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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 我们公社的张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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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30 21:1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1.8.22上华知被拒,改上散文网站)

1969年下乡时,我回了原籍。并非选择,而是我们市里的专案组长叫的。我刚被释放,算是宽大处理,诚惶诚恐不敢有任何异议。另一方面,从小就听父亲说,我的家乡是如何如何美,又如何如何富足,早就被称为“河南省的乌克兰”。但又心存疑惑,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家乡饿死了很多人。我的本家中便饿死了十几口,如果不是一位修水利外出的堂兄写信求援,而且我母亲赶紧寄去50斤全国粮票和15元钱,恐怕还要饿死十几口。

而我戴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今生是没希望了,在那样的地方,能过得下去么?为了弄清楚我这顶帽子的分量,查问一通,终于明白: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是这个结论,档案里就是这样写的。我跟他们成了同一路货了。连一线光明都失去了,那么还是回老家吧。

回到家乡,我们那个公社已经下了几百名知青。主要是郑州来的。新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我还能不能算知青?其次是算下乡还是回乡知青?这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下乡知青有安置费,一百多块钱不是个小数字,还有一年的商品粮,这马上就决定了我有没有饭吃。甚至还有地位问题,下乡知青是要比回乡知青高一等的,因为我们还处在阶级社会,除了阶级差异之外,尚有阶层问题。即使是革命干部,也有个级别问题,那是马虎不得的,连党中央的文件上,每一份都注明了传达到哪一级的字样。“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要差到一个阶层的地步!

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出工了。到了这个地步,还要假积极,也算是“狗改不掉吃屎”了。活儿是挖塘泥,锹是借来的。干到晌午,队长说:“大蛮子!”这是刚获得的外号,社员们因为我从南方来,便命名了。“你还没到公社去,你们该有一些盖房钱。你一个人盖个熊呀,队里拨一间房给你住,队里落俩钱,马上开春了,化肥还没着落呢!”

下午我就到了公社知青办,那儿已经围了一群郑州知青,管知青的蔡干事正跟那些知青们争个不休,言语中我听出来这些知青已经没饭吃了,找公社解决。咱的身份未定,不敢跟人家一样理直气壮,只好怯生生地坐在一边等候。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知青办进来一个干部,鼓泡眼,镶着一颗金牙,胖墩墩的。蔡干事与那伙知青几乎同时叫道:“张书记!”所不同的,是蔡干事那毕恭毕敬的神态与知青们就像是抓住了小偷的神态。这位被称为张书记的气派,完全是农村干部:“又没饭吃了是不是?你们这些个小冤家。这样吧,明天上午你们来,让队里给你们记工,开个大会,我出面讲讲。老蔡,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各队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到公社来开会。就这吧!”知青们七嘴八舌一阵,散去了。

他见我还没走,就问:“你还有啥事?”我把通知书、户口迁移证等拿出来,说了我的情况。蔡干事马上答复:“你这算下乡还是回乡,我们要请示县里。”我还没拿定主意是否申辩一下,张书记开口了:“还请示个熊呀?他爹又不是社员,家又不在这,回原籍不算下乡算啥?不给人家安置费他吃啥?就按下乡办,回头跟县里报一下指标不就完了?”转过身对我说:“你到民政室把户口迁移办了,再到这来找小蔡,办手续领安置费,然后去粮管所领粮本。去吧。”没想到这事竟如此顺利,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回到村里,跟队长一说,队长说:“你亏着遇见张书记,不然至少得跑几趟。这下俺队里化肥钱不落空了。俺明天叫人把队屋整一间出来,队里派人给支锅、再支张床给你住,得几天工夫。没办法,你只好先住你三老子那。苦一点吧,不是你爹当年寄粮票寄钱来,他也早饿死个逑了,那时他都睡地铺了。现在该对你好一些。”

第二天,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几十名知青挤得满满的。还有一些根本就没进来,赶集去了。老蔡主持,武装部张部长、公社李副书记先说了一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道理,接着宣布给各知青点一些春荒粮指标,自己找钱去买。最后是张书记讲话。他开门见山:“俺不会说多少大道理,跟你们这些个大学生比,只能算文盲。俺们说些实在的。刚才李书记他们说了不少知识青年跟生产队、大队的矛盾,有的还打架了。在这我要批评你们,你们跟大队生产队干部吵啥?他们说是干部,其实不还是老社员哩。一无粮本,二无工资,都是些拿工分的,啥时候不当了,还不是回家。你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按理说,觉悟应当比他们高,你们说说,要是队里有粮食,不给你们吃饱,那是队里的不是。可现在你们都看得见,社员标准一天只有七大两!一多半生产队能达到,其他的还达不到。咋办?俺们原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尽力把你们安排在好一点的生产队。是不是?没有一个知青安排在穷队的。你们自己肯定知道,队里的社员吃些啥。有困难可以反映,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再向上级反映,尽量让你们吃饱,闹啥子,解决不了问题嘛!”

