，结果给全县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该县的大跃进经验，是本区范围内的典型，最值得酒泉地区各县反思。

第四节          国民经济调整回复

酒泉市

为改善农村困难局面，1960年，酒泉县从社办工业、副业、生活福利业、水利建设、基建等方面抽调劳力，支援农业生产。

7月9日，酒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期长达12天，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找差距。实际上是为困难的情况寻找对策。关守信、常昆、安骏等领导专题发言，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君、何承华亲临会议。会议决定，抽调市级机关和公社、大队级干部1100人，深入农村食堂抓好社运的生活安排。省委领导作了十条重要指示。

8月18日，市委召开为期5天的公社党委书记和各林场党委书记会议，第一书记赵北克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州县第一书记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会议讨论了粮食征购、生活安排、劳力安排等问题。

1960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组组长钱正英、公安部副部长王兆到酒泉检查灾情及因饥饿而发病的情况、听取市委负责人汇报后，他们深入基层，走访了灾情严重的五四永丰公社（即总寨乡、银达乡）和果园公社，走村串户，住在大队部，吃在公共食堂，看望了社员。27日，在市委召开的公社书记座谈会上，钱正英批评了酒泉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瞎指挥、虚报浮夸、随意制定高指标、征收过头粮、大刮“共产风”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对抢救人命、劳逸结合、制止人口外流、浮肿病的治疗、非正常人口死亡和战胜困难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钱正英将调查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酒泉城乡抢救人命的工作全面展开。中央派出西北五省慰问团，到酒泉后，新疆军区后勤部郝部长任团长，运来大批面粉、葡萄糖粉、奶粉、蜂蜜、酥油和药品，慰问团进驻乡下，在酒泉县丰乐、果园等处展开慰问活动，让农民感到了国家的关怀。在丰乐，代表团召开全社三级干部会议，宣讲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明确指出了大跃进的错误做法，要求立即停办不不景气的公共食堂，对不负责任的干部提出严厉批评。在中截，郝团长召开社员大会，现场调查情况，慰问社员，批评贪污现象，要求解散队办食堂，清仓查库，组织自救，并纠正了中截大队少化社员自留地的错误。由于措施得力，查出了黑粮，让农民得到了喘息之机。

酒泉市开放自由市场，杀畜保人，组织厂矿办农场，组织医疗队下乡救人。在城乡设立了173各医疗点，腾出专署大楼当作病院。

12月7日，市委第一书记赵克北召开书记办公会，决定12月份把安排社员生活、抢救人命作为首要工作，各公社派党团员、积极分子和政治上可靠的得力干部，组织抽调30%到40%的强劳力组成专业队入山进滩，寻找“带食品”，打柴割草，尽一切努力安排好社员过冬生活。

14日，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甫、省委书记处书记王秉祥、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良才在酒泉召开大会，检查工作问题和灾情。酒泉市200多名副县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彻底检查甘肃省在几年工作中的问题。

许多严重灾情在会上得到报告。1到12月，人口大量死亡，全市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832人，死亡人口为总人口的2.7%。外流人口达6000人以上。患干瘦、浮肿和其他因饥饿引发的疾病的人数高达165276人，占总人口的41.3%。群众思想情绪极不安定，偷盗、宰杀牲畜的事时有发生。全市原有的可以担负耕作任务的82064头牲畜减少了7659头，占总数的9.4%。原有羊只164343只，到12月已被宰杀36754只，占到总数的22.4%。

会议认为酒泉市和全省各地一样，在共产风、虚报浮夸风、一平二调风、说假话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引导下，导致生产混乱，粮食极度短缺。会议将矛头对准了原省委书记张仲良，认为他违反党的政策与原则，违背客观规律，欺上瞒下，主观武断，左倾蛮干，在党内过火斗争，给全省和酒泉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事实上，这是全国性的政治灾难，举国狂热的大跃进给全国各地带来了性质相同的错误，责任并非在某个人身上。这种出现整个国家政治举措失误的情况就加罪个人的做法，本身也是左倾错误。

与此同时，12月，酒泉钢铁公司下马缓建，5万多名职工调往外地移工就食，仅留1900人留守。市委发出《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抓特抓生活安排，彻底转变作风，坚决贯彻中央十二条，为确保人民的健康安全，争取明年农业大丰收而努力奋斗》的通知，成立了运粮指挥部，医疗救济办公室，城市生活安排办公室，代食品生产办公室，综合办公室，全面展开抢救人命工作。全市撤并大小机构313个，精简职工16218人，压缩城市居民5677人，农村调整3144名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

1961年元月5日，酒泉市委向西北局、甘肃省委和张掖地委发出的加急电报中声称，到1961年1月4日，全市发病人数达25326人，其中浮肿病9308人，干瘦病4983人，其他病10862人。全市共设医院及医疗中心167处，收病人2542人，深入社队巡回医疗的医务人员277人。市属3个医院扩大了床位，在市委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和市委招待所中也设了141个床位，收了105个病人。

