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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我父亲“被错过”的个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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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 03:38: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徐贲:我父亲“被错过”的个人记忆1 V* Z/ d: L* R- T! }
头发很短,板寸,鼻梁上架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右手食指和中指夹一根香烟,沉思着。: R" R% B: g) i& W. T

1 x3 L6 [+ w% X7 H* S《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封面上的这位老者名叫徐干生,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的父亲,一位默默无闻的老作家。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徐贲,很多人都会错过他,就像他生前“被错过”一样。+ b8 ^$ a9 T# @7 @! H* [' Q4 W# T

& y8 \% Q! z- h6 J. X' I* R( p文字是一种见证。徐贲将他父亲徐干生生前的著作(散文、诗歌、日记和检讨)辑成这样一本厚重的大书,让徐干生成为又一位“回归者”。与他一起重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徐干生携带的历史记忆。1938年,他就开始在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夏衍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资深,但也因“资深”获罪。1955年,“胡风案”发,因为1941年“胡风分子”曾卓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被牵连其中。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徐干生如履薄冰,至1977年“文革”结束,他一直在为自己1949年前写下的“反动文字”作检查交代、剖心洗脑。/ o+ H( y4 D2 X. T- r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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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本书的意义,恐怕还不仅仅在于一种历史的“忆苦思甜”作用,或者对于“文革”这样的极端年代的警世意义。官方的历史叙事和个人的生存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罅隙关系,这些罅隙被什么填满,有时会改变人们对一件事的判断。但公共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并不完全对立,个人记忆也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公共记忆。比如,当徐干生的著作出版之后,徐干生和徐贲的私人生活就不再局限于徐家人的回忆,它们呈现的,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是岁月的青年人来说,近乎一种“奇观”;而对于那些感同身受的读者来说,则是一段段真实往事的文字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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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 `# {6 N5 ]7 K难以留存的个人记忆  S1 c3 ]# b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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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和你上一本书《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样,这本书其实也是关于记忆的。个人记忆一旦与公共记忆挂钩,它往往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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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0 P2 _- K7 u徐贲:对,我下本书要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特别强调公共记忆,因为没有公共记忆的话,记忆是没有生命的。个人不管他记性多好,他都会去世,生命都会终止,生命终止,记忆也就不存在了。他死了怎么办?这个记忆怎么传承下去。在西方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验记忆是没有办法传续的,就是通过故事也没有办法传续。比如你爷爷告诉你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即使你一字不差地记住了这个故事,你也无法亲身体验你爷爷的经验。你爷爷的记忆不是你的记忆。你只是拿到一个引子而已。而公共记忆就不同了。我和扬·维尔纳·米勒的对话中谈到过,“二战”之后这么多年,纳粹德国的亲历者慢慢都死了,记忆怎么传承?因为在德国,这种记忆成为了公共记忆,所以这种记忆就能够抛开个人的载体,而一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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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我妹妹在苏州,在文化宫,突然放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这样的“文革歌曲”,我脑子就嗡的一声,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时光倒转了?真是不寒而栗。当然,现在他们是把这种歌曲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来处理的,已经没有当年的政治含义,但是像我这样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听,仍然浑身直冒冷汗。主要还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一种关于“文革”的公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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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 P! [; p# c4 O时代周报:对“文革”的怀旧也红火过一阵子,确实,公共记忆的缺失让我们常常生活在幻象之中。当我们有意识地开始遗忘,历史的残酷性就被温情脉脉所取代。可是,我们的创痛就那么容易痊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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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C2 }# u' Q  X* K$ }8 s* d徐贲:因为我还有个人记忆,我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可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公共记忆,所以很多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我在大学里也专门谈过“文革”的怀旧问题。美国有一个华裔作家,写了本书叫《红杜鹃》,在美国一片好评,很多美国教授都说她写得好得不得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一张长到面具里去的脸”,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你戴上了一副面具,久而久之,这副面具就长到你的脸里面去。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在美国教她女儿“文革歌”,我不是在道德上责备她,但是这是她成长期的记忆,这种做法很值得怀疑。0 s8 l* a&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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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下一本书也会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混血的华人,他妈妈是德国人,爸爸是中国人,他妈妈、爸爸和叔叔都反纳粹,他也痛恨纳粹,可是有一次,他在他的老师家吃饭,他哼了一首歌,老师的夫人狠狠瞪了他一眼,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哼的是纳粹冲锋队队歌。他从小听到这首歌,就记住了。他妈妈在洛杉矶买了一张唱片,全是纳粹时期的歌曲,纳粹的歌曲是很有鼓动性、非常激动人心的音乐。他说他很能理解他母亲,因为这是她关于青春时代的唯一记忆。就像一些“红色歌曲”,对我们的意义,和对现在年轻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e- a$ y. w" |% R* @  j

6 E3 I4 ?/ u/ G! \0 M2 l* o7 j正义社会必须向正义者倾斜/ N* |" Z& @$ ~4 B5 S0 {. V, I( p)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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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个人记忆的复杂性在于每个个体、每个家庭的情况完全不同,公共记忆则相对单一化,你说的“有效的公共记忆”能否取代个人记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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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8 r" j0 b& g0 k8 i6 s徐贲:我有一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我一开始并不想提“文革”这个敏感话题,可是人大的朋友却一定要我讲。后来我讲了之后,有一个教授站起来对我说:你说的“文革”的灾难记忆是不对的,“文革”要允许多元记忆,对我来说,“文革”是最好的时候,我当时是红小兵,也不要上课,就像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拍的那样。我觉得这问题很大,任何一个国家当中,灾难都不可能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纳粹的悲剧也不是发生在所有德国人身上的,但作为一个正义社会,它必须向正义者倾斜,社会中没有受过苦的人,有责任分担受过苦的人的记忆,这样,社会才能从苦难中得到一点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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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 q1 @6 F: C; u. x另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在,在北京、南京、苏州都有这样的“文革”文物市场。文物按照定义的话,100年前的东西才能称之为文物,而“文革”过去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在文物市场上,“文革”文物的这个项目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一方面,它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它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将它与政治彻底分隔开了。: q4 _1 {' `: G, E* p

9 x& c& p2 ]# ~. e! q' m时代周报:在中国,梁漱溟、顾准、许纪霖等人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在今天他们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限制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知识分子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生活呢? ' p5 V6 T% h" p7 |- Y" d

' @: P8 Z( P: r/ g/ u徐贲:顾准我觉得他还不能算是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平台。我觉得他和德国的克莱普勒相比的话,确实相差太远了。你看他的日记,他的详细程度,他对纳粹的认识程度,相差太远了。当然顾准有一些很直觉的东西,想回到希腊,从希腊城邦政治来看中国情况的根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有差距。9 {! B* R5 ^$ b& n2 H' u8 V

5 r  z+ e$ ?& J/ x' ?) @我相信在“文革”时期,顾准绝不是唯一的,肯定还有很多人在思考,只是没有留下他们的文字,顾准在这方面还是幸运的,他的弟弟陈敏之能帮他把文章仔细地整理出来。7 `6 o# f- I1 F3 \

5 q8 e3 m% M- V3 Hhttp://www.time-weekly.com/wap-article/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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