有一位知青站起来:“张书记,你刚才说我们的觉悟比老社员高。请问,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怎么接受?”张书记接着说下去:“你在抓我的辫子。这没啥,毛主席说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们觉悟那么高,毛主席说这话干啥?让你们来,干活干不好,身体又吃不住,吃苦又吃不了。让你们来干啥?说白了,国家有困难,政府养不活你们,让俺们来养。俺们也不愿意养!你们一汽车一汽车地来,我希望你们一汽车一汽车地走!一个都别留下。我们并不欢迎你们,只是毛主席说了:‘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要欢迎他们’,俺没办法,只好欢迎。我说了,信不信由你们,国家松活了,你们都得走,回你们老家去,回到城里去。到那时,俺欢送,真心真意地欢送。”

这时会场里竟然响起了掌声,而且越来越响。知青们其实很喜欢说实话的人。从那以后,张书记挺受知青的欢迎。我后来听说,以前他曾经到一个青年点去,表现一下领导关怀。没想到那个大队书记进门就喊:“快站起来,张书记来看大伙来了。”一位高干子弟问:“哪里的张书记?”大队书记说:“俺们公社党委书记。”那位仁兄躺在床上:“哦,我爹的警卫员还比他官大哩。”翻过身去,把个屁股冲着门口。张书记下不了台,只好把大队书记给熊了一顿。又接着,我知道张书记是老干部。他在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还没开始时就参加了革命,在解放区搞地方农村工作。硬是学不进文化,也就上不去。“四清”时任县里的工业局长,说了句错话:“俺是个文盲,只会写九个字:毛主席、共产党、张永昌。”结果被人揭发说他把自己和毛主席、共产党摆在一起,有野心。好在他的老上级、老战友都是地委一级干部,知道他的为人放了他一马,就下到公社当书记,68年初调到我们公社来了。但他的工资拿98块,比县委书记还高。多少有点有恃无恐,并不怕什么。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秋天。那一天,大队书记找到我,说公社张书记让去一趟。到公社一看,有一部军吉普停在公社,我知道大事不好。进了办公室,两名军官正和张书记说什么,见我来,张书记开口道:“根据上级指示,你原来在的地方需要你回去协助搞清楚一些问题。你要实事求是,有啥是啥,争取快一些了结。”两名军官也说了些类似的话。就在上汽车前,张书记送两位军官出门,居然过来跟我握手:“没啥,贫下中农的后代嘛,又是红卫兵小将,犯点错,改了就是了。快点回来,我们还欢迎你。”我当时就很感动,可也感到他似乎话中有话,我猜不出来。

这一去就是四年,虽没有挨打,但折磨得也不轻。一个人关在黑房子里,一连13个月我没见过太阳。从黑房子里出来,我的身体很弱。长期低烧,找不出原因。伊红球细胞高出正常值几十倍。撒尿必须扶着墙,不然就尿不出。还有就是,在黑房子里是尿在一个痰盂里的,我发现,只要那尿凉了,就会漂浮着猪油一样的凝块。也查不出原因。走起路来,别人说,风一吹就倒。而且,听父亲说,老家的知青早都走完了。他着实不想让我再回乡下,去求专案组给安排工作,专案组告知,让他下乡已经算便宜他了,还想得寸进尺,这绝对是白日做梦。父亲只得死了这份心。

未己,专案组限定回乡下的前一天,我忽然又得了脉管炎。左腿从股沟处到大脚趾,一条像红珊瑚般的线,弯弯曲曲有枝有杈,每天变一个走向。这条腿碰到任何东西都会疼痛钻心,根本不能走路。医院的外科主任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给找了省级权威专家会诊,用了日本出的红霉素都没法解决。医院甚至说要锯掉这条腿,否则将有可能转化成败血症,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专案组派人了解到这些情况,也就不来催我下乡了。