是月10日，甘肃省委转发了王甫、王秉祥的《关于张掖、酒泉、玉门等市传达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意在特别促进酒泉等地的抢救人命工作。

元月25日，市委召开第二十六次常委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农业十二条》。召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工作组干部170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农业十二条》，着重解决“共产风”、“平调”带来的的严重问题，着手安排群众生活。

1961年春天，由于公社规模过大，不便经营管理，酒泉县将大社化小，把全县13个大社化成了19个较小的公社，恢复了铧尖、怀茂、西洞、红山、三墩等公社，并把全丰改为丰乐，红旗改为下河清，永丰改为银达。又调整了九个管理不善的大队，如临水漫水滩大队划归铧尖公社，长城大队划归三墩公社。取消了中队，恢复了原来的生产队。

1961年3月6日，市委决定，组成“酒泉市甄别委员会”，对1957年至1961年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内外人士，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3月27日，市委组成“复查工作委员会”，曹布诚任主任委员，常昆任副主任委员，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案件进行复查。这些举措是在认识到以前过激政治行为的基础上开展的，表明政治倾向的些微调整。

5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省委和西北局针对粮食紧缺、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作出的调整策略。准备执行省委关于1962年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供应量人口40万的决定。确定酒泉市的该项人口数控制在5万左右，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精减职工2950人，其后人数控制在5037人。

8月，酒泉市委成立退赔委员会，在公社、生产队也相继成立工作小组，在1960年冬季以前平调社员、国家平调集体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坚决彻底的进行退赔。原则是，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当年退赔大部，两年基本结束，三年扫尾。

金塔县

1959年16日，中共酒泉市委召开金塔片活动分子会议，金塔、东坝、西坝三个公社的干部群众1000余人参加大会。酒泉市副市长安骏在会上作了《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团结，为争取更大胜利而努力》的报告，号召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开展全党全民算账运动。力图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要求领导干部层层“下楼洗澡”，改善干群关系。

1961年11月下旬，中央工作组到金塔片检查工作，酒泉市委金塔片领导小组抽调30多名干部，联通中央和省上工作组组成7个工作组，深入到金塔、天仓等缺粮严重的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安排群众生活。

1962年1月，金塔县委书记杨兴盛到北京参加了中央“七千人大会”，2月下旬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迅速扭转农村经济困难的局面。

1962年12月，金塔县开始纠正“大跃进”错误，全县经济形势趋于好转。虽然“三瘦”问题得到改观，人口外流得到遏制，但群众生活依然艰难。国家于是调拨救济粮120万斤，回销粮398万斤，救济款32.2万元，救济物资16919件，加以接济群众生活，相比于1957年，全县各项生产指标皆有下降：工业总产值下降14.2%，农业总产值下降243.3%。粮食总产量下降82.4%，棉花下降1757.1%。大家畜存栏下降60%。

玉门市

从1960年下半年起，玉门市开始执行贯彻中央一系列调整纠偏的指示，全面总结1958年以来的工作，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下乡抢救百姓，发放救济钱物，安排群众生活。至1961年春，发放救济金52.71万元，不批3万多尺，棉花2万斤，已6500件。

玉门市按照中央决定和西北局、甘肃省委指示，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彻底纠正“五风”，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全面深入贯彻《十二条》《农村工作六十条》。1961年4月，全市平调退赔工作结束。通过算账清理，全市平调总值175.6万元，已兑现退赔156.5万元，占平调总值的89.1%。市一级退赔了95万多元，公社一级退赔了35万多元。

为了让农民度过饥荒，休养生息，1961年还减免了农业税和水费30万元，以增加社员分配收入，还按照政策兑现了社员自留地，用以生产自救。改进了分配办法，实行按工分补贴口粮。1961年冬，再发放救济款60.8万元，救济布9399尺，煤7000吨。

1961年5月，玉门市将原来的4个农村人民公社改为8个，撤销了原在公社下设的管理区。将原来44个生产大队划为59个，原有的342个生产队划成410个。生产管理制度得以完善，基本落实了按劳分配制度。凡此，都对生产恢复有所助益。

1961年底，玉门市压缩城镇人口23283人，其中精简职工14418人，不少人回乡务农，增强了农业劳动力。

1961年，玉门市粮食种植面积比1960年减少了1.93万亩，且自然灾害严重，受灾面积达1.82万亩，但粮食生产情况却好于上一年。粮食平均亩产183斤，比960年提高了14.38%。粮食总产2471.93万斤，比上一年增长0.16%。很明显，1961年的生产调整使农业生产内在质量得到加强，对虚夸风的纠正保证了生产中的实事求是态度。在此基础上，社会矛盾得以缓解。但农村群众生活安排问题依然突出，副食品等生活资料短缺，物价还在上涨，人口继续外流。昌马、柳河公社的人口分别比1958年减少40%和37.5%。

1962年，市委开展农业调查研究，全面停办了生产队公共食堂，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管理体制；调整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贯彻了中央各行业支援农业的指示，让工业支援农业，继续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1962年底，全市城镇人口从1961年末的90499人减少为75195人，减少了粮食供应人口。工厂企业开展“厂社挂钩”，帮助公社农业生产。驻玉门中央企业、铁路单位、部队、市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大力支援农业。

玉门石油管理局帮助社队打井70眼，帮助白杨河灌区扩大灌溉面积2万亩。许多企业抽调车辆运粮运煤，派工人下乡修理农具。全社会关心和支援农业的风气非常浓郁。

7月，石油部余秋里部长率领石油工作组到玉门深入基层，调查民情。他们走访了一些老工人和市民，召开各种会议，帮助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问题。

1962年元月，从1954年开始的玉门市审干工作结束，审查对象2933人，其中属于反革命问题交肃反运动处理的44人，保留问题86人，属于长期隐瞒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725人，受到党内处分的235人，受撤职以上处分的96人，受限制使用的439人。这项在政治上制造了不少冤案、使很多人惶恐不安的政治活动的结束，对当时的调整有益，局部地稳定了人心。

1962年，玉门市农业发展成就显著。粮食总产量2908.07万斤，比上一年增长17.6%，是1957年的76.6%，几乎回到正常水平。粮食平均亩产193斤，虽然比1957年还底，仅为那一年的72.6%，但既超过1961年5.5%，也是实实在在的真数字。棉花面积比1961年减少1176亩，单产却增加了1.13倍，总产不降反增，上涨50%。大牲畜头数增长8.5%，猪增长1.1倍，羊增长33.68%，家禽增长34.43%。牧业产值增长68.85。农民们看到了真心抓生产的实效。

随着粮食增产，社员生活有了改善。比起1960年237斤、1961年275斤的人均口粮，1962年人均口粮达到391斤，这还不包括自留地收获的人均11斤口粮。清泉公社人均口粮达到475斤。可以说，通过有效调整，生产自救，纠正浮夸风，农民们基本不挨饿了。

敦煌县

1960年初到四月，敦煌人民公社（全县一社）连续召开5次常委会，4次扩大会，着重研究解决饥饿、疾病、人口外流和死亡的紧急事务。有篇介绍经验的文章叫《手中有粮巧安排》，把黄渠闸坝梁“农忙吃稠、农闲吃稀、日长多吃、日短少吃，主副粮混合、粗粮细粮搭配”的吃粮方式加以介绍。公社抽调46名干部整顿落后生产对的缺粮工作，成立了公社生活福利委员会和职工福利委员会，由副县长许清波任主任委员。

6月30日，县委召开大队、农场书记和生产队支部书记参加的抗旱保苗会议，向全县发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大搞地下水，扩大井灌面积”的号召。面临灾荒威胁，县里开始极为重视农业生产。到8月，县里贯彻省委“改进领导方法、领导作风运动月”指示，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行一旬中前三天学习、研究工作，后七天深入基层参加指导生产的“三七制”，以及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四同”作风，踏实接近群众，促进生产。

7月，干部下点至杨家桥帮助解决缺粮饥饿问题，取得了每天向县委汇报一次的经验推广全县。

8月，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开展保粮保钢的增产节约运动，找出了粮食收拾不干净、打场碾场不快、复打复收不细、草麦混杂、牲畜糟蹋、粮食不入仓、多吃少吃或吃了不报、私分私吃、偷盗等问题。县里为此召开四次扩大会议，严厉整顿和教育。这些问题，充分反映出在公社建立后，生产管理粗放，社员没有责任心，干部组织不力，食堂化的消费方式浪费巨大，农民已失掉对待自己劳动成果的精细态度。全体劳动者在所谓的集体中，在狂热的政治口号蛊惑下，生产上三心二意，生活中大手大脚，集体的事因为不直接关系个人，没有人操心分忧。政治安排的混乱破坏的实际上是农民自身的生产方式、生产能力和生产态度，以及与这些紧密相关的农业文化和生存道德。

另外，对全县劳动力进行了清理、压缩，挤出劳动力加强农业。截至11月，分期分批从农村林、牧、副业和生活福利、队办工业等处压缩劳动力1737人参加粮食生产，又动员城镇市民698人回到农村，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精减职工1026人，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参加劳动，或者办机关农产。

1960年11月，中央公布了农村工作“十二条”，要求抢救农民，安排人民生活。县委第六次扩大会议正在揭发批判原张掖地委书记安振的右倾反党思想，接到文件，立刻转移会议主题，开始务实。

11月22日，县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决定将一县一社的敦煌人民公社改为县联社，恢复六个农业大队、两个城镇大队的建制。清理和兑现所有平调物资，进行深刻的关于缺粮、疾病、死亡、人口外流问题的调查。成立一支37人的医疗队，由书记处书记、县长张福生带队。此后又抽调172名干部下乡工作县里拿出移民经费4万元、社会救济款2800元，用以解决农场和各队移民生活困难问题，县委领导分赴各乡，计划用20天时间，集中力量大搞代食品，“突击”安排人民生活。