但我坚决不同意锯腿,政治生命已经完了,再搞成残疾,宁可死了。反正我的同学中,文革中武斗已经死了九个,另一位同学参军后排哑炮牺牲了,还有一位才子插队时上山砍柴失足坠山而死。我到他们那儿去也不孤单。但我父母亲却急坏了,四出寻医。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了一位民间草医那儿,这位老太婆从床底下弄出几个罐子,把调制好的几味药膏搅合了一下,涂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间,然后贴在我的股沟处。交代要等它自己掉下来才能去掉,并开了三副煎药。真没想到,回家后,第二天一早就不疼了。第三天那些“红珊瑚”都消失了。等这片药膏脱落,我已经行走如常,没一点事了。医院的陈主任还专门去找那位草医,老太婆闭口不谈。陈主任对我说,还是住进医院,反正医药费都是专案组负责的,把身体彻底检查一下,什么病都治好再说。我又回了医院。

有这次经历,我父亲决心把我留下,找了不少关系,都没用。他忽然想到:让老家方面拒绝接收我回去。于是给大队书记写了一封信。没多久,大队书记回信了,寄了一张公社的公函,大意是说:本公社知识青年全部已招工,所有知青机构都已撤消,因此无法接收我,让本地另行安排。大队书记的信说,他去找了公社张书记,张书记积极支持,主动说必须以组织的名义,发公函。否则没用。还说,给我们这份是征求意见的,尽快修改后寄回去,并提供专案组地址,由公社直接寄挂号信。我父亲连夜修改了那份文件,第二天寄给公社张书记亲收,还给他写了一封感激不尽的信。

一切伎俩都落空了。专案组收到了那份公函,复函称:此人户口在河南,这次来只是协助党组织完成政治任务。现已结束,本地不能安排任何外地户口的人员指标,必须回原地安排。如贵地有难处,请向河南省政府请示,由河南省政府向本省政府联络。更没想到的是,这一折腾,专案组马上行动,先是通知医院立即让我出院,否则不承担任何费用。接着派出所天天晚上来查户口,勒令我尽快离开,否则将按照盲流人员处置。就连我父母的单位、住地居委会也没闲着。这几天,我亲身体验了政权的强大力量。只好乖乖地随着两名专案组人员回老家去了。

回到公社,张书记外出没在家。公社的人见我,也还亲热。我和专案组的两位住在公社惟一一间招待室里。他们找公社干部,谁也管不了,只能等张书记。过了三天,张书记回来了。却没时间,说要传达“批林批孔”的重要精神,还有双抢的许多事,等几天再说。于是每天都由专案组出钱吃饭。公社食堂的老何悄悄告诉我,别理他,好好补补,看你已经成什么样子了,原来多精神。让他们出钱供养你一阵再说。一天我听见这两个的谈话,说要去打电话请示。原来张书记已经见了他们,要求专案组向他们那边要钱,因为所有的知青点都撤了,现在必须按照知青安置另外拿钱,盖房子、一年的生活费,另外现在正双抢,没法盖房,得等20天以后才能张罗。我在公社招待室住两个月的住宿、伙食费。否则他不接有关材料。

但那时政治运动是不计成本的。他们打过电话以后,款就汇过来了。听公社财政助理老张告诉我,那边连一分钱也没少,总数一千多块。老张说:“乖乖,看来你还是个人物哩,要不,你们那都不还价。跟你来的那个姓王的说,要不是周总理保了你一句,早就枪毙了。要是真毙了也就没这么多麻烦。妈的,他们怪恨你哩。”

这天黄昏,专案组的人次日一早就要走,于是在公社小院里,张书记、专案组两位和我,坐在室外水泥的圆台旁,办理交接。张书记说,让你们等了这么久,也没办法。俺们这穷,不象你们要啥有啥。不解决好,大队安排不下去,公社也难办。现在都了了,看你们还有啥要交代的。王副组长把一个大信封,胀鼓鼓的,交给张书记。张书记说,这个我不能接,明天一早,我叫管档案的同志来签收。王组长希望马上签收,因为明天一早班车是六点的,恐怕来不及。张书记就叫来一个公社干部,让他带着去办交接手续。另一位便拿着这玩艺跟他走了。圆台边只剩我们三个。