12月1日，中央检查团到达县委再次调整生活福利委员会，加强了力量，专设了如代食品办公室、打野牲领导小组等班子。6日对全县群众情况排了序，按照困难情况分三类进行了详细统计，应当说态度十分认真虔诚。

同时中央西北局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张仲良做检讨，承认了弄虚作假、浮夸冒进的错误，敦煌县与武山、和政等先前树立的红旗县被列入最差的第三类问题县（占全省30%）中。

1960年12月18日到21日，中共甘肃省委工作组在敦煌召开会议，省委、地委、肃北县、阿克塞县、农场、驻军、石油公司、敦煌各基层单位的代表都有参加。省委工作组组长赵文献认为这是“救命会议”。会议指出，两年来敦煌县为了所谓红旗县荣耀，宁左勿右，浮夸作风严重，打肿脸充胖子，犯了不少错误。许多代表畅所欲言，群情激昂，热泪横流。大家的检讨态度都很诚恳，对错误有了清醒的认识。会议讨论了抢救人命、安排群众生活的具体问题。石油运输公司、驻军35团、肃北和阿克塞等牧业县，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计援助煤油2吨，煤2吨，维生素6万支，葡萄糖1000支，肉食1600斤，酥油450斤，还提供了运输车辆。35团另组成医疗队巡回治疗，兄弟县发来慰问信。大会因为务实精神和讲真话而取得成功，切实起到了救灾作用。

会后，全县分八片传达了精神进行动员，要求十天以内突击开展相关运动。12月22日，县委发出《关于安排群众生活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关于立即开展捕打野生动物的通知》，精细计算了口粮供应标准，确保最低六两的供应。对幼儿、老人、病人等都有不同规定。以食堂为单位，对代食品提出指导加工意见。要求民主管理公共食堂，允许各户分散做饭，集中定量打粮。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各类病号治疗，分离传染病，细心照顾病人。改县第二招待所为病院，补充医疗队人手。还组建了孤儿院，减少了农民劳动和机关人员办公时间，停止了义务劳动，保证星期日休息。全县组建13个打猎队开始捕猎。各项措施安排细致，一切从群众生活困难出发，显得合乎实际，冷静而有条理。

12月27日，县委再次调整领导小组，对人员进行了精心安排，以求工作更加细致有效。增加了粮食调运部，县委书记黄仕福直接领导。派出21人到新疆调粮。28日通报了全县救济物资发放使用情况，收集窗帘、桌布等一切可以御寒的物资。31日成立运输指挥部。

1960年，敦煌县工业总产值为2889.55万元，农业总产值2173万元，粮食总产1962万元，棉花总产250万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68万元，财政收入298.1万元。比1957年下降很多。

1961年1月2日，县委召开总结会商讨救灾形势，继续细化新问题如偷盗、抢劫等现象的对策。根据中央《十二条》精神，农村开始划拨自留地。全县划给农民自留地9225.49亩，占公社总耕地的4.61%，农村平均每人0.178亩，比原有自留地增加3.2%。显然，各级领导都清楚，完全剥夺农民的土地是导致饥荒的一个原因，但大家还是不能大胆下放土地权给农民。而此举目的在于加强农民自救能力。虽然划拨面积有限，还是给了农民一点点有限的自主生产权。

县委、县人委根据全县农村受灾情况，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合理的收益分配，减免受灾、减产严重的社队的农业税和部分费用，提出肥料现款收购的办法。就1961年生产计划，对小队实行牲畜、农具、劳力、土地四固定，对固定给小队的果园实行三包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还贯彻《十二条》精神，进行整社整风，清理平调，退赔兑现。

元月下旬，西北各省区慰问团在河西、党河、杨家桥三公社慰问。

1961年2月，敦煌县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宣布撤销“敦煌人民公社”，恢复了县政府和县委，原来的乡级大队，改为人民公社。

2月，县里提高了医务人员口粮标准，从月26斤提高为月28斤。全县农村社员口粮最低实行日八两的标准（个别村队不限）。

3月的统计数据说明，随着天气渐暖，全县过冬问题形势缓解，疾病、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得到有效控制，病人数由元月的17540人下降到8034人，由饥饿带来的浮肿等病人由元月的约70%下降为约30%。外流人口元月278人，2月225人，3月219人。死亡人数元月271人，2月159人，3月88人。

3月，县委开展以反“五风”为中心的清算运动，发动群众退赔“平调”钱粮。

全县生产也有显著起色。4月，县委召开三干会议，讨论制定了敦煌县社队调整规模，粮食“三定”方案，并及时在党河公社邵家桥大队、河西公社胜丰大队进行了体制调整试点工作。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的“六十条”和“十二条”救了生命，鼓了干劲。全县广泛宣传了党的政策。

4月，县委继续处理自留地问题，给予农民更多照顾。

5月，省地工作组撤离，县委开展防治疾病传染的卫生工作。县委74次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社队体制调整委员会，农村人民公社由6个调整为11个，生产大队由原来57个调整为102个，生产队从285个调整为360个。以县监委为主，对1957年到1961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处分的干部、工人、学生和社员2121人进行了甄别。此项工作至1963年结束，结论是，原批评、处分正确的为954人，部分正确的224人，错误的949人。不到一半的人在这个调整中摆脱了政治罪名。县委决定5至8月对干部进行政策教育，要求提高觉悟，深入调查研究，健全党内正常生活。

县上实事求是地制订了1961年的生产计划，层层讨论，反复斟酌，慎重研究，对作物播种面积、粮棉比例、计划产量都做了调整，着意纠正过去为求高指标盲目扩大耕种面积的做法

6月，全县解散公共食堂，撤销10人以下小病院。陆续撤回工作组。县委向全县介绍了吕家堡公社吕家庄大队小包工实行自愿结合，包工到组、户、人的生产经验。并继续压缩城镇人口。

在抢救人命的工作中，敦煌县政府尽责尽力，工作细心耐心，措施得力，方法合理科学。全县累计方法救灾款物到8132户，24609人。共发放棉布近11万尺，棉花15338斤，救济款37万多元。内容涉及穿衣、治疗、制作被褥、置办各类过冬物品、收容孤儿、调运粮食、加工代用食品、打猎、组织人手等方面，琐碎纷繁。但广大干部任劳任怨，在群众受灾现场，面对具体的病人和饥饿者坚持工作。多数领导也能诚心改过，面对实际，严肃严谨，再无虚夸。这次救灾活动本身，既是一次纠正思想、改变观念、总结教训、反思错误的教育活动，在关键时刻改变了领导作风，扶正了工作方向。

1961年7月，县委召开县社队三干会传达中央文件，继续纠正平调错误，落实农业政策。8月成立11人退赔委员会。县委核查，1958年以来，共平调农民土地13476亩，牲畜790头，猪645口，羊17240只，劳力1148人，木料16050根，树24267棵，农具1850件，家具1879件，灶具4987件，拆毁房屋11371间，粮食和其他物资共折价约434万元。总计全县平调约在600万元。按当时农村人口计算，则每人平均达到120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可见，盲目的大跃进运动衍生的所谓平调，其实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对农民个人财产的一次强制性剥夺，是的许多农民家庭失去了应对灾荒年景的能力，可能也直接导致了灾荒的发生，强满粗暴，伤害了百姓的感情，损害了人民利益，甚至将许多人推向死路。

敦煌县将清理出的问题，按照中央政策予以了退赔。

11月，县委传达了邓小平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精神。组织工作组在转渠口公社选择了生产恢复快、经济条件好的东沙门大队进行下放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试点。又选择了受“五风”影响大、生产条件差的肃州公社高台堡大队调查试点。通过对比，成立了县及各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领导小组，培训干部90人，抽调工作人员457人，在12月23日开始铺开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工作。全县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定为365个，其中三级所有、生产队核算的362个。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是遏制左倾错误的积极措施，也奠定了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农村的收入分配的稳定机制。

县委召开公社和大队书记参加的会议，动员完成工业品交换粮食任务，截止12月15日，工业品换购粮食实际入库736174斤。大大缓解了吃粮压力。

1961年，敦煌县工业总产值为487.92万元，农业总产值1651万元，粮食总产2262万元，棉花总产61万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3万元，财政收入140.9万元。比1960年有所下降。但这是真实的数字，而棉花减产，粮食增产，则是调整后增加粮食生产的必然结果。

1962年3月，成立了县委副书记王凤山、县长许清波任组长的全县清仓核资领导小组，对全县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各单位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进行了全面清查，按照新的分配标准及时调整了材料供应，以支援工农业生产。

1962年4月，根据中央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的决定，县里抽调15名干部组成办事机构，精兵简政，至年底压缩城镇人口2148名。5月，县委领导分五片传达省委《关于加强集体生产领导、适当放宽小自由的几项具体政策》，派工作组在杨家桥、转渠口两公社的生产队进行了零星小片果树分户保护、包产和牲畜分户喂养的试点。这种尝试意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全县极为有限地放宽了小自由，为农民划拨了7%的自留地和3%的饲料地，调动农林牧副业的生产。但到了九月，工作组又到黄渠公社黄渠尾大队第二生产队纠正该队将土地、牲畜分配到户的做法，迅即消泯了基层尝试调动生产活力的热情。