张书记笑眯眯地问王副组长:“你们给他个啥结论?”王回答:“基本上维持原来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还有,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如果不行,就可以戴上,作为敌我矛盾。”张书记说:“这倒是个新鲜说法。咋叫不行?啥时候戴哩?”王副组长来劲了:“这个家伙很反动。他写的文章已经被康生同志定了性,是反革命文章,68年就在全国批判。这次回去,表现很不好,坚持反动立场。你们随时都可以把帽子给他戴上,比方说,现在就可以戴!”张书记的笑容没有了,看着姓王的,一拍台面,声调却并不高:“我说王同志,你这是说的啥话!现在就可以戴。你们为啥不给他戴上,让我们来戴?你这不是借刀杀人么?他是俺们贫下中农的后代,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你不是告诉我,说周总理说他是中学生,是认识问题。你这不是跟周总理唱对台戏吗?你们那边组织上没叫你这样说吧?一点政策水平都没有,我们党好些事就是叫你这样的同志搞糟的!行了,到此结束。”姓王的还想解释,张书记打断他:“不用谈了。从现在起,他就不归你们管了,你已经交差,走吧!”却把我给留下了。

张书记把办公室锁好,对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咱喝两盅。”

到了公社小饭厅,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一会,老何端上来三菜一汤,还上了大半瓶洋河大曲。说道:“张书记是好人呐。起68年到俺们公社,上上下下都夸哩。你回来是回对了。”张书记说:“你别给我戴啥高帽子。戴了,我也不会照顾你。”然后斟了酒,说:“上次他们把你弄回去,我才知道你。后来你们大队书记来办不接收你的证明,先声明,不是为了帮你,我是确实不想接收。只是他们找到县里,县里叫我必须接收,所以你还回来了。你不要以为是为你才这样,不是这回事。前几天我到县里,查了你们那儿69年转过来的材料。所以今天请你吃餐饭,跟你聊聊。你还不简单呐,年纪轻轻的,弄出那么大的响动。说说看,你咋就能想起来给你的狗起个名字叫‘黄永胜’的?那会人家可是总参谋长那!”于是边吃边聊。他又问:“那会还是68年,你咋就能说:‘别看林彪摇语录本呼口号那么凶,将来叛变可能就是第一个。’说说看,你根据啥说这句话?”我告诉他,那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看不惯他那些过头话。随便说说,没想到被揭发了。他说:“年轻人敢想敢说,可也容易栽跟头。看看你,江青、康生、张春桥,哪一个你没骂,连毛主席你都敢说什么‘到了斯大林晚期’。那个王同志说的不假,没有周总理保你那句话,枪毙你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林彪垮台了,可别的还在,不能说你就是对的。得改改。”扯了一阵以后,他很认真地说:“今天算是了解你,但你必须面对现实。什么招工了,都别想了。先在公社住一阵,你们大队书记找过我,说了你家祖祖辈辈都是贫下中农,本质还是好的嘛。可以给公社广播站帮帮忙,你不是会无线电么?给小崔传授一些技术,农村很需要你们这样有知识的人的。错误还是要改,改了就好。当一辈子农民也不是不可以的嘛,扎根农村,还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身体要注意,那是革命的本钱。我看你现在不咋样,调养一阵,我帮你跟他们要了两个月的生活费,就住在公社接待室。另外还有一年的补助费,还给你那个生产队要了几百块盖屋的钱。反正铁路局有的是钱,多闹几个以后少些麻烦。你住一阵,然后再回生产队。”说完站起来,握握手,走了。

此后,虽然住在公社,也常见到张书记,只是打个招呼而已。然后回了生产队。大队书记对我说,张书记给他打了招呼,叫大队尽量不要给我安排重活,身体太差了,把身体养好些再说。于是大队那些写写画画、修理钟表扩音机之类的活,都归我干。基本上就没有见过张书记了。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一直自学,已经完成了如樊映川的《高等数学》,清华大学的《晶体管电路》,北京铁道学院的《电工学原理》等课程的学习,又有老高三的底子,该不成问题。可是政审却没办法。又只得去找张书记,他表现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答应请示县里再答复。县里的答复很简单:回原来给我做结论的地方办。于是我知道没戏了。这时原来插队在我们公社的几位朋友叫我去帮助复习,我即去了信阳。他们后来都考上了大学,这使我感到欣慰。1978年依然没过政审关。原来想再找一下张书记,但他已经调到地区任局长,接着离休。原来是照顾性调动。

仔细想想,假如那时没有他的同情和照顾,我会怎样呢?至少没那么多时间自学。

(2005.5.28上茶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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