县里根据中央“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调整精神，投资30万元，扶持全县30个大队，114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兴办了农林、水利部门三个投资项目，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流。县委从工交、手工业、文教、卫生等各个系统入手，在保留或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较大的生产企业加以充实，进行巩固、提高中，对长期发生亏损由国家补贴的厂矿企业，按照关停并转的办法，采取由全民转集体等多种形式进行调整。县里还恢复了手工联社，将生产制造、销售、维修服务一体化，大量生产小农具，小工具，炊事、取暖用具等农业生产和生活必用品，制订《敦煌县手工业合作联社章程、各个社组的章程和《个体手工业管理暂行办法》。在规范机构过程中，对全县个体手工业者进行清理、审查、登记，精减不合格教师，采取撤销、合并、公办转民办等形式，将全县三所中学合并为一所，小学合并为45所。充实了县医院、防疫保健站、药材公司及中医联合诊所，设立国家举办的地区卫生院4所，公社办的卫生所8所，生产队举办的保健站2个，以加强农村的防疫保健、治病、药品的供应工作，努力把全县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8月，黄渠公社黄渠尾大队第二生产队队干部自发将426亩土地、31头耕牛，分配到农户，实行包工不包产的生产方式。南湖崔木土沟大队的农民也搞起了包干到户。这些大胆的尝试很快被压制。

10月，敦煌县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对县委和各部门违背中央政策、刮“共产风”、瞎指挥、说假话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要求各行业为农业服务。

1962年，敦煌县工业总产值为419.67万元，继续下跌；农业总产值为1708万元，粮食总产量低于上一年，是2054万斤，比上一年下降了8.98%。棉花总产只有37万斤，比上一年下降39.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81万元，比上一年下跌百分之三十以上。财政收入128.7万元。除农业总产值外，敦煌县的生产状况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经过调整，粮食紧张局面得到缓解，但大跃进带来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大大遏制了生产的恢复进程。但是，没有出现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相较于1960年，全县农村人口由4.61万人增加到了2028万斤，马牛驴等大家畜由13100匹增加到了14000匹。虽为灾年，但民生得到保障。经济调整措施得力，工作作风的转变使为民服务的宗旨得以落实，干部们摒弃了左倾浮夸念头，工作做得扎实，因而有效遏制了灾荒情景的再次发生。

安西县

1961年11月，安西县委工作组在环城公社北沟大队宣传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经过试点，12月日，张掖地委向各县市批准了这个试点报告，安西县从此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

12月30日，安西县右派甄别工作结束。自1957年反右派至1961年上半年，在历次运动中被处理的干部、工人、基层不脱产的干部和农民共820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101人，行政处分334人，刑事处分82人，批判而未给处分的303人。甄别后，维持原处理的有91人，认为部分处理错误的有178人，被完全处理错误的有551人。这次甄别是安西县在灾荒后政治上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大批所谓右倾分子都是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对他们的再处理符合民心，尽管还很不彻底。

第五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酒泉市

1962年元月，酒泉地委成立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成员有赵云山、武占斌、孙一心、孟吉言、李维民、陈守学、郭振江等。赵云山担任组长。酒泉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拉开序幕。

金塔县

1962年1月，金塔县委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安排在机关、学校、工商企业、农村全面开展以反对不良倾向和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运动。

玉门市

敦煌县

1961年11月9日，敦煌县委发出《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通知》，认为在前几年的困难中，部分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产生了严重问题，对建设社会主义不利，因此有必要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组成五人领导小组，县委书记高迎喜任组长，抽调十五名干部，在县委书记及县长许清波带领下，分赴各公社和各城镇单位开展宣传。按照“团结——批评——团结”原则，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县城镇后农村，层层动员，宣讲当前形势，颂扬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和成就，宣传六十条，意图提高群众和干部的觉悟。开展了检举揭发走后门、小偷小摸、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不良倾向。对踊跃交售农副产品的五墩、黄渠等六个人民公社和高家堡等24个生产大队给予表彰奖励。整个运动至三月春耕前结束。

1962年10月8日，敦煌县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币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0月27日第四届县委成立第二天，召开全委会，讨论训练社队和机关干部事宜，决定从11月1日起分期分批训练干部为下一步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做准备。11月8日，县委工作组赴吕家堡盐茶大队开展试点。10日，召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12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15日发出《关于向干部、群众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知》，18日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号召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25日，县委发出《敦煌县委关于今冬明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安排意见》，计划全县农村分两批，从元月上旬到三月中旬搞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镇按计划适时进行。

1963年1月2日，县委成立社教运动办公室，由县委副书记马骥英任主任，宣传部长刘佑之任副部长，抽调尚进夫、金洁泉、王林为工作人员，在宣传部开始办公。县委常委高迎喜去南片，许清波去东片，马骥英去北片，朱廷藩去西片，带领社教工作队进驻47个大队，190个生产队。第一批社教运动开始。3日，县委转发试点工作组试点情况初步总结报告。7日，下发对地富反坏右分子违法罪行和农村干部违法违纪、有损集体经济及作风等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31日，转发县公安局关于评审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意见。2月3日，下发处理社员自留地、零星开荒、饲料地等问题的具体规定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土地、牲畜、林木等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有效地指导和推动社教运动顺利进行。

2月7日，县委在百货商店、大众食堂等12个公私合营、合作店（社、祖）开展反帝、爱国、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

2月18日，继农村一批、工商界之后，县委在城镇机关干部中开展社教运动，形成了“城乡上下齐动员，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格局。此后，首批三块社教运动，按照省地要求，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顺利进行。三月中旬农村一批及城镇机关干部的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期间，共抽调干部267人，党员208人.

敦煌县的社教运动基本上分为四个步骤：第一，训练干部，学习政策，提高思想认识，教会工作方法；第二，组织队伍，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阶级斗争、当前形势的宣传教育；第三、按政策规定，从干部开始到群众，揭发问题，暴露处理；第四，进行组织、思想建设，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在农村一期社教运动中对自留地和小片零星开荒地重新丈量。发给了登记证，共收回出多余自留地806.5亩，小片开荒地466.69亩。

到五月上旬，公私合营、合作商店、社组的运动也结束了。共计221名资本家、小业主、拿定息的一般私方人员、小商小贩，参加了社教运动。

敦煌县委的文件总结说：“在农村一期社教中共揭发出有问题干部324人，占已开展社队干部的35%，其中公社干部8人，占公社干部的13%，大队干部63人，占已开展大队干部的29.5%，生产队干部253人，占已开展生产队干部的26%，党员121人，占已开展党员的37.3%，团员24人，占已开展团员的24.7%。从揭露出问题的性质看，瞒私产24人，贪污盗窃37人，挪用公款23人，投机倒把24人，私拿公物28人，砍伐公树45人，搞封建迷信活动7人，多吃多占38人，闹不团结33人，乱搞两性关系的6人，不执行政策的27人，违法乱纪的3人，聚众赌博的3人，买卖土地的3人，有单干思想和行动的23人。对查出有问题的干部，都分别进行了退赔、检查、批评和处分。对暴露出的1291件问题除个别问题仍需进一步查证落实外，已处理1032件，占80%。”

敦煌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小四清”运动阶段。根据中央1963年3月《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4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精神的贯彻，成立了王凤山任组长的增产节约、“五反”运动十人领导小组，成立了马骥英任组长的社教运动七人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十分雄厚。决心发动群众，痛下决心，自上至下检查思想，检查作风。

4月26日，在王凤山带领下，工作小组在供销社经理部进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试点。地位工作组也在樊检察长带领下赴肃州公社孙家桥大队试点。县委工作组赴吕家堡公社秦州大队试点。仿照河北保定县的做法，“小四清”——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复查社员自留地和小片开荒地，组织贫农和下中农。

4月29日，全县59个企事业单位陆续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

5月召开四干会教育培训干部。会上确定全县贫农、下中农的组织形式为队有小组，大队有委员会，公社有协会，具体规定了依靠谁、团结谁、监视谁、打击谁和分清敌我等具体问题。从公社书记、主任开始，反复检查。与会人员发言“卸包袱”，“问题谈的是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深，且由谈问题到谈思想，谈认识到谈问题的危害性。”

会后，全县第二批社教算是在农村全面展开。第一批社教后仍需补课的有25个生产队。

7月，农村试点及社交工作基本结束。期间的基本工作是，组织贫农下中农，宣传文件精神，帮干部卸包袱，四清，改善经营管理，整顿队伍。退回集体农具584件，化肥430斤，现金8940.10元，饲草23270斤，棉花1044斤，布证321.7尺，粮食69274.14斤，油41斤，羊皮10张。收回土地416.88亩，大牲畜25头，羊136只，树766棵。重新调整和划拨了自留地、饲料地和零星开荒地。

根据1963年5月中央杭州会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7月7日，敦煌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精神，宣读地委转发地监委摘选的十个犯有严重错误干部的材料，敦煌县姚芳、马仲奎、窦俊川三人分别受到严重处分。会议要求掀起一个大揭阶级敌人盖子、下楼洗澡卸包袱的运动。会议对运动的内容、进程、目标部署严密，决定九月结束运动。

9月，县委召开500人参加的三干会，县委书记高迎喜、地委书记曹布诚分别作指示，要求强化阶级斗争观念。五天会议后，大家明显“看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已达到“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程度。全县有四类分子767人，其中有破坏活动的335人；四类分子子弟2793人，有各种破坏活动的613人。揭发出农村进行资本主义活动的334人，害人骗钱的神汉92人，巫婆20人，买卖婚姻案279对。会议期间，“放包袱”的有348人，放了“包袱”1379个，5名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受到处理。会后，县上抽调100名农村积极分子、62名脱产干部和安西来的43社教干部进行两天培训，在县委领导带领下，分赴吕家堡、转渠口、黄渠等公社开展试点工作。

10月，县委下发《关于干部在社教运动中的纪律》《敦煌县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安排》，决定共分四批、每批50天时间开展运动，到1964年6月底7月初基本完成。

11月，学习西北局“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和省委“讲质量、求实效、打基础”的指示精神，回顾前一阶段工作将原计划的四步走改为六步走，时间从50天延长为90天。城市机关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前“三反”及“四清八查”工作基本结束，正式立案33起，其中“千字号”（上千元案件）3起；粮食“万字号”（上万斤案件）集团案1起，涉及职工42人；先后提出整顿意见3960条，边整边改3852条。

12月底酒泉地委第一书记王治邦到敦煌检查运动情况。作检查报告上报地委及省委。他认为社员和干部对运动反映很好，说“六一年是救命运动，这一次是救人运动，照亮了人的心，洗净了人的手，这次运动比土改都细，筛子筛了箩儿箩，把多少年的大小事都反清了；这次运动神得很把人不知鬼不觉的事都给弄出来了，以前有的人发誓刀搭到脖子上都不说的问题，这次没追没逼自动交代了”。从报告内容不难看出这场运动给干部群众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问题确实揭示了一些，但不乏威逼、强迫、鸡蛋里边挑骨头的嫌疑。多年政治运动使人们心里极为脆弱，养成了一旦来运动便主动检讨自己、无中生有的心理惯性，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运动中无限扩大阶级斗争范围，上纲上线，将一些正常的生活现象一概套上思想问题的框子，捕风捉影，无事生非。

1月25日，北片三公社试点运动结束，实施了“算十账”“查九粮”“清八票”“对七款”“结四工”“核三物”等六项“四清”工作内容。

1964年5月，根据中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党手中，所以要追查根子的精神，敦煌县委组织了33人的社教专业队，抽调13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公社进行复查补课工作。8月29日召开县委第九次扩大会议要求采取上下夹攻的办法领导主动引火烧身，与会人员放火点火一追到底。查出的问题有，7名公社干部有严重问题，有10个县属单位不够团结，3个公社严重不团结，26人乱搞两性关系，13人喝酒不当，4人打麻将，26名初级骨干和地富反坏右子女结婚，16人与地富反坏右亲属子女结婚，11个初级骨干是地富反坏右子女，47人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等反动组织。查出十项经济问题大账，资金近千万元。

9月6日，省委和地委工作组抵敦煌，指导运动扩大会。10月6日，大会告一段落，收到批评意见1238条。16日大会结束，许清波、王凤山被停职反省，尹善荣、赵茂轩被责令检查。11月县长许清波参加张掖社教，马骥英代理县长，撤销王凤山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赵茂轩、尹善荣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许清波常委职务，高迎喜停职交代。11名科级干部被组织处理。

1965年元月10日，敦煌县召开万人大会，反革命分子刘振华，四不清干部王登第，纵火犯王有才、王永丰等10名现行犯被打击。1月21日至28日，召开敦煌县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受到全县干部、市民4000人欢迎，一些代表受邀到各单位作了忆苦报告。

1965年2月，根据中央、毛主席制订的农村工作“二十三条”，敦煌县召开140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学习文件，进行大讨论。会上，共有802人放下包袱2795件，其中从未讲过的1584件。

4月，县委对县委委员进行鉴定，评定胜任者8人，选拔对象2人，培养对象1人，适于交流1人，应予调整5人。以南湖公社和杨家桥公社为试点召开公社三干会和贫代会，学中央“二十三条”，听彭真讲话录音。纠正前一段退赔过宽、把四清矛头对准社员的错误倾向。号召干部放包袱。5月，调整了全县干部队伍。6月再开三干会，11个公社到会2332名干部计有2268人共放“包袱”9200个。会议对各类干部和问题给予分别处理。

8月，县委统计了1963年5月到1965年7月运动中的案件处理情况。180人被处理，党员73人，团员33人，群众74人。

11月，免去高迎喜县委书记职务，王占昌替任，免去许清波县长职务，马骥英兼任。12月再开三干会，继续放包袱852个，宣布了4名县级干部和13名科级干部处理决定。会议认为，全县13个公社，城关镇已明显烂掉，基本烂了的是杨家桥和南湖，初步摸底发现有16个大队、49个生产队的领导权已不在我们手中。经过运动，粮食、棉花、猪羊、商品、油都多了，社员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大变了。

1966年，敦煌县委将运动转向下一步大规模社教运动的准备上。2月，发出《关于敦煌、安西两县进一步整顿县委领导核心的安排意见，地委社教先遣队抵敦煌，开始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月底，地委决定成立敦煌工作团，团长窦明海。然后召开三干会，开始全面整顿。4月，四清工作团进村进单位，全县“全县大规模兵团作战”开始。10月，工作团撤离，随后撤销。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可以说，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序幕。

在四清运动中，共投入工作队员2226人，批斗519人，134人带上各种政治、经济罪行帽子。逮捕坏分子6人，受各类处分185人。45人自杀，11人自杀未遂，2人失踪。被清除、开除、退党、不予登记、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党员有335人，受其他纪律处分的党员155人，暂缓登记的党员273人。从这些数据看，敦煌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得很深入彻底，给人们正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其中不乏冤案错案。运动反复进行，声势凌厉，造成的伤害难以弥补。

安西县

肃北县

阿克塞县

酒泉钢铁公司的建立

农村经济的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

社会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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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军 酒泉的文革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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